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市海源阁图书馆

第一章文学创作
  早在远古时代，东夷人即在境内繁衍生息。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人们在这里过着定居生活。千百年来，一代代文学家吟诗歌赋，著书立说，为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
  汉朝时期，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曹子建任东阿王历时4载，写下许多不朽篇章。隋唐之际，官居太常丞的清平人吕才，学识渊博，通晓乐律，擅长为文,是一代有影响的哲学家。明代，临清的王冕、方元焕、阎宏、邢其仁等,都写下诸多名篇佳作。特别是弘治年间的“后七子”代表人物谢榛,更作有《良哉行》、《隆庆道中有感》等反映外族侵扰、人民惨遭涂炭的不朽诗章。文学家于慎行，其诗词多清雅平达而自饶清韵。清代更是人才辈出，涌现岀傅以渐、任克溥、刘公琬、何仲立、杨万选、邓钟岳等众多文人学士,其中不乏文学大家。
  民国期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时局动荡不安，境内的文学创作事业的发展却表现出新的特点。劳动人民开始用形象、概括的语言抒发对时事的感怀和喜怒哀乐之情，以幽默风趣的文字讥讽社会的黑暗，创作了一首又一首大众化诗歌——歌谣，白话小说也时有所见。现代著名诗人臧克家1934年8月在临清任教期间，写下《依旧是春天》、《心的连环》以及纪念鲁迅的《喇叭的喉咙》等新诗，把新诗的种子播撒在临清这块沃土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火热的斗争生活，并用通俗、质朴的语言创作大量的快板诗、墙头诗、歌谣等，使文学真正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发展了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建国后，广大人民群众怀着翻身的喜悦、对新生活的热爱以及对党的感激之情，创作出许多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向往共产主义的诗歌、快板、山东快书、评词等作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浪潮的推涌下，全区人民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经济的发展，呼唤着文学作者的成长和作品的问世，文学创作活动逐步从“文化大革命”的低谷中走了出来。其间，《绿野》、《东昌文学》等刊物先后创刊，开辟了文学作品发表的园地。1985年后，“马颊河文学社”、“康庄青年诗学会”等自发性群众文学创作与研究组织相继建立。1989年9月，东昌诗社在聊城成立。广大新老文学工作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解放思想，贴近时代，贴近人民，勤奋笔耕，创作出一大批积极向上、催人奋发的优秀文学作品。至1990年，全区发表短篇小说180篇、民间故事150余篇、中篇小说11部、诗歌2054首、报告文学56篇、文学评论集1部、论文36篇、散文58篇，出版短篇和中篇小说集各1部、长篇小说2部、长篇通俗小说3部、民间故事集1部、传记文学2部、报告文学集3部、长篇评书1部、中篇通俗小说2部、诗集8部;有300多名文学创作人员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1991~1996年，文学事业日趋繁荣，一支不同年龄结构的文学创作群体初步形成。其间，全区共发表长篇小说3部、中篇小说2部、短篇小说集1部、传记文学1部、报告文学集7部、诗集26部,发表短篇小说89篇、诗歌880首、报告文学322篇、文学评论26篇、散文102篇、论文20篇、民间故事10篇。
  第一节小说
  1978年，临清市农民作家冯传家创作的长篇小说《清泉》，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东阿县张方文创作的儿童短篇小说《小哥俩》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并被山东省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播岀；地区文联宗汉星创作的短篇小说《被窒息的爱情》在《山东文学》发表。1982年，高唐县刘文忠创作的短篇小说《姐姐》获《当代》文学奖。1983年，张方文创作的《小哥俩》、《临时班长》、《小砖头和他的新发现》等儿童文学作品，获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园丁奖”。1986年,张维芳、赵华伟共同创作的长篇通俗小说《武松别传》由山东明天岀版社出版;长篇通俗小说《孙二娘外传》由湖南少儿出版社岀版。1989年，聊城市田绍润创作的长篇纪实小说《血沃鲁西北》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岀版，作品以鲁西北抗战初期的敌我斗争为背景，形象地展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波澜壮阔的生活,故事生动感人。左建明从1979年发表小说《阴影》起，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50余篇，出版两部小说集，有的作品被选入多种小说集刊。其中，短篇小说《黄河故道的娘儿们》、《故道》、《走出黄河》分别获得山东省首届文学奖、“蒲松龄奖”、山东省首届泰山文学奖。1991〜1996年，长篇小说《胆剑风范》、《强渡前夜》得到好评;宗汉星创作的短篇小说集《被窒息的爱情》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岀版,张军创作的中篇小说《最后一个班头》在《佛山文艺》上发表;张方文创作的中篇小说《我和我的铁哥们儿》、王涛创作的中篇小说《流行天使》分别在《佛山文艺》上发表。
  第二节诗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的振兴与发展,一批有成就的诗人走上诗坛，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诗作占领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的文艺阵地。诗人姜建国自1958年发表处女作开始，先后在《人民文学》、《诗刊》等50余家报刊发表诗歌、散文诗千余首（章），出版诗集4部，有的作品被选入多种诗集选刊。他的抒情诗意境真切深邃，在主体与客体的交融中贯穿着较强的东方文化精神，善于用诗化哲理揭示生活的本质和历史趋向的情思；其讽刺诗别开生面，针硬时弊、鞭鞑落后、伸张正义。1981年，其抒情诗《这山崮，这溪流……》获山东省首届文学奖；1989年，诗集《十二行抒情诗》获山东省首届泰山文学奖。诗人张维芳从1958年发表诗作开始,共发表诗歌近千首（章），出版《带露的春韵》、《蒺藜花》、《花与刺》诗集3部，有的作品选入多种选本,多次获文学创作奖。朱希江从1957年开始，先后在《诗刊》、《人民日报》、《新港》、《山东文学》等报刊发表诗歌200多首；1987年，诗集《黄河岸边的歌》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与他人合编的《梁山泊诗词选注》由山东友谊书社出版、为《水浒人物英雄谱》一书中“水浒109人绣像”配诗109首由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1991〜1996年，区内诗歌创作受到省内外的瞩目。张维芳的诗歌《它》获上海“世界诗人大会”颁发的“世界新古诗”奖；姜建国创作的诗歌《摆渡老人》获中国作家协会和《人民日报》联合举办的“七一”诗歌征文佳作奖、《圣地》荣获山东省建党70周年征文三等奖、《走访英雄村》组诗获山东省委颁发的“山东省纪念抗日战争50周年征文奖”、《乡情难却》获山东省作协颁发的“山东省农村题材作品奖”。第三节影视文学
  区内的影视文学创作始于1983年。当年，地区文化局刘桂城创作的电视文学剧本《海迪》在《电视与戏剧》上发表；1984年将剧本《海迪》改编为3集电视连续剧《生命的故事》由中央电视台录制播放，同年4月获优秀电视连续剧国家“飞天”二等奖。1986年，朱希江编著的电影风光片《春满牡丹乡》由天津电影制片厂录制。1987年，聊城市孙富玺编著的戏曲电视剧《两娶亲》由山东电视台录制播放。1988年,聊城市杨道田与人合作编著的儿童电视剧《兄妹闯关》在山东省儿童电视大奖赛中获银屏奖。同年，朱希江编著的电视风光片《牡丹乡风情录》由山东电视台录制。1989年，地区杂技团王大民、邮电局赵华伟合作编著的电视剧《夜明珠》由山东省文联电视部与地区文化局联合录制，在中央电视二台播放;刘桂城编著的电视剧《火烧云》（上、下集）由山东省艺术研究所录制，中央电视二台、山东省电视台播出。同年,朱希江与他人合作编著的《天下之中话陈集》由山东电视台录制播放，并在山东省《文明之路》电视片展播评奖中获三等奖。1993年,周世民编写的区内第一部电视剧《鸡血石》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并且发行海外;在全省第六届电视文艺作品评比中，《鸡血石》获优秀作品奖，并荣获1994年聊城地委宣传部“精品工程”奖。1995年,聊城电视台自筹资金、周世民编剧、联合摄制的6集电视连续剧《冻土》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并获山东省委宣传部“精品工程''奖。
  第四节民间文学
  1982年，张维芳与赵华伟合写的民间故事《武松学艺》等5篇作品获山东省民间文学一等奖。1984年后，朱希江编著的《水浒外传》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主编的《水泊梁山的传说》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岀版、与他人合作的散文集《柳絮飞》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1985年,聊城市董午创作的长篇评书《双枪小姐》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并获1989年山东省首届泰山文艺奖。1986年，地区文联编辑的《鲁西民间故事》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岀版。1988年，张维芳、赵华伟创作的《漂泊剑侠》由民间文学出版社出版。1995年,《华堂文集》由民族岀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作者编写的民间故事10篇；同年，王玉峰创作的民间故事《劫狱记》在《新聊斋》上发表。
  第二章
  艺术创作
  聊城地区文化艺术渊源流长。几千年来，境内艺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境内的戏曲活动历史久远。清代，在境内流行的独特稀有剧种为高唐、聊城的“四根弦”，临清的“乱弹”与“吹腔”,冠县的“蛤蟆嗡”，东阿的“王皮戏”，在平的“花鼓戏”等。建国前传入境内的剧种有京剧、河北梆子、山东梆子、河南梆子、柳子戏、大弦子戏、南北调、两夹弦等。建国后传入的剧种有评剧、吕剧、大笛子戏、四平调、话剧、歌舞剧、黄梅戏等。在境内影响较大的职业戏曲班社有创建于清末时期的在平“万庆班”（山东梆子），聊城“吉庆班”（河北梆子）、“孙堂班”（京剧）、“姚屯班”（四根弦）等;业余班社有创建于清代中期的高唐马庄“四根弦班”、创建于清末的聊城 “刘官营四根弦班”及东阿下码头“王皮戏班”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境内的戏剧团体有鲁西北抗战移动剧团、聊城“孩子剧团”、新生剧社、民友剧社、前进剧社等。戏曲工作者曾先后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河北南宫县及莘县蒋店为党中央领导汇报演出，受到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中央领导的好评。建国初期,戏剧事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专业及业余剧团多达490个。1955年，对戏曲表演团体进行登记、发证工作。至1965年，专业剧团多次参加中央、华东及省、地举办的各种戏剧会演、调演及重大演岀活动，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并荣获多项奖励。1978年后，“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禁演的传统节目恢复演出，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1987年，全区专业剧团进行调整，将原有的12个戏剧艺术表演团体精简为7个。至1996年，全区戏剧工作者多次参加省会演、调演及各种大奖赛，并荣获多项奖励。
  聊城地区为全国著名的杂技之乡。早在东汉时期,杂技马戏即很盛行。清末民初，著名的杂技艺人在平县李禄来（艺名李半仙）、张义成（艺名张大辫子）教徒众多。此后，东盛班、三盛马戏团、全乐马戏团和跃进马戏团等杂技团体，多次出国演出、拍摄电影等。至1996年,杂技工作者在参加省内外杂技比赛和为外宾、国家领导人汇报演岀中，均获好的成绩。区内杂技高手代不乏人，遍及全国各地。
  聊城地区是山东曲种主要起源地之一。山东快书起源于临清，山东大鼓、北路琴书起源于莘县南部，独有曲种有聊城八角鼓、临清琴曲、临清时调、高唐四平调、阳谷谷山调、在平南城调等。1988年以来，多次举办曲艺创作和表演学习班，培养大批青年曲艺创作骨干和表演骨干。至1996年，区内曲艺工作者在省以上报刊发表大量作品，多次参加省、地会演、调演，并获多项奖励。
  境内的民间音乐活动历史悠久。民间歌曲浩如烟海，“黄河硪号”流传在阳谷、寿张一
  带，“运河号子”流传在临清、聊城一带，气势宏伟，色彩浓郁；民歌遍及全区，曲调丰富，表演细腻;歌舞性民歌质朴动人，富有特色。民间器乐，韵味浓郁。音乐工作者以人民生活为源泉，以民间音乐为素材，创作、改编了大批音乐作品，有些作品参加全国及省、地会演并获奖，有些优秀作品被灌制成唱片或收入各种歌曲集。
  境内民间舞蹈多达53种，形式丰富、绚丽多彩，其中“柳林花鼓”、“五个秃”、“火狮子”等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建国后至1996年，区内多次举办舞蹈培训班培训学员，广大文艺工作者勤奋笔耕，创作出大批舞蹈作品参加省以上会演、调演，并有部分作品获奖。
  经考古发掘，境内出土文物中有龙山文化时期的骨器、牙器等装饰品，有2000多年前的精美铜器，也有西汉时期的陶质器皿及全国罕见的金墓壁画。
  境内的民间剪纸、木板年画、蓝印花布等，起源于明代，发展至今。全国著名画家李苦禅、黑伯龙、孙瑛、呼盉斋、张彦青、韩羽等，其作品在国内外多次展出、发表，在艺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美术作者创作的国画、油画、年画、连环画、版画等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各种美展，并在多次大奖赛中获奖。
  书法、篆刻、摄影，代有名人佳作。有的书法作品作为珍品，由国家、省、地博物馆收藏，有的作品馈赠外国友人。摄影作品大量被全国各级报刊选登发表，其优秀作品在全国各种摄影展中获奖,有的作品选送到国外展出。
  第一节戏剧
  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境内即有戏曲演出。清末民初，经常演出的班社有山西“双魁班”、“复盛班”，安徽“同庆班”，茌平“万庆班”等戏曲班社25个，演出剧目为“紫金镯”、“湘江会”、“反五侯”、“姑苏台”、“丁甲山”等150余个。剧种多为上党梆子、山西梆子、柳笛梆子、京剧等。清末民初，流行于境内的独特稀有剧种有高唐、聊城的“四根弦”，临清的“乱弹”、“吹腔”，冠县的“蛤蟆嗡”，东阿的“王皮戏”，在平的“花鼓戏”等6种。传入剧种有京剧、河北梆子、河南梆子、柳子戏、大弦子戏、南北调、两夹弦等8种。建国后，传入区内的剧种有评剧、吕剧、大笛子戏、四平调、话剧、歌舞剧、黄梅戏等7种。
  境内影响较大的职业戏曲班社，有创建于清朝末年的在平“万庆班”，聊城“吉庆班”、“孙堂班”、“姚屯班”等；影响较大的业余班社，有高唐马庄“四根弦班”、临清田庄“吹腔班”、聊城“刘官营四根弦班”、冠县苇园“蛤蟆嗡班”、在平陈铺“花鼓戏班”、东阿下码头“王皮戏班”等。
  建国前，军阀混战，匪患猖獗，民不聊生，境内老辈艺人相继去世后，年青一代纷纷外出逃荒谋生，大多职业戏班和业余班社解体。
  建国初期，随着经济的恢复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戏剧事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各县专业剧团及区社业余剧团纷纷组建。全区时有各种剧团490个,其中临清县城36条街中，街街有剧团，高唐县有专业、业余剧团74个，莘县有专业、业余剧团100多个。
  1955年，各县所属专业剧团正式成为集体事业文化单位，个别剧团曾一度改为全民性质的单位。1956年，演职人员基本固定，生活待遇按国家文化级别实行月薪制。1960〜1962年，根据精简机构的精神，全区下放撤销部分剧团，广大演职员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安家落户。
  1963-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戏剧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全区专业剧团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大演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戏剧舞台呈现出百花齐放、推陈岀新的繁荣景象。各专业剧团多次参加中央、华东区、省、地举办的各种戏剧会演、调演及重大演岀活动，多次受到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和表彰，并荣获多项奖励。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区剧团全部瘫痪，多年积累的艺术资料及服装、道具等被作为 “四旧”物品而毁坏，传统剧目一律禁演。
  1976年，全区文化艺术界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者逐一平反昭雪,戏剧工作走上正轨。1978年后，禁演10年之久的传统剧目恢复演岀。其间，在省内外影响较大的专业剧团为地区京剧团、地区评剧团、聊城市豫剧团、临清市京剧团等。
  1987年，全区专业剧团进行改革和调整，将原来的12个艺术表演团体精简为7个，即地区京剧团、地区杂技团、临清市京剧团、在平县京剧团、聊城市豫剧团、阳谷县河北梆子剧团、莘县豫剧团。
  1990年，全区有专业剧团7个，演职员293人，其中演员233人，演出1714场次，其代表剧目是《路边店》。
  1996年，全区有专业剧团7个，演职员423人，其中演员318人，演岀1800场次，其代表剧目有《陈三两》、《窦娥冤》、《四郎探母》、《大刀王怀女》、《红土情》、《孔繁森》、《三拂袖》等。
  地方剧种
  四根弦也称“四股弦”或“一勾勾”、“两夹弦”，形成于明末，流行于清代，兴盛于清末民初；四根弦是在花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清末盛行于山东的高唐、夏津、东平、齐河、济南及河北南部地区。因受河北梆子影响较大，该剧种又分为两支，一支流入临邑一带，称为“一勾勾”;另一支流入莘县及河北馆陶一带，俗称“北词两夹弦”。剧目以反映民间生活为主。该剧种形成初期，唱腔较为单调,脚色行当也不健全，唱腔板式仅有“头板”、“二板”、“三板”等，曲牌仅有“海青歌”、“上香牌”、“快慢行弦”等。经过发展创新，唱腔板式增添了“流水”、“数板”、“慢板”、“垛板”和“紧拉慢唱'’等。它的主要伴奏乐器为“四胡”,弦为四根,分为两股弓毛，分别夹在四根弦内，其他伴奏乐器有板胡、二胡、三弦、笙、笛子等。武场有板鼓、大锣、镣、小锣、堂鼓等。四根弦的艺术特色是,音乐唱腔紧紧吻合方言土语，唱字无腔,如说如念，行腔无字，伴奏相随，真嗓吐词，假嗓托腔;每句唱腔的尾音出现“勾”字高音，上句尾音为8度大跳，下句尾音7度大跳突岀“勾”音。其唱腔风格声情并茂,婉转缠绵，雅俗共赏。因其乡土气息浓郁，通俗易懂，为农民观众喜闻乐见，尤为农村妇女所迷恋，故有“栓老婆撅子戏”之谑称。其演出剧目有100多个，代表剧目有《大阴宫》、《小阴宫》、《大松林》、《小松林》、《西岐州搬兵》、《孟金花走娘家》等。
  王皮戏东阿县独有的民间小戏。始以民间秧歌的形式演出，逐渐发展为剧种。它形成于清初,流行于清末民初及建国前后。其代表剧目“十八大姐逗王皮”，因剧中主角为王皮故而得名。
  王皮戏演出时，只有武场和演员，没有文场。打击乐器有皮鼓大锣、镜钵等，演唱时小锣伴奏定拍。演出时间只在晚上，演出场地多在闲院荒场。演出时，演员手持彩灯排成单行走场，彩灯多为伞、瓶、鼓、篮等，领头人一杆“纛”字大旗开道,边走边扭高唱《路灯歌》，随后跑场，队形变化有“外摞线”、“里摞线”、“十字穿城”、“踩街”等。在跑场过程中，队形不断变换，各式采灯上下翻飞，十分壮观。跑场完毕，正式开戏。剧中角色在打击乐器的伴奏下出台表演，前台演唱后场接腔，演唱曲牌有“叠断桥”、“贯孝灯”、“耍孩”、“桂香枝”、“山坡羊”、“顶嘴”、"十八调''等。该剧种的演出形式独特别致，唱、念皆用方言土语，乡土气息浓郁，演员没有角色行当的分工，表演风趣、幽默，喜剧性较强，舞蹈动作较多，细腻古朴，耐人寻味。其主要演出剧目有《两亲家顶嘴》、《送饭》、《休妻》、《赌博鬼》等。建国后,王皮戏有了新的发展，增加了文场，弦乐以板胡为主，加有三弦、二胡、鸟嘟嘟等。
  花鼓戏又称“花鼓荡戏”，是在在平民间歌舞花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间小戏，形成于1840年前后，盛行于清末民初。
  花鼓戏形成之初，伴奏乐器仅有一个花鼓，只有一人上场演岀多种角色。后来有了武场面（不设文场面），打击乐器有板鼓、大锣、大钱、小钱、手锣、堂鼓等。整个武场面由板鼓指挥,演员在场上表演动作时伴奏，演唱时锣鼓停止，后来发展为由多位演员表演，吸收民间花鼓的跑场和其他动作贯穿剧中。其形式活跃欢快，质朴奔放，在在平西南一带颇为流行。其唱腔分男腔和女腔两种,调式为“宫调式”双句体的唱腔结构，民间俗称上、下句。上句落在“1”和“5”两个音符上，下句落在调式的主音“1”上，上句和下句均为4小节，2/4拍子，演唱起来一强一弱，富有弹性。除“引子”和“结尾”外,一般唱腔较为规整。男腔接近口语，似说如唱，清晰明嘹，唱段一般没有甩腔，仅在最后用一个结束句；女腔较之男腔稍慢，唱段开始往往先唱一个引子，经过一番锣鼓，然后进入唱段，引子不作为上句处理，首句仍为引子唱词。女腔结尾一般在倒属第二句就有小结尾，然后经过一番锣鼓，再做一甩腔结尾,使整个唱段更加完美。花鼓戏的唱腔圆润悦耳，亲切淳朴，毫无生硬之感。花鼓戏的代表剧目有《王小赶脚》、《小寡妇上坟》、《马粘辘换亲》、《张四姐落凡》等。
  蛤蟆嗡由“落腔”吸收其他剧种的音乐唱腔逐渐发展成独立剧种的冠县民间小戏。形成于清朝末年，盛行于民国年间及建国以后。
  哈蟆嗡的主要伴奏乐器为特制的板胡。板胡音筒用椿树根挖制而成，筒口粘一桐树木板，再配上尺余长的琴杆和两根丝弦及马尾弓。由于椿树根木质松软，发出的音韵浑厚悅耳，低迴悠扬，嗡声嗡气，加之在唱腔的小过门中“5”、“51”两音反复出现，听起来犹如雨后蛙鸣，剧种因此得名。其他文场乐器还有二胡、笙、笛子等，武场乐器有板鼓、大锣、晓钹、手锣、堂鼓等。其唱腔板式有“慢板”、“二八”、“娃娃腔”、“闷腔”、“发腔密子”等。慢板为4/4拍，“二八”、“流水”、“娃娃腔”为2/4拍，“闷腔”、“发腔密子”属飞板类型的板式。唱腔起句多以“5”音起，也从“2”和“1”音起，落音基本上均落在“1”音上，属“宫调式”。其曲牌是吸收民间小曲和其他剧种的音乐逐渐形成的。传统的曲牌有“上香牌”、“五字开门”、“打水牌”、“放风筝”等。曲牌多为生旦戏中旦角上场或剧中跑场过程中使用，有时也作为幕间曲或开幕曲。“五字开门”、“上香牌”常在压板（念白）时使用。曲牌的选用或演奏速度常根据剧情的发展而多变。其唱词多以7字句为主，兼有8、9字句。常用衬字如”哪个“、“呀”、”啊”等，唱念皆用冠县方言。其常演剧目有《掉河印》、《赶三关》、《对绣鞋》、《马前泼水》等。
  戏剧创作
  1986年，刘桂城创作的大型话剧《爱情变奏曲》获山东省“青年益友”二等奖,大型话剧《多彩的露光》1988年在“山东省第三届优秀舞台剧本评奖”中获“剧本奖''，大型话剧《榆钱树下》获1988年华东地区“田汉戏剧文学”二等奖。同年，在山东省举办的“首届儿童电影戏剧大奖赛”中，儿童剧《多梦的季节》编剧刘桂城、郭银慧获创作二等奖，导演孙宗禹、段鸣岐获三等奖，舞美设计周建国、邱笑获三等奖,表演者张宝华获表演一等奖，李宏伟获表演一等奖，并获优秀剧目奖。1990年7月，省文化厅、总工会、文联、剧协、艺术馆5个单位联合举力、“山东省首届小品比赛''（职工组），地区文化局郭银慧、赵献芳创作的小品《地下工作者》参赛，由地区工会于洪滨任导演，轻工机械厂李淑敏、地区京剧团顾建立演岀，获编剧、导演、演出三等奖。同年9月，省文化厅、文联、总工会、剧协、艺术馆联合举办“山东省首届戏剧小品比赛”（群文组），临清市王子华创作的小品《老夫老妻》参赛，王子华获创作一等奖,齐子平、王子华获表演一等奖。刘桂城创作的小品《沙漠》参加山东省专业组小品大奖赛，荣获编剧一等奖,演出三等奖；11月，第二届华东区戏剧小品“争光杯”大赛，小品《老夫老妻》代表山东省参赛, 获编剧、导演、表演一等奖。1991〜1994年，全区创作和发表大型剧本9部，其中上演3部。由聊城市豫剧团立戏上演的《路边店》于1991年获山东省第三届艺术节头奖，1992年代表山东省晋京汇报演岀深受好评，并获山东省文化厅年演出超100场奖励。1993年，该团主演章兰获第十届《中国戏剧》“梅花奖”,1994年再获全国豫剧“十大名旦”称号。大型戏剧《红土情》由地区京剧团立戏上演，获山东省大型剧本“十佳精品奖”。儿童话剧 《我们不是木偶》于1991年获山东省儿童会演创作、演出一等奖和优秀组织奖，《书包》获第三届儿童戏剧比赛表演一等奖。1995年，地区京剧团排练的大型现代京剧《孔繁森》在山东省第五届艺术节演岀中获剧目二等奖；鲁霞、鲁艺峰分别获表演二等奖。聊城市豫剧团排练的《冰山雪莲花》，在山东省第五届艺术节演出，章兰获表演一等奖，程君秋获表演二等奖。王子华创作的戏剧小品《阿爸，我想你》，董午创作的《拜别》均在全国“南开杯”戏剧比赛中获奖。1996年6月，在中华戏曲新歌大赛上，聊城市豫剧团章兰演唱的《冰山雪莲花》选段获大奖；同年，在山东省第五届艺术节上，章兰演唱的豫剧《冰山雪莲花》获表演一等奖。
  第二节杂技
  聊城地区为全国著名杂技之乡。早在汉末三国之际，境内杂技马戏即已盛行。“建安七子”之首的曹子建，即精于百戏表演，擅长跳丸、跑马。唐代的花振芳曾奉命至长安为唐皇帝表演杂技，被奉为该区杂技祖师。至近代，古老的杂技艺术在全国处于凋零状态，而境内却呈现发展的趋势。清末民初，仅东阿县就有几十个杂技马戏班。数十年来，在平傅家门艺徒李禄来（艺名李半仙）和薛家门艺徒张义成（艺名张大辫子）广收门徒，为境内杂技艺术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李半仙的三世传人张正振曾创建“东盛杂技马戏班”,两次入朝鲜演出达6年之久，成为境内历史上第一个出国的文艺班社;张大辫子的儿子张振玉也曾率“双盛杂技马戏团”部分演员与南洋华侨联合，赴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表演，发展了同友好邻邦的关系。
  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前进”、“胜利”、“跃进”等杂技马戏团先后组建。1955年，东阿县正式组建杂技马戏团8个。1972年，地区杂技团成立。1985年,地区杂技团在原有两个演岀队的基础上，又创建“环球飞车队”，填补了山东省杂技艺术的一项空白。1990年,全区有杂技马戏团体20余个，杂技艺人数百计。东阿县刘集镇路庄共有62户不足300人，而从事杂技艺术活动的有40多户上百人，组成3个专业团体。莘县朝城镇刘菜园村也有100余人从事杂技艺术，以“杂技村”闻名于鲁西。至1996年，区内的杂技活动更加频繁，在演出场地设施上已由“明地”演出发展为布帷圈棚、马戏大篷演岀，演岀节目增添了驯兽、马术、武术、气功、魔术等项内容，有舞台杂技、空中杂技、蹬技、车技、口技、驯马、古老中幡等几十种节目，并逐步形成了朴实、刚健、粗犷、健美、活泼的地方杂技艺术风格。
