枣庄市图书馆

明代万历年间，为“避黄行运”而开通了洳运河，台儿庄因此成为运河枢纽城市。因为从韩庄微山湖湖口到台儿庄这段地势西高东低，朝廷批准在这85里的河道上，兴建了8座船闸，史称“运河八闸”。北上漕船和商船在台儿庄等候过闸，停留时间少则七八天，多则20天，大量客商和船家在此落脚，催生了服务业的发展，吸引了外来人口前来寻求商机。由于土著人口不具备覆盖或改变外来文化的强势，这为外地移民播撒异地文化提供了可能。又因为在台儿庄暂住和久居的客商来自全国各地，不能形成主导的文化群落，不同文化在此落地生根，在相互生成中独立发展。台儿庄因此成为南北建筑、商贸、宗教、饮食、民风的交融之地，形成了融南汇北的文化景观。
  第一节荟萃南北的建筑文化台儿庄的年均降雨量比周边地区略高，地势低洼，天时与地利，形成了丰富的城区水系。台儿庄古城的面积有限，清代乾嘉时期约3.7平方公里,咸丰七年之后缩小为2.5平方公里，却有京派、晋派、徽派、江浙、鲁南、岭南、闽南、宗教（中国民间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8种风格的建筑。
  ―、水汪、水巷、水街文化台儿庄地势低洼，历史上就是洪水走廊，但是这里土地肥沃，适宜耕种。来这里垦荒种植的人们筑台而居，而取土的地方便成为汪塘。人们在开垦的土地上开挖沟渠，既能排除积水，又抬升了地表高度，增加了活土层。运河开埠之后，村庄扩建为城镇，良田成为街市，汪塘和沟渠因为排水需要而保存了下来。随着城镇的扩大，客商对城镇功能要求的提高，人们对汪塘和水街、水巷作用的认识也越发深人。这样，台儿庄人对水汪、水街、水巷的开挖、优化和利用，由无意到有意，并随着城市的扩建而延伸，水域在城市面积中的比例，超过江南水乡，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水城。
  在1938年之前，台儿庄城里共有18个大小不等的水汪。这些水汪，没有诗意的名称，多是根据临近的其他坐标命名，分别为牛市汪、两瓣汪、花门楼汪、板桥汪、蝎子汪、龟汪、庙汪、鱼市汪、蔡家汪、尤家汪、苇塘汪、藕塘汪、庙前汪、庙后汪、庙东汪、关帝汪、刘家汪、北城墙汪。水汪的面积，最大的三四亩，小的在1亩左右。7公里长的水街、水巷和纵横交错的地下暗渠，把18个水汪连在一起。在西城门南侧和北侧，各建一座带闸的水门，使水街通过水门与运河主航道相通。水位正常的季节，闸门敞开，运河的活水通过水门流入水街，经过一个个水汪和暗渠，在小南门进入运河。枯水季节到来之前，关闭闸，保证城内有足够的存水。汛期，这些水街又成为排水通道。
  由于水汪、水街、水巷中的水体来自运河，除了封河期的2个多月，一年中有9个多月是流动的活水，水质清澈，涓涓流淌，波澜不兴。水边遍植垂柳和石榴，夹种芍药、蜀葵（俗称“秫秸花”）和翠竹，三季有花，四季常绿，成为城区一景。
  因为水街水巷密集，要有相应的桥梁才能保证人们通行。在古代的台儿庄，出资修桥成为一项积德行善的事业，也成为衡量城中商户经济实力的标志。有人附会说,到台儿庄做生意的人，如果没有出资建一座桥，不会发大财。大户人家不花钱建起3座桥，富贵不会超过百年。要想考取功名，既®又―贝，必须在3年内连建9座桥。因为有钱人家不一定遇到建桥的天时、地利、人和3个条件，所以没有谁家建造9座桥的记载。这样，台儿庄的上百座石桥和木桥，几乎一座一种风格，体现出价值多元的特点。台儿庄的这些古桥，几乎座座都有传台儿庄枣庄水街说，概括起来，有以下主题:一是修桥积德。相传，明朝天启元年（1621)，浙江省余姚县马希曾出任峄县知县。马知县来到峄县不久，就亲临台儿庄，拜访漕河官员和当地士绅。他发现运河上没有桥，于是捐资建了一座竹木结构的大桥。大桥修好后，方便了行人，人们感激不尽，纷纷为他烧香许愿。可是，在峄县只当了7个月知县的马希曾，莫明其妙地离任。当地士绅恋恋不舍，在桥头立了“峄侯马公去思碑”，并将这座桥命名为“马公桥”。马知县离任后3个月，白莲教起义军的分支武装攻打峄县城，城里官民死伤无数，连城隍庙都被烧掉。马知县因为提前离任，躲过一劫。老百姓都说这是好人得到了好报。二是桥有桥神。当地老百姓认为，任何一座桥都是好心人花钱修建的，这是河、路、石头和人经过几世修来的缘分。上苍成全这缘分，就派桥神来守护这座桥。桥越老，桥神的法力越大。桥神既对河道和桥梁负责，也对修桥的善心人负责。无论谁走在桥上，都要以崇敬之心对待修桥者，不然，桥神就会惩罚他。坍塌废弃的桥石，可以用来建新桥，但不能用来建房子。谁用桥石建房，桥神就让谁败家。三是过河拜桥。既然桥有桥神，桥神就要享受祭拜。逢年过节，靠近桥边的住户要给桥神烧纸钱。平时，从桥上走过，要回头给桥作揖，谓之“过河拜桥”。因为台儿庄城里桥多，出门儿一趟，不知不觉就要过三四座桥。如果有急事，就可能过桥必拜。于是在城里流传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座小庙里有个年轻和尚，因为失恋而遁人空门。他认为，世上再也没有一个女子值得他去爱，也没有一个女子会爱上他。但是，尽管他对婚姻彻底失望，过河时仍然拜桥，而且逢桥必拜。他对桥的敬畏，感动了桥神。有一天，他到对岸化缘，在桥上见到一位少女，竟然一见钟情，于是要求还俗。师父大怒，把他打得皮开肉绽，并将其赶出山门。那位少女为小和尚疗伤，康复之后，两人拜堂成亲。他们走南闯北，在北京做生意发了财,晚年回到家乡，一口气建了9座桥。
  二、南北交融的大院文化台儿庄没有富可敌国的富豪，却有显赫一方的大户人家。这些大户人家，先人多是从外地来台儿庄寻找商机的淘金者，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积蓄了置办不动产的实力。他们的祖籍虽然不在台儿庄，但是在台儿庄出生，算是“土生土长”，有乡愁,却不能做出衣锦还乡的决定，只能在台儿庄继续发展。这些祖籍不在台儿庄的“富N代”们，一方面把这里作为安身立命的第二故乡，一方面又有无根之感。为了给自己树立信心，就在自家购置的土地上建造具有故乡风格的豪宅。从清初到清末的不同时段，出过几轮“四大家”。清初“四大家”中的郁家，在台儿庄建有多处院落和花园，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区党政机关所在地，就在郁家的一处庄园里，清真寺则是建在郁家花园的旧址上。其他各家都有几进院落的豪宅。
  有名的大院豪宅，有郁、台、花、黄、燕、尤、赵、万、陈、王、袁、谢12个世家大户的豪宅。其中，万家大院扶风堂、赵家大院天水堂和陈家大院三恪堂，是台儿庄大院豪宅的典型代表。
