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薛河，古称薛水。据明万历十三年《滕县志•山川志》记载：“薛河源来西江水，源出宝峰、大胜诸山（今枣庄山亭区东北）。南过高山，西折过山亭，至于薛山。河因山名。又南至云龙山会东江水，又西人西江水同为薛水。南经昌虑城 (今滕州市羊庄镇土城村）南，今温水河。西纳玉花泉，又西纳义河、三山泉水。西南过官桥，经薛城至于东邵注人微山湖。”®薛河发源于枣庄市山亭区的水泉、辛庄、徐庄一带的山区丘陵，主要有两大支流：一名西江，来自水泉乡柴山前；一名东江，来自徐庄乡米山顶。两支流西至山亭区海子村汇为渊，又流经羊庄、官桥、柴胡店、张汪等乡镇，由济宁市微山县境穿运河入微山湖。河流总长81公里，总流域面积960平方公里。
  薛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在它周围还有界河、北沙河、荆河、槨河、蟠龙河、十字河，形成了壮观的薛河流域。薛河是一部社会发展的史书，揭开了人类的文明，展示着古薛国的辉煌，孕育了枣庄大地的芸芸众生。它像一张网，把薛河流域古老而又灿烂的文化包罗在了一起。它融汇着细石器文化、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诸多古代文化，还记录了人类进人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薛河流域的各条支流，不但带来了珍贵的水利资源，而且为枣庄人民留下了丰厚的文化财富。
  第一节孕育农耕文明的沃土薛河蜿蜒曲折数百里，上游为山区，中游为丘陵，下游为平原和湖洼沼泽地带，地处泰沂山脉西南边缘和南四湖东岸，属于黄淮水系。薛河流域的气候为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少雨多风易旱，夏季炎热多雨易涝，多样化的地貌和气候环境为原始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一、薛河流域的古地理环境及自然资源薛河流域，是指以薛河为主，包括界河、北沙河、荆河（古称“南梁水”）、槨河（古称“槨水”）、蟠龙河等近10条支流形成的水系，其流域范围北至邹城、滕州交界处属于蒙山支脉的凫山、峄山、凤凰山脉，东到山亭区与平邑、费县交接的群山区，南至今峄城区至微山湖东西走向的低山丘陵一带，西到泗水故道，包括今枣庄市的山亭区、市中区、薛城区、滕州市全部以及济宁市的微山县、部城市和江苏省沛县部分地域。
  在距今170多万年的第四纪晚更新世至全新世时期，薛河流域的地形地貌便已形成。该区域位于鲁中南低山丘陵西南部，地势自东北、东、东南向中西倾斜。西部边缘属于黄淮冲积平原的黄河泛区，东部是地势最高、地形最复杂的群山丘陵区，北部、南部为低山丘陵。最西部为洼地，系冲积、洪积和湖泊沉积物组成。整个流域低山丘陵、山前平原各占总面积七分之二，洼地占七分之三。土壤构成有棕壤、褐土、潮土、砂礓黑土和水稻土五大类。棕壤主要分布在山地、丘陵和近山阶地。褐土主要分布在山前平原上。潮土分布在河谷平原、沼洼地。砂礓黑土分布在濒湖、沼泽、地势平洼地区及东部山区洪积扇缘的低洼地带。
  薛河流域具有较为丰富的水陆资源，区域内近10条支流长度都在10公里以上，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水产资源方面，仅淡水鱼类就有100多种，还有虾、蟹、鳖等，可供原始先民捕捞、食用。在低山丘陵区，蕴藏着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远古时期，这一地域的自然景观以森林为主，不仅分布着丰富的植物资源，也栖息着大量野生动物，从更新世晚期的冲积洪积层中出土的动物化石分析，常见动物有安氏鸵鸟、牛、梅氏四不像鹿、虎、纳玛象、野马、蜗牛等。从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理想的采集和捕猎场所。沿岸平整肥沃的土地，则是发展早期农业的优良地带。
  二、薛河流域的细石器文化薛河源于沂蒙山区西麓的山丘地带，处于泰沂山脉西南边缘。在数十万年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山东地区的古人类一代又一代繁衍生息，逐渐由地势较高的山岭地带迁徙至浅山丘陵、谷地与沿河平原，并且延伸到薛河流域。地质勘探、考古调查和研究资料表明，今枣庄市沙沟、薛城、官桥、滕州线以东的浅山、丘陵、平原，在晚更新世至全新世早期已经形成。与枣庄毗邻的黄石崖、石城崮等地相继发现了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打制石器。在山亭区的东江，滕州市的皇殿岗、前掌大、小山等地也都发现了旧石器。
  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文化，已在枣庄发现多处遗迹。其中一处分布在枣庄新城开发区，考古人员在野外地表以及浅层文化层中采集到尖状器、刮削器、石核、石料等标本50多件。经鉴定，属于约15000年前的细石器文化遗存。另一处分布在薛河沿岸的山亭区东江村南小邾国遗址，在春秋文化层下面红粘土层中发现了砍砸器、尖状器和刮削器等15件打制细石器。这些石器均有第二次修整加工痕迹,制作比较精致，刮削器的刃部很锋利，而且形状多样化。经考证，这批细石器的年代距今15000年前后。这是薛河上游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实物证据。
  旧石器时代晚期，粗大的打制石器日趋小型化，类型特征日渐鲜明，制作和修理技术也趋向成熟，这些都显示出旧石器文化的进步。在经过旧石器时代的漫长岁月以后，距今约10000年，薛河流域的先民进人了以磨制石器和使用陶器为主要标志的新石器时代，从而步人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的新阶段。
  第二节薛河流域分布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枣庄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在西北部的薛河流域。这是考古界历来比较重视的地带，也是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较多地区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滕州市安上村发掘了龙山文化遗址，并在薛城区凤凰台发现同时期遗址。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文物部门多次进行调查和发掘，摸清了该区域各时代文化遗址分布概况。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在薛河流域呈现出缤纷多彩的特色，包含有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5种文化类型。
  一、北辛文化命名地古老薛河，是条穿越历史时空的母亲河。河流沿岸分布着十分密集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北辛遗址。这处典型遗址延续了较长时期，文化内涵比较单纯，30多年前进行的考古发掘，揭示了遗址的内涵与特征。由于代表了海岱地区一种较早的新石器文化，因而被考古界命名为“北辛文化”。
  北辛遗址位于滕州市官桥镇北辛村薛河南岸，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东依龙山，三面环水。整个遗址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是先民从事农耕、渔猎的理想地带。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沿薛河流域考古调查时发现。1978年秋和1979春，与滕县博物馆联合进行了两次发掘。在1900平方米发掘区内清理了一批房址、灰坑、窖穴等遗迹，出土各类文物2000多件，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角器等生产、生活用品。在遗址采集的木炭标本经碳14测定，距今7300~6300年。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北辛遗址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聚落，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遗址出土的农耕和收割工具种类多样，配套齐全，既有石器，又有骨器、角器、蚌器、牙器。在一些窖穴底部发现了已经碳化的粟米颗粒，是目前已知我国北方地区所发现的最早农作物之一。出土了专门用于谷物加工的石磨盘、石磨棒、石磨球。在北辛遗址还发掘出半地穴式畜圈和完整猪头骨，经鉴定属于人工饲养型家猪。另外，出土文物中还有不少渔猎工具，说明北辛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兼营伺养业。
  北辛文化时期的纺织、缝纫等手工业均有初步发展，在出土的2件残陶器底部，印有清晰规整的席纹。磨制精细的骨针和陶纺轮的出现，表明当时人们已掌握了捻线和缝纫技术，懂得利用麻类纤维线织布缝制衣服了。精巧实用的骨锥、骨匕、骨簪等实用器表明，当时骨器加工技术水平较高。据学者研究，北辛文化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环境条件有关。北辛遗址存在反映潮湿环境的植物，当时遗址所处环境具有一定的湿热气候条件。®北辛遗址出土的红陶钵北辛遗址的社会性质，处于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所有制形式逐渐由氏族公有制向家族私有制转化。北辛文化的发现与确立不仅解决了大汶口文化的渊源问题，而且对中国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农业、手工业以及渔猎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和线索。
  北辛遗址的发掘和北辛文化的命名，揭示了7000多年前薛河流域的先民在这里定居并繁衍生息的生活情形，为中华东方文明探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北辛遗址不但是北辛文化典型遗址，还是薛河流域母系氏族社会趋于繁荣阶段的标志性遗址。除了北辛遗址，在滕州市羊庄镇的前台、孟家庄、土城等地，已陆续发现多处北辛文化类型遗址，集中分布在薛河沿岸。
  北辛文化时期的先民经过多次迁徙和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一步步从刀耕火种的时代向原始农耕时代奋进，最后在古薛河边生息、繁衍、开拓。先民们开始了前所朱有的农业、家畜驯养业、手工业生产，并且已初具规模。北辛文化因其独特的内涵、久远的历史以及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日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作为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北辛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历史长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大泣口文化遗址继北辛文化之后兴起的大汶口文化，是海岱地区原始社会后期文化的一个辉煌发展阶段。大汶口文化距今6100~4600年间，上与北辛文化晚期衔接，下与龙山文化早期相连，分布区域几乎覆盖了整个黄河下游和淮河中下游以北地区及山东半岛。古老的薛河流域是大汶口文化重要分布区之一,沿岸重要遗址有岗上、建新、西公桥、西康留、前坝陵桥等。
  (一）建新遗址位于山亭区西集镇建新村（原称伏里村）北，总面积约46000平方米。2006年春，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居住区发掘房址28处，其中25处为地面建筑。房址平面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3种形式，大都保存较好。房屋结构以单间为主，个别为双间。建筑面积大小不一，多数在10~20平方米之间，小的不足10平方米，大的40平方米左右。灰坑8个，出土了以素面为主的陶器残片及动物骨骼。还挖掘出一眼直径2米、深2.4米的水井，在大汶口文化中属于首次发现，把薛河流域先民饮用井水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〇〇〇多年。在墓葬区共发掘成人墓葬、儿童墓葬92座，其中一座为二人合葬墓，头向东，经人骨鉴定为1男1女，应是夫妻合葬。另外还发掘到2座窑址，是当时用来专门烧制陶器的窑炉。®建新遗址处于薛河流域经济较发达地区，当时家族私有制已开始确立，家族与家族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贫富分化已经产生，虽然还不悬殊，但这种状况积蓄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社会发展逐步向文明过渡的内在动力。
  (二）西康留遗址以大汶口文化堆积为主，还有龙山、商、周时代遗存。分布于滕州市官桥镇西康留村北薛河故道北部河畔高地上，处于东南部丘陵与西部平原地区交接地带。遗址西邻小魏河，北与西公桥大汶口文化遗址接壤，土地平整肥沃，非常适宜古代农耕生活。遗址总面积30万平方米，地表和古河断崖暴露较多陶片、灰层、灰坑及红烧土粒、兽骨等。1992年春，山东省考古研究所鲁中南考古工作队对遗址进行了钻探试掘，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
  1998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配合京福高速公路工程，再次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在遗址东南角和中东部分别发掘出两处夯土台基，面积分别为850平方米、400平方米。显然，这两处大型台基应是中心聚落的殿堂基址，具有宗教礼仪性功能，是当时部落联盟的领袖兼军事统帅举行仪式活动以及重大决策的重要场所。西康留遗址是薛河流域一处北辛文化至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重要中心聚落遗址，历史文化绵延不断。它的周围还分布着许多同时期的普通聚落遗址,犹如众星拱月般簇拥着核心聚落。
  薛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大都分布在靠近河岸两旁的台地上，也有的分布在平原地带的高地。这个时期依然是以农业为主，种植粟类作物，兼营畜牧业，辅以狩猎和捕捞业。畜养家畜以牛、羊、猪、狗等为常见。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还有一些骨器、蚌器和角器。居住房子由半地穴式发展到地面建筑，面积较前有大幅度增加。制陶工艺由手制发展到轮制，陶质有红、灰、黑、白四大类，纹饰趋于多样化，并出现少量的彩陶。个别陶器上有刻划符号，手工艺装饰品比北辛文化时期有了较大发展。墓葬多埋于集中的墓地，并出现二次葬，随葬品多寡不一。居民盛行青春期拔牙习俗。三、龙山文化遗址薛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遗存，主要包括后台、西薛河、尤楼、小石楼、庄里西、东小宫、三清阁等遗址。
  (一）后台遗址位于滕州羊庄镇后台村西薛河东岸高地上，俗称“望林台”。遗址中心为一台地，高出河床约10米，成梯田状，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河岸断崖及土台阶地断面暴露大量灰坑、灰层、红烧土块以及陶片、兽骨等。采集的标本有白陶鬵把、白陶鬵袋状足、乳丁形鼎足、侧三角形鼎足、鸟喙形鼎足、罐形鼎口沿、覷口沿、残黑陶杯、残黑陶盆和残石器等。陶片以夹砂和泥质黑陶为主，有的饰绳纹。还采集到鹿角器，尖部有明显使用痕迹。1976年夏再次复查时，在东岸断崖高台地偏南处采集到完整陶器3件，有罐形鼎、小陶罐及黑陶杯。根据暴露的文化层和采集的标本分析，这处遗址以龙山文化遗存为主，另外还有商周时期和汉代文化堆积。
  (二）尤楼城址位于滕州市薛国故城内东南部。1994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时发现。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现有台基遗址，边缘用黄土包起并经细致夯打，内部是平坦细沙地。尤楼龙山城址东距西康留大汶口文化遗址仅3公里, 距前掌大商周薛国贵族墓地更近。从地缘文化角度考察，这一带遗址密集，应是原始时代的经济、文化中心。
  (三）庄里西遗址位于滕州市姜屯镇庄里西村西200米处，是一处高出地面约4~6米的台地，当地俗称“城顶”，亦称“龟城子”，相传为汉代公邱故城。经钻探得知，遗址平面呈椭圆形，面积近10万平方米，延续时间较长，从龙山文化时期、商周、春秋战国一直到汉代。1995年10月，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钻探和抢救性发掘，揭露面积200余平方米，清理出龙山文化灰坑、窑穴140余个，房址5座。特别是灰坑内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人工栽培的碳化稻米，为研究黄河下游史前时期的农业以友亚洲稻向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这一考古发现，1997年1月5日的《中国文物报》曾进行了宣传报道，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龙山文化时期的薛河流域，农产品除了维持人们的最低消费外，已出现了剩余，家畜、生产工具、农产品和手工艺品逐渐变成家庭的私有财产。聚落首领等少数特权人物开始占有财产、积累财富，贫富分化日益明显。
  四、岳石文化薛河流域共发现岳石文化遗址40余处，这类遗存大都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共存，堆积在龙山文化层的上层或商周遗址下层。重要遗址有大康留、庄里西、西康留、时庄、中柴里、前梁、轩辕庄、王马厂、西台、尤楼等，尤以大康留遗址最具代表性。遗址位于滕州市官桥镇大康留村东北100米的薛河故道东岸高地上，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根据文物部门历年普查和采集的标本，这是一处原始社会晚期至商周时期遗址。20世纪70年代末期，该村在建砖厂时，曾出土陶器多件，器形与岳石文化遗址同类器物相同。陶质多为灰陶和黑陶，少量为黄褐陶，均为轮制，纹饰流行阴弦纹和突棱纹。在遗址采集的标本有陶器残片和磨制石斧、石锛、石凿、石铲、半月形石刀等。另外还出土了一批商代的尊、聲、爵、盘等青铜器。
  岳石文化是山东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余波，也是夏商时期人类活动的早期阶段。同其他文化类型相比，岳石文化遗址在薛河流域发现的较少。探究原因有两个:一是自然灾害，二是战争。俞伟超认为：“4〇〇〇多年前，我国曾发生过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难，在那时期，黄河、长江下游当是一片汪洋，人们只能向高地躲避或是逃往外地。原来发达的龙山、良渚文化的种种设施，顷刻便被冲毁。” ®但薛河中上游处于山区丘陵地带，为当时的居民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空间。岳石文化遗址在此地减少的主要原因，极有可能与日益加剧的战争有关，折射出东方社会政治环境的剧烈变化。这一阶段正是历史上少康中兴、夏人征服东夷时期，由于来自中原的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致使东夷部族生存空间日益缩小，东方土著文化日渐衰微。自夏启以后，夏王朝和东夷部族之间的战争常年不断。到了少康时，强盛的夏王朝终于将东夷击垮。迫于形势，东夷土著居民有的迁徙、有的融合到中原华夏集团。到了商汤时，薛河流域的任氏薛国已经融合到华夏大一统的格局中。
  薛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就整个山东而言，发现年代较早，跨越时间最长，遗址分布十分密集，出土文物比较丰富。古老的薛河不但滋润了鲁南农耕文明沃土，还孕育了灿烂的薛河文明，哺育了东夷族系的任薛氏族。这是一条穿越时空的母亲河，一条闪烁着五彩波光的文化河。
  第三节星罗棋布的商周遗址薛河流域的先民经过近万年的生息、繁衍，由母系社会、父系社会进人到奴隶制社会的夏、商、周时期。迄今为止，在薛河沿岸共发现70多处商周文化遗址、1处方国遗址、3处古城遗址，集中分布在薛河中下游地带。
  一、商周文化遗址
  (一）大康留遗址位于滕州市官桥镇大康留村东北100米处的高地上，坐落在薛河故道东岸，总面积40万平方米。地表及断崖暴露灰土、陶片、残石器等。1981年夏村民在村北断崖取土时，发现青铜器4件，有尊、缂、爵、盘。根据器形和纹饰分析，铜器出自墓葬，属于商代初中期。①器物纹饰有凸弦纹、饕餮纹、目雷纹、牛首状兽形饰等。这些构图复杂的纹饰，表明当时薛国的冶铜铸铜技术已发展到新的高度，也说明古薛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大康留遗址的年代距今3600〜3000年，属于夏商时期，出土的这些青铜礼器对研究薛河流域的夏商历史以及古国史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二）前掌大遗址位于滕州市官桥镇前掌大村四周，遗址东邻新薛河，西北角有小魏河穿过，处于两河交汇处的河旁高地上。遗址总面积约450万平方米，分为居住遗址和墓葬遗址两大部分。
  居住遗址经过历次发掘，根据地层和出土遗物分析，时代从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直到战国秦汉时期。总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据探方资料，农耕层、战国文化层、商代中晚期文化层依次叠压。在“河崖头”一带的商代地层下面还有龙山文化堆积。清理生土层时，还发现细石器数件。在村南“南岗子”居住区的探方内，清理出商周之际的居住遗址、沟壕、夯土台、灰坑以及水井、祭祀设施、车马坑、殉马牛坑等。
  墓葬遗址，经过钻探可分为4个墓区：一是村北“河崖头”；二是村南“南岗子”；三是村西南的“陆家陵”；四是村东南一个墓区，总面积约250万平方米。
  村北“河崖头”墓地,经过多次发掘，墓葬分布、结构已基本清楚。墓地布局严谨，墓葬排列有序，3座中字形大墓南北向排开，形成整个墓区中轴线，东西两侧各排列两座甲字形大墓，中小型墓错落其间。中字形大墓设南北墓道，甲字形墓有墓道1条，小型墓无墓道。所有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多数有生土二层台和腰坑，填土为逐层夯筑。大中型墓均有殉人。大型墓四周分布距离相等的柱子洞，用石灰夯打，埋有石础，应是墓葬地面建筑--享堂遗迹。墓区内墓葬虽多数被盗，仍遗留各种质地的丰富随葬品，计有青铜礼器、玉器、漆器、畔器、骨器、石器、绿松石、原始青瓷以及玛瑙、水晶饰品和贝类等。多数铜器上铸有 “史”或“史辛”铭文，时代属于商代晚期。
  村南“南岗子”墓地（含陆家陵），墓葬分布更广泛，为“族墓地”集中分布区，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这里的墓葬保存基本完好，均为土坑竖穴，多数设有二层台、腰坑以及边箱、头箱等结构，未发现墓道。墓区南部分布祭祀坑，坑内有人、狗、猪、牛等骨骼。车马坑出土的车马器保存完好，结构清晰，是目前山东地区时代最早的车马器，为研究商周之际车舆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随葬器物有青铜器、陶器、玉器、瓷器等。在众多青铜礼器中，有5件铜器内t 存液体，初步判断为酒，这是我国考古史上发现的最早的美酒。
  村东南墓地，2001年抢救性发掘了几座，面积较大的在6.3~6.11平方米，有青铜礼器、陶器、玉器出土。总体看来，该墓区墓葬较小，青铜器铸造低劣，器壁轻薄，纹饰不清晰。玉器数量少，质地粗糙无纹饰。与村后“河崖头”、村南 “南岗子”墓地相比，无论墓葬型制还是随葬器物，都有天壤之别。
  前掌大是薛河流域一处重要的商代中晚期至西周初期的方国遗址，其遗址面积之大，墓葬规格之高，出土铜器之多，玉器之精美，在全国实属罕见。1994年被评为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南北两墓区经过7次科学发掘，基本摸清了墓地规模、布局、墓葬等级与形制等各方面情况。这批重要资料对研究商周时期东方方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族属等问题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二、薛国城址
  薛国故城位于滕州市南部17公里的官桥镇、张汪镇之间的薛河北岸。这里分布几座不同时期的城址，曾是夏禹时车正奚仲、商汤时左相仲虺的方国都邑。据《滕县志.古迹考》记载：“薛城在薛河北，县南四十里，周二十八里，古奚仲所封国，城则田文增筑。”《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仲虺是奚仲后裔。夏商两代，奚仲、仲虺的子孙世居薛国，成为雄镇一方的方国王者。周武王灭商后，薛国地位下降，周王将仲虺后人封为薛侯。齐恒公称霸期间，又将薛侯爵位降黜为伯。春秋末年齐灭薛后，齐宣王将庶母兄弟田婴封于薛，即史书所称的“靖郭君”。田婴死后，由儿子田文嗣立，号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之士3000人，贤达闻于诸侯。田婴父子居薛期间，先后对薛邑城垣进行了增筑。
  薛城有外城和内城两部分。外城平面呈不规则形，面积约6.8平方公里，城垣曲折多弯，北面尤甚。城墙总长10615米，至今地面仍存有残迹，西南角最高达8米，最低3米，底部宽度20~30米。城门5座，东面、西面、北面各1座，南面2座。在城内东半部发现东周、汉代冶铁、制陶和居住遗址,还分布两周时期的墓地。外城年代较晚，大约形成于战国时期，应是田婴父子所扩筑。
  内城位于外城东南隅，平面呈不规矩长方形，东墙与南墙成直线，和外城东南角的城墙相合，西墙和北墙向外凸出，已完全掩埋在地下。城墙周长2750米，墙宽10米左右，城壕宽15~20米。南、西、北三面各探出1座城门，门道宽10米左右。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西周、东周和汉代文化层依次叠压。内城应是西周、春秋时期的薛城，一直延续到汉代。
  故城中心皇殿岗村一带遗留大量铁矿石、炼渣、残陶片和战国、汉代瓦片，应为冶铁遗址。村西南存有战国、汉代建筑遗迹，出土“千秋万岁”卷云纹瓦当和铜兵器等。外城北部孟仓、沈仓、渠庄一带也有冶铁、制陶遗址。城址东部有大面积西周早期至东周墓地。城内东北角狄坡村北有田婴、田文父子墓冢。19乃年，在村西南出土铜簠2件，上有“走马薛中赤”、“薛子仲安”铭文。1978年,在此处发掘春秋墓葬1座，内有一椁两棺，椁室北侧殉葬一中年妇女，腰坑殉葬一老年男性，椁盖上殉狗一只。随葬品有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陶器和海贝等，规格较高，应为薛国国君墓。
  薛国因薛水得名，而薛水又以薛山得名。从北辛文化聚落遗址发展到西康留大汶口文化城堡、前掌大商周方国都邑，再到西周、春秋、战国的薛国、薛邑，再到秦统一后的薛郡、汉至魏晋的薛县，薛国故城前后延续了2000多年。薛国故城底蕴丰厚，文物荟萃，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薛国故城饱经沧桑，在历史上留下了值得书写的一页。这里是古驿道所经之处，许多名人墨客途经薛城时，留下了怀古咏史诗文。明代徐天博在题为 《过薛》七律中这样咏叹：西去官桥旧薛城，城中百亩春田平。
  三千食客皆尘土，十二侯邦就战争。
  林鸟有声应吊古，汀花无语自含情。
  千年野庙荒碑在，行路犹能说姓名。
  三、滕国城址滕国故城是西周至战国时期滕国都城遗址，位于滕州市姜屯镇滕城村，地处沃野平原，坐落在荆河分岔处。
  清道光《滕县志•古迹考》载:滕故城“城周二十里，内有子城”。如今城墙残迹依稀可寻，沿外城西墙南去，有一座堑壕，俗称“西海子”，当是昔日的护城河。子城在外城中央，略呈长方形，周长1795米。城内东北隅有一台，高7米许，面积约2700平方米，俗称“文公台”，亦称“灵台”，据传为滕国国君的寝宫基址。台上有明万历年间修筑的寺庙，台下一池，传为“灵沼”。子城外东南角下原有土台，即“上宫”遗址。
  子城西北约1500米有庄里西村，村西一高台，俗称“鬼城子”，现存面积约22500平方米，高约4~6米。1979年春，在遗址东南进行局部考古钻探，探出周代墓葬4座、车马坑1处，应是滕国国君墓葬所在地。自1973年以来，省、市文物部门在遗址范围内已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陆续出土“滕公鬲”、“滕公簋”、“滕侯鼎”等数千件造型精美的青铜礼器、陶器以及滕皇编钟、编磬、玉器、瓷器、玛瑙等珍贵文物。
  在滕国国君中，影响最大的是战国时期的滕文公。他曾多次“礼聘”孟子来滕，请教治国理政方针大略。由于滕文公礼贤纳士，楚国和宋国的许多能工巧匠投奔滕国安家落户。数年后，滕国人丁兴旺，国家富庶，被誉为“善国”。庄里西滕国贵族墓地出土的完整的滕皇编钟和编磬，经测量音阶，完全和现今音律相吻合。四、小邾国与贵族墓葬群“小邾”又称作“郢”，是西周末年由邾国（都城位于今山东邹城东南纪王城）分离出来的小国。
  2002年6月，枣庄市博物馆在薛河上游山亭区东江村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古墓葬6座。墓葬分为两排，呈南北向排列，东边4座，西边2座，均为土坑竖穴墓,2座完好，4座被盗扰。其中一号、二号、三号墓有木制棺椁，均为一棺一椁，棺底铺一层厚约5厘米的朱砂。3座墓设有墓道，平面呈甲字形。3座无墓道，墓圹长宽均在6米左右，深4.5~6.2米不等，有熟土二层台。6座墓共出土文物233件，其中青铜器203件，24件铸有铭文。这批青铜礼器造型古朴、纹饰精美,应是小邾国国势强盛时期由技术娴熟的铸铜工匠制造的。铜器铭文相当重要，涉及国族、官制、姓氏以及婚姻制度，为考证小邾国的确切地望、国君、墓主人及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①在墓群北、西两侧还发现东西残长125米、南北残宽105米的夯土墙。为探明夯土墙性质和用途,考古人员对夯土墙西北转角处进行了发掘，墙基底部残宽21米，残高2.6米。土质坚硬，系采用棍夯法层层筑起。墙外有护城河，是当时筑墙用土所形成。土层中夹有罐、豆、鬲等陶器残片，从形制特征看，其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与墓葬年代相吻合。据此推断，夯土墙应是小邾国的城墙。结合文献资料和出土的铭文铜器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小邾国的疆域在滕州的东部和东南部，国都则建在薛河上游地区。
  小邾国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分封在东方薛河流域的一个诸侯小国，古籍偶有记载。考古发掘，对小邾国所处地域方位，都城究竟设在何处，国君世系以及小邾与倪的关系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第四节汉代遗址、墓群与城址光阴荏苒，薛河沿岸的先民经历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一步步走到了秦汉大一统的封建社会。由于社会相对稳定，铁器得到了广泛应用，加之薛河流域良好的自然环境和肥沃的土壤，生产力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在数百公里的薛河流域土地上，留下了300多处汉代遗址、100余处墓葬群，还有冶铁遗址及10余处汉代城址。先民们凭借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在薛河沿岸再铸辉煌。
  一、汉代冶铁遗址西汉经过“文景之治”后，社会日益安定，经济日趋繁荣。在两汉400多年历史中，薛河流域共分布10多个县治和侯国，留下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汉代遗址面积多数在6万平方米以上，最大的虺城店遗址面积达72万平方米。
  汉代冶铁遗址共发现两处，一处分布在滕州市羊庄镇薛河北岸土城村与东于村之间，面积约4万平方米，1987年文物普查时发现。遗址地表存有大量铁矿石和残陶范、陶片、筒瓦、板瓦等物，在断崖处暴露出炼铁炉残迹、铁渣。根据各种迹象分析，此处应是汉代昌虑县的一处冶铁遗址。另一处冶铁遗址分布在滕州市张汪镇皇殿岗村东，面积约6万平方米。地面散布大量铁矿石、炼渣以及铸范、残铁器、残陶片和汉代瓦片。北部断崖暴露出窑床、窑壁等痕迹。沟内还遗留一块重约1吨的未炼好的铁块。1959年，故宫博物院与山东省文管会曾联合试掘，出土了大量铸范残片，可辨器物有犁、铲、斧等。陶范上有阴文标记 “山阳二”、“巨野”。据文献记载，薛在两汉时属鲁国，山阳郡在今济宁市金乡县西（新莽时称“巨野”）。薛县冶铁作坊既然使用官营陶范，说明这里曾设有铁官。
  二、汉墓群
  两汉时期薛河流域农业兴旺，人烟稠密，沿岸分布许多村落。由于当时以家族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观念不断强化，因此家族墓葬十分流行。迄今在薛河流域共发现汉墓群1〇〇余处，每处墓地都集中分布数十座甚至上百座坟茔。这些墓葬大都为长方形竖穴，以石椁墓为主，椁内套有木棺。不少石椁的挡板和侧壁上雕刻有画像，题材丰富，其中不乏精美图像。石椁墓形制多样，既有单室、双室，又有多室。随葬器物大都放在石椁外，个别放在棺椁之间。这一时期，随葬品造型大量模仿铜制礼器，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
  (一）柴胡店汉墓群分布在滕州市柴胡店镇柴胡店村西北，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1957年5月，山东省文物管理处配合新薛河疏浚工程，对这处汉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历时11天，清理石椁墓66座，出土各类文物数百件，对研究滕州南部地区以及汉代薛县的历史提供了珍贵、丰富的实物资料。
  (二）东郑庄汉墓群位于滕州市官桥镇东郑庄村东500米山脚下，墓地面积12000平方米。1998~1999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配合京福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172座，出土了陶、铜、玉、石器等大量遗物。汉画像石内容为常青树、+字穿璧、绶带挂璧及几何纹等。墓葬形制均为小型土坑竖穴墓，分为土坑、石椁、砖室三大类。这是一处平民墓区，由西汉延续到东汉，属于相对独立和稳定的家族墓地。墓中盛行随葬陶制礼器和铜钱,这种情况在鲁南地区汉墓中常见，应该与当时地域性世俗观念有关。
  (三）东小宫汉墓群位于滕州市东沙河镇东小宫村南500米的丘陵上，北部为槨河，墓区面积28万平方米。1998年秋和1999年春，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对墓区进行了钻探和发掘。探出墓葬1000余座，两次共发掘369座，其中312座为汉代墓葬，28座为东周墓葬。汉墓大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4座设有墓道。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铁器、木器、玉器、石器、琉璃器等。个别墓葬还发现画像石刻，画面内容为双阙人物、铺首衔环、建鼓乐舞、车马出行、人物格斗以及拄杖者、鱼等。雕刻技法为阴线刻施麻点。
  东小宫汉墓群的年代始于西汉武帝时期，历西汉晚期、王莽时期，一直到东汉晚期，共延续了350年左右。经过对墓葬内人骨进行鉴定，夫妻合葬现象十分普遍，可见当时追求死后同穴的意识十分流行。墓内随葬品丰富，特别是铜钱数量明显增加，说明该地区两汉时期经济发达，生活比较富裕。
  (四）夏楼墓群分布在滕州市张汪镇夏楼村北，处于薛故城城墙西北角500米处，面积约5万平方米。施工中发现多座土坑石椁墓，有的石面刻有画像。石椁墓多呈南北向，既有单室，又有双室，随葬器物中常见陶器和铜镜。1996年8月，滕州市博物馆在张汪中学体育场内清理了1座llill像石墓，该墓属于土坑竖穴石椁墓，分前室、后室及双耳室。墓室南北全长5.57米，东西宽（含耳室）5.44米。由于墓室早年被盗，弈具无存。随弈器物中陶器10件、陶诵6件、石羊1件，还有钱币和包金饰品等。画像石6件出自前室和盖顶。2件陶俑前后均刻有“元康九年”铭字。根据墓葬形制、陶俑纪年、画像雕刻技法分析，时代应为西晋时期，墓主生前应有一定身份和地位。该墓处于汉代墓群边缘，墓室中出土的画像石对鲁南地区画像石的分期有着重要的价值。®薛河流域的汉代墓葬群分布广泛，以家族为单位的墓地墓葬比较密集。据考古发掘资料，从西汉初期的单室石椁墓发展到双室石椁墓，再到东汉时期的大型多室石室墓（前堂后室墓），展现出了两汉时期墓葬形制的发展规律及随葬器物的组合和特点。特别是石椁墓葬中画像石的出土，为研究鲁南、苏北地区汉画像石的早、中、晚分期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证据。
  三、汉代城址薛河流域分布的汉代城邑，据文献记载共有14处，分别是薛、蕃、戚、昌虑、公丘、滕、湖陵、靖郭、休、郁郎等，有的是中央王朝推行郡县制设置的县级治所，有的是分封制所形成的诸侯国下属藩邑。属于东海郡辖制的有昌虑县、戚县，属于沛郡辖制的有公丘县，其余均为诸侯王或侯国辖属。这些大小不一的藩邑，有的属于刘姓侯国，有的则属于异姓侯国。其中一些城邑在沿革上有所变动，曾一度归属于中央王朝郡级政区，后又划归分封侯国辖属。
  (一）昌虑故城位于滕州市羊庄镇土城村古薛河北岸，与陶山隔河相望。据《滕县志•古迹志》记载：“昌虑城，在县东南六十里，陶山北，亦曰滥城。城十里许，有子城。”1957年文物普查时发现，东、西、北尚存高3〜5米、宽3〜5米的子城墙，现村北仅残存一段墙基，夯层明显。村四周皆为遗址范围。河北岸断崖有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商周及汉代堆积。城址地表散布陶器残片及大量筒瓦、板瓦片。在距地表2米深处曾发现一条直径60厘米的南北走向排水道，采用陶管铺设，延续到西南里许的薛河北岸。
  昌虑故址曾是春秋滥国都邑，《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前510)有国君“邾黑肱以滥来奔”记载。杜预注：“滥，西汉时东海郡昌虑县。”昌虑设县，始于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属东海郡。汉献帝建安三年（198)分东海郡，在昌虑置昌虑郡，不久郡废，仍属东海郡。至晋惠帝元康年间，将昌虑改属兰陵郡。隋开皇六年（586),又把昌虑划人彭城郡，至开皇十六年（596)城废。昌虑一度是封邑所在地，汉宣帝时，曾封鲁孝王子刘弘为侯邑。这里还是兵家必争之地，建武五年(29)，割据势力董宪统兵数万盘踞昌虑，汉光武帝刘秀亲自带兵征讨，“大破之”。隋大业十年（614),彭城留守董纯大败敌帅张大虎于昌虑，斩首万余级。(二）薛县故城位于滕州市张汪、官桥两镇之间，城址内现分布9个自然村。这是一座闻名天下的古城，两汉时期虽然降格为县，但历史尘埃难以遮掩昔日的辉煌。汉代薛城是在夏商周方国、封国原址上不断扩建而成。这里积淀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大发明家奚仲在此地发明了最早的车辆，因造车有功而担任夏王朝首任车正。孟尝君从这里走出，成为齐国炙手可热的当权人物。秦朝末年，反秦领袖项梁在这里召集各路义军首领，吹响了全面攻击暴秦的决战号角。早在战国时期，薛邑就拥有常居人口6万余家，来自四面八方身怀一技之长的人才曾在这里一展身手。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薛城在薛河北，周二十八里。齐田文封薛，乃改筑之，其城坚厚无比。”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汉代的薛县城墙呈不规则方形，前后分三期筑成，面积约6.8平方公里，周长达10615米。大部城墙在地面留有残迹，残高4~7米，城墙底宽20~30米，有的地段墙壁竟厚达40米。在汉代增筑的城址内有村落名曰“皇殿岗”，村东为一处大规模汉代冶铁遗址。村西南有战国、汉代建筑遗址，曾出土“千秋万岁”瓦当和卷云纹瓦当。滕州市博物馆经过历年文物普查，在城外四周发现不少汉代平民墓葬群。城南洛庄村后有1座大型汉代石椁墓，墓前有石兽，兽颈前刻“龙爵”2字。
  第五节薛山灵芝寺与摩崖造像鲁南、苏北一带是早期佛教传播区之一，早在东汉，这里便出现了礼佛之风，流行黄老浮屠共祠。随着时光流逝，许多佛教遗迹已经在鲁南大地湮灭。值得庆幸的是，在古老的薛河流域，至今依然存留不少唐代以后的佛教建筑和造像。长流不息的薛河，见证了这里佛教与佛教艺术的盛衰。一、薛山灵芝寺薛山又称作“雪山”，薛河从山体东侧流过。灵芝寺建在山南麓，整个遗迹从山门到后殿约250米。山上除主殿外，还有配殿、钟楼、鼓楼、经堂、香厨等建筑遗址。寺内现存一尊元代石坐佛，形体较大，采用圆雕和透雕结合技法，造型生动。寺院西南角遗留僧塔一座。在薛山东侧悟真岩陡壁上凿有一处佛窟，内刻坐佛一尊。发型呈螺髻状，大耳下垂，两颊丰满，身着袈裟，袒胸佩璎珞，右手扶膝，应为唐代雕刻造像。据明万历十三年《滕县志•古迹志》记载：“灵芝寺，在薛山，其初建不知何时。按元碑云，周唐奉旨存留雪峰山。寺有古碑，是唐以前有之。以薛为雪，附会梵王太子出家修道于此。……金大德、元至元间重建，殿廊、方丈、香厨、钟鼓楼、山门规制极宏敞壮丽，岁以四月八日醮会。”又载：“万寿宫，在薛山东北隅丹阳洞，元时建。”据此，薛山灵芝寺建于唐代之前，是鲁南地区一处颇具规模的佛教场所。明总督漕运参将汤节曾来此膜拜，题诗描述灵芝寺壮观景象：雪山千古梵王家，宝殿辉煌静不哗。
  涧引泉声鸣佩玉，窗函禅塔卧烟霞。
  题诗客去龙归洞，飞锡僧来月满裟。
  行到如来修道处，盘陀石上涌金芽。
  从建筑遗址规模可以看出，灵芝寺占地面积相当大，规模宏大，曾是鲁南一带名刹丛林。在薛山西南角下方，有石制僧塔一座，高8米，直径1.1米，由塔基、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塔基为佛教常用的莲花盆座，塔身为三节八棱形石柱,上刻“故滕县僧会悟善归府墓铭”。塔顶为佛教常用装锦图案。整座石塔造型玲珑别致，图案精美，装置牢固，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技艺和宗教艺术水平。此塔对于灵芝寺历史以及鲁南宗教文化状况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附僧塔铭文：2010年修复的薛山灵芝寺大雄宝殿故滕县僧会悟善归寂墓铭山东兖州府滕县儒学训导鸡丘张凤峻撰佛法至于中国，愈传而愈盛。由其度门广大，故有辨才福德兼备之士出乎其间，以任负荷之寄。时过缘合，逐能以废为兴，续佛慧命于无穷也。若滕阳悟善，盖其人焉。悟善邑之安乐，垌城马氏之裔也，于永乐二十有二年于本寺投礼，师定昌授禅宗教。悟善为人，自蚤岁性敏颖悟，自适释来宿，六贼严却，七情灭炽，破其尘偌无其滞，凝存菩萨心，是以造道深也。然造道深而后性理明，性理明时谓之悟善。然所悟者何善？盖善者乃无上甚深妙法也。悟之者可指陈焉，是悟明、悟达、悟通、悟恒、悟圆、悟了、悟觉者矣。或又曰：太古结绳而治，将何所传而后悟哉？盖性与理一也，初未尝假文字而后明也，苟非学识之博不能悟焉。且悟善学赅性通，彰彰了然，于正统年间雪山灵芝寺□佛祖钟英。起身之所，十方香火，气焰之盛不次泰安，久而弛甚。悟善住持，多方知其有道，徒拜云集，动至百指。常储不给，募施以赡之，施者向风而至，乃事兴起。殿堂门庑及阿罗汉殿，栋梁挠屈，丹圣漫漶，瓴甓剥缺，一一新之。以至佛菩萨天人之像、钟鼓、芗镫、幡盖之具悉皆庄严如法。此外，悟善之功而何哉？景泰七年，寻拜僧会，官以褒焉。天顺三年三月二十三终厥，徒嗣本暹与其比丘之贤者，聚而熏沐，既以法火炳其慧体，然后造为寂塔，以安奉焉。适以塔志请，予谓佛性难晓，必欲尽空，五蕴三身，然后诸相皆离，方能唾手了当。若我儒经邦治国，道固大矣，然穷理尽性，其归一揆，亦不外乎此也。余一则喜其悟善之多学，二则喜其有功于释教，因志而纪之，以张本焉。
  铭曰：塔之最上，穹穹乎天。塔之最下，茫茫乎泉。塔中者何，悟善俨然。在生行道，在世寂安。相劝后学，宜加勉焉。
  天顺四年岁次庚辰夏四月吉日，孝徒本暹、本真立。
  二、薛山、龙牙山
  摩崖造像在薛山东侧悟真岩陡壁上，凿有一处石窟，高出薛河河床20米，洞窟高约1.3米，宽约1米。窟内雕刻一尊佛像，身高1米余，螺纹发髻，两颊丰满，双耳下垂，身披袈裟，右手扶膝，为盛唐时期造像。另在薛河上游水泉镇尚岩村龙牙山上.，也有一处摩崖造像。此处有唐、明、清几个朝代修建的寺庙，在悬崖搭架凿龛雕像。唐时，在石窟内只刻了二佛一力士就停工。明正德二年（1507)，又续刻一佛一力士，并且修建寺院，名曰“宝峰院”。
  另外，在薛河下游柴胡店镇龙头村南罗汉山上的老君院也存留柱洞和唐代十八窟罗汉，断壁上还刻有楷书《金刚经》残文。在羊庄镇陶山顶上，存有“南无阿弥陀佛”石刻经文。
  鲁南地区的佛教文化自东汉时期已经传人，在龙阳店出土的六牙白象、僧人骑大象画像石就可得到证明。到了隋唐时期更加兴盛，薛河流域名山上的寺庙建筑遗迹随处可寻。这一带儒家传统思想虽然根深蒂固，但在民间依然流行多元信仰，儒释道三教并行，推动着薛河流域的宗教文化蓬勃发展。
  第六节薛河遗址群在区系考古中的重要地位薛河流域处于山东南部，属于海岱历史文化区范围。薛河流域的遗址群包括了细石器文化、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以及商周文化等。这里延续不断的古文化对于研究东夷文化的形成和海岱地区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北辛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北辛遗址的发现与“北辛文化”的命名，为海岱文化区史前考古掀开了崭新篇章，为这一区域的新石器文化发展谱系填补了空白。它上承后李文化，下启大汶口文化，将山东史前考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北辛文化揭示了7000年前先民们在薛河流域定居、繁衍生息状况，为黄河下游的东方文明寻找到了渊源。
  继北辛文化之后兴起的大汶口文化，是海岱地区原始社会后期文化的辉煌发展阶段。大汶口文化遗址在薛河流域发现较多，分布稠密，既有大遗址，也有小遗址。在整个薛河流域，已经形成了大汶口文化区域中心。
  这些大汶口文化遗址展现出的社会状况是已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出现了中心聚落和设防重地，出现了更高级的组织形式。
  二、商周遗址群与薛河古国薛河中下游区域的商周遗址、墓葬群，经过数十年的多次发掘，成果丰硕。前掌大出土的大批精美青铜器、玉器和车马坑，向人们展示了商周时期东方方国的物质文明。这一时期，任姓薛国作为商周王朝设在东方的宾服之国，仍然续写着辉煌。西周初期建立的姬姓滕国,虽然“绝长补短”不足方圆50里，却在大国夹缝中延续国祚700多年，传位31世，在先秦文献中留下了“文公问政”、“善国”等美誉。滕国国君墓葬出土的青铜礼器和铜制、石制乐器，造型精美，质量上乘。这些国宝级文物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滕国的物质实力和礼乐制度。东江郫（即小邾）国公室墓地的清理发掘，使一批珍贵的带铭文铜器出土问世，对小邾国所处地点、国君姓名以及小邾国与倪国的关系等历史遗留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从而得以解开许多历史谜团。
  薛河流域分布的遗址群，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文化，见证了历史沧桑。自早到晚，一脉相承。史前遗址群的发现与发掘，使黄淮地区乃至海岱历史文化区的古文化发展序列更为清晰。薛、滕、小邾3个古国在薛河流域的分布，表明这一地域具有丰厚的人文底蕴。随着时代浪潮的冲击，薛河流域的古文化最终融汇到华夏文明和齐鲁文化的长河中，使山东的区域文化更加绚烂多彩。第二章璀璨的汉画像石艺术汉画像石是汉代墓室、祠堂以及石阙等建筑物上的石刻装饰艺术。民间工匠以刀代笔，借助不同规格的石面雕刻各种图像，通过形象化的艺术表现了当时的丧葬观念、生活习俗和社会状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艺术特色。
  地处黄河下游和山东省南部的枣庄市，不仅是汉画像石艺术的起源地和主要产地，还是我国最早运用考古学方法对画像石墓进行科学发掘的地区之一。据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这一地域分布许多西汉早、中、晚期石椁墓，属于东汉时期的大型多室画像石墓和小祠堂画像更是屡见不鲜。仅滕州市东沙河镇东小宫墓地就分布汉墓1000余座，在已发掘的300余座墓葬中，既有单室、双室墓，又有多室石椁墓，其中许多属于画像石墓。在枣庄地区发现的三国两晋墓葬中，利用东汉祠堂画像石改建墓室现象较为普遍。枣庄画像石以其丰富的题材内容和精湛的雕刻技法蜚声海内外，堪称中国汉画像石艺术的杰出代表。
  第一节枣庄汉画像石的发现与分布枣庄处于泰沂山脉西南边缘，境内低山丘陵众多，石质多为石灰岩青石质，可雕可凿。加之汉代冶铁业发达，铁制工具种类多样，为民间采石雕刻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汉代石匠和画工充分利用优势，创作了大量丰富多彩的石刻画像。作为画像石主要载体的汉代石椁墓、石室墓，在枣庄地区广为分布，从而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枣庄汉画像石的发现与发掘枣庄地区汉画像石的发现，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清末至民国时期。这期间发现的汉画像石，有的出自于地下墓葬，有的属于地面祠堂构件。清光绪《峄县志•山川考》中，分别记载了薛城和台儿庄暴露的画像石墓：又西五十五里曰墓山。山势圆峻，麓多古冢，累累如埠。间有陷者，墓内长廊曲室，皆凿石为之，刻画精丽。再进曲折旁达，窈黑不见物，探者怖而返。殆昔显者之墓也。
  又南迤西曰皇墓山。山圆而四垂，中窿然若覆僧笠。四周涧溪纵横，下如隧道。西麓累累然皆古冢，茔基圮坏，刻画佚丽。
  另据生克昭《续滕县志•金石志》卷五记载：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本地人孙道恩在县东董家村发现一画像石，画面为瑞兽、人物，榜题“答子妇”、“答子母”、“答子”。1929年，在县城宏道院出土画像石。1933年，滕县绅士黄以元在城东北30里黄家岭获得画像石22石，新中国成立后由其后裔捐献给当地政府。1933年，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先生调查了滕县西十里岗和薛国故城汉画像石墓。同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滕县羊庄镇曹王村发现一座大型汉画像石墓，还清理汉墓12座，获得画像石27石。这是中国第一次采用科学方法发掘汉画像石墓。考古人员还前往峄县邹坞墓山（今属薛城区邹坞镇） 调查,获取汉代祠堂画像石25石。另外，金石学家田士懿于1923年出版的《山左汉魏六朝贞石目》中，共收录画像石250余石，其中半数为鲁南所出。
  清末至民国时期，在枣庄地区发现的汉墓及汉画像石较多，战乱期间被一些有识之士收藏，为中国美术史和汉画像石发展史的研究积累了大批实物资料。
  第二阶段，从1949年到21世纪初期，在这60年间，是枣庄地区汉墓、汉墓群和汉画像石发现及出土最多的黄金期，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1949年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枣庄地区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先后发现了不少汉画像石和画像石墓。1957年，在滕县北部和东北部的顾家庙、刘家崮、山亭村进行文物调查时，发现画像石60石，汉画像石墓7座。®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来滕县进行考古调查，先后发现汉代石刻及汉墓群多处。
  后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地文物部门先后对滕州市东小宫、东康留、丰山、庄里西、顾庙、东郑庄、凤山汉墓群，市中区的渴口汉墓群，峄城区的峨山汉墓群，薛城区金河、临山汉墓群，台儿庄区桥上村大型汉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汉墓500多座，出土了大批汉画像石等珍贵文物。另外还陆续征集许多散存在野外的画像石刻。现在全市共发现汉画像石1300余石，收藏900余石。其中枣庄市博物馆存放130余石，滕州市汉画像石馆、博物馆收藏达600余石，台儿庄区50余石，山亭区和薛城区各30余石，峄城区20余石。
  20世纪30年代，美术理论家滕固首次对汉画像石作了基本科学分类，将雕刻技法归纳为“拟浮雕”和“拟绘画”两大类。其中，河南南阳汉画像石属于拟浮雕一类；山东孝堂山和武梁祠画像则归于拟绘画一类。枣庄画像石技法包含平面线刻、凹面线刻和凸面线刻，它是以刀代笔，在平整的石面上用线条刻画物象，基本上是平面的线刻画。按照滕固先生分类，应属于拟绘画的雕刻技法。
  二、枣庄汉画像石的分布
  枣庄地区的汉代墓葬十分丰富，几乎每个乡镇都发现了汉墓群，有的乡镇甚至分布数处。除了少数墓葬属于大型墓，大都为中型或小型墓葬，随葬品多寡不一，其中不少属于汉画像石墓。有的汉画像石墓群排列密集，型制多样，延续时间较长，虽然属于家族墓群，但存在明显的贫富之分。