  境内的近代杂技艺术起源于在平县，发展在东阿县。聊城地区杂技艺术的影响遍及全国，并为繁荣新中国的杂技艺术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原籍为该区或与区内艺人有血缘、师承关系者组建的杂技团有中国杂技团、广州杂技团、昆明杂技团、贵州省杂技团、上海市杂技团、郑州杂技团、西安杂技团、呼和浩特杂技团等20多个团体。聊城地区籍在外地担任（曾任或现任）杂技团领导的有孟广富（山东省杂技团团长）、郎延芝（山东省杂技团团长）、臧占义、孟昭鹏（山东省杂技团副团长）、田海来（云南杂技团团长）、景言庆（内蒙古杂技团团长）、王庆友（甘肃杂技团团长）、陈大庆（德州地区杂技团副团长）、刘庆一（晋东南地区杂技团团长）、张玉珍（黑龙江省肇东县杂技团团长）等。
  在国际国内杂技比赛中获奖者,原籍为聊城地区或与区内艺人为师承关系的有，孟昭鹏（东阿县人）与他人合作演出的《蹬板凳》荣获第十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杂技节的最高奖——金小丑奖；孟燕（东阿县人）与别人合演的《蹬板凳》,获第十一届美国世界杂技锦标赛“英杭杯”奖。以杂技为题材的电影《齐鲁英豪》、《杂技英豪》、《红牡丹》和故事片《光岳楼浴血记》，都有聊城籍杂技演员参加拍摄。
  演出活动
  清末民初,荏平城南李禄来为鲁西著名江湖艺人，其杂技技巧娴熟，功底深厚，其弟子张鹏芳的演出遍及鲁西、鲁南各地。在平县广平村张义成精通戏法，善演气功，其足迹踏遍山东、河南等地。张义成之子张振玉，继承父业,演岀范围扩大到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并率其“双盛杂技马戏班”部分演员和南洋华侨联合会，赴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表演。40年代初，他率班返回祖国，在上海“大世界”、“丰安公司”演全场和堂会。聊城田家园村田官成，于1943年创建“少林国术杂技团”，1949年率团由南昌经赣州，广东省韶关，湖南省衡阳，广西省柳州，贵州省贵阳、遵义等地，沿途卖艺演出。
  1956年，名噪鲁西的杂技艺人东阿县陈集村刘庆一，带领“前进杂技团”部分演员独立成团赴山西省演岀，并以该团为基础成立了“晋东南杂技团”。
  1959年，山东省首届杂技马戏汇演在聊城举行。聊城地区9个民间团体参加汇演，“三盛马戏团”表演的马术节目，在平跃进马戏团表演的大武术、飞杠节目，均由《大众日报》予以报道。
  1962年，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来山东拍摄电影《齐鲁英豪》，“三盛马戏团”孟广连应邀参加马术表演。
  1972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来青岛，聊城地区杂技团的顶碗、晃梯踢碗、双爬杆节目，应调赴青岛为贵宾演出。晩会结束后，西哈努克、徐向前、杨得志上台接见演出演员，并和全体演员合影留念。
  1975年夏,地区杂技团赴青岛为来访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演岀，演出后，代表团同全体演员合影留念。继又为到青岛避暑、访问、游览的50多个国家的外宾演出，受到好评。同年国庆期间，赴济南“大同剧场”演岀，山东电视台实况转播了杂技演出节目。
  1976年，全国举行杂技演出，聊城地区杂技团的倒立技巧、椅子顶、顶碗、晃梯踢碗、双飞叉、顶板凳、蹬板凳等7个节目被选拔到山东省杂技代表队进京参加调演。
  1978年8月，辽阳石油化学纤维总厂为招待各国专家举行文艺晩会，聊城地区杂技团应邀作专场演出，受到厂领导和外国专家的称赞并赠予奖旗。
  1981年8月，地区杂技团应邀赴北京天坛公园演出。孟广连表演的“关公马上劈刀”节目，气势磅礴，形象逼真，中央电视台给予实况转播,《北京晩报》等报刊对其表演给予较高的评价。蒋士昌、侯淑萍合演的《顶板凳》节目，选为中央电视台国庆晚会节目向全国进行播放。
  1986年1月，山东省杂技魔术创新节目比赛在济南举行，聊城地区杂技团郎延彬、陈立堂表演的《双飞叉》，王峰、赵燕表演的《溜冰》,李健民表演的《牌技》获三等奖。
  1987年，郎延彬、陈立堂代表山东省赴南昌市参加华东地区杂技比赛，《双飞叉》节目获三等奖。
  1988年10月，地区“阿胶杯”杂技大奖赛在聊城举行，参加单位有地区杂技团和聊城市、临清市、东阿县、莘县、阳谷县、冠县7个杂技代表队，参赛演员107人，演出节目有杂技、魔术、气功，经3天4场的激烈角逐，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山东分会设置的“创新杯”和“振兴杯”，分别由地区杂技团郎延彬、陈立堂表演的《梅花桩飞叉》和东阿代表队景延华、景延霞表演的《木砖技巧》节目夺得。大奖赛评出一等奖4个,二等奖6个，特别奖和新蕾奖4个,三等奖9个。11月，文化部在湖南省长沙市举办全国“新苗杯”杂技比赛，聊城地区杂技团小演员季小芳、王云贵合演的《小小炊事员》节目获银奖。
  1989年9月，季小芳、王云贵应邀赴北京参加第二届中国艺术节演出，获得成功后又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晚会演出。次日，季小芳作为代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一起合影留念。10月3日，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副部长英若诚、刘德有，艺术局局长方杰、副局长魏中珂专程到友谊宾馆看望《小小软事员》节目领队王大民,教练胥吉成，演员季小芳、王云贵，并一起合影留念。当年，山东电视台专门拍摄了介绍聊城地区杂技团表演艺术的电视片《夜明珠》。
  1990年11月，在第三届全国杂技比赛华东区预赛中，由郎延彬、武核新表演的《梅花桩飞叉》获一等优秀表演奖，王大民、杜春彬获一等优秀编导奖，郎殿祥获优秀教练奖。
  1991〜1994年间，《梅花桩飞叉》在全国第三届杂技比赛中获“创新奖”，在第三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演岀中获“银狮奖”。创新节目《缸碗恋情》参加中国第四届艺术节的演出；《笑笑笑餐馆》参加武汉第二届国际杂技艺术节的演出获铜奖；《梅花桩飞叉》、《神鞭》晋京参加庆祝建国45周年国庆盛大游园活动，被推选在人民大会堂为中央领导人和首都人民做汇报演出。
  1995年，《海底拾趣》参加首都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晚会演岀。1996年，该节目被选入参加第三届中国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比赛节目，并获优秀奖。1995年，创新节目《梅花桩飞叉》应邀参加《上海奇迹——基尼斯纪录授奖典礼》表演，中国大世界基尼斯总部授予郎延彬、武核新表演绝技《梅花桩飞叉》证书。1996年2月，该节目代表中国赴摩纳哥参加第20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杂技节比赛演出。其间，杂技团相继赴日本、泰国、德国访问演岀，扩大了对外文化交流。杂技创作
  蹬板凳1959年由孟广富根据蹬桌子、梯子等传统的原理构思出的节目。在省电影机械厂老工人的帮助下，制成《蹬板凳》节目的特制道具——板凳，由其妻李兆桂、其侄子孟昭浩经过半年苦练获得成功。《蹬板凳》节目作为1960年国庆献礼节目，首次在济南上演，受到欢迎和重视。1961年,省政府率领慰问团去三门峡工地慰问，《蹬板凳》节目应选为工人演岀，受到热烈欢迎。以后，孟广富之子孟昭鹏又在原《蹬板凳》的基础上,经过整理、创新、提高，由原来蹬7条板凳发展到蹬11条，并在凳塔上成功地设计了“乌龙倒吸水”、“桩子单手顶转落旱水”、“卧鱼”、“岔腿大转”等高、难、新的动作。1984年，《蹬板凳》节目代表国家赴摩纳哥参加第十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杂技节，以浓厚的民族特色、高难新颖的技巧和完美的艺术形象，荣获杂技节目最高奖——金小丑奖。
  小小炊事员在《快乐的炊事员》基础上改编发展而来。其构思有新的突破，在技巧上首创“一手晃盆、盘两层，一手拨转盘子”等高难动作，在表演上不落俗套，力图把杂技技巧和童心好动有机地结合起来，表现了一对天真活泼的儿童在节奏欢快的音乐旋律中，悄悄跑进厨房，玩耍起各种炊具，使盆、盘、碟空中旋转飞行,令人目不暇接，动作敏捷，妙趣横生，幽默滑稽，情技交融。此节目多次在国家、省重要的活动中参加表演并获奖。
  梅花桩飞叉全国首创节目，王大民创作。首次把传统“飞叉”节目由地面表演改为地、桩结合表演形式，并在技巧上有新的突破。演员不仅在8根高1.65米铁桩上如履平地表演传统“飞叉”动作，并且首创一人耍五叉动作。五叉同时旋转在演员的头、身、腿上，使传统节目进入一个崭新境地，达到了难、美、新、奇的要求。1990年11月，“梅花桩飞叉”在第三届全国杂技比赛中获优秀奖；1996年，代表中国赴摩洛哥参加第20届蒙特卡洛国际杂技节比赛。
  晃板晃圈由传统节目《晃板》改编发展而来，并进行创新和突破，一是晃板上演员数量增加，二是表演技巧难度提高，在动作中求稳，难中见巧，于编排新颖方面作了成功的探索。演员由原来的2个人增加到6个人，技巧动作上增加晃板“对口咬花圈”、底座演员头顶“尖子”,演员单手顶晃板上拐，然后单手顶“卧鱼”落下等高难动作,最后以6个演员构成“大牌楼”晃26个圈造型为高潮收场，充分表现了人的力量和智慧。1988年9月，在地区首届“阿胶杯”杂技大赛中，以其技巧完美、情感轻松、活泼，赢得杂技艺术家和观众的好评,并获得比赛专业组一等奖。
  踩球顶板凳首创“底座”演员脚踩木球顶板凳技巧，“底座”演员不仅要掌握头顶板凳平衡技巧，同时，脚下还要掌握重心平衡技巧，由于表演形式从地下提高到木球上，使节目显得更加壮观，凌空挺拔，力、技、艺巧妙聚合，给人以气魄豪迈的美感。聊城地区主要杂技优秀传统节目
  第三节曲艺
  地方曲种
  流行于境内的曲种,除外地的山东大鼓、山东琴书、山东快书、河南坠子、西河大鼓外，地方曲种有聊城八角鼓、临清琴曲、临清时调、高唐四平调、阳谷谷山调、在平南城调等。
  聊城八角鼓颇具地方特色的说唱艺术，以伴奏乐器“八角鼓”而得名。“八角鼓”用檀木、乌木等硬质木制作而成，形为八角。鼓面用蟒皮蒙制,7个面中间安装小铜钱。一个面中间安铜柱，柱端环上系鼓穗。演员表演时，左手执鼓、右手配合，随着三弦弹奏的主弦律，垫、弹、轮、搓、拍、摇、碰、簸，唱得委婉动听，引人入胜。其曲种演唱较灵活,可有专门乐队，也可演员自兼;可一人单独演唱，也可多人分生、旦、净、末、丑演出；可演全套戏，也可演折子戏。其传统节目很多，大小段子和能化装演出的剧目有160多个。节目的文字材料，除省戏曲研究室保留下60多个外，聊城市文化馆保存有8个,其他部分已经散失。
  临清时调由民间小曲、小调、民谣发展而成的说唱艺术。其音乐伴奏比较简便，主要乐器有竹板、三弦，也可加洋琴、二胡，演唱灵活自由，多则几人，少则一二人，可分角色，也可边打边唱。它以悦耳动听，唱段生动，乡土气息浓郁而见长。主要曲牌有“平调”、“慢四平”、“靠山调”、“小北口”、“清水河”、“垛子板”、“楼上楼”等20多种。传统节目有《妓女悲秋》、《盼五更》、《七月七》、《十杯酒》、《画扇面》、《十婚迷》、《丁郎寻父》等170多个。
  在平南城调形式简单活泼，乡土气息强烈，流传于在平城南乡村。演唱时，艺人手持三弦，脚蹬木梆，腿上绑着撒拉机，自弹自唱，自打拍节。属杂曲类型，曲式结构简单，只有速度的快慢之分,而无不同的板式之别。传统曲目有《苍蝇抱饭粒》、《贤良女劝夫》、《王延章比武》、《鹤童传》等。
  阳谷谷山调原名“越调”,1980年定为今名，为阳谷县民间说唱艺术形式。其曲调优美，节奏活泼，韵味浓郁，风格独特。演唱时多是艺人手持三弦，腿系节子，自弹自唱，也可加二胡、洋琴等乐器，用小乐队伴奏。传统曲目有《杈裙子》、《猪八戒背媳妇》、《唐王探病》、《包公夸桑》等。
  高唐四平调亦称“丝调”，流传于高唐乡村民间。其曲调较为简单，基本上为4个乐句的重复，但曲调优美，宜于抒情，演岀形式灵活，艺人可以自弹自唱，也可加小乐队伴奏，主要乐器有三弦、竹板、节子。传统曲目有《盼佳人》、《八仙庆寿》、《五卅惨案》、《玉堂春》、《薛刚反唐》、《卖油郎独占花魁》等。
  创作演出
  1953年，“聊城八角鼓”艺人遂本荣参加“山东省民间音乐舞蹈观摩大会”演岀，次年，应邀去北京演岀。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民族音乐研究室李一呜对聊城八角鼓进行录音、记谱和分类整理。1955年1月，逯本荣应中国曲艺研究会之邀，在中国文联会议室参加观摩演出会。1956年4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京举办“全国曲艺观摩会演”，临清县阎玉贞、汤桂英演唱的临清时调《撒大泼》获表演一等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录音、广播，《人民画报》以“业余歌唱家”为题,将剧照刊登在封面上，并应邀在中南海怀仁堂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演岀，且合影留念。1957年，山东省举行第一届曲艺会演，高唐县郭如河演唱的高唐四平调《卖油郎独占花魁》获表演三等奖。次年，被选拔晋京参加全国曲艺汇演,获演出奖，受到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高唐县高同武创作并演出山东快书《飞云浦》获山东省第一届曲艺会演演出奖,次年获全国曲艺会演演岀奖，受到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莘县邓九如在“山东省第一届曲艺会演”中，演唱的山东琴书《洞宾戏牡丹》获表演一等奖。1958年,高唐县赵永武晋京演唱自己创作的山东快书《痛击飞贼》获得好评,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罗瑞卿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次年，由中央电台播放录音。莘县邓九如在全国曲艺会演中演唱的山东琴书《黄忠大战穆桂英》，被评为优秀节目。1965年，高唐县赵永武创作并演唱的山东快书《纸老虎现形》获全省优秀节目奖,被定为全省巡回演出节目，并在济南南郊宾馆为李先念、谭启龙专场演出。1973年，高唐县赵永武创作的数来宝作品《盐碱窝里育新苗》，由刘新民、姜瑞明演唱，获山东省曲艺会演表演奖。同年，赵永武创作并演出的山东快书《南瓜生蛋》，获山东省曲艺会演优秀节目奖。1975年,赵永武创作演岀的山东快书《单缸》，获山东省曲艺会演优秀节目奖。同年，高唐县王全恒表演的相声《壮丽画卷》，获山东省曲艺会演优秀节目奖。1976年，赵永武创作并表演的山东快书《该打谁》,获山东省曲艺会演演岀创作二等奖。
  1979年，由刘升平作词，哈云英、张树栋作曲，李学云、姜克宪、王全恒表演的聊城八角鼓《会公公》，获山.东省曲艺会演优秀节目奖。1980年，地区文化局举办曲艺创作学习班，创作曲艺作品8件。1981年，地区文化局编印的《曲苑新花》，刊载曲艺作品15篇。当年，举办曲艺创作学习班，创作作品19件。1982年，举行全区曲艺会演，聊城市文化馆编排的八角鼓《邻居》获表演一等奖；临清市文化馆编排的时调《相亲》、在平县文化馆编排的南城调《朱红灯怒杀神甫》、阳谷县文化馆编排的谷山调《赵秀姑怒焚鸳鸯阁》、高唐县文化馆编排的四平调《春风送暖》均获奖。1984年,高唐县刘一军创作并表演的中篇评书《小砍刀》,获省中、长篇评书创作表演二等奖。1986年，赵永武创作的高唐四平调《鹅绒枕》获省曲艺会演表演二等奖；马济民创作、刘一军表演的评书《三只手与骂街婆》，在山东省曲艺比赛中获创作、表演三等奖。1989年，在山东省首届欢笑曲艺节上，刘恩水创作、杨继汝表演的评书《张自忠挥泪斩二勇》，获创作二等奖和表演奖；雷东平创作，孟祥静、雷东平表演的相声《如此兑现》，获创作三等奖和表演奖;董午创作、张保华演讲的故事《枪震万寿观》，获创作、表演奖。1990年12月，山东省文联、曲协、文化厅联合举办“榴花杯”业余曲艺大赛，刘恩水创作、赵献芳演讲的故事《奇异的婚礼》，获创作二等奖、表演三等奖;雷东平创作，雷燕、张金起、秦志刚表演的曲艺小品《对象》，获创作、表演三等奖；雷东平创作，雷东平、张金起表演的相声《赛马》，获创作、表演三等奖。1980年后，地区举办曲艺会（调）演3次，参加演岀的节目79个，演出的主要曲目有聊城八角鼓、阳谷谷山调、在平南城调、临清琴曲、临清时调、高唐四平调等。至1990年，全区在省以上报刊上发表各种曲艺作品26篇。其中临清王子华创作演出的小品《老夫老妻》获省一等奖、华东6省市会演编、导、演一等奖。1991〜1996年，创作和演出的曲艺作品多次在省内外演岀、比赛中获奖。小品《老抠》获中国第三届“群星奖”、作品评选优秀奖；张明东创作的山东快书《卖血》、刘恩水创作的《母子惜别》作品在《曲艺》杂志上发表，并在参加全省曲艺演出活动中获创作表演一等奖。张明东创作的山东快书《接妈》，代表山东省参加了6省市春节电视晚会的演出。
  第四节音乐
  民间器乐
  临清架鼓古称羯鼓，因多为庙会接神送佛所演奏，故而念白为架鼓（架，指神佛所乘坐的銮架）。清末民国年间，临清以南坛奶奶庙架鼓会、碧霞宫庙架鼓会、行宫庙架鼓会最有名。临清架鼓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声音铿锵有力，节奏变化无穷，给人以美的享受。架鼓为打击乐合奏形式，所用乐器有鼓、点锣、筛锣3种乐器，鼓为双面，由牛皮蒙制而成，内装有鼓胆，演奏者用布带系在脖颈，鼓面与腰身呈垂直平状，两手持木棒轮番击敲；点锣为黄铜而制，直径为4寸,其声音清脆；筛锣声音浑圆深沉，凝重威武。临清架鼓鼓点丰富，声音宏大,音色变化多样，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演奏时，鼓锤相击使鼓的音色变化无穷。丰富多变的各种节奏，使其强中有弱，动中有静，强弱结合，动静有致，反映各种不同的内容和情绪,产生丰富的鼓点曲牌。常用曲牌有点鼓、大排鼓、小排鼓、二十八宿、三番带滚鼓、长鼓、滚鼓、卧龙鼓、三气周瑜、二十四孝等10余种。
  阳谷哨原名“咕咕虫”,是阳谷县民间流传的一种土制娱乐用品。用粘土（胶泥）捏制而成，然后用木柴烧制定型。从其外型、发音和原料制作来看，为古代乐器“埙”演变而来。阳谷哨有泥制、陶制两种。从3寸许至1尺大小不等。其上有1。孔，音域在10度以上，可运用单吐、双吐、花舌等技巧吹奏，发音清脆噫亮，委婉悦耳。阳谷哨特别适于模仿各种鸟类的叫声，用以演奏地方戏曲和民歌有独特的乡土韵味。50年代初，创始人李保正在北京表演和销售“咕咕虫”,得到不少名人的指教。中国音乐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飒为其定名为“阳谷哨”。1953年10月3日，《北京日报》对“阳谷哨”进行报道。1978年，阳谷哨曾在“全国民间工艺品、少数民族用品展览会”上展出，受到有关单位的重视。1979年10月，在《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挖掘、搜集过程中，地、县文化部门对《阳谷哨乐曲》进行考查整理，其中两首乐曲载入《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山东卷内。1984年5月，中央音乐研究所所长乔建中、研究员苗晶专程从北京到阳谷，搜集整理有关阳谷哨的音响资料。
  鼓吹乐境内民间器乐演奏的主要形式之一，素有“山东北路啖呐流派”之称。其风格刚健有力，粗犷豪放，刚中有柔，柔中有刚；音色变化多样，能出现三弦音色的强音、箫一样的柔音音色。每逢年节、婚丧嫁娶，多有鼓乐队演奏，演奏时大都是合奏。乐器组合主要有唢呐、笙、管子、闷笛、笛、二胡、鼓板、梆子、小镣、小锣（手锣）等。一般由鼓板、梆子掌握节奏，小镣即兴加花演奏，根据乐曲情绪而强弱变化。流传于该区并被《中国民族民间乐曲集成》山东卷收入的鼓吹乐有:正调小开门、平调小开门、拨调小开门、在平行水令、普天乐、小开门、聊城小开门、聊城行水令、弦子大鼓、扬琴、坠子腔、十杯酒、哭周瑜、扶琴网子。
  临清古筝临清金郝庄是“金派古筝”的发源地。明万历年间，该地的古筝即以声纯韵正、古朴典雅而闻名，世称“金派”。清末民初为鼎盛时期，全村时有=筝者10余名，其中以金灼南成就最著、声誉最隆。该地流传的筝曲多为《单八板》、《双八板》及其变曲。民间传谱很多，较早传谱为1873年（同治十二年）手抄工尺谱。现已收集的金郝庄筝曲有《双板》、《三环套日》、《流水激石》、《单板》、《孤雁岀群》、《玉连环》、《百鸟朝凤》、《叹十声》、《剪剪花》等20余首。乐曲结构多为“八板体”，全曲由8个乐句组成,每句除第五句为十二板外，其他均为八板，共六十八板。民间俗称“六八板”。各句落音为宫、徵、商、徵、宫、宫、宫、宫。
  民歌
  劳动号子主要有“打夯硪号”、“黄河碳号”和“运河号子”。黄河破号流传在阳谷、寿张一带，是劳动人民与黄水作斗争及修堤筑坝用的硪歌,主要有《二板号子》、《程号》、《小了了号》、《爬山虎》等40余首，高夯用的“咳咳呀”及平夯用的“平调续”、“梅花落子”等30余首；运河号子有“拉篷号”、“摇篷号”、“拉纤号”20余首;修路建房用的夯号主要有“喜夯落梅花”、“一路风顺起”、“梧桐叶上落凤凰”等10余首。另外还有“打油号子”等。不同号子各具特色，演唱形式有分有合，此呼彼应,旋律起伏跌宕，调性色彩丰富。随着劳动情绪的发展，速度、力度、节奏相应变化，有层次，有对比。
  民间小调在民歌数量中最多，题材也较广泛，以表现劳动、爱情、民间习俗为主要内容。其曲调清新活泼，色彩鲜明，表现手法细腻。《对花》、《看郎》、《蜜蜂采花》、《卖饺子》及临清民歌《新对花》、《扛活调》、《光棍哭妻》、《看姑娘》、《尼姑思凡》等民间小调在全国也较有影响。其中，有些曲目成为专业团体经常上演的曲目。
  音乐创作与演出
  1954年秋,聊城县刘炳芹参加省民间音乐舞蹈会演，获唢呐演奏一等奖；1955年参加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获优秀奖；1956年获省音乐舞蹈会演一等奖。1963年，聊城民歌手曲秀兰在省民歌演唱会上演唱的《蜜蜂采花》、《卖饺子》受到省专家好评。1964年，阳谷县魏占河、杨万祥作曲的《新媳妇回娘家》参加山东省文艺会演，荣获创作一等奖；同年，参加“上海之春音乐会”并录音。1966年，临清市王子华作曲的女声表演唱《打绳歌》，由山东省歌舞团晋京演出，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后由山东省电台文艺部作每周一歌播放。1973年，在平县毛佩琦作曲的童声合唱《绿化祖国植树苗》，由人民音乐出版社编入《少年儿童歌曲选》第一集及《文艺节目》第三集，后由中国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灌成唱片。1975年，阳谷县杨万祥作曲的《七员女将来打夯》,发表在《河南省创作歌曲选》上，获一等奖。1978年,在平县张晶；武立序挖掘整理的民歌《宋景诗造反》被编入《山东民间歌曲集》，由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选入《中国民歌》第三集。1978-1980年，地区艺术馆第二次对全区民歌进行广泛收集，整理民歌200余首，编辑出版《聊城地区民间歌曲选编》。1979年，聊城市张树栋作曲的女声独唱《万代高唱东方红》，在山东省音乐舞蹈会演中，获优秀创作奖;东阿县傅朝峰作曲的女声独唱《雷锋颂歌人人唱》，收入《山东三十年歌曲集》。同年，地区群众艺术馆对《阳谷哨乐曲》进行考查整理，其中2首乐曲载入《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山东卷内。1980年，姜宝海作曲的女声独唱《朱老总您几时把家归》，由上海唱片社灌制唱片。同年,临清市文化馆程占吉整理的6首架鼓曲，被《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山东卷录用。1981年，姜宝海作曲的男声二重唱《金丝小枣八月熟》、女声齐唱《摘果忙》，收入《农村歌曲专集》。1983年4月，全区组成的民歌演唱队,在山东省民歌演唱会上取得好成绩。顾建国等5人演唱的黄河磯号《小了了号》、《爬山虎》、《莲花落》，由省电台、电视台录音录像。李晓云等演唱的《卖饺子》、《蜜蜂采花》、《对花》、《猜花》,邱方军等演唱的“号子”及《大瞎话》、《大实话》，向山东省委领导作汇报演岀，由山东电视台录像播岀。上海唱片社录制了顾建国、梁玉英演唱的《拐磨子》,邱方军、李晓云演唱的《新对花》、《猜花》,徐秋菊、梁玉英演唱的《撒大泼》,徐秋菊演唱的《尼姑思凡》,李晓云演唱的《卖饺子》、《蜜蜂采花》，梁玉英等演唱的《看情郎》8首聊城民歌。1985年,地区杨建波作曲的女声独唱《乡泉》，在山东省音乐舞蹈会演中获创作三等奖。1988年，阳谷县孙学利作曲的谷山调《绣荷包》编入《中国曲艺集》山东分卷；1989年作曲的独唱《春雨》，在山东省农村歌手大奖赛中获优秀创作奖。1976〜1990年，地区群众艺术馆先后举办音乐创作学习班30余期，创作音乐作品600余件。1978-1985年，编印《群众歌曲选》6期，《文艺演唱》1。期，《东昌演唱》8期，《歌曲创作选》1期。1991〜1994年，组织全区性有影响的文艺活动20余次，其中庆祝建党70周年文艺调演、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文艺调演、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文艺调演，“兴聊之歌”大型专题演唱会等。4年中,组织开展各种少儿音乐培训班90多期，举办首届少儿电子琴电视大奖赛及少儿钢琴、电子琴比赛，中.、小学生卡拉OK大赛等活动8期。1995-1996年，在全国“孔繁森颂歌”歌曲征集活动中,邱方军、周月华获作品创作二等奖,薛红获三等奖，杨建波获优秀奖。邱方军创作的歌曲《塞上行》、《孔繁森,光辉的榜样》分别在《群众艺术》、《音乐大观》上发表。
  第五节舞蹈
  区内的舞蹈艺术起源于民间，历史悠久，种类繁多，风格独特,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建国后,舞蹈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各级文化部门对流传和失传的民间舞蹈进行深入挖掘、整理；广大专业和业余舞蹈工作者，在吸收古老艺术精华的基础上，创作了大量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和时代特点的新舞蹈作品。有20多部参加省级以上会演、调演，其中16件获奖。
  区内的民间舞蹈分为6大类52种，其中秧歌舞13种,道具舞20种。
  秧歌舞
  柳林花鼓主要流传于冠县柳林一带及其聊城、临清市的毗邻乡村。它形成于明代万历年间，原为寸跷秧歌，以花鼓作为主要演岀道具，以鼓舞的技巧展示其独特的风格。其他伴有伞、锣、鞭等，与鼓融为一体，形成粗犷豪放，热情奔放的风貌。其主题是表现梁山好汉借正月十五闹元宵之际，乔装打扮成艺人混进大名府，救出卢俊义的故事。柳林花鼓共有14人表演，以伞为先锋，分内角和外角，全部扮演《水浒》中的人物，内角伞为吴用，头鼓为刘唐和李俊，二鼓为柴进和花荣，头锣为顾大嫂和扈三娘，二锣为孙二娘和乐大嫂。外角中两个和尚即武松和鲁智深,丑婆为金大姐，公子即燕青，老鞑子为梁山泊头领宋江。柳林花鼓是由以舞为主的“武场”和以唱腔为主的“文场”组成的文武秧歌。先舞后歌,歌者不舞，舞者不歌。其演岀均在泼辣、火爆的气氛中进行，开场来得猛，结尾收得硬，快中见稳，急中求稳。它的独特风格，还表现在鼓舞的技巧上。鼓不束在腰间，而由一条长长的背带挂在右肩垂于左膝下，无论表演者怎样做跳、打、扑、转等动作，鼓总是服贴于小腿部。
  伞棒舞流传于聊城市梁水镇梁闸村一带，是以“伞”和“棒”为表演主体的秧歌舞蹈。相传形成于明末清初。伞棒舞一般在春节表演，婚丧嫁娶也参加庆典。表演时，以伞棒开场，引诸角色入场，有伞棒对舞、伞独舞和棒的集体表演，另有以伞做指挥的各角色演唱，伞指向谁，谁即岀场演唱。演唱曲子有“秃子闹房”、“闺女岀嫁十二难”、“小磨房”等。伞棒舞的动作多与武术相揉合，粗犷豪放,铿锵有力，有骏马腾跃之感，充分体现鲁西北人民的性格。
  道具舞
  火狮子流传于莘县城关镇一带，起源于十八里铺乡鞠屯村。它是农民祭春求雨的一种祭祀形式，故在农历二月二（龙抬头日）晩上表演，意在以火狮子激起龙王下雨灭火的情致。它由0.36万支火捻组织一支狮型，有大小数只狮子齐舞。表演者先用“火纸”搓成纸捻，再用细绳编织在一起,缀于数块木板上，为纸捻外衣，状如蓑衣，每只狮子用纸捻约0.3万余只。玩耍时，需全村老少搓捻。表演者将纸捻外衣穿在身上，点燃每只纸捻后，手足投地，模仿狮子的动作，翻腾跳跃，火光闪闪，加上鼓乐助兴，很是威风。