  (一）万家大院万家大院为清代中叶被列为台儿庄“四大家”之首的万家所建。台儿庄万家始祖“万老爷”祖籍陕西扶风，后来迁居山西，经江西南昌来台儿庄开中药店，偶尔坐堂行医。后来从事运河航运生意，赚了40万两白银。发家之后，万家在运河北岸购买地产，建造名为“扶风堂”的豪宅。万家大院的核心院和子孙院，一共9个院落，整体格局是高大而坚实的晋派建筑。砖雕、木雕和石雕作品，刀工精湛，内容丰富，以儒家忠孝节义为主调，配以不同题材，寓教于乐，营造山西商人融人鲁南的和谐气氛。最西边的跨院“友兰堂”，是精致而浪漫的苏州式，与鲁南化的晋派建筑融为一体，自然过渡，浑然天成。在房顶形制上，为了适应台儿庄的环境，对正宗的晋派建筑进行了改造。晋派民居的东西厢房和最南面的倒坐房是单坡房顶，外墙即屋脊，斜坡向里，雨水全部流进院子里，称之为“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种设计，与其说把“水”象征为“财”以图吉利，倒不如理解成“为了抬升外墙高度，提高防盗功能”。这种向内院倾斜的单坡房顶，在年均降雨量不到500毫米的晋中，是可以的。台儿庄的年均降雨量是晋中的两倍，丰雨年份高达1400毫米。如果让四周房顶的雨水全部流进家里，容易积水，形成内涝。万家的房子，山墙坡面是不等边三角形，上角不在中间，支撑起来的屋顶坡面，朝外的一面短，朝里的一面长。这种设计，既保留了晋派建筑的特点，又解决了排水难题。在开窗上，晋派建筑不开后窗，这种封闭式设计，有利于防盗，但是不利于通风透光。万家的主房，后墙留窗，一是为了适应台儿庄的商业气氛，二是为了在潮湿环境中保持空气流通。
  (二）赵家大院赵氏家族的先人是明万历年间到台儿庄开挖伽河的民工，到清康熙末年，赵家已经是台儿庄的老户人家。雍正年间，跟着山西人学习制陶，后自立门户，把自家烧制的陶器销到百里之外。乾隆初年，赵家成为台儿庄富户，于是大兴土木，建造名曰“天水堂”的赵家大院。赵家大院体量不大，但布局合理，有四合院、穿心院、偏正套院、过庭院。房屋为硬山顶单出檐，门窗木雕考究，有棂月窗、条栅型窗、雕花型窗。临河建有太白楼及藤萝屋，布置书案和围棋石桌。楼顶建亭式重楼，飞阁凌空，可凭栏倚立，居高临下观赏舟楫往来，是当时台儿庄最豪华的建筑。院子里有水池和假山，墙体坚固厚实。砖雕和木雕的内容，没有万家的繁复华美，但在城里也属于上乘。不久，万家建起9个院落的扶风堂，压倒了赵家。赵家不甘下风，斥巨资在运河边修建了石驳岸，铸造了4000斤重的大铁锚，以示财产不在万家之下。
  (三）陈家大院陈家是在晚清时期崛起的大户，先祖从中原迁至福建，明末清初到安徽泾县，后来又落户苏北。咸丰年间，台儿庄陈氏一世祖陈扶清，因为协助僧格林沁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获赠六品官衔，到台儿庄为清军服务。陈扶清的后人陈廷瓒，在台儿庄开设“陈万祥”商号，后来又买下兰陵人开设的道升酒坊。陈家买卖公平，童叟无欺，不越行规，在经商和处世上，能够大割大舍，拒绝不义之财，在台儿庄有口皆碑。光绪末年，陈家兴建名为“三恪堂”的陈家大院，没有选择家乡的徽派风格，而是建造了坚固、实用、宽敞而又内敛的鲁南风格大院。三恪堂前后三进院落，正房和中房为两层，过庭房一层，均为骑脊房顶。后院正堂为标准四合院，庄严肃穆。中院的东西厢房为一层平顶，屋顶为前后房的连廊，既有四合院的功能，又没有“天井”的封闭感。前院只有作为厨房的西厢房，东面是低于房屋的院墙，能使早晨的阳光照进庭院。大门开在东南，这是因为正北方向的厅堂处在“坎”位，东南为“巽”位，依照风水理论而言，坎为水，巽为风，这种“坎宅巽门”设计，在鲁南被视为最吉利的住宅。陈家大院的门楼与中等家庭的门楼没有明显区别。大门里面是影壁墙，遮挡了楼前的鱼池。门楼西面是面临大衙门街的一层门市房，门市房和西厢房山墙之间的西南“坤”位是厕所。整个院落，坚固内敛，没有鹤立鸡群的张扬，是鲁南民居的代表作。
  台儿庄的大院豪宅，风格各异，而在古城中又自然和谐，相互映衬。成为各地民居在台儿庄落地生根的集中体现。
  三、运河纤夫村文化船只在运河上行驶，一靠顺风，二靠顺水，满载漕粮和其他货物逆水北上的船只，顺风时靠风帆鼓动，逆风时只能靠纤夫牵拉。在台儿庄至微山湖这一河段，设有8座船闸，无论顺风、逆风，过闸时都要雇纤夫拉纤。台儿庄每年通航不到300天，北上的漕船8000艘,商船为漕船的10倍。以保守估计，每天至少要有300艘船只过闸。为了保证上行船只顺利过闸，每两座船闸由朝廷设一处闸官署，有270个在编闸夫。这些闸夫，只负责开闭闸门，漕船和商船过闸，必须自雇纤夫。所以，台儿庄各船闸至少有上千个“不在编”的纤夫。他们有不成文的行规，也有自己的“社区”，这个特殊的社区就是运河南岸的纤夫村。
  今天被称为“月河”的古运河，事实上是明清运河的主航道。1500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基本为南北走向，只有台儿庄段为东西走向。靠近城区的3公里河道为北凸南凹的新月形，北岸为城里的商铺和富绅，南岸为城外的纤夫村和屠宰村。一条月河隔开贫富两个世界。
  (一）纤夫村民居月河南岸（由于河道弯曲，顺河街地段为西岸）的纤夫村民居，具有独特的水乡纤夫民居风格。房屋全部为土墙骑脊草顶，标准庭院为一明两暗三间正房（俗称“堂屋”），两到三间过道屋，一间为过道，另外为仓房和厨房。三面房屋，建筑主体互不相连，相对独立而建，外围成为三面屏障，另外的一面用土墙或篱笆遮挡,形成一个院落。纤夫家庭没有耕地，不在庭院建厕所。有的家庭，建不起标准院落，只有三间正房，没有配房和院墙，被称作“光腚屋”，但房前相当于一个庭院的地方,外人不得侵犯。只有三间“光腚屋”的家庭，等到有了积蓄，拉起围墙，留一个连墙门，上方建一座土门楼。再有了积蓄，利用围墙加盖厨房和过道屋。
  建一座土墙草房，用料不多，可以就地取材，但是用工不少，也需要一定的技术。建房工序依次打地基：在平坦的土地上，沿墙基走向挖出一尺深的地基，夯实之后，用石头砌垒高出地面半米的石基。这个高度，能够保证屋檐水溅起的水花冲不到墙体上。用不起石头垒墙基的，用砂石礓、碎砖，砌垒的高度常常不足半米。这样的房子，十几年就要翻盖。
  踩墙:纤夫村居民把筑墙称为“踩墙”，与筑墙的具体方式正相吻合。台儿庄有多种土壤，踩墙要选择黄粘土，而老墙土又优于直接从地上取来的新粘土。在沿着墙基的地方堆起粘土，洒足水，渗下之后，往上面撒一层干草，之后用铁叉翻泥。“和”出软硬适中的墙泥，开始踩墙。如果是老墙土，前后要三天时间才能把泥“和”成，这个过程称为“作泥”。踩墙一组至少要五个人:第一个负责 “开泥”，就是把墙泥用铁叉分割成四五斤重的泥块。第二个负责“踩饼子”，在开泥工把泥块分割出来时，踩工用脚踩住铁叉上的泥块，开泥工顺势拔下铁叉，踩工根据泥块的具体情况，用一只脚在上面继续踩，踩成规整的泥饼。第三个负责“挑饼子”，用轻巧的铁叉把泥饼挑起，放在筑墙者面前的墙基上。第四人负责筑墙（当地人称为“装墙”），手脚并用，按照一定宽度用泥饼筑成墙体，再用木板打实。第五人负责“刷墙”，用小铁叉把鼓出来的墙泥刷掉，保证墙体所要求的厚度和内外墙角呈90°。5个人工作，不动声色，配合默契。土墙一般要3米高，用泥巴筑墙，一次只能筑1米的高度，称为“一节”。一节晾干之后，再筑第二节和第三节。“踩”二节墙时，在前面墙留出窗户，一般不留后窗。“踩”三节墙在窗上放两根能够擎起上面墙体重量的木条（称“过木”），在上面继续加局墙体。
  脱坯:在3米高的土墙上用筑墙的方式加筑山墙，难度太大，只有用土坯砌垒。制作土坯，称为“脱坯”。