  汉画像石在枣庄各地均有发现，出土比较集中，数量比较多，内容比较丰富的乡镇有：（1)滕州市滨湖镇、官桥镇、龙阳镇、东沙河镇、东郭镇、柴胡店镇、羊庄镇；（2)市中区齐村镇、税郭镇、永安乡；（3)山亭区桑村镇、城头镇、冯卯镇、西集镇、山亭街道办事处；（4)薛城区邹坞镇、沙沟镇、周营镇；（5)峄城区坛山街道办事处、峨山镇、阴平镇；（6)台儿庄区张山子镇、涧头集镇、泥沟镇。
  枣庄汉墓有明显的分布规律，大都选择在汉代故城附近，少则一处，多则数处。有的墓地密集集中数百座，排列有序，延续时间较长。墓地埋葬选择地点： 山区大都分布在丘顶和山前坡地，平原地带多以隆起的高地和河旁地势较高处为理想葬处。这种丧葬规律形成了枣庄地区两汉时期的墓葬分布特点。枣庄地区分布的汉墓，主要有土坑竖穴墓、石椁墓、砖室墓、砖石混合墓4种类型。其中以单室石椁墓、双室石椁墓、砖石混合墓居多，画像石常出现在这三类墓葬中。规格较高的汉墓，不但画像石丰富，而且构图复杂，题材多样。从早期单室石椁、双室石椁发展到多室砖椁、砖石混合墓。这种构筑模式，形成了枣庄地区汉墓发展规律，同时也是汉画像石内容从早到晚、从简到繁，雕刻技法从单一到多元化的发展模式。
  汉代的祠堂画像石在枣庄发现不少，仅滕州市汉画像石馆就收藏100余石。所谓石祠堂，就是指在坟墓前用石材垒砌不设门扉、前面敞开、形状类似房屋的建筑物，是后人祭祀祖先亡灵的专用场所。根据发掘、征集的祠堂画像石复原，大体可分为4种类型：（1)小型单开间平顶式石祠；（2)单开间起脊房屋式建筑；（3)前面有一立柱双开间平顶或起脊式建筑；（4)双开间后壁有一凹进小壁龛的祠堂。少数石祠堂构件上有明确纪年题刻，如建初六年（82)牟阳立祠堂刻石、永元三年（92)祠堂残石、永元十年（98)祠堂立柱石、永初七年（114)戴氏祠堂画像石、延光元年（I22)祠堂侧壁画像石、元嘉三年（151)祠堂后壁画像石等，均属于东汉时期。画面内容多为祈福御凶、死者超脱、羽化升天或在阴间享受安乐之类，以祥瑞纬象、神仙灵禽、宴乐升平和教化后人为主要题材。
  枣庄地区汉画像石分布广，产生时间早，延续时间长,题材内容丰富，雕刻技法多样，配置规律严谨，类型齐全，石椁、石墓、小祠堂一应俱全，是汉画像石艺术发展水平最高的一个区域。®第二节枣庄汉画像石产生的时代背景及人文因素汉画像石产生于汉代绝非偶然，它与当时社会环境、物质条件和客观因素息息相关。物质基础的高低，往往制约着上层建筑的发展水平。作为精神文化范畴的艺术创作，时常受到地域文化积淀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鲁南地区北接齐、鲁，南属楚国辖制,深受齐、楚文化和邹、鲁儒家思想的影响。西汉“文景之治”后，这一带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冶铁业兴旺，加之山区石材丰富，石质优良，为画像石这种民间艺术形式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然条件。一、社会历史原因枣庄地处黄淮流域，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既有山地、丘陵，又有平原和低洼地带，是居民从事以农耕为主，渔猎蚕织为辅的多种经营的良好场所。两汉时期，这里的农业生产已广泛使用铁器和牛耕。滕州市宏道院画像石中的牛耕图，已使用短辕的一牛挽犁，比长辕的二牛抬杠明显进步。牛耕画面还见于滕州市黄家岭、山亭区垌城出土的汉画像石，此外还展现了耕地、耙地、施肥、播种多道工序。这些画面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劳作场面，说明这一地区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
  汉代枣庄地区冶铁业发达，铁矿石蕴藏丰富，可供开采的矿山比比皆是。迄今已在枣庄境内发现汉代冶铁遗址10余处。分布在市中区孟庄镇的土城冶铁遗址，除了遗留有重达数吨的炉底铁块和炼渣外，遗址范围内普遍发现铁渣堆积。滕州市皇陵岗冶铁遗址还出土了“山阳二”和“巨野”标志的铸铁陶范，炉床北部遗留千斤重的铁块，并有铲、犁铧、镰、锛、锸、剪等农具和生活用具出土。当时铁器不但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还充当制作其他手工艺品的工具，为开凿石材、雕凿画像石提供了极大便利。
  枣庄地区素产桑麻，是纺织品重要产地之一。山亭区桑村镇西户口村出土的一块凸面线刻画像石，画面上层左下角刻有织机、纺线图像。滕州市龙阳镇出土的纺织画像石中，刻有络车、纬车、织机等纺织工具，表现了纺线、络线、摇纬、织布的繁忙操作景象。另外，滕州市的黄家岭、造纸厂、羊庄镇后台等地，都出土过纺织画像石。许多纺织画像刻在楼阁庭院的一角，说明它是地主庄园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两汉时期，枣庄地区涌现了许多经学大师，弟子遍布天下。儒家重视伦理，提倡孝悌尊亲思想。朝廷实行的察举、征辟制度，依照儒家道德标准选拔官吏。孝行出众者被举荐为“孝廉”，从而步人仕途。在这种时代风尚影响下，民间功利观念炽盛，厚葬之风盛行。枣庄地区汉画像石常见讲经课徒、车骑征辟、养老赐杖、忠臣义士、孝子贞妇、孔门弟子、礼乐教化等画面。由于封建统治者大力倡导，事死如生、慎终追远的观念日人人心。为了炫耀德操孝行，民间争相建造耗工费时的画像石墓、祠堂和阙观建筑。这种社会风气在史书和文献中屡见记载：“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生不极养，死乃崇丧”。
  二、齐风鲁韵的熏陶战国时期,枣庄辖区东北部属于齐国势力范围。齐文化兼收并蓄，百花齐放，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政治格局和风土民情。枣庄汉画像石表现的格斗、角抵、蹋鞠、博戏、玉兔捣药、蟾蜍炼丹、仙人鹿车、斗鸡、建鼓、乐舞、杂技等画面，反映了齐国的民间风俗和齐文化所施加的深远影响。
  枣庄地处孔孟之乡南部，距鲁国都城曲阜很近。由于周公P佐成王所建的丰功伟绩，鲁国得以享用天子礼乐，素以礼乐之邦名零天下。“礼”是人类社会文明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可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使之懂得尊敬和谦让，这种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通过知礼、守礼达到社会和谐的境界。“乐”的社会作用重在和谐精神，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还能陶冶情操，起到移风易俗作用。由于儒家大力宣扬的礼乐孝悌思想的波及，枣庄地区的汉代丧葬文化深受其影响。枣庄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上，多有周公辅成王、讲经、孝亲、舞乐等礼乐教化内容，这些题材元素与儒家思想和鲁文化的深刻影响至关密切。
  三、楚歌楚舞的浸润战国时期的枣庄，南部并人楚国势力范围。由于受楚文化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神巫文化影响，崇尚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象、轻歌曼舞、信鬼好祀等内容构成了枣庄汉画像石又一特色,使不少画面充满了扑朔迷离的神话色彩。
  楚汉之际，民间流行楚声。鲁迅针对这一现象特别指出：“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汉局祖刘邦家乡沛邑在战国时属于东楚之地，因此，他本人对楚声、楚舞、楚服情有独钟。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对楚歌楚舞加以推广，还挑选多名家乡子弟习练。
  《汉书•地理志》记载：楚地习俗“信巫鬼，重淫祀”。东汉文学家王逸《楚辞章句》说:“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又说:“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祀必其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楚文化的特点是巫术神异色彩浓厚，无论文学作品还是绘画、歌舞等艺术，无不充溢着丰富的想象力、神秘奇幻的内蕴和浪漫主义精神。枣庄地区汉画像石的画面布局和内容，均能寻找到楚文化的影响。滕州市滨湖镇西古村出土的一幅浅浮雕建鼓图，以建鼓为中心，中央竖一大鼓和二小鼓，上有羽葆，二人边击边舞。左下角有二人奏乐，一人在案几上倒立，一人抛掷七丸。左上角刻一回首猫头鹰和一只五人首怪兽。右上角刻扶桑树，树上一羽人拿琅轩伺凤凰，树旁一女子长袖作舞，婀娜多姿。官桥镇后掌大村出土的画像石，画面刻五条龙拉一云车，蟾蜍御驾，羽人驭蛇车，还有玉兔捣药以及萦绕的祥云。至于珍禽异兽、仙人祥瑞、灵魂升天、巫觋施法、翘袖折腰歌舞、傩戏等画面，在画像石中更是屡见不鲜。
  丰富的想象力、浪漫主义色彩、妙曼动人的乐舞以及各种精灵神怪是构成楚文化的重要元素。枣庄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中，有相当多画面表现了这一主题旋律，内容丰富，题材鲜明，无拘无束，放荡不羁。由于这些文化元素的注入，使枣庄汉画像石显得更加丰富多彩，美不胜收，在艺术上更具表现力和感染力。
  第三节石椁、石墓与小祠堂画像枣庄是山东汉画像石墓和小祠堂分布最丰富地区之一，作为画像石重要载体的石椁、石墓分布广泛。椁是墓葬中设在棺材外围的套棺，借以保护内棺和尸体不受外力挤压。用石椁替代木椁，具有坚固、防朽等优点，还可利用四壁镌刻驱邪祈福图案。石墓是模拟阳宅构建的墓室，布局复杂，空间较大，在石壁相应位置雕刻各种图像。祠堂属于地面建筑，处于坟墓之前，是后人祭祀先祖之处，四围壁石内也都配置画像。石椁、石墓和祠堂画像题材，均与辟邪、享乐、升仙及教化后人相关。
  一、石椁画像石椁形制分为两类:一是单体石椁，由盖顶石、铺地石和周围四块石板扣合而成。二是双体石椁,在单体基础上将头部、足部挡板加长而成，近似正方形石椁，在中间再加一块长隔板，分成两个墓室。为了配置严密，挡板结合处往往凿有卯榫。画像通常刻在四壁内和隔板两侧。根据随葬品和画像内容，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石椁画像产生于西汉早期（前206〜前122),滕州市浦东小区发掘的单人单穴石椁墓，出土陶器有纺、鼎、盒、壶，器体饰有彩色几何图案，出有半两钱，未见五铢货币。石椁前挡板阴刻一树，后档阴刻一十字穿璧，两侧壁粗錾竖线纹。另在滕州市庄里西、市中区小山、薛城区临山发掘的单室石椁墓四壁上阴刻有柏树、垂璧、房屋及树头上站鸟和几何图案，时代都在武帝之前。
  早期石椁画像内容与当时人们的丧葬观念有关，其含义是:玉璧可保护人的尸体不腐烂，柏树可避邪驱恶，防止地下鬼魅侵犯死者，房屋可让死人的灵魂休息，鸟代表尊老敬老，适当时机可载灵魂升天。
  中期石椁画像的时间相当于武、昭、宣时期（前122~前161)，处于“文景之治”后的鼎盛时期，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文化艺术繁荣。这一时期的宗教信仰和丧葬习俗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丧葬文化标志之一的石椁墓明显增多，分布范围有了极大的扩展。代表性墓葬有市中区小山、渴口，滕州市庄里、东郑庄、善庄等石椁墓。画像内容在早期垂璧、树、鸟、房屋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时的房屋建筑占据中心位置，垂璧和树刻在两旁，房屋建筑的门上出现了阴线刻的铺首和执戟门吏，挡板表现穿璧、高楼和门阙，侧壁内还刻有战鼓、宴饮、伏義、女蜗等图案。
  中期石椁画像内容，由防腐和驱邪转向专职卫士，又从升仙建筑图像向人世生活图像发展，种种图像表明，此时人们的丧葬观念较早期有了很大的转变。
  晚期石椁画像的时间应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前48~70)。这是石椁画像发展最辉煌的阶段，也是石椁画像墓葬最为流行时期。雕刻技法的多样性，画面布局的繁缛化，题材内容的丰富多彩化，形成了这一时期鲜明的主题。
  这期间处于前、后汉交替阶段，也是丧葬习俗的成熟期。从早期的单穴单椁、单穴双椁和三椁发展到夫妻同穴并椁，并出现了前堂后室新葬式。晚期画像虽然还是刻在石椁的内壁上，但画面布局各有特点。
  晚期画像内容主要表现社会生活、仙境、教化戒鉴三大类。社会生活类是画像的主要内容，有拜谒、车马出行、迎归、建鼓歌舞、狩猎、博弈、格斗、斗兽或兽斗、庖厨、宴饮、胡汉战争等;仙境类有西王母及悬圃、乘龙升天、仙人出行、风伯、雨师、雷公、电母、仙人献寿等;教化戒鉴类有周公辅成王、泗水捞鼎、孔子见老子等。另外还有天文纬象、瑞禽瑞兽、龙凤以及具有神异属性的半人半兽形象。
  枣庄地区的石椁画像，题材内容从早期到晚期有着显著的变化，由早期的竖线几何纹发展到具有明显辟邪意味的墓树和璧纹。此外，还有墓阙式的门、灵魂出窍的鸟以及柏树、建筑、人物、动物等组合。穿璧纹既象征财富，又隐喻交通神灵，而柏树也具有卫凶作用。在石椁画像内容上，辟邪是最主要的，其次才是享乐和升仙理想的描绘。随着丧葬观念演变，石椁中又流行建筑画像以及守御门禁的武士形象，再后来又变为御邪驱祟的神人和古圣先贤。
  二、石墓画像
  石墓画像是指石室墓中的石刻画像和砖石混合墓中的石刻画像。石室墓出现于西汉晚期，延续并贯穿于整个东汉时期；砖石混合墓始于西汉晚期，流行于东汉中晚期。这两类墓葬以东汉时期居多，墓中画像对研究汉画像石的发展演变具有极其重要价值。
  石室墓或砖石混合墓与石椁墓葬在形制上最大区别是空间的扩大。古代丧葬观念由保守逐渐开放，由单纯保存尸体的匣子逐步变成地下生活的居室庄园。无论石室燊还是砖石混合墓，扩复原的东汉石室墓大空间的主要布局是前、后室或前、中、后室形式，有的墓葬还设有单耳室、双耳室和侧室，形成“前堂后室”的格局。枣庄地区考古发掘的石室墓以滕州市羊庄镇杨坡村东汉墓为代表，砖石混合墓以台儿庄区涧头集镇桥上村东汉墓为代表。
  杨坡石墓于2002年发掘，时代属东汉早中期，其形制为双耳室前堂后室墓，墓呈东西向，墓门向西，由一整块石板砌成。前堂后室间隔梁石下一立柱，把后室隔成两个棺室。前堂平面为正方形，左右两侧各有一耳室，后室呈长方形。画像刻在墓门石上，铺首衔环一对，戴山字冠，环下各一鱼；前堂门楣石内四壁上刻有龙、凤、兽及鱼等;后室南北侧壁石上刻有带冠铺首、树上双鱼、十字穿环等。后室东、南、北三壁及东隔梁石上的拱石内壁上刻有龙、凤、兽及鱼等。
  这座墓的门扉上刻有两个戴山字冠的铺首衔环和鱼，象征地下门户。前堂四壁内刻龙、凤、动物等，双后室两侧壁刻铺首、十字穿璧、树上双鱼以及拱石上的龙、凤等，显然是为“庭院”主人镇宅辟邪，早日实现乘龙凤升天意图而精心设计的。桥上村东汉砖石混合墓，位于该村西南，坐东朝西，由墓道、前室、中室、后室、耳室、侧室组成。除中、后室为砖砌筑外，前室、耳室、侧室全部使用石料构筑。时代为东汉晚期。
  此墓共出土画像石14石，画面21幅。画像主要配置在前室立柱、横梁以及前中室之间的立柱上，有的一面，有的两面刻画像，均采用平面浅浮雕技法。画像内容以祥禽瑞兽为主，还有人物以及与佛教有关的仙人骑白象等画面。另外在侧室、耳室壁石上还刻有流行的十字穿环纹。这座汉墓面积较大，规格较高，墓主应是东汉傅阳县官吏。画像布局主要集中在前堂，表现的内容是歌舞升平、祥和福祉。
  枣庄地区的石墓画像发现较多，辟邪内容主要安排在墓室通道等必经之路。后室侧壁画像内容寓意与西汉石椁基本相同，表现神仙世界的画像开始上移。具有祭祀功能的前堂画像大都以祥禽瑞兽画面为主。表现生活享乐场面的画像基本围绕于墓主周边。从石墓画像内容、所处具体位置以及在墓室中的作用，可以约略窥探枣庄地区两汉时期的丧葬文化和民间习俗的发展变化。
  三、小祠堂画像汉代小祠堂是墓地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后人对死者祭祀凭吊的场所。祠堂内部空间布置各种题材画像，一是对死者表示怀念，祈盼其早日升天成仙；二是受儒家伦理道德影响，借此彰显孝行，勉励生者。此外，还具有观瞻作用。
  枣庄地区的汉墓祠堂没有完整保存下来的，通过征集和发掘，祠堂构件在三国两晋墓葬中出土较多。这些祠堂主要是单开间平顶式。据纪年题刻，大都是东汉时期的建筑物。小祠堂内配置的画像题材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根据原石复原的小祠堂已有10余座，其中3座具有代表性。画像配置分别附于上盖顶、下铺底、左右侧壁和后壁石。
  (一）滕州市大康留小祠堂画像石1987年在该村征集到汉画像石8石，其中3石为小祠堂画像，属于同一座祠堂构件，尚缺后壁石和铺底石。盖顶石浅浮雕太阳和月亮，右边一只金乌背负日轮，日中有三足鸟和九尾狐。左边刻一条苍龙环抱月轮，月中有蟾蜍和玉兔捣药，日月间刻两个人首蛇尾神人，其间分布35颗星辰和7只飞鸟，朵朵祥 z?飘浮天际。祠堂右壁石，画面分三层：上层西王母凭几端坐，左右伏羲、女娲手执便面，左侧有玉兔捣药、三青鸟和九尾狐；中层为龙、虎，有四人觐见；下层中央表现跪拜主人场面。左立面刻4只凤鸟。祠堂左壁石画面分三层：上层东王公，左有人首鸟身者，右有二羽人；中层刻4只回首兽；下层有戴进贤冠者七人。右立面上刻凤鸟两只，下刻一人首人身蛇尾者。
  (二）滕州市造纸厂祠堂画像这是一座三国时期石椁墓葬®，利用东汉画像石建造。墓中有构件石17块,根据画像内容、石质、尺寸和雕刻技法可复原3座小祠堂。其中凸面画像祠堂1座，浅浮雕画像祠堂2座。凸面画像祠堂的盖顶门楣石上刻有车马出行场面。后壁石画像分为三层，分别刻龙虎瑞兽、椎牛、兵器库、楼阁、骑马执戟卫士、讲经、纺织、迎宾、车马出行等场面。左壁石画像分五层：第一层中央刻东王公及人物跪见场面;第二、三层为人物和手工作坊；第四层是骑者；第五层表现亭传和亭长躬迎轺车。右壁石画像分四层：上层中央刻西王母，两侧为伏羲、女娲夹侍，左右有人物跪见;第二层为玉兔捣药、蟾蜍炼丹;第三层为宾客对饮；第四层为车马出行。
  (三）山亭区桑村镇大郭村小祠堂祠堂画像石出土于解放初期，其中后壁石现藏山东省博物馆，左右壁石存滕州市汉画像石馆。祠堂后壁石画面分上下二层：上层表现楼阁阙观、迎宾和力士斗牛场面，还刻有二层为人物、灵异和羽人饲凤；下层表现一列车马驰驱出行。右壁石画面分上下两层：上层中央西王母端坐，左右有人身蛇尾执便面者，两尾交于西王母座下，左有九尾狐和祥云，右有羽人献瑞草、玉兔捣药、蟾蜍炼丹，下面是男女人物祭祀画面；下层表现牛车、羊车。左壁石画面分为三层：上层是东王公端坐，两侧各一人执便面跪侍，左右两边各有二人；中层为博弈观棋画面；下层表现建鼓乐舞场面，旁有观赏者。右侧立面刻双菱纹五组。
  由于小祠堂是墓地前祭祀墓主场所，所以祠堂内画面布局以墓主为中心。祠堂后壁是神主位置，画像内容多展示墓主形象以及生前典型场面。祠堂右壁象征西方（站位应与祠堂朝向一致），所以右壁画像石通常表现西王母及昆仑仙境。祠堂左壁代表东方，画像内容则展现东王公与蓬莱仙境。虽然小祠堂空间有限，却包含了博大精深的阴阳五行理论，充分反映了左东右西、阴阳对应、五行相生观念。祠堂盖顶石代表苍穹，因而画像内容突出表现日月星辰和天文纬象。铺底石表示地面,所以石面多凹刻耳杯、盘中鱼，象征对死者永久祭奠。汉墓小祠堂是一个微缩的六合空间，体现了汉代民间对生死的认知。祠堂又是供后人观瞻祭拜之处，因而又刻画一些具有教化训诫、贬恶扬善内容，以便起到警戒、教育和熏陶作用。
  枣庄地区的石椁、石墓和小祠堂画像充分展现了汉代世俗丧葬观念的转变和发展。一是分布范围广，二是画像石产生时代早，三是从画像石棺椁到大型多室画像石墓葬的分类日益清晰准确。表现内容由简到繁，包罗万象。雕刻技法由阴线刻到浅浮雕、凸面雕、凹人雕等，呈现多样化风格。特别是小祠堂画像，不论是画像内容还是雕刻技法，都达到了汉代文化艺术的最高境界。
  第四节内容广博、题材丰富的画像艺术枣庄汉画像石表现的题材内容，大致归纳为五类：（1)社会生活，表现农耕、纺织、冶铁等农业、手工业的场面；有亭、台、楼、阁、水榭等建筑画像；有车马出行、庖厨、宴饮、乐舞百戏、讲经等世俗场面；有胡汉战争、宗教等内容；还有驱鬼辟邪等巫术图像。（2)表现自然界的草木虫鱼、飞禽走兽、日月星辰、天文星象的内容。（3)历史故事。（4)神话传说。（5)具有装饰性的各种图案。枣庄汉画像石内容丰富，题材广博，雕刻精美，堪称中国古代美术创作中的珍品。
  一、牛耕、冶铁与纺织画像枣庄画像石表现社会生活的画面较多，其中反映农业和手工业的牛耕、纺织、锻打、冶铁画像占一定比例。农耕画像，在滕州发现2石，山亭区1石。滕州市黄家岭出土的农耕图，一人扶犁驾一牛一马耕田，后面一人使牛拖拉耱耢类器物，正在耙田碎土。画面左边有人挑食而来，三人正手挥锄头耘田锄草，其后一人抱篓播种。整幅画面表现了畜力耕田、平整土地、播种、耘田劳动过程。滕州市宏道院画像石农耕图像中，一人扶犁，一人牵牛耕地，三人执禾而立，还有一人坐树山亭区垌城村出土的牛马耕作汉画像石下监工（此石现藏于国家博物馆）。山亭区垌城村出土的画像石，表现的是一牛一马并辔拖犁耕地，前面一人手牵缰绳，后面一人一手扶犁，一手拿鞭。犁手后面还有一人，肩荷长柄锄，右手持专为碎土用的榔头。牛马同耕的出现，是我国农用动力上的一次革命。牛耕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使耕作技术迈上了新台阶，还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
  纺织画像，迄今全国共出土20石，仅枣庄就出土了10石。滕州市黄家岭纺织图，纺织画面处于石刻上层右侧，置纺车一架，有人正在纺线。滕州龙阳店2石，一石纺织场景处于画面中层，左右各有织机一架，中间放置络车、纬车。表现了摇纬、络线、织布的操作场面。另-石纺织画面分布在第二层左侧，有人织布、有人纺线，墙上挂着束丝。滕州市宏道院纺织图，画面中刻有织机、络车、纬车。滕州市造纸厂出土的纺织图，刻有织机和纺车。山亭区西户口村纺织图，表现织机和纺车,有人正在操作（此石现藏山东省博物馆）。另外，滕州汉画像石馆还收藏有羊庄后台、滕东等地出土的纺织汉画像石4石。
  这些纺织画像石的年代均为东汉时期，所表现的纺织场景只是地主庄园经济的一部分。出土文物证明，汉代枣庄地区的纺织业比较发达，汉画像石中的纺织图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再现。由于这些纺织画像石的存在，弥补了史书对于汉代纺织器械样式结构和具体操作的记载不足，展示了2000多年前世界最先进织布机的样式，可据此复原汉代织机，填补了我国纺织史上的一项空白。
  枣庄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中，有3幅画面表现了冶铁鼓铸锻造场面，均属于东汉时期。滕州市宏道院的一块画像石的画面下层刻有冶铁锻造图像，左边三人操作皮囊鼓风冶铸，其中一人躺在地上，后有四人正在锻打。架上悬挂锻好的环首刀，一人举物，似在审视锻器的质量，还有三人正往鞘里装刀。这是一幅完整的从炼铁、锻打、质检到配制刀鞘的全过程（此石现藏国家博物馆）。滕州市黄家岭出土的一块画像石，画面上层左边刻三人正在锻造、磨制兵器，墙上挂着许多锻制成的环首长刀。滕州市造纸厂出土的汉画像石上也有锻造兵器的图像。
  战国以后铁制农具逐渐得到广泛应用，到了汉代，冶铁技术已相当成熟，铁器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铁农具比青铜、石、骨、蚌制成的农具锋利耐用，加快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给农业生产带来一场革命。汉武帝时采取盐铁官营政策，在全国主要铁矿产地设置“铁官”。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全国共设置铁官50处（一说49处），而山东就有12处，几乎占全国的四分之一。根据考古调查，枣庄地区的汉代冶铁遗址就有6处之多。其中汉代薛县遗址中曾出土大量冶铁用的陶范，铸范中有“山阳二”、“巨野”等字样，这些铸范文字是当时冶铁作坊的标志。枣庄地区画像石中的冶铁、锻造画像，让我们看到东汉铁器作坊的一般状况和生产流程，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对铁制产品的需求，也说明这里是重要的铁制品产地之一。
  枣庄地区汉画像石中表现的社会生活、生产经营、亭台楼阁、车马出行、宴饮、乐舞百戏、讲经、神话及历史故事等，是两汉时期人们对古代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人们对上古社会生活的高度概括。
  二、丰富多彩的饮食起居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汉代是我国饮食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饮食文化的重要转型期。
  汉代浮奢之风的蔓延，促使饮食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庖厨规模越来越大，肴馔样色日益丰富。从滕州出土的汉画像石画面上，可以了解到当时豪强地主的饮食生活。官桥镇善庄村庖厨画像石，时代为西汉晚期，左上角桔槔支架上悬挂火腿，一人割肉，旁有一待宰之犬。右上方一人跪迎三位宾客，中间一人席地而坐，面前置一几，几上摆放盘碗。左下方置一灶，一人烧火，旁边一人在釜中炒菜。右方有人摆餐具，二人端盘。造纸厂庖厨画像，时代为东汉时期，墙上高架悬挂火腿二只，一人执刀割肉，下设一几、一灶，一人烧火，釜上热气萦绕，二人共抬一大酒壶。滨湖镇西古村庖厨画像，属于东汉晚期，左上角悬挂火腿和鱼，一人拿刀割肉，一人臂上架鹰，手牵一羊。中央上方一人凭几端坐，二人躬身进献食品，左侧三人正在传食奏乐。宴席右方为水榭亭阁，有人登楼梯观赏，有人垂钓，水池中还有人罩鱼。另有一石，上下共四层画面，上二层为宾主宴饮及建鼓、乐舞场面，下二层表现的是椎牛及厨房操作图像。羊庄镇庄里村画像 (此石现藏上海博物馆），画面右边是井台，井架上设滑轮，一人持井绳汲水。画面中央有鹅、鸡、犬等禽畜，二名庖丁持刀屠宰。画面左侧有人正在烧灶，灶上方悬挂肉块。从这些画像可以直观，汉代饮食文化的确内涵丰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画像石画面可看到一人一案或一案分食的饮食场面，这是受中国古代人们长期以来席地而坐的习惯和北方游牧民族生活习俗的影响，形成了几人分餐共桌或一人一桌分餐饮食的惯例。汉代的一日两餐或三餐，都是分餐制，这是一种合理卫生、先进的餐饮习俗。
  汉代的主要食品有粮食、肉类和蔬菜等。西汉初年经过“文景之治”后，国家得到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经济已达到空前繁荣。由于国富民足，必然引起奢侈之风盛行。在饮食文化方面，追求美食美味已成为风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甘肥饮美，殚天下之味。上至王侯之家，下至豪强富室，莫不争相大快朵颐，即使普通平民百姓，也深受这种浮侈之风影响。
  西汉时期，我国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以稻、麦、黍、稷、菽为主食，以牛、马、羊、猪、鱼肉及蔬菜为辅食的饮食结构。到东汉时，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形成了地主庄园经济。饮食浪费现象比西汉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盐铁论.散不足》记载：“今闾巷县佰，阡陌屠沽，无故烹杀，相聚野外，负粟而往，挈肉而归。”《后汉书•仲长统传》说：“豪人之室……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同西汉时期“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的情形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汉代由于深受儒家“礼教”和经学影响，在饮食座次上也有讲究。《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由此可知，秦末至汉初，主位坐西向东是尊贵的，这在汉画像石中都有所体现。
  滕州出土的画像石中，有3幅画面出现了庖厨、宴饮和建鼓乐舞共存的现象，这说明当时已将宴饮、娱乐汇聚一堂，既满足口腹之欲，又追求耳目之好。
  汉代饮食文化，包括了用餐制、饮食用具、饮食材料、饮食礼节等丰富内容，在2000多年的熏染中，形成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造就了中国式的饮食文明。汉画中丰富多彩的饮食起居图像，正是我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最好的展现。
  三、富丽壮观的古典建筑建筑学历来被美学家喻为一种可以体现时代审美观念的伟大艺术，每个朝代建筑艺术风格都有所不同。在中国建筑史上，汉代的建筑艺术和建筑水平都达到了新的高度。汉代建筑凝聚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积淀，几乎涵盖了汉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内容。处于封建社会初期的汉代，是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初步形成并走向成熟的阶段。枣庄出土的汉画像石上有各式各样建筑图像，其中滕州汉画像石所展现的建筑有殿宇、楼阁、台榭、阙观、桥梁等多种样式。从西汉到东汉400余年中，建筑画像形象生动地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汉代建筑的真实风貌。
  (一）住宅楼阁建筑住宅建筑水平的高低，是衡量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标志之一。西汉处于封建社会上升阶段，作为经济支柱的农业和工商业获得了较快发展，建筑技术和建筑水平不断跃上新台阶。西汉中期以后，权贵豪强为了炫耀富贵，大兴土木，建造豪宅。到了东汉时期，此风愈演愈烈,几乎每处地主庄园都是当时建筑技术最高水平的体现。汉桓帝时，显贵和权宦“皆竞起宅第，楼观壮丽，穷极伎巧”®。从文献记载和出土的汉画像石建筑图像可以看出，汉代达官贵富和地主豪强的住宅竭力追求“坊宇显敞，高川纳驷”的博大气势。
  枣庄地区汉画像石中的建筑图像并不展现整个宅第院落布局，而是重点表现主要楼堂建筑。如山亭区桑村镇西户口村出土的画像石，画面右部刻有车骑临门盛大场面,左部为豪宅局部建筑，二层楼房为殿庑式，上层有三人列坐，下层是粗壮立柱栌斗支撑檐盖，楼堂内众人列队迎宾客。楼右侧有一座四阿式高阁，阁上也有三人端坐。桑村镇大郭村楼阁建筑画像，中心部位为二层高楼，楼下两侧有迎客、拜客、跪客场面，楼上四人列坐。楼顶为庑殿式，脊顶平直，十分大气。楼下立柱上端承托以栌斗，楼体左侧跨出双层单阙。在第一层坡檐饰有一组象征富贵的钱纹，楼檐左饰祥云，右饰异兽。第二层楼檐饰有对称龙首。整座楼房显得简洁雄伟，富丽堂皇。考古发掘的滕州市大坞镇染山汉墓，墓主为西汉郁郎侯刘骄。在墓室门楣画像石上，左格刻楼房三层，第一层有大门两扇，门上刻铺首,三楼上有二人在窗牖内向外观看；右格刻楼房四层。由此可知，早在西汉中期枣庄地区就有高大雄伟的多层建筑了。
  枣庄汉画像石还显示了一些小型的建筑物特点，如一房、一室或一亭等。房内往往有二人对饮，或对弈或迎来送往。建筑型制有的为歇山式，有的为悬山式,亭多为四阿式。建筑风格简朴，应是民间常见的住房形式或礼节性建筑。
  (二）桥梁建筑桥梁是道路设施的组成部分，在古代交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山亭区西集镇西集村出土的胡汉战争画像石，画面中央是一座两坡式六跨桥梁，中跨平直，设有护栏。桥面左侧立一高大表柱，柱左为深目高鼻的胡人手执弓箭，柱的右侧为汉军车骑、步卒、骑士。桥下中间立一大石柱，柱上有斗拱支撑中跨桥面，桥两端斜坡下立四根立柱承托桥体。桥下有船，水中有鱼、水蛇。滕州市官桥镇后掌大村东汉墓出土一块桥上捞鼎画像石，图中桥梁为木结构弧形桥，矢跨较大，弧座接近半圆形。桥上装有护栏，桥面中央树立柱滑轮，左右两侧各有一人指挥，五人拉绳索升鼎，桥下水中有鱼，有人划船。
  西集村和后掌大村出土的画像石上的桥梁，前者为梁式桥，后者为拱桥。在山亭区桑村镇西户口村的汉画像石上，还发现一种平卧于水上平直的桥梁，桥上有车马前行，桥下有船和人。《说文解字》：“桥，水梁也。”又释梁：“用木跨水也，即今之桥也。”可见中国早期桥梁大都属于木结构。桥梁建筑在汉画像石中多次出现，说明汉代建桥技术已日臻成熟，并应用广泛。在政治上，桥梁便捷了政令传递;在经济上，有利于郡国之间的交通运输和商贸交流；在军事上，大大缩短了行军路程。
  (三）台榭建筑属于古建筑中的高台建筑。先秦时期的台榭多构建于人工堆筑的高台之上，既可供王室和贵族登临游观避暑，又具有军事瞭望作用。秦汉时期兴建园林之风盛行，上至皇家禁苑，下至权贵园林乃至豪强地主庄园，无不凿池构建水榭高台，以供平时登临游观消遣。原来建在土台上的台阁大都移至池苑，傍水而建,成为园林建筑重要组成部分。榭，有顶无四壁，犹今之凉亭。《尔雅•释宫室》说:“无室曰榭。”就是指四边不设墙壁的轻巧别致的建筑。枣庄汉画像石的榭多为木结构，形状大都呈方形或长方形，立于池边或水上。多为一层或二层，最高可达五层。设有扶栏斜梯，视野宽阔，或有人登临，或有人垂钓，正是汉代园林建筑艺术的真实写照。
  (四）阙观建筑是秦汉时期最流行的一种建筑形式，分别建于主体建筑前面的通道两侧。两汉时常在城门、宫殿、陵墓以及豪室前构建，分为木结构和砖石砌筑两种。晋崔豹《古今注》云：“阙，观也，古每门树两观于其前，所以标表门宫也，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故谓之观;人臣将至此，则思其所阙，故谓之阙。”阙观的作用就是锦表门第，用以别尊卑、明贵贱。枣庄地区出土的阙观建筑画像石，大都表现住宅前的门阙，左右对称，重檐高耸，夹峙门道。如滕州市姜屯镇元嘉三年双阙画像石，中央是二层楼房，楼前双阙并列，形制为重檐攒尖式，出檐较深。檐下叠涩，阙柱高大，二阙顶部各站立一凤鸟。阙观显得巍峨壮观，挺拔秀气。
  枣庄汉画像石中的建筑图像，在表现手法上不追求完整的鸟瞰图或展示建筑群全部，重点突出主体建筑。在布局上注重中轴分布，主次分明，在建筑规模上显示豪华壮观，在建筑理念上体现阴阳五行观念，在装饰风格上讲究华丽多彩。这些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枣庄地区两汉时期的建筑水平。
  四、叹为观止的百戏表演乐舞百戏是汉代音乐、舞蹈和各种杂技等艺术混合一体的表演形式。当时由于社会政治较为稳定，经济持续发展，文化艺术也比较发达。枣庄汉画像石上大量的乐舞百戏画面，从多角度、全方位展示了汉代文化艺术的繁盛景象，为后人研究汉代音乐、舞蹈和杂技等提供了大量的、十分难得的形象化资料，杂技属于综合性表演技艺，汉代归人百戏范畴。东汉张衡《西京赋》中载有倒立、冲狭、爬竿、走索、戏车等项目。枣庄画像石表现的内容更为丰富，包括弄丸、倒立、撞戏、斗鸡、斗牛、角抵、跳丸飞剑、沐猴舞、擎戴伎等画面。
  弄丸，也叫“跳丸”、“抛丸”、“掷丸”，是汉画中最常见的杂技表演项目之一。伎人双手操多枚弹丸轮番抛起交接，丸如连珠流星,令人目不暇接。滕州汉画像石馆收藏有10幅抛丸图像，其中龙阳店画像石最为精彩。画面中树有高大建鼓，左侧一人表演抛丸，边跳边抛，嘴手并用，同时玩转11个飞丸，其技艺令人叹为观止。
  倒立，现今称之为“拿大顶”，汉时称作“倒植”、“掷倒”等。表演时艺人双足朝天、倒立行走，用双足和单手以及嘴做出各种形体技巧动作。如龙阳店画像石，在建鼓画面上层右下方表现长袖舞。令人惊奇的是，舞者左臂上还载有一人，正表演倒立，单手抓坛准备抛至足上，动作十分惊险。滨湖镇西古村建鼓百戏画像，左侧一人表演掷丸，另一人双手扶案倒立，两臂挺直，腰身以下弯曲下垂。类似画面在枣庄汉画像石杂技百戏图中常见，一招一式都十分精彩。
  撞戏，又称作“寻撞”、“爬竿伎”。有戏车高撞、地上竖撞、额上缘撞及手举高撞等形式。据史书记载，此技在汉代由南部都卢国传人，故称之“都卢寻撞”。滕州市宏道院画像石上，由立竿和横竿组成一个十字形高撞，横竿两端饰羽葆。立竿顶端坐一人，双脚悬空，双手张开做表演。两侧各有一人，在高空做出单足踩横竿动作。还有数人或倒挂，或倒立，做出各种惊险高难动作。跳丸飞剑，就是一手执短剑，一手抛丸，边抛边接，这个项目比单纯弄丸要复杂许多。表演时通常由一人出场，也可二人相互配合，变换花样。张衡《西京赋》说:“跳丸剑之挥霍。”滕州市黄家岭画像石就刻有二人飞剑跳丸场面，左边一人一手拿剑，另一只手抛丸;右边一人一手转盘，另一只手接丸。
  斗鸡，是古代最流行的娱乐项目之一，无论民间还是权贵，都以此为乐。《战国策•齐策》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六博、蹴鞠、斗鸡、走狗。”至汉代此风不减，汉景帝之子刘馀就封鲁恭王，滕州在当时为鲁国蕃属，鲁恭王就酷好“斗鸡、鸭及鹅雁”。山亭区山亭镇山亭村出土的画像石上,刻有二鸡相斗。鸡后各站一主人。滕州市滨湖镇西古村汉画像石，画面上方中央表现斗鸡场面。
  斗牛，和斗鸡一样，也是当时人们普遍欣赏的娱乐形式之一。两头牛在相斗时互不相让，以头和腿压在对方颈上，猛烈发力推搡使对方后退。或以颈相抵，或以角相撞，甚至将头伸向对方腹部，从下面将对方顶起。这种对决，不仅仅是力量和意志的展现,还有驯牛士平时的训练技巧。滕州市区东门里出土的汉画像石上，有二头黄牛相斗，牛后方各站一人，正聚精会神地欣赏这场角逐搏斗。
  角抵，是一种类似现在摔跤、格斗的角力活动，通过力量型较量和简单的人体相搏分出胜负。角抵起源于上古时代，任昉《述异记》记载：“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三三两两，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秦汉时期角抵戏十分盛行，已不再单纯用来训练士兵的搏斗能力，演变为具有表演成分的游戏活动。《古今图书集成•军礼部》记载：“秦并天下，罢讲武礼，为角抵。”汉代角抵更为普及，无论宫廷民间，都有这种活动。山亭区桑村镇西户口村出土的汉画像石就有角抵场面，二人相对蹲跪于地，各伸出一条手臂抵触发力，显然是在比试臂力手劲。
  沐猴舞，由人扮演猴子，模仿其爬行、奔逐、攀跳等一系列动作。这种表演主要为了增加乐趣，有时也由人扮演狗和猴相互争斗。《汉书•盖宽饶传》记载:“酒酣乐作，长信少府檀长卿起舞，为沐猴与狗斗，坐皆大笑。”滕州市滨湖镇西古村画像石中就有此类图像，画面中两只由人扮相的猴子，正相互抵触争斗。
  擎戴伎，就是现代体育项目中的双人技巧表演。汉代属于杂技项目，通常由二人组合，一上一下进行各种技巧表演。居下者张开双臂，用双手托举上面人的双手或双足，高擎过头顶。《文献通考•散乐百戏》记载：“擎戴伎，盖两伎以手相抵戴而行也。”滕州市龙阳店汉画像石中就有二人表演的擎戴，下面的人奋力用双手托住上面人的双足,高高举过头顶。其他画像石上也有类似图像。
  枣庄画像石展现的表演丰富多彩，引人人胜，除了上面所介绍的项目，还有盘鼓舞、剑舞、蹋鞠戏、鞞舞、巾舞等。这些表演虽然名之为“舞”，其实是将舞蹈、杂技、体育竞技等项目有机融为一体，使表演更富有吸引力。枣庄画像石中既有单项杂技表演，又有大型的综合性表演，而最能反映当时演出水平和艺术水平的就是百戏表演。这种大型的综合性演出，集舞蹈、器乐、歌唱、杂技、俳优、幻术于一体，林林总总，蔚为大观。从枣庄出土的百戏画像石上，可以直观到羽葆飞扬的建鼓、凌空高矗的竿撞、曼妙动人的歌舞、惊险离奇的杂技、趣味横生的俳优、出神人化的幻术，并可感受到钟鼓交响、琴瑟和鸣所产生的震撼。这些画面不仅活灵活现地展现了汉代综合性表演的高超水平，而且留下了让人想象回味的艺术空间。
  五、驱列如云的车马出行古时马车是最为便捷的交通工具。枣庄地区出土的墓葬、祠堂汉画像石中，最常见的画面就是车马出行。汉代车辆名称繁多，制式多样，用途不一，以单马或双马驾车者居多，但也有级别较高的驷马安车。汉画像石中最常见的车有轺车、辎车、軿车、轩车、牛车、羊车、辊辕车、斧车、棚车等。
  驷马安车，就是四匹马拉一辆车。山亭区桑村镇西户口村汉画像石中有两幅图像，一幅右边是一辆聊马之车，导骑、从骑列队而行，右端有交龙。另一幅右方也是一辆綱马安车，还有两辆辎车，伴随长列人马骑从。其中一骑者在马上表演倒立，还有骑者举幢幡，执旄节，右端刻交龙。汉代，驷马安车是太守以上高官所乘坐。《续汉书•舆服志》说：“天子驾六，余皆驾驷。”汉制，丞相、诸侯、公卿、皇后或得到皇帝特别恩宠的人才可以乘坐驷马安车。
  轺车,就是一马或二马牵拉的有盖无帷的可以遥望的车。东汉刘熙《释名•释车》说：“轺，遥也,远也；四向远望之车也。”紹车是汉画像石中最常见的马车，为中下级官吏所乘坐。一车乘坐二人，御者居前，官吏居后。
  辎车，车厢四周装饰车衣，是皇室贵妇、高级官吏妇人、豪强地主家属以及老弱病残者所乘坐。该车属高级车辆，装饰华丽，乘坐舒适，既可载人，也可装物。辎车的辕木较长，由车前延伸到舆后，可供乘坐者上下车蹬踏之用。车门通常设在车舆后面。枣庄汉画像石中的辎车，有二马或三马驾车图像。軿车，其形制和辎车基本相同，只不过车后无辕，也是高贵妇人乘坐的车辆。这是一种带帷幔和顶盖的豪华便车。《释名•释车》说：“軿，屏也。四屏蔽。”乘坐者因身份不同，帷幔装饰也有所不同。车前驾一马或二马，车舆呈方形，有的车厢开小窗,御者坐在车舆前的踏板上。
  轩车，即高盖车，车厢四周设有屏障，在车盖与屏蔽之间留有一条缝隙。轩车是大夫以上身份的人所乘坐，出行时借以展示阔绰场面。
  牛车，枣庄汉画像石中多见。汉代马昂贵，牛价贱，故富人多乘马车，而贫者多乘牛车。《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经济凋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时处士在未被征辟前无官职，外出时常乘牛车。当时贵族仆从也可以乘牛车。山亭区桑村镇西户口村汉画像石中的牛车图像，多无车盖，乘坐者身份应为一般地主。
  羊车，用羊牵拉的一种小车。《释名•释车》说:“羊，祥也;祥，善也。善饰之车，今犊之车是也。”据民间传说，秦始皇妃嫔众多，每天晚上不知去哪个妃子处安寝，于是坐在羊车上任意行驶，羊车停在哪个妃子门前，他就和哪个妃子共寝。在汉代，羊车还同修炼寻仙观念相联系。滕州汉画像石中有8幅羊车画像。
  韫辕车，就是丧车，装载死尸专用车。从滕州市龙口镇顾家庙村征集的汉画像石上刻有丧车，为一马拉一车，车上载有长方形匣体，左有八男，右有七女，似为发丧场面。《汉书•霍光传》记载，权臣霍光死后，“载光尸柩以韫辕车”。颜师古注：“韫辕，本安车，可以卧息，后因载丧，饰以柳荽，故遂以丧车耳。”斧车，是一种仪仗专用车，在车骑前面充当先导。斧车形制为一马驾辕，车厢不设顶盖，车身没有布帏。最明显标志是车上树一柄钺斧，显示威严气派。《续汉书•舆服志》说，县令以上官吏出行都可以加导斧车，用来壮威仪、明身份。
  棚车，就是在车上设有竹木卷棚，既可拉人，又可载物。如果运载粮食，可安装前后挡板。棚车也叫“桟车”，车身较长，双辕驾一马，多出现在出行队列后边。
  枣庄汉画像石中车马出行图像，驱列如云，浩浩荡荡，十分气派。部分画像则与厚葬风气有关，官吏希望自己死后到地下世界继续风光，而那些生前未享受骏马豪车待遇的富户，渴望死后梦想成真，于是其家人在墓室中特意为他布置车马出行图像。还有一些车马画像，由于受仙道思想影响，借助车马出行来表达强烈的游仙升天意愿。
  六、寓意教化的历史故事枣庄汉画像石中，有一定数量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画像，主要反映汉代社会以古为鉴、以善为师、以恶为戒、以孝为先的教化思想。这类题材包罗万象，丰富多彩,主要着眼于伦理教化，崇尚忠孝名节，提倡仁、义、彳L、智、信，发扬人伦道德,净化社会风气，维护封建秩序。画面内容大多为古帝、圣贤、名臣、豪杰、贤妻、良母、孝子等。枣庄汉画像石中有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泗水捞鼎、答子妻、严延年母训子、季札挂剑、二桃杀三士等历史故事画像。
  (一）周公辅成王画像滕州市官桥镇后掌大村汉画像石中，画面展现几个不同时期的历史故事。图像左侧表现周公辅成王典故，年幼的周成王伫立于王座上，右侧为周公，作恭谨辅弼状。滕州市城关镇画像石中，上层左刻一小孩，右有周公及文武大臣朝见。山亭区桑村镇西户口村画像中，身材矮小者为周成王，头顶罩有华盖。左侧立二人分别为周公、召公，右侧站立五人，皆作躬身施礼状。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叛），周公乃摄行政当国。…… 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关于周公辅成王一事,《史记•鲁周公世家》也有比较详细记载，成语“吐哺握发”就与周公忠心辅弼周成王有关。
  (二）孔子见老子孔子和老子分别是儒家和道家的创始人，其文化思想具有很大影响力。汉代，孔子和老子均受到当权者尊崇。在枣庄汉画像石中，表现孔子见老子的图像有10余幅。《孔子家语》说:“孔子谓南敬叔曰：4吾闻老聃博古而达今、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规，即吾之师也。今将往矣。’遂至周而问老聃焉。”在山亭区桑村镇西户口村画像石中，画面分别用文字标明孔子、老子。孔子出游时,往往跟随许多弟子，最有名的是颜回、子路。滕州市官桥镇后掌大村孔子见老子画像石中，子路头上戴一顶鹖鸡冠，借以显示其勇。孔子和老子之间，往往刻一小孩，手推鸠车，一般认为是项橐。《战国策•秦策》记载，项橐是鲁国人，十岁而亡，由于天赋聪明，被人誉为神童，并且还流传“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的说法。
  (三）四水榜鼎画像自三代以来，九鼎被视为传国之宝，是国家权力的象征。由夏到商再到周，朝代虽几经更替，但统治者都极为看重九鼎。传说九鼎归于周室后，由于意外，于周显王四十二年（前326)沉人泗渊。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打捞九鼎费尽心机。此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后来这件事敷衍为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由于枣庄地近彭城古泗水，因而这个历史故事在画像石中也有表现。滕州市汉画像石馆共收藏3块“泗水捞鼎”画像石。北辛街道办事处马王村出土的画像石中，画面中间为一拱桥，桥上设有房子，房内架滑轮，有人指挥捞鼎。桥上左右各三人正奋力拽绳，在鼎刚出水面瞬间，拴系鼎耳的绳索被蚊龙咬断。在后掌大村画像石上，画面右下角有座拱桥，桥上中央竖滑轮，两端各有一人指挥，左右各排列五人，正拉绳升鼎，在鼎刚出水面时被一蚊龙咬断绳索。据《水经注•泗水》载：“周显王四十二年，九鼎沦没泗渊。秦始皇时，而鼎见于斯水。始皇自以为德合三代，大喜，使数千人没水求之不得。所谓鼎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龙齿断其系。”这个历史故事出现在汉画像石中，具有深刻的寓意，讽刺秦始皇施行暴政不得民心，江山不久便被推翻。
  (四）季札挂剑画像滕州市东沙河镇出土，画面中间刻一坟头，坟上插招魂幡，靠近坟墓树木旁插有两剑，前有两名骑者，后有从骑。这幅图像与季札挂剑于徐君墓前的故事有关。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春秋时期，吴王派遣季札出使鲁国。季札在北上途中经过徐国，同徐国国君会面。徐君十分喜欢季札的佩剑，只是不好意思张口。季札心下也明白，只因出使需要，便没有赠送。等到回来时又路过徐国，没想到徐君已经去世。于是季札便解下宝剑，挂在徐君墓前树上然后离去。随从感到莫名其妙，不由发问：“徐君已经死了，再送剑有什么意义？ ”季札回答：“你们不明白，其实当初我已经在心里答应赠送，徐君虽然死了，但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初衷。”季札出使鲁国行聘问之礼事情发生在吴余祭四年（前544)，这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汉画像石以图画形式表现这个故事，主要是宣扬封建社会价值观，滕州后掌大村汉画像石中的泗水捞鼎图面（右下角）借助季札的仁义之举来教化世人守信重诺。
  (五）二桃杀三士画像滕州市官桥镇后掌大村汉画像石有二桃杀三士画像。这个典故见于《晏子春秋》。事情发生在战国齐景公执政时，齐国三位猛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居功自傲，齐相晏婴担心三人将来作乱，决意除掉后患，于是借鲁昭公来访之机，设计让齐景公赐二桃使其三人自杀。
  三位猛士接到齐景公送来的两个桃子，便争着炫耀自己的功劳。公孙接说:我曾在密林中捕杀过野猪，在深山搏杀了猛虎,应吃一个桃子。田开疆说：我曾率军接连两次击退敌军，捍卫了齐国疆土，像我这样的功劳,也可以吃一个桃子。古冶子说:我曾经跟随国君横渡黄河，河中巨鳖突然咬住马腿，把车拖到激流中。我潜人水中与巨鳖搏斗，终于将它杀死。像我这样的救驾大功，谁能相比。说完抽剑要与两人搏斗。公孙接、田开疆说:我们没有您勇敢，也不如您功劳大,却不知道谦让，如果不死还有什么勇敢可言？于是相继自杀。古冶子为此悔恨不已，心想：他们死了而我独活，这是不仁；贬低别人，夸耀自己，这是不义;悔恨自己的言行,却又不敢去死，这是无勇。于是也挥剑自杀。“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既是对晏子智慧的赞扬，也是对居功自傲、逞匹夫之勇者的警示。
  枣庄汉画像石中表现历史故事的图像还有许多，内容多为忠臣、圣贤、孝子、勇士豪杰、贤妻、良母等，还有表现仁、义、礼、智、信等人伦道德的画面。这些图像布置于墓室中，意在为墓主品行做标榜，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流行的社会价值观。
  七、西王母与东王公西王母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人物，在汉代几乎是唯一的神仙主宰。由于神仙家和早期道家合流，西王母升格为仙道信仰中的尊神。在汉画像石中，西王母的地位极为崇高，头戴胜杖，衣着俨然贵妇，或凭几而坐，或处于盘龙尊位上。枣庄汉画像石表现西王母的图像多达百余幅，涉及各种场面，尤以昆仑悬圃仙境图像占大多数。这种图像是在仙道思想盛行、西王母信仰逐渐蔓延的条件下产生的，与当时人们梦寐登仙度世、长生不死的迷信观念有关。山亭区桑树镇西户口村出土的汉画像石，在主神旁边刻有“田王母”榜题，“田”是“西”的误刻，确知这类神异形象就是尊神西王母。
  西王母和东王公是枣庄地区汉画像石中的主要题材之一，西汉时期的汉画像石中尚未发现东王公踪影。东汉初期，由于阴阳五行思潮泛滥，在仙道理论体系中，仅有西王母代表女仙之宗居于西方昆仑显然不行，还得创造代表男仙之宗的尊神居于东方，这样才符合当时流行的阴阳学说。于是便创造了男仙之宗东王公形象，让他居住在东方蓬莱仙境。由于仙道理论逐步完善，所以自东汉中期以后，东王公形象日益增多，日渐丰满。在东汉中晚期的墓葬、祠堂画像上，常出现东王公居东、西王母处西的固定格式。例如滕州市官桥镇后掌大村东汉晚期单室墓葬画像，画面左侧西王母头戴胜杖，肩生羽翼，端坐于巍峨悬圃台，台左侧有人面鸟身人物、羽人；台右侧有玉兔捣药，还有蜚廉、金乌和九尾狐；画面右侧为东王公，头戴山字冠，肩生羽翼，端坐于青气为廓、紫气为城的仙境中。二者之间饰以氤氲云气，由羽人引导一辆五龙驾驶的华盖云车。云车前面蟾蜍充当御者，车内乘坐穆天子。主车上方还有仙人骑龙、仙人乘三蛇云车的奇异场面。萦绕的云气中伴有仙鹤、鸟身仙人、人面蛇身神人以及各种神兽，游仙队列浩浩荡荡，乘云驾雾向昆仑仙山驰奔。
  枣庄汉画像石中大量西王母题材的产生，与当时民间流行的仙道信仰息息相关，这种崇道求仙思想与统治者提倡并推行的儒家正统思想存在很大反差。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由于无缘博取功名利禄，便将美好愿望寄托于来世。人们不再梦寐生时升天登仙，而是渴望在死后度世，步人西王母或东王公仙境。
  八、千奇百怪的神话传说中国神话丰富多彩，既有自然神，又有人格化神，其中不少神话传说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枣庄汉画像石中所展现的神灵有伏羲、女娲，金乌与玉兔，雷神、风伯、雨师，鱼拉仙车，扶桑及羿射十日，九头人面兽等内容。
  (一）伏羲、女娲画像伏羲、女娲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二皇。《风俗通义》说:“伏羲、女娲、神农是三皇也。”在枣庄地区汉画像石中，伏羲、女娲是主要题材之一。二神最显著特点是人头人身蛇尾，通常成对伴出，两尾相缠，相依共存。二神分别手举象征天圆地方的规、矩，或双手捧举象征阴阳的日轮、月轮。最常见画面是西王母居中，伏羲、女娲伴随左右。滕州市北辛街道办事处马王村汉画像石刻有伏羲、女娲手持规、矩图像;滕州市黄家岭出土的汉画像石上有一个人头蛇躯神人，躯干部位饰有爪足、双手高举圆轮。台儿庄区泉源村画像石上人头蛇躯伏羲双手高举日轮，轮中有金乌。滕州市西古村画像石，刻有一人头蛇躯女娲，双手高举月轮，轮中有月精蟾蜍、玉兔。
  汉画像石中的伏羲、女娲分别手执规、矩、日轮、月轮，表明二神分理阴阳、规矩天地、协调四时。交尾图像重在展现他们主宰生殖、化育万物的神性。自汉代以来，枣庄地区民间流行伏羲、女娲崇拜，至今还有多处伏羲庙、女蜗庙遗址。
  (二）金乌与玉兔画像枣庄汉画像石中常见三足乌、玉兔捣药、蟾蜍炼丹、九尾狐等图像，往往和西王母共存同一画面。它们还分别出现在日轮和月轮中，三足乌与九尾狐共处于日轮，而玉兔和蟾蜍则出现在月轮中。山亭区西集镇画像石，左格刻日轮，轮中有金乌。金乌又称“三足乌”，是太阳象征。《春秋元命苞》说：“日中有三足乌。”又说:“流火为乌。乌，孝鸟，阳精，天意，乌在日中，以天昭孝也。”《汉书• 司马相如传》张揖注：“三足乌，三足青鸟也，主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墟北。”在神话传说中，三足乌是西王母的役禽，专为她服务。玉兔一般与月亮有关，屈原 《天问》曾质疑：“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夜光是指月亮，菟就是兔，意思是说月亮为什么会有圆缺？月中为何会有玉兔？可见月亮与玉兔联系在一起的传说流传已久。张衡天文著作《灵宪》说月者，阴精之宗，积而成兽，象蟾兔。”蟾蜍和玉兔属性一样，均为月中之精。汉代又流传嫦娥奔月神话，《灵宪》也有记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姮娥窃以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在西王母题材画像石中，玉兔和蟾蜍形影不离，共同为西王母捣制不死之药。
  (三）雷神、风伯、雨师画像刮风、打雷、下雨，这本是宇宙中的自然现象。由于中国是传统农业社会，长期以来形成了靠天吃饭的习惯，所以对气象列神格外敬畏。在原始思维作用下创造出了雷神、风伯、雨师形象以及种种神话。滕州市黄家岭汉画像石，中央刻连体二凤衔鱼，左刻一神人双手举罐向下倒水，右刻三力士拉一雷车，车后一人张大嘴巴，状如簸箕。这是一幅雷公鸣雷、风伯呼风、雨师降雨的画像。大坞镇染山郁郎侯刘骄墓出土一幅画像石上，一人左手举锤，右手转动七只连鼓呈打击状。身后一人正张开大嘴奋力呼气，画面表现的是雷公和风伯。《论衡*雷虚篇》说:“图画之工，图雷之状，累累如连鼓之形。又图一人者力士容，谓之雷公，使之左手引连鼓，右手推车，若击之状。”汉代画工根据长期流传的神话传说，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创作了人格化气象神形象。在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中，风神也称“风伯”、“风师”、“箕伯”、“飄师”、“飞廉”、“风后”、“风姨”、“风婆婆”等。汉画像石中的雨师大都手持大罐，向地下倾水，十分生动。
