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晋“永嘉之乱”(311)发生后,先后有匈奴、鲜卑、氐、羌、羯5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十几个政权相互攻杀,中原陷人分裂局面近130年,此后又经历了170多年的南北朝对峙,彼此军事冲突不断,战火从未熄灭。
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析置兰陵郡,今枣庄市地属兰陵,郡治就设在承县(今枣庄市峄城区驻地)。北魏一度废弃,东魏武定五年(547)复置,直至隋开皇三年(583)又将兰陵郡改为鄯州。十六国时期,兰陵郡先后处于后赵、前燕、前秦、后燕等政权势力范围。南北朝时又相继被东魏、北齐占领。由于地处南北争锋地带,因而饱受兵戈蹂躏。正如清光绪《峄县志•杂记》所言,当时“兵争日剧”、“受兵祸最惨”。长期战争不但对历史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还破坏了社会经济和社会秩序。自战国以来,兰陵被誉为“经学之乡”、“多学之地”,由于长期动乱,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遭受空前冲击。然而,烽火岁月也造就了将才,一批武将在率庄大地应运而生,成为乱世中的风云人物。
第一节北人南侵对枣庄的冲击晋惠帝司马衷在位期间,发生了“八王之乱”,历时16年之久。其中最活跃的人物东海王司马越,其封地就在鲁东南一带。司马越两次从东海起兵,一度控制了西晋中央大权。大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也加速了西晋王朝灭亡,少数民族贵族势力乘虚而入,枣庄一带遂成为北方政权控制的领土。一、经济的萧条与衰落西晋初年,由于朝廷重视农业,督劝郡县开荒,“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以当时鲁南来说,因地处平原丘陵地带,又有河沼分布,百姓可以从事以农业为主的多种经营,生活相对稳定。晋惠帝永兴元年 (304),东海王司马越在诸侯王争战中失利,返回封地重整旗鼓。他在下邳(今枣庄市台儿庄南)扩充实力后,再次起兵杀入中原,当时鲁南一带许多男子被强征人伍,家家户户还要为军队提供粮草。正当西晋王室自相残杀之际,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中原人民头上,活动在中国北方的匈奴大单于刘渊自称汉王,不久在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自立为帝。与此同时,乌桓羯人乘虚人塞,卷人中原动乱,辽西鲜卑也兵指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永嘉五年(311),东海王司马越举兵征讨羯人首领石勒,因病死于项城,部众遭到石勒围杀,“勒以骑围而射之,相践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司马越所部士兵至此死亡殆尽。此后,中国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中原陷人分裂混战局面近130年。
长期战争摧毁了社会经济,到处兵荒马乱,百业凋敝,黎民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据《晋书•食货志》记载,当时北方各地“府帑既竭,百官饥甚,比屋不见火烟,饥人自相啖食”,“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发生在十六国时期的战争属于民族战争,其特点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仇杀,各族贵族势力为了既得利益而疯狂掠夺人口、财富和地盘,采用军事统治和民族压迫手段维持政权,将北方各族人民推人战乱、流离、饥饿和痛苦的深渊。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将大量农田辟为牧场,导致传统农耕区日益退化缩小,通都大邑夷为废墟,商业经济也由此急剧萎缩。
少数民族统治者以武力征服为手段,推行一系列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他们将本民族人称为“国人”,将汉族人称为“晋人”,更有甚者,竟然侮辱汉族人为“汉狗”、“贼汉”。北方汉族人难以忍受种族迫害、精神折磨和生活煎熬,纷纷流离南下。当时枣庄一带也涌现了流民大潮,许多平民扶老携幼南下。萧氏素为兰陵望族,发生战乱后举族南迁,任、薛、奚等世家也相继迁居到江南避乱。原本人烟稠密的兰陵郡十室九空,一派萧条景象。南北朝时期枣庄又处于南北政权相互争锋之地,在长达170多年的对峙中,饱受兵燹战火之灾,西汉司马迁记述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景象不复再现。
二、儒家思想的式微与正统信仰的缺失山东是儒学发源地,兰陵是经学之乡。以兰陵为中心的鲁南,向来以多学闻名天下。早在战国时期,著名学者荀子便在这里治学讲学。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至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即荀子)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两汉时期,兰陵一带文教昌盛,涌现许多经学大师。当时枣庄属于东海郡,许多大儒以治今文经学而名扬海内,见于《汉书》人物列传或《儒林传》记载的经学家近20位。这些学者除了广招弟子传授学业,都撰有经学著作,其中不少人被举为贤良文学或五经博士,曾在京城太学讲授儒家经典。
三国时期,还出现一位儒学大师王朗,因功封为兰陵侯。其封邑就在今台儿庄区西兰城村北,城址犹存。王朗撰有《易传》《春秋传》《孝经传》《周官传》等经学著作。其子王肃,也是著名经学家。曾先后为《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传》等经典作注。他又借鉴《礼记》《左传》《国语》等名著,编撰《孔子家语》行于世,从不同角度论述治国理念以及用人等重大问题,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王肃袭封父爵为兰陵侯,死后葬在封邑附近。据清光绪《峄县志•古迹考》记载:“魏兰陵侯王肃墓,县东南二十五里(今台儿庄区兰城附近)。”由于这一地域儒学文化源远流长,经学氛围浓厚,自西汉以来形成了重视礼仪教化传统,居民长期接受正统思想熏陶,养成了谦谦礼让、循规蹈矩的风气。即使寻常农家,也都将耕读视为立身处世之本。清雍正《山东通志•风俗》概括魏晋之前滕县民风:“汉兴,叔孙通明礼乐,诸弟子共习,于是翕然大变,彬彬乎邹鲁之旧矣!”又概括峄县民风:“简朴务稼穑,士亦循循慕学有古风。”这种世俗民风主要体现在尊尊亲亲、敬老养老、孝悌礼让等方面。
