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清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掌管国家外交、军事、经济大权。为加强国力，李鸿章先后在全国各地建工厂、开金矿、修铁路、办学堂，积极扩大“自强求富”的洋务事业。现代工业需要煤炭做燃料，枣庄煤炭储量丰富，煤质优良，成为李鸿章的首选。光绪四年（1878)，他上奏朝廷，调任东明知县米协麟等人到枣庄集资兴办煤矿，设立“官窑总局”，对煤炭生产、运输、销售给予优厚待遇，促进了枣庄采煤业的发展。
一、李鸿章与峄县中兴矿局李鸿章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所谓“和戎”，就是对外不可“轻言战争”；所谓“变法”，就是引进西方的先进设备和管理方法，发展工业，增强国力。他先后开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津浦铁路等企业，创建了北洋海军。多种工业都需要煤炭做燃料，当时虽有“洋煤”进口，但供不应求。一些外地的官僚和富商，看上了储量丰富、煤质优良的枣庄煤田。光绪四年（1898)，李鸿章上奏光绪皇帝批准，选派直隶东明知县米协麟、候补知县戴华藻到枣庄，会同煤商金铭、王曰智、李伟、朱采等筹办峄县中兴矿局。筹集股银10万两，购买机器，组建房屋，于光绪五年春设立了“官窑总局”。次年，中兴矿局正式成立，戴华藻任总办（数年后，由其弟戴睿藻接任）。光绪七年（1881)，为扩大股本，先后函请湖南提督周盛波、通永镇总兵贾起胜，直隶候补道张莲芬、江苏补用同知陈德浚等一批官员，集股金5.6万两白银，购置4台抽水机和部分提升设备。因陈德浚占有股金万余两，成为南股的代表人物，矿局便出现了南股、北股之分。光绪八年（1882)，中兴矿局将冬庄所产原煤运往南京和天津制造局试用，天津制造局评说:“较日本上等煤尤佳，与英国松白煤相仿。”光绪九年（1883)，李鸿章向朝廷奏准，中兴矿局所产煤炭，仿照台湾、开平、湖北等处，每吨完出口正税银一钱，各省兵商、轮船、机器制造局用煤，准其一律免税。这些优惠措施，降低了成本，促进了中兴矿局的发展。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的《捷报》载：“山东峄县的煤矿甚为活跃，很多的大沙船装载上等煤炭，运往清江浦。”李鸿章在《峄县开矿史》中指出，该处地瘠民贫，自矿务局略有起色，赖以生活者数千家。此时，中兴矿局共建煤井12处，用工人数超过8000人，日产原煤120余吨。
光绪十九年（1893)六月十四日早班，半截筒子小窑发生水灾，造成百余名矿工溺水而死，引起四周乡民骚动。为平息事态发展，李鸿章以戴睿藻办矿不善为由，将其撤职。不久，南股、北股之间因利益之争导致矛盾激化，中兴矿局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二十四日停办。
二、张莲芬与华商自营的中兴公司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桿然侵占了胶州湾。第二年，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把山东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李鸿章在签订《胶澳租借条约》之后，在济南传信给峄县知县：“邑境矿质盛美，久为外人所羡，宜急会同地方绅耆，筹款兴办，以得利源而杜隐患。”此后，德国四次派人到枣庄进行地质勘查，托人买地，觊觎侵占。原矿局的一部分股东担心煤矿被德人侵占，禀请王文韶、荣禄等路矿、通商大臣批准筹招股东续开枣庄煤田。因为种种原因，迟迟没能实施。金铭、李朝相等人电告张莲芬。张莲芬接到电报后，“诚恐匪人勾引外夷占夺佳矿”，便连夜在天津会馆召开紧急会议，筹划商议由开平局大股东、总办直隶矿务督办张翼出面，禀告北洋通商大臣荣禄，以“张莲芬才识兼优，操行可信”，委其“克日”前往峄县，对枣庄煤田进行全面勘查。®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莲芬与德国驻天津税务司德璀琳达成到枣庄合办煤矿的议案，华方筹资120万元，德方筹资80万元，以每百元为1股的方式各自发行股票，筹集200万元，组建“德华中兴煤矿有限公司”。