  劭山：“劭”的本义是鼓励、劝勉人努力做事，引申为美好之意。纤夫村的建筑工，把垒山墙说成是“劭山”（他们把阴平的“劭”和“烧”都读作上声，听起来像是“烧山”），提醒人们在没有脚手架的情况下垒出美丽的山墙需要加倍努力。山墙为等腰三角形，作为屋脊的顶角一般为100°(也有90°的），两个底角各40°。三间房子，除了两头的山墙之外，中间还有一面山墙，称为“实山”，对应用屋梁支撑檩木的“虚山”。山墙垒到5坯高的时候，留出3坯高、大约22厘米宽的两个矩形气窗（称“雀户眼”）。顶角下面，再留一个十字形气窗。
  合叉手：即组装房梁和准备檩子。纤夫村草房的房顶，没有多大重量，房顶结构简单，只有檩子，没有椽子，用高粱秸秆或芦苇做成托起屋草的“屋笆”。但是，房梁要能够承受万斤以上的压力，因为，为房顶盖草时，上面要有十几个人作业。房梁的两根上玄，被称作“叉手”，下玄横梁才叫“梁”，中间的檩子叫“脊棒”，下面的依次称作“二檩”、“三檩”。上玄和檩子受重，下玄受拉，在选择木料时有讲究，最佳的配置是“枣脊、榆梁、杏叉手”。用坚硬的枣木做屋脊，用柔韧的榆木做横梁，用不走形的杏木做叉手，房顶不会变形，听起来还吉利。因为枣和杏都是果树，大材难得，一般人家只能做到“穷梁富叉手”，即粗壮的上玄和细弱的下玄。檩子有的用杉木，也有用槐木、柳木和杨木的，用不起木料的就用毛竹。上梁:上梁在“劭山”之后进行，是建房过程中最隆重的时刻，要燃放鞭炮，祭祀天地、鲁班、河神和祖宗，在横梁贴上“上梁大吉”的喜联。上梁必须有脚手架,在工头的统一指挥下，将合到一起的房梁吊起，安装在合适的位置，然后再上檩子，用铁扒子固定，就完成了屋顶框架的组装。
  扎把子:用麦秸或茅草把高粱杆捆成直径12厘米的“把子”，长度根据房子的宽度和房顶的坡度而定。这项工作一般是业主在工匠的指导下按要求自己完成。
  栓草：当地人把“栓”字读作去声，听起来像是“涮草”。就是把用作盖房顶的草捆成直径30厘米左右的捆子，以便使用。盖房顶的草，最好是长在山上的黄草，这种草主茎坚实耐朽，草叶能够挡水。黄草房顶，30年不会漏雨。用不起黄草的用麦草或稻草,麦草的寿命是15年，稻草不到10年。
  按笆：当地人把房顶的内面称为“屋笆”，将高粱杆或芦苇扎成的“把子”均匀有序地排在檩子上，叫做“按笆'技术高的工匠骑在做屋脊的檩子上，把把子的中间点调到“脊棒”位置，双手从两边按下去。蹲在两边“二檩”、“三檩”和屋墙上的工匠，依次按下把子。另有工匠在上面抹上稀泥，一是压住把子防止翘起，二是泥巴可以让并列的把子联成一体，三是起到屏蔽作用。
  缮草:缮草就是把屋草均匀、有序地铺在“屋包”上。这个工作，技术含量高的地方是屋檐和山墙上面（称“顺头”）。屋檐不整齐，下雨时容易“尿檐”，使雨水直接流到墙上;顺头是山墙上的“外檐”，这个位置上的屋草，顺序由往下转为向外，铺草的工匠要掌握好这一过渡，这个位置上的工作叫“拿顺头”，如果 “拿”不住，容易漏雨。苫草要仔细，具有主人公意识，屋草要铺得紧密、均匀、有序，如果没能把捆草的“腰子”抽出来，中间夹了乱草，那个地方就会漏雨。一旦漏雨，寻找漏点时要揭掉很大一片，因为从上面进来的雨水不在原处漏下。
  压屋:就是在屋脊和顺头上，压上一层三合土稀泥，防止敞口处的屋草被风刮掉。压屋是草房主体工程的最后一道工序，被称为“讫工”。这一天，业主要大摆宴席，招待工匠和邻居。
  泥墙、缀墙、镶门窗：这是纤夫村人对房子的装修。因为墙面粗糙，内墙要用三合土“泥平”。运河边上经常有暴风雨，为了防止雨水冲刷墙面，要用稻草或脱过粒的高粱穗把外墙护上。方法是自下而上，依次用泥把“缀墙草”粘在墙面上，阻挡雨水对墙面的侵袭。镶门窗跟泥墙同时进行，顺便把门框与墙体之间的缝隙堵上和抹平。在门楣上面,要留出25~30厘米宽的“燕路”，供关闭屋门时燕子自由出入。
  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适宜居住。每隔十几年换一次屋草，墙体能够支撑百年。纤夫村没有超过两处宅院长度的街巷，房屋与房屋、院落与院落之间前后左右都不成排，有意错开。生人进村，犹如走进迷宫。
  (二）纤夫生活方式早期的纤夫，基本上是伽运河开通后留下来的民工,他们是没有家眷的穷苦人，靠拉纤混饭吃。这些纤夫们举目无亲，没有靠山，被“纤头”呼来喝去，挣来的工钱仅能维持温饱。冬季封河断航的两三个月，多数纤夫靠向纤头预支工钱度日，一纸契约，意味着将自己的来年卖给了纤头。这些人没有攒钱购买房产的可能，一旦年老，失去拉纤能力，就沦为乞丐，甚至冻死街头。还有一部分纤夫，不去预支工钱，冬天靠乞讨度日，开河之后再回到岸边拉纤。这种人，通过十几年苦熬，能够在纤夫生活区建起简易的房子。这时候，老纤夫已经过了成家的年龄，为了晚年有着落，就收养年轻的纤夫做“干儿子”，并操持干儿子成家。这样的家庭成为“纤夫之家”，众多的纤夫之家组成了纤夫村。
  第一代纤夫之家，生存压力很大，“干儿子”既要赡养“干爹”，又要顾及亲生父母。尽管在纤夫村里有“生身没有养身重”的训诫，但“干儿子”与“干爹” 之间的关系，总是不像希望的那样和谐。所以，早期的纤夫村是一个凄苦的穷人聚居区。随着运河水上运输业的发展，台儿庄商贸业的繁荣，对纤夫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这时候，周边农村的一些男性青壮年也加人了纤夫队伍。虽然他们也是没有土地的穷人，但是离家不远，背后有家族势力支撑，纤头们对这些人的盘剥只能适可而止。他们在纤夫村立住脚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之后，成为第二代纤夫之家，他们的生活方式虽有别于周边的农民和对岸的商人，但是有了正常的生活秩序。
  纤夫属于苦力，但是不像船夫那样有生命危险。他们虽在规定的区段拉纤，却借助南来北往的船家延伸着视野。有影响的纤夫，一般是力大无穷、嗓音洪亮者，在拉纤时，不偷懒，而且能够用纤夫号子鼓舞大家的士气，协调步伐。这些人讲义气，敢恨敢爱，大口喝酒，大碗吃肉，为了纤夫们的利益敢于跟纤头叫板。咸丰朝之后，北运河断航，铁路运输和海运开通，运河航运对纤夫的需求量减少，多数纤夫被迫改行，也有人加人农民起义队伍。但是，居住在纤夫村中的居民仍然保留着纤夫生活的遗风。四、水系与建筑折射的儒家文化台儿庄的八种风格建筑，“江北水乡”是其地域特色，而大一统的儒家文化又自然而充分地得到体现，两者的结合，水乳交融，使这座运河城市的建筑群实现了实用与象征的完美结合。
  (一）上善若水台儿庄是不折不扣的水城，人们在这里筑台而居，伽运河通航使台儿庄成为水陆通衢城市之后，当年取土时留下的汪塘继续保留，并疏通延伸了 I4里长的水街、水巷。人们在水里生活，在水里创业，形成了能屈能伸、顺势发展的性格。他们平时像水一样放低身段，关键时刻像冰一样刚性十足。在台儿庄扎根的客商，发家之后建造宅院，无一例外地选择亲水地段。而且，还要在庭院里建造水池，营造水源充盈的氛围。
  (二）以孝为大石雕、木雕、砖雕，是台儿庄建筑之上的三大亮点。这些雕刻的内容，不仅是美学意义上的装饰，还是弘扬孝道的载体。万家大院的二十四孝木雕，成为万氏家庭形象的家训。其他人家宅院的雕刻作品，尽管没有万家的内容丰富，但都有“百善孝为先”的主题。
  (三）长幼有序繁盛于农耕文明时期的台儿庄，却是地地道道的商贸城市，来这里发展的商人并不追求四世同堂居住的境界。但是，儒家思想又扎根在每个人的意识深处。表现在建筑上，他们习惯建造适合三代人居住的两进院格局:后院正房为长辈居住，东厢房住长子及其孙子辈，西厢房为女儿的闺房。女儿出嫁,由年长的孙女居住;前院为次子（以及三子、四子）、年长的孙子和仆人居住，次子成家，要另立门户。