西晋初年,社会相对稳定,依然继承崇尚儒学传统,据《晋书•荀搭传》记载:“世祖武皇帝(司马炎)应运登禅,崇儒兴学。”“永嘉之乱”后,风行数百年的儒学日趋衰落,随着世家大族和许多知识分子流亡南下,素来以经学扬名海内的兰陵郡趋于沉寂。长期以来,兰陵一带传授经学方式,都是儒师开馆授徒,学生负笈门下。由于战乱频仍,弟子锐减,塾馆纷纷关闭。与儒学一蹶不振局面相反,佛教、道教和玄学却大畅其风。这种佞佛崇道谈玄风气古籍中不乏记载,《晋书.儒林传》云:“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造成儒学式微的原因很多,首先缘自残酷战争,当时天下兵戈纷攘,国破家亡,社会环境不利于弘扬儒学。史书强调,大动乱是导致儒学衰微主因,“自晋永嘉之后,运钟丧乱,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唯睹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儒学植根于农耕文明土壤,当中原饱受游牧民族践踏破坏后,失去了赖以发展的空间。国家四分五裂,战事连年不断,无论占据中原的少数民族还是偏安江南的汉族政权,都没有把传承儒学作为第一要务。无休止的动乱和灾难,在客观上为道教、佛教的发展创造了机遇,使处于水深火热的民众得到虚幻的安慰和精神麻醉。与宣扬出世的佛教、道教相比,儒学理论明显滞后。儒家崇尚礼,提倡仁、义、孝、悌、忠、信,但在刀与火的残酷现实面前缺少了应对之策,由此导致了士大夫儒学信念危机。
“古鄯已丘墟,乔木摇秋风。兰陵亦荒废,满目荆榛丰。”在经历了长期大动乱后,曾以经学扬名海内的兰陵一蹶不振,衣冠礼乐,扫地俱尽。
第二节世族南迁建兴四年(316),即位只有3年多的晋愍帝沦为刘聪的阶下囚,西晋宣告灭亡。次年,分封在鲁东南的琅邪王司马睿在建邺(今江苏南京)即位,成为东晋首位皇帝。兵乱引发了流民大潮,山东世家大族纷纷迁徙,其中由兰陵郡南迁的萧氏望族,相继建立了萧齐、萧梁政权,左右南朝历史78年。
一、“南兰陵”由来西晋末年的社会大动乱,引发了空前流民大潮。《晋书•食货志》记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民户“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当时中原人口流动主要有三个方向,分别向东北、西北和南方迁徙。向南迁徙的流民分为两路,一路流亡长江中上游,另一路大量涌向长江下游,尤其江东和江浙一带,成为大量中原流民的集居地。
迁徙江东避难者数量最多,除了晋王室贵族、洛阳公卿士大夫之外,还有大量流民来自山东诸郡。其中来自于兰陵郡的流民主要有萧氏、任氏、薛氏、奚氏、孟氏、匡氏、疏氏等,此外还有累世以经学名闻天下的书香门第。鲁南世家望族迁徙到建邺附近地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永嘉年间,东海王司马越起兵逐鹿中原时,便以下邳(今山东枣庄南)为根据地。当时琅邪王(封地在今山东临沂)司马睿是积极参与者,他以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身份坐镇下邳,而后又移镇江东。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琅邪望族王导全力辅弼下登上帝位,并以建邺为东晋都城。当流民大潮涌动时,琅邪、兰陵二郡世家望族多依附司马睿,纷纷迁徙到江东一带侨居。
东晋至刘宋初期,南渡侨民高达90万,其中侨居于今江苏的人口有26万,而丹阳一带竟集居22万。®侨民多聚族而居,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籍贯和生活习惯。由于南渡人口数量多,相对集中于某些州郡,出于各种因素考虑,晋元帝决定侨置州、郡、县,借以安抚流民不安情绪,缓和南北士族间矛盾。《晋书•地理志》记载:“是时,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以江乘置南东海、南琅邪、南兰陵、南东平等郡”。侨置兰陵郡是在太兴元年(318),郡之下再侨置兰陵县。凡是侨置郡、县,都没有实土,只是对侨民的一种精神抚慰而已。为了同北方原有地名有所区别,侨置郡县地名前均“加以南名”。兰陵郡设置,始于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当时将东海郡(郡治在今山东郯城)所辖制的兰陵、承、戚、合乡、昌虑5县分出,新置兰陵郡,郡治设在承县(今枣庄市峄城区驻地)。兰陵郡辖制范围不仅囊括了今枣庄市全境,还包括今苍山县。这一地域不但是任氏、奚氏、薛氏、倪氏等望族世居之地,也是儒学世家疏氏、匡氏、萧氏的故乡。“永嘉之乱”发生后,引发了持续多年的大动乱,流民大潮汹涌澎湃。由兰陵郡涉淮渡江难民不绝于路,大都是举族南迁,集中寄居于丹阳、毗陵两郡。尤其今常州市西北部,成为兰陵郡难民的麇集之所。鉴于当时实际情况,晋元帝侨置州、郡、县时,在这一带设置南兰陵郡,领南兰陵县。
侨居于南兰陵的难民大都聚族而居,从事各种营生,不但融人了当地的社会生活,还为土著文化注入了生机。尤其兰陵萧氏,在南朝时期兴盛于江左,其家族先后出了14位皇帝、30位宰相级人物。《新唐书•萧瑀传》称叹兰陵萧氏:“世家之盛,古未有也!”二、社会动荡与文化传统的流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使西汉以来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学面临着严峻危机,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取向出现多元化趋势。由于儒学难以解决乱世诸多问题,被世人冷落是必然结果。这一时期,玄学开始流行,道教理论日益丰富,佛教传播地域更为广阔,在与儒学角逐中占据了上风。
自西汉以来,枣庄地区今文经学昌盛,魏晋时期由于时代风尚的转变,也受到了玄学思想影响。当时玄学界有个领军人物王弼,为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其家乡距枣庄不远。另一位清谈派代表人物王衍,家乡就在与枣庄相邻的临沂。竹林玄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刘伶,晚年曾在枣庄一带游历,死后便葬在此地。据成书于北宋初期的《太平寰宇记》卷二三记载:“伶墓所今名刘曜村(今枣庄市峄城区东北刘耀村),旁半里许有刘伶台,其下为刘伶河,水混白类酒,土人相传为伶酾酒处。”此外《齐乘》《大清一统志》《山东通志》《兖州府志》《峄县志》等地理方志之类古籍均有类似记载。枣庄虽然不是玄学盛行地,但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