总部设在天津，张莲芬任华总办，德璀琳任洋总办，规定洋总办“许其稽核钱银出人等事，但不得揽权掣肘”。华德两方职员，一视同仁，在张莲芬督导下工作。1008年，华方筹资赎回了德股，成为完全由华资经营的煤矿，定名“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有限公司”（简称“中兴煤矿公司”）。改总办制为总理制，张莲芬为总理。独立后的中兴煤矿公司，为增加煤炭产量，扩大利润，从德国进口了先进设备，自备发电厂，先后建起了南大井、台枣铁路和津浦铁路临枣支线，借助铁路和运河航运，形成了北自天津、南至浦口的千里大市场。
三、中兴公司与民国军政要员
中兴公司的创建和发展，正处在国家动荡时期，面临5000年未有之变局。辛亥革命之后，军阀势力割据一方，国家没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时代夹缝中，中兴公司为了生存和发展，选择军政要员做公司股东，既吸纳了社会资本，又扩充了社会关系，借助其势力保护公司利益。这是中兴公司的高明之举，也是历史的选择。
1915年，因总矿师高夫曼的失误，南大井发生透水事故，导致499名矿工遇难，200多人受伤。公司因此停产数月，高夫曼辞职。年底，公司创办人和总理张莲芬忧郁而死。1916年11月，董事会选举北洋军政要人、早在1909年就是中兴公司大股东的徐世昌为董事会长。当时，曾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朱启钤，正遭通缉，徐世昌故意让朱启钤代他行使职权。1918年5月，徐世昌辞去董事会长职务。6月，朱启钤当选董事会长兼总经理，聘请戴绪万为驻矿经理。1918年10月，徐世昌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仍然是中兴公司的股东。
1919年初，曾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投资60万元，人股中兴公司。6月，当选为董事会长。1922年，在直隶军阀支持下复任总统的黎元洪，仍然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28年1月逝世，连任4届董事会长，成为任期时间最长的董事会长。黎元洪在任期间，力主实业救国，是中兴公司走向兴盛的关键时期。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在1925年的第15次股东大会上当选为董事，一直连任到1937年。1925年8月，军阀张宗昌到中兴公司敲诈勒索，公司以资助军饷的名义转给张宗昌10万银元，张宗昌仍不罢休,借口中兴公司矿警队勾通土匪，将武装全部缴去。中兴公司通过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干涉，迫使张宗昌归还了公司矿警的枪支。
1928年4月，蒋介石派军委1后勤部长俞飞鹏等人组成“整顿中兴煤矿委员会”，来到枣庄，进驻中兴公司，接收了煤矿的经营管理权，并在临城、徐州等地设立专门运销机构，封存现有煤炭，不准公司销售，在上海登报出售中兴公司的30万吨存煤（价值300万元）。曾任国民政府财政次长的钱新之出面说情，公开电告蒋介石，为了保证这些银行的利益,要求留煤抵债，并允许中兴公司恢复生产。同时，在国民政府的国务会上提案，阻止接收和干涉中兴公司。双方在上海通过谈判商定，中兴公司一次性交给当局100万元，以充军饷。因为暂时交不出现金，致使谈判破裂，蒋介石以“中兴公司是军阀奸商，朋比为奸，背约要挟，企图阻挠军饷”为由，下令没收中兴公司的全部财产。钱新之策动9家银行联名致函蒋介石，要求政府在接管中兴公司之后，承担所有义务，履行所定各项契约，偿还中兴公司积欠的500万元债务。与此同时，中兴公司还先后请黎元洪、宋子文直接给蒋介石疏通,迫使蒋介石收回成命。经过通融，中兴公司用预售存煤的方式筹集现金45万元，从银行借来55万元期票，交给“整顿委员会”。
1928年11月，中兴公司改组董事会，钱新之当选董事、总经理，中兴煤矿公司总部由天津迁到上海，钱新之在总经理的位置上，一直坐到1948年6月。