  五个秃一种别具一格的民间舞蹈形式,流传在东阿县铜城镇卜庄村，为北宋年间孙禾创编。孙禾为河南开封人，十几岁沦为孤儿，乞讨为生，被富豪烫伤头皮，毛发脱落，成了秃子。他后用葫芦仿造自己秃子的模样做成头型，用竹杆撑起，外披裤褂,边操纵，边用两种语音自编自唱，先博得人们的欢娱后达到乞讨的目的，继而又设计四个头型，即形成了“五个秃”的雏形。词调诙谐滑稽，表演风趣新奇。自此，他走乡串村，成了乞讨为生的艺术表演，人称“五秃戏”。后来,孙禾来到东阿县铜城镇,拜当地名拳高师杨同营为师，使“五秃戏”与“二郎拳”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舞蹈的成份相应加重，形成保留下来的五个秃表演形式,也称秃子舞。清末,铜城卜庄艺人张明利发展到1人操纵6个人型，形成七个秃的表演形式。唱腔里也揉进了民间小调、大鼓、莲花落、锯大缸、山东快书等。后流传下来的只有“五个秃”的表演形式。五个秃的动作以秧歌步和走花圈为主，表演以唱、念、舞同时并举，最后以舞蹈形式结束。乐器以打击乐为主，唱腔以弦乐伴奏。
  姜老背姜婆流传于在平县城关镇前曹村一带。清朝同治年间,在平县马沙窝村最早岀现这种舞蹈形式，当时仅限于踩街、撂场，属小荡子类。前曹村戏曲老艺人曹老八看后受启发，经潜心研究，编入简单的故事情节，自编唱词，采用当地流行的河北梆子曲调演唱，并从道具、造型、动作等方面进行艺术加工,使其更加完善，成为一种为人们喜爱并广为流传的民间艺术。姜老背姜婆，远看酷似一老汉身背一青年女子，实为借助道具由一人表演,表演者头部古式女装，身着戏装，前男后女，由左手在胸前衣内操纵一老汉面具，演唱男女不同的腔调，通过熟练的操作和不同的感情交换,达到真假难辨的程度，使人回味无穷，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五鬼闹判流传在临清市区的一种面具舞蹈,俗称判子会。相传，明代初年从江苏南通传播而来。五鬼闹判是5个手执琴、棋、书、画、伞的小鬼闹判官。在纷闹中判官明察秋毫，指挥若定，驱恶扬善，刚正不阿。判官，即镇鬼之神钟馗。清宣统年间，临清的五鬼闹判与南通的闹判分庭抗礼，竞相发展，独自形成北派风格，以武功见长、粗犷豪放。其代表舞有《目莲僧救母》。建国后，对其舞剧进行整理改编，去其具有恐怖色彩的火稽角及迷信色彩的阴阳官、牛头、马面等角色，汇合南派艺术精华，使其从形式到内容都富有清新向上的风貌，并被改编进新编历史剧《李慧娘》中，摄制成电影。五鬼闹判舞蹈借鬼喻理,伸张正义，鞭挞邪恶。舞蹈语汇丰富多彩，舞蹈队形灵活多变，锣鼓伴奏抑扬有致，观众百看不厌。
  竹马流传于全区，尤以高唐县清平镇刘海子村的竹马为最。其原始雏形为毛驴，至清末演变成为竹马。竹马的道具有马颈、马前身、马后身3部分。表演时，骑手将马的前后身拴在腰间,左手拉动马头，右手高举兵器。马的颜色各异，按赤、橙、黄、绿、青、蓝、紫每色2〜4匹相配。骑手穿的盔甲与马的颜色相同。表演人数不限，多达200余人，少可几十人。早年竹马阵法有108阵，因年久失传，至今只能组织表演11种阵法，即二龙出水阵、起门阵、八卦连环阵、葫芦阵、四门阵、龙门阵、埋伏阵、迷魂阵、麦穗阵、剪刀阵、罗成阵。跑阵时，骑手多为圆场步，马童的动作则吸收了大量当地武术的精华。竹马的表演，多在正月十五元宵节。“出征”时，人们每人扛一大杈，每杈上挑5盏灯笼，一片火红。远远看去如繁星下落，加之群马喧啸，马铃声声，其景格外壮观。竹马舞已载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哆嗦旗舞流传于高唐县姜店乡八刘庄一带，盛行于清末，延续至今。表演时,演员多少不限，须是双数，一般与高跷队联合表演。表演内容为男女相互爱慕，挑逗欢快。服装为前后开身的旗袍，全为戏曲舞台上的丑角装饰。男角左手持旗，右手持扇，两腿弯曲挺胸，旗扇左右摇摆，女角左手挎篮，右手持扇，随着锣鼓的节奏，扭动身躯，抖膀飞眼,表现亲近爱恋气氛。此时,红旗在空中上下翻飞，不断抖动，故称哆嗦旗。哆嗦旗舞表演起来滑稽幽默，生动活泼，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歌舞
  以歌舞演唱形式的有《轧蒲诌》、《腊花》、《霸王鞭》、《柳林鼓》等。轧蒲诌为流传于临清一带的民间歌舞形式，开始是妇女们打场时拖石滚、压蒲草所唱，逐步发展为边表演边歌唱的民歌。歌目有《大实话》、《闹花灯》、《十针扎》等20余个。打击乐为主要伴奏乐器，曲调诙谐动人。腊花是流传于冠县北陶一带的歌舞性民歌，又称清腔渔家落。演出时，人们扮成老生、老旦、彩旦、小丑等，并有10余名青年男女伴舞伴唱，曲调融汇渔民号子、民间小调，质朴动人，富有特色，内容多表现劳动、生活、爱情等。其曲目有《拾棉花》、《分家》、《顶嘴》、《卖布》等。霸王鞭是流传在莘县位庄、河店一带的民间演唱形式。男角手持6组铜钱竹鞭，女角双手持铜板，边唱边舞，风趣生动。主要曲目有《汉口垛》、《温江红》、《九连环》等。花鼓、秧歌的主要曲种有聊城花鼓调、阳谷花鼓、柳林花鼓等。阳谷花鼓《拐磨子》生动有趣，深受欢迎、柳林花鼓由民间小调组成，曲调说唱性强，节奏变化多样,唱段既平稳又热烈。代表曲目有《绣幔帐》、《好一朵腊梅花》、《好一朵奴女歌花》、《喜歌》等。
  灯舞
  龙舞元宵节期间，区内舞龙灯活动比较普遍，尤以临清前关街的龙灯别具特色。临清舞龙灯，演员达百余人,分文武两场。文场始由一“童子”抱花瓶领舞而岀，接着“风婆婆”、“闪电娘娘”、“雷神”、“鱼鳖虾蟹”数人做各自的象形动作起舞而入。紧接着是五光十色的朵朵彩云（由人扮演）飘然入场，一会儿是“盖云''、“翻云”，一会儿是“五朵金花''，十几种花样，惟妙惟肖，变化多端。而后是武场，烟火腾起，锣鼓齐鸣，一条腾云驾雾的大青龙在追逐着一个红蜘蛛，由40余人组成的“龙门”跃然而入。开始是“五龙倒取水”、“金龙盘玉柱”，而后是“卧龙”、“滚龙”、“三现龙”、“单花腾云”、“双花腾云”等十几种精彩表演。时而是“钻腰节”、“倒钻尾”、“四钻四亮”，时而是乌龙摆尾，腾云驾雾。锣呜龙舞，栩栩如生。最后在大蜘蛛钻到龙门外,青龙捉拿不住，急得摇头摆尾、张牙舞爪的火热气氛中结束。
  顶灯台根据流传于阳谷县张秋镇一带的一种民间故事演变而来，为元宵节期间经常活动的民间舞蹈。它以小场子见长,表演者只有男女2人，男角头顶灯台，女角双手各持棒槌。男角（丈夫）被女角（妻子）吓唬追赶、头顶燃着的油灯钻板凳，是其舞蹈的高潮。伴奏乐器为喷呐、笙及打击乐，曲牌则用民乐“斗鹌鹑”。其舞蹈动作朴实，节奏明快，表演诙谐风趣，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祭祀舞
  祭祀性舞蹈,又称神鼓舞,流传于冠县南陶镇东陶村一带。明洪武元年，建立泰山行宫庙，前来朝山进香者纷至沓来，妇女们先以焚香磕头祈祷神灵驱灾降病、赐福保佑,后感跪拜无法表达对碧霞元君的虔诚，也难宣泄心中的苦闷，便开始徒手跪场，且唱善经，后来又发展成右手持鼓、左手拿鞭而舞（称跪舞功）,形成善鼓舞。善鼓舞在每年的农历三月十三〜十五日表演，表演者均为妇女。每年的三月一日起，附近的妇女（多为老者）先来庙内祭扫，三月十三日，庙会祭奠活动正式开始。方圆百里的信女们或乘车、或乘船、或步行纷纷而至，多达数万人，她们手拿善鼓，口念善经，焚香起舞达3昼夜，三月十五日达到高潮。善鼓舞的表演形式原有3人舞、4人舞、6人舞和8人舞，队形多为跪8字、拧麻花。善鼓以铁条圈之，鼓面蒙革（单面），鼓柄尾端有3个大铁环。几种对舞均随鼓上下晃动时发出的响声节奏由慢而快跑台步，左手持鞭，用细竹做杆，布条做穗，如戏剧中的马鞭。鼓声铿锵有力，体现舞者对神灵的心地虔诚，上下身动作相济，协调统一。
  以上舞蹈创作与演出的情况为：
  1953年，“柳林花鼓”代表山东省出席华东区民间艺术会演。华东局领导亲授“文艺向导”锦旗1面、服装1套。1956年3月，临清“洼里秧歌”参加全省农民音乐舞蹈会演获一等奖，赠“红旗标兵”锦旗1面。同年,在平小荡子舞参加省农民音乐舞蹈会演，获三等奖。1964年，临清“洼里秧歌”、阳谷“双鞭舞”参加省音乐舞蹈会演，获优秀节目奖。1973年，地区代表队参加省音乐舞蹈会演，由集体编舞、张树栋作曲的舞蹈《喜摘丰收棉》获演出奖;舞蹈《海河儿女斗志昂》获演出奖，由集体编舞、张树栋作曲。舞蹈《棉花姑娘洒药忙》获优秀节目奖，由集体编舞，张树栋作曲，并确定为向省委领导汇报演岀节目。1975年，三人舞《送女出征》参加山东省单项舞蹈调演，由李玉琴编导，王子华作曲，王子华、李晓春、李艳群表演。1979年，李玉琴编舞、姜宝海作曲、张维芳作词、唐雪丽等表演的《金蚌吐珠》参加全省音乐舞蹈会演。1982年，李玉琴编舞、作词，魏士健作曲，王岩、宋保贞表演的双人舞和郗先锋编舞，刘建民作曲，鄱先锋、唐雪丽、滕发廷表演的三人舞《棉姑牵线》，在山东省舞蹈调演中获创作奖、演出奖。1985年，魏湘莉、李玉琴编舞，李林亭作曲，刘慧玲等表演的群舞《大地春》参加全省“泉城之秋”艺术节演岀，获演出三等奖。1987年，陈秀美、梁庆华创作，宋爽等表演的幼儿舞蹈《皮球浮上来了》，获创作二等奖、表演优秀奖;姜春凤创作，张颖、王燕表演的双人舞《春乐》，获创作三等奖和表演奖;于澄洁创作、于言等表演的幼儿舞蹈《兰花草》,获创作三等奖和表演奖。1988年，地区舞协组织的代表队参加省“国际交谊舞、拉丁舞、霹雳舞大奖赛”，姚军获优秀舞星奖，李华、杨茂盛、周志勇、鲍静获舞星奖。1989年4月，地区代表队参加省少儿舞录像会演，宋保贞编舞、临清机关幼儿园演岀的幼儿舞蹈“新苗”获二等奖；另有幼儿舞蹈《长大要当企业家》、《小孔雀》、《丫丫戏鸭鸭》、《快乐的小孔雀》、《童年多美好》、《小黑猫》、《小天鹅》均获三等奖。同年，地区群众艺术馆以“五个秃”的表演形式新创作的舞蹈《嬉乐》，在山东省民间舞蹈调演中获创作奖。同年12月，李玉琴编导，杨建波作曲，李华、姜春风等表演的群舞《嬉乐》参加山东省舞蹈调演，获创作三等奖；梁秀云编导,仓有连、顾宝龙作曲，田开方、刘秀军等表演的群舞“伞棒舞”参加省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录像演出，获优秀演出奖。1991〜1996年间，《棒声回春》等3个舞蹈节目参加全国中老年健身舞蹈比赛,2个节目获一等奖，1个节目获二等奖;刘慧玲参加山东省校园歌曲、集体舞比赛获先进个人奖；王岩、穆芳丽编导的《健身筷子舞》在第二届全国中老年健身舞蹈会演中获“菊花奖”（三等奖）。
  第六节美术
  民间美术
  在平民间中堂画源于清道光年间。全县善丹青者甚多，尤以杜郎口乡董庄董立元的绘画成就最大。他尤工人物，有人将其与同代著名书法家崔班、画虎高手杨频并列，素有“崔字杨虎董人物”之谓。当地文化馆搜集到的董立元的画中，以横幅画、中堂画、人物画居多，系工笔国画，淡雅细腻，为现代当地中堂画作者技艺所不及。其故乡董庄，向有“画乡''之称,40户人家几乎家家画中堂画，作者近百人。他们普遍沿用前人画谱，按谱绘画，多为山水人物、鱼虫花鸟、梅草兰竹。家庭妇女虽不识字,常靠画谱临摩，配上印有名家书写的对联岀售。久而久之，有些不用画谱也能作画，但总离不开画谱样式。民国后，民间中堂画几经兴衰，逐渐发展到周围的十几个村庄。建国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间中堂画的内容多有创新，画幅有所改进，色调更加鲜艳，并出现了炭笔山水和局部用木板套印，然后以笔涂彩的新工艺。除山水、人物、鱼虫、花鸟等入画外，反映农村现实生活和风貌的优秀作品大量涌现。1983年10'月举行的山东省第二届农民画展，展出在平董庄农民画作品6幅，《洗牛》还登在《大众日报》上。同年，在地区美术作品展览中，有7件董庄农民画作品入选。1984年，有5件董庄农民画在地区国庆美术展览中参展。1987年4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社举办的中国民间艺术品展览，在平张加旺、胡福秀创作的《喂鸡》，董庆忠、胡传申创作的《交棉去》入选,后赴香港展出获得好评。
  聊城木版年画始兴于古镇张秋。清代，山西商人在张秋开设3家年画店，经销年画、门神。后来，其中之一的“刘振升画店”迁往聊城东关清孝街。至清末民初，聊城的清孝街、铁塔寺一带的年画、门神店甚多，字号有聊城的五福祥、义和祥、福盛和堂邑的月泰、同顺和、裕兴和、福原成、魁元隆、广和及莘县的通顺、福兴等20多家店铺。聊城的年画、门神，二者融为一体，既具有年画的艺术风格，也起到门神作用，构图丰满，人物突出，刻画夸张，情调高昂，色彩鲜艳，对比强烈。其勾绘线条，朴拙而生动，清秀而简炼，取材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描写劳动生产的耕织图、渔家乐，戏曲故事、民间传说，以及福禄喜庆之类的吉利画等,题材丰富多彩，种类繁多。年画的主要内容除描写现实生活外，还可分为3大类:一类是民间故事、戏曲故事、小说故事，如“庆顶珠”、“天河配”、“打金枝”，三国演义和水泊梁山中“赵云夺阿斗”、“长坂坡”、“武松打虎”、“马超马岱”等，同时，还多采用以神像为画面的门神画神荼郁垒、判头（钟尷像），双双对称，庄严威猛。此类故事画寄寓人民群众对英雄人物的赞扬及其扶正压邪的强烈愿望。另一类是吉祥喜庆的内容，如“福寿三多”、“双喜临门”、“招财进宝”、“连年有余”、“多种多样”。此类作品体现出广大人民群众热爱生活及其美好理想。再一类是以儿童为题材的“胖娃娃”。这是年画的传统题材，一个个天真活泼的儿童，有的抱鱼、逗猫、采莲，有的捧花、扑蝶，形象生动，饱满甜润，既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又可唤起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有“麒麟送子”、“五子登科”、“福寿三多”、“吉祥如意”等。聊城年画，历来只有“草板”，即全部用木板分色套印，从不开脸敷彩。造型生动，线条简洁、刚劲、细致、有力，富有版画意味。其色彩有丹红、粉红、黄、绿、青、黑6色套印，最多7色8版（再加大红和一遍黑），其印刷称为“六遍手”或“七遍手”，印岀的成品，色彩对比强烈，不仅使画面鲜艳明快,而且显得富丽辉煌,收到古朴风韵、别饶意趣的艺术效果，显示出特有的地方风貌。民国初期，聊城有木版年画作坊10多家。北伐战争后，年画、门神画曾被视为迷信用品不准生产、销售。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冀鲁豫文联和新华书店在解放区开展群众性文艺普及工作的同时，对聊城年画按原版图样格式进行改革，调集张秋镇等地的年画艺人与解放区美术工作者相结合,创作岀一批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解放区军民斗争生活题材的木版年画,在城乡广大人民群众中宣传推广。1949年，平原省文教厅和平原省美术协会创作印行一批内容新颖的木版年画。平原省撤销时，将一批新木版年画原版交给张秋镇年画艺人带回推广。建国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彩印年画相继问世,木版年画的印制逐渐减少。
  在平剪纸其艺术特点是不打底稿，也不用刀刻笔描，艺人只需一把剪刀，用彩纸折叠，动剪成型。所剪花鸟、人物，造型简练，线条粗犷，生动传神，栩栩如生。因为它和“插花描云”相结合，所以不仅为广大劳动妇女所喜爱，而且长期以来把剪纸工艺视为心灵手巧的象征。在平剪纸源于人民生活，反映乡土风情，保留了古老淳朴的文化传统。逢年过节，婚丧嫁娶，都有剪纸形式出现。鱼、虫、花、鸟，民间传说,戏剧人物等无所不有。花样内容也因事因物而异。尤其装饰新房器具，不仅增加喜庆气氛，而且也是一种美的享受。传统的民间剪纸，在内容上反映喜庆、吉祥、如意、忠孝之题材较多。逢年过节，贴上“白莲红鱼”，象征五谷丰登连年有余;“喜鹊登梅”象征喜上眉梢；新婚嫁娶，床头贴上一对“鸳鸯戏水”，祝愿夫妻相敬如宾，白头偕老；用“状元祭塔”、“白猿献桃”等教育子女孝敬老人。1978年后，剪纸艺人又创作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如“大养其猪”、“责任制好”、“喜摘新棉”、“农家乐”、“学雷锋”等。1982年10月省民间美术展览中,展岀荏平剪纸64幅，占全省剪纸展出的三分之一。1985年，全国举行民间剪纸展览，在平有8幅作品晋京展出。省美术馆、中央民间美术博物馆收藏在平剪纸84幅。同年，在平县文化馆组织全县各乡村的剪纸作品成集22册，每册100.幅,全部被山东省美术馆收藏。1989年,在平民间剪纸在山东省美术馆专品展出，共展出作品200幅360件，得到专家的关注和好评。在平剪纸由于形式和内容丰富多彩，又用料方便，简单易学，所以成为全县劳动妇女的一项广泛的文化活动。剪纸艺人遍及全县乡村，上至八旬的老太太，下至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剪纸艺人达0.3万之多。
  工艺美术
  印花土布明代，东昌府所属州县即家家纺车转，户户机杼声，村村有土染。所织土布除自己穿用外，即大量上市销售。清代，有专门印制花鞋面、花被褥、花包袱、桌围褡条的印花店铺。民国期间和建国后，土染、土织的粗布逐渐为机织布代替，民间仍保留着传统的自织土布、染印花布技术。1981年，山东省工艺美术所工艺师黄鹏至聊城，在区内工艺美术工作者的协助下，曾去阳谷、莘县、聊城、在平等地进行挖掘收集资料，在阳谷张秋镇、莘县朝城镇收集到“鲤鱼戏莲图”、“狮子滚绣球”、“猫蝶富贵”、“石榴和鹿”、“凤凰牡丹”等传统版样20多种、扎染花纹1种。该区工艺美术工作者在继承历史上蓝印花布独特风格的基础上，又创制一批新产品，有蓝印花窗帘、围裙、座垫、台布、书包等数10种，参加全国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品展览会，得到好评。
  临清纸扎早在400年前，临清纸扎风筝已初具规模，筒子、长串、板子、硬翅、软翅5大类都曾扎制。制作过程分为扎、糊、绘等，自始至终由1人制作。清光绪年间，已能生产娱蚣（祥龙）、八卦、蜻蜓、螃蟹、仕女、八仙、鹰等多种形式工艺性较高的风筝。扎绘的长串蜻蜓,一个连着一个，造型准确，结构巧妙，绘画古朴，美观大方。放飞起来一个个各展翔姿，十分壮观。1909年（宣统元年）溥仪登基时，临清城内大街小巷，商贾店铺皆精制各式灯彩张挂于门檐下,尤以宫灯最多，又以考棚街的水浒人物宫灯、大寺街的封神演义、西游记故事走马灯为最佳。在大寺街商场内有一大型围屏凤灯。屏风8扇，合拢作八角玲珑宫灯样，高3米，宽1米，颇为壮观。此外，还有造型千姿百态，装饰各有千秋的龙灯、转灯、狮子灯、鱼灯、花草虫兽灯。最为奇特的是一种绣球灯，外表为古铜钱图案，无论怎样转动，里面的红烛也不会倒下，观者无不称奇。50年代,临清的龙灯舞曾被山东省歌舞团选送莫斯科青年节进行演出。1970年,临清风筝老艺人张玉田扎制的娱蚣被送往广交会展览。该风筝长达30米,40个腰节，整个竹架用7色绫绢裱糊，色彩明快醒目。其头为龙形，龙眼遇风自行转动，龙角采取鹿型直势，可挂彩绸，放飞起来头朝下尾朝上，左右摆动,犹如真龙下降，作品既保持了传统的地方特色，又有新的创新，以宏大的气魄和微妙的动热融合成完美的艺术形象。1982年，临清风筝“蜻蜓”参加山东省民间艺术展览会。1984年元宵佳节，临清举办了民间灯彩展览，送展单位134个，展出灯彩0.1万余件，品种有壁灯、吊灯、提灯、座灯、宫灯、走马灯、飞机灯、花篮灯等。在风格题材上有仿古典的红木宫灯、红纱灯，另有大量取材于花鸟虫鱼、亭台楼阁的花灯及变形动物灯。民间艺人扎制的鹤灯,在技巧、造型、用料和装饰手法上都表现出独到之处。孔雀电动壁灯,采用变形手法，造孔雀开屏之形，精美别致,加上电动灯的变化，五彩缤纷。其盛况由山东电视台进行录制。
  聊城泥塑大致分为大型雕像泥塑和小型儿童玩具泥塑。清末年间，博平张安之即在聊城雕塑神像，其技术高超，工艺精邃。聊城三宝之一的玉皇阁神像就岀自张安之之手。后聊城胥元祥拜张安之之徒李振基为师学习雕塑工艺，历经数年刻苦钻研，造诣颇深。1919年,聊城万寿观及其他庙宇的神像多由他修复和创新。1931年，聊城纪刚、李英柳拜胥元祥为师，从事雕塑活动。建国后，聊城庙宇遗址全部被拆除或改为它用，雕塑活动基本停止。“文化大革命”期间，聊城县革命委员会在工会俱乐部举办阶级教育展览时，民间艺人纪刚创作设计《今昔对比》的人像泥塑30尊。1979年，纪刚赴阳谷景阳岗雕塑《武松打虎》像1尊。聊城小型儿童玩具泥塑，即马官屯泥人，亦称马官屯泥娃娃。此泥塑小巧玲珑，品种繁多。从各种人物到飞禽走兽都能捏制，造型优美，古朴典雅，栩栩如生，具有较高的观赏和收藏价值。活头泥娃娃为最佳制品。建国前，马官屯村80%以上的农户从事该泥塑工艺，多以此为谋生手段。建国后，马官屯泥塑艺人组织在一起，批量生产泥塑制品，作为集体的副业收入，后因管理不善和销售不景气而被迫停产。1983年，山东省举办民间工艺美术品展览，由郑克勤设计制作的《西游记人物》（四人像）一组参展，受到好评。
  聊城葫芦雕刻将葫芦经特殊处理后染色雕刻，成为一种家庭摆设，或作为秋末冬初盛放蛔蛔的保温器具，在区内广大农村早已相沿成习，并岀现了不少长于此技的能工巧匠。1972年，聊城工艺美术厂的设计人员在继承传统葫芦雕刻工艺技法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把葫芦切割、组合造型，改“平刻”为“透刻”,使图案立体化，创造了不少各具特色的新产品。如“仿古宫灯”,是将圆形葫芦加工着色，画上一株霜筋铁骨的雪梅和几片飘洒的雪花制作成宫灯，然后用优质黄杨木料雕刻一只口衔宫灯展翅欲飞的凤凰。人工的造型美与葫芦的天然形态美浑然一体，给人以格调新颖、高雅深沉、古色古香的艺术享受。“案头摆设品”是将葫芦经过特殊工艺处理使其露出象牙色的皮层，以此为基调进行雕刻，然后在图案上轻施淡彩，配以镂空花盖和描金装饰性花边，整个摆件金碧辉煌、雍容大方。“葫芦蛔蛔”则是由一只黄绿色葫芦和上面趴着两只绿色蛔蛔组成。其中，一只蝈蝈躯体仆伏后腿紧蹬,颇有一触即跳之势;另一只仿佛刚从葫芦中爬出，正在左顾右盼地发出“蛔蛔”的叫声，葫芦、蝈蝈相映成趣，富有田园风味和乡间生活气息。1979年,聊城葫芦制品在“山东省工艺美术设计创新评比展览会”上荣获三等奖；1981年在“山东省民间工艺美术汇报观摩展览”中再次获奖。不少报刊称这种葫芦雕刻是国内仅有的工艺品。
  葫芦皮贴画用葫芦制作的工艺品，在聊城一带早已相沿成习。1973年，聊城市工艺美术厂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创制了葫芦皮贴画,并多次参加省工艺美术展览。葫芦皮贴画多为小型挂件和屏风、摆件等较大型装饰品。这种贴画取料不拘一格，利用葫芦皮凸凹不平的自然形态，经过切割、研磨、提光等一系列工艺，组成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面。贴画分两类,一类是素色画，利用葫芦皮本身固有的奶黄色提光后质感坚硬，有象牙浮雕的艺术效果。另一类是彩色画，利用葫芦皮染色后的滞涩凝重感，配以适当的题材，赋予作品一种古朴的乡土风情基调。作品《楠竹》，巧妙的运用葫芦皮的质地、形态，恰到好处地再现楠竹“一节复一节”的傲骨和“千枝钻万叶”的潇洒之态。透过密密的竹林，可见碧水蓝天中几叶顺流而下的小舟，整个画面静中有动。《荷塘鸳鸯》则塘水清清,荷叶田田，鸳鸯嬉戏于碧波中，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
  蚰子葫芦聊城人有养蚰子（蝈蝈）的爱好，夏秋之季，将蚰子从田间捉回，放到高粱秸或细竹蔑编制的笼子里，悬挂在院内瓜架凉棚下或窗棂前，让其不时发岀清脆悦耳的鸣叫声。秋去冬来，将蚰子放进葫芦,揣入怀中御寒，闲暇无事在房前街头晒暖，取出葫芦，蚰子爬出，在阳光下抖翅嘶鸣，别有情趣。清末民初，聊城蓄养蚰子风气极盛，蚰子葫芦销售量颇多。因此，种植制做、销售蚰子葫芦的村庄、人员有增无减，大都集中在城关、阎觉寺、梁水镇3乡镇。在众多制做葫芦的工匠中，尤以郎庄郎发敏、陈庄陈金语、大杨庄的杨印台削刻的她子葫芦图案精美，刀法流畅，堪称佳品。凡经这3人削刻的葫芦，每只售价一块银元，有时高达3块银元以上，价格昂贵依然供不应求，登门购葫芦者络绎不绝，名扬省内外。建国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蚰子葫芦的种植和制作停止多年，1978年,蚰子葫芦的种植和制作逐渐恢复起来。大杨庄、王家庙的民间艺人重操旧业，开始生产各种葫芦制品。其蚰子葫芦格调新颖，雅俗共赏，曾在“山东省工艺美术设计创新评比展览”、“山东民间工艺美术汇报观摩展览”中获奖。1981年12月，《大众日报》刊登了介绍该区独有的蚰子葫芦工艺制品的文章。1982年1月，《山东工艺美术》杂志刊登了蚰子葫芦的照片。济南、青岛、泰安、曲阜等旅游胜地均有其销售市场。
  冠县郎庄面塑冠县郎庄是个三四十户之家的小村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会做面塑，且一年四季都做,其成品远销省内外。郎庄面塑花样丰富，题材广泛。“哪叱闹海”、“赵匡胤借头”、“舞狮”以及老虎、金鱼、青蛙、瓜果、花篮等，应有尽有。其制作过程，用精麦面粉发面，发好后在案板上用剪刀、梳子等工具捏塑出各式花样，然后蒸熟，上胶、绘色、晒干即成。它的造型简练夸张，面塑为半浮雕式，经过蒸熟“发胖”，显现出一种浑圆敦厚的造型美。用色也很大胆，常涂以大块面的红、黄、绿等原色，间以多变的线条，再用少量的钻蓝和白粉点缀成花骨朵和小梅花，最后用墨绿勾画出眉眼和发色，造成色相度的对比，使面塑色彩更加活泼跳动、绚丽多彩。
  羽毛画一种新兴工艺品。以孔雀、鸡、鸭等禽类羽毛为原料精工制成。临清羽毛画有羽毛画挂屏、羽毛画座屏、羽毛圆镜、变形羽毛小挂屏、平贴羽毛画、羽毛彩蛋6大类100多个花色。其中，变形羽毛小挂屏是独创品种，它改变了羽毛画原来的单调形式，创造出花瓶和动物等多种形体造型，是小型壁上的装饰品；羽毛彩蛋是将羽毛画移植到蛋壳上，给人以小巧玲珑、优雅别致的感觉；平贴羽毛画是利用羽毛的天然色彩和纹理，贴岀国画大写意的效果。所贴徐悲鸿的奔马，以手代笔，以手代墨，气势磅礴，效果逼真,再现了大师作品的原貌。1973年，临清羽毛画曾出口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科威特及东南亚各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80年代，国际市场变化使羽毛画出口量急剧下降乃至中断。临清工艺美术厂又将羽毛画与家具等实用品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美化生活的一种新的装饰形式。
  镜画清末,镜画技术由天津传入临清。它的主要特点是从玻璃背面绘画书写，正面观赏，美观大方、色彩持久，悬挂、摆放皆宜。临清制镜厂的镜画除保持传统工艺的长处外，又吸取国画、油画、粉画、水彩画的优点，刻意求新，形成一种面貌全新的制画艺术。1982年，临清制镜厂采用真空镀铝新工艺，产品质量大大提高。生产套镜、挂镜、美术镜等6大类产品上百个花色，拥有彩绘、印花、喷花、磨花、电刻、银刻等各种生产工艺所需的技术人员和设备，是全省生产工艺最全的厂家之一。临清镜画品种繁多，门类齐全。雍容华贵的仕女，江边垂钓的渔翁，云遮雾障的青山，一泻千丈的瀑布，成双捉对的珍禽，迎风滴露的花草，对空长啸的猛虎，奋蹄驰聘的骏马，憨态可掬的熊猫，嬉游山林的群猴，无不收入画面，情趣各异，给人以美的享受。该产品不仅牢固地占领鲁西、冀南、豫北等几个县市的市场，还先后打入西宁、烟台、济南、北京等大中城市。
  木雕始产于1975年，其中以高唐、临清两县市的木雕作品尤具特色。高唐木雕为黄杨木半浮雕装饰品，它以《八仙过海》、《武松打虎》等历史故事为题材，构思巧妙、刀工精细。其作品表面处理，或熨蜡干磨，使木质纹理清晰而富有硬亮的质感;或采用树枝大漆工艺，增强外部光泽,造成庄重沉稳的直观效果。1977年,在省工艺美术设计创新展览会上获得三等奖，并被推荐赴日本展览。临清木雕主要是腊杆木雕手杖。该产品以腊杆为原料，以传统的“龙拿珠”为题材，技艺刀法以镂空透雕为主，主次分明，虚实并用。主体为盘龙图象，配景为变形云头。杖柄上前方雕刻“猴捧寿桃”,寓意吉祥长寿。整个作品刀法细腻工整，线条流畅，造型逼真，情趣横生，是实用和欣赏相结合的工艺品。1976年,关金龙木雕作品参加省工艺美术品展览和省外贸选样订货会,被选中订货。1982年，腊杆雕刻拐杖参加了“山东省民间工艺晶汇报观摩展览会”，得到好评。
  美术创作
  民国前，境内没有专门从事美术书画艺术创作的专业人员，一些民间书画匠人仅以书画为谋生手段。民国期间，聊城籍在外学画者较多，且书画创作较有成就。建国后，书画队伍不断壮大，聊城籍在全国及区内外较有影响的国画家有李苦禅、张彦青、孙瑛、韩羽、呼盉斋、张登堂、谢家道、刘玉璞、李秘、孟昭明、陈孝友，油画创作者周建国，版画创作者程辛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区内的美术创作开始走入正常轨道。1987年，地区美术家协会成立后，全区的美术创作取得可喜的成绩。1978年以来聊城地区获省级以上奖国画作品（续表）
  1956〜1986年聊城地区出版的年画作品
  美术画展
  1931年，聊城籍国画家呼盉斋与篆刻家崔蕴璞、范进修，在聊城县民众教育馆内举办“三友画展”。1933年，武汉地区遭受水灾，国画家呼盉斋在聊城“进德会”举办个人画展募捐活动。
  1949年，专署农业主管部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专署院内举办“美术作品展览''，展出作品100多幅。1953年,聊城县举力、《宣传婚姻法美术作品展览》，由县文化馆、政法部门、教育部门联合举办。1977年，地区文化局、艺术馆举办“国庆节艺术作品展览”,展岀美术作品89件（幅）。