  雷神、风伯、雨师形象多次出现在汉画像石中，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灾害的恐惧心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变幻莫测的自然力的崇拜。每幅画面都寄托了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企盼。
  (四）鱼拉车画像山亭区山亭镇附近出土的画像石上刻有双鱼拉一车，车上有华盖，鱼车后有一人骑鱼跟随。滕州市汉画像石馆一残石上也刻有鱼拉车画像，前有二鱼引导，后面二鱼共拉一车。车前有御者，车上坐一人，其后是三鱼拉一车。鱼拉车多与河伯出行有关，因河伯为水神，用鱼驾车突出了河伯的神性和特征。河伯，原名冯夷,修炼得道而成为水神。《淮南子.齐俗训》说:“冯夷得道，以潜大川，即河伯也。”水是农业的命脉，在中国这个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中，历来对水存在极大的依赖性。早在殷商时期，具有自然属性的水神已经转化为人格化的河神。到了汉代，由于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更加重视对水神的祭祀。人们将河伯出行画像布置在墓室或祠堂中，反映了对水神的敬畏崇拜。另外，这类神话还与汉代盛行的仙道信仰有关。
  (五）九头人面兽画像枣庄汉画像石上常见到一种奇异怪兽，生有兽身、四足、长尾，颈部长着九个人头。山亭区西户口村，滕州市黄家岭、孔集村等地出土的汉画像石上均有这类图像。《山海经•海内西经》说：“昆仑之墟，帝之下都..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兽之所在。开明，兽身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山之上。”由此可知，画像石中的九头人面兽就是神话传说中的开明兽。开明兽职责是守御昆仑山天门，而昆仑山就是天帝下都。在汉代仙道信仰中，昆仑山又是女仙之宗西王母悬圃瑶池所在地。开明兽与三青鸟、玉兔、蟾蜍一样，都是供西王母所驱使的瑞禽瑞兽。
  除了以上介绍，枣庄汉画像石中还有许多画面与神话传说有关，如扁鹊针灸、仙人乘娇、操蛇之神、二人首神、鸟头、牛头、马头神等，真可谓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九、风格浪漫的祥瑞纬象祥瑞又称作“福瑞”，即吉祥征兆。《论衡•指瑞篇》说：“异物见则谓之瑞。”在儒家眼中，被视为是表达天意的、对人有益的自然现象，只有感召上苍才会出现这类罕见而又美好的异物或现象。如果帝王或当政者修德，时世清平，国泰民安，上天就会受到感动，从而降下祥瑞。
  纬象，就是天象、星象，古人常根据日月星象变化情况来预测吉凶。《史记•天官书》“正义”引张衡见解：“阳精之宗；月者，阴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也。”东汉时期阴阳五行和天文纬象学说流行，往往借助祥瑞和纬象附会人事兴替、治乱兴衰以及政治得失。祥瑞主要包括麒麟、凤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马、赤乌、白兔、连理木、嘉禾、芝英、朱草、甘露、醴泉之类。纬象包括黄气抱日、日月交辉、日月合璧、日月精明、五星连珠、卿云出、景星现等天文现象。枣庄汉画像石，有不少画面表现祥瑞炜象，说明天人感应观念已日益泛滥。
  (一）反映日月星辰缔象的®像枣庄汉画像石中，有不少以日月星辰来昭示吉祥的画像。如滕州市龙阳店汉画像石上刻有北斗七星图。据《春秋合诚图》说法：“天文地理，各有所主，北斗有七星，天子有七政也。”此图昭示祥瑞福祉,寓意王政修明，天下安宁。滕州市北辛街道办事处马王村一汉画像石刻一凤鸟衔南斗六星图，自古人们将凤凰视为祥禽。《星经》说:“南斗六星，主天子寿命，亦宰相爵禄之位。”该图借助天文纬象昭示祥瑞，寓意盛世昌明，子孙长寿，得授爵禄，大富大贵。滕州市官桥镇大康留村出土的祠堂盖顶画像上刻有一只大鸟，背负日轮，轮内有三足乌和九尾狐。左刻龙缠月亮，月中有蟾蜍和玉兔捣药。日月之间有伏羲和女娲以及36颗星辰。该图表现的是苍龙戴月和日月同辉天象，日月同辉又称作“日月交辉”、“日月相照”、“日月同明”，即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在黄昏或清晨的天空。整幅图像昭示吉祥，象征阴阳和谐、政通人和、万物循序。
  (二）昭示瑞应及吉祥的画像自西汉以来，历代帝王特别迷信祥瑞，往往与天下大治和国家兴盛相联系，这种观念也影响到民间。枣庄汉画像石中，不少画面表现龙凤、嘉禾、四灵、瑞禽瑞兽。据古籍记载，凤凰、麒麟为太平之瑞。白乌一旦出现，昭示孝悌；田生嘉禾，预示丰稔。枣庄汉画像石上有许多龙凤形象，其中一种是交龙，由两条以上龙躯相互交结缠绕组成，龙身常穿以璧环。这种图像与古老的生殖崇拜有关，寄托了世人期盼人丁兴旺、子孙繁衍的意愿。枣庄汉画像石中的嘉禾多为九穗，象征天下大熟、丰衣足食。
  枣庄汉画像石中属于祥瑞题材的图像十分丰富，凡是表现瑞禽瑞兽的画面，都没有固定格式，不论飞禽还是走兽，无不生气勃勃，动态感强烈，富于变化。表现天文纬象的画面也展现了独具的匠意，将庞杂的天象用最简洁、最具特征的物像表现出来，令人回味无穷。这些图像凝聚了汉代民间画工和匠人的奇思妙想，在充满神秘氛围的画面中洋溢着浪漫风格，让观赏者感到惊讶震撼。
  枣庄地区的汉画像石数量众多，内容丰富，题材广泛，雕刻技法多样。它是当时民间能工巧匠创作出来的具有高度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对后世的雕塑、绘画艺术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如汉代劳动人民创造了繁荣、昌盛的汉代历史一样，汉画像石也反映了汉代人民的伟大气魄和创造力。汉画像石既是一部汉代400余年的画像发展史，又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燦的明珠。第三章中陈郝瓷窑——中国江北第一民窑中陈郝窑址位于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堆积丰富，历史悠久。20世纪80年代，枣庄市文物部门在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随后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联合进行了重点发掘。调查报告和发掘成果相继发表后，随即引起国内外文物考古界注目，中陈郝窑址由此获得“中国江北第一民窑”美誉。1992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陈郝是一处具有鲁南建筑特色的古村落，东距枣庄老城区只有10公里。走进村庄，可以看见古老的庙宇和苍郁的松柏，蟠龙河穿村而过，石拱桥见证了历史沧桑。窑址废墟上坐落着错落有致的石砌民居，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少住宅院墙居然用窑棒和匣钵垒砌。村子周围田野里，不同釉色和装饰的古瓷残片随处可见。眼前一切，仿佛向探访者叙说这里曾经辉煌的瓷器烧造历史。
  一、瓷窑遗址分布新中国建立以来，枣庄境内屡次出土古瓷器，既有青瓷，又有白釉黑花和白釉瓷。据清光绪《峄县志•山川》记载:“元时钓台居民业陶者甚多，作冶什器贾数千里，获利尤厚。”古人往往将瓷器称作陶，如果县志所载信息可靠，枣庄地区烧制瓷器的历史可上溯至元代，不但颇具规模，而且产品十分畅销。根据这条线索，当地文物部门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终于获得期待已久的成果。
  考古调查资料显示，在枣庄老城区北部和西部共分布十几处古窑址，其中烧制青瓷的窑址6处，烧制白瓷或白釉黑花窑址5处，烧制黑瓷窑址5处。这些遗址分别代表了枣庄瓷器烧造业的不同历史阶段。®在成片被沧桑岁月尘封掩埋的遗址中，以中陈郝窑址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地下堆积最厚。中陈郝是中国北方典型瓷器之乡，烧制年代始于北朝早期，下迄明清，延续了1600多年，在最兴旺时期，整个手工业作坊区曾林立上百座窑炉。
  中陈郝窑址面积相当可观，整个遗址可分为青瓷区、白瓷区和黑瓷区。青瓷区主要分布在村北和村西，沿蟠龙河北上，同相邻的张岭村青瓷窑址相连。河岸和附近庄稼地里散布大量青釉瓷片和窑具，有的地段瓷片堆积厚度达2米以上。从器形可以看出，大都是日常生活用品和文具。另外还有大量三足支钉，有的粘结在碗盘等器皿内腹或底部，这种窑具是早期烧制工艺中常见的多层叠装支垫。
  青瓷区烧制历史漫长，从北朝延续到北宋时期。地层堆积共有6层，第一层为耕土，第二层为北宋时期，第三层属于唐代，延续到五代时期。第四、第五层分别是唐代初期和隋代，第六层为北齐时期。®每层都出土了完整瓷器和数量可观的瓷片、窑具。在北宋堆积层发现3座窑工墓葬和白瓷、青瓷。在唐代堆积层发掘到窑炉和3个灰坑，出土大量可以复原的青瓷和三足支钉、支柱、垫圈、垫板等窑具。唐代堆积物下面，分布一座隋代窑炉和用于陈腐瓷土的料池。发掘区最下层，出土了具有北朝特色的青瓷器、窑具和高鼻深目胡人头像。
  白瓷区面积最大，从村中一直绵延到村南田野中，包括村西南和村西部分地段。地表随处散落许多瓷片和窑具。这一带以烧制白瓷为主，由于时代不同，也烧制白釉黑花、绿点彩、酱釉、绿釉等品色瓷器。考古M查时曾先后征集到完整瓷器近百件，器物有匣鉢、碗、罐、盘、灯盏、坛、缸、玩具等。其中以白釉器最多，其次是白釉黑花瓷，还有少量白釉红花、绿点彩、褐点彩等。瓷片集中分布在四个地点：村南打麦场一带散布大量白釉、白釉黑花瓷片和匣钵、支钉、支垫、支柱等窑具，还有少量瓷片施有黑釉、酱釉、浅黄釉。第二地点在村西南百米外田野中，村民耕作时经常有完整白釉瓷器和白釉黑花瓷器出土。水渠坡崖表层下便是瓷片堆积，其中一组黑釉碗，四碗层层叠摞，相互粘连，碗内底心一圈和圈足无釉，这是金代最流行的砂圈叠烧工艺。第三地点在村西，瓷片有白釉、白釉黑花，还有部分施以黄釉、酱釉和青釉。第四地点集中在蟠龙河西岸村中，除了常见的白釉、白釉黑花瓷片外,还有白釉红花装饰。
  1987年，考古工作人员在村南小学校东面发掘到元代作坊一处，房址墙基利用废弃窖棒和石块垒砌，地面下铺垫12厘米厚瓷片。房址内出土白瓷碗、白瓷盘等器物。作坊附近发现元代料池一座，池底和池壁使用大量窑棒、垫板铺砌，池内底部残存一层瓷土。料池中出土了大量完整白釉、白釉黑花瓷器和窗具。还发掘1座金代窑炉，火膛内出土大量窑具和可以复原的瓷器。器形种类多样，釉色有白釉、白地黑花、浅白护胎釉、青釉、黑釉、蟹青釉等。
  黑瓷区主要分布在村东，道路两侧田野里可见到散布的黑瓷片，断断续续延伸到邻近的齐村，而齐村也有明清时期瓷窑址分布。
  当年在青瓷区进行的考古调查，发掘面积仅200平方米，相对于庞大遗址而言仅显露出冰山一角。
  考古发现的北齐窑具和瓷器，不是最早的地层堆积。枣庄境内屡次出土青瓷器，无论造型风格、装饰特点还是釉色，都同中陈郝窑烧制的瓷器一致。峄城区徐楼村曾出土一件四系青釉罐，与中陈郝窑同类器物毫无二致。罐中存放一枚东魏兽钮铜官印，白文篆书“虎牙将军之印”。近年陆续在中陈郝窑址出土多件北朝早期瓷器，其中一件青瓷虎子(溺器或盟洗器），造型为虎形，前腿挺立，后腿屈蹲，昂首张口，十分生动。经专家鉴定，时代属于北魏。这件青瓷虎子距今至少有1600年，结合窑址出土的其他北朝早期瓷器分析，中陈郝窑应是中国北方地区时代最早的古瓷窑址。
  北魏青資;虎子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自然是慷慨的赐予者，蕴藏各种资源供人们开发。处于山东省最南部的枣庄市，是座具有悠久历史的资源型城市，境内既有低山丘陵，又有山前剥蚀平原，河流众多，水热资源充足。枣庄地区的土壤共包含80多个土种，已探明的矿藏有36种，包括煤炭、铁、铜、金、银、稀土、萤石、石膏、天青石、石灰岩、白云石、石英、长石、瓷石、滑石、细陶土、高岭土、膨润土、铝矾土、焦宝石、耐火粘土等。制作瓷器最重要的原料是高岭土和瓷石，以上所列资源，有余种非金属矿物可用来烧制陶瓷或充当配料。还有一些矿物是配制釉料、烧制匣钵、建造窑炉的主要原料。
  枣庄盛产瓷土，见于清光绪《峄县志•山川考》记载：“岭阜盘结多煤炭，多白垩、青垩，坚黏不让西国产。”《峄县志•物产略》又载：“一为土之属，赤殖黑坟不一状，而钓台山土尤有名。至齐村、许池诸岭，所产青垩、白垩，质坚性黏，作什器尤良。”所谓“白垩”、“青垩”，就是烧制瓷器的重要原料高岭土。所谓 “赤殖黑坟”，指瓷土色泽，瓷土含有某些杂质，往往呈粉红或赤色；瓷土含炭质较高，颜色便呈乌黑。这都属于正常现象，对烧成后的瓷器没有不良影响。
  枣庄高岭土分布广泛，产出层位多，有沉积型瓷土和硬质瓷土两大类。优质瓷土颗粒较细，分选性好，具有较高的粘结力和可塑性。从色泽区分，枣庄瓷土包含了青、紫、黑、白多种土色，其中白土含铁量较低，可选作釉土（又称作“药土”）。钓鱼台西麓分布的白垩土，是古时烧制白瓷重要釉料来源。中陈郝窑址出土的白瓷，有的胎质纯净，有的表面施有护胎釉，就是选用了这种优质白土。高岭土分布有自然规律，沉积型高岭土和铝土泥岩大都与石炭纪、二叠纪、侏罗纪以及第三系煤系地层有关。从蕴藏状态看，可分为煤层内高岭石夹矸和煤层间高岭土矿床类型，另外还有发育风化的软质粘土或木节土矿床。如果煤层发生自燃,会产生烧变后形成的天然瓷土熟料。中陈郝附近分布有甘霖、黄贝、朱子埠等煤矿，其中黄贝煤井紧邻村西，稍远的枣庄煤矿相距不过10公里，这些煤炭大都分布于石炭纪和二叠纪地层。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中陈郝周围瓷土资源十分丰富，为延续1600多年的制瓷业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原料。
  除了高岭土原料,烧制瓷器还需要充足的燃料。中陈郝烧造瓷器分为两大阶段，前期以木柴为燃料，后期烧窑以煤炭为燃料。窑址北部是连绵不断的低山丘陵，古时山上林木葱茏，为烧制瓷器提供了充足燃料。北宋以后，采用煤炭烧窑。枣庄煤炭资源极为丰富，素有“煤城”之称，煤炭品质优良。古时煤炭和瓷器是枣庄两大特色产品，曾远销大江南北。这里有些地段煤层距地表很浅，过去曾进行过露天开采。以盛产瓷器闻名的中陈郝，村庄下面就蕴藏着煤炭，旧时村东曾挖掘大坑开采耐火黏土，在距地表十几米深处便显露浅薄煤层。
  制作瓷器离不开水，中陈郝水资源丰富，蟠龙河迤逦穿村而过。村庄附近是鲁南名泉许由泉，溪流纵横，蜿蜒汇人蟠龙河。清光绪《峄县志•泉源》记载：“许由泉，在县西北四十里，中陈郝集东一里许，有泉二三窦，水亦清澈。”古时中陈郝窑厂建有10座桥梁，由于溪流交络回环，有“曲曲十八弯”之说。
  人们常用“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形容一个地方丰饶的物产和出类拔萃人物，中陈郝虽然只是中国北方一个寻常村落，但完全可以用这八个字概括。中陈郝的窑工们凭借着勤劳和智慧，天工开物，巧夺造化，一代又一代在这片充满灵气的土地上谱写了一曲雄浑壮观的水土火交响曲。
  三、民间瓷器烧制的历史传统瓷器是在高度成熟的制陶工艺基础上发明的。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就掌握了精湛的制陶技术，至迟在商代，已烧制出原始瓷器。瓷器和陶器的制作工艺以及烧制技术有许多相通之处，古代陶工一旦认识到高岭土与一般粘土的区另IJ，在烧窑时只要适当提高窑室内温度，便顺理成章地发明了瓷器。
  大汶口文化时期，枣庄地区制陶业已普遍采用陶轮拉坯成型，窑炉扩大了窑室，缩小了火口，还增加火道支道和窖箅箅孔数量，使热力分布更加均匀。在山亭区西集镇发掘的建新遗址，曾发现两座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窑炉平面呈椭圆形，由火门、窑室、烟道等组成，窑顶呈穹隆状。在遗址还发掘到少量白陶，系采用高岭土为原料。枣庄地区分布的龙山文化遗址数量更多，在制陶方面已应用快轮拉坯技术，选用经过淘洗沉淀的河泥为原料。烧制的器物胎骨紧密，表面经过磨光处理，烧成温度已达到10001。由于采用封窑烟熏渗碳方法,器物漆黑发亮，光滑精美。在晒米城和二疏城遗址发现的蛋壳陶，反映了当时精湛的制陶工艺和烧造技术。
  枣庄是中国北方发现原始瓷器较.多的地区之一，商周遗址和墓葬时有出土，尤其滕州市前掌大村出土最多。这里是商周时期薛国贵族墓地，连续多年考古发掘已取得丰硕成果。®前掌大原始瓷器属于实用型盛器或储藏器，主要器物有豆、尊、罐等，胎体呈灰白色，通常装饰三角纹、环线纹、拍印网格纹或贴塑横向S纹。瓷器表面施釉，大都呈豆绿色或灰绿色。胎质烧结坚硬，胎釉结合紧密，吸水性较弱，敲击时发出金石之声。另外，在遗址和墓葬还发现了不少印纹硬陶。研究者认为，前掌大原始瓷器装饰与南方风格不同，应是当地烧制，它是在用瓷土做原料烧制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基础上，精心烧造出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原始瓷器。
  枣庄汉墓群分布密集，在不少墓葬的随葬器物中发现了釉陶。台儿庄区左王坊东汉墓中曾出土陶鹅、陶鸭等明器，分别施有绿釉、黄釉，不但造型生动，而且釉色光亮鲜艳。考古发掘的滕州市染山西汉郁郎侯刘骄墓，随葬品中有7件瓷器，器形有瓿、瓶、罐、壶等，均为青瓷，火候较高，硬度较大。有的瓷器仅在腹部以上装饰凸弦纹，有的除了器腹上部有凸弦纹外，还在口沿和颈部刻画水波纹，器腹以下露胎处显示多条轮制时产生的胎纹。©这些瓷器施釉方法与此后中陈郝北朝时期产品相同，都是器内施满釉，器外腹部以下露胎无釉；弦纹也是中陈郝早期瓷器常见装饰。显然，墓中随葬的瓷器应是当地烧制。
  以上情况表明，枣庄一带具有十分悠久的烧制陶瓷历史，在陶土选择、陶器制作、器物造型和装饰、窑炉构建、窑室温度控制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早在商代窑工便认识了瓷土性能，掌握了施釉方法，提高了烧窑温度，烧制出当地最早的青瓷。到了西汉时期，瓷器烧制和造型技术进一步提高，在施釉时已经采用荡釉和浸釉相结合技法。枣庄陶瓷工匠们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提高工艺技术和烧制水平，到了北朝早期，终于在中陈郝出现了北方地区年代最早并且具有一定规模的瓷器制作和烧造作坊。
  第二节中国最早以煤炭为燃料的瓷窑煤炭是人类重要的能源资源，中国是煤炭储量最丰富国家之一。在古代文献中，又将煤炭称作“石涅”、“石炭”、“石薪”。早在汉代，中国人便已利用煤炭充当燃料，在河南省巩义市发掘的西汉炼铁遗址，曾发现不少人工制成的煤饼。用煤炭烧制瓷器，是我国古代燃料应用和烧窑技术的又一创新，不但提高了窑炉内温度，延长了保温时间，还使窑炉体积变大，明显提高了瓷器产量和质量。有证据显示，中陈郝窑是中国最早以煤炭为燃料的瓷窑之一。
  一、传统瓷窑烧制的技术无论烧制陶器还是瓷器，都需要窑炉，坯胎经过一定高温焙烧后才能升华为成品。龙山文化时期已出现较先进的竖穴窑，窑室位于火膛上方或斜上方，烧窑时火焰由火膛经火道、火眼进人窑室，烟气由窑顶烟孔排出。商周时期窑室直径和火膛容积相应增大，火膛处于窑床正下方，有效提高了窑室内温度，原始瓷器烧成温度已高达1100℃～1200℃。滕州前掌大出土的原始瓷器表明，当时窑炉结构和烧窑技术都有了显著提高，为以后半倒焰式馒头窑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古代瓷窑炉体形制，南方与北方不同。江南流行隧道式窑炉，大都建在坡地，由窑头、窑床和窑尾构成，长达数十米，因状如长龙，故称为“龙窑”。北方窑炉是相沿已久的圆窖，俗称“馒头窑”。这种窑炉最显著特点是，火膛和窑室合成一个馒头形空间，点火后火焰由火膛喷向窑顶，由于顶部没有出口，火焰再倒向窑床，热流汇聚于整个窑室内，在高温作用下将坯体烧制为成品。烟气则从后墙底部吸火孔进人烟道，从竖立的烟囱排出窑外。
  在中陈郝发掘的隋代窖炉，属于北方最常见的馒头窑的早期形制。窑炉由火道、窑门、火膛、出灰道、中心柱、窑床、烟囱组成，全长6.44米,最宽处3.8米。窑室平面呈橢圆形，火道两壁用石块和土坯砌成，火膛位于窑室前部，略呈半圆形，一侧留有清理炉灰的出灰道。由于窖室较大，中央用瓷土坯砌成立柱支撑窑顶。窑床处于窑室后半部，是放置瓷坯地方。这座窑炉有两个烟囱，分别位于窑室后部西南角和西北角。窑室墙壁用土坯和石块砌成，内壁涂一层瓷土。窑顶呈穹隆状，采用瓷土、沙石等材料混合盘成。如果将坍塌的窑炉复原，在外观上是一座略近椭圆形的馒头窑。学者认为：中陈郝隋代窑炉属于当时大型窑炉，这种直烟式窑火焰不易扩散，只在狭长窑室内由前向后流动。“这是北方地区目前经科学发掘的唯一的一座基址平面保存较好且可以复原的隋代窑炉。”其实这种馒头窑雏形，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存在，枣庄建新遗址发掘的陶窑，顶部就呈穹隆状。原始陶窑与瓷窑最大不同之处是，史前陶窑建在地表以下，只有顶部露出地面。瓷窑完全建在地表之上，使用土坯或砖石构建。
  枣庄考古发现的原始陶窑属于直焰窑，无论横穴式还是竖穴式，都由窑室和火膛组成。烧窑时火焰由下方进人窑室，经拱顶小孔排出，由于火焰流动时由下径直向上，所以称作“直焰窑”。这种陶窑虽然升温快，但难以控制烧成温度和烧成气氛，燃料利用率较低，装烧量小。北方烧制瓷器的“馒头窑”，大都属于半倒焰窑，火焰自火膛喷向窑顶再倒回窑床，故称作“半倒焰式窑”。这种结构的窑炉容积大，火膛也比较大，容易控制和保持窑内温度，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烧造瓷器离不开燃料，未使用燃煤之前一直用柴烧窑，主要燃料是木柴、秫秸、草秆等。用木柴做燃料成本较高，长期伐薪导致林木资源枯竭。秫秸、草杆属于草本植物，不耐燃烧，窑工在烧窑时需要连续不断添加燃料,稍微松懈便导致产品报废。另外，柴草燃烧时还产生飞扬的灰烬，很容易玷污坯胎釉面。经过长期实践，中陈郝窑工终于发明了用煤烧窑技术。在产煤地方，用煤烧制瓷器比木材成本低，既耐燃烧，产生的温度又高，有效提高了烧窑温度。由于当时已普遍使用匣钵焙烧瓷器，可以烧制出质量很高的釉下彩和白釉瓷器。
  二、从燃木到燃煤:烧制技术的划时代变革大自然造化神奇，人类需要的各种物质，它都能够慷慨地提供。烧制瓷器离不开煤炭，于是大自然便无私地供应充足的能源。令人叫绝的是，凡是有瓷土和耐火黏土分布的地带，往往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古代北方地区瓷器产地，附近都存在煤炭资源，例如耀州窑邻近铜川煤矿，大同窑邻近大同煤矿，唐山窑附近有开溧煤矿，磁州窑附近有峰峰煤矿，当阳峪窑附近分布焦作煤矿，定窑附近有灵山煤矿，汝窑和钧窑附近有平顶山煤矿，博山窑附近有博山煤矿。
  中陈郝窑也不例外，它所处地域就是素有煤城之称的枣庄。自古以来，中陈郝周围小煤窑遍布。据清光绪《峄县志•物产略》记载:“一为矿之属，铜铅金铁而煤炭尤盛。论者以为皆卓山产，其实南北诸山并出……枣庄、田家庄、齐村居民以此为业，往往以煤故至赀数百万。”同卷又载：“煤矿最盛，岭阜处处有之。……方乾嘉时县当午道，商贾辐辏，炭窑时有增置。而漕运数千艘，连樯北上，载煤动数万石，由是矿业大兴。”中陈郝周围分布的煤炭资源属于全国有名的陶枣煤田范围。据勘探资料，北起枣庄北山大断层，东、西、南三面均以煤层露头为界，东西长度30公里，南北宽度平均5公里，含煤面积达9001平方公里。煤田共含煤18~25层，其中7层可采厚度平均4.64米，已累计探明储量38939万吨，虽然经过长期开采，仍然保有储量为5159.5万吨。枣庄采煤具有悠久历史，清代乾隆年间诗人满秋石描述峄县采煤情况，有“磨塘山欲尽，煤井地皆空”诗句。据1沿3年南京中山书局出版的《近代中国实业通志》下卷记载，枣庄附近矿区之内，曾发现许多唐宋时期开掘的煤井。北宋文学家苏轼元丰元年（1078)就任徐州太守时，在州西南发现煤炭，他专门作《石炭》诗咏记此事。有人认为，当时徐州东北枣庄一带已经开采煤炭，苏轼受到启发，派人四处找煤，终于在徐州西南的白土镇发现煤苗。1987年在中陈郝发掘的隋代窑炉，尚未发现使用煤炭为燃料迹象。窑炉南壁靠近火膛位置为清理炉灰出灰道，在出灰道外面2平方米范围内，分布许多木炭和红烧土，证明当时烧窑仍然用木柴为燃料。在村南发掘的金代窑炉已发现确凿燃煤迹象。这是一座典型的“馒头窑”，整个窑炉由火道、窑门、火膛、窑床和两个烟囱组成。火道呈长方形斜坡，火膛位于窑室前部，略呈半圆形，低于窑床平面1.9米。窑床几乎占据整个窑室面积的四分之三，装烧瓷器的数量已明显比隋代增多。值得注意的是，火膛底部堆积将近半米厚燃烧过的煤渣，说明至迟在金代，中陈郝已经用煤为燃料烧制瓷器了。窑室内遗留大量破碎匣钵和瓷片，瓷片以白釉为主，还有白釉黑花装饰。这一切都表明，由于使用煤炭为燃料，有效提高了温度，窑室空间相应增大，装烧的器物也随之增多。因为烧制的瓷器主要是白釉和白地黑花，为了保证产品清洁干净，普遍使用匣钵装烧。
  1987年在中陈郝进行的发掘面积很小，虽然没有发现北宋窑炉遗迹，但有证据表明北宋时这里已使用煤炭做燃料。村西南田野中散布许多白釉瓷片，尤其白釉绿点彩、白釉褐点彩具有北宋瓷器典型风格，附近一条水沟断崖处暴露许多煤渣，其中夹杂北宋瓷片。另外在村民院落地瓜窖的断壁上，也发现了较厚煤渣堆积,煤渣中包含具有北宋特色的绿点彩瓷片。
  2011年6月，中陈郝村进行建筑施工时发现了2座圆窑，文物部门随即进行发掘清理。其中一座窑炉（编号Y18)由火道、窑门、火膛、窑床、烟囱等构成。窑床呈半圆形，占据整个窑室大半空间，两个烟囱并列于窑室后部。窑炉虽已坍塌，但窑室内依然保存着原始堆积。在窑床位置发现许多窑具和瓷器，火膛内发现多层经过燃烧后形成的煤渣，厚度达30多厘米。出土器物中有多件北宋青瓷碗，器内外均施釉，圈足底面无釉，碗内底心遗留多枚支钉烧痕。还有一件青瓷碗,器腹较深较直，器外施半釉，器腹以下和圈足无釉，碗口一周形成芒口。结合窑内出土的支圈分析，显然已采用覆烧工艺技术。另外，窑室内还出土了2件用于检测温度的火照。覆烧法和火照术流行于北宋时期，结合窑室内瓷器造型、施釉特点、装烧技术综合分析，这座窑炉的年代不会晚于北宋后期。窑室内发现的煤渣层证明，当时已经利用煤炭为燃料，在各地已发现的窑址中，中陈郝应是最早利用煤炭为燃料的瓷窑之一。
  三、生产工艺的提高与瓷器品种的开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提高瓷器产量和质量,就必须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进行技术创新。中陈郝窑工祖辈在这里烧制瓷器，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他们充分利用丰富的矿物资源，借鉴名窑成功经验，坚持民窑传统，结合当地实际，烧制出具有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瓷器产品。
  中陈郝瓷器烧造工艺和技术的提高，首先反映在窑炉结构改进方面。这里的窑炉形制与江浙瓷窑判然有别，是在当地原始陶窑基础上不断发展、改革而逐步完善的。历代窑工一步一个脚印，将聪明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窑炉形制由升焰式圆窑发展为较先进的半倒焰窑，从而形成了具有北方地域特色的窑炉。
  在中陈郝发掘的隋代窑炉，是北方地区通过考古方法获得的年代最早的圆窑之一。同后期典型的“馒头窑”相比，还存在不少差别:一是火膛面积较小，二是没有明显高于火膛的窑床。另外在烟囱附近未发现夹墙，使控制和保持窑内温度受到一定限制。北宋和金代发生了显著变化，窑炉平面已改进为圆形，火膛面积明显增大，窑床高出火膛底部将近2米，两个烟囱位于窑室的后部，属于半倒焰式窑炉。这些显著变化表明，随着时代推移，中陈郝窑炉结构和烧窑技术都已明显提高。燃料得到了充分燃烧，热力得到更有效利用，还可以随时调节窑内空气和火焰流速。更重要的是，由于使用煤炭为燃料，充分利用了当地丰富的可燃性矿物资源，有效提高并保持了窑室温度。隋代用土坯构筑窑炉、窑床，而宋代已使用耐火砖。金代窑炉体积和容积进一步增大，装烧的器物比前代相应增多。
  在装烧工艺方面，由于历史阶段不同，中陈郝窑的变化也十分明显。北朝时期流行无匣裸烧工艺,将器物重叠放置在窑内焙烧，借助支座等窑具分隔重叠坯胎。由于瓷坯直接裸露于窑火中，表面常留有落渣灰垢等现象。隋唐时期在使用裸烧法同时，已开始应用匣钵装烧工艺，小型器件装人匣钵内烧制，釉色显得洁净光亮。北宋窑具主要是小型支柱、三足支钉、垫板、垫饼和垫钉。流行层层隔烧技术，用小型支柱支撑垫板四角，每层垫板之间放置瓷坯，器物底部用垫圈或垫饼固定，瓷坯间用三足支钉或垫钉分隔。除了烧制青瓷，还烧制白釉器，匣鉢得到了较广泛应用。北宋后期出现了覆烧工艺，凡碗、盘类器物均层层倒扣，器物之间利用支圈间隔，每个匣钵可以同时装烧数层，有效利用了窑室空间，增加了产量。为防止器口同支圈粘结，碗、盘口沿周圈刮去釉料，形成芒口。
  金代中陈郝窑烧制规模明显扩大，窑具以托座和匣钵为主。较大器物如缸、盆等依然裸烧，往往在大器物内套装小器物。由于白釉产品日渐增多，为保证器物洁净，大量使用匣体装烧。匣钵形状呈筒形或鉢型，底部中央有圆孔，可以有效流通热流。将高档瓷坯放置匣钵内，层层叠放，充分利用了窑室空间。金代还出现了装烧新工艺，碗、盘普遍采用砂圈叠烧法。为防止器物相互粘结，先在器件内底刮去一圈釉面，形成露胎环，然后将另一件器物圈足放置刮圈上。圈足不施釉，逐层重叠。由于叠烧技术具有产量高、成本低的优点，直到现在一些瓷器产地仍在沿用。元代中陈郝烧制业十分兴旺，产品单富，富于变化。瓷品以白釉器为主，釉色纯正。这一时期流行裸烧法、托烧法和匣钵装烧法等工艺。
  中陈郝窑的产品和釉色，随时代发展而不断丰富。北朝时期主要烧制碗、盘、罐、壶之类日常生活用品，胎质含有较多砂粒和铁质。所有器物都施青釉，采用蘸釉和涮釉方法，器内施满釉，器外施半釉。因釉汁含有杂质，一些瓷坯釉层厚薄不匀，烧制时出现釉面脱落或流釉现象。隋唐时仍然以烧制青釉器为主，也有青黄釉、褐釉或釉下饰褐斑。由于施釉不匀和窑内温度差异，色调呈现深浅变化，个别器物因窑变产生类似钧瓷天蓝釉，十分生动。这一时期瓷器釉面比较光亮，胎质细腻，厚薄均匀，品种齐全，主要有执壶、蒜头壶、唾壶、夜壶、水盂、粉盒、碗、杯、罐、盆、盘、钵、瓶等，造型规整端秀。尤其盘口壶、蒜头壶、高足盘、莲花纹罐，造型精美别致，不但具有实用性，还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除了日常用品，还烧制文房用具小水盂、笔筒、马蹄足瓷砚等。
  北宋时期烧制的瓷器主要有碗、盘、罐、钵、壶、盒、灯、小香炉等，胎体较薄，胎色呈乳白色或肉红色，造型轻巧，胎壁厚薄均匀。釉色以白釉为主，大都施护胎釉，青轴器相应减少。窑址出土的束腰形瓷枕和卧虎瓷枕，具有浓郁民间文化特色。金代产品除了常见的碗、罐、盆、盘、体、灯等，还烧制胎体厚重的大缸，因火候较高，胎质多呈灰褐色。瓷器中还出现具有时代特色的牛腿瓶、鸡腿瓶，这是女真人流行的盛酒器。除了白釉、白釉黑花，黑釉器明显增多，以砂圈叠烧黑瓷碗最常见。元代是中陈郝烧造业最兴旺时期，产品丰富，品种齐全，器物造型规整。生活用品包括各种样式的碗、罐、盆、盘、钵、瓶，还有缸、灯、坛、壶、鸡腿瓶、玉壶春瓶等。胎体轻薄，胎质细密，呈白色或肉红色。流行白釉和白釉黑花，釉质纯正均匀，光泽度较高。碗、盘之类圈足器有所变化，内底心刮圈明显变小。鸡腿瓶造型与金代明显不同，厚底溜肩，器腹修长，器口相应收缩。除了日常用品，还烧制娱乐品和各种儿童玩具，数量很多，各具情态。
  明清时期，中陈郝窑烧制的瓷器主要是日常用品，虽然变为单一的黑釉，但器物坚致，质量上乘，釉色纯正。与此同时，与中陈郝相邻的齐村烧制业逐渐兴起，齐村河两岸窑炉林立，主要产品为黑碗、砂壶、大缸之类民间用品。
  第三节器形与图案折射的丰富文化内涵中国瓷器以精巧多姿的造型、行云流水的装饰展示了高超的工艺技术和丰富的文化底蕴。那一件件造型别致的瓷器，仿佛一个个跳动的音符；那一幅幅生动流畅的图案，蕴含着无穷的韵味和情愫。中陈郝作为中国古代北方一处重要的瓷器产地,融汇于中国陶瓷文化长河中，以其富于地域特色的产品，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激起了一朵朵绚丽的浪花。
  ―、民间用品的器形变化中陈郝窑属于民窑体系。所谓民窑，相对于宫廷管理的官窑而言。民窑以从事商品性生产为主旨，对市场行情十分熟悉，其产品主要为满足市场需求，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由于需求量大，所以产量可观，行销地域覆盖远近城乡。民窑历史远比官窑悠久，自从瓷器烧制技术发明以来，一直是瓷器产业的主力军。民窑瓷器在品种、器形和装饰上与广大用户灵犀相通，既是日常生活实用品，又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它浓缩了大量人文信息，从社会经济、时代风尚到地域习俗、乡土文化,几乎无所不包，凝聚了人们渴望吉祥幸福的美好愿望。
  中陈郝窑瓷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朝代更迭，消费者时尚观念有所不同，为满足民间需求，烧制的瓷器种类、形制和装饰也相应发生变化。釉色由早期青釉向中期白釉、晚期黑釉演变。器形不断推陈出新，品种日益丰富。以最常用的碗来说，北朝时期胎体厚重，胎质较为粗糙，腹壁较直较深，碗底为实圈足。隋唐时期瓷碗由直口变为敞口，碗底足部稍微内凹。北宋时变为大敞口，腹壁下收近似斜直状，碗底改为宽圈足。金代变化更明显，器物越加轻巧美观实用，碗口径与足径、器高与足高比例显著增大，放置起来更平稳，更便于使用。
  高足盘是中陈郝窑隋代流行器物，习惯在盘底附加喇叭状圈足。这种造型系由秦汉陶豆延续而来，在转化为瓷制品后，器形方面既有继承又有创新。高足盘造型可分为两类:一类依然保持陶豆基本造型，上部为圆盘状，柄部较尚，底部为嗽机状圈足；另一类柄部明显变矮，显得敦实稳重。施釉特点也分为两类：一类自圈足中部以上全都有釉，柄下及圈足无釉；另一类釉料施满器体，仅圈足内无釉。至唐代以后，盘下高足已经不见。到了金元两代，整体造型与现在瓷盘基本一样，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消费者审美观念的潜移默化，更重要的是突出了用具的实用性和产品质量。由于隋唐时期采用三足支钉裸烧，盘内往往存留支钉瘢痕，既不平整美观，又影响了使用。盘底省去高圈足后，拉坯成型更便捷，装人匣钵层层叠烧，不但提高了质量和产量，更便于日常生活中使用和摞放。
  瓷罐造型在不影响实用性前提下逐渐由繁到简。北朝早期流行在器肩上附加四个、或六个横置桥形钮，此后数量减少，在桥形钮之间增加复式泥条状系钮。M隋唐时完全被复式泥条钮取代，通常在口沿下贴塑四个对称系钮。到了隋代青釉高足盘宋金元时期，大多数瓷罐都是两个对称系钮,数量虽然减少，但丝毫不影响拎提使用，有的瓷罐甚至不需要系钮。
  盘口壶是中陈郝窑北朝至隋代流行器物，造型别致。北朝时期的盘口壶形制敦实，上部盘口直径较小，颈部较短，器腹凸鼓，肩部横置两个对称桥形钮。隋唐时期的盘口壶通体修长，壶颈较高，肩部有四个泥条状复式系钮，整体造型规整秀美。唐代以后普遍使用执壶，在器腹增加流注和曲形把手，不但具有曲线美，而且使用时更加方便。
  北朝至隋唐时期，中陈郝窑的产品中大型器物少见，由于此类瓷器形体肥硕，胎体较厚，占据窑室空间大，如果窑炉温度达不到一定高度，往往烧成夹生胎。宋金元时期大缸、巨坛明显增多，胎体厚重，凝如金石。因为宋代以后窑炉空间明显增大，人窑坯胎采用了套装技术，如缸、盆等大型物件，通常是大缸套中缸，中缸套小缸，一仰一合，缸沿对缸沿，缸底对缸底，依次摆放。最顶端再装大盆，盆上放罐，充分利用了窑室空间。加之当时已经使用煤炭为燃料，可以确保烧制大件器物所需要的温度火候。宋金元时期是中陈郝窑瓷器烧制业黄金时期，民用瓷器在器形上出现各种变化，不仅突出了实用性，更注重各类器物的造型特点与装饰效果。这些显著变化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反映了社会时尚，迎合了大众审美情趣。在创新和求变过程中，促使制瓷工艺和烧造技术不断迈上新台阶。
  二、南北风格兼容的装饰工艺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唐代瓷器向来有“南青北白”美誉。“南青”，指的是南方的浙江越州窑烧制的青瓷；“北白”，指的是北方的河北邢州窑烧制的白瓷器。两大名窑分别代表了当时陶瓷产业两大体系和最高水平，以极富地域特色和工艺特色的产品引领瓷器烧制业潮流。越窑青瓷明彻如冰，晶莹温润如玉；邢窑白瓷洁白如雪，造型规范如月，两大名窑交相辉映，在当时享誉神州。到了五代和北宋，南方青瓷窑口龙泉窑、北方白瓷窑口定窑又相继兴起，并且对周边地区瓷器烧制业产生过重要影响。
  从出土器物和采集标本观察，中陈郝窑瓷器有各种各样装饰，例如弦纹、贴塑、印花、划花、剔化、褐斑纹、绿点彩、宋三彩、粉杠、白地黑花等。由于烧制时代不同，图案内容和装饰工艺也各不相同。这些器物的造型艺术以及装饰工艺，在南北不同窑口同时期瓷器产品中都可见到。中陈郝窑处于山东最南部，在北方诸窑中同南方各窑距离最近。从烧制历史看，自北朝早期至明清从未间断。这些因素决定了当地瓷器烧制业既具有自身特色，又受到南北两大窑系的影响。北朝时期，中陈郝窑受到越州窑系影响，烧制的瓷器全部是青瓷，一些器物造型和装饰风格具有南方青瓷特点。例如典型瓷器盘口壶和高足盘，在越窑产品中都可见到，经过对比又各有特点。中陈郝窑北朝时期盘口壶，造型与越窑系同期盘口壶如出一辙，都以端庄矮胖为特色，盘口和底部较小，上腹特大，只是微观上略有不同。越窑同类器物的桥形钮大多竖置，而中陈郝盘口壶桥形钮横置。越窑盘口壶普遍施满釉，仅器底无釉；而中陈郝窑施釉只到器腹以下部位。到了隋代，中陈郝窑盘口壶变得通体修长，比例合理，器物规整秀美。此外，越窑系产品中也有高足盘，或为敞口浅盘，或为大敞口深盘，除了内圈足通身施釉外，有的盘内还装饰花纹。中陈郝窑高足盘造型规整，无论高圈足或矮圈足，均为敞口浅盘，施釉只到盘下，圈足部位无釉，浅盘内没有任何纹饰。
  南北朝佛教流行，这种风气也影响到瓷器装饰，南北各窑口都有以莲瓣为装饰的器物。由于地域不同，装饰风格呈现简约与繁复的差异。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和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瓷罐，属于北方窑口烧制。瓷罐采用堆塑技法，装饰复杂，莲瓣丰满浑厚。南方窑系的青瓷莲纹罐装饰简单，通常采用刻划或浅浮雕技法。中陈郝烧制的一件青瓷罐，器身施半釉，口沿下有桥形和泥条状复式系，肩部装饰一周凸棱纹，器腹周圈分布单层浅浮雕覆莲纹。相比之下，这种莲瓣纹瓷罐既有自身特点,又受到南方窑系简约风格的影响。
  中陈郝窑青瓷有褐斑装饰，往往出现在壶、罐等器物的肩部或腹部。这是用含铁较多的釉浆点缀在施过青釉的器物上,经过焙烧后形成的褐色斑点。青釉褐斑装饰在南方越窑、龙泉窑等窑口的瓷器中常见。此外，中陈郝窑青瓷在器腹周圈常见凹弦纹、凸棱纹装饰，个别器物腹内有繁复水波状划纹，从而形成了自身装饰特色。中陈郝窑烧制的青瓷，不少器物表面出现细碎开裂纹，这是由于坯胎和釉层膨胀系数不同，经过焙烧在冷却时釉层收缩不均产生的现象。虽然是无意为之，但与南方开片青瓷具有异曲同工的艺术效果。
  自唐代晚期始，中陈郝窑除了烧制传统青瓷，也出产白瓷，将“南青北白”风格同时汇集于一地。个别白釉器上还装饰绿斑彩，窑址出土的白釉执壶，器身有数条绿彩，十分生动。北宋早期，中陈郝窑除了烧制青瓷，已大量生产白瓷，绿点彩成为当时流行装饰，常出现在碗内近口沿处和罐、壶的肩部。这种工艺是在胎体上先施白色化妆土，上釉后再点缀含铜色料斑块烧制而成，装饰虽然简约，但富有韵味。绿点彩工艺见于当时北方地区淄博、磁州、耀州等许多窑口，彼此呼应,成为宋代北方民窑的时尚装饰之一。这一时期，中陈郝窑烧制的瓷器还有白釉褐斑，刻花、剔花、印模等装饰工艺。有的白釉灯盏采用细线刻划技法，往往在口沿一周宽带部位装饰线刻莲瓣纹，并且组合回纹和弦纹，构图严谨而又规整。除了以上装饰，还出现了宋三彩工艺，窑址出土的一件卧虎瓷枕，虎身装饰黄、绿、褐三种釉色，这种色彩与造型威猛的老虎结合一起，可谓相得益彰。
  金代和元代，中陈郝窑最流行最具特色的装饰为白釉黑花，器物内壁、器内底心和器腹上常出现这种装饰，图案丰富，线条流畅并富于变化。常见的图案为各种花卉草叶和水波纹、条带纹，构图生动，黑白对比鲜明。另外鱼藻纹、儿童形象也成为绘画题材。许多瓷器上还出现了行书体诗句、民间俗语和吉祥用语，如“他乡遇故知”、“田良（粮）万倍”、“青（清）闲自载（在）”等，乡土气息十分浓郁，极具生活情趣和民间文化色彩。白釉黑花是磁州窑系最为流行的装饰，曾波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省。另外，一些黑釉瓷罐还采用了“粉杠”装饰，先在器胎周圈立粉做竖式条杠，然后醮挂黑釉。由于突起的粉杠脱釉，烧成后器腹便显露一条条的白色线条。这种装饰工艺曾在河北、河南以及山东淄博等许多民窑流行。金元时期，中陈郝窑烧制的儿童玩具数量猛增，造型各具情态，主要是各种小型瓷人和各类小动物，既有白釉，又有白釉黑点彩、黑釉、褐釉等装饰。
  中陈郝窑充分利用自身区位优势，南北风格兼容并蓄，在瓷器装饰上追求与时代同步，在审美情趣方面与民众保持一致。虽然经历了多次历史大动乱，但烧制业延续了1600多年，创造了瓷器烧造业奇迹。
  三、瓷品丰富，通达南北自北魏至明清，中陈郝烧制业从未中断，这种情况在瓷窑业中少见。只要翻阅一下中国陶瓷史便可获知，有的名窑开创于东晋或南北朝，但在唐代或宋代便趋于衰落;有些名窑鼎盛于唐宋时期，红火一时后趋于沉寂。置身于中陈郝，当看到俯拾皆是的瓷片和厚达数米的遗物堆积时，不能不惊叹这里的陶瓷文化积淀之丰厚。有的学者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中陈郝是中国北方民窑的聚宝盆。
  中陈郝窑产量可观，瓷品丰富，有别于北方地区其他民窑。从瓷器釉色方面说，既烧制青釉、酱釉、黄釉、绿釉、白釉器，又烧制白釉黑花和黑釉器，林林总总，蔚为大观。但凡民间需要的各种用器，这里几乎都曾烧制。最常用生活器物，每个种类除了有大小之别，还有多种造型，往往成组配套。例如同一时期的瓷罐，就有敞口、敛口、直口区别；有的四系，有的双系，有的无系；有的配以器盖，有的无盖。瓷壶也是如此，有水壶、酒壶、唾壶、夜壶等种类。由于用途不同，造型各不相同，有的是执壶，有的无把手;有的短流，有的无注流，甚至还有造型别致的五注壶。这里还烧制文房用具，如瓷砚、笔筒、笔洗、镇纸等。娱乐用品有瓷埙和围棋棋子。玩具数量最多，造型多样，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小瓷人，男女老幼皆有，各具姿态，还有骑马武士和具有性文化色彩的男女行乐造型；另一类是动物玩具，有虎、牛、马、狗、蟾蜍、羊、龟、鸭、鸽等，皆小巧玲珑。这些物件均用模具制作，成批烧制。
  元代是中陈郝烧制史上最兴旺时期，烧造规模庞大，烧制水平和瓷器质量都出现跨越式发展。由于水陆交通便利，产品行销大江南北。当地至今流传着 “九庙、十桥、七十二缸瓦窑”民谚，可以想见古时这一带瓷器烧造业盛况。
  中陈郝占尽地利。烧制瓷器离不开水，古时这里河湾迂回沟，渠纵横。当地民谙中说的“十桥”，分别是清漳桥、峄阳桥、泰山桥、甘桥、坡石桥、仙人桥、百纳桥、榭云桥、乐善桥和鱼桥。其中清漳桥坐落在村中蟠龙河上，为高拱圈石桥，形制雄伟壮观，犹如虹霓凌波，将东西两大窑厂相连成片。由于拱圈高，桥下可以通航，当时沿河两岸建有多处码头，专门用来装运瓷器。“七十二缸瓦窑”是指这里瓷器烧造兴旺景象，据说全盛时期，蟠龙河两岸分布数百座窑炉，白天烟焰遮天，夜晚窑火通明。中陈郝村中的不少住宅院落下面发现了北宋、金代的瓷片、窑具和煤渣堆积。根据这些迹象分析，中陈郝形成村落应该在金代以后。起初，这里只是密集的瓷器作坊区，由于烧制业兴旺红火，人口逐渐稠密。从事瓷器制作、交易、运输以及与瓷器业相关的瓷土、煤炭和衣食蔬菜等行业日益增多。为了便于谋生，流动人口大都转为定居。大概在元代，这里已经形成以烧造瓷器为主业其他营生为副业的商贸集市。
  中陈郝占尽天时。元代这里瓷器烧制业之所以空前兴旺，与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有直接关系。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大运河全线通航。大运河未贯通之前，中陈郝瓷器外销全部靠陆路运输。当时枣庄境内有南北驿道，可南下淮扬，北达大都。同水运相比，陆运不但费事费力，而且运输成本较高。河工完成后，运道从峄州（今枣庄市）西境的微山湖经过。运销瓷器可在窑厂近旁蟠龙河装船，顺流西去进人微山湖附近漕道，然后扬帆北上南下，交通十分便利。中陈郝村中保存一通明代嘉靖年间诗碑，原先立于董家花园的时雍亭内，诗歌赞美了瓷乡兴旺繁荣景象：两拱西东景物幽，一泊碧玉绕村流。
  花香四序青红艳，雾仰千峰紫翠游。
  国运河通徐兖路，车装船发帝王州。
  亭传乡里车书重，草野黎元向北讴。
  宋元时期，官府常在大集镇或窑厂附近设置“务”一类机构，专门管理贸易和手工业税收事务。中陈郝附近有地名曰“邹坞”，可能是“邹务”音讹。至元明时期，这里已发展为鲁南大镇，吸引了大批商贾前来淘金，其中晋商最为活跃。中陈郝烧制的黑釉瓷器富有特色，质坚器大，远销数千里。据《大明会典•关津》记载，当时枣庄境内共设有两处巡检司，一处设在今薛城区沙沟镇，另一处便设在陈郝集。巡检司属于基层治安机构，凡是重要关津和要冲重地都要设置，主要职责是稽查往来行人，打击走私，缉捕盗贼，保护商旅和从业者安全。由于沙沟是递运所驻地，负有转运官方物资和军需公务，而中陈郝是鲁南窑业重地，所以设有军政兼理的社会治安机构。
  炉火通明的窑厂，忙忙碌碌的窑工;川流不息的车船，熙熙攘攘的客商。这就是古代中陈郝所展现的兴旺景象，这种繁华喧嚣的场面，构成了一幅生活气息浓郁的风情画卷。
  第四节中陈郝瓷窑对中国瓷文化的影响中陈郝古时称作“陈郝”，因陈、郝二姓最早定居此地而得名。随着瓷器烧制业日益红火，人丁逐年兴旺，于是又在陈郝南北各建一村，分别取名“南陈郝”、“北陈郝”。因陈郝居中，故称作“中陈郝”。地名不仅是特定空间的标记，还是一个地点各种信息的载体。中陈郝之所以吸引人们的目光，是因为这个古老村落承载了丰厚的陶瓷文化，曾对周边地区的制瓷业产生过重要影响。
  一、中陈郝瓷窑的历史地位中陈郝是一片充满生气的神奇土地，这里的窑工更是一群富有智慧和灵气的劳动者，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描绘了最美的画卷，用熊熊炉火谱写了中国北方民窑的传奇。当我们用惊叹的目光端详这处尘封多年的古窑址时，越发感觉到它那充满诱惑的魅力和富有创造性的底蕴。
  中陈郝虽然只是一处民窑，但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是烧制年代早，在山东甚至整个北方地区，中陈郝窑堪称最古老的瓷窑遗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五卷上编说：“目前可以认定的北朝窑址有三处:一处是河北磁县贾壁村窑，另二处是山东淄博市寨里窑和枣庄市中陈郝北窑址。”由于近年新的考古发现，将中陈郝窑烧制瓷器的时间又提前了200年。迄今为止，中陈郝窑烧制瓷器的历史，堪为中国北方诸窑之翘楚。
  北方古窑址，其创烧年代大都为唐宋时期。新中国建立以来，各地又陆续发现不少窑址，大都属于唐代或宋代，比较早的可追溯到隋代，北朝时期的窑址寥寥无几。中陈郝窑创烧年代为北魏时期，是北方地区最古老的瓷窑。魏晋至隋唐时期，南方和北方都烧制青瓷，有的学者认为，中国青瓷形成南北两大系统，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中陈郝所处地理位置，介于两大地域之间，在南北瓷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陈郝窑延续时间漫长，在长达1600多年的岁月里，瓷器烧造业代代相承，从未中断。这种情况在北方诸窑中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但实属罕见。由于拥有这种优势，中陈郝陶瓷文化积淀十分厚实。中陈郝窑址地层堆积丰富，时代特征明显，文化遗物分区散布，由早及晚，犹如一部没有翻动的史书。这种独具的优势，有利于专家学者考察研究这处民窑的发展全过程。
  作为中国北方地区一处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民窑，中陈郝窑的产品十分丰富，器物种类多样，造型各具特色，每类器物都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发展演变脉络清晰。这些产品涵盖了日常生活用品、文具、成人娱乐用品、儿童玩具以及具有民间秘戏特色的塑像。器物制作主要采用轮制拉坯成型和模制两种技术，圆形器物都采用轮制技术，而造型千姿百态的小件玩具，大都使用模具成型。随着时代不同，瓷器品种和造型、釉色、装饰风格都相应发生某些变化。数量丰富的出土实物，对于后人研究了解中国古代民窑文化、民窑瓷器特色以及瓷器所传递的各种文化信息具有重要意义。不同时代的典型瓷器、瓷片标本以及各种窑具和模具，是了解当时瓷器制作技术和装烧技术的第一手资料。根据瓷器种类、器形以及装饰风格的演变，可以更全面了解不同时期的工艺技术特点中陈郝窑是经过考古发掘的古窑址，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考古发掘不同于田野调查和一般性器物鉴定，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各种遗迹、遗物的年代。发掘资料表明，这处古窑址地下堆积十分丰富，各类遗物出土层位明确。通过科学方法获得的实物资料，在瓷器的年代鉴定方面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在中陈郝发掘的窑炉分别属于隋代、唐代、宋代和金代，这些窑炉虽然都是北方流行的“馒头窑”，但在形制和结构上又存在一定的差异。随着时代发展，窑炉结构也在不断地改进，由直烟式窑向半倒焰式窑发展，由以柴为燃料到以煤为燃料。中陈郝窑址所展示的，是北方地区瓷器烧制业的发展史。人们在这里不仅了解到瓷器制作全过程，同时也认识了古代科技发展进步的历程。
  中陈郝窑的发现和发掘，丰富了中国陶瓷文化内涵。通常认为，唐代北方地区以烧制白瓷为主，南方地区主打青瓷产品。中陈郝窑地处中国北方，北朝至隋唐时期这里却属于青瓷窑口。除了中陈郝，分布在山东的数十处唐代窑址，其中不少也烧制青瓷。®中陈郝窑不仅是北方地区最早的瓷窑之一，也是北方时代最早的青瓷窑口，为中国陶瓷史研究增添了新资料。作为北方地区最古老的一处民窑，无论创烧年代、延续时间、烧造规模，还是工艺技术、产品种类，都具有显著特色和自身优势，其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不亚于其他名窑。
  二、烧制技术的流布及对南北瓷业的影响1600多年前，当窑工在中陈郝点燃熊熊窑火时，神奇的炉火不仅照亮了蟠龙河，也映红了周边土地。瓷器既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自然具有传播性特点，随着区域间文化交流频繁，瓷器烧制技术也在不同地区落地生根。
  从多次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资料看，中陈郝在淮河以北广袤的中国北方地区是烧制年代最早的古窑址。自从北朝时期创办窑业，中陈郝窑的烧制技术便持续不断地向周边地区传播，而最先受到影响的是与枣庄接壤的江苏徐州和山东临沂，这两地都蕴藏着煤炭和瓷土资源。虽然北宋以前烧制瓷器不用煤炭，但有煤炭分布地带往往伴生瓷土。有了充裕的自然资源，再加上外地传入的制瓷工艺和烧造技术，才能够盘窑生产瓷器。
  1996年1月，徐州市区户部山进行基本建设时，相继在山南麓和西麓发现青瓷堆积。经文物部门考古调查，证实这里分布一处烧造青瓷的古窑址。采集的遗物分为两类:一类是窑具，有形制较大的喇叭状支柱、三足支钉和垫圈。另一类是各种瓷器残片，包括碗、罐、高足盘、盘口壶等。都是器内施满釉，器外施半釉。由于火候原因，釉面出现迸裂纹，器物内底残留支钉痕迹。有些瓷器由于挂釉不匀，烧制时出现泪痕状流釉，瓷碗外壁腹部通常装饰一周凹弦纹。®户部山出土的瓷器在中陈郝窑址都可见到，无论器物种类、造型特点、施釉方法还是装饰风格，都同中陈郝窑烧制的青瓷一脉相承。所有窑具，在中陈郝的青瓷区内常见。瓷器中的高足盘和盘口壶是中陈郝隋代产品中最典型器物。户部山出土的青瓷碗底部足心稍微内凹，周边削棱，这也是中陈郝隋代瓷碗造型特点。由于中陈郝烧制青瓷始于北朝时期，而户部山窑址始于隋唐，显然是受到了中陈郝窑烧制技术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
  在临沂市发现的朱陈瓷窑，是迄今当地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窑址，分布在市西南朱陈村附近，村东南有朱陈煤矿。®这处窑址规模不大，产品种类单调。以残破瓷碗最多，还有罐、碟碎片和少量窑具。器物内部施满釉，外施半釉，釉层不匀，有流釉现象。釉色有青黄色、黄褐色和青褐色，少数深褐色。窑具有垫饼、支柱和三足支钉。青瓷碗大都敞口，实圈足，口沿下装饰一周弦纹,碗内底心有三足支钉烧痕，造型与隋代流行的直壁深腹碗有明显区别。另外还有不少褐袖和白轴碗，都是圈足，碗内底也、刮去一圈轴形成溫圈，桃外腹部以下无轴，这是金元时期最流行的砂圈叠烧工艺。在窑址采集的青釉罐残器，造型特点与北朝和隋代同类器物差异较大。显然，朱陈窑最早创烧始于唐代或唐晚期，延续到金元时期，明显受到相距不远的中陈郝烧制技术的影响。
  安徽北部的白土窑，因处于萧县境内，又称为“萧窑”。窑址所在地白土镇，古时属徐州辖制，这里就是苏轼任徐州太守时发现煤炭之处。萧窑烧制年代始于唐代，盛于北宋，衰落于金代。唐代瓷器均为青瓷，胎体厚重，胎质不纯。釉色呈青绿、墨绿、黄褐、焦黄、黄中泛绿等。施釉采用蘸釉法，器内施满釉，器外为半釉。有的瓷器因施釉不匀，烧制后产生泪痕状流釉，部分器物由于膨胀系数不同而产生细碎裂纹。产品主要是碗、壶、盆、罐之类日常用品。瓷碗口沿稍微内敛，碗底大都为平底实圈足或底心微凹，周边经过刮削。碗内底心及底部，往往残留三足支钉烧痕。窑具中三足支钉和支棒最常见。在窑址还发现一座残存的窑炉，属于北方常见的“馒头窑”。废墟中发现不少白釉器和磁州窑系风格的白釉黑花瓷片。®萧窑的窑炉形制、装烧工艺、产品种类属于北方窑系，尤其瓷器造型特点、施釉方法都与中陈郝窑存在许多共性。萧窑产生于唐代，而中陈郝窑出现于北朝，兴旺于隋唐，对其产生的影响显而易见。
  地处淮河之滨的淮南市，是寿州窑所在地。境内共发现窑址7处，集中在上窑镇、马家岗、余家沟、管家嘴一带。'淮南诸窑始烧于隋代，兴盛于唐代，终结于晚唐。其窑炉不是江浙流行的“龙窑”，而是北方地区常见的“馒头窑”。瓷器均为青瓷，胎质坚硬,造型端庄凝重。中国古陶瓷协会主席李辉柄先生认为：淮南窑青瓷无论造型或釉色都与山东、河南、河北青瓷有许多共同之处，与南方青瓷明显不同，淮南窑开始烧制瓷器的年代为隋代无疑。值得注意的是，淮南窑许多瓷器造型风格和施釉方法，与中陈郝窑同类器物惊人相似。例如平底或底心微凹青瓷碗、肩部饰弦纹贴塑泥条状四系罐、短流执壶等。尤其典型瓷器高柄盘、高足碗、盘口壶，简直如同一个窑所烧制。鉴于淮南窑始烧年代为隋代，而中陈郝窑早在北朝便兴起了青瓷烧制业，二者之间的工艺技术传播和影响显而易见。