中兴公司在风云变幻的时局中兴业的历程，见证了一代民族资本家富国图强的追求。在积贫积弱却刚愎自用的朝廷、虎视眈眈的外国列强、保守的地方势力、贪婪的军阀等合围下，以张莲芬、朱启钤、钱新之为代表的实业家，前赴后继，排除万难，利用各利益集团的分合来运作社会资本，使这一民族工业的明灯照亮了旧中国的暗夜。
一、李鸿章与峄县中兴矿局李鸿章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所谓“和戎”，就是对外不可“轻言战争”；所谓“变法”，就是引进西方的先进设备和管理方法，发展工业，增强国力。他先后开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津浦铁路等企业，创建了北洋海军。多种工业都需要煤炭做燃料，当时虽有“洋煤”进口，但供不应求。一些外地的官僚和富商，看上了储量丰富、煤质优良的枣庄煤田。光绪四年（1898)，李鸿章上奏光绪皇帝批准，选派直隶东明知县米协麟、候补知县戴华藻到枣庄，会同煤商金铭、王曰智、李伟、朱采等筹办峄县中兴矿局。筹集股银10万两，购买机器，组建房屋，于光绪五年春设立了“官窑总局”。次年，中兴矿局正式成立，戴华藻任总办（数年后，由其弟戴睿藻接任）。光绪七年（1881)，为扩大股本，先后函请湖南提督周盛波、通永镇总兵贾起胜，直隶候补道张莲芬、江苏补用同知陈德浚等一批官员，集股金5.6万两白银，购置4台抽水机和部分提升设备。因陈德浚占有股金万余两，成为南股的代表人物，矿局便出现了南股、北股之分。光绪八年（1882)，中兴矿局将冬庄所产原煤运往南京和天津制造局试用，天津制造局评说:“较日本上等煤尤佳，与英国松白煤相仿。”光绪九年（1883)，李鸿章向朝廷奏准，中兴矿局所产煤炭，仿照台湾、开平、湖北等处，每吨完出口正税银一钱，各省兵商、轮船、机器制造局用煤，准其一律免税。这些优惠措施，降低了成本，促进了中兴矿局的发展。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的《捷报》载：“山东峄县的煤矿甚为活跃，很多的大沙船装载上等煤炭，运往清江浦。”李鸿章在《峄县开矿史》中指出，该处地瘠民贫，自矿务局略有起色，赖以生活者数千家。此时，中兴矿局共建煤井12处，用工人数超过8000人，日产原煤120余吨。
光绪十九年（1893)六月十四日早班，半截筒子小窑发生水灾，造成百余名矿工溺水而死，引起四周乡民骚动。为平息事态发展，李鸿章以戴睿藻办矿不善为由，将其撤职。不久，南股、北股之间因利益之争导致矛盾激化，中兴矿局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二十四日停办。
二、张莲芬与华商自营的中兴公司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桿然侵占了胶州湾。第二年，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把山东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李鸿章在签订《胶澳租借条约》之后，在济南传信给峄县知县：“邑境矿质盛美，久为外人所羡，宜急会同地方绅耆，筹款兴办，以得利源而杜隐患。”此后，德国四次派人到枣庄进行地质勘查，托人买地，觊觎侵占。原矿局的一部分股东担心煤矿被德人侵占，禀请王文韶、荣禄等路矿、通商大臣批准筹招股东续开枣庄煤田。因为种种原因，迟迟没能实施。金铭、李朝相等人电告张莲芬。张莲芬接到电报后，“诚恐匪人勾引外夷占夺佳矿”，便连夜在天津会馆召开紧急会议，筹划商议由开平局大股东、总办直隶矿务督办张翼出面，禀告北洋通商大臣荣禄，以“张莲芬才识兼优，操行可信”，委其“克日”前往峄县，对枣庄煤田进行全面勘查。®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莲芬与德国驻天津税务司德璀琳达成到枣庄合办煤矿的议案，华方筹资120万元，德方筹资80万元，以每百元为1股的方式各自发行股票，筹集200万元，组建“德华中兴煤矿有限公司”。总部设在天津，张莲芬任华总办，德璀琳任洋总办，规定洋总办“许其稽核钱银出人等事，但不得揽权掣肘”。华德两方职员，一视同仁，在张莲芬督导下工作。1008年，华方筹资赎回了德股，成为完全由华资经营的煤矿，定名“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有限公司”（简称“中兴煤矿公司”）。改总办制为总理制，张莲芬为总理。独立后的中兴煤矿公司，为增加煤炭产量，扩大利润，从德国进口了先进设备，自备发电厂，先后建起了南大井、台枣铁路和津浦铁路临枣支线，借助铁路和运河航运，形成了北自天津、南至浦口的千里大市场。