  1978年，地区文化局、教育局、艺术馆联合举办“中小学美术教师作品展览”,展出美术作品175件（幅）。同年，地区艺术馆举办“庆祝建国29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展出作品101件（幅1983年，地区艺术馆举办“国庆美术作品展览”，展出国画、油画、年画、版画等91幅（件）。同年，举力、“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书画作品展览”，展岀书画作品102幅（件）。1984年，地区艺术馆举办“庆祝建国35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展岀作品124幅（件）。1985年,地区艺术馆举办“首届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展出美术作品127幅（件）。1986年,地区艺术馆举办“鲁西大地美术作品展览”，展出美术作品119幅（件）。1987年，聊城团地委、地区青年美协联合举办“五四青年节美术作品展览''，展出作品120幅（件）。1988年，地区青年美术协会举办“第二届五四青年节美术作品展览”,展出作品128幅（件）。1989年,地区举办“科技文化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展出作品216幅（件）。1990年，地区举办“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览”，展出儿童作品96幅。
  1991年,关玉璀创作的《远古的回声》作品参加省首届工笔画作品展。1992年，地区举办首届“聊城地区民间民俗作品展”，展出作品60余种。同年，周建国创作的作品《清代女》参加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画展，关玉璀创作的作品《惜》参加山东省庆祝建军51周年美术作品展。1993年，地区举办3期青少年美术培训班，选拔推荐3幅儿童画作品参加“宋庆龄基金会''组织的国际儿童画展。1994年，关玉璞创作的《收获》被省美术家大辞典收入。1995年,关玉璀创作的《沐浴》在全国学习孔繁森美术书法展中展出，李阳雪创作的《胭脂女的传说》、《柳笛声》2幅作品参加全国名人画展。1996年，地区举办“天人杯”百米长卷全区少儿书画大赛，参赛人数达100余人,评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10余件。
  第七节书法篆刻
  境内书法篆刻历史悠久。明清时期，于慎行、方之焕、邓钟岳等精萃之作闻名于世。清末民初，聊城的刘克平、顾逢臣、戴介臣被书画界敬称为“聊城三臣”;东阿陈宗妫善双手书写梅花篆字，其左手写的“寿”字中堂，龙飞凤舞，别具一格。《东阿县志》载，殷维缄曾书 “丈二寿字”献给袁世凯，庆慈禧寿辰。民国期间,聊城汤士俊对书法艺术有较深造诣，其字笔力雄健，气势庄严，篆书“百寿图”,百个寿
  字形态各异，形象生动，古朴典雅，堪称书法之珍品。
  建国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区内的书法篆刻艺术有了新的发展。1980年，地区举力、“书法篆刻展览”,134件作品参展。同年,在“山东书法作品展览”中，该区14件作品入选。1981年5月，地区书法家协会成立，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举办全区书法展览;次年，举力、“迎春书画展览”和“收藏名人字画展览”。1983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1周年，举办“书法篆刻展览”，展出作品118件。当年，出版《聊城地区书法篆刻集》一书，辑入书法作品126件、篆刻作品39件。国画家李苦禅、诗人臧克家、书法家魏启后为该书题词。1985年，举办以宣传税收为内容的书法、篆刻美术展览，作品在全区8县市巡回展出。同年,王漫之5幅书法作品分别赠送美国、英国、法国等5位朋友。1986年8月，在地区博物馆举办“中日书画联展”，由中日美术家交流协会、地区文联、地区书协、东昌书画院等单位主办，中日双方各有50件作品参展。同年12月，东昌书画院组织河南省新乡市、山西省长治市、河北省邢台地区及该地区参加的“四地市书画联展”在聊城展出。同年，李恒聪、薛瑞清、王漫之的书法作品分别赠于加拿大及日本朋友。1987年,地区书协举办“书法家协会会员展览”。同年6月，该区作品在广西省桂林市展出，受到好评。1988年1月，地区书协、地区青年书协举办“迎春书法赛”，参赛作品240件，评选岀一等奖5个、二等奖10个、三等奖15个。同年，于茂阳书法作品参加“腾龙”中青年书法展，作品被收入黄河出版社岀版的《腾龙中青年书法展作品集》。同年，李恒聪、张竞放、陈昆麟、薛瑞清、王漫之等人的35幅作品赠送给法国、德国、美国、日本朋友。1989年9月，地区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书画展览。同年，冠县崔子崇的书法作品《崔子崇隶书前赤壁赋》由山东友谊书社出版发行。同年，于茂阳的书法作品在全国高等院校师生书法评展中获优秀奖,并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其间，有42幅作品分别赠送给日本、美国、加拿大朋友。1989年3月，地区成立“硬笔书法家东昌联谊会”，吸收会员430名，遍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及香港、新加坡。10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东昌联谊会举力、“光岳杯”硬笔书法大奖赛，参赛作品0.1万余幅，评选出一等奖13个、二等奖27个、三等奖651个,其中聊城参赛作品获一等奖7个、二等奖18个、三等奖56个。1990年2月，东昌联谊会同全国20个文艺团体联合举办“老山战区慰问展”。大奖赛得到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中顾委委员刘志坚、中央军委委员张爱萍、总参谋长迟浩田、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克玉分别为大奖赛写了展标、题词、贺词，此次大奖赛由中央电视台播放。同年6月，地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地区工会、文化局、书协、老年书画研究会、青年书协联合举办以宣传社会劳动保险为内容的职工书画展览。9月，地区书协举办聊城山东书协会员书展；当月，东昌联谊会举办“全国军民学雷锋硬笔书法大展赛”，参赛作品2.3万余件，其中聊城地区参赛作品1.3万件。评选出一等奖16个、二等奖30个、三等奖15。个、优秀奖500名。此次大展赛得到全国40余家书协组织的大力支持，为大展赛题词祝贺的名家有北京的权希军、王景芬、安曦贵，上海的沈鸿根，天津的路棣，湖南的澎飞，黑龙江的崔学路，新疆的申西岚，四川的赵理，陕西的沙舟，香港的黄柱河,加拿大的郭农，还有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研究院著名山水画家孙瑛。地区档案局杜允振，平时酷爱篆刻艺术，潜心钻研，逐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1978〜1990年，在《求是》、《体育文史》、《民族团结》、《人民政协报》等11家国家级报刊上发表篆刻作品33枚，在省级报刊上发表篆刻作品266枚。1991〜1996年,程辛木、张虎臣、张吉茂、李旭等人的作品分别在省以上书法比赛中获奖。
  1983-1996年聊城地区获省级以上奖书法作品（续表）
  1989-1996年全区硬笔书法获奖作品第八节摄影
  1927-1930年，高唐、在平城内先后开办私营照相馆，摄影技术传入境内。此后，各县县城内相继建立起照相馆，但大都是私人商业性人像摄影。
  建国后至60年代，区内没有专业摄影队伍，业余摄影人员也较少。1972年，地区文化局艺术组和县文化部门相继配备摄影专职人员。从此，区内的摄影事业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1973年,地区举办“首届摄影作品展览”，参展作品20幅。1974年，举办全区“第二届摄影作品展览”,82幅作品参展。1975年，在“山东省摄影艺术展览”中，该区入选作品17幅。同年,徐百喜拍摄的《阿胶》、段培坤拍摄的《精益求精》、许九钧等人拍摄的《讲传统》、张吉德拍摄的《新家在望》4幅黑白作品在“华东区摄影艺术作品展览”中入选展出。同年，段培坤拍摄的黑白作品《姊妹俩爱一行》，在“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中入选，于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岀，编入《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图录集》，并在《解放军画报通讯》、《山西日报》等全国近10家报刊上发表。1976年,该区有11幅作品入选“山东省摄影艺术展览”参展。1977年，地区举办“摄影艺术展览”,53幅作品参展，其中4幅在“山东省摄影艺术展览”中入选参展。同年，在“山东省农田水利摄影艺术展览”中，该区有2幅摄影作品入选。同年,地区在聊城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周恩来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及“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光辉生平，，摄影作品展览。
  1978年,举办“摄影作品展览”,84幅作品参展；有15幅作品在“山东省肖像摄影艺术展览”中入选，入选幅数名列全省第二。同年，段培坤、芦世建拍摄的《大种紫穗槐，碱洼变良田》作品在《山东画报》上发表。1979年，为庆祝建国30周年，王辉亮、段培坤合编的《聊城地区美术摄影作品选》一书岀版，其中摄影作品52幅。同年，地区举办“摄影作品展览''，展岀作品88幅,其中有12幅作品入选“山东省摄影艺术展览”。1980年，段培坤拍摄的《可喜的成果》在《大众日报》上发表，获优秀作品奖。1982年12月10日，有40幅作品参加由聊城、德州、惠民、荷泽4地区联合举办的“鲁西北四区农村新貌摄影作品展览”,其中有25幅作品进京展岀。同年，地委对台办公室组织拍摄的《黄河故道变迁》画册，由长城出版社出版，有35幅彩色照片编入其中。1983年,段培坤拍摄的《螳螂》在《山东农业知识》上发表，并获优秀作品二等奖；陈明远拍摄的《海迪学习外语》发表于《中国青年报》，获优秀作品奖。1984年,7幅作品入选于“山东省农村新貌摄影展览”中；段培坤拍摄的《微山湖畔春意浓》入选“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岀，并被编入《全国影展图录》;赵雅军拍摄的《家家变化》在“山东省农村摄影展览”中展岀，获三等奖。1985年,段培坤拍摄的《黄河姑娘》在《中国日报》（英文版）上发表，且向世界发行;赵雅军拍摄的《倒海翻江》在“齐鲁大地”影展中获铜牌奖、《牛年新开拓》在“全国农村经济腾飞支柱影赛”中获“二等奖”;袁陶光拍摄的《归途》,在“全国第一届黑白摄影艺术作品展览”中入选。1986年，段培坤、孟繁恩拍摄的《聊城风光》挂历由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其中摄影作品13幅、广告摄影作品40幅;段培坤拍摄的《春》在由山东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影展中入选，获鼓励奖；陈明远拍摄的《希望之星》入选全国第十四届摄影艺术作品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岀；赵雅军拍摄的《拼搏》在广州“我爱中华影展”中入选，获三等奖、《春夏秋冬》在“《大众摄影》月赛”中获一等奖、《麦收场上》在“新闻摄影月赛”中获三等奖、《禁区内外的联想》在《中国摄影》上发表，同时还在“中国现代摄影沙龙”和“国际和平全国青年大奖赛”中入选;同年,陈明远、赵雅军举办“个人摄影艺术作品展览”，并在全区8县市巡回展出。1987年，聊城地区新闻出版局等单位组织15名摄影人员拍摄的大型画册《聊城风物大观》，由山东友谊岀版社出版。同年，陈明远拍摄的《龙》在山东省首届摄影艺术作品展览中入选;袁陶光拍摄的《赶程》,在全国第二届黑白摄影艺术作品展览中入选;赵雅军拍摄的《晨曦》在山东省首届艺术节摄影艺术作品展览中入选，并获铜牌奖、《春姑娘》在《大众摄影》月赛中获三等奖。
  1988年，地区文化局、农业局、水利局、电业局、林业局联合举办“聊城地区农村摄影大奖赛”，参赛作品156幅,其中彩色作品98幅，评出一等奖3个、二等奖6个、三等奖10个，有22幅作品在全国及山东省农村摄影大奖赛中被评为特别奖。同年，邱笑拍摄的《人勤春早》、《晚年》在山东农村摄影大奖赛中入选参展；陈明远拍摄的《鲁酒飘香》在山东省首届广告摄影大赛中入选，获鼓励奖、《倚天舞龙》在“龙年全国摄影艺术作品大奖赛”中获奖、《神笔腾龙》在全国新光杯摄影艺术作品大奖赛中入选;赵雅军拍摄的《长官意志》在“全国第十五届影展”等8家刊物影赛中入选，并在日本展出；赵雅军拍摄的《年复一年》在中国现代沙龙展中入选,被编入《中国摄影四十年大型画册》，并在日本展出；袁陶光拍摄的《破晓》、《牧羊曲》在《山东画报》摄影月赛中分别获一等奖、三等奖。1989年,全区有11幅摄影作品在“山东省首届老摄影家影展”中入选。同年,段培坤拍摄的《人•妖》在“山东省首届舞台摄影艺术展”中获优秀作品奖;邱笑拍摄的《泰山红日》在首届“老摄影家艺术作品展览”中入选参展；陈明远拍摄的《希望之最》在全国首届摄影艺术作品出国选拔赛中入选，于中国美术馆展出，1990年在塞浦路斯展出；《职责》在中国石油“钻井杯”摄影艺术大奖赛中入选,于中国美术馆展出；赵雅军拍摄的《乡间杂技》在《山东画报》月赛中获二等奖、《祖国的怀抱》在“我爱大自然影赛”中获优秀奖;赵雅军拍摄的《东昌春晓》和《乡间杂技》在“中国山东孔子家乡旅游国际影展”中入选;袁陶光拍摄的《春江细雨》、《月上柳梢》分别在《山东画报》月赛中获二等奖、三等奖。1990年，陈明远拍摄的《手拉葫芦》在全国第二届产品广告摄影艺术作品赛中入选获二等奖，并在《人民摄影》、《中国经济新闻》上发表、《峰山上"天下第一大字”》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巨字刻石》入选“中国孔孟文化摄影展”、《希望之星》入选第十一届亚运会山东体育摄影作品展;邱笑拍摄的《独秀峰远眺》在“松花江杯泰山风光作品赛”中入选参展、《鸡冠花四态》（四幅组照）在“山东省文联系统首届美术、书法、摄影展览”中入选;赵雅军创作的《大天鹅放回大自然》入选第二届全国环境摄影展、《夕阳》入选“华美杯”全国摄影大奖赛。1995年,赵雅军、陈明远等创作的5套《孔繁森事迹大型图书展》在济南、北京展出；陈明远创作的《孔爷爷抱抱我》、《人民的公仆——孔繁森》等作品在《聊城日报》上发表，《为老母亲梳头》、《龙图》等作品在省级以上报刊上发表。1996年，举办全区“青年摄影展”、“学繁森，见行动”摄影展2期。陈明远创作的《妈妈啊,妈妈》在全国 “大河上下”摄影作品展中被评为特别奖。
  第三章电影事业
  第一节建国前电影事业
  1932年，聊城东关大街首次放映两集故事片《火烧红莲寺》无声电影。1934年，在聊城城内光岳楼南老火神庙大殿中放映无声电影《关东大侠》和《荒江女侠》。同年，在临清清真寺内后大殿中放映无声电影《大破董家务》。1935年，聊城商会和绅士从济南请来电影放映队,在光岳楼南火神庙放映电影《火烧红莲寺》10多集。1936年,在聊城“进德会”大殿前庭露天放映故事片《空谷兰》，同时加映纪录片《韩复榘视察鲁西》无声电影。1945年临清解放后，河北省邯郸市电影队曾多次在临清“募善”和“民生”戏院等处放映电影。
  第二节建国后电影事业
  建国初期，区内没有建立电影放映单位。1951年上半年,平原省电影队曾在聊城及各县城放映有声电影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华儿女》和《新儿女英雄传》等。1951年11月，平原省电影队下放到区内，所带机器为苏联产K II Y-47型16毫米放映机和苏联II3/2型发动电机。至此,区内有了第一支电影放映队。
  1952年下半年，全区第一个电影放映队和专署文教科筹建未成的电影放映队改编为“山东省电影队”。1952年底和1953年初，放映人员和放映机械由省电影队管理。其间，团省委下放给聊城地委1个电影队及1名放映人员。1953年上半年,地委决定将放映队交专区“中苏友好协会”直接领导管理,放映队开始在全区各县放映电影。1953年8月，山东省电影队下放到各专区，“聊城专区电影教育工作队”中队部遂建，下设6个放映小队，担任16个县的巡回放映活动。1956年1月，撤销专区电影队中队部，成立专署电影组，建立电影放映单位70个，负责24个县的放映工作。1959年，成立“聊城专区电影发行站”，各县相继建立电影队部。1962年，成立“聊城专区电影公司”。1966~1971年，电影事业受到影响，发行部门缺乏影片，农村放映队多数停放，少数能够继续活动的单位工作也很不正常。
  1972年底，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全省试点经验，在全区23个公社试办一批8.75毫米电影放映队，此后，社办16、8.75毫米电影放映队不断增加。1976年底,全区放映单位发展到192个，其中城市24个，农村168个；全年放映6万余场，观众7800多万人次;放映收入100万元，发行收入30万元。
  1978年，全区的电影发行放映事业蓬勃发展。利用国家、集体、个人的资金发展放映单位，农村集镇电影院相继兴建营业,放映场次、观众人次及放映、发行收入逐年增加。至1985年底，全区已有各类电影放映单位625个，其中农村590个，平均每6998人即有1个放映单位。1990年底，全区有电影发行放映队伍近0.3万人，电影放映单位649个，其中35毫米放映单位52个,16毫米电影放映队597个，达到县县有电影院、乡乡有电影放映队。当年共完成工作日0.4万个，放映长片6600多场，观众8900多万人次。其电影普及率大大提高，全区城乡平均全年每人看到电影18次以上。
  1991年，全区电影发行、放映收入人均超额完成计划。1992年，电影行业出现全国性滑坡。1993年，确定面向、启动市场的工作重点，并与13家电影院签订供映合同。1994年,进一步完善经营机制，加强与周边地区各放映单位的合作，本着“服务、扶持、促进”的原则，启动农村放映市场。几年中，组织开展全区性的影片展映、汇映活动30余次。1995〜1996年上半年，全区共放映电影3.45万场，其中城镇放映1.05万场，农村放映2.4万场，观念达1980万人次。1996年，全区城乡活动放映单位182个，其中城镇单位14家，农村16毫米电影放映队168个。当年，全区共放映电影22992场，观众132万人次。1977-1996年聊城地区电影放映情况
  第四章图书
  清末至建国前，境内没有专门的图书出版管理机构，一般由政府代管。建国后，图书出版事业统一为国家管理，由地委宣传部及各县、市委宣传部代管。1958年7月，寿张县为宣传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成立寿张人民出版社，1960年8月撤销。1958年，经地委决定，聊城地区出版社在铜城镇（原东阿县委大院内）建立，1959年6月撤销。1975年10月，成立地区出版办公室，其主要任务为编辑书稿、监督管理书刊印刷、图书发行、图书市场管理4个方面的工作，整个工作程序为编、印、发、管一条龙，使全区出版事业的发展纳入正常轨道。1990年，改建为地区新闻出版局，工作职能由以图书编辑出版为主转为新闻出版行政管理为主。
  第一节出版
  清末，私人创办的既刻又印且销的各种作坊兴盛，境内时有作坊几十余家。其中，较著名者有书业德、善成堂、宝兴堂、有益堂等，被誉为聊城书籍"四大家’'，每家均有职工上百名。其刻印的图书当地人分为两大类，俗称“南书”和“府书”。从江、浙、川、闽等省送来现成书页子，在聊城加工成部，盖上自己的图记，叫做“南书”;在当地雕版印装成书的叫做“府书后来亦把大部头、大本成套的都称为“南书”。至于小部头或零星单行本之类，称为“府书”,有东昌府出版之意。其他如唱本、曲调之类的书称为“小花页”。无论“南书”或“府书”，其品种繁多，每家刻坊一般都存有各类书版0.1万多种，既有装订考究的经史之类, 如《五经备旨》、《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史记》等，又有通俗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等，还有各种医药专著，也有聊城文人墨客自己搜集撰写的笔记小说,如文英堂刊刻、须方若著的《聊摄丛谈》，光绪初年邹乐生著《想当然耳》，沙镇一老儒生编写的说唱小说《巧合奇冤》等。再如“三合堂”刻印的“小花页”唱本总计约200余种，自编自印，土语方言，乡土风味，诙谐幽默，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为百姓所喜爱。
  在科举时代，每当“大比，，之年，各堂号作坊都大力搜集“进士”们的文章，迅速雕版印刷，名为“闱墨”。如《山东闱墨》、《顺天闱墨》、《直隶闱墨》等，大量销售。“戊戌变法”后，废科举、兴学堂,各堂号随之刻印新书，如《策论粹新》等,还有大量历史、自然、经济类等书籍，以适应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后读者新的需求。除各堂号坊刻外，还有一些私人家刻，“海源阁”即为其中声誉尤隆者。“海源阁”藏书楼的创始人杨以增，不仅以藏书著名，而且刊刻“海源阁丛书”数十种，如《志学箴》、《方舆考证》、《海源阁书目》等。另有叶石农、朱学笃、傅以渐等刊刻过的先人诗文集及其他著作。此类刻本有的是自己雇佣工人在家中刻印，有的是委托于书坊刻印，印成后一般是送给亲友或者自己保存。当时最著名的刻坊是书业德，它不仅历史悠久、资财雄厚，而且拥有各类书版0.1万多种，职工达100余人，在印刷、纸张及校勘、装订各方面都十分认真考究，除聊城总店设有作坊大量印制批发外，并在济南、太原等地设有分号。印刷的书籍主要有《五经体注》、《五经备旨》、《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史记》、《伤寒论》、《本草纲目》、《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等,所刻印书籍除销售邻近各县外，还远销北京、大同、张家口、洛阳、徐州、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抗日战争爆发，“书业德”遂停业。“有益堂”、“善成堂”、“宝兴堂，，、“三合堂，，、“敬文堂，，、“文英堂”等刻坊，除刻印“四书”、“五经”外，大量刻印小说、戏曲、启蒙读物等，如《红楼梦》、《西厢记》、《玉堂春》、《拾玉镯》、《小放牛》、《逛东昌》、《败子回头》、《贤良女劝丈夫》、《戒赌词》、《雷击王婆》和《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等。
  其间，著名私人藏书家杨以增，先后刻印“海源阁丛书”数10种，其中包括《叶石农先生年谱》、《蔡中郎集》、《九水山房文存》、《六艺纲目》、《唐宋诗集》、《惜抱轩尺牍》、《柏砚山文集》等。
  民国初期，随着北京、上海、天津等石印、铅印新书的纷纷涌至，境内清末时期的刻书坊或倒闭,或改行，或改雕刻为石印。新的出版单位有聊城茹古文社、郁文石印局、松竹斋石印局和华昌石印局等。
  茹古文社建立于1912年,主要为当时聊城的省立第三师范和第二中学印制讲义，以及为民间印“家谱”、“讣文”等，1938年停业。临清的“清源印书局”、“汶卫印书局”、“在平的“文华斋”、“华文”、“丰华”印书局,博平的“广仁”石印所等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主旨。聊城第三师范16开本的“校刊”,专门刊载师生的文章，该校进步学生自发成立“红光月刊”社，发表进步作品;三师、二中的进步学生创办“蔷薇文艺社”文艺月刊，刊登文学研究论文、小说、诗歌、散文等；“蔷薇文艺社”的金默生、李士钊等创办《流砥》周刊，宣传爱国思想，发表新文艺作品，介绍外国文学等。
  抗日战争初期，鲁西北中共党组织团结争取范筑先,发动群众抗战，先后成立“聊城政治干部学校”、“战地文化供应社”、“泰运文化出版社”、“战地文化”期刊社等。宣传抗日的书籍和期刊先后问世，如《论持久战》、《政治经济学常识教程》、《烙痕》、《地方暴动与巷战》、《共产党宣言》、《论左派幼稚病》及周恩来、秦邦宪等合著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的意见》等书。1938年3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鲁西北总部在聊城出版《先锋》月刊，为铅印32开本，9月出版《战地文化半月刊》，到11月15日聊城沦陷，共岀版3期。其内容除反映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以外，还刊载叶剑英、徐向前、张霖之、张郁光、齐燕铭等人的文章。10月间，出版通俗刊物《战线》旬刊，岀版3期后，因聊城沦陷而停刊。两种刊物当时印数都在0.3万份以上,除销往鲁西北20多个县外，还销往冀南、华北各抗日根据地。1942年，为宣传抗日，以村为单位办起“抗旧文化室”。文化界抗日救国会鲁西北分会及时出版《筑先室》刊物,供给各“抗日文化室”学习、宣传。1945年8月，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六地委在东阿县牛角店创办“泰运文化岀版社”,1946年初更名为“泰运书店”,主要是为地委印刷公文、布告、各种表格等，承印解放区中、小学课本，翻印和发行进步图书。1947年，冀南书店编辑部编辑的《文丛》月刊出版6期后停刊;工农兵编委会编辑的《工农兵》半月刊，出版4期后停刊;冀南区职工总会编辑的《工人》月刊，出版4期后停刊。1948年5月，泰运书店并入冀鲁豫边区书店。其间，聊城的两所省立学校“三师''和“二中”,对境内的岀版业影响较大。其教科书除用“商务”和“中华”版外，每年都自编自印为数不少的教材，发给学生使用。如《教育史》、《中国文学史》、《文学概论》、《心理学》、《伦理学》、《经济学》、《乡村教材》等。
  建国后，区内的出版事业蓬勃发展。1959年，寿张人民出版社出版《今朝英雄》、《寿张民歌》、《民间经方》等书，每书印数均在0.4万册以上。同年,聊城地区出版社出版《薯类综合利用》一书，印数0.5万册。1978年始，地区出版办公室组织撰写反映聊城地区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录《光岳春秋》，1981年正式岀版。同年,地区出版办公室又组织出版《植棉手册》一书。至1986年，编辑出版一批为地方政治、经济服务的图书。如《光岳春秋》（续集）、《鲁西民间故事》、《致富门路》、《良种及良法》、《山东经济进出口指南》（聊城部分）等书。同时出版了《小学数学应用题解题指导》、《初中音乐试用教材》〈1〜4册）、《初、高中语文特级教师教案选》（上、中、下共6本）、《毕业留念册》等为教育服务的图书。1987年，出版工作坚持改革、狠抓质量、协调发展、稳步前进的指导思想。当年，编发书稿15种27本400万字，印数达80万册。其中，《小学语文特级教师教案》（1〜10册）全书共200万字，是中国小学教育史上一项重要科学成果的积累。该书荣获1986-1987年山东省优秀图书编辑一等奖。1988年，根据优化选题、突出重点、上档次、上质量的要求，先后出版《范筑先与鲁茜北抗战》、《鲁西英烈传》、《血火春秋》、《鲁西之光》、《小学语文特级教师单元训练手册》（三册）、《小学数学特级教师单元训练示例》（三册）等书。全年共编辑出版图书35种43本620万字。1989年，编辑出版《西湖滩上的宝塔》、《中学生古今同形异义词语学习手册》、《中学思想政治课学习与辅导》、《鲁西英烈》（续集）、《初、高中语文特级教师教案》、《中学生作文示例大全》、《海源阁研究资料》、《外国电影鉴赏辞典》等28种学术、理论性图书。同时出版了《小康之路》、《平原雄风》、《历史的丰碑》等60余种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服务的准印号图书。1990年,压缩整顿出版单位，业务部门转变职能，编辑人员继续组织编写出版《棉花增产栽培技术》、《运河名城临清》、《生活与健康》等书，以及出版为地方服务的准印号书刊80余种。1991年，岀版《东阿史话》等内部准印号图书191种，出版印制《中原风光挂历》3万册。1992年，岀版局、教育局组织编写《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掌握学习指导书》，该书分小学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常识15种，由济南出版社出版;组织编写出版《小学语文、数学学习方法指导例话》2种；审批、编辑岀版《小康研究》等内部资料图书227种;审批《聊城科技》等内部报刊42种。1993年，岀版局重新组织编写、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小学语文特级教师教案新编》10种、《小学数学特级教师教案新编》10种;再版《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指导书》小学部分15种、新编初中部分37种，发行300余万册;审批、编辑、出版《党章学习要点》等内部资料82种，审批《聊城青少年》等内部报刊46种。1994年，再版《中小学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指导书》50余种；出版局组织冠县科技人员撰写的《中国毛白杨》一书由山东科技岀版社出版；审批、编辑出版《家教与成才》等内部资料图书60余种;审批《聊城党政学刊》等内部报刊40余种。1995年，出版局在全国率先编辑出版《向孔繁森同志学习》一书，同时出版《孔繁森摄影艺术挂历》、《孔繁森事迹图片》、《孔繁森的故事》等书，《海源阁》杂志出版纪念孔繁森殉职一周年专刊1期;审批、编审出版《齐鲁英才》等内部资料图书88种;审批《聊棉报》等内部报刊7种。1996年，出版局组织编辑整理的《孔繁森札记》一书由党史读物出版社出版;组织编写的《聊城指南》一书由山东友谊书社出版；组织编辑的《京九明珠——聊城》挂历由山东画报社出版。审批、编辑岀版的《蔬菜保护地栽培技术》等内部资料性图书39种;审批内部报刊11种；申报批准省级刊号《小博士》、《光岳论坛》、《聊城经济信息》、《人事信息报》、《聊城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哲学战线》、《世界共运研究》7种报刊。