  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显示，在枣庄以北不少地区都发现了古瓷窑遗址，例如分布在曲阜市的西陬窑、河套窑、河夹店窑、宋家村窑；泗水县的尹家城窑和大泉窑；泰安市中淳于窑；宁阳县的西磁窑、西太平窑；新泰市的大窑沟、碗窑头等。这些古瓷窑附近都蕴藏着瓷土或煤炭资源，早期大都烧制青瓷，时代属于唐代，最早不超过隋代。中陈郝窑创建于北朝，隋唐时期青瓷烧制技术已达到新的高度，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灼然可见。这种状况犹如江河之波涛，一波又一波，持续不断推动着民用瓷器烧制技术向前发展。
  明代初期，中陈郝一部分窑工分别流转到博山和唐山寻求发展。北上唐山的窑工为当地瓷器烧制业注人了生机。唐山在近代能够M得北方瓷都的美名，中陈郝窑工功不可没。唐山蕴藏丰富煤炭和瓷土资源，古时由于瓷器烧制技术滞后，产品质量不高。据清光绪《滦州志•风俗》记载，明代初期，“惟唐山多缸窑，能制陶器，罂、瓮、盆、盎之属皆具焉，然粗笨乏精细”。明代永乐年间，山东峄县中陈郝和山西介休窑工先后移居到唐山，分别在城郊弯道山东西两地兴办窑厂,烧制不同风格的瓷器。介休人烧制的瓷器以田、范二家最有名，峄县人烧制的瓷器以秦家最有名。秦家在滦州开平镇河沿庄落户后，此地遂得名为秦庄，后来窑业日益兴旺，当地又称之为“东缸窑”。山西介休田、范二家所居之处位于西边，故得名“西缸窑”。由于双方竞争激烈，产品质量日益提高。后来又从枣庄中陈郝迁来常姓窑工，同秦姓老乡通力合办窑厂，因技术、质量高出一筹，窑业越办越红火。明代嘉靖以后，唐山逐渐成为北方陶瓷主要产销地之一，秦家也成为当地富户。晚清洋务运动兴起，秦氏后人秦履安迎娶清廷大臣张佩纶外甥女为妻，开办的窑厂在唐山瓷器行业独领风骚，形成了“老陶成”、“德盛”、“东陶成”三家企业，其资本总额、生产规模、用工人数及产量，占唐山整个陶瓷产业的七成以上，产品行销华北和东北三省。®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又生产日用细瓷和青花瓷。至今唐山城区仍然存留“东缸窑”、“西缸窑”地名，成为城市历史的活化石。
  随着岁月流逝，中陈郝窑址如今已变为一片田野，人们来这里捡拾瓷器碎片时，也在努力寻找记忆的碎片，追忆这里曾经火红的烧造业。正是由于中陈郝窑的存在,才使中国的瓷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三、窑业习俗与窑神崇拜宋元之后，中陈郝瓷器烧制规模不断扩大，赖此谋生者日益增多，出现了许多相关行业，从盘窑、进料、脱坯、制作匣钵、烧制、搬运到销售都有行帮，分工也逐步细化。如窑业主要场所窑厂就存在许多工序，有人对瓷土、釉石加工熟化；有人负责浆池搅拌练泥;工匠专门轮制或塑造各种器物，成型后再进一步修坯; 有人专管晾晒坯胎;有人淋釉、浸釉;有人运送瓷坯装窑；最后工序是封堵窑门，点火烧制;烧窑过程中要随时观察火候，控制窑室温度。当地流传一首民谣:“正月拉呱到天明，二月、三月坐家中。夏秋两季累断腰，腊月一到冷清清。”可见窑业也有淡季和旺季，夏秋时节最为忙碌。
  由于长期从事烧造业，中陈郝窑厂逐渐形成了窑业禁忌和习俗，因事关产品成败，所以每个窑工都小心翼翼遵守。据当地传说，在装窑过程中，窑工不得大声喧哗，生怕惊扰了窑神。装窑时最忌讳碰倒器坯或失手跌落器物，一旦发生意外，就会遭到窑主惩罚。封窑之后，在窑前摆设香案、香烛，由窑主带领窑工进行虔诚祈祷，还在窑门上方张贴符箓，祈求窑神保佑烧窑成功。器物烧成后，瓷器出窑之前还要举行答谢窑神仪式，除了摆供品燃香烛，还点放鞭炮庆贺。
  窑工中流行许多忌讳，窑厂之内忌说脏话。当地有个广为人知的传说，古时有位外地妇女经过窑炉，好奇地询问窑工烧得啥东西。烧窑工当时十分生气，就回了一句脏话：“烧得驴X磙子。”结果出窑时，所有瓷器都烧成了窑棒。窑主为了禳解，将烧窑工解雇，还备了祭品到窑神庙祷告。此外，还禁说“生”、“倒”、“翻”、“塌”、“偷”、“贼”之类不吉祥话。烧窑时忌生人在旁边观看，担心瓷器会烧得半生不熟。女人不得随意进入窑厂，尤其孕妇，严禁靠近窑炉。窑俗认为，即将生产的孕妇接近窑炉，会导致瓷器夹生报废。
  明清时期，由于山西人相继来峄县开设窑厂，同当地窑主竞争激烈。凡是有技术的窑工前来谋生，都要与窑主立约画押，不得随便跳槽，更不准将作坊内工艺秘密向外泄露。年轻人来窑厂务工，按规矩举行拜师仪式，还要摆一桌酒席表示诚意。窑厂附近辟有墓地，凡是外地窑工病亡或因意外事故而死，都可葬人窑工墓地。在中陈郝北区曾发掘3座北宋窑工墓葬，墓圹用窑具支柱、垫板垒砌，墓底也铺垫支柱。随葬品中除了瓷器，还有北宋铜钱、铜镜。
  古代陶瓷行业流行窑神崇拜，北方地区祭祀的窑神有多位，既有自然神又有人格神，还有道教、佛教神灵。自然神中有水神、土神、山神、火神、雷神等；人格神主要是古史传说中与水土火相关或发明陶器的古帝圣贤，如女娲、炎帝、大舜、陶正昆吾、工匠开山祖鲁班等。道教、佛教神灵分别是太上老君、观音娘娘。窑业祖师爷是柏林（又作“伯灵”、“百灵”），甚至牛、马等动物也成为窑业保护神。各地供奉崇拜的窑业神，因地域不同而有差异，或者同时供奉数位保护神，或者只供奉其中一两位。®枣庄既盛产煤炭又有悠久的烧瓷业，古时窑神崇拜十分盛行。当地建造的窑神庙有两类，一类是祭祀煤窑神的庙宇，坐落在原城区附近的窑神庙村、雷村和北郊甘泉寺，崇拜的神灵为太上老君和雷神爷。祭祀瓷窑神的庙宇集中分布在中陈郝，崇拜的神灵较多，既有自然神又有人格神，窑神信仰展现了多元化特色。当地流传“九庙、十桥、七十二缸瓦窑”民谚，可以想见当年窑神崇拜之盛。宋元时期的窑神庙已经不存，明清时又相继改建或新建了九座庙宇，分别是火神庙、玄帝庙、三清观、土地庙、泰山奶奶庙、大云寺、观音堂、西天佛爷庙、三皇行宫。其中火神庙、玄帝庙、三清观、观音堂、土地庙、三皇行宫就是祭祀窑神的场所。火神庙供奉的是传说中的祝融；玄帝庙中的主神不但是北方之神，还是水神；三清观中有主掌炉冶的道教天神太上老君；观音堂供奉的观音菩萨，也是窑业保护神之一；土地神则保佑一方水土平安;三皇行宫主神分别是伏羲、炎帝和燧人氏，其中炎帝教民耕稼、制陶，有功于民，而燧人氏则发明了用火，都被瓷器行业奉为窑神。
  四、中陈郝民窑对官窑的文化影响自唐代以来，中国的瓷器烧制业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官窑体系，一是民窑体系。前者属于官方营建直接管理或派员监管的瓷窑，后者为民间创办经营。官窑和民窑在中国陶瓷史上交相辉映，各领风骚。
  官窑瓷器主要提供皇室和王公大臣使用，追求产品质量，不计成本,产量有限。瓷器品种、样式往往由宫廷定夺，甚至还经过皇帝裁定，因此特别重视产品档次和外观，器形设计和装饰完全迎合上层社会审美情趣。所有产品追求胎质精细、釉面纯净、装饰富丽堂皇等标准。由于限制过多，官窑瓷器往往墨守成规，代代因袭，工整精细有余而自然舒畅不足。民窑是瓷器产业的主力军，它产生的历史远比官窑悠久，最早的瓷器便由民窑烧制而成。由于窑匠都来自社会下层，长期生活在民间并汲取了新鲜的民间文化养分，因而更了解广大民众的需求。民窑产品最大特点是产品多样化，追求实用性，装饰风格质朴无华，无拘无束，题材丰富多彩，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风尚。
  瓷器是具有文化艺术属性的实用品，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同窑口产品在工艺技术和艺术风格上彼此影响，既有吸收性，又有传播性。中陈郝窑是中国北方最早烧制青瓷的窑口之一，对于青瓷烧制技术在淮河以北的传播作出了贡献。北宋早期，中陈郝窑烧制白釉和绿点彩，中晚期烧制白釉黑花瓷，这种装饰黑白对比强烈，图案格外醒目。到了金元时期，技术和工艺更加成熟。元明清时期，景德镇以烧制白釉青花瓷闻名海内外，若溯流寻源，白釉黑花瓷与白釉青花瓷关系密切，虽然彩绘原料不同，但都属于釉下彩工艺，前者为后者彩绘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工艺基础。中陈郝瓷器装饰技法多样，题材和图案丰富多彩，这些鲜活风格无疑对艺术上缺乏创新的官窑瓷有所影响。
  明代是中陈郝烧制业转型时期，由于晋商控制了窑业，烧造的瓷器主要是黑釉器，制作技术精湛，胎质坚硬，色黑如漆，光彩照人,堪与漆器媲美。据《峄县志•物产略》记载，自从晋商经营烧制业后，“每岁作诸巨器，朴质坚重，凝如金石。转毂数百里，行销四方，皆得厚值”。由于黑瓷质量上佳，在明清两代被朝廷列为贡品。明代官修《大明一统志》卷二三“兖州府”土贡条目下记载：“黑瓷器，峄县出。”清代《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卷一四也有记载：“峄县，土贡黑瓷器。”所谓土贡，就是“任土作贡”，古时各州县依照惯例，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一定数额的土特产品。
  明代各地向宫廷进贡之物，属于朝廷指定，都是当地的名优产品，代表了当时的地方特色和经济发展水平。山东向朝廷土贡种类很多，但瓷器一项仅有峄县一地。到了清代，峄县黑瓷仍被列为贡品，当时全国共有4个州县进贡黑瓷器，分别是山西平阳、霍州，甘肃平凉以及山东峄县。明代在山东共设置6处递运所，其中兖州府递运所设在沙沟（今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由朝廷任命的大使负责，因峄县有进贡黑瓷事务，所以设置递运所运输贡品。贡瓷人京后，由内承运库或内府供应库收存。朝廷对贡瓷要求严格，除了质量上乘，在外观和釉色上都要达标。中陈郝设有“官监民烧”窑炉，虽然不是纯粹御窑，但由当地官府监烧，具有官窑性质。黑釉瓷器本来是中陈郝民窑特色产品，后来列人贡品，这个变化反映了民窑产品所具备的实力和影响力。
  中陈郝虽然只是鲁南一处寻常村落，却拥有十分丰厚的瓷文化积淀，在北宋绿点彩执壶16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勤劳智慧的窑工用土、水、火谱写了生生不息的赞歌，用勤劳双手铸造了瓷窑业的辉煌。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中陈郝窑址，既有令人惊叹的闪光点，又有尚未破解的谜团。要彻底掀开中陈郝窑址神秘的面纱，还有待于今后继续进行考古发掘，相信会有更多让人惊喜的新发现。第四章伏里土陶与民间传统工艺枣庄市民间传统工艺很多，例如伏里土陶、洛房泥塑玩具、王楼年画、滕州松枝鸟、张范剪纸、庞庄草条编、张汪竹木玩具、峄城独杆轿、割绒鞋垫等，宛若一颗颗闪亮的星星，闪耀在齐鲁民间工艺的天空。这些民间传统工艺是枣庄市民俗生活的艺术反映，也是本地区经济与文化的载体。枣庄市民间传统工艺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地域文化的养分，最终成长为民间艺术的奇葩。
  第一节伏里土陶艺术及其历史渊源伏里土陶造型古朴粗旷，几乎每件作品都憨态可掏，充满动感，具有极强的装饰效果。伏里土陶凝聚着浓重的乡村生活气息，散发着鲁南大地馥郁的泥土芳香，极具观赏价值。
  一、从土到陶：劳动智慧的结晶历代以烧制土陶而闻名的伏里村，位于枣庄市山亭区西集镇西南不远处。村子附近有伏山，山上有伏羲庙。伏山又称“龟山”，相传为远古时期伏羲据龟纹演化八卦之处，庙址内至今还保存着帝王世系图碑刻。此处濒临薛河支流西集河，陶土资源丰富，自古以来，村中居民就以烧制陶器和“耍货”为业。
  伏里村北新河村东有一种粉黄色的油胶泥，可塑性比较强，稍微用水后还会出现一种细腻的油光，这种泥含铁量比较高，适宜制作小型仿古器物；西集镇东庄村东北大沟里有一种粉黄色的土，用它做出的土陶作品颜色鲜黄艳丽，十分好看，特别适宜制作室内摆件;马庄村后黑胶粟土，细腻无杂质、无劣性，适合做坯，为制作茶具之理想材料;西山亭和伏里村西南南黑风口有一种红粟土，土性稳,立性强，做出的器件保坯好，适合制作大件器物；东集村东、神山后、毛山村南有一种红粟土，但这种土为卧立，不干净，需经淘洗方能使用，此土经烧制后，作品落色呈红色，是制作小件器物等室内摆件的理想材料;小伏河两岸、郞邬、中陈郝一带有一种特殊陶土，是没有完全粉化成红土的软石核，陶坯装窑以前，用此研磨成水浆，然后用毛笔蘸浆在土陶作品上绘画，作品烧成后颜色保持不变，因此，当地人称之为“小彩陶”。土陶制作有一定的工艺流程，首先要根据不同的器具在土场采取黑立土或红粘土晒干，备足一窑后运回备用。第二道程序是和泥，先用适量的水把泥浸透，一般为前天晚上浸泡，次日早晨用木锨翻动，再用脚踩，使其充分融合，然后搬进屋里码垛。一段时间后，取出足够一天的用量再继续用脚踩，直到非常柔软为止，一般三遍即可。第三阶段为具体的伏里土陶——仿陶猪制作，制作不同的器具要根据春夏秋冬不同季节的干湿度，陶坯胎下轮或出模后，要根据不同天气进行反复晾晒，大约四五成干时，即可开始规矩成型。规矩成型有两种方式:一是刮，即用一个月牙形扁木片，刮擦陶坯内部，直到刮出制作者满意的程度为止;二是拍，多用于制作大型器物，大型陶器要先拉出底半截，晾晒到三四成干的时候，再做上半截，然后再把上下两截结合在一起，为了使上下两截结合得更好，工匠往往要用拍和锤里外对应小心拍打，锤面要十分平整，拍为沟槽形。成型的陶坯七八成干的时候，要把它们转移到干燥的环境中继续干燥，以备人窑烧制。有的陶器在三四成干时还要上釉，所谓的釉是一种矿物质原料，盆以白釉料、红釉料为主，缸、罐以两种釉兼用为主。等同一窑陶坯干燥后，就可以装窑烧制了，一般在下午两三点开始装窑，之后开始烧火。烧陶关键是火候,从点火到灭火，要慢慢来，经验技术非常重要。通常在装完窑之后，工匠们先在炉条上铺满陶片,在陶片上铺柴，后来枣庄地区发现了煤，因此有时在柴上铺实煤，在窑门口留一处不铺陶片的地方点火。从点火到封火，一般小窑8个小时，大窑24个小时，春秋季略短，冬天略长。烧窑用柴火以豆秸、山草为主，当地有一句俗语“打官司还是秀才，烧火还是豆秸”，意为豆秸烧火很好用，可以充分燃烧，烧完后灰烬为白色粉末状，不会粘在陶器表面。烧窑过程更多依靠经验，主要是对温度的把握。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根据火的颜色即可判断窑内温度，由他来控制添柴与否。烧好后封火，等窑内温度回降后即可开窑取陶。如果是烧头一窑，装完窑后,作坊主还要摆上供品来礼敬窑神太上老君，同时还要鸣放鞭炮，在黄裱纸上写上名号，往窑前方所挂的大辟邪内上香,磕头祭拜之后才开始点火。
  二、节庆土陶：辟邪纳福的载体伏里土陶产品分祭祀、赏玩、生活用品三大类，其中祭祀类产品属于节庆土陶，伏里村流传着“年前年货，春秋年货”的俗语，意为年前旺销伏里土陶中的祭祀品，春秋两季热卖耍货制品。春节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一个节日，过年前人们要求神拜佛，伏里人针对这一传统节日的精神需要，在春节前大量烧制与节日庆典有关的土陶。春节前后大量的小窑屋都会开工，趁着有利时机赶紧大赚一把，本村外村商贩云集，约有三四百口人从事这一行业，产品远销至180里地开外，风靡山东、江苏、河南、安徽这四省交界的十几个县。
  祭祀类的节庆土陶主要有烧香用的圆鼎、方鼎、香筒、菩萨像、大辟邪、香炉、香案、香牌、狮子、香筒和土堞。其中，菩萨像是节庆祭祀土陶中十分受欢迎的作品，为挂件，面部表情静穆高远、宁静专一，给人一种脱离尘世后的超脱和放松，尤其是头部装饰着半掩半盖的白纱，给人一种神秘莫测和无限崇高的感觉。
  大辟邪是挂在客厅进门迎面墙壁上的装饰土陶，人们认为它具有祛除毒气和瘟疫、规避邪气的功能，因此在过年的时候买一个挂在家中以图吉利。大辟邪一般是由狮子的头像泥塑而成。据伏里人传说，洪荒时代，土陶创始人宁因为发明了陶而得罪了土神，于是被告到了天神那里，玉皇大帝就派怪神“啊呜”来吃掉宁，结果“啊呜”被宁驯养的狮子赶走了，从此以后，狮子就成了伏里人的保护神。香炉和香案是在祭祀时用来插放燃烧香的器具。最古老的香炉是圆式的，三足,与鼎十分接近。香案是创新形制，由南北朝演变而来，两边有翅，四足，两面分别有装饰的汉字，一面是繁体字的“三义和”，一面是繁体字的“福寿”，“三义和”采用了三国时期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典故，其中隐含着人们渴望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弱者能够相互帮助的心理，这种心理也是枣庄地区注重“义气”风俗的反映。“福寿”则体现了世俗社会中一般人对美好生活的善良愿望，不仅要有福气，而且要求这种福气能够享之久远。
  香筒是专门用来盛放燃香的器皿，呈圆柱形或八棱形，在制作时讲究花纹装饰，往往以莲花、菊花、鱼、鹌鸫为主，寓意为“连（莲）年有余（鱼）”、“安（鹌）居（菊）乐业”。香筒上常题有“瓶有菊花纹，内盛一炉香;但得随人志，百事大吉昌”、“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等一些字样。后来，许多书法家、画家因其做工细致而用之为笔筒。
  香牌也称“香挂”，挂于门的两侧，用来盛放点燃的香。装饰图案和花纹多放在一面，有兽狮和鱼衔草两种，上部有针锥切划的镂眼，用于穿绳悬挂。
  狮子是祭祀时用来驮烛的，形式多样，民国时期制模专家刘玉贵借鉴铸铜工艺、民间狮子舞中的狮子皮以及石刻艺术设计了一对大站狮模具。模具烧制出后，他高兴得像欣赏自己的孩子一样，一边用这幅模具制伏里土陶——大站獅作，一边自我欣赏，结果一不小心把手上搓掉的泥蛋子丢到了刚模制出来的狮鼻上，这一失误反而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他发现有两个泥疙瘩的狮鼻更具神韵，更加生动有趣。于是他重新改造模具，专门把鼻子改成两个疙瘩，大站狮虽然看起来血盆大口，但给人的感觉威而不凶，乍看是狮细看不像，是虎、是猫、是豹、是狼、是狗，再看还是狮，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因此，有人说,大站狮体现着炉火纯青的民间艺术造型夸张的创作手法□大站狮的造型确实十分独特，花纹很美，鼻子尤为特别。根据传说，有人感觉鼻子不应该是泥挖瘡，如果去掉，换成鼻孔，也许会更佳,于是拿起锯条把泥疙瘩锯掉，用钻钻出两个小洞，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感觉就像有人为断臂的维纳斯续上手臂一样令人难以接受。
  土堞是大年三十那天摆放贡品的器皿，圆盘形，直径约10厘米，底部装饰人形、朱雀等图案。古人认为土能生金，土堞能交通天地人三界，是万物生长之根本，故用来祭祀天地。
  三、耍货土陶：精神追求的升华耍货土陶指伏里土陶中的赏玩类作品，“耍货”本是一个通用词，是各地群众对民间玩具的俗称，如北京“绒布唐”、无锡“惠山泥人”等。“耍”意思是玩耍，“耍货”即专供玩耍之货物（玩具）。顾名思义，这类土陶主要以赏玩为目的，功利观念比较淡薄，主要作品有孩儿枕、陶鬵、陶狮、陶虎、陶羊、蟾蜍、响动玩具等。
  孩儿枕是一个土陶枕头，造型是一个儿童侧卧状，一般是男孩为多，儿童面部表情稚嫩可爱，微笑中带着纯真无邪，伏里村从唐代的大足年间就已经有伏羲庙。据传每年的农历正月十六为伏羲庙会，伏羲庙过去有求子的习俗，人们在此求子后往往会在庙会上顺便买一个孩儿枕作为求子后的信物，以此祈求早生贵子,有的人生子以后还会再来庙会还愿。故此，孩儿枕在当地变得十分流行。实际上，孩儿枕已经变成了人们希望子孙兴旺的象征，是人们渴望繁衍后代的心理物化。
  陶鬵本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炊煮器，后世的陶鬵制作一般并不是拿回家去取水或煮食，而是把它们作为一种艺术品放在橱窗里欣赏甚至膜拜，已经完全被看做是一种艺术品，是沟通古人今人心灵的媒介，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精神蟾蜍为耍货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品种多，产量大，造型保持了浓郁而鲜明的汉代风韵，蕴含的文化信息甚为丰富。伏里村出土的汉画像石，在表现日月同辉画面中，月轮之中往往附有阴精蟾蜍。另外，在西集出土伏里土陶——大蟾蜍的以西王母为题材的画像石中，蟾蜍与玉兔形影不离，共同为西王母捣制长生不死的仙药。当地传说认为蟾蜍即王母娘娘所点化的嫦娥，因偷吃不死药被王母打人月宫。由于蟾蜍形象丑陋，身上长满疥疙瘩，蟾酥又具有毒性，被民间列为五毒之一，当地人认为蟾蜍具有避邪驱毒功能，供奉此物可以增添福祉、保养健康。故此当地人往往用它来作为儿童尤其是男孩的玩具，相当于护身符之类的物件,希望它能保佑儿童无病无灾、长命百岁，实际上是人们渴望传宗接代、人丁兴旺的心理映射。另外还有一种蟾蜍造型为三足，称“金蟾”，传说此物能口吐金钱，广招财源，当地流传着“得大蟾，必大富”的说法，因而从事经营业的人最为信奉，往往将其供奉在柜台以图吉利。伏里土陶在塑造蟾蜍时，往往突出地表现其布满全身的疙瘩，两条腿被刻意设计成疙瘩状，两只眼睛也是疙瘩，比背上的疙瘩还要夸张，甚至整个蟾蜍放置在地上，其形体就是一坨泥疙瘩。这些大大小小的疙瘩，用陶器术语来说就是乳钉，乍看起来再简单不过,但仔细想来又非这样处理不可。伏里土陶在无意之中体现了大巧若拙的特性，其土陶作品往往在貌似朴拙的外形下透露出难以言表的巧妙。
  至于陶猪、陶羊、陶狗、陶鸡、陶鱼、莲蓬、小鸟等玩具，从汉代到魏晋的墓葬中时常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从宋元时期的枣庄中陈郝古瓷黄褐釉狗、白釉卧牛、白釉龟、青釉羊、酱釉狮®等玩具中可以看到赏玩类玩具发展的轨迹，这些玩具后来大部分都变成了响动玩具，模子在扣合前团一两个泥丸放人其中，烧好后一摇就会有响声。有的在玩具身上钻出一些小洞，用嘴一吹就会发出悦耳的声音，过去在走乡串户的货郎担子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踪迹。
  四、生活土陶：幸福美满的器具生活土陶指伏里土陶中的日常生活用品，包括汉纹罐、八角松枝盆、盍盆、灯台、酒鬼、钱闷子、缸、盆、罐以及建筑用陶。
  汉纹罐主要作用是贮藏菜种，第一是避鼠害，第二是对菜种有很好的养护作用。汉纹罐酷似长江流域东周及汉代风行的印纹硬陶，花纹有叶状纹、乳钉纹、回纹、旋纹等，用红胶泥烧制，一派内敛粗拙的古风。这种罐子模具多而且产量大,一般都是两鼻，鼻中有眼，可以用绳子系着悬挂起来，防止潮湿，菜种不易发霉，同时还可以防止老鼠盗食，除此以外，汉纹罐也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八角松枝盆是古代妇女的梳妆用品，里面用水泡上榆树皮、松树枝，然后用梳子蘸着梳头，长期使用可以使头发乌黑发亮。
  盍盆主要用来盛放糕点糖果等一些零食，家中来客人可以招待客人，盍盆配有一个大盖，盖上装饰有各种各样的图案，既具有防鼠的实用功能，也具有观赏价值，而且这种盆盖上盖以后可以防止空气的流通，能够较长时间保持存放食品的鲜美味道。
  灯台，顾名思义是放置灯的台具。过去用的是植物油灯，用灯台可以把灯的位置放得高一点，这样光线就会覆盖更大的范围。灯台由古代的豆演变而来，分为三层，呈宝塔状，上层放灯，底层开洞放置与火有关的工具，中间一层用于手持，边沿往往装饰有附加锥纹或者狗牙花纹。
  酒鬼是一种烫酒器,又称“扑满”，一般是用拉长了嘴的蟾蜍代替，因为蟾蜍形状丑陋，故称“酒鬼”。
  钱闷子相当于今天的储钱罐，是人们用来积攒零钱的工具，造型一般为动物，如蟾蜍、狮子、猪、牛、羊等。
  缸、盆、罐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器具，根据不同的生活用途，它们的规格也大小不一，一般分为大、中、小三类，往往成套生产，因此有歇后语曰：“卖陶罐的---套一套的。”过去的土陶生产有大窑屋、小窑屋之分，大窑屋主要生产体积大的缸、盆、罐。缸可以用来盛放秋天收获的粮食，用塑料纸蒙盖，可以使粮食长期保持新鲜，还可以防鼠、防虫害，有的人也把它作为水缸使用。盆的用途也很广泛，盛饭、盛水、盛食物、洗衣服等。罐可以盛放新鲜鸡蛋、黄豆，还可以用来腌制咸菜，由于陶器制品透气性好，用它腌制的咸菜味道纯正，人口清香，口感脆嫩，辣中有甜，咸里透酸。
  建筑用陶也是伏里生活土陶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过去盖楼修房都会用到，楼脊、屋脊、屋山都会用土陶来装饰，而且往往用一些表示祥瑞的动物作为造型，如麒麟，当然也有普通的造型，如哈巴狗，这些动物有的张着血盆大口，好像要随时吞噬什么东西，其中不无辟邪的成分。据说民国年间伏里村有一个叫甘家松的富户，他擅长烧制建筑用陶，他家曾经盖过两座楼，第一座楼的建筑用陶是他和请来的工匠一起研究烧制的，盖第二座时就完全依靠自己制作。除了盖屋、盖楼的建筑用陶外，还有烟筒、火道也用土陶烧制而或，甚至有的下水道排水管也有用土陶的。五、耍货传人:历史脉搏的持续伏里村附近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就有陶器出土。后来，由于青铜器盛行，制陶业衰落。迨至汉代，土陶又重新兴盛起来。西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社会上风行厚葬习俗，殉葬品除了奇珍外，还随葬有大量的陶猪、陶羊、陶仓等土陶制品。这一厚葬习俗促进了制陶业发展。明清时期，制陶工艺臻于鼎盛,一大批土陶艺人把这一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由于年代久远，又无文字记录，众多的土陶制作者都湮没不闻，清末民国时期，一些人的名字才得以流传。此时伏里村制陶业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擅长制作“耍货”的匠人，如刘玉贵、张太昌、甘家生、于志海、于志江、家争嫂、甘志恩等，他们都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同时，注意借鉴绘画、舞蹈、剪纸、雕刻等其他艺术形式表现手法，使土陶艺术越来越成熟。
  刘玉贵，乳名鸿雁，人称“土陶刘三”，生于1872年，伏里村北二十里地横岭人，传说他的祖辈是逃荒而来。清时，刘家人丁旺盛，已经发展为大户。后来，枣庄中兴煤矿发生火灾，刘家青壮年20多人死于非命，风水先生扬言U由于刘家修直了一段小伏河河岸导致的，刘姓为避灾纷纷逃往外村，只有刘玉贵因酷爱土陶，不愿离开。他两耳失聪，被称为“刘聋子”，即使在1936年伏里大旱，他仍旧坚持留在本地，矢志不渝地制造土陶。刘玉贵是一位奇才，在制模上具有极高的天分，制造的模具在全村是一流的，据说他一生制作模具无数，用他的模具制造出来的土陶“耍货”在集市上卖得最快。
  家争嫂是一位女工匠，丈夫甘家争。她擅长用模具制作八角松枝盆，盆底饰以大朵菊花，盆沿八角饰以乳钉纹。她制作的八角松枝盆深受欢迎，供不应求。家争嫂德艺双馨，她虽然掌握着制作此盆的技艺，但并不据为己有，每当有人前来讨教制作方法时，她总是热情传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甘家生是一位著名耍货工匠，工艺水平仅次于刘玉贵，生于1901年，除种地外，就是做陶。他也和刘玉贵一样制作模具，虽然数量不多，但十分精致。春节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主要依靠模具制造祭祀土陶，如香炉之类。尽管他制作的土陶产品比别人的要贵出许多，但依然供不应求。春节之后至麦收之前，主要用模具制作耍货，如蟾蜍、鸟哨、八角松枝盆、人物玩具等。外地人来贩卖土陶，甘家生产品不够卖，他们宁愿住下来等,也不愿意凑合着买别人的二三流产品。甘家生不仅技艺高超，而且乐于助人，具有很强的协作能力，能与周围人合作融洽，且对小字辈能不厌其烦地教授。民国年间，伏里土陶曾呈现出兴旺景象，当时有大窑屋（生产瓦罐、盆等生活器具的作坊，使用转轮手拉坯生产方式）24口，春节前后会临时增加大量小窑屋（小作坊，主要生产土陶工艺制品，多为模制，也有个别手工制作），本村外村商贩云集，约有三四百口人从事这一行业，产品远销至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十几个县。大窑屋一年有两个旺季，即“年黄盆，麦黄罐”（“黄”指年前和麦收前后两个旺销时节）；小窑屋销售旺季则为年前旺销伏里土陶中的祭祀品，春秋两季热卖耍货制品。当地俗语曰：“兆庄的闺女嫁伏里，如舅（旧）卖黄盆”(还是做老生意之意，兆庄是邻近一个以制陶罐出名的村子），“二十七八，破盆罐碴”（到了年根儿，残品、次品也剩不下）。
  第二节洛房泥塑玩具用泥巴捏塑的形象称为“泥塑”，泥塑是中华民族民间传统艺术品。山东民间泥塑色彩鲜艳，热烈欢快，寓意吉祥，既增加了生活情趣，又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祝福。洛房泥塑是枣庄地区具有丰富民俗特色的工艺品。
  一、文化信息的寄寓枣庄市薛城区常庄镇洛房村泥塑玩具已知历史最早可上溯至清末。民间流传俗语曰：“孩不闹，孩不哭，咱到洛房抱媳妇；孩不哭，孩不闹，咱到洛房买小哨。”®这说明洛房泥塑以年轻漂亮女子形象和响动玩具为多，仅旧社会妇女形象就有好几种。有抱着孩子的，有拿伞的，有穿道袍的，而且刻意突出了头上“窝网”，也即旧社会已婚妇女要把头发梳拢到后脑勺，然后用一个黑色网兜罩住裹实，像一个圆疙瘩，大约就是古诗所说的“头上倭堕髻”。据传人张玉明讲，清光绪四年（1888),其曾祖父张有立由于生活困难，从老家滕县杨庄张坡村迁居洛房村，为养家糊口，开始制作泥塑玩具。现在的模具即从那时流传下来，至于是否张有立亲手制作，已经不得而知。如今，模具只剩下100多种。张有立刚开始只是制作一些简单的动物、人物，后来，他根据民间一些寓言故事、戏曲典故又创作了“刘海撒金钱”、“钟馗捉鬼”、“送子观音”、“道姑化缘”、“孔融让梨”、“刘海献瓜”等多种类型，大大丰富了洛房泥塑品种。洛房泥塑产量与日俱增，产品质量与着色亦越来越讲究，南到江苏徐州、安徽蚌埠，北往滕州、部城、曲阜、泰安，西至江苏丰县、沛县和安徽萧县，东达峄城、台儿庄、苍山和江苏邳州，方圆两三百里以内，货郎担子里几乎都有洛房泥塑产品出售。据说,过去徐州有个泰山庙会，农历三月二十八，洛房泥塑在此会特别走俏，尤其是男娃娃成为抢手货。当地有个风俗，叫“栓小孩”，即无子夫妇要用一条绳线栓系一个泥塑男娃，以此祈求多子多福，子孙兴旺。在洛房村附近观音塑像销售较多，因为本地有拜观音习俗，“买观音”叫“请观音”，以示尊敬之意，同时，观音在民间不仅可以保佑全家平安，也具有“送子”功能。
  二、工艺制作的绝活洛房泥塑所用泥土，是洛房村西薛河中“白塘土”，其土颜色呈灰白色，土质细腻、粘度高，泥塑胎子光洁、通透、细腻，经阳晒后不破不裂。其次是“白土粉”，产品从模型中取出以后，先放在阳光下晾晒，然后再用这种白土粉涂抹，连续三次，然后再用各种颜料绘制花纹。
  制作时先将“白塘土”晒干、碾成细面，然后再用细网箩筛除杂质，接着再把细土和水搅拌成泥团，用棍棒砸实，必须砸十几遍，泥团成半干状，然后用手把泥团拍成两块泥饼贴在撒有白土粉的两个模具内，再把两个模具合并在一起用力挤压，使其中间缝隙严实，两片模具结合部周围压出余泥用自制弓弦刮掉。稍停一分钟，随后打开模具，便可看到光洁的泥塑胎子。将胎子取出后，先放在阴凉处晾半天，根据不同制品，在不同部位用秫秸制作出发声小孔。最后将胎子放在通风干燥处晾干，干后可根据不同造型涂上颜色。
  涂色后，坯子可放在特制火炉中用文火烧烤。洛房泥塑有一条约定俗成的规矩，即人物形象绝对不允许用火烧，原因是中国人皮肤是黄色的，一烧就变成了黑色，这样就不符合事实，而且中国人比较忌讳黑色皮肤，认为那是丑陋的。
  洛房泥娃娃动物泥塑可以用火烧也可以不用火烧，因此，洛房泥塑有“黑货”、“白货”的分别。直接上色就是“白货”，在火中烧制则为“黑货”。无论是“白货”，还是“黑货”，都要经过最后上色。如此这般，人物才能变得栩栩如生，动物才能变得活灵活现。涂色是一项绝活，一般不外传，先头部，后五官，再上身、下身，之后再绘画，不论动物、人物皆如此。泥塑基础色彩为白色，这种基色土粉产于枣庄峄城区甘露沟。在上色时先将白土粉在大盆中用水调制成浓度适中的粉浆，白粉浆和松香交叉涂抹，即先在胎子表面涂一层松香，而后再刷粉浆，这样连续涂抹三次，要完全晾干以后才能再用毛笔涂上红、黄、绿、黑等几种颜色。黑色要用墨汁，红色、黄色、绿色则用颜料和鸡蛋黄在颜料盘中勾兑。用毛笔着色的顺序是先画眼睛，只有眼睛有神才能形象逼真，然后再画头部、再画面部、然后画身子、最后画鞋子或靴子。黑货、白货着色方法基本相同，只是黑货不需要上基色，直接着色即可。上完色后，花花绿绿的泥塑制品就呈现在眼前，让人爱不释手。
  三、品种类型的繁多洛房泥塑的类型主要有不倒翁、财神爷、关公、刘海撒金钱、天师钟馗、刘海献瓜、书童、县官、道姑、尼姑、和尚、道人、母抱子、逍遥妇、小媳妇回娘家等人物形象;还有有色雄狮、无色雄狮、猴子、斑鸠、孔雀、麻雀、小鸟、家狗、小猫、公鸡、小鸭、小鱼、贝壳等动物形象，总共近百种。最小的只有两三厘米，如花生；最大有二三十厘米，如不倒翁。不倒翁是洛房泥塑中别具一格的产品，又称“扳不倒”，其寓意是人、财、物永远不倒，这种产品只在家中、街道、庙会销售，不走街串巷。不倒翁为不同阶层人士所喜爱，尤其是官员，图个吉利，希望自己官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普通老百姓只是图个吉利，希望大富大贵。有的题材根据民间传说创作，如王老汉抱牛犊，就是根据枣庄市抱犊崮的传说创作的。传说古时候，抱犊崮高而险，王老汉发现上面有一块面积很大、适宜耕种的土地，是个世外桃源，于是就把自家耕牛牵来，试图登上山顶，结果山太陡，牛上不去，后来王老汉就把初生牛犊抱到山上，一直养大，然后用它耕地，后来传说王老汉成仙而去。有的以状元回家为题材，一个身着官服的人来到村头正在与拾柴归来的村童攀谈，大有“少小离家老大回，儿童相见不相识”之趣。有的以当地农村生活为题材，如小媳妇回娘家，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头上扎着网兜，表已经出嫁，怀里抱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宝宝，手里还拿着雨伞，脸上洋溢着幸福甜蜜的微笑。有的以古典小说中人物为素材，如唐僧师徒、哪吒闹海等。另外，模制狮子也十分独特，其形象虽然不够高大，却栩栩如生，龇牙咧嘴，并不凶神恶煞，而是显得十分温顺善良，与鲁南百姓质朴温和的性格互为表里。狮子一般为白货，不用火烧，因为其牙齿是用芦苇片制作而成，一烧就会化成灰烬。过去，狮子为空心，走街串巷的买卖人是挑着货郎担或推着独轮车，空心的可以减少重量。
  第三节王楼年画®一、独特唯一的历史王楼，位于滕州市西外环路东侧，原属城郊乡，现属荆河街道办事处，位于滕州火车站西货站右侧，人口600余人，王姓约占三分之二。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里曾经是木版年画生产制作专业村，有“滕县木版年画之乡”的美称。
  明代，滕县城里“瑞祥仁”、“瑞祥和”、“瑞福新”三家杂货店，每年中秋节后都从外地聘请艺人刻版印制年画，腊月开始零售、批发。20世纪20年代，一位叫王永朋的村民，在王楼兴办了第一个木版年画作坊。王永朋生于1886年，16岁时到滕县城里“瑞祥仁”画店当学徒，“瑞祥仁”画店以经营年画、五色纸等为主，年画大都从潍县杨家埠贩运而来。后来画店从潍县请来年画艺人,在滕县就地印制年画。其中有一位姓马的艺人，他看到王永朋聪慧勤奋，忠厚诚实，就悉心教他绘画、刻版、印刷。“瑞祥仁”画店倒闭后，王永朋便与马师傅一同来到王楼开办年画作坊，字号“永和”。
  “永和”年画作坊从1920年至1937年，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已形成很大规模，先后又兴开起三家作坊，全村几十户人家几乎家家都从事年画的刻印与经销，最旺时年产量达到十几万份，年画作品远销江苏丰县、沛县，安徽萧县、砀山，山东临沂、苍山、郯城、费县、邻城、兖州等地，成为滕县的年画产地中心。每到腊月之时，客商云集王楼，有的甚至要等上四五天才能拿到货品。
  1937年日寇侵占滕县后，王楼年画基本停产。抗战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年画时产时停。
  二、兼容创新的内容
  滕县的木版年画风格来源于潍县杨家埠，但滕县人善于兼容，富于创新，又深受本地出土众多的汉画像石石刻艺术影响，如潍县的《状元及第》门神是状元骑马，滕县《状元及第》门神却是乘龙，左右上方有女子站立云头，可能是取乘龙快婿之意。其中《火神》年画，人物形象生动、饱满，画面灵动、充实，彩色鲜艳、浓重。年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以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戏曲人物、演义小说等为主要内容。大约有20多个品种，仅门神就有十几种，最常见的有《关公大刀》、《秦琼敬德》，关公、尉迟敬德、秦琼都是民间信仰中能够驱邪、辟邪的神，寓意明显；《三星高照》，象征吉祥幸福、健康长寿和富裕，“三星”意为福星、禄星、寿星;《五世同堂》象征多子多福;《状元及第》，象征功名厚禄；《麒麟送子》贺人早生贵子，常用来装饰新房或贴于年轻夫妇房门之上；《五子登科》取材五代后周时期窦禹钧教导儿子刻苦学习，五个儿子先后登科及第的典故，寄托了一般人家期望子弟获取功名的愿望；《刘海戏金蟾》，出自道教，寓意财源兴旺，幸福美满;《武松打虎》取材水浒故事，反映了人们崇拜英雄、渴望侠道的心理；《包公》反映了人民群众渴望清官主持公道的心理；《八仙过海》寓意依靠自己的能力创造奇迹；传说灶神于农历腊月二十三日至除夕上天陈报人家善恶，《灶君》 规劝人们要为善，勿作恶。
  三、制作有序的工艺王楼的木版年画一般为五色至七色套色印刷，其版用棠梨木刻制。棠梨木木质细腻、坚硬，颜色金黄，滕州境内有着丰富的资源。作为木版年画的印制，关键在于绘画刻版，王楼村最早的刻版艺人当数王永朋、王永祥兄弟二人，还有王建良，传授其子王永恩、王永镇刻版。张福全上过私塾，有美术功底，精于绘画刻版，他和弟弟也跟父亲干过刻版印刷，一幅八仙图，刻画线条精细，人物比例合理,构图栩栩如生。王永朋的作坊在王楼村规模最大，他的徒弟最多，如城西十里岗的郭开瑞学成后回村开办“宝和祥”年画作坊；朱里村的鲁开山、东郭镇陶庄的黄景坤等，都是在王楼学成回村单干的。
  木版彩色套印年画有绘稿、刻版、印刷、装裱4道工序。
  初稿完成后经修改落墨定稿勾线，之后，须制作一张彩色样稿，再根据彩色样稿描出四五张分色稿，供雕刻之用。画稿内容确定后，请画师创作。画稿须线条准确，设色不要太繁。为便于印刷，色块不宜太大。刻版之前，要先将木板弄平。首先在板面上先加点水，使其潮湿以后再用刮刀，或用砂纸打光磨净。先刻墨线版，把墨线样稿用糨糊反贴其上，待糨糊干透后，涂上一层香油。为保证木版在大量刷印后有所磨损时仍能够继续印制而不失原作效果，要求刻版艺人在雕刻时凸出的线条要有一定深度，为的是耐磨损、不走形。将刻好的主版印出版样，按画稿的颜色分版，一色为一版，制作一幅完整的年画通常需要四至六块版，套色版必须与主版吻合。
  印刷有裁纸、调色、对版、刷印、装裱等几个工序。将纸裁成印年画需要的相应尺寸;按画面要求，调制出印刷年画所需要的颜色。印套色版时，依三点定面原理按照线版的位置，用手摸版，对好线版。要达到不偏不歪，非常准确。固定好画版，再用刷子在版上刷色，刷匀后，将纸抻平敷于版上，用搪子擦压，白纸即着色成画，最后装裱。
  第四节其他民间工艺枣庄市民间工艺品种繁多，各具特色，除了以上介绍的几种外，还有滕县民间印染、张范剪纸、薛城麦秸手编、市中割绒鞋垫等等。
  一、滕县印染：土布粗服的记忆印染流行于滕县民间，就是农民把家里自织的土布（棉白布）拿到染坊里加工。一般是先染后印，先染成一种颜色作为底色，然后再在上面印制各种图案。据说《墨子》一书中就有对染布的详细记载,说明滕县印染历史比较悠久，清代中后期，滕县出现了大量的染布作坊，姜屯镇王楼村王家的染坊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一些技术纯熟的人纷纷走出滕县到全国各地去开染布坊，如平邑县的“义聚成染坊”就是滕县人开的。
  染布的过程是这样的：收到棉白布后，先把它放进酸性的水中浸泡去浆，泡好后再放进兑放过染料的大锅中煮1个小时左右，然后再放进大水缸漂洗，至少漂3遍，称为“头缸”、“二缸”、“三缸”，目的是把杂质去净，在煮染的过程中为了使其均勻染色，还要用木撬不断在锅中翻动，直到满意为止。漂好后捞出放在竹竿或木棒架子上晾晒，晾晒好以后就可以印制图案了。图案很丰富，一般都是动物、植物，无非是花鸟虫鱼、梅兰竹菊之类的东西，更有组合图案，都表现了一定的意义，蕴含着美好的愿望，如凤戏牡丹、龙凤呈祥、百鸟朝凤、喜鹊登梅、鹤鹿同春、五福献寿、八仙献宝、狮子滚绣球、鲤鱼跳龙门等等。
  过去染坊中用的是土靛，是一种深蓝色的染料，既可以买到，也可以自制。自制又称为“打靛”，就是从寥蓝中提取。民国时期，滕县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染坊，染坊印制的花布多用来制作被面、褥面、门帘、服装等。
  二、张范剪纸：民间美术的执著枣庄市薛城区张范乡的剪纸历史已经有100多年，老艺人张胡氏生于1904年，她年轻时心灵手巧，后来丈夫早逝，孤儿寡母难以为继，于是就摸索着学习剪纸。她常把自己剪制的各种纸花拿到周围的集镇上去卖，结果大受欢迎，后来一些卖花人慕名而来，成品供不应求。张胡氏生活十分清苦，常年手不离剪，剪不离手，日夜辛劳，身体严重透支，一只眼睛慢慢地失明了。不过，她终于依靠自己的一双手养活了一家人，而且还购置了二亩半地。张范乡小香城村老艺人宁文生6岁时随母亲投奔到安徽蚌埠的姐姐家，16岁时因为生活困难加人了安徽蚌埠的一个戏班，学习化妆、剪纸、绘画，学成以后，他就返回了家乡以剪纸为生。在这两位老艺人的带动下，张范乡周围的村庄如大香城、小香城、甘霖、黑石岭、西夹埠、化庄等村涌现出一大批剪纸能手。
  张范剪纸规格大小不同，主要以小型为主，最大的也不会超过六尺宣纸的规格,最小的只有蜜蜂大小，内容包括花鸟虫鱼、十二生肖、民间故事，例如斗鸡图、双猫图、花团锦簇图、田间休息图、刘海戏金蟾图、铁拐李图、八骏图、金猴献寿图、牛郎织女图、武松打虎图、小猫扑蝶图、连年有余图、马上封侯图等。
  张范剪纸的操作工艺是：先将一整张纸，按照不同的需要剪制成大小不等的纸片，然后再按照剪制内容叠成四折或六折不等，接着就可以开始下剪了。张范剪纸有个特点，很少绘制图案，依靠腹稿剪制，故此每次剪纸成品都不一样。因为剪纸艺人的作品都是一次性的，具有不可重复性，所以好的作品弥足珍贵。
  张范剪纸以剪刀为主，在无法插入剪刀的细小部位用美工刀修饰，美工刀有圆形、半圆形、三尖形。剪纸材料主要有红夹花纸和红色宣纸，由于宣纸价格较高，一般不用。
  张范剪纸人物形象生动逼真，潇洒有神，动感十足，于朴拙中透出不俗，在细微处显示功力；花草形象细腻而不繁杂，繁杂而不混乱，枝节清晰，动静可辨；动物形象千姿百态，妙趣横生，独出心裁，于嬉闹中见可爱，在宁静处有深思。总之,张范剪纸百看不厌。
  三、庞庄草条编：变废为宝的副业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庞庄村位于枣庄最南端，历史上就有用麦秸杆编织的传统，庞庄麦秸手编品种繁多，有二三十种，其中既有生活用品如馍馍囤子、锅盖子、煎饼筐子等，也有酒厂、酱油厂用品大缸盖等。庞庄麦秸手编属于天然绿色环保产品，透气性、保湿性好，造型精美，既具实用性，又有观赏性。
  草编材料有麦秸、高粱杆，在种植小麦时就要选择优良品种、优良土壤，在生长过程中要精心培护，用心浇灌，这样小麦秸秆才有可能长得挺直、壮实、亮丽。收割时必须用镰刀，细心操作，尽量不要伤害秸秆，保持完整性，捆成小把,直径大约为10厘米，去掉麦粒，然后通风透光。高粱杆的取用过程与麦秸秆差不多。高粱秆主要是取用秆皮（又称“蔑片”），先把高粱秆浸入水中，一定时间后捞出一劈两半，晾干后备用。使用之前还要继续放在清水中浸泡1个小时左右，捞出后用辘轳来回轧几遍，接着再浸泡三四个小时，捞出后用刮刀刮去内瓤,剩下的高粱秆皮分成细条，作为草编过程的穿线。麦秸编制前也要用清水浸泡，取出后稍微晒一下，但不能晒透晒干，要保持一定的湿度，以便保持编制过程中的韧度。
  之后就是编制过程，把麦秸秆取出一束，有手指粗细，要盘3圈，拧成绳索状，蔑片成十字形固定，然后用麦秸秆束从十字中间编起,逐步向外扩散，每隔3厘米左右就用撬刀把篾片扎到麦秸秆上，直到编成需要的圆形底盘为止。然后把篾片竖起来编帮。编制一件麦秸秆成品一般需要3个小时左右，熟练掌握这项技术要三四年工夫。
  新中国成立之前，农民生活水平低，许多人依靠草条编来维持生计，往往一家老小齐上阵，小孩初学阶段编筐底、筐盖，编帮的高难度技术活由成年人完成。庞庄草条编市场销售十分火爆，区域遍布方圆几百里，南到安徽、江苏，北到兖州，东到临沂,西到江苏沛县。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李楼的篓子，黎旭的席，庞庄的囤子上满集。”囤子是庞庄草条编之一，据说庞庄的麦秸草条编“草囤子”封闭性十分好，人们形象地称之为“气死猫”，意思是把猫放进去，猫怎么也出不来，直到气死为止。
  四、割绒鞋垫：承载愿望的名片割绒鞋垫流行于鲁南、苏北一带，枣庄地区尤其是峄城区一带颇为常见。割绒鞋垫的用料有讲究，要用旧棉布做底托，新棉布容易夹针，不好用。取来旧棉布洗净晾干，制作时用面粉和水做糨糊，铺一层旧棉布就刷一层糨糊，直到铺到自己满意的厚度为止。刷抹糨糊时要注意均匀，不能留有面疙瘩，否则晾干后就会很硬，不但不平整，而且影响将来穿针引线。底托做好后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晾干备用。过去有烙煎饼的鏊子，一些人也会在鏊子上制作底托，一边刷糨糊，一边铺旧棉布，一边在鏊子底下烧火，就像烙煎饼一样。水分蒸发完了，底托也就做好了。底托大小根据要做的鞋垫大小来定。
  第二步剪鞋样，在底托上根据实际鞋的大小剪出鞋垫的大小，一般剪出的鞋样比实际的样品要大出1~2码，以防纳制过程缩小。另外，即使大出一些也可以裁掉，如果小了，就无法补救了。用白布做表层，方便绣图案或字迹，要特别注意面平边圆；内割层用两块颜色差别比较大的布料，这样有利于将来割绒时看得清楚，外割层用麻袋片或尼龙网。
  第三步是纳制，根据不同的图案的色彩要求，购买相应颜色的细绒线，即纯棉线，使用棉线的股数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定，一般为8股左右。图案可根据不同的对象来确定，如未过门的姑娘为未来的夫婿制作，一般有红双喜、龙凤呈祥、腾龙舞凤、鸳鸯戏水、鱼戏莲叶、蝶恋花等，以喜庆热烈为主；其他的如为亲戚、父兄等制作，花鸟虫鱼、十二生肖、福禄寿喜、松鹤延年等皆可，只要寓意吉祥就可以，以庄重大方为主。在制作过程中要注意针线的密度和松紧度，不同的人经验不同，缝制的效果截然不同，俗语说:“好样天下走，扒样扒不到手。”意为好手艺是偷学不来的。过去的人经常会通过一双鞋垫来判断一个姑娘的精巧程度。纳制过程中，如果感觉太厚，就先用针锥穿透，然后再用穿线的针从针锥眼穿过去，手指上还可以套一个顶针，随时把针顶过去，针从一面透过，然后再从另一面穿过来，这称为“对针绣法”。纳制一双鞋垫大约需要一个星期才能完成,用时的不同往往决定于熟练程度。
  第四步就是割绒。这一步是最后一道工序，也是关键一步。如果割歪了，绒面就会高低不平，影响美观，也影响舒适度。割绒一般要用锋利的刀，如刮胡刀的刀片。割开绒线以后，就可以得到两只完全对称的同色异向的鞋垫。这种鞋垫具有美观大方、淳朴自然、经济实用、环保低碳、透气吸汗、除臭解乏、减震耐磨的特点，备受人们青睐。第五章台儿庄与南北文化交融明代万历年间，为“避黄行运”而开通了洳运河，台儿庄因此成为运河枢纽城市。因为从韩庄微山湖湖口到台儿庄这段地势西高东低，朝廷批准在这85里的河道上，兴建了8座船闸，史称“运河八闸”。北上漕船和商船在台儿庄等候过闸，停留时间少则七八天，多则20天，大量客商和船家在此落脚，催生了服务业的发展，吸引了外来人口前来寻求商机。由于土著人口不具备覆盖或改变外来文化的强势，这为外地移民播撒异地文化提供了可能。又因为在台儿庄暂住和久居的客商来自全国各地，不能形成主导的文化群落，不同文化在此落地生根，在相互生成中独立发展。台儿庄因此成为南北建筑、商贸、宗教、饮食、民风的交融之地，形成了融南汇北的文化景观。
  第一节荟萃南北的建筑文化台儿庄的年均降雨量比周边地区略高，地势低洼，天时与地利，形成了丰富的城区水系。台儿庄古城的面积有限，清代乾嘉时期约3.7平方公里,咸丰七年之后缩小为2.5平方公里，却有京派、晋派、徽派、江浙、鲁南、岭南、闽南、宗教（中国民间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8种风格的建筑。
  一、水汪、水巷、水街文化台儿庄地势低洼，历史上就是洪水走廊，但是这里土地肥沃，适宜耕种。来这里垦荒种植的人们筑台而居，而取土的地方便成为汪塘。人们在开垦的土地上开挖沟渠，既能排除积水，又抬升了地表高度，增加了活土层。运河开埠之后，村庄扩建为城镇，良田成为街市，汪塘和沟渠因为排水需要而保存了下来。随着城镇的扩大，客商对城镇功能要求的提高，人们对汪塘和水街、水巷作用的认识也越发深人。这样，台儿庄人对水汪、水街、水巷的开挖、优化和利用，由无意到有意，并随着城市的扩建而延伸，水域在城市面积中的比例，超过江南水乡，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水城。
  在1938年之前，台儿庄城里共有18个大小不等的水汪。这些水汪，没有诗意的名称，多是根据临近的其他坐标命名，分别为牛市汪、两瓣汪、花门楼汪、板桥汪、蝎子汪、龟汪、庙汪、鱼市汪、蔡家汪、尤家汪、苇塘汪、藕塘汪、庙前汪、庙后汪、庙东汪、关帝汪、刘家汪、北城墙汪。水汪的面积，最大的三四亩，小的在1亩左右。7公里长的水街、水巷和纵横交错的地下暗渠，把18个水汪连在一起。在西城门南侧和北侧，各建一座带闸的水门，使水街通过水门与运河主航道相通。水位正常的季节，闸门敞开，运河的活水通过水门流入水街，经过一个个水汪和暗渠，在小南门进入运河。枯水季节到来之前，关闭闸，保证城内有足够的存水。汛期，这些水街又成为排水通道。
  由于水汪、水街、水巷中的水体来自运河，除了封河期的2个多月，一年中有9个多月是流动的活水，水质清澈，涓涓流淌，波澜不兴。水边遍植垂柳和石榴，夹种芍药、蜀葵（俗称“秫秸花”）和翠竹，三季有花，四季常绿，成为城区一景。
  因为水街水巷密集，要有相应的桥梁才能保证人们通行。在古代的台儿庄，出资修桥成为一项积德行善的事业，也成为衡量城中商户经济实力的标志。有人附会说,到台儿庄做生意的人，如果没有出资建一座桥，不会发大财。大户人家不花钱建起3座桥，富贵不会超过百年。要想考取功名，既®又―贝，必须在3年内连建9座桥。因为有钱人家不一定遇到建桥的天时、地利、人和3个条件，所以没有谁家建造9座桥的记载。这样，台儿庄的上百座石桥和木桥，几乎一座一种风格，体现出价值多元的特点。台儿庄的这些古桥，几乎座座都有传台儿庄枣庄水街，概括起来，有以下主题:一是修桥积德。相传，明朝天启元年（1621)，浙江省余姚县马希曾出任峄县知县。马知县来到峄县不久，就亲临台儿庄，拜访漕河官员和当地士绅。他发现运河上没有桥，于是捐资建了一座竹木结构的大桥。大桥修好后，方便了行人，人们感激不尽，纷纷为他烧香许愿。可是，在峄县只当了7个月知县的马希曾，莫明其妙地离任。当地士绅恋恋不舍，在桥头立了“峄侯马公去思碑”，并将这座桥命名为“马公桥”。马知县离任后3个月，白莲教起义军的分支武装攻打峄县城，城里官民死伤无数，连城隍庙都被烧掉。马知县因为提前离任，躲过一劫。老百姓都说这是好人得到了好报。二是桥有桥神。当地老百姓认为，任何一座桥都是好心人花钱修建的，这是河、路、石头和人经过几世修来的缘分。上苍成全这缘分，就派桥神来守护这座桥。桥越老，桥神的法力越大。桥神既对河道和桥梁负责，也对修桥的善心人负责。无论谁走在桥上，都要以崇敬之心对待修桥者，不然，桥神就会惩罚他。坍塌废弃的桥石，可以用来建新桥，但不能用来建房子。谁用桥石建房，桥神就让谁败家。三是过河拜桥。既然桥有桥神，桥神就要享受祭拜。逢年过节，靠近桥边的住户要给桥神烧纸钱。平时，从桥上走过，要回头给桥作揖，谓之“过河拜桥”。因为台儿庄城里桥多，出门儿一趟，不知不觉就要过三四座桥。如果有急事，就可能过桥必拜。于是在城里流传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座小庙里有个年轻和尚，因为失恋而遁人空门。他认为，世上再也没有一个女子值得他去爱，也没有一个女子会爱上他。但是，尽管他对婚姻彻底失望，过河时仍然拜桥，而且逢桥必拜。他对桥的敬畏，感动了桥神。有一天，他到对岸化缘，在桥上见到一位少女，竟然一见钟情，于是要求还俗。师父大怒，把他打得皮开肉绽，并将其赶出山门。那位少女为小和尚疗伤，康复之后，两人拜堂成亲。他们走南闯北，在北京做生意发了财,晚年回到家乡，一口气建了9座桥Q二、南北交融的大院文化台儿庄没有富可敌国的富豪，却有显赫一方的大户人家。这些大户人家，先人多是从外地来台儿庄寻找商机的淘金者，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积蓄了置办不动产的实力。他们的祖籍虽然不在台儿庄，但是在台儿庄出生，算是“土生土长”，有乡愁,却不能做出衣锦还乡的决定，只能在台儿庄继续发展。这些祖籍不在台儿庄的“富N代”们，一方面把这里作为安身立命的第二故乡，一方面又有无根之感。为了给自己树立信心，就在自家购置的土地上建造具有故乡风格的豪宅。从清初到清末的不同时段，出过几轮“四大家”。清初“四大家”中的郁家，在台儿庄建有多处院落和花园，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区党政机关所在地，就在郁家的一处庄园里，清真寺则是建在郁家花园的旧址上。其他各家都有几进院落的豪宅。
  有名的大院豪宅，有郁、台、花、黄、燕、尤、赵、万、陈、王、袁、谢12个世家大户的豪宅。其中，万家大院扶风堂、赵家大院天水堂和陈家大院三恪堂，是台儿庄大院豪宅的典型代表。
  (一）万家大院万家大院为清代中叶被列为台儿庄“四大家”之首的万家所建。台儿庄万家始祖“万老爷”祖籍陕西扶风，后来迁居山西，经江西南昌来台儿庄开中药店，偶尔坐堂行医。后来从事运河航运生意，赚了40万两白银。发家之后，万家在运河北岸购买地产，建造名为“扶风堂”的豪宅。万家大院的核心院和子孙院，一共9个院落，整体格局是高大而坚实的晋派建筑。砖雕、木雕和石雕作品，刀工精湛，内容丰富，以儒家忠孝节义为主调，配以不同题材，寓教于乐，营造山西商人融人鲁南的和谐气氛。最西边的跨院“友兰堂”，是精致而浪漫的苏州式，与鲁南化的晋派建筑融为一体，自然过渡，浑然天成。在房顶形制上，为了适应台儿庄的环境，对正宗的晋派建筑进行了改造。晋派民居的东西厢房和最南面的倒坐房是单坡房顶，外墙即屋脊，斜坡向里，雨水全部流进院子里，称之为“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种设计，与其说把“水”象征为“财”以图吉利，倒不如理解成“为了抬升外墙高度，提高防盗功能”。这种向内院倾斜的单坡房顶，在年均降雨量不到500毫米的晋中，是可以的。台儿庄的年均降雨量是晋中的两倍, 丰雨年份高达1400毫米。如果让四周房顶的雨水全部流进家里，容易积水，形成内涝。万家的房子，山墙坡面是不等边三角形，上角不在中间，支撑起来的屋顶坡面，朝外的一面短，朝里的一面长。这种设计，既保留了晋派建筑的特点，又解决了排水难题。在开窗上，晋派建筑不开后窗，这种封闭式设计，有利于防盗，但是不利于通风透光。万家的主房，后墙留窗，一是为了适应台儿庄的商业气氛，二是为了在潮湿环境中保持空气流通。
  (二）赵家大院赵氏家族的先人是明万历年间到台儿庄开挖伽河的民工，到清康熙末年，赵家已经是台儿庄的老户人家。雍正年间，跟着山西人学习制陶，后自立门户，把自家烧制的陶器销到百里之外。乾隆初年，赵家成为台儿庄富户，于是大兴土木，建造名曰“天水堂”的赵家大院。赵家大院体量不大，但布局合理，有四合院、穿心院、偏正套院、过庭院。房屋为硬山顶单出檐，门窗木雕考究，有棂月窗、条栅型窗、雕花型窗。临河建有太白楼及藤萝屋，布置书案和围棋石桌。楼顶建亭式重楼，飞阁凌空，可凭栏倚立，居高临下观赏舟楫往来，是当时台儿庄最豪华的建筑。院子里有水池和假山，墙体坚固厚实。砖雕和木雕的内容，没有万家的繁复华美，但在城里也属于上乘。不久，万家建起9个院落的扶风堂，压倒了赵家。赵家不甘下风，斥巨资在运河边修建了石驳岸，铸造了4000斤重的大铁锚，以示财产不在万家之下。
