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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期大国随意调遣小国，或参加盟会，或参与征伐，或进贡钱粮、摊派工役。而作为春秋时期的薛国，不愿轻易屈服，在晋国组织的修成周城的问题上，就敢于和邻近大国宋国抗衡，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这个故事发生在周敦王十一年（前509）,晋国召集诸侯在狄泉会盟，之后，晋国决定会同盟国宋国，修筑成周城的城墙。这项工程所需劳动力非常多，宏大的工程既耗时又费力，为此晋国召集他的各个盟国和附庸国，开会落实工程任务。
  宋国是个大国，但宋国的大臣仲几却不愿意承担任务。仲几说：“滕国、薛国都是为我们宋国服役的。这个工程只要他们这几个小国代宋国出工就行了，用不着我们亲自去干。”与宋国相比，薛国很弱小；而在晋国面前，宋国也是弱国。当薛国同时处于宋国和晋国面前，情况就更复杂了，这可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仅宋国不满意，更强大的晋国也会被得罪。
  在强国面前，许多小诸侯都战战兢兢，唯恐办错事，但又得维护自己那点可怜的利益，就得遵行小国的行为准则。
  那么小国的行为准则是什么，薛国人又应该怎么表现呢？我们先来参考一下郑国人遇到相似情况时是怎么做的，昭公十三年（前529）,晋国在卫国的平丘组织了盟会,在会议上研究了各国朝贡的份额。参与会盟的各国对于晋国是有二心的，这点晋国人也清楚，晋大夫叔向就先用武力胁迫大家。郑国本来是个伯爵国，晋国却要他承担公爵国和侯爵国那样多的139贡赋。郑国当时的相国是子产，子产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和道在这种情势下，处理得稍微有点闪失就可能惹恼晋国，可作为小国的郑国一味迁就晋国也不行。子产的做法是不卑不亢，他说诸侯修盟和好是很重要的事情，小国的存在有利于大国，并且委婉地表示晋国如果苦苦相逼的话，郑国也会拼命抵抗。
  子产的话比较委婉，既以理服人，又给对方留足了面子，最终晋国答应减轻郑国的贡赋。后来孔子盛赞子产的行为是合乎“礼”的，还防止了霸主贪求无厌。春秋时期各诸侯实际上不按过去的礼法办事，但在公开场合还比较正经地敬奉礼乐，尊崇伦理道德，根据这个情况子产既有理有据地阐明事理，又要以从容的仪态和语言给大国留有余地。
  从郑国这个小国出身的大政治家子产的行为，我们就能理解小国面对大国时应该如何维护权益。薛国对于宋国很不满意，在晋国人面前，薛宰是这样表达的：“宋国如此安排真是太不讲道理了，这是以大国的身份压制我们。晋公在缔结践土盟约时说过：’凡是我们一起结盟的国家，各自恢复旧有诸侯国的地位。'今天大家就要搞清楚，我们到底是服从践土盟约，还是要服从你宋国的差遣呢。”薛宰如子产一样，也是有理有据，同时很讲策略。
  宋国大夫仲几没想到作为小国的薛国敢于如此争辩，就想呵斥薛宰。但薛宰不理仲几，继续说：“我们薛国的先贤奚仲被封在薛国，还做了夏朝的车正；奚仲迁都邳国后，仲虺继封在薛国，做了商汤的左相。如果恢复原有职位，我们理所当然是周朝分封的侯爵，凭什么来为你宋国服役。”薛宰话语具有强大的权威性和说服力，让人感受到了其立场的正义性，所以就显得义正辞严，气势充沛，有着不容置疑的道义力量。薛宰讲得理直气壮，听者都频频点头，仲几只好说：“夏商都已是过去的事了，山川鬼神可以作证啊。”晋国的大臣士伯一听这话，就生气了，他对韩简子说：“薛国用人事作证，宋国拿鬼神作证，看来仲几罪过大了。如此强词夺理，不想承担任务，那工程如何才能完成呢，我们一定得给仲几一点颜色看看。”于是，大家当场决定把宋国的仲几，带到晋国问责。三个月后，又把仲几押解到周王室那里问罪。就这样，宋国想驱使薛国为其承担工役的想法破产了，晋国重新认可了薛国作为盟国的地位。薛国虽小，但还是敢于在大国面前据理力争，有理有节，掌握了主动。
  在东周春秋，齐国和楚国称霸，宋国也是比较强大，薛国三面都是强国。
  齐国向南扩张时，曾经与鲁国征战于奚。宋国与薛国接连泗水，经常把薛国、滕国、小郑国看作属国而欺负。至于楚国，其周边的许多小国，都先后被其灭亡。
  公元前522年，楚国派军队侵入宋国的吕、留，兵锋已经逼近薛、邳的边境，情况非常紧急。薛国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派出士兵，应要求随同晋国围困了彭城，抵抗楚国。在之后的27年里，薛国参加了以晋国为首的盟会，先后参与了救陈国、伐郑国、伐齐国、灭偪阳国等一系列政治军事行动，据统计有15次之多，平均不到两年就参加一次。
  薛国不是一个尚武之国，特别是作为一个小国，能不参与到军事行动中就尽量不纠缠其中。在公元前546年以后的20多年间，薛国又参与了五次晋国组织的盟会，都是非军事行动，薛国并没有派军队参与。后来到了公元前510年，薛国继续参与盟会，才在修成周的议事过程中，发生了由薛宰出面与宋国大夫仲几的抗争，并且获得了晋国主持相关事务的韩简子和士伯的支持，执宋仲几回晋国，后交周王处理。薛国以一个小国，周旋于春秋霸主和区域强国之间，要有智慧，也得有胆识。不少小国由于一味逞强，惹恼了大国被灭亡。还有更多的小国怕大国杀过来，只好委曲求全，大国提出什么要求，小国就满足什么，结果不胜其扰。薛宰抗宋并且还成功了，实属不易。