  第二节发行
  清末，图书发行部门称“书肆”、“书局”。“书肆”、“书局”和雕刻、印刷合而为一。当时的书业德、有益堂、善成堂、宝兴堂、敬文堂、文英堂、崇文堂等,既是坊刻堂号，同时又是书肆。此类书肆一般都有自己的门市部，自刻、自印、自销三位一体。较小的书肆除自己刻印部分书外，一般以经营图书为主,较大的堂号，每年销售图书都在1万部以上，小一点书肆也销售五六千部。兴盛时期，境内年总销书近二三十万部。其时，图书发行除零售以外，批发业务十分兴旺。每年的阴历腊月到正月间为旺季，主要为新春开馆的书塾准备大量的书籍。旺季时，北京、天津、大同、包头、张家口、衡水、洛阳、徐州、沈阳等地的书商来聊大批购买。“崇文堂书肆”每年供应东北地区七八车书籍。清末，各书肆所销书籍主要有《五经体注》、《四书备旨》、《二论典故》、《古文观止》、《古唐诗合解》、《四书典故》、《医宗金鉴》、《纲鉴易知录》、《东周列国志》、《西游记》、《说唐全传》、《昭明文选》、《王堂字汇》、《五方元音》、《三字经》、《千家诗》、《论语》等数千种。
  民国初期，新书业兴起，科举废除，四书五经之类的书籍销路不畅，外地书商逐步减少，各书肆或停业,或改行，或销售北京、上海等地的新书，继之而起的新书局诞生。当时，主要书局有文华书局、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聊城分馆、振东书局、摄西书局等。文华书局主要是批销学校课本、零售图书、碑贴、杂志及新文艺作品。中华书局主要经营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小学生课本，另外销售《辞海》、《英文字典》工具书，及外文书籍《纳氏英文法》、《天方夜谭》、《黑奴呼天录》、《双城记》等;毛泽东、孙中山等人的哲学、政治、经济、军事论著;具有新文化思潮的陈独秀、胡适、鲁迅、郭沫若、蒋光赤、丁玲等人的著作。同时经营流行畅销书《啼笑姻缘》、《金粉世家》、《京沪二十四小时》、《雷雨》、《日出》、《原野》、《御香缥缈录》等，还有《官场现行记》、《孽海花》等小说。振东书局创立之初以经销《复兴国文课本》、《开明英语读本》、《混合国语读本》及中、小学生课本为主，供应聊城、堂邑、冠县、馆陶、莘县、朝城等10县中小学校，还销售上海版的《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三侠五义》、《隋唐演义》、《绿牡丹》等通俗小说。1919年“五四”运动后，振东书局又与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店、北京书店、开明书店、光华书店、现代书局、生活书店等签订合同,经销其岀版物，直接由上海运至聊城。主要书目有《鲁迅杂文集》、《鲁迅小说集》、《郁达夫小说集》、《冰心诗集》、《寄小读者》、《叶圣陶小说童话集》、《郭沫若小说诗歌集》等；有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顾颉刚的《古史辨》、苏曼珠的《断鸿零雁记》、蒋光赤的《少年飘泊者》等。1935年，各种定期发行的刊物增多，销售量较大的有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少年》、《儿童世界》，北京书局出版的《现代月刊》，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周刊》;上海良友图书岀版公司的大型月刊《良友》画报。同时，书局还为各县图书馆及中等学校预定大型丛书。如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集成》、《万有文库》、《四库丛刊》、《国学基础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良友出版公司的《新文学大系》等。另有大型工具书《辞源》（修订本），一次预定几百部。在销售的图书品种中，还有政治一类的图书，如《中山全书》、《三民主义》、《六法全书》，既有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也有斯大林的《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还有法捷耶夫的《毁灭》等。国民党政府宣布查禁上海25家书店出版的149种图书后，有些书在振东书局依然岀售，其进步书刊不摆在书架上,放到柜台底下，遇到青年读者积极推荐。抗日战争爆发后，第六专署在阳谷安乐镇办起联立中学。振东书局响应范筑先“坚持抗战，决不后退”的号召，将所存教学用书整理出来，派店员前往安乐镇联中，在校内办起售书棚。1938年聊城沦陷，书局遂于11月15日停业。
  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书局书店主要有战地文化供应社、泰运文化出版社、鲁西北书店。战地文化供应社建立于1938年7月，其发行部设在聊城城内光岳楼东大街原中华书局院内，主要发行自印的《论持久战》、《共产党宣言》、《地方暴动与巷战》等30多种宣传抗日的政治书籍，其中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行量最大，再版4次，发行达1万册以上。泰运文化出版社于1945年8月建立，为岀版、印刷、发行综合性机构，隶属于冀鲁豫第六地委领导,址在东阿县牛角店。1946年初，更名为“泰运书店”,其营业部除经营该店编印和翻印的课本、图书外,还从鲁中南书店（临沂）、华北新华书店（邯郸）等购进成批图书。1947年初，在聊城（筑先）、铜城、在平、旦镇、安乐镇设5个分店。同年10月，又在清丰（今河南清丰县城）设立分店；1948年春，又增建泰西分店（设在肥城边院）、肥城分店（设在肥城王庄）。1948年5月，泰运书店并入冀鲁豫书店。7月，泰运书店、筑先分店和冀鲁豫书店聊城分店合并，成立“冀鲁豫新华书店聊城总分店”，主营图书、课本等。鲁西北书店创建于1943年,址在莘县王奉，隶属鲁西北地委领导,是当时游击区办起的第一家书店。1945年秋临清解放，鲁西北书店随同地委迁至临清马市街南首路西营业。1949年3月1日，与冀南、北星书店合并，成立冀南新华书店临清支店。
  建国初期，图书销售以百货门市部、供销社代销为主。1955年前，图书销售额每年在10万元左右，1956〜1966年徘徊在25万元左右,1975年达到30万元。1976年，地、县店分设,1987年地区新华书店与聊城市新华书店合并，年销售额达200万元以上。除经营正常的图书（含外文图书）任务外，从1957年开始，承担阳谷、冠县、莘县、东阿、在平、临清、寿张的图书中转任务。1966年起，开始接受省店委托的图书代发任务。60年代,主要代发聊城印刷厂承印的《毛主席语录》等书籍。70〜80年代,主要代发聊城、临清、高唐等印刷厂印制的中小学课本、双基训练、连环画册等书籍。发货额每年极不稳定，多则百万元，少则30万元。1988、1990年全区销售总额在2000万元以上，利润在100万元以上。1995年，销售总额5922万元，实现利润319万元。1996年，销售额为9031万元。
  图书的发行始终遵循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方针，重视和加强图书的宣传推广工作，紧密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做好各种政治图书的发行和宣传。建国初期，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进行重点宣传，发行数量较多。60年代和70年代大量发行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全区发行《毛泽东选集》1〜4卷100万套左右。1977年，发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66万余册。1988年始，重点发行《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1983年，配合中共“十二大”精神的学习，发行《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及十二大政治报告27万余册、《十二大文件汇编》11万余册、《中国共产党章程》22万余册、配合整党学习发行有关整党学习文件30万余册。1985年，配合普法教育，全区发行农民、职工、干部《法律常识读本》60万余册。1990年，全区各新华书店销售政治书刊30万册。1991年，征订发行《毛泽东选集》1〜4卷38万册。1993年发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7万册。1995年，发行《向孔繁森同志学习》、《孔繁森画册》等图书2.65万册。在发行政治书籍的同时，实行重点图书重点宣传、重点征订。根据图书的内容，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征订。如《汉语大辞典》的征订即对全区大专院校、图书馆作为重点对象上门宣传征订。《山东省情》一书则依靠地委办公室予以宣传,业务员上门征订。通过端正图书发行的指导思想，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图书发行工作越做越好，图书发行量逐年增大，利润连年增长。1989年，全区销售政治书刊25万册、中小学教材1119万册、科技书刊30万册、文学书籍103万册，销售额2002万元，利润107.6万元。1990年,销售政治书刊30万册、中小学教材1119万册、科技书刊22万册、文学书籍75万册，销售总额2117万元，利润104万元。1995年，销售图书2948万册，销售额5922万元，其中一般书销售724万册，销售额1513万元，实现利润319万元。1996年，销售图书2960万册，销售额11848万元，其中一般书704万册,销售额2817万元。
  第三节收藏借阅
  清末时期的书院及私人藏书清末时期的书院是一种讲学、藏书、刻书的综合教育机构。它不但定期招收生徒，组织教学,而且专门建筑房屋，购置设施，设立书斋、书屋、书库、收藏图书及其报刊读物，既满足本书院师生阅览，也供社会部分文人学者借阅。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废科举兴新学之前，聊城邑内共有东林书院、光岳书院、龙湾书院、阳平书院、启文书院、摄西书院6处。其院内藏书少者数千卷，多者逾万卷。1904年,知州张承燮在临清文昌宫内（今考棚街粮所）设民众阅报所、阅书所。
  境内私人藏书馆首推“海源阁”藏书楼。“海源阁”藏书楼是杨以增于1840年（道光二十年）所建的家庙和藏书楼，位于聊城城内光岳楼南路西万寿观街东段路北杨氏家宅。“海源阁”藏书始于杨以增的父亲杨兆煜，另经杨氏4代广征博聚，使其日渐宏富，以至成为全国闻名的私人藏书楼。它与江苏省常熟县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杭州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楼”、“浙江吴兴县陆心源的“皕宋楼”合称为中国清代4大私人藏书楼。其中，又以瞿、杨两家所藏的宋元刻本及名人手抄本为最多，故有“南翟北杨”的美称，享誉近代，深为国内外藏书界所钦慕、推崇。
  1825年（道光五年），杨以增即开始收藏宋元珍本。太平天国之役时，他又得苏州藏书家黄丕烈“士礼居”藏书最多。以后，其子杨绍和得清室弘晓“乐善堂”藏书。次后，其孙杨保彝对“海源阁”进行续藏，使其收藏陆续增加，共藏书3236种，计208300卷。“海源阁”历年所收藏的书画、碑贴、砚石、印章、金石等文物亦极丰富,所藏宋元刻本皆为古籍善本。在后宅所藏书籍中，明刻本居四分之一、清刻本居四分之三,外有宋、元、明本《韩、柳、欧、苏诗文》一匣。其明刻本皆为精刊精印。“海源阁”藏书珍本很多，其中最著者为四经四史。
  民国时期，政局不定，以致“海源阁”藏书迭遭损失。1946年1月1日，晋冀鲁豫八路军第二纵队围攻聊城时,曾颁布命令“保护中国四大私人藏书家之一的海源阁图书馆”。1956年12月，“海源阁”藏书楼被列为山东省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民国时期的图书收藏借阅民国初年，聊城县将原摄西书院改建成“聊城县公立图书馆”,址在旧城区今人民公园内。馆藏图书近1万册，每日到图书馆借阅者达30余人次。1929年，马鸿魁十七师攻占聊城,驻兵公园,图书馆被毁。1931年，聊城县图书馆残余设施及藏书与其他教育设施合并成立“民众教育馆”，县政府划拨部分经费购置图书、报刊，供人们借阅学习。1935年,将民众教育馆迁到光岳楼二层文昌阁内，改名为“聊城县图书馆”。1935年,“聊城县进德会”成立，内部设有图书馆，购进大批上海岀版的新文艺读物,供群众借阅。1938年11月聊城沦陷，日本侵略者为愚弄人民群众，操纵当时政府成立“聊城县新民教育馆”,馆内摆有图书500册、报刊数份。因其书籍、报刊充满着侵略者反动思想，很少有人光顾。至建国前夕，图书馆已荡然无存。
  1915年，临清县知事阮忠模倡办通俗图书馆，馆藏图书计有经、史、子、集数十种，新理科挂图48幅，人体模型1具，并设有阅报室，另有民众阅报厅5处，每处每日平均阅览人数30人。日军侵占临清后,大肆进行文化侵略与渗透。当时，设立的民众教育馆极力宣扬“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并将大宁寺后大殿所原藏图书全部封存，由专人看管，禁止借用。
  民国期间，莘县、东阿、高唐、冠县等县相继建有阅报所、图书馆、民众教育图书馆等不同名称的图书馆所，虽藏书不多，读者很少，且兴衰多变，但在当时对于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范筑先设立政训处，宣传抗日，教育民众，一些主要战时机构都设立具有图书馆性质的“抗日救亡室”，并制做必要的书架、书桌、椅凳等设备，搜集购置许多进步书籍、报刊，供人们借阅。
  1938年5月，中共鲁西北特委创办机关报《抗战日报》、《先锋》月刊，出版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论著，以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等30多种著作。战地文化供应社岀版《政治经济学常识》、《今日之东北》等许多政治书籍,这些革命的图书和报刊,供应和丰富了各“抗日救亡室”的藏书内容，并积极对外开放。大量推荐供阅，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教育广大军民积极抗冃，起到很大的鼓动作用。
  1942年冬,冀鲁豫抗日第四中学创立。其图书管理员一头挑着油印机，一头挑着70多本革命书籍，随学校打游击。印有“文和轩”书章的近百本书籍,至今仍珍藏于现聊城第一中学图书馆内。
  1945年9月1日临清解放，其大众教育馆遂即建成，下设文艺、戏剧、宣传、图书等部。该馆把原残存在大宁寺后大殿的图书资料接管下来，并进行妥善保管。为尽快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传播新的道德风尚，特意增设“若仙文库”。“若仙文库”建成后，一方面着手搜集整理原冀南第一地委宣传科长、专区抗联分会妇女部长、革命先烈黑伯卿（女，又名若仙）编辑的《洪流》、《堡垒支部》版本及其书报遗存，另一方面号召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及社会名流为文库捐书捐报，充实内容，并且向社会开放。至今保存较好的书刊有贴着“教育馆图书馆若仙文库”标签的“时文特辑”、“献给若仙文库”标签的“江淮文化”、《时代青年》以及《山东文化》、《北方文化》、《文摘》和冀鲁豫文联编印的《平原文艺》等几十种解放区的书刊杂志。临清大众教育馆图书室，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相继易名为“人民文化馆”、“文化馆图书室”。
  1946年高唐县解放后，遂成立人民文化馆，下设图书室，时藏图书0.4万册，并设专人负责图书室的借阅、管理工作。
  建国后的图书收藏借阅建国初期，各县迅速建立县文化馆，并在文化馆内设立图书阅览室。图书室工作人员一方面搜集整理和征集建国前残存下来的书籍报刊，一方面利用国家拨款购置新书及设施，迅速向社会开放。临清县文化馆图书室刚一建立,即增添人员、设施，立即开展业务工作，同时将工作的重点面向农村基层。各区设立图书辅导站,政府委派专职干部管理此项工作。广大农村先后建有图书室，以区为单位组成农村图书网点。其图书来源多系村政府筹力、，县图书馆辅以流动图书箱巡回传借，每月一次，每次图书300册以上，各村循环递送，常年不息。临清市区36条街，街街兴办图书室，房屋、桌凳俱全，由街办企业集资购书。1952年,聊城县文化馆图书室建立后，从设备到藏书都有较大的改变和发展。全区其他各县分别在1949〜1952年建立起县文化馆图书室。
  1955年冬，山东省举办图书管理员训练班，各县市均派员参加专业培训。
  1956年10月，聊城县文化馆图书室从文化馆分离出来，正式成立聊城县图书馆。同年,清平县与临清县合并，两县文化馆图书室合并建立临清县图书馆。图书馆有借书室2间、采编室2间、书库1间，添置标准书架10个，标准出纳台、目录箱6个,并按采购原则购进部分新书，及时按新的中小型分类法编目整理上架。1959年1月，临清市图书馆内分设阅览室、藏书库、办公室、儿童阅览室，图书馆规模扩大，人员增加，业务范围随之增多。
  1956年6月，在平县成立县图书馆，设有阅览室、图书外借室、书库，共占房6间120平方米，每年由省拨书报费0.5万元，专款专用。1958年，馆藏图书达3.5万册，订报30份，期刊105份,工作人员增至5人，阅览室每月有读者2.5~3万人次，外借图书0.45万册，图书借阅小组最多时达0.1万多个，并每月附有10多次读书会、故事会等辅助活动。同年6月，莘县成立县图书馆，设书库3间、阅览室3间、借书室1间，藏书1.2万余册，报刊30余种，每天到馆阅读者有30余人次。同年，冠县建立县图书馆，始有图书0.5万册，至1966年合并为县文化馆图书室前，有书库5间,藏书达4万余册。区内其他未有建立独立图书馆的县，到1956年，其文化馆图书室从设施到藏书，都得到比较理想的扩充和发展。东阿县文化馆图书室1954年就有藏书1万余册，书库2间、书架15个、阅览室3间。至1966年,藏书达2万册，书库、阅览室各5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图书馆事业受到严重损失，馆（室）的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各馆（室）被封闭，部分书籍作为“四旧”、“毒草”被焚烧，特别是一些线装本的古籍被焚烧大半，有的藏书被哄抢。在平县在1966年前藏书4.5万册,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损失近半；莘县文化馆图书室的藏书所剩无几；临清县文化馆图书室图书被大量盗走。
  1976年始，图书馆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至1980年，全区各县全部建立起经费独立、初具规模的公共图书馆。建立较早的聊城、临清两县图书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其他县图书馆全部与文化馆分离，在原图书阅览室的基础上，征地建馆，购置新书，增添设施，使其得到恢复和发展。.1979年春，地区在冠县举办“图书馆长业务培训班”。同年冬，在阳谷县举办“图书馆新馆员学习班”。1980〜1982年，在聊城举办3次图书馆室业务培训班。1981年,地区举办“图书目录学习班”。1979〜1987年,地区培训图书管理工作人员157人次。
  1988年8月，济南市广播电视中专图书馆函授学校在聊城建立辅导站，参加此站面授学习的学员37名，分别来自全区各县市公共图书馆和部分专业图书馆室。
  '1987年后，临清、东阿、冠县分别由省、地、县市3级拨款资助和图书馆集资相结合的形式，各建起一座规模可观的新图书馆楼。1989-1990年，全区大部分县、市图书馆已开展起“以文养文”和“有偿服务”活动。在平县图书馆先后办起书刊服务部,复印服务部，开展经销、代销、代订、代购、租赁书刊、印刷、装订等业务。
  1990年，全区有县市公共图书馆8个，专职工作人员92人，馆舍占地总面积36.1亩，建筑面积7570平方米，总藏书44.85万册，阅览座席0.12万个，持证读者2.2万人;有乡镇、办事处图书室116个，总藏书25.4万册，尚有近千个村建立起规模不等的图书室或阅览室，基本上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公共图书馆网络。另外，全区各专业性图书馆（室）不断增加。时有高等院校图书馆2个，藏书75万册，年订阅报刊0.2万份;有中等专科学校及中小学图书室63个，藏书66.85万册，年订阅报刊0.22万份;县市工会图书馆（室）8个，总藏书10万余册，年订阅报刊590份;厂矿、企业图书资料室46个,总藏书11.7万册，年订阅报刊0.14万份；科研图书资料室4个，藏书6.47万册，年订阅报刊0.23万份。
  1996年，全区有县市公共图书馆8处，专职人员122人,馆舍建筑面积1.26万平方米，总藏书量35.80万册，年借阅书刊13.15万册次；有乡镇、办事处文化（中心）站、文化大院、图书室（馆）375处，总藏书123余万册;另有614个村建立起规模不等的图书室或阅览室。区内高等院校图书馆藏书83余万册，年订阅报刊100份;有中等专业学校及中小学图书室64处;有县市工会图书馆8处, 总藏书约15万余册，年订阅报刊150份。
  1996年各县市图书馆基本情况
  第五章新闻
  第一节报纸
  1929年春，国民党聊城县党部创办《新聊城周报》，石印4开，内容多为新闻和文艺作品。次年因闫、冯倒蒋战争爆发，该报停刊。
  1930年秋，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为扩大其政治影响,令各县县党部创办地方报纸。次年秋，国民党聊城县党部主办的四开石印周报《东昌新闻》创刊，内容除刊登省内、区内新闻外,另有文艺副刊《铁塔寺》。1934年10月10日，《东昌新闻》改为铅印日报，称《东昌新闻日报》。次年春，韩复渠查封各县党部时停刊。
  1937年10月，鲁西北特委政训处创办《山东人》,为油印3日刊，12月改为《抗战日报》。创刊初，日出100份，次年1月始日岀200份，为油印日刊报。1938年5月1日，改为铅印4开版，日出0.6万份,第一版为国内新闻，第二版为鲁西北新闻，第三版为副刊，第四版为国际新闻。《抗战日报》作为中共鲁西北特委的机关报，先后出版210多期，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推动各阶层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创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1938年11月15日聊城失守，《抗战日报》社的部分人员转移到冠县,另有部分人员辗转至临沂。按照特委指示，出版了两份油印的《抗战日报》号外。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建立平原抗日游击根据地，中共鲁西北地委于1939年秋季决定创办党报，其名称和报头题字均沿用《抗战日报》，为石印4开4版。1940年秋，中共鲁西区党委机关报《鲁西日报》创刊（由《抗战日报》改为《鲁西日报》）。1941年7月7日，鲁西区党委和冀鲁豫区党委合并，《鲁西日报》和《卫河日报》合并，改称《冀鲁豫日报》。
  1956年，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全区11个县先后创办县委机关报。其中，3日刊的2个县、周1刊的3个县、5日刊的6个县，均为铅印，一般发行量在0.2万份以上。各县报都以宣传合作化运动为中心，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表彰农业战线上涌现岀的典型人物，报道社会主义新风尚和新人新事。
  1958年10月15日，中共聊城地委决定以聊城县委机关报《聊城报》为基础创办地委机关报《聊城大众》,11月1日正式创刊，铅印4开2版，为3日刊，由地区邮电局承担发行工作，发行量3万份。《聊城大众》主要向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宣传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1959年10月1日，根据省委指示，中共聊城地委决定改《聊城大众》为《聊城日报》。该报为铅印4开4版，由地区邮电局发行，印数3万份。根据省委指示，1961年11月5日该报停刊，先后出版808期。其间，该报宣传、鼓舞广大干部群众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在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之年，宣传、引导干部群众发奋图强，自力更生，战胜灾荒。
  1984年底，中共聊城地委决定创办《聊城报》，次年1月1日，《聊城报》创刊，为铅印4开4版，周1刊。在编、印、发条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培训编采人员，建立通讯网络，改善印刷条件,疏通发行渠道，使报纸质量不断提高，为全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1987年，该报刊登的《豆腐刘三拒抗人术》被评为山东省好新闻一等奖。1988年1月1日，《聊城报》改名为《聊城日报》，周二刊。1990年1月1日，《聊城日报》由周二刊改为周三刊。其报纸版面有要闻、综合经济、科技、市场与信息、政文、政法、生活服务、文教卫生体育、文摘、副刊等多个版面，设有90多个栏目。当年，全区有记者站8个，业余通讯报道员560人,新闻网络初步形成;报纸订阅份数达到1.5万份。1994年1月1日，该报改为对开4版周六刊，并对版面进行适当调整，分别设置要闻版、综合新闻版、副刊版和国际国内新闻版。该报严格尊循党的宣传方针，恪守党的宣传纪律，以丰富的内容为党的事业鼓与呼。1992〜1993年，配合3个“兴聊十大工程”的建设实地采访，从决策到实施进行系统的深入报道，采写稿件近百篇;对京九铁路的施工进展、工人阶级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及全区人民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事迹进行报道。1994〜1996年，集中宣传孔繁森的事迹，派员赴藏采访发回报道10余篇，编发怀念孔繁森的专版十几个，诗歌、文章100篇。长篇通讯《党的好干部孔繁森》向全省、全国人民系统地介绍了孔繁森的一生。3年中,报社有60余篇稿件、20多个版面获省以上奖励，发表业务论文20余篇。1996年,《聊城日报》有通讯员350人,8个县市分别设有“聊城日报社记者站”，人员各2~4人，报纸订阅份数达到6万余份。
  1986年1月，《聊城科技报》经过内部发行和与《聊城报》合并办专刊后，单独编辑出版,4开4版，半月1期，自办发行。其主要内容有科技论坛、成果与推广、丰产经验、良种与良方、畜禽饲养、林果栽培、致富之窗、实用技术讲座、科技信息快报、为您咨询等。1989年1月，由半月刊改为周刊。1992年10月3日，《聊城科技报》改称《鲁西科技报》，田纪云题写报名。1993年1月，改为周二刊。该报始终坚持“面向农村，面向生产，面向群众”的办报方针，宣传科学思想,传播科技知识，介绍致富经验，推广科技成果。1993年，入选中国报刊博览会。1995年，编辑出版104期，期发行量2万份。至1996年，先后出版709期，期发行量3.6万份。