枣庄地区的道教文化也根深蒂固,自西汉后期以来,这里不仅是《太平经》播及区,还是神仙方术流行地。枣庄地区出土的画像石中,以宣扬仙道思想的东王公、西王母题材最多,画面中弥漫着祈求长生、修炼度世和向往仙境的虚无气息。被当时民间崇仰的仙人王方平,就是东海承人(县治设在今枣庄市峄城区驻地),成语“沧海桑田”故事#与他有关。枣庄境内的名山抱犊崮,古时又叫“抱犊山”,向来与道教文化联系密切。魏晋时期此山名曰“仙台”,据传曾有一位抱犊老人在山上修炼,饥食松仁、茯苓,渴饮甘泉、朝露,后来羽化仙去。①东晋著名金丹道教领军人物葛洪所撰《抱朴子•内篇》中,列举天下修道名山,其中就有抱犊山。至今抱犊圍山谷中仍存有不少宫观建筑和道教遗迹。
枣庄受佛教影响始于东汉初期,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东汉楚王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尚浮屠之仁祠”。刘英封地就是今徐州市。东汉末年陶谦任徐州太守,又大力建造佛寺,供奉鎏金铜佛。枣庄与徐州毗邻,自然受到礼佛之风影响。枣庄出土的东汉画像石 I 中,既有六牙白象画像,又有仙人骑白象画 I 像,这些题材都与小乘佛教教义有关,表现的是佛陀降身神话。当时由于正统经学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主流地位,佛教影响力有限。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发生了重大变化,佛教有了滋生蔓延土壤,枣庄一带崇佛之风开始兴盛,建造了不少寺院。1978年春,台儿庄区后于村一处古寺遗址曾出土20多件铜佛像®,部分佛像甚至鎏金。佛像铭刻显示,这批造像大都铸于北齐天宝三年(552)和武平五年(574)。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大动乱,不仅严重破坏了经济基础,阻滞了社会文明化进程,还使相沿已久的文化传承断裂,引发空前未有的儒学危机,导致了宗教信仰的多元化。
第三节文化的落寞与武士的兴盛盛世出干臣,乱世出英雄。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发展史证明,每个历史发展阶段都会涌现与当时环境相适应的人物。在太平雍熙治世,勤政务本能臣大展身手;兵荒马乱岁月,横枪跃马人物显英雄本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导致传统礼教式微,尚武之风盛行,从而将一批风云人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这其中也包括来自鲁南大地的英雄。
一、冉魏短命皇帝冉闵冉闵(约322~352),字永曾,小字棘奴,原籍魏郡内黄(今'河南内黄)。其事迹载于《晋纪》《晋书》《魏书》《资治通鉴》《十六国春秋》等史书。据近年河南偃师出土的北魏染华墓志记载,冉姓又作“染”,墓主染华的高祖正是大名鼎鼎的冉闵。墓志云:“君讳华,字进乐,魏郡内黄人也。……高祖闵,赵武帝(即北齐铜佛造像后赵石虎)初封西华王、侍中、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黄钺大将军、录尚书事、武信王。赵祚既微,遂升帝位,号曰魏天王。” ®冉姓之所以改作“染”,可能由于冉闵死后,其后人担心遭到异族贵族势力报复,故取谐音字为姓。某些史书又将冉闵书作“石闵”,据载,冉闵父亲冉瞻年少时参加反抗匈奴、羯族的起义,战败后被石勒擒获,由石虎收为养子,因而改姓为石。
冉瞻奉命戍守兰陵郡(郡治在今枣庄市峄城区),322年前后,冉闵在当地出生。他继承了父亲的遗传基因,生性勇武果锐,以习武演阵为常事,“身长八尺,善谋策,勇力绝人” 。冉闵在兰陵郡结交了一批年轻有为壮士,史称“三十八将”。他对当地百姓不错,口碑很好,据日本收藏的《太平御览》所引《十六国春秋》残篇记载兰陵士民,多受其泽”。后赵建武四年(338),年仅16岁的冉闵带领兰陵子弟兵北上,在与前燕鲜卑大军交锋中初露锋芒,一战成名。
此后,冉闵肩负起北方防务重任,多次与进犯的前燕军队以及境内丁零、乌桓、夫余等叛军展开交战。建武十五年(3明),石虎处死太子石宣,将东宫羯人卫士万余人谪戍凉州,其首领梁犊于半途发动叛乱。据《晋书•石季龙传》记载,冉闵奉命平乱,“威声弥振”,各族“宿将莫不惮之”。次年又带兵北上迎击人犯的前燕军队,凌水河一役大败鲜卑军队20万,俘杀7万余人,斩首上将以上30余名,夺取前燕郡县大小28城。
冉闵不但勇猛无比,而且深通韬略。石虎死后,冉闵被任命为大将军、封武德王。当时中原天灾人祸频仍,导致人饥相食,冉闵打开国库粮仓,救济饥民,深得民众拥护。他利用石氏宗室间矛盾削弱羯赵力量,尽灭石氏,在汉人文臣武将拥戴下即皇帝之位,国号魏,年号永兴,史称“冉魏”。冉闵称帝后,各地异族将领立刻发兵反扑,冉闵下令对叛乱进行了果断反击,京城内外“横尸相枕,流血成渠”③。冉闵重视恢复遭致践踏的儒学传统文化,《晋书•石季龙传》记载,他于戎马倥偬中“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儒学后门多蒙显进,于时翕然”。
冉闵在不到3年时间内同敌兵交战上百次,其中最著名战斗6次。每战他都身先士卒,摧坚挫锐。352年春,冉闵引步卒1万巡边,与鲜卑统帅慕容恪的14万燕军铁骑遭遇,双方连续交战,冉闵十战十胜。当年四月,慕容恪又在魏昌廉台(今河北无极西)与冉闵决战,将魏兵引至平地团团包围。燕军五千神箭手连番射击,又用铁锁连环马发起冲击。冉闵左操双矛,右执钩戟直冲中军斩首三百余级”。在燕军优势兵力夹击下,不足万人的魏军伤亡殆尽。冉闵单骑突破数重包围,因朱龙马累死而被俘。燕王慕容儁将冉闵施以鞭刑,押送至龙城,斩于遏陉山。据《晋书•石季龙传》记载:自冉闵死后,“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五月不雨”。慕容儁心中恐惧,派遣使者专程赶到遏陉山祭奠,追谥冉闵为武悼天王。
发生于十六国时期的战争,其性质为民族掠夺和民族奴役战争,少数民族贵族势力把掠夺物资作为财富积累的重要手段,对中原汉族人实施残暴屠戮,大肆破坏农耕文明,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和痛苦。冉闵力图结束战乱,恢复中原封建秩序,无疑顺应了历史潮流。历史学家范文澜这样评价:冉闵所作所为,“爆发了将近五十年中汉族人对匈奴人、羯人的积忿”,“反映着汉族对羯族、匈奴族野蛮统治的反抗情绪。所以他(指冉闵)的被杀,获得汉族人的同情”。
二、马夫骁将蒯恩蒯恩(?〜418),字道恩兰陵承(今枣庄市峄城区)人。出身贫苦家庭,由于机缘而得到刘裕赏识。经过多年南征北战,在平定江南割据势力和北伐战争中建功立勋,成为刘裕所倚重的心腹干将。其事迹见于《宋书》和《南史》本传。