  2薛宰抗宋一事，显示了薛国作为小国、宋国作为地区大国的行为特点。这个宋国，在周朝是一个很独特的诸侯国，相对薛国他是大国，相对齐、晋、楚，他又要弱小一些。
  在春秋240多年的历史中，薛国以一个侯伯爵诸侯国的地位，在外部交往中非常活跃。可以看得出来，薛国在政治文化上也很有影响，特别在文化上更高于许多诸侯。到了春秋后期，薛国的外部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北方的齐鲁、东南的吴越、西南的楚宋、西方的秦魏和西北方的晋，都逐步发展起来了，变成了强国，而处于这些强国之间的薛国，从此就更加困顿了。已经发展起来的大国，都把经济文化上高度发达的薛国当作肥肉，总想一口吞下。
  而宋国，虽然只是一个具有中等实力的诸侯国，但其也很重视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和笼络周边小国，争取大宋国的影响力，伺机外争夺利益。
  宋国其实并不擅于联合周边的弱小诸侯，所执行的小国邦交政策也特别生硬，主要还是靠武力，迫使小国归附。宋国对周边诸侯小国的武力压迫，总是大于礼乐束缚。这种方式，与春秋时期诸侯国所推崇的以德服人、以礼服人的思想，差别还是相当大的。春秋时期并没有赤裸裸地丢掉礼乐，在争霸的同时，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讲求礼法，宋国作法是有问题的。《左传》记载了宣公九年（前600）的一件事：“冬，宋人围滕，因其丧也。”诸侯国国君之丧，属于春秋诸国的大事，因此又被称作国丧。按照规矩，如果受征伐的诸侯国有国丧，那么出兵的诸侯国就要主动退兵，不然就会被视作“不德”的违礼行为，将会遭遇不祥。可以看得出，春秋时期对于“伐丧”的战争行动，是相当不齿的，普天下都会觉得是极不道德的行为。
  可宋国为了使滕国臣服，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魁，趁着滕国之丧而兴兵攻伐，可见，宋国在与周边诸侯小国之间的行为中，非常轻视 “德”与“礼”的观念。纯粹的武力征伐，是宋国决定与周边小国关系的重要方式。
  《左传》中记述了僖公十九年（前641）的事情：“夏，宋公使郑文公用曾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鄫国与鲁国本是姻亲关系，当时鲁僖公的女儿嫁给了鄫子。而宋国指使郑文公杀鄫子祭社，从而使东夷归附，可见宋国这种行为的荒诞野蛮。
  宋国还曾强迫臣服于他的一些诸侯小国，为之承担一些义务，这些诸侯小国不仅要听从宋国派兵作战，还要承担徭役负担。宋国蛮横地把属于本国的劳役，转嫁给其他小国，薛宰抗宋一事就是这样的背景。宋国对其周边的小诸侯国，特别是对其附属国，执行强硬邦交的态度，总会引起小国的不满，这就导致宋国与周边小国的关系紧张。薛宰指责宋国说：“宋为无道，绝我小国於周，以我适楚，故我常从宋”，就说明薛国等小国对宋国政策的强烈反感。
  薛国等小诸侯国，对宋国是被迫屈服，一定不是真心归顺的。只要有机会，宋国的附属小国往往叛离，并随时可能把宋国置于不利的情况下，薛宰抗宋、仲几被执，就是这样。
  十五、为附庸薛宰抗宋为什么宋国这么喜欢对周边小国施以武力控制？因为宋国只是一个中等实力的诸侯，也得依附更强的霸主，所以对自己周边的小国庇护能力实在有限，无法使小国心悦诚服，对小国的威慑力差得多。所以，就更多地诉诸武力来维系与小国的关系了。
  宋国是殷商贵族所封之国，也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商族的特点。曾经的商朝作为中央政权扩张势力时，比较多的是武力臣服，有时候并不灭国。宋国在春秋时期曾多次攻击萧、滕、邾、鄫、薛、郳等小国，当这些小国被迫表示臣服，宋国也并不灭掉这些国家。虽然曹国多次遭到宋国的攻击，如果不是曹国的挑衅激怒了宋国，也不会被宋国灭亡。宋国的这种做法，就属于殷商遗风。商朝的施政方略，与周朝的分封手段有一定程度的差别，周朝是通过分封的方式，确立一套君臣关系，每个分封诸侯国都是周王室的下属。商朝不是周朝那样的分封，虽然也有封地的形式，但主要是采取与各处的方国结成联盟，商朝中央政权是联盟的核心。
  宋国在处理与小国的关系时，有很多殷商的痕迹，但宋国却没有商朝的文治武功，所以也没有办法建立起来一个由其统辖的联盟。
  宋国也模仿齐国称霸时的做法，通过会盟方式确立与小国的关系。
  例如在僖公十九年（前641）: “夏，六月，宋公、曹人、郑人盟于曹144南。”在襄公十六年“三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等，薛国也参加了宋国组织的盟会。基本上，以武力控制维护邦交关系的宋国，缺乏文化方面的凝聚力，缺乏礼乐方面的融合力，这样维系邦交关系显然很困难。
  曹国 、郜国、滕国、邾国、鄫国、薛国、郳国等诸侯，都曾臣服于宋国而戴国 、萧国、徐国、宿国、偪国、焦国、葛国、偪阳国等诸侯又先后被宋国灭掉。宋国东征西讨，扩大了版图，也付出了代价，反而陷入到了于己更加不利的邦交状况中。虽然宋国比薛国强大，但其生存环境未必就比薛国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