  (三）陈家大院陈家是在晚清时期崛起的大户，先祖从中原迁至福建，明末清初到安徽泾县，后来又落户苏北。咸丰年间，台儿庄陈氏一世祖陈扶清，因为协助僧格林沁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获赠六品官衔，到台儿庄为清军服务。陈扶清的后人陈廷瓒，在台儿庄开设“陈万祥”商号，后来又买下兰陵人开设的道升酒坊。陈家买卖公平，童叟无欺，不越行规，在经商和处世上，能够大割大舍，拒绝不义之财，在台儿庄有口皆碑。光绪末年，陈家兴建名为“三恪堂”的陈家大院，没有选择家乡的徽派风格，而是建造了坚固、实用、宽敞而又内敛的鲁南风格大院。三恪堂前后三进院落，正房和中房为两层，过庭房一层，均为骑脊房顶。后院正堂为标准四合院，庄严肃穆。中院的东西厢房为一层平顶，屋顶为前后房的连廊，既有四合院的功能，又没有“天井”的封闭感。前院只有作为厨房的西厢房，东面是低于房屋的院墙，能使早晨的阳光照进庭院。大门开在东南，这是因为正北方向的厅堂处在“坎”位，东南为“巽”位，依照风水理论而言，坎为水，巽为风，这种“坎宅巽门”设计，在鲁南被视为最吉利的住宅。陈家大院的门楼与中等家庭的门楼没有明显区别。大门里面是影壁墙，遮挡了楼前的鱼池。门楼西面是面临大衙门街的一层门市房，门市房和西厢房山墙之间的西南“坤”位是厕所。整个院落，坚固内敛，没有鹤立鸡群的张扬，是鲁南民居的代表作。
  台儿庄的大院豪宅，风格各异，而在古城中又自然和谐，相互映衬。成为各地民居在台儿庄落地生根的集中体现。
  三、运河纤夫村文化船只在运河上行驶，一靠顺风，二靠顺水，满载漕粮和其他货物逆水北上的船只，顺风时靠风帆鼓动，逆风时只能靠纤夫牵拉。在台儿庄至微山湖这一河段，设有8座船闸，无论顺风、逆风，过闸时都要雇纤夫拉纤。台儿庄每年通航不到300天，北上的漕船8000艘,商船为漕船的10倍。以保守估计，每天至少要有300艘船只过闸。为了保证上行船只顺利过闸，每两座船闸由朝廷设一处闸官署，有270个在编闸夫。这些闸夫，只负责开闭闸门，漕船和商船过闸，必须自雇纤夫。所以，台儿庄各船闸至少有上千个“不在编”的纤夫。他们有不成文的行规，也有自己的“社区”，这个特殊的社区就是运河南岸的纤夫村。
  今天被称为“月河”的古运河，事实上是明清运河的主航道。1500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基本为南北走向，只有台儿庄段为东西走向。靠近城区的3公里河道为北凸南凹的新月形，北岸为城里的商铺和富绅，南岸为城外的纤夫村和屠宰村。一条月河隔开贫富两个世界。
  (一）纤夫村民居月河南岸（由于河道弯曲，顺河街地段为西岸）的纤夫村民居，具有独特的水乡纤夫民居风格。房屋全部为土墙骑脊草顶，标准庭院为一明两暗三间正房（俗称“堂屋”），两到三间过道屋，一间为过道，另外为仓房和厨房。三面房屋，建筑主体互不相连，相对独立而建，外围成为三面屏障，另外的一面用土墙或篱笆遮挡,形成一个院落。纤夫家庭没有耕地，不在庭院建厕所。有的家庭，建不起标准院落，只有三间正房，没有配房和院墙，被称作“光腚屋”，但房前相当于一个庭院的地方,外人不得侵犯。只有三间“光腚屋”的家庭，等到有了积蓄，拉起围墙，留一个连墙门，上方建一座土门楼。再有了积蓄，利用围墙加盖厨房和过道屋。
  建一座土墙草房，用料不多，可以就地取材，但是用工不少，也需要一定的技术。建房工序依次为®-.打地基：在平坦的土地上，沿墙基走向挖出一尺深的地基，夯实之后，用石头砌垒高出地面半米的石基。这个高度，能够保证屋檐水溅起的水花冲不到墙体上。用不起石头垒墙基的，用砂石礓、碎砖，砌垒的高度常常不足半米。这样的房子，十几年就要翻盖。
  踩墙:纤夫村居民把筑墙称为“踩墙”，与筑墙的具体方式正相吻合。台儿庄有多种土壤，踩墙要选择黄粘土，而老墙土又优于直接从地上取来的新粘土。在沿着墙基的地方堆起粘土，洒足水，渗下之后，往上面撒一层干草，之后用铁叉翻泥。“和”出软硬适中的墙泥，开始踩墙。如果是老墙土，前后要三天时间才能把泥“和”成，这个过程称为“作泥”。踩墙一组至少要五个人:第一个负责“开泥”，就是把墙泥用铁叉分割成四五斤重的泥块。第二个负责“踩饼子”，在开泥工把泥块分割出来时，踩工用脚踩住铁叉上的泥块，开泥工顺势拔下铁叉，踩工根据泥块的具体情况，用一只脚在上面继续踩，踩成规整的泥饼。第三个负责“挑饼子”，用轻巧的铁叉把泥饼挑起，放在筑墙者面前的墙基上。第四人负责筑墙（当地人称为“装墙”），手脚并用，按照一定宽度用泥饼筑成墙体，再用木板打实。第五人负责“刷墙”，用小铁叉把鼓出来的墙泥刷掉，保证墙体所要求的厚度和内外墙角呈90°。5个人工作，不动声色，配合默契。土墙一般要3米高，用泥巴筑墙，一次只能筑1米的高度，称为“一节”。一节晾干之后，再筑第二节和第三节。“踩”二节墙时，在前面墙留出窗户，一般不留后窗。“踩”三节墙在窗上放两根能够擎起上面墙体重量的木条（称“过木”），在上面继续加局墙体。
  脱坯:在3米高的土墙上用筑墙的方式加筑山墙，难度太大，只有用土坯砌垒。制作土坯，称为“脱坯”。
  劭山：“劭”的本义是鼓励、劝勉人努力做事，引申为美好之意。纤夫村的建筑工，把垒山墙说成是“劭山”（他们把阴平的“劭”和“烧”都读作上声，听起来像是“烧山”），提醒人们在没有脚手架的情况下垒出美丽的山墙需要加倍努力。山墙为等腰三角形，作为屋脊的顶角一般为100°(也有90°的），两个底角各40°。三间房子，除了两头的山墙之外，中间还有一面山墙，称为“实山”，对应用屋梁支撑檩木的“虚山”。山墙垒到5坯高的时候，留出3坯高、大约22厘米宽的两个矩形气窗（称“雀户眼”）。顶角下面，再留一个十字形气窗。
  合叉手：即组装房梁和准备檩子。纤夫村草房的房顶，没有多大重量，房顶结构简单，只有檩子，没有椽子，用高粱秸秆或芦苇做成托起屋草的“屋笆”。但是，房梁要能够承受万斤以上的压力，因为，为房顶盖草时，上面要有十几个人作业。房梁的两根上玄，被称作“叉手”，下玄横梁才叫“梁”，中间的檩子叫“脊棒”，下面的依次称作“二檩”、“三檩”。上玄和檩子受重，下玄受拉，在选择木料时有讲究，最佳的配置是“枣脊、榆梁、杏叉手”。用坚硬的枣木做屋脊，用柔韧的榆木做横梁，用不走形的杏木做叉手，房顶不会变形，听起来还吉利。因为枣和杏都是果树，大材难得，一般人家只能做到“穷梁富叉手”，即粗壮的上玄和细弱的下玄。檩子有的用杉木，也有用槐木、柳木和杨木的，用不起木料的就用毛竹。上梁:上梁在“劭山”之后进行，是建房过程中最隆重的时刻，要燃放鞭炮，祭祀天地、鲁班、河神和祖宗，在横梁贴上“上梁大吉”的喜联。上梁必须有脚手架,在工头的统一指挥下，将合到一起的房梁吊起，安装在合适的位置，然后再上檩子，用铁扒子固定，就完成了屋顶框架的组装。
  扎把子:用麦秸或茅草把高粱杆捆成直径12厘米的“把子”，长度根据房子的宽度和房顶的坡度而定。这项工作一般是业主在工匠的指导下按要求自己完成。
  栓草：当地人把“栓”字读作去声，听起来像是“涮草”。就是把用作盖房顶的草捆成直径30厘米左右的捆子，以便使用。盖房顶的草，最好是长在山上的黄草，这种草主茎坚实耐朽，草叶能够挡水。黄草房顶，30年不会漏雨。用不起黄草的用麦草或稻草,麦草的寿命是15年，稻草不到10年。
  按笆：当地人把房顶的内面称为“屋笆”，将高粱杆或芦苇扎成的“把子”均匀有序地排在檩子上，叫做“按笆'技术高的工匠骑在做屋脊的檩子上，把把子的中间点调到“脊棒”位置，双手从两边按下去。蹲在两边“二檩”、“三檩”和屋墙上的工匠，依次按下把子。另有工匠在上面抹上稀泥，一是压住把子防止翘起，二是泥巴可以让并列的把子联成一体，三是起到屏蔽作用。
  缮草:缮草就是把屋草均匀、有序地铺在“屋包”上。这个工作，技术含量高的地方是屋檐和山墙上面（称“顺头”）。屋檐不整齐，下雨时容易“尿檐”，使雨水直接流到墙上;顺头是山墙上的“外檐”，这个位置上的屋草，顺序由往下转为向外，铺草的工匠要掌握好这一过渡，这个位置上的工作叫“拿顺头”，如果 “拿”不住，容易漏雨。苫草要仔细，具有主人公意识，屋草要铺得紧密、均匀、有序，如果没能把捆草的“腰子”抽出来，中间夹了乱草，那个地方就会漏雨。一旦漏雨，寻找漏点时要揭掉很大一片，因为从上面进来的雨水不在原处漏下。
  压屋:就是在屋脊和顺头上，压上一层三合土稀泥，防止敞口处的屋草被风刮掉。压屋是草房主体工程的最后一道工序，被称为“讫工”。这一天，业主要大摆宴席，招待工匠和邻居。
  泥墙、缀墙、镶门窗：这是纤夫村人对房子的装修。因为墙面粗糙，内墙要用三合土“泥平”。运河边上经常有暴风雨，为了防止雨水冲刷墙面，要用稻草或脱过粒的高粱穗把外墙护上。方法是自下而上，依次用泥把“缀墙草”粘在墙面上，阻挡雨水对墙面的侵袭。镶门窗跟泥墙同时进行，顺便把门框与墙体之间的缝隙堵上和抹平。在门楣上面,要留出25~30厘米宽的“燕路”，供关闭屋门时燕子自由出入。
  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适宜居住。每隔十几年换一次屋草，墙体能够支撑百年。纤夫村没有超过两处宅院长度的街巷，房屋与房屋、院落与院落之间前后左右都不成排，有意错开。生人进村，犹如走进迷宫。
  (二）纤夫生活方式早期的纤夫，基本上是伽运河开通后留下来的民工,他们是没有家眷的穷苦人，靠拉纤混饭吃。这些纤夫们举目无亲，没有靠山，被“纤头”呼来喝去，挣来的工钱仅能维持温饱。冬季封河断航的两三个月，多数纤夫靠向纤头预支工钱度日，一纸契约，意味着将自己的来年卖给了纤头。这些人没有攒钱购买房产的可能，一旦年老，失去拉纤能力，就沦为乞丐，甚至冻死街头。还有一部分纤夫，不去预支工钱，冬天靠乞讨度日，开河之后再回到岸边拉纤。这种人，通过十几年苦熬，能够在纤夫生活区建起简易的房子。这时候，老纤夫已经过了成家的年龄，为了晚年有着落，就收养年轻的纤夫做“干儿子”，并操持干儿子成家。这样的家庭成为“纤夫之家”，众多的纤夫之家组成了纤夫村。
  第一代纤夫之家，生存压力很大，“干儿子”既要赡养“干爹”，又要顾及亲生父母。尽管在纤夫村里有“生身没有养身重”的训诫，但“干儿子”与“干爹”之间的关系，总是不像希望的那样和谐。所以，早期的纤夫村是一个凄苦的穷人聚居区。随着运河水上运输业的发展，台儿庄商贸业的繁荣，对纤夫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这时候，周边农村的一些男性青壮年也加人了纤夫队伍。虽然他们也是没有土地的穷人，但是离家不远，背后有家族势力支撑，纤头们对这些人的盘剥只能适可而止。他们在纤夫村立住脚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之后，成为第二代纤夫之家，他们的生活方式虽有别于周边的农民和对岸的商人，但是有了正常的生活秩序。
  纤夫属于苦力，但是不像船夫那样有生命危险。他们虽在规定的区段拉纤，却借助南来北往的船家延伸着视野。有影响的纤夫，一般是力大无穷、嗓音洪亮者，在拉纤时，不偷懒，而且能够用纤夫号子鼓舞大家的士气，协调步伐。这些人讲义气，敢恨敢爱，大口喝酒，大碗吃肉，为了纤夫们的利益敢于跟纤头叫板。咸丰朝之后，北运河断航，铁路运输和海运开通，运河航运对纤夫的需求量减少，多数纤夫被迫改行，也有人加人农民起义队伍。但是，居住在纤夫村中的居民仍然保留着纤夫生活的遗风。四、水系与建筑折射的儒家文化台儿庄的八种风格建筑，“江北水乡”是其地域特色，而大一统的儒家文化又自然而充分地得到体现，两者的结合，水乳交融，使这座运河城市的建筑群实现了实用与象征的完美结合。
  (一）上善若水台儿庄是不折不扣的水城，人们在这里筑台而居，伽运河通航使台儿庄成为水陆通衢城市之后，当年取土时留下的汪塘继续保留，并疏通延伸了 I4里长的水街、水巷。人们在水里生活，在水里创业，形成了能屈能伸、顺势发展的性格。他们平时像水一样放低身段，关键时刻像冰一样刚性十足。在台儿庄扎根的客商，发家之后建造宅院，无一例外地选择亲水地段。而且，还要在庭院里建造水池，营造水源充盈的氛围。
  (二）以孝为大石雕、木雕、砖雕，是台儿庄建筑之上的三大亮点。这些雕刻的内容，不仅是美学意义上的装饰，还是弘扬孝道的载体。万家大院的二十四孝木雕，成为万氏家庭形象的家训。其他人家宅院的雕刻作品，尽管没有万家的内容丰富，但都有“百善孝为先”的主题。
  (三）长幼有序繁盛于农耕文明时期的台儿庄，却是地地道道的商贸城市，来这里发展的商人并不追求四世同堂居住的境界。但是，儒家思想又扎根在每个人的意识深处。表现在建筑上，他们习惯建造适合三代人居住的两进院格局:后院正房为长辈居住，东厢房住长子及其孙子辈，西厢房为女儿的闺房。女儿出嫁,由年长的孙女居住;前院为次子（以及三子、四子）、年长的孙子和仆人居住，次子成家，要另立门户。
  (四）和亲睦邻台儿庄的商家，坚信和气生财。徽商胡文广把自己经营的客栈取名为“久和客栈”，一度成为事实上的徽商会馆。许多民居的装饰性雕刻，带有祝福亲邻的内容，希望大家一团和气，共同发展，以便水涨船高。台儿庄人忌讳宅院的大门对墙角，认为那样不吉利。有人在别人门前购买宅基地建房时，宁愿缩小院子规模，也不让后建的宅院墙角对着别人的家门。与邻居并排建房，辈分矮的或身份低的，要后退一尺，以示对其尊重。
  (五）入世情怀因运而兴的台儿庄，靠无限商机吸引八方客商。他们最初是唯利是图的生意人，而后成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商人。商人中的佼佼者，精神境界得到升华之后，成为有政治理想的绅士。这些人靠资本获取社会地位，“修身”、“齐家”之外，渴望“治国”、“平天下”。他们深知积累财富的艰难，蔑视和憎恨杀人越货行为，没有制造事端夺取天下的意念，希望通过正规渠道实现入世理想。然而，没有经过儒学训练的人，敲不开科举考试的大门。于是，他们回到现实，继续经商赚钱。但是，人世的理想却没有泯灭，他们在建造住宅时，往往要亲自设计，在建筑格局和装饰上，表达自己的人世情怀。这些刻意设计的宅院，潜移默化地教育了子孙，成为佳话。
  建筑的初衷是实用，实用之上追求美，赋予象征，派生出文化。建筑上蕴涵的文化符号，不动声色地向人投射，人在建筑的文化场域感受文化、诠释文化和创造文化，形成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这样的建筑文化有两个源头，一是当地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二是主流文化中与人性共通的内容。前者是独特性的根基，后者是在大一统社会中能够传承的保证。
  第二节贾贩云集的商埠与商旅文化在传统社会中，一座城市的形成，既有政治因素，如都城或关隘，又有经济因素，如物产资源或地处交通要道。前一种原因形成的城市，王权文化是其主流，可能在时间的流逝中因功能变化而失去优势甚至衰落；后一种原因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是其主流，只要自然环境不出现大的变化，城市功能一般不会消失。台儿庄在明清时期作为运河商贸城市出现，放置在历史长河中衡量，尽管有必然因素，却是一个特例。特殊的机遇提供的惊人商机，吸引了官员、军人、儒生、商贾、僧道、郎中、农夫、匠人、武侠、梨园、术士、杂耍、艺妓、掮客等三教九流来这里发展，形成了独具台儿庄特色的商埠与商旅文化。
  一、辐射苏鲁豫皖的商城伽运河幵凿之前，徐州是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或毗邻的中心城市。伽运河开通之后，途经徐州的古运河道尽管没有废弃，但南来的漕船均绕开徐州、吕梁而经台儿庄北上。这样,经运河运往这一带批发的南北货品，不再经徐州中转，兴盛了几百年的中心城市，对苏鲁豫皖交界城乡的辐射力明显下降。薪兴的台儿庄，虽然不具政治军事重镇的优势，但在商业辐射功能上有后来居上的势头。作为运河商城的台儿庄，对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构成辐射功能，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繁荣的运河码头贸易是主要原因。在伽运河开通到北运河断航的300多年里，运河的商品流通量远远超过漕粮运输量，形成了“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的局面。有据可查的漕粮运输量，每年在420万石左右（折合25万吨），商品货物在250万吨以上。这些货物，有的是专门商船所运，有的是漕船附载。在嘉庆年间，仅此一项就高达150万石（9万吨）。乾嘉年间的台儿庄首富“万老爷”，搭载漕船做生意赚了40万两银子的事实，就是一个佐证。而回空漕船揽载的私货，则是漕粮和附载商品的总和。搭载漕船的货物，往往是违禁商品，利润远远超过普通货物。从江浙北上的商船和漕船，走到台儿庄，因为在通过密集的“运河八闸”时至少要等待十天半月，有些商品，就在台儿庄卸载，卖给“坐地商”批发。从南方运来的丝绸、瓷器、茶叶、蔗糖、烟草、大米、纸张、木材、毛竹、藤编、桐油等货物，每年从台儿庄下船的不下于10万吨。这些商品，九成转销到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南下的船只，从微山湖口到达台儿庄，也要经过8座船闸。在等待过闸期间，船主往往派人经旱路赶赴台儿庄，预购运往江浙的棉花、苘麻、铁器、农具、皮货、煤炭、石磨等。在滕县和韩庄卸下部分货物的船只，穿越八闸到达台儿庄码头之后，将提前采购的货物上船，运往南方销售。南北方的原料运到台儿庄，催生了这里的制造业，台儿庄及其周边农村生产的铁锅、鏊子、木犁、陶瓷、砖瓦、竹编、条编、粗布、烧酒，也形成气候。这样，台儿庄周边方圆200多里内的商人，把当地的货物送到台儿庄，再从“坐地商” 手中批发南方货物，回去批发给零售商，从中牟利。
  为了适应货物装卸的需要，明清两代，台儿庄的“坐地商”在运河沿岸兴建了13座码头。自西向东，依次为典当后码头、四十万码头、天后码头、阎家码头、彭家码头、高家码头、郁家码头、双巷码头、王公桥码头、胳家码头、谢家码头、霍家码头、王家码头。这些码头，满足了大量货物的及时装卸，为码头贸易提供了顺畅通道。台儿庄的码头贸易，辐射到泰安、潍坊、临沂、莒南、日照、郯城、商丘、虞城、丰县、沛县、萧县、砀山、徐州、颍州、涡阳等城镇。商业活动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为“淮海文化圈”的形成注人了积极因素。
  二、台儿庄的五大商帮及会馆清朝乾嘉年间，是台儿庄商业最兴盛的时期。特殊的机遇提供惊人的商机，吸引了各地客商来这里发展。来自不同地区的商人，组成各自的商会，相互照应。那些实力强、组织紧密的商会，兴建会馆，定期议事。其中，徽商、晋商、赣商、闽商、浙商形成了各自的商帮,影响了台儿庄的商业风气。
  (一）徽商与久和客栈明末清初，徽商就开始到台儿庄落地生根，经营茶叶、竹木、纸张。他们不怕吃苦，不畏艰难，积极进取，百折不挠。在农民起义军多次攻破台儿庄城的战乱时期，徽]^审时度势，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积极合作，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在其他商帮纷纷逃离时，徽商没有离开，继续经营，最终融人台儿庄这块土地，成为这里的老户人家。徽商胡文广经营的久和客栈，曾经是徽商的非正式会馆。后来，又集资在顺河街建了名为“崇华楼”的会馆。
  (二）晋商与山西会馆台儿庄的晋商分两种。一种是明代初年从山西迁来的农民。在伽运河开通之后改农经商，这种晋商，尽管加人山西商会，但是他们的经营理念与鲁南本土的商人没有明显区别。二是伽运河开通之后，从山西闻讯赶来淘金的商人。他们属于正宗的晋商。晋商以关羽为精神偶像，主张见利思义，倡导群体精神，加强合作与协调。他们善于抱团，老乡观念强，同乡之间不展开竞争。台儿庄的晋商有十几家商号，相互之间从不拆台。例如，台儿庄的食盐批发，覆盖周边十几个县，按说能够容纳多家盐业，但是只有一家晋商经营食盐。山西会馆有两处:一是与关帝庙合一的会馆，二是由祁县客商杨明山牵头兴建的“晋元号” 山西会馆。
  (三）闽商与福建会馆闽商做过海外贸易，眼界开阔，来台儿庄经商的闽南商人，即便没有海外贸易的经历，也有这方面的意识。他们遵守“惯例”，善于在不同人群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契合点。闽商讲排场，他们的会馆建得富丽堂皇，以此显示与众不同。福建会馆一是天后宫，始建于清朝初年，有5间大殿，东西厢房各3间，前有门楼。整个建筑气势恢宏，美轮美奂，是旧城区比较抢眼的建筑。二是位于顺河街的“闽丰号”，由泉州客商黄汝文所建，也是闽商议事的地方。
  (四）江右商人与江西会馆来台儿庄发展的江右商人多是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自幼养成了坚毅的品格。在从商的过程中，他们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江右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不卖假货，不抬物价，不欺行霸市。严格遵守“以诚待客，以义制利，和气生财，公平守信，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道德准则，并以此为“经营公约”。他们在台儿庄没有专门会馆，从山西迁来的万家曾经在江西呆过几年，与江右商人交情深厚，“江西老表”们经常到万家大院的西跨院议事，这里成为事实上的江西会馆。
  (五）浙商与浙人会馆浙商精明能干，善于算计，在交易场上不感情用事，也不结交官员，不找政治靠山，全凭商品的质优价廉在台儿庄立足。他们善于接受先进的外来文化，随时调整经营理念，与时俱进，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浙商信奉金龙四大王，他们先是在城外建了大王庙，作为自己的会馆，后来又在顺河街建了浙人会馆。
  台儿庄的山东商人不少，但是鲁商没有形成商帮。原因是，作为东道主，他们不需要以帮派立身，仅凭质朴单纯、豪爽诚实的品行，就没人敢欺负。他们自觉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不欺负外地人，“而吾乡之商于斯者，犹循旧规，力与为敌，以朴为经，以勤为纬，尚能矗立于中外互市之秋”。®显示出东道主的泱泱大气。
  三、丰厚的商贸文化传承从明末到清季，台儿庄作为运河枢纽城镇而存在，同时也是苏鲁豫皖交界处的商贸城市，前后繁盛了大约300年。咸丰五年（1855)之前，台儿庄大约有1万户人家，其中三分之一为商人，近三分之二为商铺的雇员、纤夫、小贩和手艺人，另有少部分菜农（俗称“园户”），几乎没有纯粹耕作农田的农民。因为台儿庄是因运而兴的城市，原先的农耕文化被迅速涌人的商业文明所覆盖，台儿庄成为商贸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商城。十几代人的传承，经商成为台儿庄人的“集体无意识”。
  历史上的台儿庄有多少商号，已经无法统计。明代商号的名称，保存下来的很少。清代的文献,也没有多少有关商号的记载。今天，健在老人能够回忆起来的商号，也就是上百个。因为，咸丰年间的黄河改道和捻军、幅军袭城，使得许多商家破产，经过劫后余生继续开业坚持到民国时期的，有幸留下了商号名字，而破产商号则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台儿庄比较著名的商号有：“老诚茂”、“东诚永”、“泰山堂”、“谢裕大茶行”、“道升酒坊”、“会宾楼”、“聚奎楼”、“孙玉园酒店”、“豫祥酱园”、“保寿堂”、“醴泉酒店”、“中和堂”、“德和祥”、“陈万祥”、“恒济永钱庄”、“满家典当行”、“王德兴茶食”、“胡家竹条店”、“许家银楼”等。据商号创建者的后人讲述，有些商号创建于明末清初，一直延续到“公私合营”时期。这些商号之所以跨越两三个世纪仍具生命力，根本原因是商业文化的传承。
  在台儿庄商界，商业文化的传承有三种方式：一是诚信经营的训诫。开设“陈万祥”商号的陈家，留给后人的训诫故事是:有个布店老板，把通用的尺子锉掉一点，用这样的尺子量布，一丈布就能少给半寸。店主用这种方式，日积月累，赚了不少黑心钱。有一天，他的宝贝儿子爬墙掏麻雀，张大嘴对着墙窟窿，这时一条蛇从麻雀洞里窜出来，钻进他的嘴里。孩子受到惊吓，掉lT来摔死了。老板恨透了那条蛇，剖开儿子的肚子，要找出那条蛇，杀掉报仇。结果，从肚里找到的不是蛇，而是他使用了多年的尺子。二是做买卖要先有合约，逐条履行，亲兄弟之间也要“各账各清”。这样有规则的商业行为，有别于传统交易中受血缘、亲缘、地缘因素左右，一切按照规矩来。事先斤斤计较，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一旦达成共识，形成了合约，就规规矩矩遵守，事后不发生任何争执，不存在赖账行为。外地人初来台儿庄做生意，认为这里的人不好处，几笔买卖下来，认为台儿庄才是生意人的天堂。这实际上拥有了现代贸易的规则。三是“不见兔子不撒鹰”，防止上当受骗。繁盛时期的台儿庄，是一个三教九流聚会的城市，不乏道貌岸然的骗子。在这个大熔炉之中，台儿庄的坐地商人首先不行骗，同时严防自己上当受骗。他们时时刻刻告诫子孙，在做大宗生意时，“不见兔子不撒鹰”。小笔生意中，如果发现对方有意装糊涂给你让利，就锁定他是骗子，敬而远之。
  台儿庄的商贸文化传承，植根于传统社会所奉行的价值观，但是，已经拥有了现代商业的萌芽，成为运河文化的组成部分。
  第三节宗教信仰及活动场所
  战前的台儿庄，有72座庙宇，被誉为“佛城”。事实上，在台儿庄，不仅佛教深人人心，道教、伊斯兰教和各种民间宗教同样兴盛。20世纪初，又接纳了基督教，使台儿庄成为多种宗教并存的城市。
  一、基督教与教堂19世纪末，美国南浸信会的几位传教士奉派经泰安前往台儿庄，设立了布道据点，并向附近地区传教。但时间不久，这些传教士不服水土，先后染病，不得不放弃这一据点，回国养病。于是，美国南浸信会在台儿庄短暂的传教活动遂告结束。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派叶克斯、范珍珠等人到峄县、台儿庄一带传教。在峄县南关设基督教总会，在台儿庄设峄阳分会，并在大北洛、埠陇子村设分会。清宣统三年（1911)，在台儿庄、润头集镇各建教堂一处。民国初年,基督教峄阳分会在西陈庄设立明德学堂。1920年，在峄县开办孤儿院的美籍传教士万美利，在箭道街北段设立妇产医院。峄阳分会成立之初，由本地信徒赵鹏霄任会长，之后其子继任。1925年，由滕县籍牧师王秋礼任会长。1935年，禹城籍牧师翟庆鹗任会长。日军占领台儿庄后，教会门牌“耶稣教堂”被换上“美国基督教长老会”。1938年下半年，美国教会拨来粗粮一宗，救济因战乱而生活无着的百姓，由教会负责把粮食做成熟粥发放。而后又拨来一些旧衣服，救济无衣者。因此，信教人数有所增加，至300多人。
  台儿庄的基督徒，新中国成立前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他们信仰上帝，信仰耶稣基督，但是也相信其他神灵存在，并保持敬畏。逢年过节，照样给祖先牌位磕头上香，给长辈拜年。
  台儿庄的教堂，最初建在西门里，占地5.2亩，有27间中式房屋，礼拜堂能容纳200人做礼拜。后来，在顺河街以东又建了两座教堂。
  二、伊斯兰教与清真寺元朝末年，回族大将常玉春、胡大海在征战途中经过台儿庄，留下部分回族士兵在此安家落户。为了使他们有朝拜之处，常玉春在台儿庄东门里的文昌阁附近兴建了清真寺，为清真北寺前身。在月河南岸建了清真南寺，但规模较小。随着台儿庄的繁荣兴盛，来台儿庄经商和定居的回族商人越来越多，原来的清真寺已经不能满足朝拜的需要。乾隆年间，阿訇李中和重建了清真寺。据台儿庄清真寺大门东侧所立的石碑记载：“李阿訇中和，抛却浮屠，纯讲救理。南走蜀闽，北走豫燕，款蓄数年，功成一旦。”重建的清真寺，位于台儿庄大北门内的郁家花园旧址上，占地38亩。前大门向东，后大门向西。有过厅5间、大殿25间。清朝末年，又将南讲堂改建成大门楼，大门向南，把“清真古寺”的牌匾换成“回教堂”。民国初年，主持回教堂的陈姓阿訇，倡议在寺院东南建水房5间，维修大殿，整理寺院。1937年，马振堂会同其他几位乡老，再次整修院墙,油漆门楼，装饰讲堂大殿，整个清真寺焕然一新。
  1938年春，日军侵犯鲁南，台儿庄清真寺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当时，中国军队第二集团军三十一师一八六团指挥部就设在清真寺内。由于清真寺离北大门较近，又是日军向城内进犯的必经之路，因而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段之一。
  大战结束后，逃难的人返回故里，马振堂向台儿庄几十家粮行募捐，于1942年重修了清真寺，除恢复原貌建筑外，又新建了一座28米高的望月楼。望月楼瓷砖绿瓦，翘檐走廊，四面展角，雕梁画栋，为台儿庄的制高点。
  台儿庄清真寺（1942年重修)三、佛教与寺院佛教何时传人台儿庄地区，没有文献记载。从发掘出来的残缺碑文中，得知在明清两代，台儿庄有阁、庙、堂、庵2〇多座，其中准提阁、南观音堂、北观音堂、水月庵、清凉庵、菩萨庙、如来寺、铁佛寺、四大天王庙、阎王庙、高庙、十八罗汉庙、地藏菩萨庙，都是佛教建筑。
  民国之前，台儿庄有“佛城”之誉，大小庙宇都香火旺盛。方丈、知客和维那的社会地位较高。男女教徒分别住在庙庵内，诵经事佛，严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饮食以米面粥为主，不食荤。城里及周边百姓，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徒，精神上却深受佛教文化影响。他们相信因果报应，逢年过节给佛祖烧香磕头,大年初一吃素焰铰子。在佛像面前许愿，如愿后会履约还愿。家里死了人，要请和尚念经，超度亡灵，有钱的人家在“五七” (死后35天）和“七七”（死后49天）还要请和尚念经。
  台儿庄的佛教及其建筑，也带有移民文化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世俗化。台儿庄的僧人，不把“四大皆空”和“同体大悲”作为宣教的主旋律，而是大力宣扬“有求必应”和“因果报应”。到寺庙中求子、求官、求财、求寿的香客，只要愿意出香火钱或者出资修庙，僧人都在佛前为施主念经，求佛祖保佑。香客信佛，不是为了寻求智慧，事先觉悟，而是为了寻求世俗利益。僧人很少给香客讲解佛法，而是承诺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二是建筑风格多元。台儿庄的寺庙，绝大多数都是富商投资兴建的，他们在创业早期，许愿挣钱后投资建庙。在施工时，限于当时的条件，不可能聘请宗教建筑师帮助设计施工，也不会从著名寺院请来权威僧人做监督，而是要求建筑工匠根据自己的标准进行施工。为了体现出资者的身份，寺庙的建筑往往带有施主住宅的风格。这样，京派、晋派、徽派、江浙、鲁南民居的建筑元素和官式建筑元素在寺庙中均有体现。三是包容性。大殿中既塑佛像，也有民间神，甚至把道教人物、中国古代圣贤也列人其中，体现出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景象。
  四、道教与宫观台儿庄的道教宫观有20多座，供奉文昌帝君、魁星、碧霞元君、城隍神、土地神和玉皇大帝。还有一些被称作“庙”的建筑，在学理意义上应该归类于道教，供奉的也是道教神仙，却被人们赋予民间神的功能，如关帝庙、张郎庙等。
  在太平年代，台儿庄人相信各路神灵，接纳不同宗教。为老人送葬，一边请和尚超度亡灵，一边请道士做道场。逢到喜事，则到各个庙宇烧香，不问是佛还是道。
  台儿庄有名的道教宫观有：三清观、玉皇阁、魁文阁、泰山行宫庙、东岳天齐庙、武公祠、吕祖庙、关帝庙、三官庙、城隍庙、土地庙、九天玄女庙、刘海庙、雷神庙、风伯庙、雨师庙、五鬼庙、麻姑庙、黄石公庙、太白金星庙等，数量不少于佛教寺庙。
  台儿庄的道教跟佛教一样，也带有融南汇北的运河商贸城市特点。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道士不追求羽化成仙和清净无为，不炼丹，而是通过为信众服务谋求生路。道士们张罗庙会，为香客抽签算命，为病人“捉妖拿邪”，为死人做道场，收取香火钱，维持生计。二是宗教场所与会馆合一。山西商人集资兴建的关帝庙，供奉关羽，从学理上归类，应该是道教建筑，属于宗教场所。但这里一直是山西商人议事的地方，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名义上，都是山西会馆。后来，晋商在关帝庙西侧兴建了“晋元号”会馆，关帝庙依然保存山西会馆的功能。三是没有排他性。在泰山行宫庙里，塑有观音像，有尼姑在里面修行。五、水神崇拜与天后宫、金龙大王庙台儿庄因运而兴，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由“庄”到“城”的进程中，处处离不开水的滋润，有时候也饱受水患之苦。人们依赖水，也畏惧水，由敬畏水到崇拜水神。与其他地方崇拜单一水神不同，台儿庄人同时崇拜海神妈祖和河神四大王。
  (一）天后宫台儿庄的妈祖庙叫“天后宫”。妈祖又称“天妃”、“天后”、“海神娘娘”，是航海船家的保护神。妈祖信仰最初在福建流行，后来演变为全国性的海神崇拜。内河航运的船民供奉天后的不多，台儿庄有天后宫存在，是闽商在运河流域从事经商活动的见证。由泉州商人在清朝初年集资兴建，建成后即成为福建会馆。在整个清代，天后宫香火旺盛，不仅是福建商人的家园，也是所有过往船家朝拜的圣地。天后宫建筑面积1508平方米，为二进庭院格局。有正殿、配殿、前后厢房、戏楼、钟鼓楼及附属建筑8〇余间，是一处闽南风格的建筑群。正殿脊饰二龙戏珠，抱厦屋面，线条舒展流畅，木雕精美，戏楼为琉璃瓦盖顶，其他建筑均为清水墙、小灰瓦，雕梁画栋，朴素中透出金碧辉煌。
  (二）大王庙位于小南门南面，紧靠运河大堤，面向西，有抱柱和厦檐的大殿3间，南北各有配房3间。清光绪《峄县志》卷一〇《祠祈》载：该庙在雍正八年毁于水灾，嘉庆十年重建。道光二十九年，伽河厅李保安、知县朱彦华重修,供奉金龙四大王谢绪。而在台儿庄民间，却把庙中供奉的神仙演义成一个姓黄的朝廷命官。称他受命管理运河漕运，路过微山湖时，忽然狂风骤起，为了保护漕粮，被大风卷进湖里溺水而死。玉皇大帝为表彰这位朝廷命官对社稷的忠诚，封其为大王爷，专门管理微山湖上下的运河。
  台儿庄的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是互动的，宗教建筑与世俗建筑相互借鉴。庙宇影响了城内的世俗建筑，而世俗建筑对宗教建筑也产生着影响。因为任何一种宗教都没有在台儿庄占绝对优势，形成了真正的多元。信徒们和睦相处，相安无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冲突，为台儿庄营造了和谐的精神气氛。
  第四节因运变化的水乡民风伽运河开通之前，台儿庄一带的居民以农为主。这里土地肥沃，四季分明，雨水充沛，适宜种植各种作物。人们在容易起涝的低洼地块，种植水稻、莲藕；在平地上种植谷子、高粱和黍稷；在山坡地种植芝麻和杂粮；在汛期可能遭遇水灾的地段种植大麦、小麦和豌豆，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收获，然后“歇茬”，等待汛期“上淤”，提高土壤中的肥力。因为这里不靠大城市，距离“官道”较远，人们的消费水平低，生活自给自足，安守本分，民风纯朴，很少向往外面的世界。伽运河通航之后，日出而作、日人而息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冲击，民风民俗发生了变化。
  一、由农从渔台儿庄一带水源充足，但是在洳运河开凿之前,这里没有大河流和大湖泊。有些季节性河流和小水塘，尽管也有鱼虾生长，却不能提供养育职业渔民的足够资源。洳运河开通，韩庄船闸大坝的筑成，使这里有了大河，南四湖一带原先互不相连的十几个小湖泊，连成一个面积为1200多平方公里的水域。因为微山湖为运河水柜，与上下游连通，京杭大运河五大水系的鱼类，都有可能来这里繁衍。又由于微山湖周边土地肥沃，农田里的营养在雨季流入湖中，为浮游生物提供食物，使得微山湖成为天然的水产养殖场。在湖中长大的鱼、虾、鳖、螃蟹，游进周边的河流和运河，使得微山湖至台儿庄一带成为水产资源丰富的地区。
  台儿庄运河中的水产，有鲤鱼、草鱼（俗称“厚子”）、大头鲢鱼、鲶鱼、乌鳢(俗称“黑鱼”）、鲫鱼（俗称“漕鱼”）、鳊鱼、鳜鱼、鳗鱼、黄颡鱼（俗称“咯牙鱼”）、大白条（俗称“鲢子”）、小白条鱼（俗称“黪子”）、马口鱼（俗称“岔口”）、麦穗鱼、沙趴鱼、湖鲚（俗称“刨花鱼”）、针鱼（俗称“骂婆鱼”）、银鱼、鳝鱼、泥鳅、鳖、螃蟹（小螃蟹和大闸蟹）、青虾、大马虾、沼虾、青蛙、水螺、湖蚌等。当地人形容微山湖的物产丰富，称“日出斗金”，指的是渔民每天在微山湖和运河打的鱼，相当于一斗黄金的价钱。
  水产资源的充足和过往商人对水产品需求的增加，催生了渔民群体的壮大。有些季节性的捕鱼人，卖掉土地，购买或打造大型渔船，进人微山湖，成为职业渔民。渔民捕鱼的方式有以下几种：（1)网捕，根据不同水域条件和季节，使用拱兜网、插网（俗称“迷魂阵”）、提网、拉网、撒网等工具；（2)鱼叉，主要用于冬季捕鱼；（3)鹰捕，训练鸬鹚（俗称“鱼鹰”）捕鱼。至今，湖里的职业渔民，还保持着明清时期的生活习惯，自家人之间用古语交谈。
  二、由农从运途经台儿庄的伽运河，使这里的小天地接上了外面的大世界，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人们不再安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谋生方式，利用黄金水道提供的机遇，他们由向土地要粮食改为靠力气挣钱，由农从运是其选择之一。
  由农从运分为不同层次。胆子大的，卖掉土地，购买大型船只，在运河上跑运输。把北方的煤炭、陶瓷、铁器、棉花、干果、烧酒等商品运到江浙销售，再买回南方的竹木藤器、丝绸、茶叶、黄酒、蔗糖、文具。这一次来回，相当于种30亩地的年收入。一般的由农从运，并不卖掉土地，只是在运河码头上为批发商运送货物。这样的运输，没有风险，旱溃保收，但是盈利没有长途运输可观。还有一些没有家底，常年为地主做长工和短工的贫雇农，辞别东家，买一辆木轮车，也能从事运输行业。这种人被称为“脚力”，因为他们是罪腿脚谋生的。在1914年枣台铁路修通之前，枣庄出产的煤炭经运河销往南方各地，从枣庄到台儿庄90里，要靠人力和畜力运输。民国之前的运费，每吨需要2块银元。一个壮劳力，用木轮车推250斤原煤，4天可以打来回。一个月能够挣2块银元，去掉吃住，能剩1块钱，一年的收入能买二亩旱田。他们的收人赶不上下井的煤矿工人，但是远远超过受雇于地主的收入。有本钱的，购买若干牛车或马车，雇赶车人使唤牲畜，自己只跟着“押车”。
  三、由农从工台儿庄的迅速崛起，一靠漕运，二靠商家。而城市的繁荣，离不开各种工匠。在四五十年时间里，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口的村庄变成超过3平方公里的城镇，需要数量可观的建筑工人。而建筑的背后，需要大量建材，木材多是从南方运来的，石材、砖瓦、石灰则基本上出在当地。在建筑过程中，不仅需要建筑工人，还需要铁匠、木匠、石匠及搬运工人。粗略估计，仅建筑一项，就需要几千名当地工人。随着城市的扩展，对周边辐射程度的加大，过往漕船、商船的增多，各种服务业都需要工人。于是，各种能工巧匠向台儿庄云集，并在此招收徒弟。乾嘉时期，台儿庄有常住人口5万左右，流动人口不下1〇万。城市的扩张，需要各种工、匠和艺人，这些人，五分之一是外地来的师父，五分之四为当地人。台儿庄人不仅学到了手艺，也更新了观念，改变了生活方式。他们的言行和处世态度，影响了亲邻,使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由农从工的路子。
  四、由农从商重农抑商是传统社会的主导思想，明万历三十二年（1603)之前的台儿庄，不靠大城市，绝大多数居民没有经商的念头和条件。台儿庄成为运河枢纽城市之后，大量外来人口需要商人提供服务，到城里扎根的外地大客商也需要小客商的接应，以活跃市场。这就为由农从商者提供了舞台。
  台儿庄从商的农民，做大本生意的在城里开商铺，有自己的商号，经营的商品种类相对固定;一般从商者，没有固定商铺，一般是露天经营，什么东西挣钱就做什么生意，钱多了就购买不动产，赔了本钱再沦为小贩；小贩比一般的商人又低一等，被称为“扒筐沿的”，批量购买商品（一般为青菜），在街头零卖，一个上午能赚一个脚力一整天的钱。
  贾商与小贩的身份并不是固定的，进人清季，沿运一带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盗匪也横行一时，许多富商大贾遭到抢劫，纷纷破产。而一些做小本生意的，也有可能把生意做大，成为富商。
  五、运河漕帮与秘密组织“漕”的本义是通过水道运送粮食。《说文》的解释是：“漕，水转谷也。”古时候，用车运送五谷曰“转”，水运曰“漕”。明清两代，朝廷所需的粮食，大部分依靠运河水道从南方调运，因此粮食被称作“漕粮”。由翁岩、钱坚、潘清创建于雍正四年的漕帮，又称“粮船帮”，人帮者皆以漕运为业，是清代控制漕粮运输的秘密社会组织，有制约朝廷的实力。台儿庄的漕帮，上接济宁，下通淮安，有一批武功高强的护卫，形成镖局与漕帮合一的组织。在运河上从事运输和在岸边谋生的人，如果没有加人帮会，被称为“白脖儿”，无法立足。咸丰五年张秋以北的运河断航，漕运没落，“一百二十八帮半”漕帮，仅剩下六帮。但是，因为“帮会元魁”张锦湖是离台儿庄不远的滕县人（今山亭区沈庄），有了这层关系，台儿庄的漕帮与上海的青帮联系密切，继续制造影响。
  民国年间，台儿庄运河沿线的秘密组织有哥老会、安庆会、三点会、八系会、一贯道、九宫道、赔钱道、中黄道、无极道、天香道、天仙道、万佛道、五荤道、金丹道、归一道、圣贤道、一心道、金光道、乾坤道、正心道、黑沙道、红光道、小刀会、光莲会、眼光道、莲花会、白旗会、红枪会、三元会、纯济会、同善社、五仙坛、大地坛、黄金坛、万仙道、无权道、光莲道、皈依道、万福道、杆子会、黄沙会、红云社等50多个。有的属于乱世中自救性质的结社;有的则坑害百姓，骗取钱财;有的演变成反动会道门。
  第五节船民宴与酒风俗一个地区的饮食习惯包括两个方面：吃什么和怎样吃。吃什么取决于物产种类，怎样吃是由文化传统所决定。台儿庄的物产，与周边地区没有本质区别，吃法却带有明显的江北水乡特色。®一、富有水乡特色的船民宴船民宴是以台儿庄为家、靠运河谋生而发家的船民在节庆活动时摆设的宴席。所用原料为十大类，每类6种。分别是，6种天上飞的：水鸡（学名：白胸苦恶鸟）、野鸭、鹌鸫、斑鸠、鹧鸪、惊鸟（俗称“麻姑油”）；6种地上跑的：猪肉、牛肉、羊肉、狗肉、驴肉、兔肉；6种树上结的：根据季节不同，随机挑选6种干鲜果品，有时候也用瓜类凑数;6种水里游的：鲤鱼、鲫鱼、鳜鱼、鲢鱼、黄颡鱼（咯牙鱼）、黑鱼（乌鳢）；6种土里长的：随机挑选时鲜蔬菜，有时候也用水生野菜;6种泥里爬的：甲鱼、螃蟹、青蛙、蛤蟆、青虾、龙虾;6种草里生的：草天牛（俗称“山春牛”）、蚱蜢、蚕蛹、稻蝗、知了猴、豆虫;6种湖里产的：白莲藕、菱角、鸡头米(芡实）、莲子、荸荠、咸鸭蛋;6种有腿走不动的：即6种蘑菇;6种无腿四处行的:水螺、湖蚌、血鳝、黄鳝、泥鳅、鳗鱼。
  船民宴的组合，没有具体规定，做法在约定俗成中允许自由发挥。这些原料不一定全部齐备，富裕人家举行隆重宴会，也就是48道菜肴，谓之“四平八稳”。民国之前，微山湖的物产丰富，鱼虾和禽类多，人们没有保护野生动物意识，有人靠渔猎为生，集市上能够买到十几种飞禽走兽、二三十种河鲜。只要有钱，当天到湖边采购,就能买来做出几十道船菜的用料。
  船民宴对河鲜和野味的要求是新鲜，鱼虾一定要活的，飞禽必须是当天猎获的，对其他肉类要求不是太严，通常采购煮熟的成品，像牛肉、羊肉、驴肉、狗肉，一般都是到信得过的摊位上购买。河鲜的烹饪，有蒸、煮、煎、炸、炖、烧多种，品种齐全时，大个的用蒸煮，小个的煎炸。品种少的时候，一种鱼可以用不同方式做出不同名堂。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是台儿庄祭河的日子。这一天，一家家船民在河边排起八仙桌，摆上丰盛的供品和各种美酒,举行祭河仪式。主祭表情肃穆，宣读祭文。鞭炮声里，各家各户把大碗美酒浇到河里，祈求河神享用，保佑航行者太平。
  二、船民饮酒风俗酒是一种饮料，它能激发冲动，放大情感，增加热烈气氛。酒还是一种祭品，在宗教活动中，各民族都用酒祭祀神灵。因为酒的属性多元，它在实用性之外，还具有神圣性。酿酒、藏酒、饮酒的不同过程，都有文化伴随，与艺术互生。船民的饮酒风俗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船民举行宴会，称为“摆大席”，赴宴称为“坐席”。人席排座，长幼有序，辈分高的、年龄长的坐上座，父子不能同席。人席之后，举起酒杯，先敬天地，再敬河神，最后敬祖先，三巡过后，再敬本桌的长者，洋溢着一派浓浓的邹鲁之风。朋友相互敬酒，来者不拒，推让就是有失豪爽。主人敬酒或者朋友碰杯，无论杯盏大小，都不能喝干，杯底要留下五分之一，叫做“留水路”，供船只通行。宴席上的整鸡整鱼，吃过一面，再吃另一面时，不能说“翻过来”，而是说“转转航”，因为运河行船忌讳“翻”字。
  所有的船民，行船期间，都不贪杯;逢年过节和举行聚会时，都有豪饮的一面。他们猜拳行令，推杯换盏，争强好胜，没有斯文，甚至没有节制。船民嗜酒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祛除湿气，解除疲劳。在运河里行船或者在码头上作业，劳动量大,湿气重。一天下来，体力消耗严重。晚上，喝一碗烧酒，有利于恢复体力。二是适应环境，增进友谊。台儿庄是因运而兴的城市，这里的船民和商人，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老户人家，而是举目无亲的移民。为了寻求照应，这些外乡人结拜成生死弟兄。他们歃血为盟，对苍天宣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背信弃义，天理不容！在这肃穆的结拜仪式上，他们用大碗喝酒来证实真诚。三是祭拜神灵，祈求保佑。逢年过节，船民都要大摆宴席，感谢苍天，感谢天后，感谢金龙四大王，感谢祖宗。为了对天、地、人感恩，他们不计钱财，只求心安理得，把船民宴办成图腾仪式。宴席摆开，给天地神灵磕头之后，人座者不管男女老幼，一律捧起大碗,与天地同醉。船民的豪饮之风，感染了台儿庄的居民。他们不饮则已，一饮惊人。在台儿庄，只有半斤酒量被视为不会喝酒，一斤酒量没有骄傲的本钱，一口气能喝下两斤白酒的大有人在。所以，台儿庄人喝酒很少用酒杯，而是用黑瓷大碗。今天，尽管台儿庄的饮酒风俗与时俱进，已经与国际接轨，但是，船民的豪饮习惯仍然流淌在每一个人的血脉中。
  伽运河的开通，把台儿庄由封闭推向开放，为了适应漕运枢纽城市的功能需要，台儿庄接纳了八种风格建筑和世界五大宗教，完善了丰富而科学的水系，来此淘金的客商，遵循商界游戏规则，带来融南汇北的特色小吃，创造了具有台儿庄特色运河文化景观。这些文化景观向外辐射，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使农耕文明为主导的台儿庄周边地区，出现了靠工商业安身立命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的出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使台儿庄提前接受了现代思想的洗礼。第六章独具特色的枣庄矿山文化枣庄矿山文化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传统煤窑阶段。这一阶段，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到19世纪末。在这300多年的时间里，窑主多是当地有实力的乡绅，窑工CD是没有土地的农民。管理是家长式的，工人的身份地位与自我期许，远远低于普通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煤窑文化”，原始思维和封建迷信因素很浓。二是中兴公司阶段。这一阶段，从年戴华藻受命来枣庄组建中兴矿局，到1938年3月日军侵占枣庄煤矿。在这50多年的时间里，到中兴公司谋生的几千矿工，置身在中国现代工业的前沿阵地上。他们尽管付出的是原始劳作，接触的却是现代管理和当时最先进的设备，而且有机会跟一流的管理者和工程师见面。扑面而来的现代资讯冲击着他们原有的观念。为了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更好地生存，他们一方面坚守传统习惯，一方面正视现实，以适应中兴公司的运行特色。由此而生成的矿山文化，传统与现代自然衔接，性情与理性珠联璧合，展现自我与通力合作并行不悖，矿工所特有的直率、义气，与自律、守纪融为一体。同时，中兴公司成为引进西方先进科技成果、发展壮大民族工业的见证。三是接受红色文化滋养阶段。这一阶段，自1938年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派鹿广连潜人矿区发展地下党组织，一直到新中国成立。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引导，矿工们以情为重、行侠仗义、吃苦耐劳、宽容大度、粗旷豪放、团结战斗的阶级特点，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相吻合，渴望自身安全和全家温饱的产业工人，明白了“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革命道理，积极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有生力量。
  第一节历史上的煤窑文化历史上在枣庄开煤窑的窑主和采煤工人，最初都是农民。在一定的条件下，身份改变并不意味着观念也随之改变，所以，枣庄历史上的煤窑文化带有明显的农耕文明底色。由于鲁南一带特殊的地理条件，这里发生过多次战争和自然灾害。明初的大移民，许多山西人迁人枣庄定居。伽运河开通之后，各地商人、船家、工匠、艺人汇集台儿庄寻求发展空间，带来了各地的文化元素。《中华全国风俗志》对枣庄所在的峄县民风给了这样的评价：“其质直怀义，类鲁;其宽缓阔达,类齐;其轻剽任气，类楚。”由于生产条件差，安全无保障，窑工们求助神灵保佑，并形成了不同的语言禁忌和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这些在窑工圈子中形成的煤窑文化，渐渐越出煤矿范围，在周边的商业区和农村得以普及。
  一、煤炭生产和窑工生活枣庄窑工来自四面八方，生活习惯各式各样，他们心中各有神灵，经历过的男婚女嫁、生老病死仪式可谓五花八门，他们带来的方言土语、风俗信仰、游乐习尚也是各有特色。这些异地的风俗文化，在煤窑圈子里传给枣庄本土的窑主和窑工，影响了煤炭生产过程和窑工的生活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窑井选址枣庄最初的煤炭开采，是农民从自家土地里采挖露头煤自用，而后才运到集市出售或以物易物。商业性质的合伙开矿、豪绅霸占、官商合办，到清代雍正年间才渐次出现。在采挖露头煤阶段，没有煤窑，所以不可能形成煤窑文化。当规模开采出现之后，有了职业采煤工人，窑主也以此安身立命，煤窑文化才开始生成。在勘测煤炭资源、确定窑井选址方面，《峄县志•物产略》有这样的记载:“至其辨煤开井，皆贱者为之……其始相地,必审其石何质，土何色。质与色既分，又尝其土与石之臭，而煤之佳恶浅深决焉。故窑有柴炭、大炭、泥炭、碴子、碛石诸名。其煤以大炭为最，碛石次之，碴子又次之，泥与柴最下。至创办之初，深若干尺有何石，又若干尺有何土，又若干尺有何水与泥。至水过大，须若干工可得煤，皆以意命之，不爽铢黍，此其大较也。……盖其精微，虽西国之深于矿务者，不能远过也。”这种靠直觉和经验确定打井位置、判断煤层深度和煤质优劣的方法，在早期开窑时，备受推崇。
  (二）煤炭开采进人18世纪，枣庄一带的露头煤基本采挖净尽，浅层煤也基本采空。为了继续开采，窑主和技术人员通过不断尝试，使用当时能够制作的提升工具，使煤窑深度由十几米深人到几十米以下。已经采过表层煤的矿井，在井底掘井，常常能够采到更加优质的煤炭。19世纪初，枣庄的煤田大都归峄县崔姓、宋姓、黄姓和梁姓等“八大家”所有。随着煤炭需求量增加，煤田开采范围也不断扩大，工人增加，开始了分工协作生产，管理也随之加强。一般的煤窑，有窑主聘请的“老总”负总责，井下设“班头”，监督井下工人生产，井上设“筐头”，各负其责。
  (三）月艮饰穿戴在民国之前，老百姓的服饰不能越制，要严格按照等级穿戴。窑主和工头有了钱，如果没有考取功名，必须是“草民”穿着，不许打扮成儒生模样。他们的妻女可以穿金戴银,但是衣服上不能出现黄颜色。一般的工人，不下井的时候，穿戴与普通农民没有明显区别，基本上老粗布缝制的衣服。衣服的颜色，有的是用靛蓝染成的老蓝色,有的是用石榴皮煮水染成的灰黄色。纽扣均为用手工缝制的“绦子”打成的蝴蝶扣，五枚或七枚，忌讳四枚、六枚，因为“四六不上线”，即不走正路。下井时没有统一工作服，而是自己的破烂衣服。在井下，常常是衣不遮体，甚至只穿裤头。清代男子留辫子，下井时，盘在头顶，戴上柳条帽，以防因辫子而引发事故。
  (四）结拜异姓兄弟俗称“拜把子”、“拜仁兄弟”。一伙仁兄弟通常为8人，也有10人甚至更多的。结义之前，已经是性情脾气相投的工友，有了结拜意愿之后，先商定排序，按照年龄排出老大、老二直到老小。同族兄弟不能结拜，但是一伙仁兄弟当中，可以有几位同族兄弟甚至不同辈分的同族人加人。结拜仪式庄严而神圣，要歃血为盟，磕头换帖，对天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死不渝。举行仪式之后，信守结义规则，承担相应义务。平时定期聚会，相互照应，共同对外。哪位兄弟的父母过世，所有兄弟都像孝子一样戴孝守灵。有事到一起协商，若有争执，老大有决定权，如果以团体名义与外人打交道，由老大出面或带队。需要互通情况，由老大指使老小跑腿通知。每年，集体出资为老大买一顶礼帽，为老小买一双鞋。如果某位兄弟出现不测，各位弟兄共同负责养活其子女。
  (五）酒菜祭灶祭灶的习俗，遍及祖国各地。枣庄矿工祭灶要大摆酒菜，仪式比农家隆重。农家祭灶在小年，也就是农历腊月二十三，矿工则是二十四。祭灶的程序是：下午，先将“灶老爷”和“灶君奶奶”的画像，贴到厨房的墙壁上。并贴上“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春联和“一家之主”的横批。再用高粱杆扎一尊灶老爷偶像和一匹马，供在灶台上。在灶老爷尊前，摆上酒菜，一家人给灶老爷烧香磕头，乞求灶老爷到天宫汇报时，不要说他们的坏话。这个仪式带有年终忏悔的意味。用酒菜贿赂灶老爷，是将其当做家庭成员，也是枣庄一带以酒席笼络感情的民俗表现。祭祀完毕，放一挂鞭炮，把灶老爷放在马上，与纸钱一起点燃。送灶老爷骑着马奔向天庭。因为祭灶是很严肃的事情，必须由家长主持。如果这一天赶上夜班，不能在家主持祭灶，就改在次日进行。久而久之，井下工人的祭灶日就改在二十四日，比农家祭灶晚一天。
  二、窑规与禁忌《峄县志》称：“煤井之凿，前此未有也。万历中，游手黯民，簧鼓其说，一时嗜利者懵然信之。掘垂泉，伤地脉，峄之衰微兆于此矣。且聚四方不逞之徒，于荒山广野间，符盗菽逃，榷埋劫杀，往往见告。” ®尽管用语不逊，却为今天研究枣庄煤炭开采史提供了依据。
  有些地主豪绅看到采煤有利可图，便利用各种手段扩大煤田的地权。他们勾结官府，圈占可能有煤或已开采煤炭的土地，将地下煤炭资源据为己有。这样，别人开凿的煤窑就被这些人合法霸占。地主摇身一变成为窑主。靠着经济和人际关系的实力，促成官府认可对豪绅有利的窑规:其一,农民开办小窑，必须得到土地所有者的同意。土地所有者为窑主，出资开采者只是经营者。外地煤商与当地农民合伙开矿，土地所有者拥有煤窑所有权和停采封井权。其二，窑工必须向窑主宣誓，终生在这一家煤井挖煤，一辈子都不离职。如果逃跑，抓回来进行毒打，然后强迫下井劳动，成为“二工”，工资减半。其三，县衙支持窑主落实窑规，负责打击“犯上作乱”的窑工。逢年过节，窑主要向县衙“送彩”，以取得支持和关照。这些窑规的存在，县官和上面的官员每年受贿几千两白银，而圈占了土地的豪绅，稳固地霸占了煤田所有权。到19世纪初期，枣庄地区的煤田基本被峄县的大地主霸占。
  在矿区，形成了许多带有迷信色彩的禁忌，规范着窑工的言行。
