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图书馆

《大众报》是在艰困的环境中诞生的，注定了必须要不断克服困难前行。在烽火连天的日子里，报社工作人员在设备不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为办好报纸出力献策。创刊之初，报社面临诸多问题。首先是物质方面。青岛、烟台的失守，以及敌人对沿海的封锁，使报社在物资筹措上极端困难。办报初期由于机器铅字铅条的缺乏，机器因破旧机件发生故障而停刊是常有的事。其次是人才匮乏，刚开始编辑部只有两三个人，经常由于校对人员缺乏而出现错别字。但是，报社工作人员仍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艰难斗争中不断想出巧妙办法，保证了报纸的持续出版。
  稿件来源是办报初期面临的最大问题。当时编发的国际国内新闻，唯一来源是抄收国民党中央台播发的记录新闻。不久，报社自己安装了收报机，直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电讯。众所周知，国民党播发的新闻，根本不能提供真实可靠的消息。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编辑人员只能利用他们的反面文章，从字句背后看出正面的含义。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猜谜的方法，《大众报》准确报道了国内外形势。但是，这种编报法不仅十分麻烦，而且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无法使读者看到各地八路军、新四军英勇作战的正面报道，更无法使读者及时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就在这时，听说中共中央已经成立了新闻机构——新华通讯社，报社人员异常兴奋，在不知道新华社的呼号、波长和播发新闻时间的情况下，年轻的报社电台工作人员，日夜守在自己装配的收报机旁，戴着耳机，从飞过天空的无数电波中耐心地、仔细地搜寻着新华社的讯号。1939年9月的一天，电台的葛次元等终于收到新华社播发的一条新闻，报道雁北地区八路军某部，把制造磨擦、向抗日军民进攻的国民党白志沂部打了个落花流水。全体工作人员为此欢欣鼓舞，读者纷纷写信祝贺。中共胶东区委高度评价这一成功。
  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接着又通过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当电台的同志抄收这部光辉著作的电文时，突然传来一个紧急情况：国民党投降派赵保原部正向报社进袭。如果继续抄报，电台人员就有遭到敌人袭击的危险；如果停止抄收，立即转移，至少要在半年之后，胶东人民才能读到《新民主主义论》。在这紧迫的情况下，电台的同志们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勇敢地承担起了坚持抄收的任务。当他们如获至宝地抱着厚厚的电文稿爬上驻村北面的山坡时，敌人的机枪已经在村南狂叫起来。不久，《新民主主义论》在《大众报》上全文刊登出来，给战斗中的胶东人民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这前后，毛泽东同志的其他一些重要著作，也大都通过《大众报》在胶东人民群众中传播开来。
  八路军取得反国民党投降派战斗胜利后，大众报社在艾崮山区的前寨村迎来了自己的三周岁生日。为了纪念创刊三周年，报社领导号召电台的同志们，争取在纪念日这天建成发报台，并以新华社胶东分社的名义，向山东总分社发报。当时的条件十分困难，没有工具，也缺乏材料。但是，经过昼夜加班，反复实验，终于将发报机在纪念日之前制成了。当晚，新华社胶东分社用自己的发报机首次发报。在这次发出的消息中，有一条是“我胶东部队再次解放重镇黄城集”。第二天，新华社总社就向全国转发了这条消息。从此，报社不仅可以听到党中央的号令，看到兄弟部队的捷报，而且也可以把胶东军民的英雄事迹向外界及时报道。
  在革命战争年代，大众报社依靠党政军民各部门，充分体现了“全党办报”的方针，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众报。大众报社不仅仅发行报纸，还出版发行过大量的政治书籍及各类报刊杂志。在胶东成立的北海银行，其钞票最早就是在报社印刷厂印刷的。印刷工人还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战争的环境中，印刷出版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宣言》以及《铁流》等文艺作品。此外，报社印刷发行的《胶东大众》《大众画刊》等刊物，给当时的胶东军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在中共胶东区委支持下，各个地委县委建立了通信联络站，报社设有人数众多的通信联络机构，有30多名内外勤记者。在这个通讯网中，选拔专业新闻干部，成为报社干部来源渠道之一。大众报社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发行系统。最初依靠五六名交通员骑着自行车向各地运送。后来发行部门逐渐建立了一条交通线，报纸用牲口驮运。在各地区、县都建立了成套的发行网。报纸运到后，立即分发到读者手中。
  报社印刷的其他报刊和书籍以及干部群众的往来信件也由这个系统发行传递。后来的新华书店胶东分店和战时邮局，都是从大众报社派生出来的。在敌人“扫荡”频繁、活动分散的情况下，大众报社各部门的同志仍然坚持自学，钻研业务。报社就像一所大学校，在这里培养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和干部。从这里派出的大批干部中，有新闻工作人员、电信机要人员、出版发行人员、文艺创作人员，还有的成为军政宣教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外交官。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