  (四）和亲睦邻台儿庄的商家，坚信和气生财。徽商胡文广把自己经营的客栈取名为“久和客栈”，一度成为事实上的徽商会馆。许多民居的装饰性雕刻，带有祝福亲邻的内容，希望大家一团和气，共同发展，以便水涨船高。台儿庄人忌讳宅院的大门对墙角，认为那样不吉利。有人在别人门前购买宅基地建房时，宁愿缩小院子规模，也不让后建的宅院墙角对着别人的家门。与邻居并排建房，辈分矮的或身份低的，要后退一尺，以示对其尊重。
  (五）入世情怀因运而兴的台儿庄，靠无限商机吸引八方客商。他们最初是唯利是图的生意人，而后成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商人。商人中的佼佼者，精神境界得到升华之后，成为有政治理想的绅士。这些人靠资本获取社会地位，“修身”、“齐家”之外，渴望“治国”、“平天下”。他们深知积累财富的艰难，蔑视和憎恨杀人越货行为，没有制造事端夺取天下的意念，希望通过正规渠道实现入世理想。然而，没有经过儒学训练的人，敲不开科举考试的大门。于是，他们回到现实，继续经商赚钱。但是，人世的理想却没有泯灭，他们在建造住宅时，往往要亲自设计，在建筑格局和装饰上，表达自己的人世情怀。这些刻意设计的宅院，潜移默化地教育了子孙，成为佳话。
  建筑的初衷是实用，实用之上追求美，赋予象征，派生出文化。建筑上蕴涵的文化符号，不动声色地向人投射，人在建筑的文化场域感受文化、诠释文化和创造文化，形成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这样的建筑文化有两个源头，一是当地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二是主流文化中与人性共通的内容。前者是独特性的根基，后者是在大一统社会中能够传承的保证。
  在传统社会中，一座城市的形成，既有政治因素，如都城或关隘，又有经济因素，如物产资源或地处交通要道。前一种原因形成的城市，王权文化是其主流，可能在时间的流逝中因功能变化而失去优势甚至衰落；后一种原因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是其主流，只要自然环境不出现大的变化，城市功能一般不会消失。台儿庄在明清时期作为运河商贸城市出现，放置在历史长河中衡量，尽管有必然因素，却是一个特例。特殊的机遇提供的惊人商机，吸引了官员、军人、儒生、商贾、僧道、郎中、农夫、匠人、武侠、梨园、术士、杂耍、艺妓、掮客等三教九流来这里发展，形成了独具台儿庄特色的商埠与商旅文化。
  一、辐射苏鲁豫皖的商城伽运河幵凿之前，徐州是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或毗邻的中心城市。伽运河开通之后，途经徐州的古运河道尽管没有废弃，但南来的漕船均绕开徐州、吕梁而经台儿庄北上。这样,经运河运往这一带批发的南北货品，不再经徐州中转，兴盛了几百年的中心城市，对苏鲁豫皖交界城乡的辐射力明显下降。薪兴的台儿庄，虽然不具政治军事重镇的优势，但在商业辐射功能上有后来居上的势头。作为运河商城的台儿庄，对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构成辐射功能，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繁荣的运河码头贸易是主要原因。在伽运河开通到北运河断航的300多年里，运河的商品流通量远远超过漕粮运输量，形成了“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的局面。有据可查的漕粮运输量，每年在420万石左右（折合25万吨），商品货物在250万吨以上。这些货物，有的是专门商船所运，有的是漕船附载。在嘉庆年间，仅此一项就高达150万石（9万吨）。乾嘉年间的台儿庄首富“万老爷”，搭载漕船做生意赚了40万两银子的事实，就是一个佐证。而回空漕船揽载的私货，则是漕粮和附载商品的总和。搭载漕船的货物，往往是违禁商品，利润远远超过普通货物。从江浙北上的商船和漕船，走到台儿庄，因为在通过密集的“运河八闸”时至少要等待十天半月，有些商品，就在台儿庄卸载，卖给“坐地商”批发。从南方运来的丝绸、瓷器、茶叶、蔗糖、烟草、大米、纸张、木材、毛竹、藤编、桐油等货物，每年从台儿庄下船的不下于10万吨。这些商品，九成转销到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南下的船只，从微山湖口到达台儿庄，也要经过8座船闸。在等待过闸期间，船主往往派人经旱路赶赴台儿庄，预购运往江浙的棉花、苘麻、铁器、农具、皮货、煤炭、石磨等。在滕县和韩庄卸下部分货物的船只，穿越八闸到达台儿庄码头之后，将提前采购的货物上船，运往南方销售。南北方的原料运到台儿庄，催生了这里的制造业，台儿庄及其周边农村生产的铁锅、鏊子、木犁、陶瓷、砖瓦、竹编、条编、粗布、烧酒，也形成气候。这样，台儿庄周边方圆200多里内的商人，把当地的货物送到台儿庄，再从“坐地商” 手中批发南方货物，回去批发给零售商，从中牟利。
  为了适应货物装卸的需要，明清两代，台儿庄的“坐地商”在运河沿岸兴建了13座码头。自西向东，依次为典当后码头、四十万码头、天后码头、阎家码头、彭家码头、高家码头、郁家码头、双巷码头、王公桥码头、胳家码头、谢家码头、霍家码头、王家码头。这些码头，满足了大量货物的及时装卸，为码头贸易提供了顺畅通道。台儿庄的码头贸易，辐射到泰安、潍坊、临沂、莒南、日照、郯城、商丘、虞城、丰县、沛县、萧县、砀山、徐州、颍州、涡阳等城镇。商业活动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为“淮海文化圈”的形成注人了积极因素。
  二、台儿庄的五大商帮及会馆清朝乾嘉年间，是台儿庄商业最兴盛的时期。特殊的机遇提供惊人的商机，吸引了各地客商来这里发展。来自不同地区的商人，组成各自的商会，相互照应。那些实力强、组织紧密的商会，兴建会馆，定期议事。其中，徽商、晋商、赣商、闽商、浙商形成了各自的商帮,影响了台儿庄的商业风气。
  (一）徽商与久和客栈明末清初，徽商就开始到台儿庄落地生根，经营茶叶、竹木、纸张。他们不怕吃苦，不畏艰难，积极进取，百折不挠。在农民起义军多次攻破台儿庄城的战乱时期，徽]^审时度势，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积极合作，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在其他商帮纷纷逃离时，徽商没有离开，继续经营，最终融人台儿庄这块土地，成为这里的老户人家。徽商胡文广经营的久和客栈，曾经是徽商的非正式会馆。后来，又集资在顺河街建了名为“崇华楼”的会馆。