  (一）语言禁忌窑工在原始的土井采煤，生命安全没有保障。为求得平安，窑工们祈求神灵保佑，忌讳不吉利的话语，形成了煤窑所特有的禁忌。
  年轻工友，忌讳称呼老年工人为“老师傅”。其来历有两种说法：一是在南大井施工中，挖通了一座废弃的小煤窑，从中扒出几百具尸骨，资方在把这些尸骨运上来为其修建“白骨塔”时，把这些死难者统称为“老师傅”。二是遇难后的矿工尸体上井，提升工作人员喊：“老师傅上井了！ ”提示在等待井上的家属。
  忌讳“死”、“完”、“灭”、“鬼”、“神”、“塌了”、“失火”、“砸死”这些词汇，不仅矿工及其家人不能说，不采煤的邻居也不准说，夫妻争吵或工人之间骂架，也不能出现这些字眼。他们认为，这些与死有关的词汇，能够给窑工带来厄运。有些日常用语，窑工的说法也与农民不同。挖煤用的“铁锨”，窑工叫“铲子”，因为“锨”与“仙”同音，“锨”意味着“仙去”。“木刹”叫“楔子”；顶板塌落叫“冒顶”，出了工伤事故叫“遭着啦”，井下“失火”叫“走水”。
  (二）行为禁忌在日常行为上，忌讳抚摸矿工的头部，有“男人的头，女人的脚，许看不许摸”®的说法。忌讳生人下井，严禁女性靠近井口，在下井的路上，忌讳和妇女打招呼。下班之后，换上平时穿的衣服，再与女性交往可以毫无禁忌。矿工吃饭时如果不小心摔了饭碗，当天便不能下井，工头允许旷班。矿工戴的柳条帽（后来改为胶壳帽），忌讳别人敲打或扔在地上，认为亵渎了保护头部的帽子，在井下会遇到危险。下井时忌带任何引火工具，井下照明用的灯具，有专人管理，不许窑工靠近。使用矿灯的人，不许把矿灯直射对面别人脸部，因为在事故中遇难的人，才允许用矿灯直接照射脸部察看是否死亡。忌讳在井口烧纸，因为死了人才烧纸。顽皮孩子如果在井口点燃纸张，除了孩子要受到毒打，家长还要用装死的方式为窑工免灾。
  井下的所有动物都被视为吉祥物，尤其敬畏老鼠，奉为祖师爷，这是因为人们认为人类开窑井，是跟会打洞的老鼠学来的。在井下见到老鼠，忌讳直呼其名，要尊称为“灰八爷”。工人在井下用餐，见到老鼠，要分给它一点吃。据说，有老鼠栖身和自如走动的采面，没有瓦斯、沼气等隐患，给人安全感。如果老鼠在井下惊慌失措，就是不良信号。老鼠搬家，说明要发生冒顶、透水事故。为此，井下形成了不准伤害老鼠的禁令。
  (三）出行禁忌工头或窑主外出，要选择黄道吉日，黑道日不能出门办事。窑工在每月的农历初五、十五、二十五不出远门，不能在外住宿。初一、十五，不走亲戚，不看望病人。下午不能去看望伤号。靠煤窑谋生者及其家人，编了出行与回家的顺口溜：“三六九，往外走；要回家，二五八。”三、窑户行话中兴公司来枣庄开矿之前，枣庄一带的窑主，被称为“窑户”。后来，所有以采煤为业的家庭，都被称为“窑户”。后一种是广义的窑户，泛指所有靠煤窑谋生的人。无论窑主还是产业工人，在日常用语中，都使用在生产、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行话。比如在生产中，“水鸡子要来”是透水的前兆；“掉渣”指顶板受压，提醒工人立即离开此地。有些行话,在外人听来莫明其妙，但工人们听到提示性的行话，即刻警觉起来，做出反应。
  枣庄矿区的窑户行话很多，使用比较频繁的有：窑：即矿井，引申为整个枣庄矿区及其周边集镇。乡下人去枣庄说是“上窑”。
  煤黑子：旧社会对煤矿工人的称呼，带有贬义性质。而矿工自称煤黑子，则带有自嘲的意味。
  电棒子:监工、把头在井下用的手电筒。
  螺丝镐:井下铁轨使用的弯道器。
  迎头:井下掘进作业的工作面。
  窝棚:也叫“窝铺”，建井时的临时工棚，在地面上挖半米，在上面搭建一个类似茅草屋的屋顶，供窑工临时栖身。这种窝棚也叫“地窨子”。
  窑衣:下井时穿的工作服。
  走钩:绞车开始运行。毒瓦斯:井下有害气体的总称。
  老窑:古时采掘过的废弃矿井。
  老空区：井下采过煤而没有支护的地方。
  过卷:在绞车运行中,该停而没有及时停下，产生钢丝绳过卷事故。
  挂汗:掘进迎头出现透水前兆。见到此状，应及时报告，避免水灾。
  水鸡子叫：采掘工作面在透水前传过来的水声。
  毂辘马:井下使用的简易有轨拖车。
  冒顶:井下的顶板脱落。
  木仨（塞）：加固用的木楔。
  老塘:采空区。
  倒料：回柱作业时，把木料撤回再用。
  躲避峒：井下为避险而开挖的小峒室。
  掉渣:顶板受压的征兆，应马上撤离。
  浮煤:工作面上未运走的剩煤。
  掌子面：井下采掘的工作面。
  矸石：夹在原煤中含有一定可燃成分的石块，与原煤一起运至地面，分拣出来之后，堆积而成矸子山。
  铜蛋:煤层中的硫化铁，可以提炼硫磺。
  罐笼:煤矿上下运输用的容器，用绞车提升。中兴公司从德国西门子公司购进的提升设备，一直用到20世纪80年代。
  裸体峒子:采完煤之后没有支护的巷道。
  封井:采空后的矿井,用土石填平或把井口堵上。
  四、窑神崇拜与窑神庙枣庄人把烧制砖瓦和陶瓷器物的构筑物和采煤的矿井都称为“窑”，而且各有自己的“窑神”。砖瓦窑和瓷窑的窑神是太上老君，煤窑的窑神说法不一，不同时期的窑神庙供奉的窑神各不相同。
  枣庄的煤窑神崇拜，应该在打井采煤之后。因为当时没有科学的勘探手段，完全凭感觉确定井口位置，如果该处没有表层煤，往下几十米见不到煤层，就意味着投资落空。有时候找到了煤层，因为水大而无法开采。既有煤又没有水的窑井，在开采过程中可能遇到塌方。井浅、煤优、无水又不塌方的窑井，往往是可遇不可求。于是,人们认为有神灵决定着开窑的成败。因为中国开采煤窑的历史较短，无法将窑神续上传统的神谱，就从民间自然信仰和道教神谱中寻求窑神。
  传统中国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国度，老百姓一直保持着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枣庄早期从事采煤的窑主，文化水准不高，没有立足历史文献确立窖神的学养。他们敬畏神秘因素，相信有窑神的存在，但是不能确定到底是哪尊神灵。于是从原始思维出发，凭着直觉认为，窑神与水和火有关。在民间，龙王神通广大，司掌雨水，可以作为窑神;雷电能够生火，雷神也能充当窑神。但是，在枣庄一带特别是运河沿岸，已经有龙王庙，雷神庙和火神庙遍及乡村。如果把龙王、雷神或者火神作为窑神，就彰显不出煤窑的特点。
  清嘉庆元年（1796)，山西煤商智太祥来到枣庄，与枣庄乡绅王琢合伙投资采煤。因为开井不见煤，就到附近的龙窝寺（今甘泉寺）烧香，许愿只要能够得到窑神保佑，找到煤层，就重建龙窝寺的殿宇，并在旁边建窑神庙。不久，打出了有煤的窑井，获利可观。嘉庆六年（1801),王琛和智泰祥履行承诺，重建了龙窝寺的大殿，又为寺僧赎回30多亩庙地。在龙窝寺旁边建了窑神庙，请当地文人孙镇撰写了碑文。碑文道：“至问窑神为谁？则曰：老君也。夫老君之为窑神，余不得而知也。然人心之所向在，是神即在是矣。”孙镇引用四句诗表明自己的立场：“乃知人心幻，事多凭虚构。及夫意造成，鬼神亦俯就。”®由此证明，受请为窑神庙撰写碑文的孙镇,也不知道窑主为什么把“老君”作为窑神供奉。
  枣庄有4座供奉煤窑神的窑神庙:一是甘泉寺旁边的窑神庙，民国年间已经不存，只保留下来庙碑。二是位于今立新小区内的窑神庙，把龙王和关羽作为窑神供奉,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毁。三是位于今枣庄市防疫站院内的窑神庙，占地百余亩，有3座殿宇，塑有窑神金身，每年农历腊月十八有窖神庙会，祭祀活动非常隆重。四是雷村窑神庙，位于中兴公司东井以东的雷村，占地百亩，供奉火神和太上老君。每年农历正月初七,煤窑和瓷窑的窑主都来进香祭祀。
  历史上的煤窑文化，带有迷信色彩，是窑工在特殊环境下生存而形成的习惯。这种具有原始思维余韵的生活诉求，在一定条件下对窑工的言行形成固化效应，拥有锁定功能。但是，一旦生存环境发生变化，窑工对自然现象有了科学认识，多年形成的煤窑文化则发生变异。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矿区能够成功开展工人运动、建立根据地的重要原因。
  第二节中兴公司的历史遗产1899年，张莲芬在米协麟、戴华藻1878年创建的中兴矿局旧基上，创办了 “商办山东峄县华德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兴公司”。中兴公司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主体，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引进、消化西方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手段，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壮大公司综合实力。在1938年枣庄被日军占领之前的近40年发展历程中，中兴公司始终置身于中国煤炭开采技术的前沿，不仅引进了西方的先进设备，而且借鉴并消化西方的管理模式，在为民族工业提供了1914万吨优质燃料的同时，为农耕文明的旧中国步入现代工业文明进行了积极探索。在日军占领的7年多时间里，侵略者从枣庄掠采煤炭1295万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兴公司成为我国华东地区最重要的能源基地之一，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为国家建设和出口创汇贡献了4亿吨原煤。到1999年，因资源枯竭而转产改制，不再进行煤炭开采。但是，中兴公司留在枣庄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一笔有待开发的珍贵财富。
  一、中兴公司矿山遗址中兴公司的矿山遗址，包括旧矿井、矸石山、矿区运输系统、白骨塔、大坟子等。
  (一）矿井1878年，中兴矿局试开小矿井3座，当年投产。尽管这些矿井采用抽水机排水，但是本质上与传统的土矿井没有什么区别。1910年春，中兴公司从德国购进提升设备和井架、煤楼，开工兴建第一大井（南大井），1913年建成投产。这是枣庄境内第一座现代化的采煤矿井。1920年2月，在小槽煤平巷安装无级绳绞车®，这是中国最早引进的井下运输设备。1921年，动工兴建第二大井（北大井），次年春建成出煤。1931年，井下工作面使用割煤机采煤，筹议兴建第三大井（东大井）。中兴公司在20多年的时间里，建成3座现代化矿井。这些矿井，均为双井口，有着良好的通风、排水、井下运输、提升设备，以及在当时最先进的安全保障。现在，南大井已经填埋，北大井和东大井的井口及部分巷道，得以保留。
  (二）矸石山1938年之前，中兴公司对原煤和矸石实行井下分拣,将煤矸石填充到采空面，既节约提升成本，又减少了地面塌陷和矸石占用土地。1938年，日军抢占枣庄矿区之后，侵略者为了疯狂掠夺煤炭资源，提高生产率,不再遵循中兴公司的环境保护做法，取消了井下分拣矸石的工序，将夹杂矸石的原煤提升到地面。分拣之后，把原煤运走，矸石就近堆积。在7年的时间里，堆成矸石山。战后，中兴公司收回矿井，因为当时煤炭需求量大，顾不得恢复战前的生产工序，效法日本人在井上分拣煤矸石的方式。致使矸石山越堆越高，最终形成了金字塔形的矸石山，成为煤城枣庄的标志。
  (三）运输系统1912~1914年，中兴公司先后修通了台枣铁路和津浦路临枣支线。1934年，又修通了从台儿庄连通陇海线的台赵支线。鼎盛时期，拥有连云港码头、中兴码头（今上海码头）、浦口码头、江阴码头、武汉码头等五大码头，以及37艘远洋轮船，形成了现代化的运输系统。这些运输设施，有的至今仍在运营。
  (四）白骨塔1909年9月，中兴公司在一口旧井的基础上扩建南大井，挖出了无数死难矿工的遗骨，紧接着又在挖通的其他旧窑中发现骨骸。公司的管理者没有随意掩埋或丢弃这些白骨，而是以敬畏之心，把这些死难者的骨骸收捡起来，于1911年将其合葬，用青砖修了一座6米高的六角白骨塔，以表达对这些死难者的哀思，并立碑记其经过。白骨塔建成后，中兴公司经理张莲芬、协理戴绪万逢年过节必到塔前祭奠亡灵。
  (五）大坟子1884年，戴睿藻接任中兴矿局总办，因急欲提高煤炭产量，除购买了4台提升机械外，在开采方法和事故预防上没有采取改进措施。由于枣庄地区采煤历白骨塔史长，废弃老井多，井中存有大量积水。矿局当时既无存水探测仪，也无抽水机器，更没有应对井患的预案。1893年6月24日，早班工人在半截筒子小窑采煤，打透老井，老井的积水汹涌而出，势不可挡。在井下挖煤的工人乱作一团，拼命挤向井口，抢抓拉煤的绳子向上攀爬。由于人多拥挤，四股拉煤绳索有两股坠断，百余名矿工淹死在矿井中。限于当时的条件，公司没有能力抽空积水寻找死难者遗体，只能填埋这座小窑，在上面修了一座坟墓，寄托哀思。后来，人们把这座埋葬了百名矿工的集体坟墓称作“大坟子”。
  二、中兴公司矿区建筑群中兴公司的矿区建筑，包括办公大楼及其配楼、机务处厂房、矿师公寓、过车门、中兴公司大门、国际洋行等。其中，最典型的建筑是中兴公司办公大楼。
  1923年，中兴公司办公大楼竣工，成为中兴公司的标志性建筑。因大楼的平面形状似飞机，俗称“飞机楼”。
  这座大楼由德国建筑师根据中兴公司的要求设计，砖混结构，墙体用红砖砌成，大坡度大红瓦屋面，门厅外廊采用哥特式的拱形支撑。屋顶、墙体、拱门对比明显，却又自然和谐。东西方向的正楼主体为两层建筑，层高4米。正楼中间凸出部分由方柱拱托呈半圆形雨篷，上有阁楼式钟楼。北面向后延伸的单层建筑为会议室，大楼东部有地下室，层高3米，有3处通往地下室的出人口。正楼中央高15.6米，门厅内有4根花岗岩圆柱,厅堂长12米，宽11米，两端与楼梯间相连。两侧有东西走廊，宽2.2米，走廊两侧为办公室。这座主体建筑为两层的办公楼，事实上拥有五层空间，自下而上依次为：地下室、一楼办公室、二楼办公室、半圆形雨篷和阁楼式钟楼。足见设计者在空间利用上的良苦用心。以大楼为圆心，周围修筑了内侧半径为48米的环形水泥路，路宽5米。大楼四周，用红砖墙围成一个正方形的大院，围墙四边各留一个大门。整座建筑为欧式建筑的空间格局，外形上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实现了成功的中西合璧。
  中兴公司办公大楼是公司走向辉煌的象征，透出“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胸襟、“谦让而不自卑，自信而不自满”的追求、“实事求是，不慕虚荣”的底气。这座办公大楼与东西两侧的辅助办公楼，以及周边的外国矿师公寓，构成民国风情建筑群。
  这些建筑，组成了中西合璧的民国风格中兴公司建筑群，成为有别于鲁南传统建筑的景观，影响了当地人的建筑审美取向，为枣庄的民居和商铺注人了新的建筑元素。
  三、中兴公司的历史档案中兴公司从1899年正式成立，到1938年被日本人抢占的将近40年时间里，制定了一系列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形成了人事、设备、建设、管理、培训、财务、后勤、事故、伤亡、勘探、气候等方面的档案材料。这些历史资料，经历了多场战乱，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因为这些原始档案目前保存在枣庄矿业集团库房里，尚未对社会开放，外人只能从《枣庄煤矿志》中公布的有限文献中窥其一斑。
  (一）文书档案清光绪九年（1883)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给朝廷的奏折副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品候补道张莲芬的奏折副本以及民国初年公司董事会关于煤矿勘界的报告，记述了枣庄煤炭开采的历程。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民族工业发展史，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二）各项章程1924年修订的《中兴煤矿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19M年《中兴煤矿公司工人服务规则》J931年核定的《中兴煤矿办事规则》、1932年修订的《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对公司的性质、权限、资本来源、股份额度、股票发行管理、股东会的权力与义务、董事及监察人的权力、总公司、总矿及分厂的关系、财务制度、奖惩标准及其落实措施、假期及其请假制度、工伤抚恤标准、薪金津贴和旅费，都做了详细规定。
  (三）设备说明书从公司成立到日军侵华前夕，中兴公司先后从德国和美国进口了大宗发电、抽水、通风、采煤、提升、运输、通讯设备。这些设备均有德文、英文和中文说明书。这些说明书的中文，尽管由供应设备的外国企业翻译，但是明白晓畅，没有歧义，用语富有美感，是说明文的典范。
  (四）股票1881年，中兴公司的前身中兴矿局发行了中国第一只筹集民族资本的股票。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中华民国政府的许多政要，如徐世昌、黎元洪、钱新之、朱启钤、张学良等人，人股中兴公司，成为大股东或董事会长、总经理。现在，当年发行的股票，还完好地保存在档案库房中，成为中国民族股份制企业发展的见证。
  在百余年时间里，枣庄老矿区采空了地下资源，为中国的现代工业贡献了大约5亿吨原煤。而中兴公司留下的精神资源，则是对枣庄的回馈。这些档案，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民族工业发展历史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民族企业家心路历程的重要文献。这些资源，等待着后人开采，挖掘比煤炭资源含金量更高的精神财富。
  第三节矿工的精神状态和生存方式煤矿工人的社会地位和精神状态，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矿工是没有土地的穷人，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是迫不得已才冒险到井下采煤谋生的，有着挥之不去的自卑情感。另一方面，在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之后，还摆脱了对家族权威的依赖，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开阔了眼界。相对“可观”的收人和“见多识广”的经历，又使他们比普通农民多出几分自豪。他们是“无产者”，却比“土财主”的精神境界高；是手里“有活钱”的人，也是“有今天不一定有明天”、得过且过的“煤黑子”。他们在特殊的生产、生活环境中，养成了吃苦耐劳、行侠仗义的性格和协作精神，同时也有胆大泼皮、不计后果的非理性处世习惯。他们大方而豪爽，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惧流血牺牲，而精神深处又极其脆弱，有时候为了争夺小利而大打出手。这种社会地位和心态的两重性，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国共产党在矿区建立党组织这后，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将许多工人发展为党员，为鲁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一、矿工组成的移民社会枣庄矿工的来源，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渠道和比例。在1878年成立中兴矿局到1948年的70年间，枣庄矿工的来源有四个渠道：一是没有土地又做不成佃户的农村青壮年男性;二是农闲时期到煤矿挣钱贴补家用的农民；三是从河南、安徽农村骗来的劳工；四是招聘的铁匠、木匠、石匠和井下技术工人。光绪四年（1878)，戴华藻等人集资创办中兴矿局时期，矿工没有固定数目，依据生产情况而定。最初用数百名，后逐渐增多，最多时达到3000人。中兴公司的兴盛时期，煤矿用工达到8500多人。光绪年间任峄县知县的朱采,对用工情况作过调查，在《禀丁宫保论峄县煤矿地方官禀陈失实》一文中，列举了某些煤窑用工情况。指出崔姓煤窑用工200余人；梁姓、王姓的两处煤窑，用工不过千人。至光绪九年，全枣庄矿工总数约4000人。
  中兴矿局把工人划分为“正掘班”和“公令班”两种。“正掘班”是长工，按月开工资;“公令班”是按日按量计工付酬，挖煤一斗®给制钱45文。此外，还有 “拉筐”和“拉滑车”的杂工，每天给制钱140文（当时一块银元能够兑换1000文）。到中兴公司时期，工人分为“里工”和“外工”，实际上是“正掘班”与“公令班”制度的延续。“里工”按月领工资，年终分“花红”，而“外工”则由包工头雇用，直接计工发薪酬。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兴煤矿工人大罢工，工人代表向资方提出16条要求，关于增加工资的内容是：原工资5～10元者加倍;20元以下者加七成;30元以下者加四成;40元以下者加二成五;50元以下者加一成五;50~100元者加一成。1931年1月制定的薪俸标准，工人最高月薪为160元，最低25元，平均60元。当时的原煤价格是每吨10元，一个工人的平均月薪,相当于6吨煤的价钱，高于一个小学教师的薪水。
  枣庄的矿工来自四面八方，以枣庄为圆心，向四周覆盖的范围为200里左右的半径。绝大多数矿工没在附近安家，单身汉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他们居住的地方称“窑户铺”，多为包工头的亲朋所办。1931年改为8小时工作制之后,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单身汉，下班之后无所事事，喝酒神聊，投机的时候亲如兄弟，一旦冲突就拳脚相见。那些过了成家年龄的单身汉，自己吃饱全家不饿，余下的钱或者用来资助其他弟兄，或者用来嫖娼。在这样的环境下，矿区中形成了特殊的移民社会。
  二、抱团结伙的生死兄弟在戴华藻和张莲芬奉命来枣庄开办“官窑”之前，枣庄的煤炭开采被地方窑主把持。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窑主和把头对矿工层层盘剥，他们制订的“霸王条款”异常苛刻，工人的积怨越来越深，埋下了反抗的种子。最初为友谊和安全而结拜的弟兄，利用抱团所形成的合力，反抗工头的奴役和盘剥。在一伙结拜兄弟与窑主或工头发生冲突时，为了共同利益，其他团伙也站出来声援。于是，不同团伙相互结盟，甚至多帮团体宣誓“归伙”。这样的抱团，就形成了与工头抗衡的力量。1912年，窑工和当地民众在公司南门外修建了“结义庙”，大殿正堂有刘备、关羽、张飞三尊塑像。逢年过节，矿工们就到结义庙祭拜。在祭拜过程中，不同团伙如果觉得“对脾气”，再结成更大的团伙，扩大势力。
  应当指出，中兴公司的高管人员，尽管也要实现利润最大化,但是对工人并不苛刻。然而，他们对工头的行为则是睁只眼闭只眼，默认工头克扣工人。正常情况下，工头按照合同从公司财务领取工人的全部薪水，至多发给工人90%，自己从中赚取10%的差额。如果一个工头包揽200名工人，每年领取的薪水总额约在10万元以上，能够赚取1万元差额，比公司高管还多。工人心知肚明，于是进行抗议，由消极怠工到罢工。哪位兄弟受到欺负，大家一起上前保护。一个姓俞的监工，负责东井南二段采区。有一次到井下检查，遇到一位工人打吨，对其进行一顿毒打。工人们将矿灯熄灭，把一包屎扔到他的脸上。从此，这个监工再也不敢随意打骂工人了。
  矿工们结义抱团，发誓同生死共患难，言必信行必果。哪位兄弟遇难，大家联合起来，给资方谈判，尽量多争取伤亡赔偿。在资方不答应他们提出的合理条件之前，绝不恢复生产。后来，公司形成决议，因公死亡，7年以下工龄者给1年薪金总额的抚恤，7年以上工龄者给2年薪金总额的抚恤，安葬费一律50块银元。
  三、粗矿侠义的矿工性格1938年枣庄沦陷之前，中兴公司的矿工总数已达到8500人，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产业工人队伍。这些人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社会地位低下，后顾之忧较少。在特殊的环境里，矿工接受的“武化”影响比“文化”要多，即使是下班后听人“讲古”，也是以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水浒英雄杀人如麻的内容为主。他们尽管有能够“果腹”的薪水，但是安全没有保障，每天都遭受压迫与剥削。为此，他们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斗争。《枣庄煤矿史》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叫赵德荣的把头，对工人特别苛刻，动辄又打又骂，工人对他恨之人骨。有一次,工人杨邦因一件小事被吊起来毒打。为人刚强的杨邦，卷起行李走人，并跺着脚留下一句话:“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一天夜里，赵德荣突然被杀。工友们都估计这是杨邦所为。
  开始，窑工反对把头的斗争是单独而零星的，后来发展为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大家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团结一致开展斗争。他们发出呐喊：“此处不容爷，自有容爷处。处处不容爷，爷到梁山住。”大部分工人体质强健，力大无穷，好说粗话，不畏强暴。他们不仅是煤炭生产的主力，也是历次罢工的先锋。中国共产党深入矿区成立地下组织之后，利用工人们的这一性格，通过各种形式与资方和工头进行顽强斗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在日军抢占的7年多时间里，除了铁道游击队不断给侵略者以致命打击，煤矿工人还用破坏机器的方式与侵略者开展斗争，干扰日本人对煤炭资源的掠夺。
  为朋友能够两肋插刀，是矿工性格光明的一面。中国共产党派往枣庄矿区的早期领导者，首先与粗犷豪放的矿工交上朋友，立住脚跟之后，再开展工作。在与资本家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依靠的也是工人兄弟的支持和掩护。
  四、矿山文化与奉庄传统民风的互动枣庄矿山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滕县、峄县的传统民风交织在一起。既有矿工特色，又融合了当地民风。来自四面八方的煤窑工人，相互来往，相互关心，营造了矿山特有的生存环境。
  官办的中兴矿局和中兴公司成立之后，分散的煤窑因为缺乏竞争优势而走向没落。中兴公司的办公区、生活区、矿井区、原煤堆放区，被称作“矿里”，与周边的农村和集镇，形成两个世界。矿工来自各地，他们对峄县、滕县的本土工人礼让三分，但是不失各自固有脾性。这样，“矿里”就成了一座文化熔炉，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融汇到一起，生成了丰富多彩的矿山文化。
  枣庄的矿山文化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超越了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朋友以情义为基础。这种交往关系，因缺乏稳固的纽带，结盟之后一旦发现貌合神离，可随时解除关系，甚至反目成仇。因此，朋友之间的情感是真挚的，没有虚假和无奈地向下延续的成分。二是吃饭穿衣与农民不同，花钱大方。矿工的劳动量大,井下环境恶劣，为了保证体力，必须吃饱喝足，甚至今日有酒今日醉，不像农民那样省吃俭用。矿工的妻子儿女都是衣着鲜艳，让乡下人羡慕不已。三是有时间观念，有团队精神，说话直来直去，不吞吞吐吐，一诺千金，敢恨敢爱，没有虚情假意。
  这些在今天看来很正常的表现，在传统农村是没有得到发育的。传统农民中兴公司俱乐部讲究“干活亲兄弟，打仗父子兵”，族权在人际关系中起主导地位。亲属之间，有了隔阂，心里有怨气，表面上仍然保持一团和气。遇到儿娶女嫁和老人葬礼，完全按照血缘亲疏标准行事。农民的生活来源，完全依赖土地里的收成，粮食人仓，一家之主就开始计算能不能吃到下一年，有没有剩余。如果歉收，就要在“囤尖上节省”，农闲时不敢吃饱，也不敢添新衣服。农民种地讲究农时，除了在播种和收获季节,其他时间没有多少农活可干，一年当中，有七八个月时间生活散漫，时间与金钱没有直接关系。人际交往讲究含蓄，说话留有余地，表达意愿时很少明说，而是让对方“意会”。
  农民成为矿工之后，必须适应新环境，改变原先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偶尔回到农村老家，不能随之改变已经形成的做派，亲邻的第一反应是此人成为“忘本”、“烧包”的怪物。几次见面，认为这种做派并不伤害他人。这样，由讨厌到认可、接受，甚至效仿。外籍矿工来到枣庄，开始时对异乡的某些风俗看不惯，久而久之，人乡随俗，甚至成为当地农民的女婿，渐渐增多的姻亲关系，促使矿里与农村有了积极而友好的互动。
  枣庄的矿山文化，是有别于传统农耕文化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它植根于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接受移民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西方文化、红色文化的滋养，生成了新的文化元素，成为构建现代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枣庄矿山文化是创造过程中的活文化，有着民族文化传统根基，是农耕文化、矿山文化与革命文化有机结合的先进文化。窑主和窑工对窑神的崇拜，记录着人们对安全的诉求。中兴公司在枣庄成立之后，管理者的观念影响了产业工人的生产与生活，矿山文化面貌也随之发生积极改变。中兴公司留下的矿山文化遗产，既有象征成功的办公大楼，也有记录工人惨死的“大坟子”；有物质形态的矸石山，也有中兴公司档案这笔无价的精神财富。矿工们在艰苦环境中磨炼出来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行侠仗义、结伙抱团、爱憎分明、不畏强暴的精神，为中国共产党在矿区发展地下组织提供了群众基础。矿山文化与乡村传统文化的互动，为枣庄步人现代社会做了准备。枣庄矿山文化是一笔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是等待文化学者开采的一座富矿。第七章柳琴戏与民间曲艺柳琴戏又称“拉魂腔”，还有“拉后腔”、“拉呼腔”之称，因其土腔土调而深受群众喜爱。枣庄市是柳琴戏重要流布区域，据《滕阳苏氏族谱》记载，大约在清代乾隆末年或嘉庆初年，滕县即有戏班演出，各种剧种融合为锣鼓铳子，又借鉴柳子戏形成拉魂腔。
  除柳琴戏外，运河大鼓、运河号子、高派山东快书、山亭皮影、鲁南花鼓、鼓八闾等民间曲艺也是枣庄市极具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
  第一节柳琴戏的起源与流布一、柳琴戏的起源大约乾隆末年，滕县苏楼村苏姓秀才利用自己精通音律的条件，重操儿时“唱门子”旧技，排遣烦闷。同时他把家中招募的佃客组织起来演唱他自己撰写的剧本《郭大姐算卦》《张梅英赶考》《捆被套》《王二姐思夫》《马古驴换妻》《钥匙记》等。他要求严格，亲自教唱，佃客下地干活，也要唱着曲子。苏家每年都要种植七八十亩的荞麦、地瓜，专门招待来苏楼演唱的艺人。于是，很多名伶艺人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集结，从年头唱到年尾，尤其是春节前后，从农历腊月十五到正月二十，一般都有五六十名艺人在苏楼及其邻近乡村通宵演唱。当时来苏楼门下投师学艺搭班演唱的艺人有：滕县东关外大路口“周姑子”艺人武大、武二;峄县西部陶官附近的李村“四句腔”艺人八戒；滕县南部高庄唱花鼓艺人高二;滕县西部磨庄唱花鼓艺人安德友等。这样一来，花鼓、“四句腔”、“周姑子”等在此互相交融，产生了锣鼓铳子。稍后，又借鉴了柳子戏中的【山坡羊】、【耍孩儿】等曲牌,吸收了四句腔的帮腔，拉尾音翻高八度，保留了锣鼓铳子的打击乐，使四句腔、锣鼓铳子糅为一体。再加上柳叶琴伴奏，最后形成了最早的拉后腔。®二、柳琴戏的流布苏家班解体后，艺人各奔东西。高二、八戒（艺名）到滕县、峄县一带，自组戏班，一边演出，一边收徒传艺，使当地的四句腔、锣鼓铳子先后转化为拉后腔；安德友到滕县使当地的花鼓艺人纷纷改唱拉后腔；高尚玉、徐四、王三货郎到了滕县东部、峄县东部和南部以及台儿庄运河两岸，使当地的花鼓、周姑子纷纷改为拉后腔。这样，到了咸丰初年，拉后腔在滕县、峄县扎根、开花、结果，然后又向四方传播。苏有刚第二代徒孙卜端(1888年生）经常而领卜家班去自卩县、泰安、济宁、济南、胶东等地演出。安德友的徒弟孔庆河、孔庆响、张继泉、李德顺组班去济宁、嘉祥、曹州等地巡回演出，安德友的徒孙张增法、闫宗法长期活动在徐州附近的丰县、萧县、沛县、砀山、永城等地。魏宪章、王兆兴、赵宪彪、赵崇喜长期活动在苏鲁豫皖接壤的地区。苏有刚第四代徒孙华继云（1863年生）、华继方（1867年生）经常到涡阳、蒙城去唱戏讨饭，定居涡阳，并收徒传艺，组班演出。台儿庄严四的徒弟峄县周庄的周茂银1910年前与儿子周玉山在祸阳、蒙城一带演唱，后来落户于此。周茂银的徒弟孙景汉、孙景业、孙学良、乔得连与周玉山长期活动在涡阳、蒙城的农村，而且还到新沂、邳县、宿县、双沟、测阳、灵璧、海州等地演出。新中国成立前夕，滕县、峄县的拉后腔班社在苏北、安徽活动的就有15个之多。
  第二节柳琴戏的构成与艺术特质一、沿运特色的题材来源柳琴戏剧目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传统的“篇子”演变而来。
  二是艺人自创。
  三是移植改编其他剧种的剧目，如柳子戏、五音戏、茂腔、花鼓、京剧等。
  四是移植改编其他曲艺的段子而成，如大鼓、评词、渔鼓、扬琴等。
  五是根据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传奇小说改编而成。
  传统剧目的题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生活小戏。这类戏剧主要以苏鲁豫皖交界处以及运河沿岸的农村生活为题材，反映了运河沿岸劳动人民朴实、风趣、生动的H常生活，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乡村生活中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自然、真实、欢快、明朗、精恽，例如《喝面叶》《小姑贤》《拾棉花》《砸纺车》《打枣》《卖线子》《双拐》《走娘家》《野姑娘》（又名《拙大姐》）《七装》《赶会》《钓水鸡》等。《喝面叶》剧中写的是夫妻家务小事。“面叶”是苏北、鲁南一带运河两岸十分普遍的一种面食，把面和好，用擀面杖擀成一块薄薄的皮，然后用刀切成树叶大小的不规则的三角形或四角形，放在开水中煮熟即可。
  第二，爱情婚姻戏。这类题材的戏曲又可以分为现实生活的爱情婚姻戏和利用神话来表现的爱情婚姻戏，写男女青年反对封建礼教的阻挠，努力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束缚，大胆地追求爱情的幸福，要求婚姻自主的愿望。例如《打干棒》《小书房》《小井台》等。《打干棒》如同《天仙配》，写的是人神相爱的故事。张四姐的主动大胆也反映了运河两岸女子的泼辣、直爽。许多爱情戏用神话的外衣来包装，使得剧中的主人公免去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可以大胆、勇敢地追求爱情幸福，把女性被压抑的对爱情的渴望宣泄得淋漓尽致。
  第三，鞭挞戏。这类戏曲主要是对生活中的忘恩负义、寡廉鲜耻的假恶丑行为予以揭露、鞭挞的题材，如《琵琶词》《三踡寒桥》《休丁香》《皮秀英四告》《罗鞋记》《大上寿》《吕蒙正赶灶》等。《琵琶词》又名《秦香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写陈世美杀妻灭子的忘恩负义之行。《三踡寒桥》描写党金龙做了官便数典忘宗、六亲不认，把千里迢迢乞讨而来的母亲三脚踢下寒桥。《休丁香》写薄情郎张万仓发家致富后，忘恩负义地休掉了善良勤劳的结发之妻郭丁香。总之，这类剧目既有对为富不仁、奸诈虚伪、利令智昏的揭露，也有对小人物卑鄙无耻行为的鞭挞。运河两岸的人们十分注重仁、义、礼、智、信，鄙夷忘恩负义的行为，因此，对那些不义之举进行鞭挞的剧目深受群众的欢迎。
  第四，公案戏，也称“清官戏”、“包公戏”。这类戏剧主要以包公断案为题材，反映了包公为民请命、除暴安良的清官形象。这类剧目在柳琴戏中所占比重较大，反映了清官伸张正义、除暴安良的良好愿望。此类剧目主要有《大鳌山》《小鳌山》《断双钉》《仙花记》《鱼篮记》《秦香莲》《双开铡》《黑驴驮尸》《白马驮尸》等。《大鳌山》写汴梁富豪田半城携妻罗凤英到鳌山观灯，国舅曹无能贪恋罗凤英美色，将其掠回府中。又纵火焚烧田半城，幸得包公主持公道，将恶人明正国法。其他剧目也大多都是恶人触法，包公断案，但《小鳌山》一反常态，写包公错判，导致颜查散冤屈被绞死，这样的剧目为清官戏少见。
  第五，杨家将戏。这类戏目主要以杨家将抗敌保国为题材，反映了忠贞保国的主题，这类剧目有《拦马》（又名《闹酒馆》）《斩子》（又名《小五台》）《刺火棍》《盗发》《潼台会》《小雀山》《杨金花夺印》《杨排风挂帅》《穆桂英挂帅》《杨宗保挂帅》《破禅州》《破洪州》《西岐州》等。《拦马》写杨八姐北探辽国智勇双全的巾帼英雄形象。《刺火棍》又名《剔火棍》，写杨排风持剔火棍大败孟良，赢得出征资格，走马出阵擒获番将韩美容，走马换将换回被擒的焦赞和杨宗英。
  第六，薛家将戏。是《说唐》类故事，这类剧目有《东回龙》《西回龙》《三反》《五反》等。《东回龙》写薛仁贵被嫌贫爱富的岳父逐出家门以后，投军东征，得封平辽王，回乡探亲，路过渭水河，射杀比自己剑法高明的薛丁山，回家与妻子相见后方知误杀儿子，正在悲伤之时，忽然得知王禅偈帖，言丁山被救上山学艺，于是转悲为喜，一家欢聚。《西回龙》写薛平贵与王宝钏的坎坷婚姻，表现了相府千金王宝钏不畏权势、不恋富贵、忠于爱情的美好品德。
  薛家将戏、杨家将戏是唐宋忠臣良将演义故事在民间的戏曲传播，反映了运河两岸人民崇尚正义、反对强暴、报效国家、争取自由的精神。
  第七，其他。如《禅宇寺》《芈建游宫》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打枣》等反映了帝王在野时的逸闻轶事，《罗成卖丝》反映了瓦岗寨的绿林好汉，《刨药》反映了秦代知识分子的遁世思想等，都是以上范围所不能包括的。
  二、柳琴戏的唱腔设计柳琴戏的唱腔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粗到细的漫长发展过程。柳琴戏是单声腔剧种，属高腔范畴。它的腔体是以基本腔为基础，以色彩腔、民歌小调调剂的板式结构0唱腔旋律有的是用五声音阶，有的是用七声音阶，在有的传统唱段中五声音阶、七声音阶交替使用。柳琴戏的男女唱腔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基本腔、色彩腔、民歌小调。®基本腔是由上句腔和下句腔及后面的拉腔自由地组合而成,每个乐句都是相对独立的，乐句之间的衔接也是不固定的，即使是同一板式、同一段唱词，不同的演员就会有不同的唱法，甚至于同一个演员在不同的场合唱法也会有所不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怡心调”。怡心者，随心也，只要底子厚、心情好，就可以使用增减字（音）的方法加以润色、调剂，根据剧中人的不同的情感需要，在“不离其宗”的情况下，千变万化，随心所欲，“想怎么唱就怎么唱”。
  基本腔的板式有慢板、慢二行板、快二行板、吞板、紧板、炸板、散板等。慢板又叫“幽板”、“澄清板”，节奏慢，速度徐缓，有较强的旋律性，便于抒情，腔多字少，多用在抒发情感、陈述故事等情境，适于表现悲伤哀怨、忧愁思念、爱慕欣喜等情绪，速度一般在]=60左右，唱词可用10字、7字或长短句。女腔细腻婉转，花腔较多；男腔浑朴平实。慢二行板、快二行板只是速度的快慢不同，使用频率仅次于慢板,演唱时大多紧接在慢板后面，唱词多用7字，字多腔少，有时说中带唱或唱中带说，慢的速度在J =90以上，快的速度在j =120以上。二行板又名“流水板”，多用在感情激越、情绪紧张的场合之中，节奏平稳，曲调流畅，易于上口，既可抒情，也可叙事，适合于表现多种人物的不同情绪。慢二行板多用于陈述、诗赞、描绘、抒情等，快二行板多表现欢快、兴奋、激昂、愤怒等。吞板又曰“闪板”，在传统唱腔中出现和成型时间较晚，节奏舒缓，一字一音，句式短促、规整，多由小切分音节组成，在每个词节前又都有十六分休止符出现,显得十分轻巧，字字珠玑，每个乐句都是闪板起唱，间奏为乐句末音的重复,这就是老艺人常说的“闪”、“夺”功夫，这种板式主要是为了大段唱腔感情和节奏变化的需要，用于述说、争辩等，这种唱腔需要唱功好、嘴皮子巧,有时是句句闪、小闪加大闪、不闪不唱、唱了就闪，故曰“闪是巧”。紧板又叫“飞板”、“快板”，在传统唱腔中速度最快，速度在J =220以上,在快二行板的基础上用减字（音）的办法，旋律平直，一字一音，一般无间奏过门，近于说白，连说带唱，字字清晰，不跑音，不糊字，要求唱得快、咬得准、听得清，急促紧迫，铿锵有力，适合于表现恼怒、斥责、争辩、质问等激烈情绪，最能显示演员功力，在新创作的剧目中已经很少使用。炸板，属于散板节奏，将唱腔拉散，用鼓或梆子快速敲击，文场随唱腔尾音而变化。散板是一种无板无眼而有规定节奏的自由唱腔，将唱腔拉得更散，鼓或梆子仍是快速敲击，文场则随唱腔尾音奏长音，形成紧打慢唱的效果，但仍要保持气氛的紧张度。散板既可用于简短叙事，也可表现豪放、激越、苍凉、悲壮、惊恐等感情，但不能单独构成大段唱腔，多与其他板式结合使用。
  色彩腔是柳琴戏唱腔的第二个组成部分,男女各有其腔，互不串用。色彩腔一般比较短小，为一两句，最长的连板起也只有四句。色彩腔虽然短小但个性突出，旋律性强，比基本腔更具歌唱性，节奏有快慢之分，音域宽泛，有的高低在十五六个音级以上，因此腔调俏丽挺拔。色彩腔不能独立存在，一般放在基本腔首、尾或中间,用来调剂基本腔的节奏变化，或为基本腔板式变化的过渡，或为基本腔终止前收束预示，既丰富了基本腔的色彩，也增强了基本腔的表现力。
  柳琴戏第三个组成部分是民歌小调。基本腔是主干和基础，色彩腔是装饰和调节，民歌小调是补充。有的民歌小调已经被基本腔、色彩腔吸收融化，难以区分，有的仍然继续保留原貌，但已自觉贴近柳琴戏风格。过去传统剧目引用的民歌、小调、俚曲、号子有几十种，现如今仍在使用的只有十几种。传统剧目中，有的是用一两首贯通全剧，有的是剧中的一两个人物一唱到底，甚或有的在特殊情境之中使用一两遍。这些民歌小调主要有【打枣调】、【小放牛】、【叠断桥】、【打牙牌】、【小五更】、【提蒜薹】、【割韭菜】等。
  三、柳琴戏的伴奏乐器柳琴戏的主奏乐器是柳琴，第一把柳琴是由清代嘉庆年间滕县东郭镇苏楼村巧木匠王清创制的。王清是一个雕刻木工的巧手，他根据家中画屏上王昭君的琵琶形状，刻制了第一把土琵琶——柳琴。因其制作简单，携带方便，伴奏灵活，遂被艺人们广泛使用。
  早期的柳琴又名“柳月琴”、“柳叶琴”、“土琵琶”，有的材料又称之为“金刚腿”、“斗子”、“琥珀”。早期拉魂腔之所以选择柳琴作为主奏乐器，是因为“土琵琶”柳琴的发音颗粒性比较强，有时还可以双弦一起演奏，可以产生强烈的共鸣。这一功能与拉魂腔的音调比较融洽、协调，柳琴戏的传统剧目大多以活泼生动、风趣幽默的小戏为主，例如《拾棉花》《打干棒》等，作为我国民族乐器中的高音弹拨乐器的柳琴恰好与热情奔放的剧种风格相得益彰、珠联璧合。戏曲剧种的主弦作为乐队伴奏之首，演奏者的水平对剧种风格和演唱流派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主弦演奏者必须知识渊博，基本功过硬，经验丰富，善于根据剧种的音乐特点不断积累经验，并能主动有机地与演唱配合，才能在乐队中真正起到“领衔”的作用。作为柳琴戏的主弦首先要弹好“怡心调”，这种调子是演员根据基本腔格，按照剧中人物情感的需要而随心所欲的即兴发挥。这就要求演奏者具备丰富的乐感、稳健的节奏感，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地判断演员千变万化的旋律走向，并且能够立即主动地奏出最佳伴奏方案。只有如此，演员演唱时才能感觉到如鱼得水、游刃有余、随心所欲。
  随着历史的发展，柳琴戏艺术水平不断提高，观众欣赏品位不断提升，原始的、粗陋的柳琴戏主奏乐器柳琴越来越不能满足现代人的要求。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大同乐会曾经制作过一把比较精致的三条弦的柳琴，十个品，琴头饰以如意雕饰，缚弦较大，板上没有开音孔，但此品乐器未能流传下来。
  第三节柳琴戏代表剧目与著名演员一、柳琴戏的代表剧目柳琴戏在未形成完形戏曲之前，艺人在农村“唱门子”、“跑坡”时都要运用一种叫做“篇子”的唱词形式，不属于“大羊子”（24句以至36句）而唱词在24句以上的统称为“篇子”，长的篇子可以单独演唱，如同曲艺段子一样，既有人情入理的人物塑造和景物描写，也有合情合理的渲染和夸张；既有人物的细致刻画，也有比较生动简练的故事情节。篇子的内容主要有这样儿个方面：教化人或带有哲理色彩的，如《酒色财气》、《大烟段》等；刻画农村典型喜剧人物的，如《胡打算》《拙大姐》等;描述农村生活情趣的篇子，如《拾棉花》《看瓜》等；柳琴戏演出场景表现农村男女调情、闺房思春的，如《小二姐打水》《二八光棍遛河沿》等；单纯为逗笑取乐的，如《十二月实话》《小瞎子闹房》等;根据民间故事编创的，如《三皇五帝》《湘子讨封》等；请教民间文人编撰的，如《风花雪月》《渔樵耕读》等。柳琴戏各个行当都有自己的篇子，其中以旦行和丑行最多，例如旦行有“坐场篇”、“梳妆篇”、“点云篇”、“行路篇”、“观花篇”、“观景篇”、“观灯篇”、“观人篇”（又可以细分为观公子、观小姐、观夫人、观员外等）、“思春篇”、“偷情篇”、“书房篇”等，这些篇子就像现成的材料，可以灵活地运用于同类人物在相似情境下所进行的叙事或抒情，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程式化的唱段，例如“梳妆篇”：“象牙梳子来拿过，甩开青丝一大盘。上梳青云大抓髻，髻内横插白玉簪。半卷红袖露玉腕，佩戴双镯点翠兰。湘裙百折腰中系，身穿凤袄薄玉衫。南京官粉净匀面，苏州胭脂点唇边。姑娘梳妆全齐备，叫声身旁小丫环。”由于篇子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旦掌握，就可以在相同或相似的场合随手拿来用，这样就省去了许多再创作的麻烦，这些通用的篇子有时不论剧情发展需要不需要，合乎不合乎人物的身份，一律拿来使用，有时一个篇子大家闺秀使用，小家碧玉也使用，甚至丫环也使用，由于使用过多过滥，这样就给人造成了千篇一律的印象。虽然如此，但篇子毕竟在柳琴戏的发展历史上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它们是成形戏曲的有机组成部分，许多篇子被改编整理成优秀的剧目。
  柳琴戏发展到几个人合伙走乡串村唱地摊时期的“跑坡”，所演唱的多是压花场或生活小戏，特别是其中的“两小戏”或“三小戏”很多就是由“篇子”发展而来，甚至连名字都没变。这些小戏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取材于当时当地民间曰常生活的片断，表演偏重歌舞，充满了农民的生活情趣。即使是写书生、官吏或神仙鬼怪，无不打上农民的烙印，体现的是农民的做派和风格，也就是说一切皆可农民化。柳琴戏的传统代表性小戏有：《打干棒》《小姑贤》《小放牛》《小书房》《张五姐落凡》《七装》《芈建游宫》《王小赶脚》《王小过年》《喝面叶》《拾棉花》《走娘家》《捆被套》等。
  柳琴戏后来发展到以家庭为主体的十来个人甚至更多的人的班社,演唱的内容也相应地在改变，尤其是进入城市以后，所表现的生活面逐渐扩大，逐渐能够排演一些传统大戏。传统剧目经常上演的、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十几出：“东西回龙二五反，点兵四告大花园。大小隔帘老少换，禅州西岐小燕山。”即《东回龙》《西回龙》《二反》《五反》《点兵》《皮秀英四告》《大花园》《大隔帘》《小隔帘》《老少换》《破禅州》《西岐州》《小燕山》。也有说是十八出的：《珍珠汗衫》 《四宝山》《金镯记》《玉环记》《丝鸾记》《桂花亭》《绒花记》《状元打更》《西厢记》《锦香亭》《油山》《罗通扫北》《铁牌关》《红罗帐》《白罗衫》《点兵》《四告》 《大花园》。
  二、柳琴戏的著名演员苏友刚（1844~1930):滕县东郭镇苏楼村人，拉魂腔世家。继其父任苏家班班主。自幼能唱戏，拉魂腔的各种行当，大都能够胜任。清代同治年间，伙同本村艺人王清、徐四外出“跑坡”。演出的地点有峄县、沂州、郯城、灵璧、泗州、宿县等地，与王清、徐四、高尚玉、安德友等人，活动在鲁南、苏北、皖北的广大地区，是拉魂腔早期较有影响的艺人，民间流传有民谚曰：“王清、徐四、苏友刚，峄县地里十里香。”杨思河：1877年生于峄县金陵寺乡赵村，16岁时，拜外来拉魂腔艺人徐向春为师，工青衣、花旦、刀马旦，兼唱小生、须生。出师后，到徐州、铜山、邳县一带与人搭班演唱。1907年，回到家乡，成立杨家班。主要演出范围在峄县、邳县、徐州、铜山、滕县一带。1900年前后，杨思河与弟弟杨思水曾同姚立伦、李金山、张存如一起，经常活动于苍山、沂州、郯城、新沂等地，替人调解纠纷，撮合事务，搭班演唱。1920年，杨思河将班主之位让给弟弟，不再跟班唱戏。
  卜端品：1889年生于滕县张汪乡渊崖子村，农民家庭，幼年曾人私塾，后因家贫辍学。17岁时，拜当地艺人袁玉美（高二徒弟）为师。卜端品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从师5年，专工丑行，故而戏路宽，会戏多。他嗓音洪亮圆润，说唱流利清晰，表演生动淳朴，逐渐形成了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艺术风格。他表演的“鸭子丑”以精湛的演技誉满鲁南、苏北，深受群众喜爱，民间有“卜二迷（卜端品的乳名）腿上栓铃铛，走到哪里哪里响”、“卜拉门的拉魂腔，卜拉门腿上挂铃铛，东庄唱戏西庄看，赶集上会唱满场”、“卜二迷的拉魂腔，赶集串镇唱四方”等谚语。“卜拉门”又称“不拉门”，意思是遇有卜端品的演出，万人空巷，村村家家都闭门锁户去看戏。其代表性剧目有《拦马》《打干棒》《王林休婴》《七装》《跑窑》《老少换》《冯茂变狗》《双钗记》等。1912年，卜端品另行组织“卜家班”，一边进行地摊演出，一边收徒传艺，成为鲁南、苏北一带影响较大、历史较长的主要拉魂腔戏班之一，主要活动在枣庄、临沂、徐州、济宁、泰安、济南一带，逐渐形成了北路拉魂腔流派。卜端品一共培养了4名徒弟：卜玉萍、潘景月、刘宜海、宋玉春。其中最有成就的是女弟子卜玉萍，唱腔优美甜润，扮相俊美俏丽，表演细致人微，成为卜家班的台柱演员。
  华觉义（1901~1983):峄县陶官乡李村人，艺名“华憨子”、“华大嘴”。祖父华蒋富（艺名“八戒”）、父亲华继方（1867年生）均为拉魂腔早期有影响的艺人。华觉义自幼随父“跑坡”，他天生聪明伶俐，又加后天勤学苦练，很快就学会了表演拉魂腔的多种行当和多部剧目。父亲去世以后，华觉义带领“华家”班常年活动在安徽的涡阳、蒙城、宿县、任桥以及江苏的徐州、铜山、河南的永城等地。华觉义还能根据一些传统的篇子编写剧本，例如柳琴戏的传统剧目《雷宝童投亲》就是他根据古代白话小说《金镯玉杯记》改编的。
  吴学勤（1902~1980):滕县人，幼年丧父，随姐姐乞讨度日，14岁跟本家大爷吴仁保学唱拉魂腔，18岁加人卜端品班。1920~1942年间，在淮北、鲁南、苏北一带搭班演唱。1943年，与妻女组成家庭戏班，演出于滕县、泰安、济宁一带。抗战期间一度綴演。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曾用拉魂腔进行宣传工作。1949〜1950年，他的家庭戏班为配合土地改革，曾经编排一些小戏在济宁演出，并被邀请参加济宁市曲艺协会。吴学勤以丑角应工，兼演生、旦各行。在《拦马》一剧中饰演焦公普，身段灵活，口齿清晰，能一口气连唱1〇〇多句，嗓音纯正，韵味浓郁。在《冯茂变狗》一剧中饰演武丑冯茂，模仿狗的窜山跳涧动作，表演诙谐逼真，深受欢迎。
  黄诚仁（1913~1981):枣庄山阴村人，自幼迷恋拉魂腔，每逢戏班进村，总是跟踪不舍，十六七岁便能搭班唱戏。因为出道时就小有名气，当时竟无人敢收其为徒，因此，只好逢人就问，到处讨教，时称“跑海青”。20多岁时，已经成为峄县、滕县一带的名角。黄诚仁多才多艺，戏路宽广，青衣、彩旦、刀马旦无所不能。他身段苗条，嗓音洪亮，表情丰富，口齿清晰，塑造的人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时有“黄诚仁的拉魂腔，迷倒半个庄”、“黄诚仁戏班进村来，大人、小孩跑掉鞋”之誉。
  刘金玉（1913〜1998):峄县人，12岁拜拉魂腔艺人张西友为师，工三花脸、老生。1928年，学成出师，进人“义和班”搭班演出，在徐州附近演唱达4年之久，又到安徽省的蚌埠、宿县、灵璧一带搭班演唱，还到过枣庄、峄县一带搭班。刘金玉表演自然，戏路宽广，嗓音洪亮，高低腔运用自如，尤其是“拉腔”十分独特，韵味十足。他塑造的人物个性鲜明，具有浓郁的生活情趣。他扮演的“娄阿鼠”、“中军”、“焦光甫”等丑角，能够充分运用柳琴戏中的丑行特技，鲜明地体现了柳琴戏的表演特色。
  相瑞先:1922年生于今山亭区冯卯乡涝坡村，梨园世家，家庭贫困，7岁跟随父亲相学龙学艺，唱乡场，扮演娃娃生。15岁以后，开始自己独立挑大班。20岁时,加人“卜家班”，先后去过济宁、泰安、大汶口等地。21岁时，与阎秀芝结婚，开始独立领“常春班”，主要在丰县、沛县、萧县、肠山一带活动，尤其是在沛县的大屯、张屯、水围子等地颇有名气。1949年，进入徐州定点演出。1950年，卜端品班改为“四平剧社”时，相瑞先曾为该社主要演员。相瑞先自幼专工老生，兼演须生，表演洒脱大方，发声洪亮，音域宽阔，音色苍劲独特，腔调旋律性强，每个音区均有丰富的表现力，素有“铁嗓子”之美称。他吸收了山东梆子的某些唱腔、唱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高亢奔放，有些高音区的腔调是其他演员所不及的。同时，他还能在自己所扮演的不同的角色中，大大地改变唱腔的风格，往往在粗旷中透露出书卷气，因此深受广大观众和专家的称道，被称为“相派”。
  厉仁清:峄县厉湾人，艺名“小二孩”，9岁拜峄县郑庄老艺人傅景坤为师学习旦角，四年师满，13岁开始登场演出。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徐州周围、贾汪、宿羊山、大黄山、利国、郑集、黄集、大陈庄、肠山等地。后来，又活动在蛘埠、南宿县、滁县、淮南等地，东到运河河畔、邳县、宿羊山、新沂等地，北到济南、泰安、兖州、邻县、滕县、峄县。18岁时，进入徐州演出。此后班主张成远去世，厉仁清开始独立掌班，能扮演生、旦。在靠班学艺的过程中，主要接触的都是柳琴戏史上的名流，例如孙殿文、黄诚仁、孙玉堂、马学诚、张成远等。因此，厉仁清的表演艺术日趋成熟。厉仁清刻苦好学、博采众长，声腔优美，表演诙谐,在鲁南、苏北颇受群众喜爱。新中国成立前，厉仁清以演旦角戏为主，早年在《二反》中扮演樊梨花，《西岐州》中扮演崔金定，一举成名。后来，厉仁清改演生行，专工小生，兼演须生及俊丑，能戏很多，代表剧目有《灵堂花烛》《铜台会》《王华登基》等。他音域不宽，但嗓音圆润，女腔功底厚，嘴头功夫好，所以他的唱腔柔美精巧，学习小生行的青年演员多宗其为师，称为“厉派”。他擅唱大段唱腔，板式布局合理，行腔中多变化，往往在做充分铺垫后加上节奏稍快的吞板、垛板，在连续数十句的大段唱腔中，虽然又“偷”又“闪”，但是字字清晰，腔势连贯却又似断又连，似连又断，腔腔含情，字字有意，声情并茂。第四节其他民间曲艺一、运河大鼓运河大鼓主要流行于枣庄市台儿庄区运河两岸，至今已有4〇〇多年历史。明末至民国年间，台儿庄地区十年九涝，贫苦农民四处逃荒要饭。为了谋生，一部分人开始拜师学艺，以演唱大鼓的形式来讨饭。台儿庄运河两岸的渔鼓艺人在渔鼓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润色、提高，逐渐形成今天的运河大鼓，因此,有“大鼓自渔鼓发展、变化而来”的说法，当地大鼓艺人都能说渔鼓，说明二者是有一定联系的。