晋安帝隆安三年(399),五斗米道首领孙恩在浙东起义,一举攻破上虞(今浙江上虞),又攻陷会稽郡治山阴(今浙江绍兴)。浙东八郡一时俱起,揭竿响应者数十万。东晋王朝为镇压起义,派遣前将军刘牢之征讨。蒯恩被官府抓差,送到军中充当乙士。所谓乙士,就是担任后勤供应等一应杂役。蒯恩负责喂养军马,每天到野外刈草。他生得身强力壮,干活从不偷懒,其他乙士背一捆草料,他却肩负两大捆。有一次喂马时他不由慨叹:“大丈夫弯弓三石,奈何充马士!”®恰巧被刘裕(即后来的刘宋开国皇帝)听到,不由刮目相看。刘裕是汉高祖兄弟楚元王刘交的后代,故乡为彭城县绥舆里(今江苏铜山),与蒯恩家乡毗邻。刘裕在北府名将刘牢之手下任参府军事,当即送给蒯恩一件兵器,派他到部伍中充当甲士。从此蒯恩成为一名战士,在疆场出生人死,“自征祆贼,常为先登,胆力过人,甚见爱信” 。
晋军与孙恩展开决战,蒯恩崭露头角。刘裕率部在浙东战场同敌军展开激烈交锋,蒯恩脱去甲胄,赤膊上阵,手执短械,率敢死队勇往直前。不久战事转移到娄县(今江苏昆山东北),蒯恩在冲锋陷阵中被射伤右目,仍然坚持战斗。他随同刘裕一路追击敌军,先后在广陵(今江苏扬州)、郁洲(今江苏连云港境内)、沪渎(今上海)等地大败孙恩。
东晋末年,军阀割据日益严峻。盘踞在长江中游的桓玄都督八郡诸军事,威逼朝廷为自己晋职封爵。元兴元年(402),桓玄攻人建康,诛杀大臣和北府将领,次年称帝。永始二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蒯恩随军征伐,平京城,定建邺,官授宁远将军。桓玄挟持晋安帝西归,蒯恩随刘裕之弟刘道规追讨,充任先锋。在夏口(今湖北汉口)一举攻占偃月垒,生擒桓玄的辅国将军桓仙客。又同众将平定江陵(今湖北江陵附近),救回晋安帝,以军功封都乡侯。
义熙五年(409)四月,东晋重臣和军事统帅刘裕提兵北伐。今山东全境在当时为鲜卑族南燕所控制,都城设在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燕帝慕容超即位后“数为边患”,“大掠淮北”®,掳去东晋两郡太守,还驱掠百姓千余家。刘裕上表请求北伐,决意还以颜色。蒯恩随军出征,在沂蒙山区与燕军多次激战。又乘胜追击,将广固团团包围。次年二月,晋军破城生擒慕容超,押回建康斩首,南燕灭亡。
刘裕北伐之际,广州刺史卢循乘虚反叛,率10万大军连克数城,又在九江大败晋军,进逼建康。蒯恩回师后随即奉命征讨,在查浦(今江苏南京清凉山南)击退敌军,追歼卢循别将范崇民。又长途追击,在始兴(今广东韶关境)将叛军副帅徐道覆斩首。因功迁龙骧将军、兰陵太守。义熙八年(412)九月,荆州刺史刘毅割据长江中游,蒯恩、王镇恶驾战船百艘,千里奔袭江陵。晋军抵达江陵附近豫章口泊船,巧布迷魂阵,又打着刘毅堂弟刘藩的旗号接近江陵城。当守军发现情况异常时,蒯恩等人已突人城门,分兵攻打刘毅住所金城的东门、西门。这时江边船上战鼓齐擂,仿佛大军压境。刘毅负隅顽抗,双方混战多时。蒯恩令士兵在墙下掏洞,攻人金城,最后将刘毅困在院内。刘毅突围时遭到蒯恩强力阻截,走投无路只得自杀。战事结束多日后,刘裕统帅大军赶到江陵,决定趁胜伐蜀。盘踞巴蜀的割据势力樵纵,是东晋叛将,自称成都王,又被后秦封为蜀王。刘裕任朱龄石为益州刺史,起兵两万,率宁朔将军臧熹、河间太守蒯恩征伐后蜀。蒯恩领兵两千,充当先头部队。义熙九年(413)七月,晋军克服艰难险阻抵达成都附近的彭模。蒯恩一马当先,率部与敌军展开大战,“自朝至日昃,勇气益奋,贼破走”。晋军以少胜多,一鼓作气平定成都。谍纵见大势已去,在逃亡路上自杀。蒯恩因功被擢为行参军,改封北至县五等男。
义熙十一年(415)九月,刘裕征讨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司马休之。蒯恩充当先锋,平定江陵后,追敌至鲁阳关(今河南鲁山西南)。他舍生忘死,跟随刘裕南征北战多年,“凡百余战,身被重创。武帝录其前后功,封新宁县男”®,食邑500户。
义熙十二年(416)八月,刘裕再次提兵北征。为了掌控朝政,命长子刘义符为中军将军,监太尉留府事,将蒯恩留在京师侍卫世子。蒯恩虽是一介武夫,但很聪明,做人也很低调。他与朝中百官接触,无论对方职位高低,总是尊称职衔,自称“鄙人”。这种谦恭态度博得朝官交口称赞,为刘裕父子争取到更多人心。不久升迁为咨议参军,又转升辅国将军、淮陵太守。世子开府设立官署,委任他为从事中郎,转司马,原任一应官职不变。
义熙十三年(417)七月,北征大军攻破长安,一举翦灭后秦。纵观东晋至南朝270多年历史,以这一时期版图最大。当年底刘裕班师回朝,行前安排次子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镇守长安,留兵万余驻扎关中。刘义真年仅12岁,无法处理军政事务。次年夏,留守关中的晋将因矛盾激化相互残杀,夏国大单于赫连勃勃趁机攻打关中。刘裕听说长安被困,立即派蒯恩前去接应。蒯恩风雨兼程赶到,解了长安之围,保护刘义真回归。在离开长安时,刘义真纵容将士大肆抢掠,车辆满载财宝和女子,行进速度十分缓慢。夏国太子赫连璜引3万精兵沿途追杀,蒯恩断后,全力阻挡,且战且走,连战数日。当人马走到青泥(今陕西蓝田)时全军覆灭,蒯恩战至精疲力竭被俘,随即被杀害。
一年多之后,晋恭帝司马德文下诏宣布禅位。刘裕加冕为皇帝,改国号为宋,建元永初。蒯恩鞍前马后追随刘裕多年,在讨伐地方割据势力和北伐战争中屡建功勋。他虽然没能看见主上登基盛况,但受到了应有的褒奖,死后其爵位封邑由子孙嗣袭。
三、南齐开国功臣李安民南齐武帝永明四年(486),安东将军、散骑常侍李安民卒于吴兴太守任上。噩耗传至京城建康,齐武帝为之伤悼,颁布诏书,追思其功绩:“安民历位内外,庸绩显著。忠亮之诚,每简朕心”,“奄至殒丧,痛伤于怀”。
李安民(429~486),北兰陵承(今枣庄市峄城区)人,其事迹见于《南齐书》《南史》《资治通鉴》等史书。《南史》为唐代李延寿撰,因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故将“李安民”改作“李安人”。李安民少时胸怀大志,目睹南北分裂局面,经常发出慨叹:“大丈夫处世,富贵不可希,取三将五校,何难之有?”®宋文帝元嘉年间,其父出任薛县令(今枣庄市滕州东南),安民随父在县。元嘉二十七年(450),北魏兴师大举南下,薛县失陷,李安民率部曲进行抵抗,失利后长途跋涉南归。其后因招集义师有功,被任命为建威将军。宋孝武帝即位,升任左卫殿中将军。大明七年(463),北魏攻打徐、兖二州,身为无盐(今山东东平东部)令的李安民防守有功,升殿中将军。
宋明帝泰始二年(466),晋安王刘子勋在寻阳谋反称帝,李安民奉命率领水军溯江而上,先后参加了赭圻、湖白、荻浦、獭窟大战,连战连捷,被提拔为积射将军。在这次大战中他的表现十分抢眼,除了积极参加水战,还主动援助友军。当时龙骧将军张兴世据守要地钱溪,战事关键阶段竟断了军粮。安民闻讯,亲自带领粮船数百艘,接连突破叛军五道防线,将粮米送到张兴世军中。叛军将领沈仲玉扼守贵口,封锁长江。李安民奋勇进军,和友军联手击破敌人防线,又乘胜攻克战略要地鹊尾、江城,为夺取平叛胜利立下大功。战事结束后,宋明帝在京城近郊的新亭犒赏众将,同李安民对局博戏。因平叛之功,封他为子爵,食邑400户。
