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图书馆

“胶东抗大”秉承了延安抗大总校的教育方针和校风，课程也基本按总校的课程开设。政治课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党的建设、政治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时事政治等，军事课有制式教练战术（步兵战术和游击战术）、兵器与射击（主要是步枪和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土工作业等。除此，还有内务条例、纪律条令等课目。在工农干部学员中，还开设语文、数学等文化课，所用教材基本由抗大一分校编写。抗战期间，环境恶劣，斗争艰苦，流动性大，抗大始终坚持以战场为课堂和灵活授课的原则设置课程。
  “胶东抗大”规定学员队是基本的教学单位，每个学员队有三个连（区）队，每个区队有三个班，每个班是九至十人的编制。学校根据战时需要和学员的基本情况，对每期不同的教学对象，设置不同的课程，军事课和政治课的安排比重也不完全一样，教学内容深浅、难易程度也有所区别。所有课程，在强调依计划按时授完的前提下，随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而变通，做到互相穿插安排，保证了学习、战斗两不误。由于教学环境处于敌后，教学条件十分艰苦，教具和学习用品匮乏。教材主要为油印，教具多是自制。干部和学员伙食标准很低，每人每月只发一元钱的补贴，每天只有一斤粗粮，冬天基本只吃两顿饭。即便如此，“胶东抗大”干部学员仍精神饱满，热情高涨。
  “胶东抗大”注重联系实际，学用结合，如军事课主要采取三种教学方式：一是联系实际战前学。一般是在敌取守势，我取进攻的形势下进行，即联系战前准备进行。发动学员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根据任务要求，把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搞好射击投弹以及埋伏、攻击和退路等等都一一搞清楚、弄明白。二是针对困难战中学。一般是在敌取攻势，我于被动之时开展。办学期间，学校时常遇到日伪军“扫荡”，几乎每次都安排学员以适当规模分散隐蔽，化整为零，学员身临其境，学得快、记得牢。三是抓住时机战后学。一般是在战斗之后，不失时机地组织学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谈看法，讲体会，吸取经验，接受教训。
  “胶东抗大”不仅是一所教书育人的学校，而且是一支学用结合的战斗队。第一期1940年6月1日正式开学，即遇到了“六一大扫荡”，日军集中了近千人的兵力，对中共胶东区委和军队的领导机关所在地，进行了分攻合围的包围攻势。“胶东抗大”毅然承担重任，与胶东军民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胶东抗大”是一支强大的群众工作队。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抗大”是建设、巩固、发展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力量。学校在政治处设立了民运股和工作队，各营设专职民运干事，各连队设兼职民运小组长，各班则有纪律检查组。除正常宣传教育外，还积极主动地接触当地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民主人士、开明绅士以及国民党地方政府一些进步的乡镇长，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配合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切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枪口对外，一致抗日。
  “胶东抗大”是一支革命的宣传队。为适应战斗环境，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满足根据地群众文化生活的需求，“胶东抗大”组织宣传队，经常深入敌占区配合地方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工作。每到一地，各连队都组织群众开展减租减息、锄奸反霸，发展组织，扩大影响。派出宣传队深入街巷刷标语、撒传单、唱歌、讲演，宣传抗日。在栖霞办学期间，“胶东抗大”不但组织地方演出广场歌舞剧《张得宝归队》，而且自己还排演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并根据茅盾的小说《腐蚀》改编成话剧，一时传为佳话。
  “胶东抗大”在胶东办学之时，正是日寇最疯狂、“扫荡”最频繁、斗争最残酷的时期。然而学校的招生、培训不仅从未间断，反而日益发展壮大，当时军民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经过这所学校教育训练过和在学校工作过的大批干部，不仅在坚持胶东敌后八年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而且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中的骨干力量，其中不少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分配到地方以及随军北上、南下的学员大都成为新老解放区的领导骨干，他们为胶东乃至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当中也有为数不少的同志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奉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