  运河大鼓流派较多，主要有郝祖华山派、丘祖龙门派、石门派、海清派等四大门派。郝祖华山派又包括张门、杨门、沙门等,丘祖龙门派包括高门、蓝门、柴门、炅门等。不属于四大门派的还有新门、门门、王门、于门、陈门、韩三门等。郝祖名郝大通，元朝人，自称“郝祖华山派”，与丘处机等同拜重阳王真人为师。丘祖指丘处机，号称“丘祖龙门派”。如峄县涧头集镇老艺人孙业稳就是丘祖龙门派柴门第18代传人，又如都洪阳是郝祖华山派沙门第19代传人。①运河大鼓的伴奏乐器是大鼓、钢板，艺人左手持钢板，右手敲鼓。大鼓扁圆，分一圈鼓、二圈鼓、三圈鼓，一般用二圈鼓较多。二圈鼓直径约厘米，高约20厘米，两面蒙牛皮，置于竹竿撑起的鼓架上，一敲咚咚作响，能传三五里远。钢板形如两片半月，夹于食指、中指、无名指之间，指摇手晃，叮当作响。伴着艺人苍老浑厚、略带沙哑的声调，有一种特别的韵味。艺人以坐唱为主，唱到激昂处，也会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手舞足蹈一番。运河大鼓讲究字正腔圆、口齿伶俐、粗犷豪放、激越高昂，它表现的金戈铁马、攻城掠寨的激烈场面，常常使听众惊心动魄、热血沸腾，犹如身临其境。
  运河大鼓的唱词形式多为“三、四、三”10字句，上下句字数相等，偶句押韵，唱起来朗朗上口，赶板夺词，叙述、评论穿插其间。演唱时要求不能出现“一条边”，即8个字、9个字为一句；“三撑腿”，即3个字唱成4个字，撑嘴拗口；“楼上楼”，即上句里有“风”字，下句就不能重复出现。板式讲究五鼓三板，即敲5下大鼓，打3下钢板，3下钢板插到5个鼓点的中间，钢板、鼓点不能同时响。鼓的板式有“紧急风”、“凤凰三点头”、“凤穿牡丹”等。
  运河大鼓演出的主要区域是农村、矿山、集镇，多在夏季和冬季农闲季节，演出形式主要是撂地摊，当场集钱，一般半小时为一回，集钱一次，听众每人交钱多少不等，多交不限，不交也让听。一般每场说六七回，集钱六七次。每场还要交纳地皮税。一人说唱，一般要有一二人帮助集钱，并参加分成。临时赶来的艺人，不管认识与否，一经“春黄典”（艺人行话，外人听不懂，如“结地”即 “走”）引语接通，即可参加当场分成，一般可分得一顿饭钱，俗称“啃板凳腿”。有时也进曲艺厅或小剧场售票演出或包场演出。
  运河大鼓曾经是运河两岸劳动群众主要的娱乐方式。演出的曲目有几十种，主要以征战、攻山、破寨等历史故事为主，例如《春秋战国》《孙庞斗智》《七国》《秦始皇兵退六国》《薛礼征东》《罗通扫北》《薛丁山征西》《姚刚征南》《说岳》《隋唐》《东西汉》等。
  二、运河号子台儿庄区土城子，俗称“纤夫村”，地处运河沿岸，自运河开通以来，村民就依托运河优势，以运河船务为生，多船工、纤夫。船工、纤夫们在长期的劳动中，形成自己的特有的劳动方式，为了抗击自然界的恶劣环境，协调劳动动作，激发劳动热情，提高劳动效率，他们集体创造了劳动号子。这些劳动号子是船工们在劳作时的即兴创作，船上有多少道操作工序,便有多少种运河号子，大体可归纳为11种：打篷号、冲号（四六八句）、打锚号、拉纤号、撑篙号、拿篙号（又称“缆头号”）、摇橹号、搅关号、打招号、吊货号、架包号。每种号子各有其作用。
  船只准备起程，第一项是升帆。但船家忌讳“翻”，谐音字也忌用，帆叫“阳面”，升帆叫“开阳”。运河上最大的阳面高七丈二寸，宽四丈多，最粗的桅杆一人难搂。要把这么重的阳面升上去，需要众人动作一致、一齐用力，打篷号的作用就在于此。此号又分大号与蹲号。平常用大号，双手拉拽阳面的绳，拉到弓下腰，再起身重复同样的动作。但有时候，比如雨后阳面湿重，或有大风干扰，需用更大的力气，后面加用蹲号，即更用力地拉到蹲在船面，再起身重复动作。
  打锚号，是在铁锚久拖不起，船工用力拔锚时所唱的号子。船工们抓住锚绳，边拉边唱：“千斤呀，万斤呀，晦！铁锚呀，动身呀，嗨！ ”于是铁锚便在众人的齐声唱和中被缓缓拔起。
  粮米船开船时用四六八句，又叫“开船令”。船工大师傅将纤绳搭在肩上，口中便唱“我要拉——哟嗨!”这一句便是给船上伙计的一个信号——船要出发了。听到这一句号子，伙计们无论是正在吃饭，还是正在干别的活，都要立刻起身，一边撤掉搭板，拿起竹篙，一边口中长长地应道：“哎……”于是便进入工作状态，各司其职。大师傅再接着唱：“喂喂，啊——我要拉哟，嗨! ”众人再随号应和，一起用力，如此反复三次，船便缓缓启动了。
  摇橹号，用在下水（顺水）时。船行中流水，很容易借水的力量推动船的行进，只靠摇橹就能保持高速，船号轻松而欢快。
  跑篙号，一般用在平缓行驶过程中。船借八面风，因在此时能随意借风推动,纤夫不用使太多的劲，甚至可以随船行走,但这时候更容易松懈和疲乏。为了保持旺盛的精神头，号工相机行事，唱起号来调节气氛。这时号子平缓，段落较长，有时候“一个号子下来能走八里地”。
  此外，还有河水浅水流急时用的撑篙号、用篙撑不动用关绞的绞关号、拿篙号（缆头号）、打招号以及船上装卸货物用的架包号等。
  运河号子种类不同，节拍也有所不同。撑篙号就有快拍和慢拍之分:逆水行舟时需要用力撑篙，而且撑篙的节奏要加快，所以就用快拍号子;顺流航行时船只行驶平稳，撑篙不需太大力气，节奏也无需太快，便用慢拍号子。有些号子的词也是即兴添加的。唱号子一般需要一位领号者，待领号者唱出，其他人随之应和。领号者要根据船舶行驶状态，掌握号子的轻重缓急，以调动大家的情绪，把劲往一处使。唱号者不但可以边干边唱，也可以不参加劳动，站在船上专门唱号子。
  台儿庄徐得光老人，5岁时就随父母在船上生活，耳濡目染，六七岁就能随大人喊各种船号子，后又拜师学习喊运河粮米号子，十几岁在当地船上已经小有名气。他听师傅讲，运河粮米号子是乾隆皇帝御封的，专为宫廷运送皇粮的 “运粮米号子”，“金銮殿”里也能撑一篙。
  运河号子作为运河文化的载体之一，承载了古运河悠长而又厚重的历史，是那个时代船工们的生产习俗和真实生活的写照，极具文化韵味，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与河道上的万家渔火、笙歌管弦一起，成为运河沿岸的一大特色。居住在运河两岸的人们只要听到那错落有致、韵味悠长的运河号子，便知又有船只拔锚起航或歇锚靠岸了。三、高派山东快书“山东快书”是一种口头流传的民间曲艺，又称“竹板快书”、“滑稽快书”，属于说唱艺术，无音乐伴奏，用竹板开场。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去掉竹板开场，直接用钢板（鸳鸯板）打节奏演唱，据说是借用山东大鼓的“窜钢腔”（又称“捽缰调”）演唱的。演唱声调可根据剧情的发展而定，抑扬顿挫随时掌握。因为它以说唱武松故事为主，所以民间又俗称为“说武老二的”、“唱大个子的”。因无文字记载，其来源众说不一。依据口传曲段内容推测，其起源最早不会超过明朝万历年间。1949年6月，为配合反霸斗争，在灌制《鲁达除霸》唱片时，高元钧在唱片社吉联抗、何慢、吴宗锡等同志协助下，根据这种艺术形式的发祥地在山东省，内容上接近传统评书，语言上运用山东方言，一个人可以扮演多种角色，戏剧行当中的生、旦、净、末、丑都可以模仿，钻进去快，退出来利索，不拖泥带水，一人一台戏，刻画人物细腻真实、活灵活现等特点，把这种短、平、快的艺术形式正式定名为“山东快书”。
  在山东快书的传承和发展中，高元钧是关键的核心人物。他在汲取民间曲艺精华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使这一艺术从民间走向舞台，并且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被人称为“高派”。高元钧，原名高金山，1916年3月29日生于河南省宁陵县张弓乡西四里和庄。幼年家贫,7岁即跟随双目失明的四哥背井离乡，卖唱乞讨。11岁到南京下关码头“撂地”卖唱,适逢枣庄薛城人戚永立在南京演出，便登门拜师，未果。几经周折，学会一些“武老二”唱段，得到同路大师兄郭元顺指导，通过郭元顺代师收徒，正式成为戚门弟子。1930年.在南京怡和堂露天杂耍园子，正式拜戚永立为师，学艺3年。
  高派山东快书的根在枣庄，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戚庄村的艺人戚永立就是它的根。戚永立1886年出生于一个贫寒家庭，原名戚建旺，兄弟5人，排行第三，乳名三旺。戚永立幼年时即喜爱说唱，且记忆力惊人，凡他听过的鼓词等，两遍以后便能背诵。12岁时，其父将他送到薛城区常庄镇大庄村鼓书艺人蔺亭富（外号“蔺瘸子”，艺名“蔺教友”）家中学唱大鼓，3年后学成出师，以后就在临城周围十里八乡以唱大鼓为生。在一次闲聊中，一个师弟对他说：“我看说大鼓这一行，以后不会太吃香，它只能‘跑坡’混口饭吃，将来难登大雅之堂。你有武术基础，不如改说《水浒》。”戚永立认为师弟的话有道理，于是就找来《水浒传》，请当地文人将书中的“狮子楼”、“武松杀嫂”、“石家寨”、“孟州过堂”、“十字坡”等精彩章节改成唱词，配合钢板演唱。
  日寇人侵，枣庄沦陷，戚永立带领全家到了郑州，演出几个月后，無转到武汉、上海等大城市。他在上海大世界剧场挂牌演出，连续几个月，座无虚席，上海滩为之轰动。上海沦陷后，戚永立又经武汉、郑州边走边唱，一路返回山东，一去一回长达5年之久，“说武老二”这一行当也随之传遍大江南北，戚永立也被听众誉为“震三江”、“独行千里一只虎”，同行称赞他“走到哪里都有个山崩地裂”。
  由于长年旅途劳累，戚永立回乡后，不久便卧床不起。垂危之际，留下遗言，大体内容是：“ ‘说武老二’这个行当，只有高元钧能接，别人不得随意招徒传艺。”就这样，“说武老二”这个行当被高元钧继承。
  高元钧在山东快书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把传统段子中的“荤口 ”（指唱词和表演中的黄色下流成分）删除，进行艺术再加工，形成了有文字记载的“净口 ”段子，广泛流传;其次，开创了山东快书说新、唱新的路子，使这一曲种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优秀人物、好人好事和惩恶扬善的有力武器;第三，他将“说武老二”的行当正式定名为 “山东快书”。®山东快书以说唱为主，演员用节奏性很强的韵诵式表演说演故事，唱词基本句式为“二、二、三”的7字句，每句四拍，往往结尾字独占一拍。采用站唱形式，表演程式化。山东快书创作上注重“包楸”和“扣子”的设计。唱词讲究“合辙押韵”，且“一韵到底”。曲目按篇幅分为“单段”、“大书”、“书帽”等形式。传统曲目有长篇《武松传》，可单段表演，如《武松打虎》《武松赶会》；也可连贯起来说唱。此外还有《大闹马家店》《鲁达除霸》《李逵夺鱼》《赵匡胤大闹马家店》等。小段书帽则有《学文化》《剃头》等。现代书目有《智取袁家城子》《大战岱崮山》《一车高粱米》《三只鸡》《李三宝》《抓俘虏》《侦察兵》《长空激战》《大小姐翻身》《大老王》等。第八章冠世榴园与石榴文化石榴本是域外之物，自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从安息国（今伊朗）带回石榴种之后，中国才出现石榴。石榴虽是域外之物，但很快在中国扎根繁衍。经过几百年的培育改良，中国成了石榴大国。现在，南自北纬20°、北至北纬40°、东自东经121°、西至东经76°的广阔区域内都有连片石榴分布。其中，荦荦大者当属枣庄峄城的万亩石榴园。峄城万亩石榴园占地10余万亩，品种40多个，因历史久、面积大、株数多、品色全、果质优而闻名海内外，并由此获得“天下第一榴园”的美誉，俗称“冠世榴园”。
  冠世榴园历经2000年的沧桑巍然屹立至今，并且规模不断壮大，完全是由于石榴的食用、药用等实用价值，及其多子多福的吉祥含义和奇崛的生命力象征。石榴能够在贫瘠的土壤中生长繁衍，启发了枣庄人强烈的求生欲望，对石榴的食用和药用贴合了枣庄人求实务效的生活态度，石榴的“千房同膜，千子如一”则表达了枣庄人对团结和睦的追求和向往。所以，“冠世榴园”还是枣庄文化的缩影，它是枣庄人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求善向美的价值取向的反映。
  第一节世界最大的石榴园峄城万亩石榴园历史悠久，规模庞大。据传，系2000多年前由东海承（今枣庄市峄城区）人、汉元帝丞相匡衡从上林苑带得榴种发展而来。它北靠曲阜，南通徐州，西邻豫皖，东望大海，处于名山抱犊圍、大泽微山湖、战地台儿庄、古城兰陵的怀抱之中。在枣庄市峄城区榴园镇境内的向阳山坡上，蜿蜒曲折数十里。石榴园风景独特，就像一颗璀燦的明珠镶嵌在鲁南大地上，随着季节的变化不断变幻着自身的色彩。
  ―、石榴园的来历与传说峄城万亩石榴园形成年代极久远，规模颇庞大，知名度甚高。如今，全国东西长30里,南北宽1~2里，占地10万余亩,榴树几十万棵，在峄城南部山区随山势连绵曲折，气势浩荡壮观。
  据传，匡衡将榴种带回家乡，首先于峄城建立了品种园，即现在的古园。如今古园的规模也很壮观，占地1万多亩，三四百年树龄的古榴树40万棵。近年来，由于人们在全区宜林山地大力营造石榴园林，以古园为基点，向东、西扩大，使石榴种植面积连片，达到近万亩，品种增加到幻个，在全国将近20个石榴产区的100万亩面积中占了1/10,成为全国最大的石榴园林。甚至在石榴原产地伊朗，也未发现规模如此庞大的石榴园林。
  关于石榴园的规模，民间有很多传说。一说与张玉树有关。相传，张玉树做峄县县官时，为官清廉，伸张正义，深得百姓爱戴。后来，朝廷要调他去别处做官，百姓知道后，千方百计地阻挠,第一次在县衙门口将其堵住，第二次偷去他的朝靴，第三次割断轿腿子，但由于张玉树在峄县呆得时间太长，如再抗旨不回，后果将不堪设想。峄县百姓知道后，不再阻挠，但非让张知县留下嘱托不可。张玉树感于百姓一片盛情，送给他们三条忠告，其中一条便是“要想子孙富，多栽石榴树”。峄县百姓牢牢记住了这条建议，在房前屋后、地边田埂、沟旁山坡、甚至山中石缝、都栽上石榴树，于是有了今天的万亩石榴园。另一说与刘墉（刘罗锅）有关。据说，当年石榴园渐渐有了雏形之后，一群坏和尚对其垂涎三尺，将其霸占，而且这群坏和尚与皇帝有着亲戚关系。
  恰好刘墉微服私访到此，当他得知石榴园的百姓苦于坏和尚的盘剥，生活苦不堪言的时候，想出了一个办法为民锄恶。首先，他乔装打扮混人其中，将其罪状记录，回足向皇帝禀报，皇帝听了说：“都是出家人，罢了罢了。”刘墉一听，灵机一动，带着三千兵马来到石榴园，趁夜将这群坏和尚捉拿。之后，又找来农夫，备好铁齿耙和三头黄牛，就地将这群榴花仙女雕塑恶贯满盈的坏人耙掉。接着又返回京城，向皇帝禀报说:“按照圣上旨意，将这些出家人耙了，耙了。”皇帝听了，哑口无言。石榴园得以保全。
  石榴园的庞大规模曾引来皇帝驻跸◦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途经枣庄的时候,也曾慕名而来。当时，他刚走到一棵石植树旁，就看到一个山村少女坐在树下绣花，便向其索要石榴，少女心不在焉地顺手摘下一个。乾隆皇帝吃完后，顿觉通体清爽，心里特别高兴，便指这棵石榴树为石榴王，同时亮明身份，欲带少女同行。但少女说，清人人关的时候有言在先，“汉不选（妃子），旗不点（状元）”，说完，便消失于丛林之中。后人为了纪念这个不贪富贵、不当皇妃的少女，便在原地立了榴花仙女的塑像。至今，她仍手捧石榴，向过往游人微笑。民间也留下了 “乾隆下江南，路过石榴园。食过榴王籽，饮过恩赐泉”的歌谣。
  二、峄城石榴栽培历史石榴能够在峄城扎根繁衍，主要得益于它是象征多子多孙、生命繁衍的吉祥嘉木。本来在域外石榴就是生育女神的象征，如希腊神话中主管人间婚姻和子孙繁衍的天后赫拉，左手握着一只丰满多籽的石榴；波斯神话中专司人类丰穰多产的雅娜希塔女神，手里托着一个盛有石榴的钵。引进中国之后，这种象征就潜移默化地变成了多子多孙的象征。《北齐书》记载过这样一个事情：“安德王延宗纳赵郡李祖收女为妃，后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荐二石榴于帝前。问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孙众多。’帝大喜，诏收‘卿还将来，，仍赐收美锦二匹。” ©魏收曾居官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地区,且对中原地区的风俗习惯了解甚多，据此可以推知石榴“多子多孙”的吉祥寓意在中原一带早已蔚然成风。从所处的地理位置上看，穿庄历来隶属这一区域，所以存在并且风行这种观念也实属自然。加之，这个时期的中原正处于战乱纷争、兵祸四起的状态，枣庄正处于南北争锋地带，自然深受其害。百姓生活困苦，敝衣枵腹，流离失所，骨肉分离，处于绝境的他们这时更寄希望于石榴树的福佑，都把石榴树看做是吉祥的嘉木，家家必种。这更在客观上促进了这一时期石榴树在峄城的普及。到了和平时期，这种习惯依然保留，只不过把庭中植榴当成家庭富有、生活美好的象征。这样，经过几百年的努力，到了唐宋，峄城石榴种植愈加兴盛。明清时期，峄城石榴种植达到了鼎盛，且连片成林。这就吸引了许多风雅的文人前来游赏，如当时有名的乡贤贾三近父子、潘愚等经常结伴而至，并留有诗作流传至今。另据民间传说，明天启年间，峄县还曾将石榴作为当地特产进贡过朝廷。清光绪《峄县志》也曾记载“谷山等地……其阳多榴，味甘，久藏不腐，贾数千里，居人世擅其利。” ®这些都可以成为明清时期峄城石榴兴盛的佐证。
  峄城石榴在漫长的栽培过程中，随着规模的扩大,经验不断积累，品种也逐渐丰富，由原来的单一品种发展到现在的40多个品种，如大马牙甜、谢花甜、三白石榴、软仁石榴、大青皮石榴、重瓣白花石榴、重瓣红花石榴等。这些品种大致可分为食用和观赏两类，大马牙甜石榴、谢花甜石榴、三白石榴、软仁石榴是名驰遐迩的食用品种。诸多观赏品种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品种，叫“番花榴”，这一品种曾见载于古籍，“出山东，花大于饼子（榴），移之别省，终不若在彼大而华丽，盖地气异也”®。据有关专家推断，这个番花榴就是石榴园中的牡丹花石榴，因为牡丹花石榴花形超大，直径长达8厘米以上，且二者极具相似之处。
  在众多石榴品种中，部分品种的来历还流传着美妙动人的故事，如“大红袍”。据说,峄县石榴园的石榴在明代作为贡品供奉给朝廷时，皇帝每次都会分赐给爱卿大臣。有一次，海瑞将御赐的石榴带回府中送给老母品尝时，恰逢老母因消化不良卧榻良久，吃了海瑞带回来的峄县石榴，顿觉神清气爽，食欲大增，而且从此再未出现过消化不良的症状。峄县百姓得知此事后，感于海瑞为官清正，颇感欣慰，又念及他为官时常身着大红袍，而且枣庄人格外青睐预示红火、大红大紫的红色，遂将海瑞母亲吃过的石榴定名为“大红袍”。如今,大红袍依然是石榴园众多品种中难得的佳品。酸石榴，作为石榴园中一个特殊品种，则有一个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的心酸传说。据说，石榴园中曾住过一对夫妻，丈夫叫石柱，妻子叫秀花，二人以管理石榴树为生，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一年，朝廷又派人下来征收上贡的峄县石榴。可是这年年头不好，他们的园子只结了几个石榴蛋子。面对钦差大臣的盘剥，妻子秀花一头撞在一棵石榴树粧上，一命呜呼。石柱肝肠寸断，在好心的乡人的帮助下，他将妻子掩埋，不几天，在给妻子上坟的时候，忽然听见妻子的声音：“石柱石柱，快摘石榴，献给皇上，给我报仇。”石柱一愣，回到自家园子中，见到石榴树上挂满了个大色艳的上等石榴。石柱非常高兴，将它们摘下，钦差大臣将其上贡给朝廷。这年中秋节，皇帝跟大臣们一起赏月尝榴，见到大如海碗、容采鲜丽的峄县石榴，龙颜大悦，忙将一个掰开。谁知，石榴籽刚到嘴里，皇帝就浑身发抖，嘴歪眼斜，连眼泪都流下来了，原来这看着鲜艳夺目的石榴，却非常酸涩！皇帝顿时大怒，当即下旨将这个钦差大臣惩办。石柱终于给妻子报了仇，但是，他家石榴园中的石榴从此就都变成酸的了。酸石榴也流传了下来。
  悠久的栽培历史，得天独厚的风土，造就了峄城石榴许多独到之处树龄古老，三四百年的石榴古树到处可见;早期丰产，果枝当年扦插即可开花结果;产量极高，单株最高产量可达200余公斤;果实硕大，一般果重400~600克，目前发现的最大单果重达1550克，属全国之最。民间曾有一首歌谣《小孩吹牛》，专门戏谑峄城石榴果大足以教训爱吹牛的孩子:“有位小哥爱吹牛，一天不吹就发愁。他说桃花九月开，冬天河边看杨柳。他说母猪能耕地，公鸡能在水里游。他说自己运气好，倒霉从不落他头。哈哈，树上落下一个大石榴，正好砸了他的头。”第二节民间习俗中的石榴文化石榴兼具实用和象征两种功能。前者满足于百姓日用，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习俗，后者潜移默化于百姓思维，塑造了根深蒂固的民俗心理和民俗观念。当这种心理和观念通过行为表现时，某些民俗仪式发轫，如人生仪礼的仪式和节日仪式；当这种心理和观念呈现为艺术性实物用品时，某些民间工艺派生，如民间剪纸和刺绣。不论是百姓日用，还是民俗仪式，或者民间工艺，它们又都深深地烙上了地方的印记。石榴与民间生活石榴的实用价值，使它在民间生活如饮食、居住、印染、医药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一）石榴与民间饮食峄城石榴口感极好，汁多味美。民间俗语“峄县的石榴，杨山的梨”就是对这一特点的形容。而且，在明清时期，峄城石榴就已经名闻遐迩，《峄县志》曾记载:峄县石榴“味甘，久藏不腐” ®。
  当地女子怀孕有吃酸石榴的习俗。酸石榴酸中带甜，甜中有酸，吃了可以开胃提神，增强食欲。女子怀孕“嫌饭”期间，呕吐不止，食欲不振，吃酸石榴便可以开胃提神。民间小调《十月怀胎》描述的就是这种情景:“小奴怀胎呀，怀胎九月九，嘴里无味呀，一心想吃个酸石榴。”石榴叶子是当地乡民的传统茶叶。每逢春季剪枝，都会修理下很多当年长出的不结果的新梢，或在根系着生的孽苗，细心的妇女便将上边的榴芽或嫩叶摘下，然后放在锅里用文火炒熟，收集起来供全年饮用。麦收季节，田间收割或场间脱打时，喝一壶用榴叶泡制的茶水可解暑提神，恢复体力。碰到客人来访，也可以用来招待客人，不失热情。尤其是生活在运河畔的百姓，水用白矾澄清后，仍有异味，如加人少许榴叶茶，味道立刻变得甘美爽口。另外，当地有端午节用水炸榴叶茶的习俗。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当地人一般会摘一些石榴叶子放在水里炸一炸，然后捞出晒干，收藏备用。大概是因为这个时候的榴叶较春季要老，所以必须用水炸一炸。
  (二）石榴与民间居住枣庄人最喜欢在庭院中种石榴树。以前，枣庄曾流行过这样的说法：“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意思就是天棚、鱼缸、石榴树、肥狗等这几样是生活好一点的人家不可或缺的。因此，一般像样的人家都会栽上石榴树，正如《百花歌》中所唱：“西南路上出一家，俺家是家好人家。俺家栽了百样花:一盆菊、一盆梅，金花、银花、金山穗……石榴、牡丹共鲜茶。”其实，从实用的角度来说，老百姓将石榴树栽种在庭院里，方便之极；爱美丽的姑娘如果想染红指甲时，随手摘几朵石榴花和上明矾，立即就能将纤细白嫩的酥手扮靓;青壮年劳力如果想喝石榴茶时，举手可得，摘几片石榴叶子放在火上燎療，随摘随喝；抵抗力较差的孩子如果遇到腹泻，更是可以随手揪一个石榴煎水喝，药到病除。石榴还是女人们日常针黹刺绣的题材，头巾、围脖、鞋垫等日用品上常见石榴果、石榴花图案，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至今，还能经常在农家庭院中见到100年（三代）树龄以上的石榴树。关于庭院中种植石榴树，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传说，很久以前，一个老汉有3个女婿。有一次，老汉为了考考这3个女婿,就借用院中的石榴树出了一道题目：“什么独立独站，什么好吃好看，引得什么成群大片，什么来了冲散冲散。”结果，二女婿和三女婿都闹了笑话，只有大女婿抬头往院中一看，一眼瞥到了院子里独栽一棵石榴树，立即作诗曰：“院中的石榴树独立独站，结的石榴好吃好看。引来麻雀成群大片，老鹰来了冲散冲散！”老汉听了大喜，觉得大女婿反应快。从此，大女婿就格外博得老汉的欢心。
  关于石榴树的栽法，枣庄一带流行着以下两种说法。一说，“前槐枣，后杏榆，东榴金，西柿银”。“前槐枣”，“槐”音同“怀”，“枣”音同“早”，屋前种槐树、枣树，可预示早日怀子，当地有种说法“早生儿子早得济，早生闺女走亲戚”；“后杏榆”，“杏”谐音“幸”或“剩”，屋后种杏树、榆树，意家中有剩余，而且“树”在枣庄发“福”音，种杏树和榆树又可预示幸福、幸运；“东榴金”，“榴”谐音“留”，意东边种榴树可以留住金子等财富；“西柿银”，西边种柿家中会有银子。另一说左空竹，右石枣”，即堂屋左边种竹，右边种石榴树、枣树。按枣庄习俗，左为上，右为下。天地在乡民心目中居第一位，所以敬天地的“神台”设堂屋左边。竹子在民间恰有通天地之神的功能,这样竹子就顺理成章地种在了左边。祈求早生贵子被视为仅次于敬天地的人间大事，所以石榴树和枣树就种在了堂屋的右边。
  老年人对庭植石榴树情有独钟。因为石榴树造型苍劲古朴，盘根错节，主干粗壮，枝条纤柔，远看老态龙钟，近看生机勃勃，象征着老年人健康长寿。另夕卜，石榴树一般有3~5个分枝，象征儿孙众多，所谓“一棵树分五股，少了这股有那股”，一语双关，既说石榴，也说人丁兴旺。而且石榴树具有超强的更新能力，古树一旦老化，或遇特大严寒，或遭受严重病虫害致使树干枯死，其根系照样存活，来年能在枯死的主干旁重新萌发新枝，新枝靠着母根提供的丰富营养，几年内便能长成大树，重新开花结果。这样，老一代倒下了，新一代接上来，在自我更新中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鲁南人是注重传宗接代的，人们希望像石榴树一样，自己倒下去，儿孙长起来。所以，老年人喜欢在院门和堂屋的两侧各植 —株。
  不能栽植石榴树的人家，就以石榴盆景代之。其灼若列宿的果实，晃若龙烛的花朵，奇崛盘曲的枝干，清新翠绿的树叶，足以让人赏心悦目。描写了很多当地民间生活习俗的长篇社会世情小说《金瓶梅》，在文中多次提到这种习俗，如第七回就提到染布匠杨宗保家的庭院就摆设榴树盆景：“里面仪门照墙，竹枪篱影壁，院内摆设榴树盆景。” (三）石榴与民间印染石榴皮含有单宁，利于着色，所以它是鞣革、印染不可缺少的原料。宋代周密的《志雅堂杂钞》曾记载，碾工描玉，用石榴皮汁着色不脱。古籍《广群芳谱》 也曾记载：“凡使榴皮根叶，弗犯铁器，不计干湿，皆以水浆浸一夜，取出用之，水如墨汁。” ®靠着偌大一个石榴园，再加上勤俭节约的传统，枣庄用石榴皮染布曾风靡一时。当地曾有过这样的传统:夏天，最好是三伏天,把石榴皮放在水里浸泡沤制，再放在太阳地里晒，晒得越热越好。再把白布放在水里浸湿，然后放在铁水（铁水是随便用一块铁泡制而成的，像锄头、镰刀头、铁锹头、钉子等都可以，放在沙盆、沙缸或猪食槽中）里揉揉，再放在石榴皮水里揉，揉遍之后，趁湿用池塘淤泥抹在布上，然后抖落抖落，晾干。晾干之后再重复上述步骤，白布就染成了青布。如果染的颜色不均匀，像老鼠皮一样花一块青一块，还可以重复浸染直到染好为止。微山湖、丰县、沛县等不产石榴的地方，百姓纷纷高价购买石榴皮染布。但是，石榴皮很贵，一斤皮就能换一尺白布。所以，山亭红山峪村曾发生过这样有趣的事情: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户田姓人家拥有一片10多亩的石榴园，石榴成熟后，发动全村人来吃石榴，最后石榴没吃了，把籽粒掏空，留下皮晒干出售。®现在，每到石榴成熟季节，仍可见到百姓在门口晾晒石榴皮，当然，现在不再用于染布，大多用于入药。用石榴皮染布的做法还被吸收到军队染军装用,新中国成立前驻扎在苍山县（枣庄东）大炉老区的一一五师八路军，他们的黄军装就是用石榴皮染成的。
  (四）石榴与民间医药石榴浑身是宝,具有很大的药用价值。石榴果能生津化食、抗胃酸过多、软化血管、止泻、解毒、降温;石榴皮能治疗腹泻、痢疾，含有的碱性物质也能驱虫；石榴花则能止血，用石榴花泡水洗眼，还能明目。石榴的另一个名字“三尸酒” 便因石榴药性得名，因据《本草纲目》记载，三尸虫这种寄生虫吃了石榴果，便能被石榴果的药性所制服。
  枣庄曾经流传很多用石榴治病的偏方验方，有的至今仍在沿用。比如治小儿风痫：用大石榴一个，割去顶，剜空瓤，放人5只全蝎，然后用黄泥封上，用火烤焦存性为宜，然后再研成细末，另加人一瓣酸石榴，放水一盏，煎汤调服，疗效甚佳。根治蛔虫：挖一根向东横生的酸石榴根，洗净用水煎，取汁半碗，五更天温服尽，至天明可泻下蛔虫一大团，永绝病根。止血：刀伤、枪伤，用榴花半斤、石灰一升，捣和阴干，少许敷于刀伤、枪伤处，立止。鼻衄：用酸石榴花二钱半、向日葵花一钱，晒干研成末，用水煎服。田间劳动，如遇七窍突然出血，可立即采用鲜石榴花或榴叶揉成团塞人。治白发：榴花阴干为末，加少量铁粉，用温开水冲服一年。治摔伤、跌伤:用石榴根老树皮与鸡蛋煮水，然后食鸡蛋。其中的止血、治鼻衄、治白发等疗方，在中国传统的医药典籍中皆有记载。
  石榴在民间医药中的应用，价值最大的是酸石榴，酸石榴可治腹泻，治冻疮。当地百姓至今仍保留着用酸石榴治腹泻的传统，通常做法是用酸石榴皮熬水，再加点红糖，或者把酸石榴仁的汁搦出来用开水冲服。除了治腹泻，酸石榴也可以用来治冻疮。据说，还可用酸石榴皮治春天皮肤皴裂。
  除了以上用途外，人们还物尽其用，将石榴的价值发挥到极致。枣庄人盛食物（如煎饼、烧饼）用的“鳖盖子”或砸石头用的软而细长的棰把都必须用石榴枝条，因为石榴枝条柔韧，结实耐用。此外，上好的石榴木还可以做枕及案面。
  二、石榴与人生仪礼石榴代表多子多福，寓意吉祥，所以，它与婚育等人生仪礼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石梅与婚嫁礼俗在婚嫁中，石榴的影子处处可见。首先，按照枣庄的传统，新娘出嫁的时候，要穿石榴大红袄，如民间歌谣所唱“上穿石榴大红祆，下配着八幅罗裙系腰巾儿”。这种大红祅就是老百姓自己染的大红色嫁衣，一般在女儿出嫁之前，家人都要忙碌着准备这些嫁妆。民间歌谣《小荠菜》所唱的“小荠菜,溜地青，娘在家里染大红。大红祆，绿裙子，打发大妮、二妮出门子”描述的就是这种情景。
  陪送嫁妆中要有红色的石榴花，民间歌谣《十二陪送》唱到：“七月的姑娘要到家,为奴要那春夏秋冬的四季花。见样的花草奴都要呀，要牡丹和桂花，石榴花带荷花，芍药、芙蓉、海棠花哼啊依咳哟，凤蕊、凤仙、鸡冠花啦依咳哟……”或者“七月里姑娘要花草，春夏秋冬四季花。百样的花草女儿都要啊：白线花、牡丹花、石榴花、月季花……福寿双全富贵荣华了呢”。因为，按民间俗语“红花是皇帝，红花辟邪气”，婚嫁之时，带上一朵红艳的石榴花，不仅增添了几分喜庆，还预示了女儿嫁到夫家后，家境上升，日子红火。
  嫁妆中还要有一对绣着大红石榴的枕头或者绣有石榴的肚兜，出嫁的新娘衣袖里还要揣上一对大石榴，讲究的人家还要为出嫁的女儿打造一些石榴形状的首饰，如耳环、发簪等。撒帐的时候也离不开石榴。
  最具有地方特色的是，婚嫁时要打造一铺“百子床”，即在木床上雕刻石榴, 且一般是并蒂石榴。如《撒帐歌》唱道：“并蒂榴，进绣房，伸手打开红罗帐，一朵鲜花坐当央。”按当地传统，新婚夫妻还要在临近卧室的窗外连植两株石榴，称为“夫妻树”，又叫“合欢树”，取“玉种蓝田，永结连理”之吉祥寓意。
  (二）石榴与生育礼俗石榴既代表多子，又能与其他物品组成吉祥用语，所以它在生育礼俗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形成了-系列石榴祈子风俗、石榴贺子风俗、石榴佑子风俗。
  石榴祈子风俗。祈子贯穿于新婚生活的始终，石榴籽粒众多，象征子孙兴旺，所以用石榴祈子非常贴切。在婚礼仪式中，就有很多用石榴祈子的暗示，在新房案头放上切开果皮、露出浆果的石榴，张贴或互赠“榴开百子”的年画，新人头枕石榴大红枕,新娘穿戴石榴红肚兜，于袖中怀揣大石榴等，都含有这种意思。在石榴祈子风俗中，最典型的就是送石榴灯的风俗，即农历正月十五这天，娘家人给刚出嫁的女儿送石榴灯。石榴灯，因其形似裂开的石楷而得名，而且上面要做上一个站立的小孩子，此俗意在祝愿出嫁的女儿早为夫家传宗接代。
  石楷贺子风俗。石榴意多子多福，且能与寿桃、佛手组合，预示福寿双全或多子多福多寿，寓意非常吉祥，所以也是庆贺生子仪式上的重要道具。在枣庄，石榴枕 （王明远摄）庆贺生子的仪式最隆重的就是过满月和抓周。这两个仪式，亲朋好友都要到场庆贺，尤其是孩子的至亲，如姑姑、舅舅、姨姨、姥姥等，他们不但不能缺席，还要赠送重要的礼品，比如长命锁、童鞋童帽、被子等。其中就有一种绣有石榴、桃、佛手“三多”图案的童帽，这种帽子既寓意主家多子多福多寿，又预示小孩长大后福寿双全。石榴锁，最常见的是“三多”锁，寓意同“三多”童帽，有的再加绘上九支如意,在祝福主家或孩子多福多寿的同时，还要祝福他们事事如意。还有一种福寿锁，锁的一面是石榴，另一面是寿桃，意为福寿双全。有的还要镌刻 “连中三元”字样，寄托对孩子的期望。
  石榴佑子习俗。用石榴佑子的习俗来自于枣庄人根深蒂固的“留住”、“留下”的观念。因为在历史上枣庄是动乱区域，秦汉以来，大大小小的战争无一不波及鲁南，又由于地理上的原因，这里处于游击区，群众称之为“滑地”，没有一支军队或一个临时政权在此久驻。而且每“拉一次锯”，就有许多百姓丧生。所以乡民对留住政权、留住生命的愿望特别强烈，尤其是留住孩子。新中国成立前，鲁南地区新生儿死亡率较高，百姓特别希望刚生下来的孩子（不管男孩、女孩）能够留下来。石榴的“榴”谐音“留”，恰好迎合了乡民的这种心理，这就有了一种专门为新生儿做的护身符兜肚，以示对孩子的福佑,那就是“一个石榴九个桃，阎王小鬼抓不着”。兜肚正中央绣一个大石榴，周围绣九个桃子，取石榴的谐音“留”，桃子的谐音“逃”，意为“一个留住，九个逃脱”，当然这个逃脱不是逃跑的意思，而是逃脱鬼魅的魔爪，寓意非常吉祥。
  三、石榴与民间节日石榴的药性、时令性及象征性，使石榴与节日结缘，尤其是与端午节、中秋节。
  (一）石榴与端午节在端午节，扮演节日角色的是石榴花。石榴花可清热解毒，具有药性，又在农历五月开放（民间也因此将农历五月定名为榴月），因此它成了端午节不可缺少的驱邪道具。在民间，石榴花与菖蒲、艾草、蒜头、龙船花4种物品一起构成 “天中五瑞”。
  端午节这天，围绕着石榴花形成了很多习俗：“弃榴花”之俗。即目疾者用榴花拭目，然后弃之，让得之者代其受病。《广群芳谱》曾引用了《居家宜忌》对这一习俗的记录：“病目者，以红絹盛榴花，拭目弃之，谓代其病。” ®这种习俗除了药理外，还具有部分交感巫术的色彩。至今，枣庄地区仍有在端午节这天用石榴花泡水洗脸的习俗。
  悬挂或瓶插石榴花之俗。这个习俗滥觞于一个民间传说。相传，唐代，黄巢起义后，进攻承县（今枣庄）时，经过一个村落，看到一个妇女背上背着一个年纪较大的孩子，手上牵着一个年纪较小的孩子。黄巢非常好奇，就询问其原因。那位妇人不认识黄巢，所以，就直接说因为黄巢起义军杀了叔叔全家，只剩下这个唯一的后代,万一无法兼顾的时候，她只好牺牲自己的骨肉，保全叔叔的骨肉。深谙儒家伦理的黄巢大受感动，他又看到峄城到处都是石榴花，当即告诉妇人只要门上悬挂石榴花，就可以避祸。妇人照着黄巢所说，果然平安无事，并将这种做法告诉了乡人，乡人照做，皆幸免于难。从此，这种习俗保留了下来。据说，这也是当年黄巢未占领鲁南地区的原因。
  制“艾人”之俗。“艾人”，又叫“艾虎”，即将菖蒲、艾叶、榴花、蒜头、龙船花制成人形或虎形，用以辟邪驱恶。
  簪榴花之俗。当地有俗语“五月端午不戴花，死了变成癞蛤蟆”，出于这种观念，在端午节那几天里，人们（主要是女孩）纷纷用菖蒲、艾叶、榴花、蒜头、龙船花制成花环或其他佩饰，争相佩戴。这天，街头巷尾还有出售纸制石榴花的商贩。
  贴钟馗之俗。钟馗本来就是捉鬼能手，能够驱邪保平安，当地百姓认为端午节这天如果张贴一张耳朵旁别有石榴花的钟馗画像，便能辟邪平安。
  (二）石榴与中秋节枣庄人希望团圆，视团圆为人生头等乐事，所以对中秋节非常重视。只要成熟于这个季节，寓意又非常吉祥的果物，都会被拿来祭月。石榴恰好成熟于秋天，果实又呈圆形或椭圆形，大小均匀、形同人齿的籽粒整齐紧密地排列在黄膜隔之、状如蜂巢的“房”中，宛如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同胞兄弟，这些都跟中秋节求团圆的氛围十分吻合，所以石榴是中秋佳节必不可少的供品。这天，枣庄人必用石榴供月，正如许多民间歌谣所唱，“八月十五中秋节，西瓜月饼石榴梨，全家老少来圆月”。按照当地传统，中秋节祭月少不了以下几样供品：取意团圆的西瓜、取意多子的石榴、取意事事如意的柿子、取意长寿的花生（因花生又称“长生果”）、取意早立子的枣和栗子，还有自制的月饼（月饼也称“团圆饼”），总的意思就是希望事事如意、健康长寿，而且子孙团圆、和睦相处。枣庄一带还流行 “榴开百子福，桃献千年寿”的说法，即中秋节这天要将石榴和寿桃摆在一起祭月，祈祥纳福。
  在枣庄，中秋节还有“供点儿”的习俗。这时石榴树也派上了用场。所谓 “供点儿”，即是将家中养的盆栽石榴树、夹竹桃、仙人掌等树木和花丼一并搬出，分置供桌两侧，形成一个小圈，以此点缀环境，为节日增添喜庆气氛。
  四、石榴与民间工艺石榴的吉祥寓意能够表达和寄托人们的愿望，所以它能满足人们对民俗活动的需要。为了满足对民俗活动的需要，人们创作了很多与石榴有关的民间艺术品，如石榴剪纸和石榴刺绣。
  (一）石榴剪纸石榴剪纸多用在婚嫁和节日。在婚嫁中，围绕着多子多孙的主题，图案主要有两种：“榴开百子”和“福寿三多”。“榴开百子”多剪为一个或几个咧开嘴露出籽粒的石榴，寓意多子多孙。“福寿三多”则剪为石榴、桃、佛手，以“佛手” 寓意多福，以“桃”寓意多寿，以“石榴”寓意多子孙，又简称“三多”或“三鲜”。而且，心灵手巧的剪纸艺人为了让这三种新鲜的果品更加形象，便发明了剪染结合的方法，让不同果品着上不同颜色，即使同一果品的不同部位也要染上不同颜色，以表现出分明的层次，整个工艺非常生动形象，也为幸福的婚姻增添了不少浪漫的色彩。除此之外，还有“金鸡石榴”、“水盆石榴”、“对鸟石榴”、“并蒂石榴”、“鸟鱼石榴”、“牡丹石榴”、“鼠捧石榴”等剪纸。
  除了多子多孙的主题外，还有“子孙封侯”，即在石榴果上剪上一只猴子，石榴喻子孙，猴取谐音“侯”，寓意子孙封侯。
  在节日当中，石榴剪纸主要应用于端午节和春节。端午节自然与驱灾避邪有关，常见的有“仙桃石榴”、“娃娃采石榴”、“蝴蝶牡丹石榴”，主要的是要将它们剪成葫芦形状，表示吸走人身上的病气和晦气,保佑多福多寿、人丁兴旺。
  春节在大门上贴的过门笺也经常做成石榴图样，寓意也是多子多福，为家人祈祥纳福。
  (二）石榴刺绣石榴是民间刺绣的常见题材，“六条手巾织得牢，织上石榴共樱桃。樱桃摘了上街卖，落得石榴枝上摇”，反映的就是石榴的刺绣生活。石榴在民间刺绣中的应用五花八门，从帽子花到枕顶花，从鞋垫到云肩，从荷包到腰包，从围脖到门帘，从兜肚到童帽，处处可见。甚至一些小件绣品也会直接做成石榴形状，如针扎。
  至于石榴绣品的图案，则视应用场合而定。石榴绣品的应用场合，除了曰常生活，多为婚嫁，个别是用于士子科考。最能体现石榴刺绣特色的便是婚嫁，女儿出嫁一般都要陪送一对大红石榴枕。石榴枕成双成对，典型的是其中一个绣上“凤穿石榴”的图案，另一个绣上“龙戏莲花”的图案，意为早生贵子；还有的绣上“福寿三多”图案，意同剪纸，多子多福多寿;还有的将石榴与莲花组合，绣在衣服上或枕头上，喻“连生贵子”。为了祝福参加科举的士子一举成功，便有了一种特殊的刺绣，即将石榴与莲花、鹭鸶组合，绣在行囊、荷包或者帽子上，取石榴“子”意，莲谐音“连”，鸾谐音“路”，连起来便表示“子一路连科”。在枣庄，还有将石榴与蝴蝶、牡丹组合起来的绣法，且蝴蝶要绣在石榴的正上方，取直冲而下之势，意为“多子多福，福从天降，落在子上”。
  在民间工艺中，除了石榴剪纸和石榴刺绣外，还有石榴年画。当地有一种非常常见的“榴开百子”毛方子年画，年画中两个胖娃娃作掰石榴状，因此也俗叫“胖娃娃”，专门在婚嫁时贴在炕头上或灯窝子上，寓意十分吉祥。
  第三节民间文学中的石榴文化对石榴的熟悉，促使人们无意识地将其纳人到创作的视野。人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结合当地的历史事件、名人轶事，再将石榴的造型特点、生物特性、口味、来历等揉合其中，创作出了很多情节跌宕、扣人心弦的石榴传说和生动形象、清新活泼的石榴谜语、歇后语等石榴民间俗语，及朗朗上口、诙谐有趣的石榴歌谣。它们成了石榴文化中的精彩组成部分。
  ―、石榴与民间传说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石榴的传说，这些传说借助石榴的生物特征反映人们的是非观和爱憎情感。
  石榴最典型的生物特征就是枝干弯曲盘旋，不成材料，聪明的人们将其想象成爱情受到伤害的结果。在《石郎和榴花》的故事中，石郎和榴花原本是恩爱夫妻，但后来石郎富了，变心了，觉得榴花老了，碍眼了，就故意捉来许多小虫虫,让它们铺天盖地地爬，吓唬榴花；而且明明知道榴花见了木匠就害怕，他找来四五个木匠，整天在家拉大锯、抡斧子，吓得榴花不敢露面；还时不时找茬子打榴花。榴花实在过不下去，有一天换上一身新衣裳，洗了脸，对石郎说：“石郎，你我夫妻不能白头到老了，因为你昧了良心，我也变成丑模样，这是钱财拆散了咱俩。”说完拿起剪刀就往脖子上刺，石郎上前去救，已经来不及了。榴花死后，她的坟头长出一棵石榴树，榴花为了不再受木匠的伤害，故意把自己的树干长得弯弯曲曲，又短又细，不能成材。结出的果子代表榴花那颗纯美的心；厚厚的石榴皮是榴花对爱情忠贞的深情厚谊;红盈盈、水灵灵的石榴籽，是榴花的血水、泪水变成的；紧贴着石榴籽长的那层黄皮，则是榴花和石郎之间的隔膜；石榴上长的几个尖尖的锯齿，记下了石郎对榴花的伤害。民间还传说，榴花和石郎的爱情生活，有甜蜜也有辛酸，所以，石榴的味道有甜也有酸。
  石榴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那就是果实硕大，沉甸甸的既像金元宝，又像石头。相传很久以前，在石榴园的山上，住着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二人结伴放牛，结伴割草。有一天在割草的路上，他们看见一棵即将被太阳晒死的石榴树苗，二人顿生怜爱之心，将其栽好，并经常浇水、施肥，随着石榴树的长大，二人也渐生爱慕之心。但是，女孩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势利、糊涂的老妈妈，一心想将女儿嫁给富人家。可是，这个女孩其志不移，患了相思病，老妈妈看了非常心疼，于是想了个法子骗女儿，说只要男孩能拿出两个大元宝，就同意二人婚事。女孩听了，喜出望外。但是，二人商量了一阵，仍无计可施。这时，女孩拿出早已备好的绳索，对男孩说：“不能在一起，还不如死在一起，免得为难。”说着，就往石榴树上搭绳，可是，每次搭上，绳子都会自动掉下，两人想死都死不成，抱头痛哭。突然,石榴树说话了 ： “你们两个莫着急，我自有办法搭救你们。” 两人听了石榴树开口说话，连忙磕头拜谢。这时，突然从树上落下四个大石榴，一落地便变成四个大元宝。两人拿着元宝，兴高采烈地回去了。其中两个给了女孩的老妈妈，另两个置办了家具，从此二人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为了不忘石榴树的恩情，他们的子孙世世代代都没忘记照料石榴树。至今，峄城男女热恋时，总喜欢在石榴树下定终身，而且结婚时，都要在院中植一棵石榴树。
  后娘现象是百姓生活中一种寻常但又特殊的现象，此类故事在世界各地比比皆是，这类故事多旨在揭露后娘的狠毒。在这类故事中，人们很好地发挥了石榴大如拳、硬如石的特点，将其演绎成备受虐待的子女报复后娘的工具。《小蒿子报仇》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可怜的小蒿子从小失去母亲，受尽了后娘的百般凌虐，最终被后娘害死。冤死的小蒿子想方设法为自己报仇，先变成布谷鸟，后变成青蛙，再变成秋蝉，但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他将自己的灵魂附在院中的石榴果中，用石榴果露出的通红通红的石榴籽引诱狠心的后娘，就在后娘摘石榴时，从树上落下将其砸死。
  二、石榴与民间俗语聪明智慧的枣庄人根据石榴的生物特性如花果颜色、形状，结合相关故事传说创造了很多关于石榴的谜语和歇后语。这些谜语、歇后语或增添了生活的乐趣，或揭示了某种人生的真倚，或启发了人们的智力。
  (一）石梢健语石榴谜语多根据果实形状、味道、花朵颜色、时令及民间故事传说形成。
  1.根据果实形状形成的有：金格橱，银格橱，格格橱里放珍珠。双手打破坛一个，中藏玛瑙珍珠。身穿绿衣裳，肚里水汪汪，生的儿子多，个个黑脸膛。从小一身绿，长大一身红，掰开肚皮看，一朵花儿黄灿灿。黄瓷瓶，口儿小，打破瓷瓶口，挖出红珠宝。千姊妹，万姊妹，同床睡，各盖被。胖娃娃，最爱笑，笑红身子笑破嘴，笑得大嘴合不上，露出满嘴红玛瑙。一屋藏千家，贤愚各自夸，一朝开门去，各自寻亲家。谁说石家穷，家里真不穷，推开金板壁，珠宝嵌屏风。黄葛布，包珍珠，珍珠里头有骨头。格子里，格子外，格子里面种红菜。又能吃，又能带，又能送人又能卖。青枝绿叶开红花，我家园里也有它，张开黄嘴露红牙，生出许多小娃娃。从小到老抓鬏扎，一番秋风红脸颊，团圆和睦同长寿，开口一笑露了牙。满脑点子。石榴成熟（打一成语——皮开肉绽）。花石榴（打一成语——有名无实）。
  2.形状和味道兼而有之的有：黄瓷瓶，口儿小，瓶里装着红珠宝，只能吃，不能带，又酸又甜味道好。黄皮包着红珍珠，颗颗珍珠有骨头，不能穿来不能戴，甜滋滋来酸滋滋。户部一侍郎，恰似关云长。上任石榴红，辞官金菊香。
  4.根据民间故事传说形成的有：院里一棵麻，五月开红花，八月果子熟，嫦娥爱吃它。有一个人想休妻子，在农历八月十五这天晚上，写了一封休书，然后出了一个对联：十五月下写休书。让妻子不许用语言和文字对出下联，若对不上来，就被抛弃。结果妻子端了一盘水果，有石榴、青赛、荸荠、梨。合起来就是下联：十六清早逼妻离。
  (二）石梅歇后语石榴歇后语多根据花朵的颜色和果实的形状形成。
  1.关于花朵颜色的歇后语有：春天的石榴花---心红。
  五月的石權花---越开越红火。
  石榴开花--老来红。
  2.关于果实形状的歇后语有：歪嘴吃石榴——尽出歪点。
  八月的石摘---满脑袋的点子。
  熟透了的石榴——合不拢嘴/咧开了嘴。
  开口石榴——乐果。
  石榴树上挂醋瓶-—又酸又涩。
  三、石榴与民间歌谣生活环境恶劣的枣庄人在繁琐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中，为了增加劳动乐趣，为了宣泄生活烦恼，为了教儿童学语，创作了很多跟石榴有关的民间歌谣,如劳动歌、苦情歌、传说歌、情歌、儿歌等。
  劳动歌，指以劳动生活为内容，并在劳动过程中所唱的歌谣。与石榴有关的这类歌谣多以妇女刺绣生活为主，妇女边刺绣边哼唱这些歌谣，既可以消磨单调枯燥的劳动时间，又可以缓解劳动时的无聊和疲乏，增加劳动的乐趣。如《绣石榴》：五月里来那个石榴花儿红呀，石榴那个树下机杼声呀，织锦那个织上大石榴呀，生出百子叫人心里疼来那个咿呀嗨！再如《十二条手巾》：六条手巾织得牢，织上石榴共樱桃。
  樱桃摘了上街卖，落得石榴枝上摇。
  还有一首《石榴树》，这首歌谣听来十分有趣，却充满了叛逆,透过这首歌谣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旧社会妇女为女红所累，身心受到了严重束缚，因此对苦闷的刺绣生活感到极端厌烦：石榴树，剪子铰，闺女来学巧。
  又怕骂，又怕打，跳了黄河死了吧。
  捞上来水如鸡，哭了一声我的妻，什么大活累得你？刷锅洗碗有老王，看家打狗有咱娘，针线筐来捻线坨，堂屋当门是你的活。
  苦情歌，指反映劳动人民艰苦生活的歌谣。其中有许多是受吃人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不得再嫁的年轻寡妇为了宣泄心中郁闷和苦恼而唱的歌谣。这种歌谣悲凉落寞，读来让人“怆然而涕下”。最典型的莫过于《小寡妇上坟》，歌谣的字里行间都渗透着的凄苦之情，与那火红炽热本代表希望的鲜艳榴花形成鲜明对照：五吧月里哟来，又到五月五呀，石榴开花过上端午呀哎嗨哟。
  一大清早把头梳呀，江米粽子过端午呀哎嗨哟。
  婆母劝俺呀，吃也个吃粽子，咬一口咽不下去，皱皱眉头往外吐。
  小妹吃得甜，嫂嫂吃得苦呀哎嗨哟。
  身子哪就一转又向房屋呀，两眼不住泪扑簌。
  小妹妹爱花也，嫂嫂爱丈夫呀哎嗨哟。
  传说歌，指根据民间故事传说创作的歌谣，或者在歌谣中融汇部分故事或用典。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十二个月》：五月里来石榴花儿开，山伯门前逢英台。
  英台有意露真情，山伯哥哥窍不开。
  再如《唱古人十二个月》：五月里石榴红，潘安赶考进京城。
  路过白云看姑母，得会妙常女花容。
  情歌，是歌唱男女情爱的歌谣,也是男女之间传情达意的最好媒介。如《石榴树》，它在字里行间都透着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情意：石榴树，挂招牌，妹妹做梦哥哥来。
  哥哥要喝龙须面，拿了金盆去洗手，拿了银盆去和面，拿了刀来一根线，下到锅里滴溜转。
  金碗盛，银碗端，端到门外哥哥餐。
  儿歌，即童谣，是在儿童中间传唱，适应儿童身心特点的歌谣。这类歌谣或为了儿童游戏娱乐，或为了儿童学语，或为了启发儿童智力。当地流传着如下一些童谣，听来俏皮活泼：石榴石榴肚皮大，最爱听人说笑话。人家不说他就闹，人家一说他就笑。笑啊笑，笑啊笑，笑得肚皮放了炮。
  石榴妈妈孩子多，孩子一多没法住。一个一个挤得紧，小小屋子都挤破。
  石榴籽儿，石榴皮儿，俺去姥家瞧小姨儿，俺爹叫俺带句话，气得小姨红脸皮，又瞪眼，又伸腿，伸手还拧俺小嘴儿。
  石榴花，头对头，爹爹给我一头牛，姐姐给我一匹绸，哥哥给我白纸扇，嫂嫂给我小丫头。骑着牛，穿着绸，白纸扇面遮日头，后面跟着小丫头。
  大红枕头石榴花，买个烧饼接妈妈。妈妈嫌少，放着接嫂嫂；嫂嫂点灯，碰着先生；先生教书，碰着珠珠；珠珠切菜，一刀切手背。喔吁喂！石榴花开叶儿青，做双花鞋望母亲，母亲担我十个月，哪个月里不担心。石榴裂裂，里面坐个爹爹，爹爹出来买菜；里面坐个奶奶，奶奶出来烧香；里面坐个花娘，花娘出来磕头；里面坐个孙猴，孙猴出来打灯笼。
  挑得挑，落得落，一直落到西南坡。西南坡栽眉豆，开黄花，结石榴。开得黄花俺戴了，结得石榴俺卖了。
  石榴花开朵朵红，蝴蝶写信给蜜蜂。蜘蛛织网挡了路，水淹阳桥路不通。
  第四节文人创作中的石榴文化峄城石榴园，规模庞大，景色绮丽，自然成了当地乡贤游览吟咏的对象。他们借助于生花妙笔，为我们创作了许多描述石榴园美景的作品。
  贾梦龙，明代峄县人，退隐后，经常呼朋引伴至当时已渐成佳境的青檀寺一带，透过其《题青檀寺》®，可见石榴园的旖旎景色：霜叶寒云动夕春，偶从僧刹寄行踪。
  鸣书白石诗留碣，宛转碧溪泉绕松。
  暂放吟眸看野马，还舒老手试屠龙。
  明年载酒寻芳迹，满径榴花春又红。
  作者在携友游览、宴饮大醉后，虽睡眼蒙胧，但心情爽畅，如此美景更加激发起诗人浪漫的情怀，诗人竟情不自禁地发出“紫萸黄菊红榴树，间插冬青，间插冬青，好个乾坤一草亭” ®的溢美之词。有时竟也联想到历史上的缥渺云烟，发出“万绿亭前花柳下，最宜歌舞石榴裙” ®的感慨。
  石屋山泉是如今冠世榴园中的一处重要人文景观，因山麓有泉而得名，又因这位名传后世的诗人而闻名。这里原本是贾梦龙退隐还乡后筑屋谈诗会友的地方。据说，贾梦龙经常携友宴饮于此，席间便吟诗赋文作乐，题材皆取自周边景物，触景生情，率性而发。早年在石屋山西石壁上就刻有贾梦龙描述这周边景色的一首诗，其中当然不乏对石榴园景色的描摹：云边茅屋水边楼，古道西来杜若洲。
  桃榴樱花三月酒，同乡风雨一鱼瓯。
  彩毫编写苍岩壁，青草遥嘶白玉驺。
  山色泉声无限乐，人间此地即丹丘。
  与贾梦龙同时代的另一位乡贤，且亦“以诗、古文辞名®”的潘愚（字颜泉，明代峄县人，曾乡举仕至鄘州，今陕西富县）辞官归乡后也沉溺于听泉看云，兴寄清远，他曾以浅近之语作诗描写石榴园的风景，以抒发深厚之情，难状之境：重阳游已无余兴，今日登临游更欢。
  两度辞归明月径，几番啸彻碧云峦。
  菊萸竞发秋光灿，雕鹩高横眼界宽。
  春暖榴园风景别，莫忘载酒此盘桓。第九章台儿庄大战遗址——亚洲首座二战纪念城市台儿庄是山东省的南大门，徐州的东北门户，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1938年，震惊世界的台儿庄大战使台儿庄一夜之间名扬四海。台儿庄成为中华民族的扬威不屈之地,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兵燹之后，美丽富饶的台儿庄古城变成一片废墟。但是经此一役，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战争遗存和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里有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李宗仁史料馆等纪念设施,有弹痕累累的清真古寺等众多的战争遗迹。现在，每年都举办一系列的活动纪念这场民族战争。
  第一节台儿庄大战前的古城台儿庄坐落在平原沃野，秦汉时期，这里已经形成村落，西汉时先后地属分封国楚国武原县和彭城郡武原县，东汉时属于彭城国武原县，明代归兖州府峄县辖制。由于人烟辐辏，至迟在明代中期便设为集市，称为“台庄集”。至明万历年间，京杭大运河改道经过此地，台儿庄遂发展为水旱码头和商业重镇，人口剧增。正如方志所载：“台庄为峄巨镇，商贾辐辏，富于县数倍。”①台儿庄古城范围，东西长1 公里，南北宽0.5~1公里。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这里建有火车站，中兴公司运输煤炭铁路专线由此通过，并西与津浦铁路相接，南与陇海铁路相连。由于地处大运河水陆码头，交通十分便利。津浦线台枣（庄）支线、台潍（坊）公路在此形成交叉，大运河绕城南而过。民国时期，由于枣庄煤炭源源不断外运，这个鲁南小镇因铁路、公路以及水路交通的便利更为繁华。台儿庄大战前，这里是苏鲁边界重要的商业集镇,有居民3000多户、约20000人，庄外有一圈保存完好的砖木围墙，高约5米，设有6个城门。
  ―、台儿庄城的兴建洳运河开通以来，台儿庄成为南北商贾往来、官民交流的必经之地。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前提，孕育了独特的运河文化和鲁南民俗文化，成为明清十大商帮汇集之地，燕京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融合之地，宗教文化和谐共生之地,八大建筑集中之地。
  正是源于大运河的哺育，促成了台儿庄古城的兴起。台儿庄运河通航第二年（1605)，过往漕船已达到7700余艘，通过漕粮400万石。四方商人开始趋利于此，周边部分农民也纷纷迁居于此，加上码头的搬运工、纤夫、水手、官员、驻军和游客，使台儿庄的人口由原来的几千人一下猛增到2万多人。到“康乾盛世”时已增至5万多人，成为“徐兖间一都会”。
  为了维护商埠秩序和安全，清顺治四年（1647)，兖东道蒋鸣玉上奏朝廷议建台儿庄城。1648年，台儿庄城竣工。主城南傍运河而建，东西长1.5公里，南北宽1.25公里，城墙一丈二尺，护城河宽三丈、深六尺，首尾与运河相接。
  咸丰七年（1857)，由地方圩练长尤训光发起，台儿庄开始由土城墙改建为砖城墙,南北宽1.25公里，周长7.5公里。时建城门6座，现在只有大北门恢复原貌，大南门仅存一段城墙。城内修铺了月河街、丁字街、顺河街等12条街道和2公里的车大路，用以连接各处城门。
  闸官署等军政机构领韩庄至邳州运河段206余里之河务，兼管地方治安并且稽查走私活动。清顺治四年（1647)，峄县县丞雷铨奉令率民筑城，峄县管河县丞署由峄县县城迁移至台儿庄小南门里100米处，占地1亩。其后又相继增设了守备署、总兵行署、参将署等军务机构。康熙年间，县丞署设于城内东南隅，丞署兼管韩庄、万年庄、顿庄、台儿庄地方政务。参将署在台儿庄大街，总兵行署在参将署右，守备署在参将署左。闸官署设在运河南岸兴隆桥村，清末废止。二、运河开通后的台儿庄及其文化景观据《峄县志》记载，“台儿庄跨漕渠，当南北孔道，商旅所萃，居民饶给，村镇之大，甲于一邑，号称天下第一庄”。据1917年对台儿庄的社会经济的一项调查，其有一段对台儿庄的描述：台儿庄位于山东省南端附近，在与江苏省交界的中兴煤矿公司运煤铁道的东南终点和大运河的左岸。距西北方的峄县约六十华里，与西南方的江苏省徐州相距一百三十华里。西北方峄县一带远远可见小山脉连绵不断，南方的江苏和山东两省交界处也有一些起伏的小山。而东北及东南方地势颇为开阔，大运河从西北向东南缓缓而流，展现出万里雄大的气势。由此可想见昔日百帆归来的盛况。向西北去往峄县的途中有一些低洼地，偶然会被水淹，却并不常有。土地肥沃，特别是东南部土质尤好，故而农耕繁盛。这里多少会给人一点南中国的感觉。