  1991年9月，《聊城广播电视报》创刊，由聊城地区广播电视局主办,4开4版，每周1期，为聊新出准印号。1993年4月，改为山东省报刊出版许可号。次年8月，由.4开4版扩为4开8版。1995年7月，获准为全国统一刊号。报社下设编辑部、发行部、照排印刷部。主要栏目有一周新闻集锦、影视动态、影视人物、新片简介、屏前幕后、艺人行踪、影视故事、名人轶事、东昌揽胜等。期发量8万余份。
  1993年1月，《进出口商品导报》创刊，由聊城进出口商品检验局主办,4开4版，初为聊新出准印号,不定期出版。1994年7月改为对开4版，9月易名《商检报》，由山东进出口商品检验局主办，为山东省报刊岀版许可号。1995年1月定为周一报，11月改为周二报,且易名《中国商检报》，由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主办，为全国统一刊号，报刊发行、印刷均在聊城。
  第二节广播
  境内因无线电技术欠发达，至20世纪30年代后，方有少数机关、个别富裕之家使用收音机。
  50年代初期，人民政府一方面建立收音站发展收音网，一方面试办和推广有线广播。1956年，各县以县广播站为中心，以各区、社广播放大站为基础的农村有线广播网迅速发展起来。60年代初期,地区广播管理站的建立，使全区有线广播逐步得到发展。1964年10月，聊城转播电台的建立，促进了全区无线广播事业的发展。至1985年，全区155个乡镇均建立起广播放大站，5042个村庄通了广播，建立县至乡镇专线1231.4杆公里、乡镇以下专线5385.1杆公里。全区拥有65万台收音机、76968只喇叭。
  1986〜1990年，全区广播事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其间,新建中波电台7座、调频电台7座，县广播台（站）和部分乡镇广播站进行设备更新，半数以上县的信号专线实现一线多用，三分之一的乡镇站开始自办节目。全区有线广播通播率达91.3%,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各县每年对农村有线广播的投资额均近100万元，有线广播专线达7298.7杆公里。调频广播也从无到有迅速发展起来。1988年2月12日，聊城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播。1991~1995年，广播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有中波广播电台1座，调频电台8座，广播覆盖率达到91.69%,覆盖人口502.46万人;有161个乡镇广播站、4072个村广播室，12700户安装了广播喇叭，有线广播通播率69.45%；地区人民广播电台覆盖率90%,覆盖人口493.6万人。全区农村拥有扩音机4480部，中波发射功率13千瓦;有线广播专线5651杆公里。1996年，全区有线广播通播率为65%,地区人民广播电台覆盖率95%, 有线广播专线6052杆公里。
  有线广播
  1951年10月，聊城、临清两县先后建起广播站为区内有线广播建设的初级阶段。当时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无线电通讯技术尚不发达，设备简陋，专业人才缺乏，资金比较紧张，致使通播范围很小。聊城文化楼广播站，是专署在平原省省会新乡购置的一部天津产300瓦扩大机的基础上装备起来的。机器负荷只有150瓦，仅装有17只喇叭，分设在城内闹市区。临清广播站购置1部美国产扩大机，机器负荷仅有100瓦，装有8只喇叭，分设在市区的街口要道。后虽有所发展，但仅局限在县城内。1953年冬，聊城县广播站的技术人员架设由县城至小店子区的10公里线路,在小店子安上1只小喇叭,远距离有线广播传输试验成功。1956年，全区有线广播发展较快，所属各县先后建立广播站，广播机发展到11架3.15千瓦，有线广播喇叭发展到0.7万只。1954〜1956年，省拨款2.5万元并派出2名技术人员支持聊城县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网。经过3年的努力，率先使全县区区、村村基本上通广播。自此，在全区范围内，以各县广播站为中心，以公社广播放大站为基础的有线广播网逐步形成，通联、编播、机务、线路、器材供应等部门也日渐完善起来。1986年后，由于舌簧喇叭音质较差和收音机、电视机的普及，喇叭入户率一直维持在3%左右。其间,高音喇叭因其音量大而发展迅猛，至1988年增加到5741只。1990年底，全区有线广播通播率达90%,其中聊城通播率达100%,超过全省平均水平。为提高收听效果,全区积极推广动圈喇叭入户，喇叭数量从1986年的3925只发展到1990年的2.94万只。1996年，全区喇叭数为1.51万只。
  设备50年代县广播站初建时期，站内一般仅配备1部300瓦或500瓦功率不等的扩音机和电唱盘、话筒等。有的县广播站借用外单位的发电设备，以保证广播使用。1957年,各县广播站陆续新增上海产TY型500瓦扩音机，配置上海录音器材厂生产的钟声牌631或810型录音机。至1962年,全区各县广播站扩音机发展到18架，功率8.4千瓦。
  县、社广播放大站建站初期，备有扩音机、发电机和柴油机发动机各1部。1959年，全区广播放大站有扩音机55部，功率8.2千瓦。1960年，公社放大站撤销，机器入库封存，大部分散失损坏。1962年,能够使用的扩大机仅剩16部4.35千瓦。1964年后，公社放大站相继恢复,原有的设备得以利用。但恢复和新建的公社放大站的机器较杂乱，型号不一,功率大小不等，后又逐年更换成专业厂家的扩音设备。
  70年代末，全区有线广播设备得到发展，时有广播机166架,功率达86.7千瓦，担负着各县农村有线广播网信号输送功能。80年代，有线广播向动圈喇叭、高音质方向发展。全区有线广播由普通传声型进入规范化、标准化、多功能化的新阶段，各县广播站大都配备了供语言播音、音乐广播和采访用的传声器6只以上，有播出控制台1台、扩音机2台，供播制节目的固定式录音机3〜6台，电唱盘2台。为保证广播设备的各项技术指标, 逐步配备了低频、高频信号发生器，失真度测试仪、示波器、毫伏表、三用表、兆欧表、阻抗测试仪等无线电测量仪器。
  1987年，全区有线广播设备开始逐步更新。至1988年,各县市均完成站内设备的安装调试，使各项指标达到甲级或乙级标准,1990年,全区有三分之一的广播站更新站内设备，且使指标全部达到部颁乙级或丙级标准；时有有线广播扩音机266架，功率224.40千瓦。1996年，有线广播扩音机4480架，功率296.40千瓦。
  线路1953年冬,聊城县广播站由县站至小店子10公里较远距离广播线路试验成功，为全区农村有线广播网的建设提供了经验。1954年4月，聊城县开始架设通往农村的有线广播，同年12月，发展到5个区63个公社143个村，广播喇叭大都安在集镇街口、公社机关，入户喇叭40户，全县4万多人能够听到广播，通播公社占全县公社总数的60%左右。1956年，冠县、临清架设区以下线路73杆公里。1958年，聊城、临清、冠县、在平等县架设起公社至大队广播专线1588杆公里，安装喇叭总数达0.43万余只，喇叭入户占全区总户数的5.4%。
  1956~1958年，全区各县有线广播发展较快。1959年,全区公社到大队的广播线路达5555.5杆公里，入户喇叭3.99万只。但所用木杆比较杂乱，高低、粗细不等，入村入户用的线杆质量差，致使线路中断的现象时有发生，户内收听音质差,音量小。同时，各县通往农村的广播绝大部分用电话线传送。1965年，全区利用系统外杆、线传输广播，县至公社达845.2杆公里，公社至生产大队达2524.8杆公里，利用外系统的杆、线传输广播，播音时间短，远远不能满足群众收听广播的要求。1965年，各县逐步建起木杆广播专线。
  1968年始，各县广播站依靠自己的力量生产水泥杆，以逐步更新专线木杆。至1978年，各县城至公社的信号线路基本上实现水泥杆化，公社至大队的专线也在逐步用水泥杆替换。1980年后，各广播站始购专业厂生产的标准水泥杆，县到公社的信号线路用7米杆，公社到大队的送线路用6米杆,铁担架线。到1983年,各县有线广播基本上实现有独立传输能力，且基本上达到建筑标准的农村有线广播网。
  为解决广播专用铁丝的供应不足和广播线路占用农田的矛盾，1970年后，临清、冠县、莘县、阳谷曾采用地埋线传输广播的方法（即把1.76毫米的塑料线埋在地下80~100厘米处联通线路），使用在公社至大队的路线上。由于入户不方便，农田水利建设对地埋线破坏较严重,此项技术没有广泛推广开来。至1979年，全区仅发展500条公里，以后不再应用。
  1971〜1980年，是全区广播喇叭入户量最高的时期。1977年,全区安装喇叭总数高达76.18万只，户数达75.48万户，占全区总户数的78.2%。后因电子工业的发展和社会购买力的提高，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不断普及，加之对有线广播的管理不完善等原因，喇叭入户率不断下降，相对使用25瓦高音喇叭者逐年增多。1979年有697只，1985年达7035只。
  1983年，为解决城内喇叭噪音和保证农村广播喇叭的音量、音质，各县市在市区内相继采用音箱式低音喇叭，在农村推广小音箱动卷式喇叭。1986年，为改造有线广播线路，业务部门重点购进铁丝、大喇叭等急需器材，各县市也对部分线路进行更新、维修，使有线广播通播率由1985年77.1%增加到82.4%。1987年，高质量的馈送线路比1986年增加945杆公里，占总馈送线路的86.6%, 有线广播通播率达85%。1990年底，有线广播通播率、广播专线线路均发展到90%,广播专线线路达到7513.4杆公里，大喇叭音响通播率达60%左右，并有6个县市到乡镇的一线三用（即广播、传真、电话）线开通。1995年,大喇叭音响通播率达56%,8个县市到乡镇的一线三用线全部开通。1996年,有大喇叭0.79万只。
  无线广播
  区内的无线广播始于50年代末期，全区时有收音机3585台。
  1958年前，山东人民广播电台中波发射功率较小,信号弱，该区地处省台覆盖之外，群众使用收音机一般需要架设室外天线才能正常收听。1958年，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将20千瓦发射机改装成150千瓦大功率中波发射机后，该区的覆盖率达51%左在。为改善收听条件，提高收听效果，1963年省广播局和聊城地委决定在聊城城东南征地16亩筹建转播电台，购置省广播服务部生产的1000瓦广播机1台，架立4节木杆式地面高度44米的天线塔4座，发射半径达40公里。1964年10月正式开播,至此省台节目对全区的覆盖人口由51%提高到57%。
  1968年，聊城转播台装置1000瓦广播机1台，正式转播中央一台的节目，覆盖全区26%。1971年，在莘县城西北1.5公里处征地15亩建立起莘县转播电台，装置1000瓦广播机1台，架设木杆、地面高度40米天线塔2座。1973年正式开播，使区内中央一台节目覆盖率提高到50%左右。1975年后，聊城、莘县转播台逐步把木杆天线塔更换成76米桅杆式拉线天线铁塔。1979年，聊城转播台购置10千瓦广播机1台，当年启用，正式转播中央一台节目。至此，全区中央一台节目覆盖率提高到98%以上。
  1964年春，聊城转播台设立收测台，同时实验台开播，设有实验机5台，功率3.5千瓦。1973年，莘县转播台设立收测台，同时实验台开播。1976年，聊城、莘县转播台共设有实验机19台，功率23.5千瓦,基本上适应对中波实验对象的工作需要。1984年,在平广播局50W调频机投入使用，结束了该区无调频广播的历史。此后，莘县、冠县、高唐、东阿调频广播电台先后启用，机器功率均为100W，1985年2月，经地区行署批准，聊城人民广播电台开始筹建。1988年2月12日，该台正式播出，频率为1566千赫兹，发射功率1千瓦，覆盖半径35公里。聊城市广播电视局负责广播电台的日常管理工作，地区广播电视局委托转播台负责广播电台的发射工作，每天分早、午、晚3次播音。其栏目有《新闻》、《经济之窗》、《农村天地》、《理论学习》、《民兵生活》、《广告文艺》、《青少年之友》、《曲艺、音乐、戏曲》等。1994年12月31日，地区人民广播电台开播,全天播岀时间8小时，共分6大板块节目，频率为968兆赫，发射功率3千瓦，覆盖半径100公里。
  随着电子工业的发展和社会购买力的提高，收音机、录音机开始进入千家万户。1990年，全区收音机、录音机计有万台以上。至1996年，收音机、录音机陆续进入农村千家万户，城镇家庭已经广泛普及。
  广播宣传
  50年代初期，各县广播站编播力量比较薄弱，广播工作的重点是转播中央台、省台的节目。其内容主要有新闻、农村广播、天气预报及文艺节目，另有新闻通讯、典型介绍等。播送时间、内容不定，每周均组织1〜2次时事政策报告，有时邀请专业剧团、街道文艺爱好者演播文艺节目。1956年,各县广播站增加自办节目，主要包括自办文字节目和自办文艺节目。自办文字节目一般在20〜30分钟，自办文艺节目一般30分钟。1957-1965年，采编工作比较活跃，编播力量有所加强，通讯员队伍不断扩大。全区编播人员由1956年的11人增加到1965年的19人，骨干通讯员由102人发展到391人。“文化大革命”初期,采编工作基本处于混乱和停滞状态，通讯员人数急剧减少，至1969年仅有195人。1970年，各县县委设有报道组，公社设有专职新闻干事，其采编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1975年，全区骨干通讯员发展到409人，各县广播站收稿量一般日均30〜50篇。1986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编采工作又有新的发展。1988年，全区有线广播专职编采人员发展到100人。1996年，各县市广播台站收稿量一般达70〜90篇，且质量较前有很大提高。为稳定稿源，高唐县广播电视局在每个乡镇设立记者站，阳谷对每个乡镇站的月供稿量做出明确规定。
  自办文字节目主要内容是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新人新事和典型经验，根据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自办特别节目。1986年，各县市在原来节目的基础上，先后开辟了《科技园地》、《法制园地》、《企业之声》、《经济信息》等栏目。其形式主要有广播对话、问答，找典型人物组织录音讲话、录音访问或召集座谈会等。县市广播站室有严格的审稿制度，一般稿件由站负责人审阅,重要稿件送地、县委宣传部审阅。在节目编排上强调计划性，一般提前一周编好节目内容，做到实效和宣传相统一。尤其注意节目的思想性、真实性、知识性、趣味性和新闻性。
  自办文艺节目各县广播站在建站初期，自办文艺节目的编排播音次数不一，每次播音只半小时。1956年，播音时间延长到每天1.5~2个小时。其主要内容有音乐、歌曲、戏曲清唱、戏场选场、曲艺等。各县市广播站每天定时连播长篇山东快书《武松传》、长篇评书《岳飞传》、《杨家将》等有代表性的节目。其形式主要是邀请专业、业余文艺团体，组织街道、学校、机关、农村的文艺爱好者或民间艺人到广播站演唱、录音。有时编播人员为配合中心工作播唱快板书、播放唱片或转播剧场实况等。80年代特别是1986年后，自办文艺节目除原来的内容和形式外，广告节目成为各县市站必不可少的栏目。信息的传播由原来单纯的广告又增至《广告文艺》、《艺术广告》等。另外,有的县、市开办听众点播节目，定时播放听众点播的音乐、戏曲、曲艺等节目，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1996年，地区人民广播电台经过精心策划，推岀4大板块10多个文艺性栏目，其中热线直播近4个小时，以新的构思、新的形式，使节目更加新颖、活泼，丰富多彩，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
  第三节电视
  1968年上半年，地区革命委员会购置2台天津产北京牌14英寸电子管黑白电视机，分别安装在地革委和生产指挥部机关内，以后各县委机关及基层单位陆续购置。70年代，区内电视机的使用一般仅限于机关、学校、工厂、企业单位，收看节目时需高架室外天线，仅能收看省电视台节目。80年代，电视机陆续进入家庭。1985年，全区拥有电视机1万台，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县城和集镇。1986年，电视广播事业得到迅猛发展，至1990年5年间，全区对电视广播事业投资超过千万元，建成电视转播台8座，电视台1座；全区电视机的拥有量逾60万台；城镇居民已由彩色电视机取代黑白电视机,在农村，电视机也在逐步普及；各城镇乡村均能接收3套以上的电视节目。1995年,8县市收视电视节目一般在6套以上。1991〜1995年，相继完成一系列电视基础设施，固定资产达3000多万元。聊城电视台自1990年7月正式开播后，逐年更新和完善设备，至1995年，已有摄像机28套,编辑线11条,字幕机11台。当年，全区有线电视台发展到9座，7个县市有线电视网的总体技术方案和发展规划方案已通过省厅专家论证,全区有线电视入网户8万余户。1995年,地区有线电视台完成了齐鲁和山东省有线电视台4套节目的传送任务，播出频道已达20个。1996年，全区有有线电视台9座，地区电视节目达23套。
  差转台全区处在省电视台覆盖边沿地带，东阿、在平、高唐等东部县处在省台覆盖内，西部的莘县、冠县、临清则覆盖不到。1977年,地区广播局于聊城城内兴华路南侧、地区林业局西邻征地7亩，筹建聊城电视差转台，时购四川630厂生产的100瓦彩色电视差转机1部,架设地面高度64米拉线铁塔1座，发射天线为2层，十字型，收五差七，转播省电视台节目。该台于1979年8月试播，10月正式转播，无方向性发射半径5公里左右。聊城市区以内收看电视不必装置室外天线，且图像清晰。
  1982年，莘县转播台在省广播电视厅的直接帮助下，将原电视台泰山台装置的1千瓦黑白电视发射机改制成彩色电视差转机，安装在莘县转播台，接收省电视台五频道信号，以六频道播岀，转播天线4层十字型无方向性发射20公里，12月正式转播山东电视台节目。
  1982年，临清县广播局购置北京广播器材厂生产的50W彩色电视差转机1部。架设48米拉线塔,在广播局院内建机房3间，接收省电视台五频道信号以七频道播出，9月正式转播。1984年，增置50W彩色电视转播机1台，接收河南省电视台一频道信号，以十一频道转播中央电视台节目。
  1984年3月，在省广播电视科研所的帮助下,于在平县冯官屯设置微波反射天线，以无源天线转接的方式，将4GH2微波送到在平县广播局，然后转变成1•4GH2的信号向聊城发射。聊城电视差转台更换原拉线铁塔为自立式52米高、桅杆9米的天线铁塔，购置北京广播器材厂生产的50W彩色电视差转机1部，以10频道转播中央电视台节目，转播天线为4层十字型，覆盖半径8公里，1985年2月正式开播。至此,聊城市内和郊区始能收看中央电视台节目。到年底，聊城、莘县、临清、在平、高唐5县市建起小型电视差转台，装备彩色电视差转机7部，功率1350瓦，部分群众收看电视的条件得到改善，聊城、临清两市区内的群众能收看到中央、省电视台两套电视节目。
  转播台1984年12月，在平、高唐县广播局相继购置北京广播器材厂生产的50W彩色电视转播机各1部，在平架起43米自立塔，高唐建起43米拉线塔，接收省台五频道信号，分别以十一频道和十二频道正式转播山东电视台节目。
  1986年9月，阳谷县电视转播台选址筹建，次年9月14日动工兴建，同时建起高100米的镀锌铁塔，覆盖半径15-20公里，用九频道转播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1986年12月26日，东阿县转播台正式转播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配有北京广播器材厂生产的50W发射机1部，建起高58米拉线塔1座，覆盖半径15公里。
  1988年初，莘县广播电视管理站建起50瓦的电视转播台和卫星地面接收站，5月1日正式转播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改善了县城和部分乡镇的收视条件。1989年8月，县站改为广播电视局，12月份电视发射功率由30瓦增至300瓦。1990年4月15日，建起高度为106米的电视发射塔1座,并投入使用，电视覆盖半径45公里。
  1990年1月，阳谷县筹备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收转，经省电视厅批准确定用3频道功率10瓦定向覆盖县城区，8月20日建成投入使用。至此，全区8县市均建起电视转播台，各地收视节目一般在3套以上。
  音像放映1984年下半年，区内陆续出现营业性放映录像节目的闭路电视经营户，其中多数是在广东、福建等地购置的大小不同规格的录放机，带有20英寸彩色电视机。其经营户大部分集中在县城或集镇的闹市区,放映的节目内容多半是香港产的武打片，如《霍元甲》、《陈真》等片子。为确保对该项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地区广播电视处会同公安、工商部门制订了《关于加强对录像放映管理工作的十条暂行规定》,基本上刹住了录像放映中的混乱现象。至1985年9月，全区173户个体经营性录像放映点全部停止活动。1987年9月，区内开始陆续审批录像放映点。其原则是全民所有制的广播电视、文化、工会等单位，经营放映活动仅限于服务性放映，而不得以盈利为目的。1989年，全区录像放映点发展到40家。同年4月，地区广播电视局成立音像管理科，加强对全区音像制品和音像市场的管理,录像放映点的放映片目统一到齐鲁音像出版社购买，严禁淫秽、反动片目上映。同年，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音像的管理由广播、文化局分管。当年9月，全区录像放映点暂停放映。1995年,录像放映点陆续开放，全区放映点达29个，音像制品经营单位达110个。1996年，全区有录像放映点12个，音像制品经营单位200个。
  电视台1988年,根据广播电视事业建设实行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文件精神，经地委、行署批准，地区广播电视局开始筹建聊城电视台，至1990年7月1日开播。聊城电视台位于市区北郊，发射塔高192米，发射机房288平方米，电视发射功率10千瓦，覆盖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主要摄录设备有四分之三摄像机10部、编辑机3台，字幕机3台。电视台用24频道播出，每周播出4次,分别为每周三、四、六、日。开辟栏目有《聊城新闻》、《广告信息》、《下周屏幕》、《生活园地》、《文艺节目》等。除自办节目外，分别用18频道转播中央电视台一、二套节目和山东省电视台节目。1994年1月1日，聊城电视台综合播出时间由每天6小时增加到12小时，新闻播岀由每周2天增加到7天。1996年，聊城电视台发射塔高192米，发射机房288平方米，电视台发射功率11.1千瓦，覆盖面积1万平方公里;主要摄录设备有摄像机28台，编辑线11条,字幕机11台，固定资产达1500多万元;开辟栏目有《聊城新闻》、《经济广角》、《共度好时光》、《黄金20分》、《光岳警魂》、《昆仑大视角》、《荧屏导视》、《三联剧场》、《双童剧场》等。第六章文物
  据已故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考察，距今3000年前至5000年,全境属亚热带气候。其时，河网如织，湖塘棋布，草木葱茏，鸟兽滋繁，便于渔猎和采集，是上古人们理想的生活环境。
  建国后，地、县文物工作者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过多次文物普査工作,特别是1972年，山东省文物工作队对阳谷皇姑冢遗址、1975年秋配合山东省博物馆对茌平尚庄遗址、1980年秋配合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对在平县南陈庄遗址的3次考古发掘；1980〜1985年，按照上级部署，开展全区文物普査工作，发现仰韶文化遗址4处、大汶口文化遗址3处、龙山文化遗址25处、商周遗址3处、其他古文化遗址279处。
  境内原始文化遗址大致是濒东南部、西南——东北呈条带分布，其分布多在近古济水而地势较高之缓坡台地上。阳谷、在平、东阿、聊城3县1市以在平最为集中，在平东南部新石器时代遗址比较多，而西北部则明显见少。西北部莘县、冠县、临清、高唐3县1市迄今尚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究其原因，除草地、沼泽地不利于垦殖外，主要与黄河累次改道以及连年水患有关。
  境内原始文化面貌比较复杂。阳谷境内发现仰韶文化前期的双唇口小口瓶、双唇口细颈壶、算口浅腹红顶铸残片。在平境内发现仰韶文化晚期的有肩石铲，同时也发现大汶口中、晚期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分布较多，受山东龙山文化影响较深，但与河南后岗二期文化更为接近。夏代有二里头文化类型器物发现,且有山东岳石类型器物同出。初步认定至少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这里曾经是“夷夏之交”。其特殊地位在考古学界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商周时期的文化遗物在在平县梁庄、马家坊有所发现。战国时期,有齐阿邑故城、马陵道古战场遗址。秦汉时期，有临清贝丘、莘县发干等城址。在高唐县涸河及阳谷县寿张、范海、阿城发现若干东汉中晚期墓葬。魏晋时期，有东阿王曹子建墓，1951年清理岀土文物132件。隋唐时期的文物，有在冠县、莘县发现的唐代墓群，在平县广平乡发现的唐显庆四年石造像，莘县俎店乡发现的唐魏博节度使韩国昌、韩允中父子墓葬。
  宋代以后，古遗址比较多。冠县有肖城遗址，至今轮廓尚存,有较高的历史价值。金代兴复的文庙较多，有高唐文庙、高唐旧城文庙、堂邑文庙，其中堂邑文庙规模较大，保存较好。元至元二十六年开挖会通河，明永乐九年重新修浚，濒临运河的聊城、临清修建了许多楼、台、阁、观、馆，如聊城的光岳楼、山陕会馆、高士台、玉皇阁、万寿观，临清的舍利塔、清真寺、鳌头矶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拨款70余万元将山陕会馆整葺一新，拨款数十万元对聊城光岳楼、铁塔,临清清真寺、鳌头矶，高唐梁村塔，东阿曹植墓等多处文物古迹进行整修。至1996年底，全区有国家级重点文化保护单位3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86处,含碑刻、古迹址、古墓葬、古建筑、革命纪念地等在内的文物单位2700余处。
  第一节文物普查
  195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在该区开展第一次文物调查，根据历史文献中记载的“聊”与“摄”城的地理位置，首先于聊城市西北的阎觉寺发现聊姑庙遗址（俗称颛顼墓），时称“黑陶文化”。从此确定4000年前该区就有人类生息繁衍的历史。197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在该区进行第二次文物普查，在阳谷县皇姑冢遗址出土一批龙山文化的石、骨、蚌、陶器，特别是小口尖底瓶口沿的发现，证明“鲁西一带有仰韶文化遗存”的论点。其后，逐年在荏平、东阿、阳谷发现一大批龙山文化遗址。1980〜1982年，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组织全区8个县文物工作者进行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此次普査，采集部分具有时代特征的文物标本,依据普查到的文物点，绘制岀全区和各县市文物分布图，形成重点遗址的调查简报，普查发现原始社会古遗址20处和部分商周遗址、汉代遗址，基本上搞清了文化分布概况和文化性质，并建立文物档案300份。1988年3月进行的第四次文物普查，新发现古石刻2487通、古墓葬151处、古建筑58座、古遗址81处，并采集大批文物标本,编制了《中国文物概况简况》、《中国文物分布地图集》中的聊城地区部分。此次普查，重新确定该区在大汶口文化早、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早、中、晚期,都有人类生活在阳谷、东阿、在平、聊城4个县市;新发现相当夏文化的岳石文化的分布状况以及与此相连的商文化。
  历次普査证明，该区存在着两条文物分布带，一是阳谷经聊城、东阿、在平到高唐史前文化分布较密集，且形成一条线;二是莘县经冠县到临清唐以后的文化遗迹较多，且大部分是唐代墓葬。从性质来看，该区分布有仰韶、大汶口、龙山和岳石4种史前文化。
  第二节考古发掘
  该区大型的考古发掘先后共进行13次。其发掘的目的是为摸清区内的文化类型与内涵,解决若干重要的学术性问题，也有一部分是配合工农业建设进行的抢救性发掘。