  (二）晋商与山西会馆台儿庄的晋商分两种。一种是明代初年从山西迁来的农民。在伽运河开通之后改农经商，这种晋商，尽管加人山西商会，但是他们的经营理念与鲁南本土的商人没有明显区别。二是伽运河开通之后，从山西闻讯赶来淘金的商人。他们属于正宗的晋商。晋商以关羽为精神偶像，主张见利思义，倡导群体精神，加强合作与协调。他们善于抱团，老乡观念强，同乡之间不展开竞争。台儿庄的晋商有十几家商号，相互之间从不拆台。例如，台儿庄的食盐批发，覆盖周边十几个县，按说能够容纳多家盐业，但是只有一家晋商经营食盐。山西会馆有两处:一是与关帝庙合一的会馆，二是由祁县客商杨明山牵头兴建的“晋元号” 山西会馆。
  (三）闽商与福建会馆闽商做过海外贸易，眼界开阔，来台儿庄经商的闽南商人，即便没有海外贸易的经历，也有这方面的意识。他们遵守“惯例”，善于在不同人群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契合点。闽商讲排场，他们的会馆建得富丽堂皇，以此显示与众不同。福建会馆一是天后宫，始建于清朝初年，有5间大殿，东西厢房各3间，前有门楼。整个建筑气势恢宏，美轮美奂，是旧城区比较抢眼的建筑。二是位于顺河街的“闽丰号”，由泉州客商黄汝文所建，也是闽商议事的地方。
  (四）江右商人与江西会馆来台儿庄发展的江右商人多是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自幼养成了坚毅的品格。在从商的过程中，他们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江右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不卖假货，不抬物价，不欺行霸市。严格遵守“以诚待客，以义制利，和气生财，公平守信，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道德准则，并以此为“经营公约”。他们在台儿庄没有专门会馆，从山西迁来的万家曾经在江西呆过几年，与江右商人交情深厚，“江西老表”们经常到万家大院的西跨院议事，这里成为事实上的江西会馆。
  (五）浙商与浙人会馆浙商精明能干，善于算计，在交易场上不感情用事，也不结交官员，不找政治靠山，全凭商品的质优价廉在台儿庄立足。他们善于接受先进的外来文化，随时调整经营理念，与时俱进，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浙商信奉金龙四大王，他们先是在城外建了大王庙，作为自己的会馆，后来又在顺河街建了浙人会馆。
  台儿庄的山东商人不少，但是鲁商没有形成商帮。原因是，作为东道主，他们不需要以帮派立身，仅凭质朴单纯、豪爽诚实的品行，就没人敢欺负。他们自觉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不欺负外地人，“而吾乡之商于斯者，犹循旧规，力与为敌，以朴为经，以勤为纬，尚能矗立于中外互市之秋”。®显示出东道主的泱泱大气。
  三、丰厚的商贸文化传承从明末到清季，台儿庄作为运河枢纽城镇而存在，同时也是苏鲁豫皖交界处的商贸城市，前后繁盛了大约300年。咸丰五年（1855)之前，台儿庄大约有1万户人家，其中三分之一为商人，近三分之二为商铺的雇员、纤夫、小贩和手艺人，另有少部分菜农（俗称“园户”），几乎没有纯粹耕作农田的农民。因为台儿庄是因运而兴的城市，原先的农耕文化被迅速涌人的商业文明所覆盖，台儿庄成为商贸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商城。十几代人的传承，经商成为台儿庄人的“集体无意识”。
  历史上的台儿庄有多少商号，已经无法统计。明代商号的名称，保存下来的很少。清代的文献,也没有多少有关商号的记载。今天，健在老人能够回忆起来的商号，也就是上百个。因为，咸丰年间的黄河改道和捻军、幅军袭城，使得许多商家破产，经过劫后余生继续开业坚持到民国时期的，有幸留下了商号名字，而破产商号则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台儿庄比较著名的商号有：“老诚茂”、“东诚永”、“泰山堂”、“谢裕大茶行”、“道升酒坊”、“会宾楼”、“聚奎楼”、“孙玉园酒店”、“豫祥酱园”、“保寿堂”、“醴泉酒店”、“中和堂”、“德和祥”、“陈万祥”、“恒济永钱庄”、“满家典当行”、“王德兴茶食”、“胡家竹条店”、“许家银楼”等。据商号创建者的后人讲述，有些商号创建于明末清初，一直延续到“公私合营”时期。这些商号之所以跨越两三个世纪仍具生命力，根本原因是商业文化的传承。
  在台儿庄商界，商业文化的传承有三种方式：一是诚信经营的训诫。开设“陈万祥”商号的陈家，留给后人的训诫故事是:有个布店老板，把通用的尺子锉掉一点，用这样的尺子量布，一丈布就能少给半寸。店主用这种方式，日积月累，赚了不少黑心钱。有一天，他的宝贝儿子爬墙掏麻雀，张大嘴对着墙窟窿，这时一条蛇从麻雀洞里窜出来，钻进他的嘴里。孩子受到惊吓，掉lT来摔死了。老板恨透了那条蛇，剖开儿子的肚子，要找出那条蛇，杀掉报仇。结果，从肚里找到的不是蛇，而是他使用了多年的尺子。二是做买卖要先有合约，逐条履行，亲兄弟之间也要“各账各清”。这样有规则的商业行为，有别于传统交易中受血缘、亲缘、地缘因素左右，一切按照规矩来。事先斤斤计较，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一旦达成共识，形成了合约，就规规矩矩遵守，事后不发生任何争执，不存在赖账行为。外地人初来台儿庄做生意，认为这里的人不好处，几笔买卖下来，认为台儿庄才是生意人的天堂。这实际上拥有了现代贸易的规则。三是“不见兔子不撒鹰”，防止上当受骗。繁盛时期的台儿庄，是一个三教九流聚会的城市，不乏道貌岸然的骗子。在这个大熔炉之中，台儿庄的坐地商人首先不行骗，同时严防自己上当受骗。他们时时刻刻告诫子孙，在做大宗生意时，“不见兔子不撒鹰”。小笔生意中，如果发现对方有意装糊涂给你让利，就锁定他是骗子，敬而远之。
  台儿庄的商贸文化传承，植根于传统社会所奉行的价值观，但是，已经拥有了现代商业的萌芽，成为运河文化的组成部分。
  第三节宗教信仰及活动场所战前的台儿庄，有72座庙宇，被誉为“佛城”。事实上，在台儿庄，不仅佛教深人人心，道教、伊斯兰教和各种民间宗教同样兴盛。20世纪初，又接纳了基督教，使台儿庄成为多种宗教并存的城市。
  一、基督教与教堂19世纪末，美国南浸信会的几位传教士奉派经泰安前往台儿庄，设立了布道据点，并向附近地区传教。但时间不久，这些传教士不服水土，先后染病，不得不放弃这一据点，回国养病。于是，美国南浸信会在台儿庄短暂的传教活动遂告结束。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派叶克斯、范珍珠等人到峄县、台儿庄一带传教。在峄县南关设基督教总会，在台儿庄设峄阳分会，并在大北洛、埠陇子村设分会。清宣统三年（1911)，在台儿庄、润头集镇各建教堂一处。民国初年,基督教峄阳分会在西陈庄设立明德学堂。1920年，在峄县开办孤儿院的美籍传教士万美利，在箭道街北段设立妇产医院。峄阳分会成立之初，由本地信徒赵鹏霄任会长，之后其子继任。1925年，由滕县籍牧师王秋礼任会长。1935年，禹城籍牧师翟庆鹗任会长。日军占领台儿庄后，教会门牌“耶稣教堂”被换上“美国基督教长老会”。1938年下半年，美国教会拨来粗粮一宗，救济因战乱而生活无着的百姓，由教会负责把粮食做成熟粥发放。而后又拨来一些旧衣服，救济无衣者。因此，信教人数有所增加，至300多人。