淮北被北魏占领后,李安民奉命戍守淮河要地泗口,统领舟师沿淮游防。荆亭一战,大破魏军,迁冠军司马、广陵(郡治设淮阴)太守。当时刘宋持节都督萧道成坐镇淮阴,此人即后来的南齐开国皇帝,祖籍北兰陵,与李安民是同乡。因为这层关系,二人开始密切接触。后废帝刘昱即位后,任命李安民督司州军事,领义阳太守。次年(474),桂阳王刘休范据江州谋反,发兵进逼京师台城,萧道成率军抵御,李安民及时提兵增援。平叛之后,建平王刘景素又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发难,企图暗中拉拢李安民。安民与萧道成有深交,不为所动。在萧道成授意下,李安民提兵至京口,在京郊葛桥击破叛军。
刘景素被诛后,李安民升转征虏将军、东中郎司马,行会稽郡事。行前萧道成亲自为他饯别,二人密谈至破晓。安民认为宋运将终,天命必有所归,萧道成心领神会。元徽五年(477),萧道成杀死后废帝刘昱,迎立安成王刘準为帝,开始独揽朝政,他委任李安民使持节督北讨军事、南兖州刺史。升明二年(478),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讨伐萧道成,李安民镇守京城北郊要地白下,接着奉命统兵西讨,一举击败沈攸之,升迁左卫将军,领卫尉。次年,萧道成威逼刘準退位,成为南齐开国皇帝。李安民因追随萧道成有功,被任命为禁军最高统帅中领军,封康乐侯,食邑千户。
建元年间,李安民肩负淮河寿春至泗口一线防御,与魏军多次交锋。建元三年(481),北魏军队大举南下,安民设伏于淮河北部丛林,诱敌深入,在孙溪渚战父弯与敌军激战,魏兵大败。萧道成在位时,凡军国密事,“唯与安民论议”。萧道成曾说过这样的话:凡是上报材料,只要有安民署名,我就不再仔细审阅。齐武帝即位后,李安民因屡次献计献策而升迁为尚书左仆射,授金紫光禄大夫。
李安民治军严明,其亲信城局参军王迥偷盗絹帛二匹,安民不徇私情,按律处以死刑。行刑时他流涕责备:你我虽然生死患难,既然触犯了王法,我救不了你。处斩之后,“厚为殓祭,军府皆震服”®。李安民出任吴兴太守时,自载粮米赴任,当时朝野都叹服其为官清廉。永明四年(486),李安民病逝于吴兴任所,享年58岁。朝廷追赠他为镇东将军,谥曰“肃侯”。
四、桓康与怖鬼民俗桓康(427~483),北兰陵承(今枣庄市峄城区)人。生的相貌威猛,勇敢骁桿,年轻时投戎,成为刘宋将领萧道成贴身随从。
宋明帝泰始元年(465),萧道成长子萧赜(即后来的齐武帝)出任赣县县令(今江西赣州)。次年正月江州发生动乱,晋安王刘子勋在镇军长史邓琬等人拥戴下于寻阳(今属江西九江)称帝。叛军胁迫萧赜参与谋反,在遭到严词拒绝后将他关人郡狱。萧赜性命可虞,妻小也都面临危险。当时桓康在萧赜手下为门客,他急忙找来一副挑担,一头装萧赜妻子裴惠昭(即武穆裴皇后),一头装萧赜的两个幼子(即文惠太子和竟陵王),飞奔到山中藏匿。安顿完毕,又招集壮士40余人冒死人城,打破郡狱救出萧赜。叛兵发觉后紧追不舍,情势十分危机,桓康断后,奋力死战掩护众人脱险。
桓康的威猛在当时尽人皆知,打起仗来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因此颇得萧氏父子赏识,从一名门客提拔为冠军府参军、殿中将军、武骑常侍。元徽年间,后废帝刘昱在位,这个小皇帝顽劣成性,“天性好杀,以此为欢,一日无事,辄惨惨不乐”。有一次竟然要求以萧道成肚胳为箭靶,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萧道成将桓康调到身边。元徽五年(477)七月,刘昱竟死于非命。次日早晨萧道成人宫,当众宣布拥立年仅11岁的刘準为帝(即宋顺帝)。朝臣见桓康伴随萧道成身边,一副杀气腾腾模样,无不噤若寒蝉。萧道成擅自废立之后,胁迫小皇帝封自己为齐王,兼总军国。又委任心腹桓康统领武陵王中兵、宁朔将军,带兰陵太守,侍卫在自己左右。
萧道成控制朝政后,着手铲除异己,卫将军袁粲、荆州刺史沈攸之先后被诛,接下来的一个目标就是大将黄回。黄回都督南兖、徐等五州诸军事,不但握有重兵,而且“拳捷果劲,勇力兼人”。萧道成将黄回调入京城任职,然后派桓康兴师问罪。桓康闯人东府一举擒获黄回,斩首示众。当时京城传诵一句流行语:“欲倂张,问桓康。”②意思是若想嚣张,试问桓康是否答应。此后桓康升迁为直阁将军、南濮阳太守。升明三年(479),萧道成通过不流血政变登上帝位,建国号齐,改元建元。封桓康为吴平县伯,食邑五百户,转任辅国将军、游击将军、太守。萧道成曾对桓康说过一番肺腑之言:“你跟随我这么多年,还未做雄镇一方的诸侯,可能不理解我的良苦用心,我想同你一起扫平天下,然后共享富贵。”建元三年春(481),北魏大举南征,桓康奉命迎战,与魏军激战于淮阳,大破敌营。次年因功被任命为青、冀二州(今江苏东北部地区)刺史,负责朐山一线防御。齐武帝即位后,任命桓康为骁骑将军。
桓康以骁勇刚猛出名,民间将他奉若神明,据史书记载:桓康“摧坚陷阵,膂力绝人。所经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儿,画其形于寺中。病疟者写形帖着床壁,无不立愈”®。中国古代向来对一些流行病或病因不明疾疠产生恐惧心理,其中三种症状常见于儿童:一是疟疾,患者时冷时热,反复发作;二是婴儿无休止啼哭,每到夜间越发加剧;还有一种是莫名瘟疫,经常夺走小儿性命。古人认为,这三种病与三种鬼怪作祟有关,分别是疟鬼、小儿鬼和疫鬼。鬼祟致病观念早在上古时就已存在,东汉王充在《论衡•订鬼篇》引用古书:“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疟鬼;一居若水,是为魍魉鬼;-居人宫室区隅沤库,善惊人小儿。”汉代民间对付鬼祟办法,通常采用驱逐式巫术,让巫祝装扮为形象凶猛的傩神方相氏,手执刀杖恫吓驱赶意想中的鬼怪。发展到后来,只要是相貌威猛骁悍之人,似乎都具有驱祟辟邪的特异功能,例如杨大眼、刘胡、钟馗等都属于此类人物。
由于桓康生活于南朝,以勇桿闻名,所以当时被民间奉为神明,借用他的名字和形象来驱祟。一旦婴儿无休止啼哭,说明已被小儿鬼附体,这时只要高呼桓康名字,便可驱逐鬼祟。患疟病者久治不愈,被认为是疟鬼缠身,若将桓康形象绘于纸帖,贴在患者床头墙壁上,据信可以立刻治愈病人。关于借助桓康形貌名号怖鬼民俗,还见于宋代周密《癸辛杂识》和清代赵翼《陔余丛考》等书中。
五、农民起义军领袖李子通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李子通,毅然揭竿于山东,转战于江淮,称帝于江都。
李子通(?~622),东海丞(今枣庄市峄城区)人,其生平事迹见于《旧唐书》 《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他出身于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少时除了耕种,还从事渔猎谋生。李子通生性豪爽,恩怨分明,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看见年老体弱者劳作,经常主动上前帮忙,“性好施惠,家无蓄积”®。遇见土豪恶霸欺压穷人,定会挺身而出打抱不平。艰难困苦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也铸就了敢于反抗的性格。不久,山东境内爆发了农民大起义,他加入反抗官府的洪流中,很快便成为起义军领袖之一。