三、中兴公司与民国军政要员
中兴公司的创建和发展，正处在国家动荡时期，面临5000年未有之变局。辛亥革命之后，军阀势力割据一方，国家没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时代夹缝中，中兴公司为了生存和发展，选择军政要员做公司股东，既吸纳了社会资本，又扩充了社会关系，借助其势力保护公司利益。这是中兴公司的高明之举，也是历史的选择。
1915年，因总矿师高夫曼的失误，南大井发生透水事故，导致499名矿工遇难，200多人受伤。公司因此停产数月，高夫曼辞职。年底，公司创办人和总理张莲芬忧郁而死。1916年11月，董事会选举北洋军政要人、早在1909年就是中兴公司大股东的徐世昌为董事会长。当时，曾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朱启钤，正遭通缉，徐世昌故意让朱启钤代他行使职权。1918年5月，徐世昌辞去董事会长职务。6月，朱启钤当选董事会长兼总经理，聘请戴绪万为驻矿经理。1918年10月，徐世昌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仍然是中兴公司的股东。
1919年初，曾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投资60万元，人股中兴公司。6月，当选为董事会长。1922年，在直隶军阀支持下复任总统的黎元洪，仍然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28年1月逝世，连任4届董事会长，成为任期时间最长的董事会长。黎元洪在任期间，力主实业救国，是中兴公司走向兴盛的关键时期。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在1925年的第15次股东大会上当选为董事，一直连任到1937年。1925年8月，军阀张宗昌到中兴公司敲诈勒索，公司以资助军饷的名义转给张宗昌10万银元，张宗昌仍不罢休,借口中兴公司矿警队勾通土匪，将武装全部缴去。中兴公司通过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干涉，迫使张宗昌归还了公司矿警的枪支。
1928年4月，蒋介石派军委1后勤部长俞飞鹏等人组成“整顿中兴煤矿委员会”，来到枣庄，进驻中兴公司，接收了煤矿的经营管理权，并在临城、徐州等地设立专门运销机构，封存现有煤炭，不准公司销售，在上海登报出售中兴公司的30万吨存煤（价值300万元）。曾任国民政府财政次长的钱新之出面说情，公开电告蒋介石，为了保证这些银行的利益,要求留煤抵债，并允许中兴公司恢复生产。同时，在国民政府的国务会上提案，阻止接收和干涉中兴公司。双方在上海通过谈判商定，中兴公司一次性交给当局100万元，以充军饷。因为暂时交不出现金，致使谈判破裂，蒋介石以“中兴公司是军阀奸商，朋比为奸，背约要挟，企图阻挠军饷”为由，下令没收中兴公司的全部财产。钱新之策动9家银行联名致函蒋介石，要求政府在接管中兴公司之后，承担所有义务，履行所定各项契约，偿还中兴公司积欠的500万元债务。与此同时，中兴公司还先后请黎元洪、宋子文直接给蒋介石疏通,迫使蒋介石收回成命。经过通融，中兴公司用预售存煤的方式筹集现金45万元，从银行借来55万元期票，交给“整顿委员会”。
1928年11月，中兴公司改组董事会，钱新之当选董事、总经理，中兴煤矿公司总部由天津迁到上海，钱新之在总经理的位置上，一直坐到1948年6月。
中兴公司在风云变幻的时局中兴业的历程，见证了一代民族资本家富国图强的追求。在积贫积弱却刚愎自用的朝廷、虎视眈眈的外国列强、保守的地方势力、贪婪的军阀等合围下，以张莲芬、朱启钤、钱新之为代表的实业家，前赴后继，排除万难，利用各利益集团的分合来运作社会资本，使这一民族工业的明灯照亮了旧中国的暗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