  台儿庄的基督徒，新中国成立前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他们信仰上帝，信仰耶稣基督，但是也相信其他神灵存在，并保持敬畏。逢年过节，照样给祖先牌位磕头上香，给长辈拜年。
  台儿庄的教堂，最初建在西门里，占地5.2亩，有27间中式房屋，礼拜堂能容纳200人做礼拜。后来，在顺河街以东又建了两座教堂。
  二、伊斯兰教与清真寺元朝末年，回族大将常玉春、胡大海在征战途中经过台儿庄，留下部分回族士兵在此安家落户。为了使他们有朝拜之处，常玉春在台儿庄东门里的文昌阁附近兴建了清真寺，为清真北寺前身。在月河南岸建了清真南寺，但规模较小。随着台儿庄的繁荣兴盛，来台儿庄经商和定居的回族商人越来越多，原来的清真寺已经不能满足朝拜的需要。乾隆年间，阿訇李中和重建了清真寺。据台儿庄清真寺大门东侧所立的石碑记载：“李阿訇中和，抛却浮屠，纯讲救理。南走蜀闽，北走豫燕，款蓄数年，功成一旦。”重建的清真寺，位于台儿庄大北门内的郁家花园旧址上，占地38亩。前大门向东，后大门向西。有过厅5间、大殿25间。清朝末年，又将南讲堂改建成大门楼，大门向南，把“清真古寺”的牌匾换成“回教堂”。民国初年，主持回教堂的陈姓阿訇，倡议在寺院东南建水房5间，维修大殿，整理寺院。1937年，马振堂会同其他几位乡老，再次整修院墙,油漆门楼，装饰讲堂大殿，整个清真寺焕然一新。
  1938年春，日军侵犯鲁南，台儿庄清真寺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当时，中国军队第二集团军三十一师一八六团指挥部就设在清真寺内。由于清真寺离北大门较近，又是日军向城内进犯的必经之路，因而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段之一。
  大战结束后，逃难的人返回故里，马振堂向台儿庄几十家粮行募捐，于1942年重修了清真寺，除恢复原貌建筑外，又新建了一座28米高的望月楼。望月楼瓷砖绿瓦，翘檐走廊，四面展角，雕梁画栋，为台儿庄的制高点。
  台儿庄清真寺（1942年重修)三、佛教与寺院佛教何时传人台儿庄地区，没有文献记载。从发掘出来的残缺碑文中，得知在明清两代，台儿庄有阁、庙、堂、庵20多座，其中准提阁、南观音堂、北观音堂、水月庵、清凉庵、菩萨庙、如来寺、铁佛寺、四大天王庙、阎王庙、高庙、十八罗汉庙、地藏菩萨庙，都是佛教建筑。
  民国之前，台儿庄有“佛城”之誉，大小庙宇都香火旺盛。方丈、知客和维那的社会地位较高。男女教徒分别住在庙庵内，诵经事佛，严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饮食以米面粥为主，不食荤。城里及周边百姓，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徒，精神上却深受佛教文化影响。他们相信因果报应，逢年过节给佛祖烧香磕头,大年初一吃素焰铰子。在佛像面前许愿，如愿后会履约还愿。家里死了人，要请和尚念经，超度亡灵，有钱的人家在“五七” (死后35天）和“七七”（死后49天）还要请和尚念经。
  台儿庄的佛教及其建筑，也带有移民文化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世俗化。台儿庄的僧人，不把“四大皆空”和“同体大悲”作为宣教的主旋律，而是大力宣扬“有求必应”和“因果报应”。到寺庙中求子、求官、求财、求寿的香客，只要愿意出香火钱或者出资修庙，僧人都在佛前为施主念经，求佛祖保佑。香客信佛，不是为了寻求智慧，事先觉悟，而是为了寻求世俗利益。僧人很少给香客讲解佛法，而是承诺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二是建筑风格多元。台儿庄的寺庙，绝大多数都是富商投资兴建的，他们在创业早期，许愿挣钱后投资建庙。在施工时，限于当时的条件，不可能聘请宗教建筑师帮助设计施工，也不会从著名寺院请来权威僧人做监督，而是要求建筑工匠根据自己的标准进行施工。为了体现出资者的身份，寺庙的建筑往往带有施主住宅的风格。这样，京派、晋派、徽派、江浙、鲁南民居的建筑元素和官式建筑元素在寺庙中均有体现。三是包容性。大殿中既塑佛像，也有民间神，甚至把道教人物、中国古代圣贤也列人其中，体现出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景象。
  四、道教与宫观台儿庄的道教宫观有20多座，供奉文昌帝君、魁星、碧霞元君、城隍神、土地神和玉皇大帝。还有一些被称作“庙”的建筑，在学理意义上应该归类于道教，供奉的也是道教神仙，却被人们赋予民间神的功能，如关帝庙、张郎庙等。
  在太平年代，台儿庄人相信各路神灵，接纳不同宗教。为老人送葬，一边请和尚超度亡灵，一边请道士做道场。逢到喜事，则到各个庙宇烧香，不问是佛还是道。
  台儿庄有名的道教宫观有：三清观、玉皇阁、魁文阁、泰山行宫庙、东岳天齐庙、武公祠、吕祖庙、关帝庙、三官庙、城隍庙、土地庙、九天玄女庙、刘海庙、雷神庙、风伯庙、雨师庙、五鬼庙、麻姑庙、黄石公庙、太白金星庙等，数量不少于佛教寺庙。
  台儿庄的道教跟佛教一样，也带有融南汇北的运河商贸城市特点。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道士不追求羽化成仙和清净无为，不炼丹，而是通过为信众服务谋求生路。道士们张罗庙会，为香客抽签算命，为病人“捉妖拿邪”，为死人做道场，收取香火钱，维持生计。二是宗教场所与会馆合一。山西商人集资兴建的关帝庙，供奉关羽，从学理上归类，应该是道教建筑，属于宗教场所。但这里一直是山西商人议事的地方，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名义上，都是山西会馆。后来，晋商在关帝庙西侧兴建了“晋元号”会馆，关帝庙依然保存山西会馆的功能。三是没有排他性。在泰山行宫庙里，塑有观音像，有尼姑在里面修行。五、水神崇拜与天后宫、金龙大王庙台儿庄因运而兴，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由“庄”到“城”的进程中，处处离不开水的滋润，有时候也饱受水患之苦。人们依赖水，也畏惧水，由敬畏水到崇拜水神。与其他地方崇拜单一水神不同，台儿庄人同时崇拜海神妈祖和河神四大王。
  (一）天后宫台儿庄的妈祖庙叫“天后宫”。妈祖又称“天妃”、“天后”、“海神娘娘”，是航海船家的保护神。妈祖信仰最初在福建流行，后来演变为全国性的海神崇拜。内河航运的船民供奉天后的不多，台儿庄有天后宫存在，是闽商在运河流域从事经商活动的见证。由泉州商人在清朝初年集资兴建，建成后即成为福建会馆。在整个清代，天后宫香火旺盛，不仅是福建商人的家园，也是所有过往船家朝拜的圣地。天后宫建筑面积1508平方米，为二进庭院格局。有正殿、配殿、前后厢房、戏楼、钟鼓楼及附属建筑8〇余间，是一处闽南风格的建筑群。正殿脊饰二龙戏珠，抱厦屋面，线条舒展流畅，木雕精美，戏楼为琉璃瓦盖顶，其他建筑均为清水墙、小灰瓦，雕梁画栋，朴素中透出金碧辉煌。