隋炀帝在位期间,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农民生活如滚油锅。《隋书•杨玄感传》记载当时状况:“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北史•隋本纪下》又载:“人饥相食,邑落为墟,上弗之恤也。”。当时遭受荼毒最厉害的是山东地区,不仅徭役繁多,而且赋税沉重。因此在全国反隋浪潮中,山东民众起义时间最早,揭竿队伍最多,反抗斗争最为激烈。
隋大业七年(611),王薄、左君行等首先起义于长白山(今山东章丘、部平境内),徒众多至数万人,义军四处出击,声势大振。具有反抗精神的李子通闻讯,率领家乡穷苦弟兄毅然投奔长白山,因作战勇敢,被左君行所器重。当时义军队伍良莠不齐,滥杀滥抢现象时有发生,“唯子通独行仁恕,由是人多归之,未半岁,兵至万人”。大业九年(613),义军主帅王薄率兵南下攻打鲁郡(今山东兖州),李子通参加了战斗,表现英勇。此后他又随左君行再次南下,义军一路势如破竹,最后攻破丞县县城。丞县是李子通家乡,人城后,他开仓赈济,惩治为富不仁的土豪恶霸,深受家乡父老爱戴。李子通不但作战勇敢,号令严明,还特别爱护士兵,在军中威信日益升高,前来投奔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一切引起了左君行的猜忌和不安。为了避免双方发生内讧火并,李子通决定南下江淮发展,同昔日长白山战友杜伏威联手反隋。
在江淮战场上,李子通与隋军展开多次交战,队伍不断壮大,拥有了数万兵力。大业十一年(615),子通自称楚王,一举攻陷江淮重镇江都。随即在江都称帝,国号吴,建元明政,并设立一应衙署职官。不久,占据丹阳的农民起义军首领乐伯通率众万余归附,子通声势大振。经过筹划准备后,发兵进击盘踞在太湖附近的沈发兴,相继占领京口、丹阳、毗陵、晋陵等地,隋朝设于江南各郡县大都归入李子通势力范围。
隋王朝土崩瓦解后,反复无常的杜伏威又归降了唐朝。当时李子通驻扎溧水附近,杜伏威部将率精兵夜袭营地,趁风纵火,李子通失利后东走太湖。随后他又重整旗鼓,彻底击败沈法兴,移都余杭。于是“东至会稽,南至千岭,西距宣城,北至太湖,尽有其地”®。此后,李子通与唐军大战于苏州,失利后退守余杭,战败就擒,被唐军押送到京师长安软禁。唐高祖武德五年(622),不甘失败的李子通与部将乐伯通伺机脱逃,打算重归江浙,招集旧部东山再起,不料在蓝田关被唐兵捕获,随即遭到杀害。六、唐代名臣萧至忠萧至忠(?~713),沂州丞县(今枣庄市峄城区)人,出自于名门望族,在当时被誉为“九世卿族”。其事迹见于《旧唐书》《新唐书》等史书,另外在唐人笔记和宋代官修大型类书《册府元龟》中都有与他相关的逸闻。
萧至忠刚入仕时任洛阳尉,因恪于职守博得清谨名声,升迁为监察御史。在御史任内,因弹劾凤阁侍郎苏味道贪贿而出名。
唐中宗神龙初年(705),萧至忠弹劾鲁国公祝钦明、礼部尚书窦希玢以及户部尚书李承嘉诸多不法行为,由此升迁为吏部侍郎并兼任御史中丞。神龙三年 (707)七月,节愍太子李重俊谋反,兵部尚书宗楚客趁机诬陷相王李旦参与同谋。唐中宗下令严惩,担任主审官的萧至忠为之哭谏。中宗醒悟,遂将此事搁置,提拔萧至忠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全唐文》中收录了萧至忠的 《陈时政疏》:当今朝廷冗员倍多,且与日俱增,致使“台寺之内,朱紫盈满,官秩日轻,朝纲日坏”。而要切实解决人浮于事问题“必在用贤”,朝廷应该坚持“审量材识,官无虚授”®标准。对于曾经有功于国的人员,可以把他们养起来,但决不能用官职作为奖赏。
萧至忠任职侍中、中书令期间,兵部尚书宗楚客结党营私,朝臣纷纷依附以求自安,萧至忠“独不诡随,时望翕然归重” ®。唐中宗感叹地说:宰相中只有至忠体念我的苦衷。景龙四年(710),中宗驾崩,政局发生变化,萧至忠被贬为晋州(今山西临汾)刺史。在任期间政绩卓著,东突厥使者目睹至忠风采,顿生敬畏之心,叹道:“此人理应在朝中辅弼天子,让他做地方官简直屈才。”唐睿宗即位后,将萧至忠召人京师,官拜刑部尚书、右御史大夫,再迁吏部尚书,复任中书令,封上柱国鄧国公。理政之余,至忠与窦怀贞、魏知古等人撰成200卷谱牒巨著《姓族系录》。萧至忠为人恪守信用,有一次与朋友相约,某日在某处相见。到了约会那日突降暴风雪,随行人员纷纷躲入客舍,只有他顶风冒雪伫立路口等待友人。他对左右说,既然与人相约,岂可轻易失信。大家都为他的言行举止所叹服。
唐玄宗登基后,为了铲除政敌,以谋反罪将太平公主(武则天小女儿)赐死家中。萧至忠因与太平公主关系密切,同时遭到处决。李隆基虽然处死了萧至忠,却依然看重他的人品。在开元年间重用的大臣中,有个循吏叫源乾曜,提升得很快,众人感到困惑。唐玄宗对亲信高力士说:“知道我为什么越级提拔源乾曜吗?因为此人言谈举止颇像萧至忠。至忠固然有罪,但在理政方面堪称国器。”《新唐书•萧至忠传》这样评价:“至忠始在朝,有风望,容止闲敏,见推为名臣。外方直,纠樋不法。”第四节大浪淘沙,名人代出在经历了兵戈纷攘的五代十国后,历史车轮又驶人相对平稳时期。宋元两朝在传统文化方面上承隋唐,下启明清,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创造了中华文明史上又一高峰。枣庄这片热土同山东各地一样,不但产生过叱咤风云的武将和杰出人士,也涌现了不少勤政治国人才和文坛新星,在齐鲁文化星空交相互映。其中王晏、李洄、李稷等就是地域名人中佼佼者。
—、宋代开国功臣王晏战争推动了历史,也造就了风云人物。生活于五代和宋初的王晏,就属于此类人物。他戎马一生,横戈中原,先后追随过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割据政权帝王,后来又归附北宋开国皇帝,在统一战争中立下了不朽战功。
王晏(890〜966),史书又作“王宴”,徐州滕县(今枣庄滕州市)人。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沙场洗礼后,从一个无名军校升迁到开国大将军,直至官拜太子太师,封韩国公,用刀枪书写了豪迈人生。王晏在《宋史》 《东都事略》中有传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都有记载,此外还见于《隆平集》 《洛阳缙绅旧闻记》等北宋史料。
王晏出身于农家,少年时便以壮勇强焊闻名乡里。他十分看重哥们义气,经常带领一帮穷兄难弟劫富济贫,打抱不平,为乡人排解纠纷。后梁末年,苏北、鲁南一带发生动乱,兵燹匪患接踵而至,许多乡村民居遭受抢劫。由于王晏组织起有效防御,唯独他的家乡安然无事。后唐同光年间(923〜926),王晏应募加入禁军,在都城洛阳戍守,干了多年后才提升为低级武职奉国小校。公元936年,短命的后唐被后晋灭亡,王晏又投身后晋军队效命。开运三年(946),王晏跟随本军都校赵晖在陕州(今河南陕县)戍守。当年十二月,契丹大军人侵中原,攻陷后晋都城开封后,派遣保义节度副使刘愿人据陕州。王晏率壮士深夜攀墙人城,摸入府署刺杀了刘愿和契丹监军,将首级悬于府门。刘知远在晋阳(今山西太原)称帝,王晏劝赵晖等人前往投奔,被任命为绛州防御使、建雄军节度使。不久辽兵北撤,后汉收复中原等州,移都开封,王晏因军功加同平章事。