  水系码头是台儿庄经济文化繁荣的基础和标志。作为江北水乡、运河古城，码头对台儿庄的经济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鲁南、苏北大多物资在此集散，商号、店铺为了便于从水上装运货物，在月河北岸修筑了一些石阶码头，俗称“水门”。在月河沿岸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的运河码头共有13个，依次为典当后码头、四十万码头、高家码头、阎家码头、彭家码头、郁家码头、双巷码头、王公桥码头、骆家码头、谢家码头、霍家码头、王家码头。
  此外，民国时期还建有中兴公司专用码头。中兴公司于1902年，在台儿庄西1.5公里运河北岸设立分场并建立了专用码头。1912年，台枣铁路通车后，增设炼焦场、码头储煤场、卸煤场等周转基地，占地3〇〇亩，年吞吐量达80万吨。1935年，台赵铁路通车后，铁路运送取代了传统的水运，码头的吞吐量下降，1935年该码头结束了历史使命直至废弃。
  运河的贯通使台儿庄的经济空前的繁荣，在小小的台儿庄城内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业街区，丁字街、月河街、顺河街、车大路、鸡市巷、王公桥巷、银沟巷、箭道街、繁荣街、狗尾巴巷、一步巷等，每条街区都分布着众多的店铺，如丁字街上有“东诚永”、“义丰恒”、“三益祥”、“中和堂”、“德和祥”等6〇余家当铺、钱庄、药店的店铺。台儿庄内城成为最为繁华的区域，据民国时期相关史料记载：内城位于台儿庄停车场东南十二町的地方，连接停车场与内城的道路靠着运河，可通马车。市街从西北沿运河伸到东南，本来外围并无城墙，当地居民认为本地并非为县城治下，于是将所有的小围子沿着运河围起来使之略呈长方形，南部特别坚固，也稍高，在其中数处设置了小门，以方便民船货物的上岸。街道与运河并行，东西大街以外秩序比较混乱，可能因商家大多正在往停车场附近转移的缘故，房子道路都好像不欲加以修缮，散在于各处的仓库也大多空置。东西大街约有一间半房子宽，虽然铺了石头却不加修整，而且因为湿气太重，不够干净。各种商店的主要商品大致是集中在此地的商品，运输业者的栈房多建于运河岸边的垛间，且多采用不成器的材木建成，透风撒气。店面也颇为寂寥，只能由此略微想见昔日的盛况。
  人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运河贯通的台儿庄成为“商贾辐辏，田庐圜匮栉比，亦徐兖间一都会也”。台儿庄从事商业的人数大增，“约台之民，商贾过半”，台儿庄“以区区一隅，中具五民”，形成了东西长2.5公里，南北宽1.5公里，城墙高4米，护城河宽10米、深2米的约4万平方公里的古城。到了康熙年间，台儿庄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6万，流动人口10多万，一派昌盛繁荣景象。
  建筑不仅是人类栖身定居的场所，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由于台儿庄是“大运河的咽喉”、“商贾辐辏”之地，这里建筑风格多样，民居及一些商铺的建筑风格保持南北方融合的特点，既没有北方四合院那样的矜持，也没有江南庭院这般的轻柔，而是同时体现了北方建筑风格的沉稳和江南建筑风格的灵巧。具有 “七分雄，三分秀”的特点，是南北交融、中西合璧的建筑结晶。
  第二节大战遗址台儿庄大战遗址由当时大战最为激烈的几处战斗场所组成，包括清真古寺、中正门、火车站、新关帝庙、运河浮桥、泰山庙、中和堂、弹孔墙等。这些遗迹构成了了解台儿庄大战实战场景的真实完整体系，记录着日军的暴行，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苦难，铭刻着参战将士们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精神。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真古寺清真古寺是台儿庄战役后保留最为完整的一处遗址。由于这里建筑物高大坚固，离中正门最近，又是向城内纵深挺进的必经之路，因此这里成了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是战斗最惨烈的地点之一。
  清真古寺俗称“北大寺”，原是由郁家花园改建而成。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清乾隆七年（1742)由阿訇李中和主持兴建。清真古寺占地面积约38亩，建筑面积800多平方米，内有大殿25间、过厅5间、水房5间，及配房、耳房、门楼等。清末改建成南门楼。1937年，马振堂集资进行了整修。
  台儿庄战役中清真寺是中国军队与日军争夺的重点，当时为第二集团军三十一师一八六团团部的指挥所，是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曾一度为人城日军的指挥据点。为夺回清真古寺，经过了7天7夜的15次进退的拉锯战，守城官兵付出了巨大牺牲，终将寺内日军全部歼灭。西小讲堂在大战时是指挥所办公室，南外墙上弹痕累累，其弹痕特别密集的近1平方米的砖墙，1988年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起走，陈列在博物馆内，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寺中原有4棵古柏，有两棵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幸存的两棵中，西边一棵因烧损过半，干枯龟裂，已于近年枯死。树躯上弹孔累累，弹头历历可见。
  日军溃逃时，放火烧毁寺内楼堂，收复后的古寺，残垣断壁，几成废墟。1942年，马振堂再次集资重修清真古寺，并增建了28米高的四层楼的望月楼。清真寺是台儿庄大战的主要遗迹，也是台儿庄大战的实物见证。曾亲身参战的覃异之、孙连仲之女孙惠淑、池峰城之子池浩，先后前来瞻仰。覃异之先生还即兴赋诗一首：“垂老来游旧战场，弹痕布满寺门墙。当年炮火纷飞地，今日新楼鱼米乡。”二、中正门中正门是台儿庄城池6个城门之一，位于台儿庄老城东北角，清真古寺东北侧约百余米处，中正门城堡上方有巍峨的箭垛。1938年3月24日，日军飞机、大炮、坦克对其进行狂轰滥炸，守门官兵一八六团在团长王震的带领下，以牺牲300多人的代价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并用日军的尸体堵住城墙的缺口。随后几日，日军又多次进攻北门，均被我军击溃。27日，日军2000多人在飞机、大炮和8辆坦克的配合下对中正门轮番进攻，当时守城官兵全部壮烈牺牲。曰军冲进城内，中正门陷人敌手。4月6日，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指挥官兵全面围剿城内日军，一举歼灭人侵北门之敌。中正门作为敌我正面攻守的要塞隘口，损毁最为惨重，成了一片焦土。4月15日，许多中外记者、诗人、作家都来到这里瞻仰。中正门经过台儿庄大战后残破不全，于1945年被拆除，1985年重建。
  三、新关帝庙新关帝庙位于顺河街东侧，清雍正十三年（1735),由晋商集资修建。因台儿庄城内原有关帝庙，故名“新关帝庙”，又称“山西会馆”。该庙占地2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035平方米，初建有春秋楼、关公殿、匾棚、东西配房。春秋楼为5间大殿，楼上悬挂关公巨幅画像。关公殿为3间，有关公及关平、周仓塑像。新关帝庙每年农历五月十三举办庙会，吸引四方商贾、八方香客，十分热闹。
  台儿庄大战期间，城防司令王冠五的一八六团团部设于庙内，指挥巷战。在战斗最为惨烈的时刻，我守军伤亡达80%,日军一度占领台儿庄四分之三的领土，我军仅据东南一隅。在这种情况下，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即将师指挥部迁至新关帝庙。指挥全城官兵收复台儿庄并取得大捷。在新关帝庙内，抗日将士们组织了57人的敢死队，由王范堂率领，在关公像前宣誓：“不成功便成仁，决不生还见我长官。”敢死队们头戴钢盔，身背长枪，手提大刀，身上挂满手榴弹，分路插人敌人侧背，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敢死队员受伤倒下了，便拉响身上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经过1个多小时的肉搏拼杀，夺回了城西北角阵地。此后，池峰城又组织残余士兵、宣传队员、担架队员、炊事员一齐出击，一夜收复台儿庄四分之三，为反攻击溃日军打下了基础。因新关帝庙是我军重点坚守地段，其部分建筑得以保存，现存关公殿和3块乾隆年间的石碑见证了台儿庄大战的激烈，已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火车站1912年，中兴煤炭公司在台儿庄建有南北2个火车站，现遗址为北站。当时北站建有哥特式大楼1座，上下40余间房屋,通讯设备齐全，客货运输繁忙。台儿庄大战期间，车站是运送士兵和给养的要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师长池峰城特意派一八二团配备防御炮车守卫车站。激战期间，车站成为日军攻击的重要目标，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日军连续几天派出重兵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强攻，在站台楼房被炸塌的危急情况下，团长韩世俊仍率部死守，英勇抗击。二营营长颜省吾在腹部中弹、肠子流出的情况下，一手捂肠，坚持指挥战斗，以100多名战士的生命代价，终于保住了这个车站。
  战时池峰城曾带领武汉文化界慰问团郁达夫等人登上火车站站房楼观战，被日军发现，连射几炮，幸亏池将军反应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蒋介石曾亲临火车站观察战事，李宗仁在站牌下留影，这都成战后台儿庄火车站为台儿庄大捷的永恒纪念，永载史册。
  战后台枣支线及火车站遭到严重破坏，于1945年拆除。1995年复建，现为李宗仁史料馆，内设史料、文物、图片、影视等展厅，向世人再现当时的珍贵史料以及李宗仁生平和回归大陆时珍贵的史料镜头。李宗仁的遗孀胡友松女士受聘为名誉馆长。在台儿庄火车站旧址，铺设有50米长的铁轨，陈列着一台20世纪20年代的老火车头。
  五、运河浮桥运河浮桥位于台儿庄古城南部，是当年大战时中国军队利用运河码头上的台阶，以木船和木板南北铺设而成的，主要是为运河南岸进城增援部队急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938年4月3日，日军重炮猛轰围墙，2000余人冲进庄内，在战斗最为惨烈的时刻，池峰城毅然下令炸毁了唯一的运河浮桥，背水一战。运河浮桥的炸毁，断绝了退路，更加激发了抗战将士们的斗志。士兵们抱着必死的信念与日军展开战斗，午夜时分，官兵手持大刀，杀人敌阵，一夜收复被侵夺的阵地。
  六、泰山庙泰山庙又名“泰山行宫”，亦名“泰山奶奶庙”，位于小北门内侧，箭道街东侧，现回民小学位置。创建于明正德年间，万历二十六年（1598)重修，占地约2000平方米，瓦房55间，建筑面积826平方米。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四月十八为庙会，方圆百里内外僧侣、香客、商贾纷至沓来，四方民众扶老携幼，簇拥台城，多达十万之众，热闹非凡。
  台儿庄大战中泰山庙为敌我争夺的重点，曾一度被日军盘踞。坚守台儿庄北门的一八六团一营在王震团长和姜常泰营长的指挥下顽强抵抗，并在城北门外与日军展开白刃战。一营是新兵，入伍才半年，几乎全部牺牲在台儿庄北门。当晚，日军突破小北门，躲进小北门附近的泰山庙。为了夺回日军盘踞的重要据点，裴克先连长率领八连冲人泰山庙，与敌展开了肉搏战，八连100多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王震团长亲率将士围攻泰山庙之敌，终将其消灭。双方死伤之惨重，亦为罕见，庙舍多被摧毁。1950年改建小学校，其西墙碑上弹痕清晰可见，记载着当年激战状况。
  七、中和堂和弹孔墙中和堂药店位于丁字街南首路东，建于1908年，是滕县中和堂药找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创办的分店。台儿庄大战时，中和堂是新关帝庙的屏障，敌我双方为争夺这座建筑，付出了惨重代价。3月27日，日军攻入城内，抗日将士们曾与日军在丁字街发生巷战。中和堂门前的丁字街上尸体遍布，血流成河，战争场面极为惨烈。药店墙上还能看到弹孔等战争留下的痕迹。
  弹孔墙在丁字街袁家后巷李敬善老人家中阁楼的墙上，有两处弹孔密集的墙面，面积为10多平方米，比清真寺弹孔砖墙面还要密集数倍。
  台儿庄大战，遗留下来了53处战争遗迹，十分珍贵。这些战争遗迹，不仅数量多，而且保存完整，在亚洲乃至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第三节亚洲首座二战纪念城市台儿庄是中国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第一场胜利的所在地，也是亚洲唯一的二战纪念城市，每年人们都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緬怀为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而英勇献身的先烈先贤们。
  一、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为緬怀历史，弘扬民族精神，纪念台儿庄大战的胜利，对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在台儿庄城区兴建了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永远纪念大战的抗曰英雄。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占地3.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台儿庄古运河畔，与大战时的火车站隔河相望。整个纪念馆融展览馆、档案馆、书画馆、影视馆、全景画馆为一体，气势雄伟，庄严肃穆，陈列着台儿庄大战时中日双方资料实物600余件，台儿庄大战参战将士及家属、著名书画家和知名人士的书画作品1000余件。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馆前38级台阶意为战争于1938年爆发，24根银色立柱表明中华民族威武不屈，顶天立地，永远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台儿庄大战纪念碑的碑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撰写，中国书法协会秘书长权希军书写，碑名由张爱萍将军题写。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展览馆共分3个展室。第一展室主要介绍“大战前的态势”和“光辉的序幕战”。第二展室介绍“辉煌的台儿庄歼灭战”，收录了大量当时的战斗照片、战斗报道以及我殉国官兵的遗物。展厅内中还播放当时荷兰和美国的战地记者拍摄的两部纪录片。第三展室介绍的是“同仇敌忾，共御外侮” 和“日军暴行”以及“台儿庄大捷的巨大影响”。展示内容包括当时报纸对台儿庄大捷的报道，国共双方军政要员对台儿庄大捷发表的电文题词，庆祝台儿庄大捷以及鲁南人民支援抗战的照片。
  书画馆珍藏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部分台儿庄大战参战将士及其亲属、著名书画家和有关知名人士的书画作品。展览馆内还陈列着台儿庄大战时中日双方的文字史料、照片、实物600余件。其中有李宗仁在指挥台儿庄大战时用过的文房四宝、收音机、公文包和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先生的银质像章以及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使用过的床、办公桌、梳妆台等实物。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全面展示了台儿庄大战的历史，展示了中国人民团结御辱、同仇敌忾的民族气节，是民族精神的一座丰碑。二、李宗仁史料馆李宗仁史料馆由程思远题写馆名，李宗仁先生的遗孀胡友松女士受聘为名誉馆长。史料馆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由4个展室和1个影视厅组成，全面介绍了李宗仁的一生。陈列李宗仁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200余幅，文史资料1000余份，遗物和珍贵文物60余件，珍贵录像带1盘。第一展室介绍了李宗仁的故乡家世，以及两次北伐战争的史实。第二展室主要是李宗仁与台儿庄大捷及其后从政的经历组成。第三展室展示了李宗仁回归大陆的情况。第四展室是晚年生活的资料。影视厅保存了李宗仁回国时的实况录像等纪实片，再现了李宗仁“青春戎马、晚节黄花”的传奇经历。所展实物均由李宗仁的遗孀胡友松女士捐赠，属海内外首次展出的精品。胡友松曾长住馆内,2008年去世。
  李宗仁史料馆是台儿庄大战遗址参观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开馆以来，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海内外游客来此参观游览，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增进民族自信心的教育基地，是积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促进海峡两岸交流、团结全国人民的一部具体教材。
  三、大战遗址公园台儿庄大战遗址区的53处遗迹是全世界唯一大面积保存二战遗址的区域。这些战争遗迹是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为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弘扬战争中的民族精神，枣庄市政府在原有遗址的基础上，规划建设了台儿庄大战遗址公园，完好保存弹孔墙等战争遗址。同时，建立台儿庄大战日记纪念馆，搜集中日参战将士在大战期间写的日记，表现我军将士为了民族生死存亡而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精神，表现侵略战争带给中日两国人民的灾难。
  台儿庄大战中，为国捐躯的3万烈士是中华民族之骄傲，值得两岸同胞永远緬怀。台儿庄抗日英雄纪念碑与和平广场，是缅怀先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大战遗址公园以断垣残壁的形式，展示了台儿庄大战的实地实景，让观者身临其境，直观形象地了解台儿庄大战的历史景况。
  四、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台儿庄大战也是国共精诚合作的结晶。这场战役的胜利震惊中外，在世界反法西斯历史上具有扭转形势的地位。经此一战，中国抗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声援，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
  2008年，中共枣庄市委、市政府于台儿庄大捷70周年之际，同时抓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有利时机，借助台儿庄大战的影响优势，以重建台儿庄古城为契机，以国共合作、台儿庄大捷的光辉历史为纽带，在台儿庄搭建海峡两岸交流平台。把台儿庄建成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弘扬台儿庄大战英勇不屈的伟大民族精神，发挥其在新时期统一爱国战线的重要凝聚作用。
  2009年，经国台办批准，全国首个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在台儿庄成立，这座昔日缔结国共精诚合作结晶之地，再为海峡两岸交流书写新的篇章。台儿庄大战不仅是抗日战争的转折点，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转折点，作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标志性建筑——“复兴楼”于2010年5月4日举行了奠基仪式。“复兴楼”由海峡两岸知名专家联袂设计，由台湾著名建筑设计师刘育东和大陆著名古建筑设计专家时匡联袂设计，体现了海峡两岸的合作与交流。规划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共有7层，总高度为45米，“45”代表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主体高度为38米，“38米”代表发生在1938年的台儿庄大捷。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为复兴楼奠基，并题词：“古贤名教富北辛，厚土奇峰泽鲁南。”在复兴楼附近，正在建设的中华海峡两岸交流暨国共合作纪念馆，用来展示两岸交流的历程和国共合作的成果，介绍台儿庄在海峡两岸交流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国内首家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的历史作用。
  中华民族具有保存历史记忆的优良传统，也是一个善于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的民族。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历史记忆的教育功能具有不可替代性，完整的历史记忆不仅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体现，也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在中华民族战争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台儿庄大战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台儿庄大战中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团结统一精神、无私奉献精神、不怕牺牲精神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发扬和升华。这些精神都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目前，台儿庄大战遗址旅游区是中国100个著名的红色旅游区之一，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台儿庄大战遗址为中心建立的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是国家确定的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也是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台儿庄作为亚洲首座二战纪念城市的意义也就在于此。第十章名胜古迹与地质奇观枣庄自然风光旖旎多彩，山川雄奇，河湖映衬，风光秀美，地质奇观久负盛名。山岳景观有抱犊崮、翼云山、莲青山；水文景观有大运河、微山湖红荷湿地、岩马湖；地质景观有熊耳山国家地质公园、青檀峡谷；生物和特色农业景观有冠世榴园、万亩梨园、万亩荷塘以及运河边上的古村庄、山谷中的葡萄村等。人文景观的丰厚与深邃，自然景观的雄奇与秀美，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枣庄绚丽多彩、奇妙壮观的文化景观。
  第一节抱犊崮与道教建筑抱犊崮以优美的环境和险要的地势而成为隋唐至明清时期鲁南地区道教的中心，抱犊崮也因其“崮型”地貌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而被称为“天下第一崮”，素有“鲁南小泰山”之美誉。
  一、抱犊胜景抱犊崮位于枣庄市山亭区境内，距市驻地23公里，属鲁中南低山丘陵区，为沂蒙山余脉，山体南北走向，与临沂接壤，于1992年经国家林业局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
  抱犊崮从古至今，几易其名。汉代称“楼山”，魏晋时期叫“仙台山”，唐宋时称“抱犊山”，明清时期为“君山”。清光绪《峄县志•山川》记载:昔有隐者王老，抱犊耕种其上,后仙去，因得此名。于是，这座山就被取名为“抱犊崮”。清代诗人雷铙专门作诗描绘了这件事：“遥传山上有良田，锄雨耕云日月偏。安得长梯还抱犊，催租无吏到天边。”抱犊圖地质奇特。它的岩层不是齐全完整的层层叠加，而是中间存在空缺，跨度非常大,上面是青色的，属沉积岩，地质年代距今约5.6亿年，下面是红色的，属火成岩，地质年代距今约26亿年，两者之间相差20多亿年，是难得一见的地质景观。主峰海拔584米，居沂蒙七十二圍之首，为鲁南第一高峰，是 “崮型”地貌的典型代表，总面积665.5公顷。这里山势奇崛，雄秀险峻，植被丰富，生态原始，森林覆盖率达96.8%,是山东省内罕见的种植有亚热带树种的天然杂木林汇集区。现有各种自然生植物165科、627种，野生鸟兽类138种，其中属国家保护的有14种。抱犊圍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空气湿度大，含氧量高,是超级“天然氧吧”。且自然生态系统保存完好，四季分明，风光各异：春报桃李争艳放，夏暑浓荫不侵肌，秋染红叶醉霏芳，冬雪绽玉松梅奇。
  明清时期因抱犊崮居鲁南群山之首，其山形如峨冠博带、正襟危坐的谦谦君子,故美其名曰“君山”。《峄县志•山川》云：“君山有抱犊崮，壁立千仞，去海三百里，天气澄朗，海上望之宛然在目。”①抱犊圍山势陡峭如壁，登山仅一石径。圍顶平田数十亩，有水池两处，深数尺，当地人称之“天池”。“其山自麓至巅，壁立数千仞，独西北岩石中坼，昔人凿为磴，方可容足，游者皆缘之以上。顶方平，广袤数十亩。中构石屋三楹，奉天神像，亦刻石为之。僧徒云，山高风烈，祠数修数败。旁一石池，仅四五尺，大旱不涸，井深丈余，水清碧不可穷。”②站在崮顶探出绝壁的“望海石”上，极目远眺，顿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豪气，群山逶迤，如狼奔豕突。据说在雨过天晴黎明时分登山，则可望见烟波浩渺的黄海。在深秋初冬时节，常可领略到云海翻腾的壮观景象。“君山望海”奇观被古人列为古“峄县八景”之冠。此外，抱犊晨曦也蔚为壮观，晴日的早晨登临崮顶观云海日出，只见云水一色，曦晖初显，一轮丹阳冉冉跃出云海，堪与泰山日出相媲美，故雷铙赞曰：“峭壁早邀沧海日，方台平宿泰山云。阳侯十二皆东走，坐老乾坤是此君。”抱犊崮是一座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为一体的名山，二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景观众多，如珠落玉盘，美不胜收。主要景点有清华寺、巢云观、巢云洞、竹林庵、吕祖洞、会仙亭、桃源洞、试剑峡、阴阳界、黄龙洞、泻月浸云、仙人醉卧、十八罗汉洞、天梯等。二、革命摇篮抱犊崮以天险著称，峰高地偏，远离城邑，聚啸山林，易守难攻。在此，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惊心动魄的战斗。清代鲁南幅军起义，即以抱犊崮为山寨，长期与清军在此周旋。制造震惊中外的“民国第一案”临城劫车案的“山东建国自治军”也在此筑寨聚义。
  最令人称道的是这里的红色文化。1935年，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派郭子化等人到抱犊菌山区开展农村工作，建立了鲁南第一个党支部。1939年，罗荣桓带领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进驻抱犊崮山区，相继建立了苏鲁支队、运河支队、鲁南支队，开创了抱犊崮山区的革命新局面。同年，八路军在抱犊崮山下南泉村建立了鲁南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峄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第一个鲁南农村基层党组织——大兆庄村党支部。这里因此被称为“鲁南小延安”。1942年7月，刘少奇同志来到枣庄,高度赞扬了抗日武装，称峄县政府是全国的模范政权。刘少奇同志离开枣庄去延安时，铁道游击队沿途护送，停宿抱犊崮山下小北庄村。同年12月下旬，新四军军长陈毅也被护送经抱犊圍山区赴延安，留下了《过微山湖》这首著名的诗篇：“横越江淮七百里，微山湖色慰征途。鲁南峰影嵯峨甚，残月扁舟人画图。”二、道教福地抱犊崮又有“洞天福地”之誉。山中道教宫观、佛教寺院依山而设，比邻而居，和谐相生，香火兴旺。
  崮东麓有灵峰寺。从寺中残存的碑文看，寺庙始建于汉，历代王朝“敕封榜谕”，几经修葺，现存遗址佛楼门匾上清雍正皇帝亲笔御书“释迦文佛”，被古今渴求功名的善男信女顶礼膜拜。灵峰寺鼎盛时期，殿宇轩昂，气势宏丽，300余僧人咸集于此，拜佛诵经，香烟缭绕。后庙宇毁于战乱，现存有佛楼、钟鼓楼遗址、佛造像碑、柱础及石碑等。
  抱犊崮最负盛名的还是道教。道观有二，分别名叫清华观与巢云观，“皆在君山麓，邑八景之一，俗所谓上观下观也”。巢云观又称“三清观”，坐落在崮西南麓的一条深涧里。抱犊崮远离尘嚣，山深林静，环境非常适合道士们修炼，久而久之，这里就发展成为一座道教名山，成为道家“七十二福地”之一。西汉刘向的 《列仙传》、东晋葛洪的 《抱朴子内篇•金丹》、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清康熙年间东轩主人所著《述异记》等典籍中均有记载，把该山与泰山、华山、峨眉山一起列为“图经宇内三十二福地”、“海西第一洞天”。
  巢云观的名字来自观后石壁上的一个天然石洞，洞中经常有云雾喷出，使整个道观笼罩在云雾之中，就像人间仙境一样。巢云观又被称为三清观。三清观始建于隋唐时期，是鲁南、苏北地区的道教圣地。它依山而建，两进院落，有三清殿、碧霞阁、观音殿等殿宇房舍23间，总面积1000多平方米，另有一处西花园。主殿三清殿，从左至右依次供奉着主宰万物生成的太清道德天尊、主宰阴阳未判混沌时期的玉清元始天尊、主宰阴阳始判天地形成时期的上清灵宝天尊，并称“三清”，为道教最高神。东配殿里供奉的是圆通自在天尊（即观音菩萨）与碧霞天尊。佛道两家共奉观音，是这一带佛道两家交融共同发展的产物。
  三清观院子中有一棵银杏树，树高24米，胸围4.6米，树龄有1000多年。它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见证了抱模圍的沧海桑田和道教文化的源远流长。
  第二节龙泉古寺与龙泉塔龙泉塔位于滕州城东郊、荆河西岸，是滕州城地标性建筑。每当斜阳夕照，万道霞光里，荆河波光粼粼，古塔巍巍高耸，塔影与波光相映生辉，蔚为壮观，被古人称为“塔影高标”（又称“浮屠峙玉”），为古滕八景之一。
  龙泉塔原是龙泉寺里的一座佛塔，寺中殿宇已不复存在。明万历《滕县志》载：“又大泉水，时漂民居，故建塔以镇之。龙泉之名盖亦有自云。”塔名的由来可能与水有关，但其真实含义更与佛教有缘。
  巢云观据明宣德三年（1428)的重修龙泉塔碑记：“尝闻之，昔阿育王所造塔八万四千，弥布天下，上方明刹，皆所以藏释迦佛祖舍利而建也。然兹塔之建虽莫考其详义，亦不过如是而已。”碑记中所提及的阿育王是古代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又被称为“无忧王”。阿育王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定佛教为国教，并在各地修建了许多佛教寺院和佛塔。
  龙泉塔为砖石结构的密檐式佛塔。塔身造型端正，特别高大，门窗、柱子、斗拱及佛龛、佛像等雕饰都集中在这里，是整个塔的重点。塔身安置于石砌的须弥座上。前有塔室，后有塔门，内置螺旋式砖阶可以攀登至顶。龙泉塔造型浑厚，结构巧妙，技艺高超，古朴庄重，是中国北方密檐式佛塔的佳作。
  龙泉塔建于何时？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散失，至今仍无定论◦据清道光《滕县志•艺文》载，滕县八景中有以《浮屠峙玉》为题的诗：“久随韦肇快题名，卓立龙泉奠此氓。翠挹群峰齐毓秀，影浮七级独含清。凌云更作拏云势，就曰应同捧日情。风过金铃音袭袭，顿教俗耳洗琶筝。”诗中提及的韦肇，据文献记载是唐大历年间（766~779)人，曾任中书舍人、秘书少监等官职，掌诏令、宣旨、接纳文表图籍等事。据考证，韦肇还是“雁塔题名”之风的创始者。滕县建塔，请求韦肇“题名”也就合情合理。况且是“久随”，主办人与韦肇友情很深。他题写的“龙泉塔”在塔奠基时已“卓立”于龙泉寺内。据此推断，龙泉塔可能在唐元和年间县城东移后建筑而成，距今约有1200余年。
  千百年来，龙泉塔饱受风雨侵蚀，尤其是经受了清康熙年间大地震的考验，仍能巍然耸立，这即与当初建筑质量好有关，也与不断维修分不开。明宣德三年（1428)塔亦渐圮”，千户蔡祜、首事僧无文等募助重修。清道光年间，龙泉塔顶倒塌，当地人又捐资修复。
  1938年3月，在著名的台儿庄大战前奏的滕县保卫战中，日寇对滕县城内狂轰滥炸，古塔饱受战火的摧残，塔刹倾毁，挑檐、斗拱脱落，塔身千疮百孔，伤痕累累。20世纪80年代对其全面维修，龙泉塔更加雄伟肃穆，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荆河之滨。
  第三节青檀寺与青檀精神青檀寺因青檀树而闻名，为鲁南地区规模较大的一座佛教寺院。“青檀秋色”为古峄县八景之一，是人文景观和自然山水完美结合的地方。青檀树因其独特的生存环境和别具一格的风骨气质而为人们所称颂，称其为“青檀精神”。
  一、青擅古寺鲁南古刹青檀寺位于枣庄峄城西约3.5公里楚汉两山的狭谷中，坐落在青檀山前。据《峄县志.山川》卷记载：“又西七里曰青檀山，亦名云峰山。旧有云峰寺，唐时立，今圮。与汉王山对峙，高峻相亚。青檀寺在北岩下，邑八景‘青檀秋色’。檀皆生石上，枝干盘曲如虬龙，数百年物也。”青檀寺在唐朝以前名“云峰寺”，后来山谷遍植青檀树，遮天蔽日，故改名为“青檀寺”。从唐代到宋元时期,寺庙香火日盛，谷中置寺庙多处，故有“僧屋如巢”之说。到明、清时期，此地为文人墨客、达官贵人游玩赏景吟咏的胜地。清末民初，寺毁于兵火。
  现青檀寺为1985年重建。门坊三门四柱双垂飞檐斗拱，为木质结构与钢筋水泥混合结构的仿古建筑。门上方一黑色大理石镶嵌横匾，题“青檀秋色”四字，为原浙江省副省长刘亦夫书。门坊内是长约1.5公里的狭谷，谷内树龄在千年以上的青檀树有36棵，百年树龄的不计其数。狭谷尽头即为青檀寺。庙门匾额“青檀寺”3个字，为著名书法家舒同手笔。寺院占地面积1050平方米，建筑面积330平方米。主体建筑为大雄宝殿5间，飞檐斗拱，殿内供奉三世佛。殿前院内有一株银杏树，树龄逾千年，至今干壮叶茂。殿前有一龙窑泉，水从大殿基地流出，常年不涸。西有3间配房，东有长亭。亭旁的东山岩壁上有文峰山人题写的摩崖石刻“忘归”、“龙”二处。因为青檀寺环境清幽，文人墨客常到寺里吟诗作赋。明代文学家贾三近还成立了青檀诗社，定期邀请好友来此一展诗才。贾三近有多首咏青檀寺的诗，其中一首写道：秋风古木前朝寺，僧屋如巢自在栖。
  黄叶拍天丹灶冷，青檀绕殿碧云齐。
  幽人到处鸟鸣谷，樵子归时鹿饮溪。
  尽曰烟霞看不足，买田结舍此山西。
  金秋送爽之时，青檀山层林尽染，丹霞万朵，山谷中红枧、银杏、青檀红黄绿三色交相辉映，倒映在波光潋滟的青檀湖水之中，别有一番情境。幽谷、古寺、湖光、山色构成了古峄县八景之一——“青檀秋色”。在青檀寺,每年有春秋两次庙会。春季庙会在清明节，秋季庙会在农历九月十九观音菩萨出家日。每逢庙会，山谷中人山人海，香客结伴而来，焚香礼佛，登高聚会;文人高士吟咏泉林，把盏临风。当晚霞退尽，皓月升起，游人依卧山石，赏明月，听泉鸣，温馨惬意，韵味无穷，恍若置身桃源仙境！二、青擅与岳飞养眼青檀，又名“翼朴”，榆科青檀属，是我国特有树种，零星或成片分布于19个省、区。青檀是落叶乔木,高可达20米，性属阳，常生于山麓、林缘、沟谷、河滩、溪旁及峭壁石隙等处，成小片纯林或与其他树种混生。青檀的适应性较强，喜生于石灰岩山地，也能在花岗岩、砂岩地区生长。较耐干旱瘠薄，根系发达，常在岩石隙缝间盘旋伸展。生长速度中等，寿命长，种子天然繁殖力较弱。花期在4〜5月，果实于8〜9月成熟。青檀木材坚实质密，韧性强，耐磨损，可为家具、农具、绘图板及细木工用材。茎、皮、枝皮纤维为制造书画宣纸的优质原料，用青檀皮做的宣纸因吸附力强、寿命长而享有“纸寿千年，墨韵万变”的美誉。至今，山东等地庙宇中仍留有千年古檀树,其中以枣庄峄城区青檀寺中的青檀最负盛名。
  青檀山崖壁陡峭，怪石嶙峋，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那些青檀悬于山崖，树干执著地顺着崖壁的缝隙攀援而上，在坚硬而冰冷的岩石中生生撑出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轨迹，如虫L龙腾空，似孔雀开屏。枝枝杈杈从峭壁中奔涌而出，盘旋而上，肆意张扬着坚韧的风骨和旺盛的活力。
  青檀树的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往往使人浮想联翩，或以树喻人，或以树悟事。青檀树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和自强不息的坚韧性不知被多少人所感悟。名将岳飞在此“养眼”的故事，更使“青檀精神”有了深厚的底蕴。据传，南宋初年，岳飞北上抗金,驻兵峄县一带。由于他的战略计划遭到掣肘，精忠报国的心愿难以实现，心急如火，染上眼疾。青檀寺的一位方丈知道后，把岳飞请到青檀寺，用山泉水煎煮青檀叶，为他洗涤消火。清幽静谧的青檀山谷,平息了他胸中的烦躁;清爽的檀叶水，祛除了他的眼疾；檀树的不惧严寒酷暑、坚韧不拔的精神，更使他“壮怀激烈”，越发坚定了他的抗金斗志。第四节永乐北征与权妃墓权妃墓，当地人又称为“娘娘坟”，位于枣庄市峄城区西15公里处的娘娘坟村。墓封土堆高约8米，底周60余米，上面长满松柏。此处三面环山，东有狮山，西有象山，背靠白茅山，左右各有一条山溪，潺潺泉水在墓前汇成一泓碧波缓缓南去。山水环绕之中，权妃墓如山丘一般凸起在平地中间。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使此处形成了“群山环抱，泉水奔流，二龙戏珠”之风水宝地。正因如此，权妃死后，方家踏遍方圆百里，才将此地选为葬骨埋香之所。正是“左狮右象充守卫，三山一水葬皇娘”。
  一、权妃入明宫明成祖朱棣登基后，权妃来到了中国宫廷。
  永乐六年（1408)，明成祖派内使黄俨等人出使朝鲜，赏赐朝鲜国王花银1万两、丝50匹、素线罗50匹、熟绢100匹，作为对朝鲜国王向大明朝廷献马的回报。朝鲜政府通告各地方官府：“更于大小守令品官、乡吏、日守两班、乡校、生徒、百姓各户，如有姿色，一皆采择。如有隐匿或有针灸、断发、贴药多方规避者，论如律。”通过这一强制手段，朝鲜选出了5名秀女，权妃即工曹典书权执中之女，时年18岁。
  5位淑女人宫后，权氏被册立为贤妃，权妃的哥哥也因此被授予光禄卿之职。五人之中，永乐皇帝最宠爱权妃。权氏“姿质秣粹，善吹玉箫。帝爱怜之” ®。朱棣见到她，问她有何所长。她拿出随身携带的玉箫吹奏，窈渺多远音，朱棣大为高兴，把她选拔在众妃之上。因当时掌管后宫的徐皇后已经去世，成祖便让权妃接管后宫之事。宁王朱权曾写宫词描绘道：“忽闻天外玉箫声，花下听来独自行。三十六宫秋一色，不知何处月偏明。”“魷鱼窗冷夜迢迢，海峤云飞月色遥。宫漏已沉参倒影，美人犹自学吹箫。” ®权妃聪慧美丽、知书达理、优雅迷人、兰心蕙质、风姿绰约，因此她不仅宠冠后宫，而且很少离开成祖身边。就连金戈铁马的战争生活，权妃也陪侍左右，足见成祖对权妃的宠爱。
  二、青山葬“皇娘”永乐八年（1410)十月，明成祖率50万大军北征蒙古，权妃随侍成祖深入漠北。这次北征以明军的大获全胜告终。成祖率军班师回朝，走到山东临城时，权妃突然罹患重病，不治身亡，这时权妃才22岁。
  关于权妃猝死的原因，在《李朝太宗实录》中有两条记载。其一，据《李朝太宗实录》“十四年（永乐十二年）九月”条记，权妃为什么突然死去，起初无人猜疑。但一次吕美人和权贵妃两家的奴婢在吵骂中透露了不寻常的消息。权贵妃入宫时，皇后徐氏已死。朱棣让她接替皇后，掌管六宫之事。吕美人对此十分不满，曾面责权妃说:“有子孙的皇后也死了。你管得几个月，这般无礼！ ”于是，吕美人串通宦官金得、金良，从一个银匠家里借来砒霜，研成粉末，放进胡桃茶中送给权妃吃了，权妃因而毙命。朱棣得知此情后，大怒，将内官、银匠一并处死。吕美人在宫的从人也一起被杀，牵连被诛杀者达数百人。另一处见《李朝世宗实录》“六年（永乐二十二年）十月”条，“贾人子吕氏人皇帝宫中，与本国吕氏以同姓结好，吕氏不从。贾吕蓄憾，及权妃卒，诬告吕氏点毒于茶进之。帝怒，诛吕氏及宫人数百余人”。后一种结论是权妃、吕美人等被选入宫后，又有商人之女吕氏被选人宫。吕氏因与吕美人同姓，欲相结好。但吕美人不乐意，吕氏因而怀恨在心。后来权妃猝死，吕氏便乘机诬告吕美人毒死了权妃，而朝鲜吕氏实际上是清白的。
  权妃病故后，明成祖朱棣遂命随臣及地方官吏寻山觅林，查看风水宝地，建立陵寝，于是选中了峄县境内白茅山前埋葬权妃，并下诏当地官府出役看守坟茔。
  当地有这样的民间传说，在权妃死后，数万将士感于她的贤德，星夜兼程，从几十里外的微山，用战袍兜来沃土，一点点堆成这巨大的坟茔。明成祖亲自守陵不忍离去。权妃夜间托梦劝夫南归，于是成祖只好选黄、王二姓4位士卒护林守墓，洒泪回朝。600年的风雨沧桑，当年守墓的黄、王二姓人家，至今仅存王姓一脉。经过一代代繁衍生息，当年守墓之所，已发展成为几百户人家的村落。娘娘坟就是这个村庄的源头，娘娘坟顺理成章也成了这村庄的名字。
  权妃死后，明成祖极为伤心，曾打算将来把权妃迁葬在徐皇后陵中。因为思念权妃，明成祖对她的哥哥更加厚待。在授予其诰命时，明成祖含泪伤叹，悲痛得说不出话来：“永均（权妃之兄）曾拜光禄职，未授诘命，至是赐之。其待遇之厚，倍于前日。帝赐言之时，含泪伤叹，至不能言。”①明成祖因权妃而喜欢上朝鲜民族饮食及文化习俗，直到晚年还想念权妃，说：“朕老矣，食饮无味。”“权妃生时，凡进膳之物，惟意所适;死后，凡进膳、造酒，若浣衣等事，皆不适意。”青山有幸埋“皇娘”。权妃死于宫外葬于民间是她的大幸。600年的尘世沧桑，当地的村民依然守护着她的坟茔，依然在代代传颂着她的贤德。
  第五节莲青山与鲁王墓莲青山地处滕州市最东端东郭镇与山亭区店子镇境内。其峰景、谷景、水景、林景、石景、洞景等自然景观，集雄、秀、险、奇于一身，博得了 “山地景观大全”之美誉。莲青山古墓的发现更为其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莲青山脉总面积140平方公里，莲青山峰多、谷多、洞多，号称“九十九顶莲青山”。《滕县志•山川志》记载：“九十九顶莲青山，岿然如屯云，主峰摩天岭。”主要山峰有莲花峰、大寺峰、玉女峰、摩天岭；主要峡谷有通天大峡谷、情人谷、槐花谷、莲花池峡谷、南北耩沟、葫芦套、陡沟谷、行水谷、椅子圈谷等；著名的山洞有桃花山洞、万人洞、仙人洞、水帘洞、华佗洞等。
  莲青山是一个植物王国，其森林覆盖率为93%,各类树种和植物有113科520种，其中林木主要有油松、赤松、侧柏、火炬树、杜仲、美国湿地松、红叶枫等；果树众多,其中上百年树龄的树木就有3万株;天然药材有300多种。其中，四季常青的松柏微风吹过，飒飒作响，形成“松涛”之景观；又因奇石遍布、山峰林立，远望如一望无际的大海，故有“旱海”之美称。
  莲青山有玉女城及古墓一座。据明万历十三年《滕县志•古迹志》记载：“纪王女城在东莲青山，即玉女城。”玉女城又称“皇城”，位于莲青山山脉上，择地势险峻而建，背依主峰，面积33万平方米。城前建有御桥，桥前有一小山作为屏风，构成“三山加一头”之地势。当地有“皇城地势三山加一头，御桥二龙交须游，不出王公就出侯”之说。
  古墓依山而建，凿山为陵，“玄宫”后建有月牙形“宝城”，为典型的明代王陵建筑格局。墓圹为14x14米的方形墓穴，深12米。前有东西两个墓道，西墓道居中，宽2.3米，深9.2米，向下通到砖券窑洞式墓室中。墓前有呈中轴对称的大面积陵园享殿建筑群，排列明楼、御桥、东西神厨、神库等祭祀建筑，近10万平方米的陵园遗址被内外两道墙垣围起，地面散落大量的建筑青砖、石础和瓦片。考古工作者在清理被盗古墓时，发掘出多个明代陪葬仪仗陶俑及雕有龙纹图案的瓦当、石刻、涂金红漆木制品等。综合地面陵园建筑特点分析，属于明代藩王级陵墓。
  在清理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该墓已多次被盗,共有新旧盗洞7处，墓室内没有棺椁和尸骨，仅存1个陶罐和3片红漆涂金木条，墓门上方盗洞处发现几个具有明代服饰特征的陪葬陶俑。
  在发掘中也发现了诸多疑点和谜团，如该墓先后曾有过两次砌筑痕迹；前墓有圹无葬，后墓使用了前墓的墓圹和建筑材料；在两墓及陵园遗址中没有找到任何圹志和碑文，在当地各种文献、方志中也查不到对莲青山古墓的任何记载。但从陵墓的建筑规格、占地面积、使用材料、丧葬用品推断,墓主至少是明代藩王一级的皇室成员。如此浩大的工程，在短时间内难以建成，却又被破坏成一片废墟，考古专家推测，显然是出于政治原因的人为破坏。
  莲青山大墓由于先后经历过两次建筑，因此不排除同一圹墓坑中曾先后葬过两人，也可能是一个墓主曾被二次埋葬。考古人员在墓室外的墓门上方发现了几尊约20厘米高的陪葬陶俑，从陶俑服装打扮，特别是其中一尊陶俑所戴的明代特有官帽上判定出该墓的朝代。
  明代鲁藩王世系从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第十子朱檀被封为第一代“鲁荒王”起，到南明永历七年（1653)最后一位“鲁安王”朱以海自去监国号，前后共283年，传10世13王，贯穿整个明代，这在明代藩王世系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崇祯十三年（1640)，肃王子朱以派袭封为第十二代鲁王。此时，中原大地上已经到处是农民起义的武装，其势不可阻挡，关外的满洲人正人边犯境，大明政权已摇摇欲坠。
  据史料记载，崇祯十五年（1642)十二月，清兵攻打兖州城。刚上任不久的兖州知府邓藩锡积极筹备防守，当时城内粮饷紧张，邓藩锡几次劝鲁王从府中大量财富中拿出部分以激励军民共同抗敌，而鲁王朱以派竟一毛不拔。邓藩锡拿出自己多年积蓄和募集的有限财物激励将士，组织敢死队，趁黑夜从城墙上袭击清营,杀清兵千余人，但后来清兵收买城中内奸，终于将城池攻破。邓藩锡及参议王维新、滋阳县知县郝芳声等人殉国。鲁王朱以派也自缢身亡。不久清兵退出兖州。山东巡抚向朝廷奏报了兖州战情，朝廷谥朱以派为安王。
  考古人员发掘时发现，墓室门用多块方木排列封堵。该墓虽被盗过，但也没发现遗留的尸骨和残木棺碎片，墓室空空，出土的6个陶俑也是在墓室上方的土层里。综合分析，该墓并没使用过。
  2004年,滕州市文化局邀集考古专家、相关领导及滕州市的历史研究者、爱好者等，举行了“莲青山大墓发掘研讨座谈会”。经综合考证，该墓是明代末期未完工的王陵，正因为未建成、没埋葬使用，所以明清《滕县志》《兖州府志》就没有记载。这座未完工的王陵应该是鲁王朱以派的陵墓。由于清军攻占兖州，朱以派遭突发事件死亡，所以这位鲁王最终没能人葬为他营建的王陵。
  第六节熊耳山裂谷与康熙七年郯城大地震遗址熊耳山大裂谷是全国少有的一条由地震形成的天然大裂谷，为我国东部地区唯一一个保留完好的地震山体崩裂遗迹，也是目前发现的全国最早的可以与地震史料、世代口传相互印证的特大地震山体崩裂遗迹。因此，它具有很高的自然遗产价值及自然科学价值，也是罕见的自然地貌景观及人文景观。
  一、熊耳山大裂谷奇观熊耳山位于枣庄市山亭区东南部北庄镇，主峰海拔高度为483米，东西绵延6公里，南北宽2公里，呈东西走向，因其主峰远看像一只大熊耳朵，故被称为“熊耳山”。《峄县志山川》记载：“熊耳山，城北六十五里，巨梁山之右，界牌岭之南，高耸巍峨，周围岩石削立数百丈，惟前鸟道可上。”熊耳山属鲁中南低山丘陵区，是泰沂山脉南部的圍型山体。2002年，熊耳山大裂谷及距其东南方向约8公里的抱犊崮被国土资源部正式确定为“熊耳山一抱犊崮国家地质公园”。
  大裂谷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有其特定地质条件、构造活动背景及动力学成因。大裂谷发育在5亿年前，当时这里发生了大面积的海侵，海水带来大量的泥沙、砾石，并逐渐沉积。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的沉积，松散的沉积层逐渐变成了坚硬的岩石。此后，地壳上升，海水退去，这里又形成了古陆地。到了大约1亿年前，发生了非常强烈的“燕山运动”，鲁中南山区深受影响，地形由此变得高低起伏，由古陆地变成了丘陵。这种丘陵地貌，上面为石灰岩，其质地脆硬，抗风化力较强；其下为泥质页岩，其质地软散，易于风化剥蚀。经过亿万年地壳运动及侵蚀，形成了特有崮形山顶。漫长地质时期的风化侵蚀作用使熊耳山形成一些大型的节理、裂隙及溶洞，使之具备了山体崩塌的条件。在1668年郯城8.5级特大地震袭击时熊耳山受严重冲击，最终形成了如今“山东仅有、国内罕见”的熊耳山大裂谷地震遗址，堪称“天造地设”、“鬼斧神工”之作。
  熊耳山大裂谷在熊耳山崮形山顶南麓，时断时续，裂谷可分两条:一条为东西走向，为主干裂谷，长约六七百米，其东段为溶洞，熊耳山裂谷并穿山而出；另一条支裂谷是主干裂谷的分叉，为南偏东方向，长约100米，两谷斜插相连，错落有致，俯瞰又似两条吞云吐雾、播云洒雨的蛟龙，故被称为“双龙大裂谷”。熊耳山大裂谷实际为裂谷与溶洞相伴相连组合而成，自西而东大体可分四段。西面人口一段，南北石壁峭立，高三四十余米，谷底宽两三米至七八米，两边石壁上绿树青藤掩映，谷内清凉幽静。第二段裂谷断开，为山崩奇观，北侧为造型多样而湿润的土黄色钟乳石壁，恰如冻结的黄冰正在融化;南侧一半山体则已全部崩塌，从山头到山脚，满山遍野奇形怪状的巨石呈扇形叠错散布，大者重达千吨，山腰处有一块巨石被称作“万人抬”，意即需要一万人才能抬动，小者几十吨，石石相叠，形态各异，杂乱无序，巨石中还夹杂着零落的石碾和石碓，这一片大面积崩塌被称为“龙抓崖”，这便是典型的塌崩地质灾害遗迹。第三段裂谷复杂多变，时收时展，窄处不足1米，下有分支，上有悬石，或双面岩壁叠错，或钟乳与石壁对立，或两边皆钟乳，忽明忽暗，阴阳相间。第四段实为与裂谷相连的狭长而险峻的山内溶洞，顺湿滑阶梯而下，窄处仅容一人通过。
  二、“山川易景”的康熙七年郯城大地震郯城大地震，发生于清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1668年7月25日），波及陕西、山西、辽宁、河南、湖北、江西、浙江、福建、安徽、江苏、广东等10多个省的410多个县及中国东部海域和朝鲜半岛，破坏区域纵长千余公里，面积达50多万平方公里。郯城地震高达8.5级，这是我国东部唯一一次8.5级地震。震后，我国华东、华北地区乃至朝鲜半岛500余种县志、方志、碑文、诗文等都对这次地震作了详尽的记载,其中有破坏的记载达150余县。《滕县志》记载，滕县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的城池“周五里许，高三丈五尺，阔一丈五尺，门楼四，角楼四，堡二十四，池深一丈五尺，广一丈五尺。地震城崩，砖石尽倾”。邳州寨山摩崖石刻文曰：“戊申季夏，山东同时地震，房屋倒塌，压死人民不可胜数。较之嘉靖年压死汪槐野、韩苑洛、马伯循之变为更甚焉。清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时地震，丙午举人雷亨坤书，本山主持道士栗教成勒。”……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
  郯城大地震在给人们带来无尽灾难的同时，也不经意间创造了许多自然奇观。2000年春发现的熊耳山大裂谷,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有史料佐证的特大地震山体崩裂遗迹，也是这次大地震“山川易景”的极好见证，1668年郯城大地震造成山崩地裂现象的神秘面纱也随即被揭开。
  三、大裂谷成因当地流传这样一个凄楚的故事：熊耳山脚下原有一个6户人家的小村庄，叫毛家村。一天夜里，忽然地动山摇，随着一声巨响，山崩地裂，整个村子被埋在大石堆下，除了一个外出串乡的货郎和一只猫幸免外，村内其他所有生灵全部遇难。货郎悲痛地远走他乡，而那只猫死也不肯离去，过了许久，猫的悲惨叫声还常常传到邻村。这个故事世代流传，无疑具有真实性。在“龙爪崖”的巨石堆中有一个半露的石碾槽（这种石碾槽是这一带百姓祖祖辈辈碾米的必用工具,一般置于村口），它的槽沟光滑，磨用痕迹清晰明显，证实这里的确曾有一个小山村，石碾槽也曾使用过很长时间。它静静地躺卧在巨石堆下，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无言地诉说着那场毁灭性灾难。现在，在熊耳山巨石堆南面300米左右的一个村子叫毛宅村。村里人都说，祖先是地震后迁来的，因震后新建的村内已无毛姓人家，故改“毛家村”为“毛宅村”，意思是此地附近曾有毛姓的老宅子。这个故事传说在时间与1668年郯城大地震年代相符，也与康熙《峄县志》记载相吻合。实物证据、口传历史、文献记载印证了这一看法的合理性。
  大裂谷各处两壁岩石棱角较新鲜清晰，特别是大裂谷上部有的局部岩石仍断而未离，“藕断丝连”，两边岩性完全一致，是裂谷形成年代不远的证据。此外，易于风化破坏的钟乳石石壁现在仍然基本完整无损，裂谷两侧岩石顶部覆盖的黄土厚度也相当，这都说明大裂谷形成年代不长，且是一次形成的。
  大裂谷两壁错动方式复杂，以张性开列为主，也有垂直下滑，还有水平左旋错动，说明裂谷形成的动力学过程十分复杂。这些都被认为裂谷和山崩为1668年郯城大地震所造成的证据。显然，雷击不可能形成数百米长的裂谷。洪水可以造成岩体张性开裂以及重力作用下的垂直滑动，但不可能造成岩体水平左旋错动，何况山顶很难汇集大量洪水，从而也很难形成数百米长的裂谷。只有大地震发出的强烈纵波（能引起地面上下运动）及横波（能引起地面水平运动），结合该处特有的山体地质构造特点，才能产生熊耳山大裂谷如此复杂错动结果，形成熊耳山大裂谷这一奇观。
  熊耳山大裂谷奇观是十分珍贵的自然遗产，具有很高的观赏和研究价值，当地政府加大了对这一珍贵自然遗产的保护和研究的力度，在此建立了地震与地质科普教育基地，把地质、地震、地理、历史、人文教育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游客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理性与实践相结合的现场式的直观科学教育，使他们获取感性与理性紧密结合起来的地震及地质等综合性科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