  (二）大王庙位于小南门南面，紧靠运河大堤，面向西，有抱柱和厦檐的大殿3间，南北各有配房3间。清光绪《峄县志》卷一《祠祈》载：该庙在雍正八年毁于水灾，嘉庆十年重建。道光二十九年，伽河厅李保安、知县朱彦华重修,供奉金龙四大王谢绪。而在台儿庄民间，却把庙中供奉的神仙演义成一个姓黄的朝廷命官。称他受命管理运河漕运，路过微山湖时，忽然狂风骤起，为了保护漕粮，被大风卷进湖里溺水而死。玉皇大帝为表彰这位朝廷命官对社稷的忠诚，封其为大王爷，专门管理微山湖上下的运河。
  台儿庄的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是互动的，宗教建筑与世俗建筑相互借鉴。庙宇影响了城内的世俗建筑，而世俗建筑对宗教建筑也产生着影响。因为任何一种宗教都没有在台儿庄占绝对优势，形成了真正的多元。信徒们和睦相处，相安无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冲突，为台儿庄营造了和谐的精神气氛。
  第四节因运变化的水乡民风伽运河开通之前，台儿庄一带的居民以农为主。这里土地肥沃，四季分明，雨水充沛，适宜种植各种作物。人们在容易起涝的低洼地块，种植水稻、莲藕；在平地上种植谷子、高粱和黍稷；在山坡地种植芝麻和杂粮；在汛期可能遭遇水灾的地段种植大麦、小麦和豌豆，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收获，然后“歇茬”，等待汛期“上淤”，提高土壤中的肥力。因为这里不靠大城市，距离“官道”较远，人们的消费水平低，生活自给自足，安守本分，民风纯朴，很少向往外面的世界。伽运河通航之后，日出而作、日人而息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冲击，民风民俗发生了变化。
  一、由农从渔台儿庄一带水源充足，但是在洳运河开凿之前,这里没有大河流和大湖泊。有些季节性河流和小水塘，尽管也有鱼虾生长，却不能提供养育职业渔民的足够资源。洳运河开通，韩庄船闸大坝的筑成，使这里有了大河，南四湖一带原先互不相连的十几个小湖泊，连成一个面积为1200多平方公里的水域。因为微山湖为运河水柜，与上下游连通，京杭大运河五大水系的鱼类，都有可能来这里繁衍。又由于微山湖周边土地肥沃，农田里的营养在雨季流入湖中，为浮游生物提供食物，使得微山湖成为天然的水产养殖场。在湖中长大的鱼、虾、鳖、螃蟹，游进周边的河流和运河，使得微山湖至台儿庄一带成为水产资源丰富的地区。
  台儿庄运河中的水产，有鲤鱼、草鱼（俗称“厚子”）、大头鲢鱼、鲶鱼、乌鳢 (俗称“黑鱼”）、鲫鱼（俗称“漕鱼”）、鳊鱼、鳜鱼、鳗鱼、黄颡鱼（俗称“咯牙鱼”）、大白条（俗称“鲢子”）、小白条鱼（俗称“黪子”）、马口鱼（俗称“岔口”）、麦穗鱼、沙趴鱼、湖鲚（俗称“刨花鱼”）、针鱼（俗称“骂婆鱼”）、银鱼、鳝鱼、泥鳅、鳖、螃蟹（小螃蟹和大闸蟹）、青虾、大马虾、沼虾、青蛙、水螺、湖蚌等。当地人形容微山湖的物产丰富，称“日出斗金”，指的是渔民每天在微山湖和运河打的鱼，相当于一斗黄金的价钱。
  水产资源的充足和过往商人对水产品需求的增加，催生了渔民群体的壮大。有些季节性的捕鱼人，卖掉土地，购买或打造大型渔船，进人微山湖，成为职业渔民。渔民捕鱼的方式有以下几种：（1)网捕，根据不同水域条件和季节，使用拱兜网、插网（俗称“迷魂阵”）、提网、拉网、撒网等工具；（2)鱼叉，主要用于冬季捕鱼；（3)鹰捕，训练鸬鹚（俗称“鱼鹰”）捕鱼。至今，湖里的职业渔民，还保持着明清时期的生活习惯，自家人之间用古语交谈。
  二、由农从运途经台儿庄的伽运河，使这里的小天地接上了外面的大世界，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人们不再安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谋生方式，利用黄金水道提供的机遇，他们由向土地要粮食改为靠力气挣钱，由农从运是其选择之一。
  由农从运分为不同层次。胆子大的，卖掉土地，购买大型船只，在运河上跑运输。把北方的煤炭、陶瓷、铁器、棉花、干果、烧酒等商品运到江浙销售，再买回南方的竹木藤器、丝绸、茶叶、黄酒、蔗糖、文具。这一次来回，相当于种30亩地的年收入。一般的由农从运，并不卖掉土地，只是在运河码头上为批发商运送货物。这样的运输，没有风险，旱溃保收，但是盈利没有长途运输可观。还有一些没有家底，常年为地主做长工和短工的贫雇农，辞别东家，买一辆木轮车，也能从事运输行业。这种人被称为“脚力”，因为他们是罪腿脚谋生的。在1914年枣台铁路修通之前，枣庄出产的煤炭经运河销往南方各地，从枣庄到台儿庄90里，要靠人力和畜力运输。民国之前的运费，每吨需要2块银元。一个壮劳力，用木轮车推250斤原煤，4天可以打来回。一个月能够挣2块银元，去掉吃住，能剩1块钱，一年的收入能买二亩旱田。他们的收人赶不上下井的煤矿工人，但是远远超过受雇于地主的收入。有本钱的，购买若干牛车或马车，雇赶车人使唤牲畜，自己只跟着“押车”。
  三、由农从工台儿庄的迅速崛起，一靠漕运，二靠商家。而城市的繁荣，离不开各种工匠。在四五十年时间里，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口的村庄变成超过3平方公里的城镇，需要数量可观的建筑工人。而建筑的背后，需要大量建材，木材多是从南方运来的，石材、砖瓦、石灰则基本上出在当地。在建筑过程中，不仅需要建筑工人，还需要铁匠、木匠、石匠及搬运工人。粗略估计，仅建筑一项，就需要几千名当地工人。随着城市的扩展，对周边辐射程度的加大，过往漕船、商船的增多，各种服务业都需要工人。于是，各种能工巧匠向台儿庄云集，并在此招收徒弟。乾嘉时期，台儿庄有常住人口5万左右，流动人口不下10万。城市的扩张，需要各种工、匠和艺人，这些人，五分之一是外地来的师父，五分之四为当地人。台儿庄人不仅学到了手艺，也更新了观念，改变了生活方式。他们的言行和处世态度，影响了亲邻,使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由农从工的路子。
  四、由农从商重农抑商是传统社会的主导思想，明万历三十二年（1603)之前的台儿庄，不靠大城市，绝大多数居民没有经商的念头和条件。台儿庄成为运河枢纽城市之后，大量外来人口需要商人提供服务，到城里扎根的外地大客商也需要小客商的接应，以活跃市场。这就为由农从商者提供了舞台。
  台儿庄从商的农民，做大本生意的在城里开商铺，有自己的商号，经营的商品种类相对固定;一般从商者，没有固定商铺，一般是露天经营，什么东西挣钱就做什么生意，钱多了就购买不动产，赔了本钱再沦为小贩；小贩比一般的商人又低一等，被称为“扒筐沿的”，批量购买商品（一般为青菜），在街头零卖，一个上午能赚一个脚力一整天的钱。