后汉政权维持不到5年,朝中发生内讧,权臣郭威攻入开封,建号称帝,史称“后周”。广顺元年(951),后周太祖任命王晏加兼侍中,提兵镇守晋州(今山西临汾)。刘知远胞弟刘崇扬言复仇,勾结契丹兵马攻打晋州。王晏审时度势,紧闭城门,设伏于城上。刘崇以为王晏胆怯,驱兵蚁附登城,“晏麾伏兵击之,颠死者甚重” ®。王晏令部将出城追击,大获全胜。
当年八月,王晏奉命返回京城,后周太祖让他出任彭城(今江苏徐州)武宁军节度使,趁便荣归故里省亲。王晏赴任后,将家乡铁杆弟兄全部请来,设宴款待,赠送金银丝帛。酒席上立法三章:“吾乡素多盗,我与诸君昔尝为之。后来者固当出诸君之下,为我告谕,令不复为,若不能改,吾必尽灭其族。”®从此这一带社会治安良好,地方安宁。故老乡亲纷纷赴京,恳请朝廷为王晏树立衣锦碑。广顺三年(953),后周太祖出征平叛,王晏赴兖州朝见。太祖念王晏治理地方有功,赐他成套礼服和金带,封滕国公,加幵府阶。周世宗即位后,赐王晏加兼中书令,在滕县为他树立德政碑,又将其乡里命名为“使相乡勋德里”,允许私门立戟(勋臣显贵象征)。显德三年(956),调任王晏任凤翔节度使。显德六年 (959),王晏随同周世宗北上征辽,担任益津关(今河北霸州市境内)一路马车都部署(行营总管),一举收复具有战略地位的三关。
一年之后,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部将拥戴下黄袍加身。拥有重兵的王晏没有提兵征讨,他顺应历史潮流,成为赵匡胤的拥戴者。这一举动,在客观上避免了中原大动干戈,有益于北方的安定局面。北宋开国后,进封王晏为赵国公。建隆元年(960),随宋太祖北征叛将李筠,后改任安远军节度使。安远地近割据小国南平(今湖北荆州一带),王晏采取高压态势,未动兵戈,迫使南平归附宋朝。乾德元年(963),因功被封为韩国公。此时距发生“杯酒释兵权”一事仅年余,王晏握有兵权,担心引起宋太祖顾忌,于是上章请老。赵匡胤顺水推舟,拜王晏为太子太师,允许致仕。王晏回到洛阳别墅后,与一班赋闲将相优游于泉林,三年后病逝于家中。宋太祖闻讯,废朝三曰,举行哀悼,追赠王晏为中书令。
二、折狱高手魏涛中国古代有部著名案例汇编,名曰《折狱龟鉴》。自南宋初年面世后,素来为司法界人士所推重。该书卷三“辩诬下”收录一桩发生于北宋后期的案例,标题为“魏涛求实”,全文只有简短数百字:魏涛朝奉知沂州承县,两仇斗而伤,决遣而伤者死。涛求其故而未得。
死者子诉于监司,监司怒,有恶语。涛叹曰:“官可夺而囚不可杀。”不为具狱。后得其实:是夕罢归,骑及门,坠而死。邻证既明,其诬乃辨。①魏涛办理的这桩命案,大致经过是这样:当地两户人家素有积怨,因矛盾激化而发生斗殴。按照当时刑律规定,凡是在斗殴中致人重伤,都要设置保辜。所谓“保辜”,就是根据受害人伤势和治疗保养情况给肇事者定罪。如果被殴者伤势严重,官府就设立一定期限,强制加害者支付医药和营养费用。辜限期内治好,可以减轻处罚,一旦医治无效或致残、致死,就要依据刑律定罪。魏涛在检验双方伤势之后,并未发现严重伤情,所以没有设定保辜,便以轻微伤害案把双方都释放了。不料当天晚上,其中一方突然有人死亡。魏涛尸检之后,认为死因并非白天斗殴,肯定另有其他缘故,所以仍然维持原判。
死者是当地大户,其子不服,堵住县衙大门撒泼谩骂,还到各级衙门,诬告魏涛审案草率,执法不公。上级官员为此大动肝火,下达批文,令魏涛立刻重审案子,从严处置加害人。魏涛不为所动,他说:“我官可以不做,但这个被关押的囚徒决不能杀掉。”魏涛顶住来自各方施加的压力,拒绝草率改判,经过多次走访和细致的调查,终于找到了铁证。原来那天晚上,死者被释放后骑马回家,因坐骑受惊意外摔死。因为有目击证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魏涛将这个案子办得公正合理。
《折狱龟鉴》作者在案例后面特别加了按语:这个案子由于两家经常发生争斗,所以死者儿子借机诬陷仇家。发生争斗后官府立即做了调解,显然伤情不严重,依照刑法,此案不属于保辜范围。死者儿子到处告状,目的是想将仇家置于死地。即使保辜,倘若发生其他意外,只能维持原判。坠马者属于意外死亡,不应该依照保辜条例处置。魏涛办案实事求是,可谓尽职尽责。
《折狱龟鉴》收录的这个案例,其原始资料采自宋代诗人陈师道撰写的《朝奉郎魏君墓铭》①。据墓志记述,魏涛生于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卒于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彭城(今江苏徐州)白鹤乡立德里人。魏涛考中进士后任职濮州参军,改河东从事,又转为承县知县。据清光绪《峄县志•职官列传》记载,魏涛在就任承县知县期间,“其治明毅,所至不冤,而承人思之至今”。
魏涛去世之后,其子魏衍因事来到承县,当时县城男女老少十分热情,对魏衍说:“你是魏大人的儿子,而魏大人又是我们的父母官,他为人亢直不欺,断案如神,我们都怀念他啊!”三、元代文学家李洄天历三年春,臣集、臣洞、臣九思,得侍清闲之燕,论山川形胜。
臣九思曰:济南山水似江南,殆或过之。臣洞之居,在大明湖上。雍水土而为亭,可以周览其胜,名之曰“天心水面”,可想见其处矣。②以上文字,出自元代著名文学家虞集所撰《天心水面亭记》。这座玲珑小亭处于超然楼近旁的大明湖水面,他的主人就是虞集好友元代文学家李洄。时光虽然已流逝近700年,但李洞其人其事依然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李洞(1274~1332),字溉之,滕州人。据《元史.李洞传》记载,李洞幼时便气质不凡,十分聪明,刚人学读书时,就以颖悟强记而闻名远近。大德年间 (1297~1307),文坛盟主姚燧偶然读了李洄文章,深为叹异,将他召到门下,悉心传授古文。当时驰骋文坛的张养浩、贯云石、孛术鲁榊、谢端、李之绍等人均在姚燧门下受业。姚燧身为集贤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奉命主修国史。在他的力荐之下,李涧被朝廷授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先后参与《成宗实录》《武宗实录》编撰,后来因家中老人需要奉养,辞职还乡。数年后,李洄又被朝廷召用,任职中书掾、集贤院都事,转太常博士。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蒙古大臣拜住任丞相,推行新政,起用儒士,闻李洄名声,遂提拔他为监修国史长史。数年之间,历任秘书监著作郎、太常礼仪院经历。泰定元年(1324),任命为翰林待制,因亲老去世,辞职归乡。
天历元年(1328),李涧以翰林待制复出,当时元文宗崇尚文治,在皇宫大内建奎章阁,延请天下名士充任学士。文宗数次召见李涧,奏对称旨,被越级提升为翰林直学士,特授奎章阁承制学士。李洄撰《辅治篇》进献,再次得到元文宗赏识,此后朝廷每有大议,都请他参与。不久,朝廷组织学者编修《经世大典》,由奎章阁学士院负责编纂。这是历史上一项重要文化工程,全书880卷,内容涵盖政治、经济以及礼仪制度等方方面面。当时李洄患病已卧床多日,听到消息后积极要求参加编撰。他说:“这是大制作,我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于是拖着病体参与了编纂全过程,书成之后,以病告归乡里。一年后,元文宗再次请他出山,李洄已卧床不起,不久病逝,享年59岁。