  解决学术性的发掘有:在平尚庄、南陈和阳谷的景阳岗、马湾遗址。1975年和1976年春，配合省博物馆在在平县尚庄进行发掘，发掘面积为1125平方米。出土文物102件。其文物主要是陶质生活用具。箕次为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发现大汶口墓葬17座，龙山文化灰坑139个、灰沟1条、房址1座，商代灰坑1个，西周灰坑3个、墓葬4座，春秋墓葬2座，汉代砖室墓2座。该遗址的文化内涵为战国、商周和大汶口、龙山4种类型。1979年，对阳谷县景阳岗新石器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57平方米，发现早商和龙山两个文化层，出土陶、石、蚌器100多件,特别是春秋墓中岀土的1700枚骨贝币，对研究交换和货币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同年10月，对阳谷县马湾古墓群进行发掘。共清理墓葬11座，出土战国和汉代陶器、铜器、铁器等50件，对研究汉墓分期提供了较有价值的实物资料。1980年秋，配合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教学，对在平县南陈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112平方米。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房迹3座，灰坑7个，墓葬13座。共出土文物132件，其中石器7件，骨器14件，陶器106件，蚌器、铁器、漆器各1件，铜器2件。此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延续的时代较长，从龙山文化、商周、战国到汉几个朝代和时期。在该遗址发掘的岳石和二里头陶片，为鲁西平原首次发现。
  属于配合工农业建设进行的发掘有:1979年5月，省博物馆和地区博物馆联合对高唐谷官屯金代虞寅墓进行清理。经清理，出土文物5件，碑形态石2方和16幅壁画。壁画的主要内容为墓主的“出外图”、“生活图”，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活动场面。画面结构严谨，构图自然，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墓志记载了虞寅的生平事迹及生卒年月。虞寅，字伯钦,高唐西房村人，生于1115年（北宋政和五年），卒于1197年（金承安二年），其少年时就练习骑射，先于齐刘豫部从军，因英勇善战，补进义副尉。金皇统元年，改授进义校尉并任上蔡县尉，后任沂州沂县尉、通州灵山县主簿，官累迁至五品，积勋至骑都尉，特封陈留县开国男，食邑300户。其墓中文物资料对研究绘画艺术和金朝阶级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1987年，在莘县张寨黄庙村发现唐代墓1座,清理出土文物9件。其中,7件唐三彩造型优美、工艺精湛，为该区首次发现。墓主张弘，曾任“大唐故齐州祝阿县丞”。墓中出土的武士俑、骆驼形体较大,釉色鲜艳光亮，浸润自然。1992年,对京九铁路聊城段进行文物勘探，发现古遗址8处，古墓葬23处。1993年,对区内济聊馆高等级公路进行勘探，发现大批文化遗址和古墓群。其中，唐代遗址范围达1万平方米，文化层内涵丰富。1994年，在阳谷景阳岗开发工程文物勘探中，发现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时期城址，这是目前黄河流域最大的一座龙山文化城址；1995年，国家文物局拨款15万元，对该址古城的大小台基结合部进行科学发掘，发掘面积0.2万平方米,出土器物十分丰富。
  抢救性的发掘有：阳谷八里庙汉画像石墓，高唐城关镇东魏墓、三十里铺孙庄汉墓、赵八里唐遗址和在平台子高史前文化遗址，韩王遗址、崔庄汉墓及冠县斜店唐墓等。
  第三节馆藏文物
  全区馆藏文物约有3500件，其中一级品2件。地区博物馆馆藏文物1447件,其中陶器244件，瓷器567件，铜器213件，石器73件，骨器32件，玉器67件，书贴49件，字画157件，革命文物45件，尤以唐显庆四年石造像,唐贴花三彩炉，宋新安窑珍珠地瓷枕，辽竹节凤首壶，龙泉窑和磁州窑部分瓷器为最。阳谷县的汉画像石，高唐的汉代陶俑，东阿的曹植墓碑、赵孟頫书札刺王碑，在平的新石器时代文物等,均为稀世之珍。莘县图书馆藏7件唐三彩俑，形体之大，造型之美，为全省馆藏三彩器之冠。冠县图书馆藏铁钟1口（为金大定十八年所铸），莘县古城镇有铁钟1口（为金承安四年所铸），重量均逾万斤。
  全区历次考古发掘及出土文物（续表）
  第四节文物保护
  全区有县级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4处,其中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
  古建筑
  光岳楼位于聊城旧城中央，其主体结构建于1374年（明洪武七年）,是一座由宋元向明清过渡的代表建筑，系我国现存明代楼阁中最大的一座。它在形式上承袭了宋元楼阁遗制，在结构上继承了唐宋传统。由楼基和主楼两部分组成，总高33米。楼基为砖石砌成的方形高台，占地面积1236平方米，边长34.5米，向上渐有收分，垂直高度9米，由交叉相通的4个半圆拱门和直通主楼的50多级台阶组成。主楼为木结构,4层5间，歇山十字脊顶，四面斗拱飞檐，且有回廊相通。全楼有112个台阶、192根金柱、200余斗拱。楼内匾、联、题、刻琳琅满目，块块题咏刻石精工镶嵌,其中尤以清康熙帝御笔“神光钟瑛”碑，乾隆帝诗刻，清状元傅以渐、邓钟岳手迹，郭沫若、丰子恺匾额、楹联至为珍贵。1956年, 该楼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山陕会馆位于聊城旧城东南隅古运河西岸，坐西朝东，始建于1743年（清乾隆八年），竣工于1809年（嘉庆十四年），是一处庙宇与会馆相结合的古建筑群，东西阔77米，南北长43米，占地3311平方米。保留至今的有山门、戏楼、夹楼、钟鼓二楼、南北看楼、南北碑亭、飨亭、南北中三殿游廊、春秋阁、望楼等殿阁堂楼160余间。全部建筑为木、砖、石结构。该馆尚保存历年重修大小碑刻19幢，石质方形镌花联檐柱26根，圆雕狮、象、鹿麟等柱础24方，照壁、折壁人物山水、花鸟等石刻13幅,均不失为精细之作。这座古建筑艺术之宫，1977年公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开辟为聊城地区博物馆，1988年批准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铁塔位于聊城东关原隆兴寺内。为仿楼阁式，范铸而成，塔身平面呈八角形，共有13级，通高15.8米，塔基占地10.6平方米。铁塔通体造型秀美，铸造精工，逐层收分不大。铁塔于明永乐年间倒塌，1466年（成化二年）由僧人募捐重立。1973年整修铁塔，清理塔基下石室,发现石室四壁嵌刻石、高浮雕孔雀、狮子、大力士。有一石函，石函中还有一银棺匣,正面刻楷书“辟支佛舍利”，内装骨灰、料珠、小卵石及朽帛状物，即所谓“舍利”。还发现一兰花净水瓶、铜质二佛一菩萨、铜质祭器、法器以及唐、宋、金、元、明铜钱483枚。此塔于1977年被批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堂邑文庙坐落在聊城市堂邑镇（旧堂邑县治）东北隅，南向。始建于1161〜1189年（金大定元年至二十九年）。现存建筑有木枋，影壁,大成门，名宦、乡贤二祠及大成殿。大成殿为主体建筑，高大宏敞，建于砖台之上。木枋、影壁、大成门、大成殿依中轴线顺次排列，前后百余米。院内保存历朝碑记8通，如“重修文庙之记”、“堂邑县重修庙学记”等。其中，1467年（明成化三年）摹刻的“堂邑县重修庙学图''，形象地再现了当时庙貌，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文庙虽经多次重修，但主体建筑许多部位（正顶、柱、础、斗拱）基本上还保留金代建筑风貌，是区内时代最早、保存亦最完整的一处庙学建筑。
  “海源阁”藏书楼坐落于聊城旧城西南隅万寿观街，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杨以增所建。它与江苏常熟县瞿绍基“铁琴铜剑楼”、浙江吴兴县陆心源“丽宋楼”、浙江杭州丁申、丁丙“八千卷楼”合称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该楼为一座坐北朝南的4间2层中国古式建筑，结构严谨，古朴典雅。下层为杨式家祠，上层为宋元珍本及手抄秘籍收藏处。楼檐正中悬有杨以增手书“海源阁”匾额，旁题跋语。阁下正中两柱上有“食荐四时新俎豆，书藏万卷小琅嬛”的楹联。阁前有长廊式书亭2座，阁后院内有瓦舍8间，为收藏明、清版本的处所。“海源阁”自1930年起，历经战乱,迭遭破坏。1956年，“海源阁”被列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保护措施未能跟上等原因，“海源阁”及杨氏故宅院落损坏日重，全部拆除。1995年，聊城市委、市政府在杨氏宅院址按原结构样式重新建起“海源阁”。
  舍利塔位于临清城北2.5公里处的运河东岸，塔为仿木构楼阁式，八角九级，高约60米，塔身收分不大。第一层最高，约占塔身七分之一，第二层明显减缩，第三层又略有减损，第四层以上减缩不明显。顶为八脊盔形，其上置巨仰莲，刹顶已失，塔基边长4.92米，从第二层起每层8门，4明4暗。塔内结构套筒式，曾设置木构楼梯。塔砖雕刻极为精美，其中尤以第一层为薯。1956年，舍利塔被定为地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收入《中国名胜辞典》。1982年秋，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古塔研究专家路秉杰对其进行测绘鉴定，认为塔心木柱乃唐代建筑风格，其收分小至近似垂直和用油灰纸浆混凝而成的灰形之顶皆属罕见。1992年，被批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鳌头矶建于明嘉靖年间，为一组民族形式建筑。内有北殿3间，称李公祠;西殿3间曰吕祖堂;南楼3间，砖砌基底，名望河楼；东楼呼之“观音阁”，观音阁为卷棚顶歇山式建筑，面阔、进深都是3间，建于砖台之上，台体正中券起门洞可达院内。1934年《临清县志》古迹条载:“鳌头矶，在鳌背桥西南数十步、中州东起处，砌以石，如鳌头突岀，筑观音阁于其上。旧闸、新闸各二,分左右如鳌足，而广济桥尾其后。明知州马纶题曰'鳌头矶'，邑人方元焕书之。”1992年，被批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临清清真寺位于临清市卫河东岸先锋桥畔，东向，现存更楼（即唤醒楼）、月台、正殿（礼拜殿）、传屏、北讲堂等大小房屋80余间。礼拜殿前半部为四阿庑殿顶，正脊两端装有鸱尾，后部为重檐，结顶呈山字形。中为八角攒尖顶，后出抱厦，两侧各掩一四角攒尖顶。坡度比较大，森然耸峙，错落有致。礼拜殿内主要以暗红、棕和金色的卷蔓纹及阿拉伯文字组成的图案，加之列柱林立、色调幽暗，造成一种深沉而神秘的气氛。整组建筑除个别建筑形式透露着外来气息外，基本上属于当地回族建筑风格。始建年代无考，明嘉靖四十三年重修。1992年，被批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高唐旧城文庙坐落于高唐县清平镇西北隅。其大成殿，单檐歇山顶，南向，面阔5间，进深3间。由于该殿50年代曾辟为库房，沿南壁向外伸展280米，东壁用红砖补修。文庙创建于金大定十三年，元、明、清凡经16次重修，已非原貌。大殿南约70米处有一砖砌影壁保存尚好。高5米，宽10.75米，厚1.27米，青砖错砌花墙式，绿琉璃瓦覆四阿式顶，滴水作如意头。影壁中央嵌一圆形绿琉璃件图饰，其间模制楷体“太和无气”4字。
  狮子楼坐落在阳谷县城内十字街前，坐西朝东,是一座5间的两层木结构楼房，青砖绿瓦，雕梁画栋，颇为壮观。楼正门横额上有沈雁冰书“狮子楼”3个金色大字，门前蹲着两尊怒目圆睁、形态逼真的石狮子。相传为 《水浒》中所述打虎英雄武松杀死恶霸财主西门庆之处。
  据建筑学家考证，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宋代城市布局打破了汉、唐以来的封闭式里坊制度，沿街大量兴建邸店、酒楼和娱乐性建筑。据传狮子楼即是北宋末期兴建的一座酒楼,距今约800余年。1958年，阳谷县党政领导委托革命老人周云章先生组织筹建委员会，在原址重建新楼。但新建狮子楼系清代建筑风格，又经20余年风雨侵蚀，已残破不堪。1983年，阳谷县人民政府决定按宋代风格重新修建，并邀请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陈从周设计造型和技术指导，历时两年，于1985年竣工。
  梁村古塔坐落于高唐县梁村乡政府驻地南约10米处，塔为楼阁式八角形砖塔，现存11级,塔高约37米。塔基为正八边形，边长2.85米，占地面积为32.49平方米。塔身收分较大，砖砌斗拱、迭涩出檐，第一层上砌岀平座，其它层无。塔北数十步有古槐一株，干可数围，曾经火焚，多已朽坏，然尚有余干枯而复荣，枝叶扶疏。当地人称之为“唐槐宋塔”。
  古遗址
  尚庄遗址位于在平县城偏西南约1.5公里的尚庄村东20米处隆起的沙冈上，相传为“能人寺”、“红门寺”。1975年秋与翌年春，山东省博物馆和聊城地区文化局组织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分别进行发掘，发掘面积约750平方米，岀土汉代、商周、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较完整遗物四五百件。尚庄第一期文化,即大汶口文化，在鲁西北地区首次发现。该遗址为研究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1977年12月，该遗址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犊河圣迹在博平西北黄河古渡。相传孔子西行去晋要见赵简子，至于黄河渡口，听说窦呜犊、舜华被赵简子杀掉，于是临河叹息说：真壮观啊，河水浩荡，丘（孔子名丘）却不得渡，这大概是命吧。其弟子子贡不知何故，孔子说:窦鸣犊、舜华，在晋国大夫中算贤良的了，赵简子不得志时，需此二人，及其得志，又杀此二人。我听说:杀害幼畜，麒麟不到;淘鬲水取鱼，蛟龙不居；毁坏巢、卵，凤凰不来，为什么呢？因为伤了它的同类。鸟、兽知祸尚思退避，何况我孔丘呢？于是不渡河而返乡，作《陬操》，其词曰："秋水衍兮风扬波,舟楫颠倒更相加，归来归来胡为斯。”
  台子高遗址位于在平县杜郎口乡台子高村西南200米处，为高出四周地面约2米的高台地。遗址东西长64米、南北宽56米，面积3580平方米，遗址保存良好。遗址文化内涵丰富，断崖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文化层及灰坑。经探查，文化层厚处可达7米,遗址地表及附近地面散布有陶片。从采集标本来看，以泥质灰陶为主，黑陶、黑衣陶也比较多，器形规整，多为轮制，或经轮修，纹饰多绳纹，其它尚有弦纹、篮纹、附加堆纹（包括凸棱），可识器形有鼎、鬲、盆、豆、杯、圈足盘、器盖等，还采集有较多的石、骨和蚌器。1980年，遗址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景阳岗遗址位于阳谷县张秋镇景阳岗村东100米。该遗址现分为南、北2岗，中间是一条公路。南岗东西长86米、南北宽75米，面积约6450平方米。北岗东西长24米、南北宽47米,面积约1128平方米，岗顶较平坦，高出四周地面约4米。遗址文化内涵较为丰富。从断崖观察，北岗文化层厚约2.5米，南岗约2米，还暴露有灰坑。从采集的标本看，以泥质陶为主，夹沙陶次之；陶色以灰陶为主，其次为黑陶、红陶。纹饰有绳纹、篮纹、方格纹、弦纹、附加堆纹、叶脉纹等。可识器形有鼎、鬶、盆甗、瓮、器盖等，还采集有石镞、石凿、骨凿。基本上属龙山文化系统。1978年，遗址被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肖城遗址位于冠县北馆陶镇东南2.5公里。1736年（清乾隆元年）《山东通志》卷九古迹条载，肖城在县（指北馆陶旧县）东南5里。宋景德元年，辽主死，肖太后摄国事，率其弟挞览侵澶渊，筑城于此，即歇马城。城周围10余里，高3丈,4门俱存，有2将台，土人名日“新城”，又名“古城”。肖城故址，平面呈正方形，实测每边长1300米。东、南、西、北辟4门，有“瓮城”。瓮城门与城门不相对，俗称“扭头门”。城墙土筑,经夯打，夯层一般在13厘米左右。城墙基部最宽处达16米，面广8米，最高点尚有13米。“扭头门”之设，有重要历史价值。
  冠县东古城遗址位于县城西12.5公里南陶镇东古城村。遗址南北约1500米，东西约1000米，面积约150万平方米。遗址表面除现代房舍外多瓦砾，未做过探查。遗址中取土，五、六尺以下还多见残碎砖瓦和陶瓷碎片，有时还发现金银饰品。从遗址采集标本观察，该遗址延续时间较长，春秋遗物发现较少，晚期陶瓷片较多，瓷胎多呈灰色，比较原始，可识器形如斜壁碗、双耳白瓷瓶为五代、宋时遗物。
  青家子遗址位于东阿县杨柳乡大窑村东北500米处，为一缓起高台地，中间最高处高出周围地面约6米。地上观察，遗址东西60米、南北50米，面积约0.3万平方米。遗址上及附近地面分布陶片，以夹砂陶居多，夹陶为主，磨光黑陶次之。另有少量红褐陶。纹饰有弦纹、绳纹、方格纹,可识器形有罐、盆、瓮、壶、器盖等。遗址旧有面积比较大，因累年削挖而日渐减损。文化内涵比较单纯，为一处龙山文化遗址。
  东阿故城遗址位于阳谷县阿城镇王庄村西300米处。遗址南、北、西3面仍存有城墙残迹，方位不正,南城墙为东北、西南走向，残长约250米，宽处近7米，最高处尚余约8米。北城墙东西走向,残长约100米，宽7米，高处有5米,西城墙残长约50米，宽7米，高0.5〜1米。曾经夯筑，夯层厚约10〜15厘米。城墙为春秋时期构筑。从采集标本看，春秋时期陶片不计，多见泥质陶，陶色以红陶为主，其次为灰陶、黑陶。其中夹砂红陶质乳突状矮雉足时代较早，发现重唇子每口细颈壶口，带有明显的仰韶文化器类特征。
  马家坊遗址位于在平县城关镇马家坊村南500米处，北距县城1.5公里。遗址中心部分隆起，高出四周地面约50厘米。暴露部分南北长约40米，东西不详。整个遗址为1.7米左右厚度的黄土层所覆盖。暴露文化层厚约0.5米。地表采集陶片多为夹砂陶、灰陶，纹饰以绳纹为主,有浅方格纹。发现方唇折沿绳纹鬲残口及袋足锥脚绳纹鬲足，还采集到扁平长方形石铲残片和圆锥状骨笄。为一处龙山——商古文化遗址。
  烈士陵园、纪念馆
  张家楼烈士陵园位于在平县广平乡张家楼村，北距县城10公里。为纪念该村抗击日伪军英勇献身的烈士而建。
  抗日战争时期，村四周曾筑有阔七八米、高约二丈的土围墙，东、南、西、北辟有四座寨门。围墙外栽有鹿寨。再外则是一周宽七、八米，深2米的壕沟。村内住有近300户人家。1944年12月6日清晨，日、伪军纠集0.1万人兵力，四面包围张家楼村。张家楼民兵连续打退敌人三次进攻。日伪军死伤250人后，仓惶逃遁。敌人恼羞成怒，又于1945年2月16日，纠集济南、聊城、临清等地日伪军1200名，再犯张家楼，战斗持续3天多。张家楼333名优秀儿女献出了生命。为纪念为国捐驱的先烈，1971年，在平县在张家楼建立烈士陵园，其内陈列着当年使用过的大、小土炮各1门，铡刀1口，灯笼1盏，瓷壶2把，水缸1个，标枪与三齿镶各3件以及铁斧1柄和装填土炮的碎锅片若干。1977年，陵园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鲁西北烈士陵园坐落在莘县丈八村东，故又称“丈八烈士陵园”。陵园由纪念塔、陈列室及烈士墓、碑等主体建筑组成，是鲁西北最大的烈士陵园。
  1945年，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前夕，为安葬在抗日战争中光荣殉国的烈士忠骨，鲁西北行政公署决定在优雅静谧的丈八村修建一座革命烈士陵园。
  陵园紧靠莘冠公路，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坐北朝南,南北长240米,东西宽150米，占地面积100多亩。三开式大门高大宽敞，气势雄伟。门额上金色题字熠熠生辉。门内迎面矗立着一座高15米的烈士纪念塔。塔基为正方形，内有隧道与甬路相连。塔呈八角形，塔心柱的8个棱面上都镶嵌着纪念碑,碑上镂刻着肖永智、张炳元、史饮琛等革命先烈的业绩及922位烈士的英名。碑文由原冀南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白云撰、政治部主任于笑虹书丹。纪念塔内设有阶梯，拾级而上，可至塔顶。纪念塔的北面是烈士事迹陈列室，室内陈列着部分烈士的照片和图像，陈列室北面是一片占陵园面积一半以上的树林，松柏苍翠，浓荫蔽日，林中掩映着22座水泥抹顶的烈士墓。1985年，有关部门特聘请建筑技工对烈士纪念塔进行重修。重修后的纪念塔更加雄伟壮观，使人肃然起敬。
  马本斋烈士陵园坐落在莘县张鲁镇南1公里处，占地面积10亩。陵园坐北朝南，四周砖墙闭合。主体由大门、碑亭、烈士墓和纪念堂组成。“马本斋烈士陵园”门额由烈士的儿子马国超书写。碑亭呈六角形，又称“六角亭”。亭基占地64平方米，高14米,单檐结构，琉璃瓦覆顶，亭中立着烈士纪念碑;纪念堂里安放着烈士的半身汉白玉雕像，两侧悬挂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及烈士生前友好、亲属的挽联。陵园工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8749部队建筑工程师张春荣设计并指导施工，张鲁镇建筑队承建。陵园融合中国古建筑与阿拉伯式建筑风格特点于一体，庄重、典雅、肃穆。
  马本斋曾任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队长、回民支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等职。1942年9月，率回民支队进入鲁西北抗日战场，建立了以张鲁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开创了鲁西北抗日新局面。1944年2月7日不幸病逝。根据马本斋同志生前遗愿，将其遗体安葬在回民聚居的张鲁集。同年,当地人民怀着对英雄的深情，献出10亩土地，为烈士修建了墓地陵园,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和安葬仪式。1954年，马本斋墓迁往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为让英雄的业绩和名字永远铭刻在鲁西北人民的心中，仍保留了马本斋烈士陵园，并修建了大型纪念亭。1985年，莘县县委、县政府在马本斋烈士安葬处又进行了重新修建。
  范筑先纪念馆坐落在光岳楼东北隅，主殿坐北朝南，占地2040平方米，四周绕以花墙，为歇山式仿古建筑。院内立有邓小平所题“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处”石碑及刻有1947年解放聊城时解放军某政治部颁布的三项命令碑，其中第二项即“向民族英雄范筑先墓立正敬礼!”大厅正中安放着白玉雕成的范筑先半身像，四周陈列着范筑先遗物和有关资料，壁镶其生平事迹展览图版。两附厅内藏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知名人士的题词、挽联。1988年11月日竣工开馆。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坐落在聊城市碧波荡漾、风光秀丽的东昌湖畔。正门镌刻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亲笔题写的“孔繁森同志纪念馆”8个烫金大字。馆高15米，建筑面积1400余平方米，为双重檐，四周环廊式结构。馆前广场宽阔，周围绿草如茵，龙柏、塔松、云杉郁郁葱葱，使纪念馆显得更加庄严、典雅、肃穆。馆内设1个纪念大厅和3个展厅。纪念厅内安放着孔繁森大型塑像，正面墙上镌刻着江泽民、李鹏的题词。展览为 “深刻怀念”、“齐鲁之子”、“汗洒雪域”、“情系高原”、“廉洁清正”、“光耀神州”6大部分，陈列着上千件实物,254幅大照片，3部录像片，全面、形象、生动地展示了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壮丽一生和崇高精神。纪念馆为全党全国深入、广泛、持久地学习孔繁森提供了教育基地。1995年9月10日竣工开馆。
  墓葬
  鱼山曹植墓位于东阿县城西南10公里鱼山西麓，依山而建。墓室分甬道、前室、后室3部分。1951年，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曾清理出土文物132件,其中除玛瑙珠、玛瑙泡、青玉璜数件较精外，其余大部为陶制明器，象车、案、壶、盆、鸡、狗、鹅、鸭之类。1996年被批准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赵以政烈士墓位于“聊城公园”东南隅，西向，墓前辟祭台，周围筑以石栏杆，鲜花翠柏，肃穆庄严。1925年，赵以政烈士入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参加北伐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卫兵连长。1927年，以军事特派员身份回山东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当选为中共鲁西县委委员。其后参与发动和领导了阳谷坡里暴动,1928年2月代理鲁西县委书记。6月不幸被捕,经受残酷折磨，始终坚贞不屈。19日壮烈牺牲。
  六十二烈士墓位于冠县南陶镇后田庄村东南200米处。墓地坐西朝东，占地面积15.7平方米，墓地左前方建有烈士纪念碑碑楼。1940年旧历正月12日，抗日先遣纵队一团三营十连王德林、孙树生等62人在赵官寨遭到威县、临清、曲周、邱县、邯郸、馆陶等数处敌人围攻，敌众我寡，兵力悬殊。经10余小时浴血战斗,我抗日健儿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战后，当地群众将死难烈士收敛，同穴掩埋。刘伯承曾予以表彰，《新华日报》作过报道。1946年，人民政府将烈士遗骸迁葬于此。
  石雕
  年掘岀，藏于阳谷县图书馆。为区内首次发现且保存完整的三教一体石造像。
  孔子盘坐像。通高173厘米，像高114厘米，肩宽67厘米，胸围132厘米。发束以冠簪，高额朗目，长髯垂胸。长袍，双手捧笏。须弥座，座高59厘米，长84.5厘米，宽64厘米，亚腰部浮雕火珠及如意云纹。
  释迦牟尼盘坐像。通高185厘米，像高124厘米，肩宽66厘米，胸围145厘米。螺髻丰颐，两耳垂肩，坦胸束带，赤脚，右手抚右膝，左手执念珠于胸前，结跏跌坐于仰莲之上，情容恬淡。须弥座高61厘米，宽83厘米，厚64.5厘米。正面浮雕凤凰、二力士,右下方阴刻楷书铭文，石面不甚平整，字多漫漶。
  老子盘坐像。通高170厘米，像高117厘米，肩宽69厘米，胸围143厘米。束发著巾帻，长髯、博袍广袖，双手执丹勺于胸前。须弥座座高53厘米，宽86厘米，厚64厘米，座式及雕饰同孔子像。
  碑志
  任克溥墓碑志墓碑志石质94厘米见方，通厚49厘米，志盖厚23厘米，阴刻篆书“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刑部尚书海眉任公暨元继配一品夫人王田二君合葬墓志铭”。志石厚26厘米，阴刻楷书体1900余字。任克溥，清顺治六年进士，由南阴府推官累迁刑部左侍郎，后居家加尚书衔。任死后原葬于聊城城北会通河东，后迁城西仙庄村东，现存任楼村任保云家中。
  聊城修护城堤碑记1731年（清雍正九年），由当时聊城知县蒋尚思撰文，邓钟岳书丹。现置聊城旧城公园东北隅。碑身严重破碎，经拼对测量，通高397.5厘米。碑记阴刻行书体479字，字径3.5厘米。碑面左下角镌有附记，阴刻楷书,49字，字径2厘米。此碑雍正九年刊立于聊城南大堤上，后仆断;光绪十六年六月重立，后又仆断;建国后移于旧城公园内重立;“文化大革命”时被砸毁。
  明万历年间郑庄石造像1组3尊，1983第七章档案
  区内档案工作始于50年代初。当时，未有专门的档案工作机构，其档案管理工作由地委办公室和专署秘书室兼管。50年代中期，地委、专署机关档案室相继建立，所属各县建立起相应档案馆、室。1963年2月成立专区档案局，1966年停止办公。1970年设立临时档案组，1977年3月建立地区档案科。1980年7月后，地、县档案局、馆相继恢复，其档案工作开始走向正规。
  第一节馆室建设
  地、县档案馆、室多数是建立于60年代初，馆室全部是旧房和较简陋的办公用房。1963年，全区12个档案馆仅有库房37间494平方米。其中,专区档案库房5间75平方米。随着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资料的不断增加，档案馆室逐步进行维修或重建，库房建设逐步得到改善。
  库房建设1961年，地区档案馆设于聊城光岳楼北口东南角处，有旧库房和储藏室9间。1969年，移至地委老院平房内。1976年，地区档案馆正式选址于地委新院内中间位置，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1978年5月，新建档案楼投入使用，建筑面积为740平方米，使用面积650平方米。此后，相继建起办公室、打字室、会计室、印刷室和汽车库等附属用房234平方米，以及地下战备库100平方米。80年代,各县市将档案馆库建设纳入地方基建计划，新建的库房基本符合《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的要求。1990年,全区地、县市9个档案馆中有7个新建档案馆库楼，总投资为264万元，建筑面积7415平方米。1991~1996年，随着档案事业的不断发展，档案不断被接收进馆。为安全保管好档案，服务于经济建设，全区有7个综合档案馆新建和扩建了库楼，馆库面积达到9356平方米。