  贾商与小贩的身份并不是固定的，进人清季，沿运一带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盗匪也横行一时，许多富商大贾遭到抢劫，纷纷破产。而一些做小本生意的，也有可能把生意做大，成为富商。
  五、运河漕帮与秘密组织“漕”的本义是通过水道运送粮食。《说文》的解释是：“漕，水转谷也。”古时候，用车运送五谷曰“转”，水运曰“漕”。明清两代，朝廷所需的粮食，大部分依靠运河水道从南方调运，因此粮食被称作“漕粮”。由翁岩、钱坚、潘清创建于雍正四年的漕帮，又称“粮船帮”，人帮者皆以漕运为业，是清代控制漕粮运输的秘密社会组织，有制约朝廷的实力。台儿庄的漕帮，上接济宁，下通淮安，有一批武功高强的护卫，形成镖局与漕帮合一的组织。在运河上从事运输和在岸边谋生的人，如果没有加人帮会，被称为“白脖儿”，无法立足。咸丰五年张秋以北的运河断航，漕运没落，“一百二十八帮半”漕帮，仅剩下六帮。但是，因为“帮会元魁”张锦湖是离台儿庄不远的滕县人（今山亭区沈庄），有了这层关系，台儿庄的漕帮与上海的青帮联系密切，继续制造影响。
  民国年间，台儿庄运河沿线的秘密组织有哥老会、安庆会、三点会、八系会、一贯道、九宫道、赔钱道、中黄道、无极道、天香道、天仙道、万佛道、五荤道、金丹道、归一道、圣贤道、一心道、金光道、乾坤道、正心道、黑沙道、红光道、小刀会、光莲会、眼光道、莲花会、白旗会、红枪会、三元会、纯济会、同善社、五仙坛、大地坛、黄金坛、万仙道、无权道、光莲道、皈依道、万福道、杆子会、黄沙会、红云社等50多个。有的属于乱世中自救性质的结社;有的则坑害百姓，骗取钱财;有的演变成反动会道门。
  第五节船民宴与酒风俗一个地区的饮食习惯包括两个方面：吃什么和怎样吃。吃什么取决于物产种类，怎样吃是由文化传统所决定。台儿庄的物产，与周边地区没有本质区别，吃法却带有明显的江北水乡特色。®一、富有水乡特色的船民宴船民宴是以台儿庄为家、靠运河谋生而发家的船民在节庆活动时摆设的宴席。所用原料为十大类，每类6种。分别是，6种天上飞的：水鸡（学名：白胸苦恶鸟）、野鸭、鹌鸫、斑鸠、鹧鸪、惊鸟（俗称“麻姑油”）；6种地上跑的：猪肉、牛肉、羊肉、狗肉、驴肉、兔肉；6种树上结的：根据季节不同，随机挑选6种干鲜果品，有时候也用瓜类凑数;6种水里游的：鲤鱼、鲫鱼、鳜鱼、鲢鱼、黄颡鱼（咯牙鱼）、黑鱼（乌鳢）；6种土里长的：随机挑选时鲜蔬菜，有时候也用水生野菜;6种泥里爬的：甲鱼、螃蟹、青蛙、蛤蟆、青虾、龙虾;6种草里生的：草天牛（俗称“山春牛”）、蚱蜢、蚕蛹、稻蝗、知了猴、豆虫;6种湖里产的：白莲藕、菱角、鸡头米(芡实）、莲子、荸荠、咸鸭蛋;6种有腿走不动的：即6种蘑菇;6种无腿四处行的:水螺、湖蚌、血鳝、黄鳝、泥鳅、鳗鱼。
  船民宴的组合，没有具体规定，做法在约定俗成中允许自由发挥。这些原料不一定全部齐备，富裕人家举行隆重宴会，也就是48道菜肴，谓之“四平八稳”。民国之前，微山湖的物产丰富，鱼虾和禽类多，人们没有保护野生动物意识，有人靠渔猎为生，集市上能够买到十几种飞禽走兽、二三十种河鲜。只要有钱，当天到湖边采购,就能买来做出几十道船菜的用料。
  船民宴对河鲜和野味的要求是新鲜，鱼虾一定要活的，飞禽必须是当天猎获的，对其他肉类要求不是太严，通常采购煮熟的成品，像牛肉、羊肉、驴肉、狗肉，一般都是到信得过的摊位上购买。河鲜的烹饪，有蒸、煮、煎、炸、炖、烧多种，品种齐全时，大个的用蒸煮，小个的煎炸。品种少的时候，一种鱼可以用不同方式做出不同名堂。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是台儿庄祭河的日子。这一天，一家家船民在河边排起八仙桌，摆上丰盛的供品和各种美酒,举行祭河仪式。主祭表情肃穆，宣读祭文。鞭炮声里，各家各户把大碗美酒浇到河里，祈求河神享用，保佑航行者太平。
  二、船民饮酒风俗酒是一种饮料，它能激发冲动，放大情感，增加热烈气氛。酒还是一种祭品，在宗教活动中，各民族都用酒祭祀神灵。因为酒的属性多元，它在实用性之外，还具有神圣性。酿酒、藏酒、饮酒的不同过程，都有文化伴随，与艺术互生。船民的饮酒风俗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船民举行宴会，称为“摆大席”，赴宴称为“坐席”。人席排座，长幼有序，辈分高的、年龄长的坐上座，父子不能同席。人席之后，举起酒杯，先敬天地，再敬河神，最后敬祖先，三巡过后，再敬本桌的长者，洋溢着一派浓浓的邹鲁之风。朋友相互敬酒，来者不拒，推让就是有失豪爽。主人敬酒或者朋友碰杯，无论杯盏大小，都不能喝干，杯底要留下五分之一，叫做“留水路”，供船只通行。宴席上的整鸡整鱼，吃过一面，再吃另一面时，不能说“翻过来”，而是说“转转航”，因为运河行船忌讳“翻”字。
  所有的船民，行船期间，都不贪杯;逢年过节和举行聚会时，都有豪饮的一面。他们猜拳行令，推杯换盏，争强好胜，没有斯文，甚至没有节制。船民嗜酒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祛除湿气，解除疲劳。在运河里行船或者在码头上作业，劳动量大,湿气重。一天下来，体力消耗严重。晚上，喝一碗烧酒，有利于恢复体力。二是适应环境，增进友谊。台儿庄是因运而兴的城市，这里的船民和商人，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老户人家，而是举目无亲的移民。为了寻求照应，这些外乡人结拜成生死弟兄。他们歃血为盟，对苍天宣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背信弃义，天理不容！在这肃穆的结拜仪式上，他们用大碗喝酒来证实真诚。三是祭拜神灵，祈求保佑。逢年过节，船民都要大摆宴席，感谢苍天，感谢天后，感谢金龙四大王，感谢祖宗。为了对天、地、人感恩，他们不计钱财，只求心安理得，把船民宴办成图腾仪式。宴席摆开，给天地神灵磕头之后，人座者不管男女老幼，一律捧起大碗,与天地同醉。船民的豪饮之风，感染了台儿庄的居民。他们不饮则已，一饮惊人。在台儿庄，只有半斤酒量被视为不会喝酒，一斤酒量没有骄傲的本钱，一口气能喝下两斤白酒的大有人在。所以，台儿庄人喝酒很少用酒杯，而是用黑瓷大碗。今天，尽管台儿庄的饮酒风俗与时俱进，已经与国际接轨，但是，船民的豪饮习惯仍然流淌在每一个人的血脉中。
  伽运河的开通，把台儿庄由封闭推向开放，为了适应漕运枢纽城市的功能需要，台儿庄接纳了八种风格建筑和世界五大宗教，完善了丰富而科学的水系，来此淘金的客商，遵循商界游戏规则，带来融南汇北的特色小吃，创造了具有台儿庄特色运河文化景观。这些文化景观向外辐射，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使农耕文明为主导的台儿庄周边地区，出现了靠工商业安身立命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的出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使台儿庄提前接受了现代思想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