李洄才气过人,相貌气质非凡,据《元史•李洄传》记载:洞骨骼清峻,神情开朗,秀眉疏髯,目莹如电,颜面如冰玉,而唇如渥丹然,峨冠褒衣,望之者疑为神仙中人也。其为文章,奋笔挥洒,迅飞疾动,汩汩滔滔,思态叠出,纵横奇变,若纷错而有条理,意之所至,臻极神妙。
李洞著文集40卷,传世作品有《溉之集》。清顾嗣立编《元诗选》,收录其诗作10首。其中《过东林寺》诗云:“风破西村雨气昏,泠泠涧水竹间闻。山头知有灵仙过,千丈通明五色云。”他还热衷散曲创作,明代戏曲理论家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收人“词林英杰”150人之列,流传下来的仅有双调《夜行船.送友归吴》①。这套散曲格调慷慨硬朗,读罢令人荡气回肠:驿路西风冷绣鞍,离情秋色相关。鸿雁啼寒,枫林染泪,撺断旅情无限。
【风入松】丈夫双泪不轻弹,都付酒杯间。苏台景物非虚诞,年前倚棹曾看。野水鸥边萧寺,乱云马首吴山。【新水令】君行那与利名干?纵疏狂柳羁花绊。何曾畏,道途难?往曰今番,江海上浪游惯。
【乔牌儿】剑横腰秋水寒,袍夺目晓霞灿。虹霓胆气冲霄汉,笑谈间人见罕。
【离亭宴煞】束装预喜苍头办,分襟无奈骊驹趱。容易去何时重返?见月客窗思。问程村店宿,阻雨山家饭。传情字莫违,买醉金宜散。千古事毋劳吊挽。阖闾墓野花埋,馆娃宫淡烟晚。
李洞具有多方面才能,他是元代著名书法家之一,墨迹为世人所珍藏。《元史•李洄传》说 “洄尤善书,自篆、隶、草、真皆精诣,为世所珍爱”。尤其狂草,书法遒劲,笔走龙蛇,酷似唐代怀素风格。他的《过采江诗》碑刻,保存在马鞍山采石风景区蛾眉亭内。
李涧生平喜游名山大川,曾游历匡庐、王屋、少室诸山,但最喜欢的地方还是泉城济南。他在大明湖畔构筑庐舍,建超然楼和天心水面亭。李洞生得器宇不凡,善饮酒。《元史•李洄传》记载:“洞每以李太白自似,当世亦以是许之。”李洞侨居济南期间,同文坛许多名流交往酬和,至今传为佳话。
四、名卿李稷一代风骚归大雅,千秋臣节仰名卿。古代官员多如牛毛,能够被史书誉之为名卿者并不多。《元史•李稷传》对李稷其人作了如下评价:稷为人孝友恭俭,廉慎忠勤,处家严而有则,与人交,一以诚恪,尤笃于乡党朋友之谊。中丞任择善、陈思谦既殁,皆抚其遗孤,人以是多之。出入台省者二十年,始卒无疵,为时名卿云。
黄庭坚《松风阁诗帖》后李涧跋李稷(1304~1364),字孟豳,滕州人。据元代文学家许有壬为李稷祖父撰写的墓志中记载,李稷出生于六世官宦之家,其祖父李克忠,累官至同知吉州路总管府事,进阶中顺大夫。他还是我国古代外交家,曾奉元世祖之命三次出使安南(今越南),“视万里如跬步”,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圆满完成使命。父亲李希颜,任袁州路知事,官终太常太乐署令。®李稷幼颖敏,8岁能记诵经史,被人们誉为神童。跟随父亲在袁州(今江西宜春市)为官期间,先后拜当地知名学者夏镇、方回孙学习《春秋》。泰定四年 (1327),24岁的李稷考中进士,授淇州(今河南淇县)判官。在任期间发生了罕见灾害,他及时禀请朝廷赈灾救济。县内有一伙不法分子聚众赌博,惹是生非,李稷立刻派缉捕人员将罪犯擒拿归案,绳之以法。此后调任海陵(今江苏泰州) 县丞,政绩突出。任满后入京,在翰林国史院任编修官,不久提升为御史台照磨 (监察机构中负责审计)。
元顺帝至正中期,李稷在御史台任监察御史,多次上章言事,做了几件令人刮目相看的事情。第一件事,弹劾宦官高龙卜诸多不法行径。高龙卜身为徽政院使,仗恃皇帝恩宠擅作威福,干扰朝政,勾结权臣,狼狈为奸。李稷认为其所作所为动摇了国家根基,应予以严惩。结果高龙卜受到查办,被流放到高丽。第二件事,针对言路如何畅通提出建议。他认为,凡是御史上报的揭发材料,应该通过便捷渠道直接呈递,由皇帝亲自拆阅,这样既可防止某些当权官员从中作梗,又可避免言事者遭受打击报复。为了广开谏路,朝廷对于那些工作突出的言事官员应破格提拔。监察、审计、弹劾之类岗位,应任用品行端正人员。凡是经过皇帝处理过的文件,要及时送到史馆保存,为编纂国史备用。第三件事,京城大承天护圣寺失火,元顺帝下旨重建。该寺为皇家寺院,规模恢弘,神御殿供奉有元文宗和太皇太后御容。李稷认为,当前水旱频仍,国困民穷,不应该再大兴土木。李稷上书之后,此事遂搁置。第四件事主要针对吏治,李稷建议限制吏部权力,由中书省铨选地方官员,杜绝人非所用的弊端。元朝推行种族歧视政策,各级地方政府都设置达鲁花赤(意为镇守者或掌印者),由蒙古人或色目人充任,凌驾于地方官府之上。李稷认为达鲁花赤蠹政害民,干扰行政,应一律降为地方长官的副职。由于在御史台恪尽职守,朝廷提升李稷为中书省左司都事,此后又经过4次提拔,升任户部尚书。至正十一年(1351),朝中一班大臣打算在中原按田亩面积征收赋税。当时民族矛盾已日益激化,颍上(在安徽阜阳境)率先爆发了红巾军起义。李稷洞察到其中危机,立即面见中书省主官,申明利害关系。他说: “如今中原不稳定,如果再增加赋税,肯定引起天下更大动荡,促使更多民众反抗官府。”丞相脱脱认为言之有理。
至正十二年(1352),江淮一带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处于淮北重地的徐州被红巾军占领。丞相脱脱提兵前去镇压,李稷随同前往。平乱之后,他请假回到家乡滕州尽孝,购置茔地,将曾祖父以下17位亲人迁葬一处,依照昭穆顺序安葬。事毕入京,就任詹事丞,除侍御史,又迁参知政事。在京7年,兢兢业业,官阶由资善大夫(正二品)特加为荣禄大夫(从一品)。至正十九年(1359),因母亲去世,辞官回乡守孝。
李稷乡居期间,朝廷曾两次召他就任陕西行省左丞和枢密院副使新职。当时各地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元王朝大厦将倾,李稷以守制尚未期满婉转推辞。刚刚脱孝,朝廷便任命他出任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至正二十四年(1364),李稷又出任山东廉访使。廉访使握有纠劾地方各级官员大权,被视为具有“霜摧电掣,蠹朽皆折”的威力。当时元朝统治已气势奄奄,纵使用尽浑身解数,也挽救不了覆亡命运。由于心力交瘁,积劳成疾,李稷上章请求退休,刚返回京城寓所便与世长辞。朝廷赠授他为推忠赞理正宪功臣、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柱国,追封齐国公,谥文穆。不久,元王朝便在农民起义洪流中土崩瓦解。
李稷先后在元朝中央各部门任职数十年,始终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最终博得“名卿”美誉,从封建伦理角度衡量,他的一生画上了圆满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