  库房设施地、县档案馆初建时,档案装具、设备少而陈旧，多是利用机关办公室使用的各种旧木橱或木架存放档案。1963年，地、县档案馆共有木质橱、架152个，简易防火器材4台，有的县只有2个木质档案橱。随着档案事业的不断发展及实际需要，库房装具及设备也不断更新。1990年，地、县档案馆共有档案橱、架985个，其中铁质档案橱779个，木质橱、架236个，且备有复印机、打字机、去湿机、照相机、收录机、吸尘器、报警器、灭火器、室内外温、湿度计等设施。其中，地区档案馆内有木橱84套、铁橱192套,另有文件柜、图书架等装具，基本上做到了档案、资料、图书、杂志全部进橱柜。同时，置有复印机2台、录放机2台、打字机1台、照相机3部、去湿机2台、油印机、切纸机、打样机、温度计、湿度计、灭火器、报警器等档案设施。1991~1996年，档案的保护和保管设施基本达到8防要求，有的县市档案馆（室）增添了计算机、空调机、吸尘器、电视机、录像机等现代化管理设备。
  档案保护档案馆成立初期，档案的保护方法比较简单,主要靠平时打扫卫生，保护库房内清洁;根据天气的变化情况，对库房采取开窗通风、密闭等措施进行降温去湿;靠投饵喷药以药鼠杀虫。70年代,档案馆的保护条件有所改善，基本上做到防火、防盗、防虫、防鼠、防潮、防尘、防阳光直射档案的要求。80年代，全区各级档案馆库楼大都按照《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进行设计、修建;对部分历史档案实行装盒保管，特别是对一些褪变和珍贵档案采取补救措施进行抢救，装具和设备不断增置、更新，对库内的温、湿度情况基本采用现代化设备进行测量。地区档案馆成立伊始，即积极制定和采取多种档案保护措施。“文化大革命”初期，为防止文件材料被抢、被盗，及时地移交军分区保管;精心研究新建档案楼的构造，使其基本达到坚固耐久及防潮、防火、防震的要求。1988年，购置泡沫板，密封门窗，并先后配备消火栓、水龙袋，购置灭火器12台，安装了防盗报警器。1991〜1996年，为加强破损档案的保护，地区档案馆多方筹集资金,新建了裱糊室，配齐相应的裱糊用具，使档案保护有了必要的保证。另外，各级档案馆还制定岗位责任制及其它规章制度, 以加强档案的保护工作。
  第二节档案收藏
  1990年，全区9个档案馆，馆藏档案总量为534个全宗，110373卷，案卷排架总长1551.68米，各种图书资料71697本（册）。其中，地区档案馆91个全宗20837卷，案卷排架348.57米，图书6505本，资料11164册。1996年，全区馆藏总量达251233卷册。
  馆藏档案中,革命历史档案254卷,资料31种88件，均系建国后收集和复制。其主要内容为1937〜1949年间，中共冀鲁豫第六地委、第九地委和第六专署、第九专署,聊城地委和专署组织领导人民进行支援前线、土地改革、减租减息、生产自救、拥军优抗、治安保卫、组织任免、宣传教育、妇女运动、乡政建设等各项运动中的情况。馆藏旧政权档案3个全宗679卷。主要是1912〜1949年间，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国民党山东第十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山东民团第二部指挥部、山东省保安司令部所属保安部队、鲁苏皖豫边区司令部党政第五大队、国民第十二集团军、国民第九十六集团军以及聊城、临清、东阿等27个县党部形成的文件材料。其内容涉及宣传、教育、司法、邮电、交通、工商、外事、黄河管理、禁烟禁毒、村政、人事任免、武器管理、战役伤亡、经费开支、人员编制等方面。建馆后的馆藏档案主要记录了1949〜1996年间，全区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史实，其中有地委、行署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情况的记录，全区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改造自然、科学种田、兴修水利和锐意改革、不断进取的情况，全区工交、工商、税务、文教、卫生事业发展变化等方面的概况。另有部分反映该区重要历史事件、历次政治运动和社会名人、著名历史人物在区内活动的档案、照片、录音等。
  馆藏档案中，不少档案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中较为重要和珍贵的有民族英雄范筑先在1937~1938年间签发的抗战守土的电报，在山东第六区军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国民政府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签发的关于范筑先殉国的表彰会议的资料，以及邓小平于1988年为范筑先烈士纪念馆题写的碑文墨迹;有爱国将领张自忠的生平材料；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何思源、蔡元培等为纪念武训诞辰97周年的题词、撰文和武训在临清“行乞兴学”的生平事迹介绍;有中国近代史上著名4大藏书楼之一的聊城“海源阁藏书之损失与善后处置”材料。另有聊城地区评剧团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北京军区礼堂演岀《八一风暴》、《野火春风斗古城》现代剧时与中央和北京军区领导朱德、谭震林、廖汉生、杨勇的合影照片；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1995年5月题写的“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名手迹;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1995年9月为孔繁森纪念馆题写“学习孔繁森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优秀品德”的题词手迹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开馆仪式，参观纪念馆的照片一套和孔繁森的部分遗物;有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来聊城视察棉花工作的照片。这些史料大部分被列入全国重点档案的范围。
  馆藏资料中还保存各种文件汇编、统计资料、报刊资料、新旧志书及各个方面的专著、工具书等，其中报刊资料和志书较为丰富。建国前的报刊资料有19种，志书40余部，志书中又以明嘉靖年间的方志为最多。
  文书档案建国初期，专署即建立起机关档案室，地委则由办公室、秘书室负责处理文秘档案。随着机构的改革和调整，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开始建立档案室并相继配备部分专职或兼职档案人员。
  1955年9月至1957年，地委先后印发有关文秘和档案工作的文件，各级各部门抽调人员对档案文件的资料进行收集清理和移交，两年时间收集清理敌伪档案材料4244件、革命历史档案896件、移交档案材料53135件，1959年，遵照中央“关于实行党政档案统一管理”的指示精神，于2月6日成立专区档案馆，并在全区范围内普遍建立机关档案室。1963年2月27日，专署档案管理局制定印发《各机关文书立卷归档工作的几项规定》。1964年，地委、专署办公室联名拟制《地专直属各机关文书处理部门立卷工作实施细则》（草案）。到年底，地、县机关建起文书档案室473个，室藏档案491个全宗、34007卷，待整理立卷的文件材料195123份，为各项工作服务提供利用档案2504卷次,接待查档人员4295人次。1965年，地、县530个机关档案室对所藏档案全面进行清理鉴定工作,重新组合案卷77234个，并分别对永久和长期的案卷进行系统编目、组卷和排列。“文化大革命”期间,档案无人管理，材料丢失、损毁严重。1989年12月，地区档案局恢复后，根据“恢复、整顿、总结、提高”的方针,狠抓机关档案室的恢复、整顿工作。至1987年底，全区已有文书档案室117个，收藏档案19875卷，并使1980年前的档案大部分接入馆室。1988年后，机关档案数量增加，文书档案室发展为机关综合档案室,案卷质量普遍提高，管理设施进一步加强。地直单位中，案卷质量较高者占地直机关档案室总数的87%,已建档案利用登记和反馈记录的占90%。85%的单位基本达到库房“六防”标准。1990年，全区乡镇以上档案室（含文书档案）有971个，其中综合档案室105个,保存档案数量（主要是文书档案）131608卷。1996年，馆藏总量达251233卷册，并普遍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检索体系。
  科技档案建国初期，区内的科技档案工作仅处于自发阶段。1959年地区档案馆建立后，全区各级档案管理部门即较全面地进行科技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当年，全区收集整理技术档案2380余套、技术资料0.3万余册。至1964年，全区已建起技术档案室22个，其中集中统一管理的有18个,建立归档制度的单位有11个;保管技术档案3210卷，其中产品档案506卷、工艺档案163卷、基建工程档案395卷、设备档案447卷、科研专题档案1177卷，其他522卷，科技档案在经济建设中起到一定作用，1959〜1996年，在各项工作中利用科技档案资料达4808人次、2364卷次。1965年,全区对技术档案进行鉴定整理，既充实了内容，又使组卷更加合理。“文化大革命”中，有些档案资料被丢失。1977-1980年，地委办公室、地区档案局等先后召开科技档案工作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全区科技档案工作的恢复与发展。至1983年，全区共建立和恢复科技档案室231个，配备专、兼职档案干部242人，收集、保存科技档案23458卷、资料30875册，提供利用11237卷、10867人次。1985年，科技档案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1987年，全区已建起科技档案室273个，库存档案25785卷，资料32636册。1988〜1996年，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全区的科技档案工作逐渐纳入科学化、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和现代化的轨道。
  乡村档案1959年7月，全区档案工作会议提岀在年内逐步地、分期分批地建立健全农村人民公社的文书档案资料工作的任务。9月，地委办公室批转《平原县德陵公社档案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推广了公社开展档案工作的经验。至1960年，有46%的公社建立起档案室。
  1963年，地、县档案局成立后，加强对农村社、队档案工作的指导，加快了工作的进展。同年，阳谷县100个公社中有50个建起档案室，并整理1962年前的档案资料6500卷，占积存总数的60%,其中80%的案卷划分了保管期限。至1964年8月底，阳谷、高唐、聊城、临清、莘县建起档案室的公社达314个，占公社总数的62%；建起档案室的生产大队2234个，占大队总数的53%;收集整理积存文件67350卷，为农村工作提供利用8753人次。
  1965年，全区档案部门组成专业工作队，开展档案的清理、鉴定工作。当年，重新组卷50041卷，其中永久卷28570卷，长期卷12534卷，短期卷8937卷。“文化大革命”初期，农村档案工作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
  1975年，召开全区档案工作经验交流会、档案工作现场会，参观部分社队档案室，转发莘县《单庙公社后高大队案卷目录索引》，抽査全区21个公社23个大队、2个基层供销社和1个街道办事处的档案工作开展情况，推动了全区农村社队档案工作的恢复。
  1979年始，积极开展“完善检索工具，为农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服务”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促进了乡村档案工作的发展。
  1990年，全区大部分乡镇企业建立起档案室，开始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立卷和管理,为乡镇企业的建设提供服务。在开展乡镇企业档案工作的同时，积极进行专业户、个体户档案的建立工作。1990年，全区建起“两户”档案21个、630个卷宗，各种图书资料0.1万多册。1996年，全区166个乡镇普遍建立起档案室，并向综合管理和规范化方向发展，村级建档工作也由点到面逐步展开。
  综合档案1980年，区内开始出现财会与文书、文书与科技等“二合一”式的档案室。至1982年，全区共建立“二合一”档案室37个。之后，相继岀现把文书、财会、科技合为一体的“三合一”档案室，“二合一”或“三合一”档案室的建立成为建立综合档案室的基础。
  1983年4月，根据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机关档案工作条例》中“各机关在工作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档案均由本机关档案部门统一管理”的原则，全区开始建立多门类统一管理的档案室。
  1986年，地区档案局正式提出建立综合档案室的要求，各县市开始把建立综合档案室列入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划，并着手进行试点和建室工作;地直机关单位先后建立起部分综合档案室。地区水利局、交通局、邮电局、粮食局和聊城师范学院等单位率先成立以文书、科技、财会、声像和专业相结合的综合性档案室。1987年底，全区已建综合档案室105个，室藏各门类、各载体的档案60480卷，各种图书资料73857册。
  198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施行。9月，地区档案局对地直156个县级单位的档案工作进行督促和指导，促进了机关档案工作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综合管理等项工作的落实。1989年底,全区实行档案集中管理的综合档案室有332个，占档案室总数的33%。
  1996年，全区实行档案集中管理的综合档案室470个，占档案室总数的60%。自开展档案管理升级达标至1996年底，全区达到山东省机关档案工作省一级先进单位的有19个，省二级先进单位有50个，省三级先进单位110个。全区企业档案工作管理晋升为国家一级的有1家、二级的8家，晋升为省级的71家。综合档案室的建立和发展,对档案机构人员的稳定，案卷管理、提供利用、提高工作效率、效益等方面已显示出明显的优势。是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档案管理实现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第三节档案管理
  档案收集与整理1959年，地、县档案馆建立后，全区12个档案馆在接收100多个被撤销单位档案资料进馆的基础上，又征集各类档案资料1230卷、5400多件，整理历年积存文件19218卷。
  1961年，采取边收集边整理的办法，清理积存零散文件7.6万多份、资料6.1万多册,并按标准组卷归档。
  1963年，进一步加强收集、整理工作，全区各馆接收进馆资料1.5万多册，从承办人和各领导人手中收集整理文件21万多份，整理案卷24664卷;档案局、馆协助部分机关单位健全收发文登记、会议汇报记录、文书立卷归档制度，制作卡片、目录索引等查找工具。
  1964年，为做好“社教运动”中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地、县档案馆分别派出工作组，深入农村社、队指导建档和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当年，各县、社、队收集整理积压文件、资料67350卷（册）；地、县档案馆工作人员征集革命历史档案和旧政权档案3500件，其中大部分属于重要文献，诸如从内蒙、北京、济南等地老干部手中征集的“阳谷坡里暴动事件”、“范筑先1938年来往文电和讲话记录”以及许多当地著名英烈遗传等大量资料; 督促全区120多个撤销机关单位的1.3万多卷档案交接进馆。
  1965年，全区开展档案大鉴定工作，各档案馆和各机关档案部门，边收集整理，边清理鉴定。当年，共收集、交换、整理有保存价值的文件材料728970份，并进行重新组卷。
  1966~1971年，受“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干扰，档案业务工作停止。直到1972年，地委档案组成立后，业务工作才有所开展。当年接收撤销单位的档案1166卷。由于档案馆没有恢复,收集工作进展甚微。
  1980年，地、县档案局恢复后，开展广泛的收集整理工作。当年，收集整理并接收档案11247卷，各种资料7642册。
  1981年，地、县档案馆恢复后，开始收集部分传记、回忆录等革命历史资料。至1982年，地、县各馆接收历史资料139篇,其中革命历史回忆录53篇，同时，接收进馆档案
  12855卷。
  1984年，为丰富馆藏，地区档案馆派专人从河南省档案馆复制冀鲁豫区党委、行署的历史文件资料2266件，填补了馆内空白。同时，地、县两级档案馆还征集其他各种资料60种824册，接收进馆48个全宗2578卷。1985~1987年，地、县档案馆工作人员向全国各省、市有关部门和个人发征集信函3600多封,征集各种手稿、资料2077件，各种报刊48种，照片52册,录音带78盘，引黄济津记录片2部,接收进馆档案1.13万多卷，并全部进行复制整理。
  1988年，各级档案馆基础工作普遍加强，档案资料的征集、接收、整理工作领域进一步拓宽。当年，全区档案馆共接收档案22796卷，资料3643册，照片、资料14871份,建立照片档案73册。其中，地区档案馆接收档案6277卷,并对馆藏的全部案卷进行统一调整，重新排列，对其中年代混淆、期限不清的6090卷重新抄目，为档号不全的3560个案卷建立档案号，并根据新的布局,划分全宗，编写准确的《档案存放位置索引》。
  1989-1990年，地区档案馆加强馆内案卷的整理工作。对行署历史档案和地委组织部部分现行档案近0.2万卷进行整理、抄目、装订;对册旧府志、县志进行整理配套、铅印封面、登记造册、装盒;对历年来馆内积存的零散资料进行清理、组卷684个;对馆藏10393册图书、资料重新分类、编号、抄目、造册。另外，还征集资料270余册，接收进馆档案127卷，对全区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地级以上先进个人，建国前老党员的单位或个人发征集函500余封，征集照片2879张,对民族英雄范筑先、张自忠等人材料进行整理立卷。至1990年，参照《中国图书分类法》对图书、资料进行系统地整理、分类和编排。图书分10类，有《全引目录》、《案卷目录》269种检索工具，《文体文类卡片》18060张,《人名卡片》10.23万张。另外建有《文号索弓I》、《档案存放地点索引》、《死亡干部专题目录》、《全宗目录》、《全宗介绍》等。
  1991~1996年，共整理接收档案51798卷，照片档案2683张，音像档案242盘，征集档案资料409件，名人字画158件;编制案卷目录1762本，全引目录1233本，卡片专题目录100465张，卡片文件目录44152张。其间, 进一步完善了检索工具，方便了档案的査找利用。
  档案鉴定与销毁1959〜1962年，地、县档案馆普遍进行档案的鉴定工作，并按照“标题要能反映整个卷的全部内容，特征要明确；卷内文件要有顺序,年代要清楚；案卷整理坚持高标准，装订要整齐”的要求，组织鉴定18318个案卷，剔除部分重伤、过期、无保留价值的文件材料，按规定做了销毁处理。
  1963年10月，参照国家和省局的有关文件精神，专署档案局制订《地专机关档案材料保管期限参考表》，使档案资料的归档、整理、鉴定工作有了统一的标准和依据，并绘制统一的《档案馆销毁清册报告表》。各馆对进馆的1.5万多卷进行复査鉴定。其中，复査9541卷，确定保管期限的4252卷，调査、加工3415卷，并装订各种资料6500多册。
  1964年，专署档案管理局分别协助地委、专署机关档案室进行档案鉴定试点，并对接收进馆的1.65万多卷（含3500卷革命历史和旧政权档案）进行复査、调整和鉴定，确定保管期限的6153卷，调整1423卷,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的编号、排列、编制目录卡片和索引等,对部分案卷进行销毁处理。
  1965年，进行历史上规模较大的档案鉴定工作。当年，有800余人参加档案鉴定工作,其中专业干部350人，经过4个月的紧张工作,基本上完成清理和鉴定任务。清理出建国以来有保存价值的档案材料728970份，剔除无保存价值的1130670份，并对全区530个机关13.23万个案卷进行鉴定、调整，重新组合案卷77234个，其中永久卷23640个，长期卷23568个，定期卷30026个，又分别对永久和长期的案卷进行系统编目、组卷和排列。
  对剔出的56066卷中的重份文件和确无保存价值的材料按规定手续作了交流补缺后，销毁处理。
  1972-1974年，地革委办公室制定《关于现存档案的鉴定方案》，除鉴定现存档案9211卷外，并对已撤销的寿张县档案进行鉴定、销毁处理2323卷。
  1975年，地革委印发《地级机关文书档案保管期限参考表》及转发聊城县档案鉴定工作的典型材料，促进了全区鉴定工作的开展，至1976年，全区8个县、226个地、县直单位的鉴定工作基本结束，共鉴定档密26746卷、资料18050本（册）。
  1977-1996年，除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类积存档案资料作进一步清理鉴定外，工作的重点是各机关单位的档案鉴定。地、县档案局（馆）加强业务指导，结合立卷归档超前进行鉴定，从而使接收进馆的档案均为经过鉴定且确定了保管期限的案卷。
  第四节编研利用
  档案编研1959年，地、县档案馆建立后，围绕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编写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全区各级档案馆建立初期，尽管工作人员较少，档案资料不够齐全，但资料编研工作仍有一定进展。
  至1966年，有聊城县档案馆汇编了《平原省老根据地人代会报刊》、《经济问题讨论》、《孙冶方言论》;高唐县档案馆参与编写了《高唐县志》、辑录的《高唐棉花专题一览表》（1949—1959年）；寿张县档案馆编写了《寿张县诗歌选集》、《寿张县人民革命斗争史》、《寿张县共产党发展简史》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档案编研工作中断。
  1977年后，档案编研工作相继开展。1978年7月，地委档案科召开全区第一次档案资料汇编工作经验交流会，对全区档案资料汇编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至年底，全区各档案馆先后编写资料30余种60多万字。
  1980~1990年，编研成果不断增加，质量显著提高。地区档案馆编辑《档案利用效益事例选编》、《中共聊城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汇集》、《档案管理工作文件汇编》、《聊城地区档案局（馆）规章制度汇编》、《冀鲁豫党、政、军机构沿革》、《聊城地区档案工作大事记》、《中国共产党山东省聊城地区组织史资料》（与组织部、党史办合编）等165万字的资料。其间，各档案馆先后编辑《档案志》、《档案馆指南》、《全宗介绍》等史料及检索工具书；根据馆内历史档案和资料，对区内革命斗争史、社会发展史进行专题性汇编;根据有关文件材料、馆内制度以及档案利用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典型事例汇集成册;会同有关单位编辑部分专题性的史料。至1990年,全区档案系统共编辑档案资料110多种552余万字。
  1991〜1996年，全区档案系统共撰写论文40多篇，其中8篇分别获《中国档案》优秀文章奖，省档案学会优秀成果奖以及聊城地区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区9个综合档案馆共编写各种史料、书籍50多种180多万字。
  档案利用建国后，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档案室和代管部门，迅速开展了档案的提供利用工作，以服务于土地改革、恢复生产、“三反”、“五反”运动等党的中心工作。
  1959年，档案的提供利用工作普遍开展。当年，地、县档案馆共编写参考资料和各种检索工具271种，为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及全区各机关的科学研究、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案宗16207卷，接待查阅者10870人次，为国家节约劳动日0.6万个、资金1.4万元。
  1962年，为纠正“五风”、落实政策、甄别平反、工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等项目提供利用档案18200多卷13400多人次。
  1965年，档案利用工作主要围绕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科研部门及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开展服务。
  1973年，地委办公室档案组制订《关于查阅档案资料的几项规定》，明确在保守机密的前提下，积极开展提供服务。至1978年，全区档案馆（室）和农村档案部门为各行业提供利用档案27021卷次24306人次。各档案业务部门相继编写“党代会简介”、“烈士史料”、“基本数字统计”、“人代会简介”、“全宗介绍”、“机构演变概况”等各类参考资料29种300多册;编制各种卡片案卷目录等检索工具15种4.2万多张。
  1980年后，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任务、总目标开展利用工作。先后为地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和部分单位提供有关处理“右派”分子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冤假错案的全部档案材料；为解决干部、知识分子的职称、工资、学历等方面的问题提供大量的档案证明材料;为各级党政机关制定正确决策、发展工农业生产提供重要依据。1986年6月12日，高唐县遇到严重雹灾，农业部门及时向县委提供该县历次雹灾的档案资料，挽回经济损失1430万元。1987年，阳谷县植保站利用测报科技档案资料,挽回经济损失10。万元。1988年4月，聊城市水利局档案室为京九铁路的设计先后提供40多个案卷的水文地质情况的有关图纸资料，为国家节省资金25万元。地区档案局遵照档案法关于“国家档案馆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的规定，于1989年9月5日首批向社会开放冀鲁豫区党委、冀鲁豫行署两个全宗共103卷档案中的1545份文件。其主要内容包括1944〜1949年间，冀鲁豫第六、九地委和第六、九专署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进行土地改革以及在司法、交通、财政、税收、禁烟禁毒等革命斗争中直接形成的档案材料。这些材料对于研究和探讨冀鲁豫边区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发展史以及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利用价值。
  至1990年,各级档案部门共接待利用档案者127084人次，提供档案资料278992卷册，取得较为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991~1996年，共向社会提供利用档案79201卷、册次，接待査档者23556人次。仅地区档案馆提供的信息资料所创经济效益达6863.6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