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火种 干部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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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胶东革命历史研究》 图书
唯一号: 150520020210010465
颗粒名称: 革命的火种 干部的摇篮
其他题名: 论胶东抗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分类号: K265
页数: 12
页码: 270-281
摘要: 本文讲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胶东曾有一所享誉四方的军政干部大学——胶东抗大。她在抗战中创建,在战火中成长,是办在火线上的一所特殊大学。她的名称随着革命形势和教育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她的学制、领导及办学地点,也随着形势与时而变。唯一不变的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以及为部队为地方培养党政干部的宗旨。这所学校从迁入胶东到离开胶东,历时10年,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5000多名优秀干部,为建设和发展胶东抗日根据地,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火种作用,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树起一座革命的丰碑,被誉为革命干部的摇篮。
关键词: 抗日战争 战争时期 战略战术

内容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胶东曾有一所享誉四方的军政干部大学——胶东抗大。她在抗战中创建,在战火中成长,是办在火线上的一所特殊大学。她的名称随着革命形势和教育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她的学制、领导及办学地点,也随着形势与时而变。唯一不变的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以及为部队为地方培养党政干部的宗旨。这所学校从迁入胶东到离开胶东,历时10年,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5000多名优秀干部,为建设和发展胶东抗日根据地,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火种作用,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树起一座革命的丰碑,被誉为革命干部的摇篮。
  一、胶东抗大建立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胶东各地党组织同全国一样得到较快发展,随着党建工作的不断加强和壮大,中共胶东特委逐步组建起多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建立了多个坚强稳固的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为胶东抗大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抗大分校东迁,赋予历史条件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铁蹄所至,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其行径骇人听闻,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奋起反抗。1939年,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中央指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分批离开延安,到晋东南、晋察冀、晋绥、鄂豫皖、山东、淮南、淮北、苏北、苏中等抗日根据地建立分校,全国先后共建立了12个分校。山东分校作为第一分校,在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的带领下,离开延安,东渡黄河,辗转至太行山区,于当年冬进入山东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当时,胶东人民在中共胶东特委的领导下,自1937年12月14日的天福山起义,已建立起多支抗日武装,抗日烽火燃遍了胶东半岛。1938年春,“三军”成立后,即创办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由曹漫之任校长。党中央关于抗大外迁到“火线办学”的战略决策,使胶东抗大的建立由可能变为现实。根据胶东的革命形势和实际需要,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决定在胶东成立抗大胶东支校,即三分校(一分校是校本部,在沂水,二分校在东平湖)。
  (二)抗日队伍壮大,推进快速建校抗战爆发后,中共胶东特委带领各级党组织遵照党中央和山东省委的指示,领导胶东人民,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先后组织发动了著名的文登天福山、掖县玉皇顶以及威海、潍县、昌邑等地的抗日武装起义,创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其中1938年9月18日成立的五支队,辖福山、栖霞、莱阳、平度等八支游击队及四个团,共8000余人。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抗日队伍的不断壮大,迫切需要一批既有政治水平,又有工作能力,既有知识,又懂得军事的干部。为迅速培养胶东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干部,1940年2月,抗大一分校派出一大队100余人,在山东纵队五支队十三团三营一连的护送下,直赴胶东。历经3个多月,终于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于1940年4月初到达了胶东抗日根据地招远境内,与山东纵队五支队司令部会合。随之转赴位于招远、掖县(今莱州)、莱阳边区的掖县三元村,同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会合,两校合并,正式成立了山东抗日军政大学胶东支校。刘汉任校长,廖海光任政委,贾若瑜任副校长(不久接任校长),黄经琛任参谋长。胶东抗大在建制上隶属抗大第一分校,归中共胶东党委领导,军事上受山东纵队五支队指挥。经过短时间准备,学校正式开学。
  (三)党建工作给力,提供组织保证胶东是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开展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的重要战略区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向全国各地播撒“星星之火”,在革命洪流推动下,胶东很快出现了多渠道传播革命火种的局面。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3年2月,胶东各地的党组织发展很快,党的活动非常活跃,在学校、军队、城市、农村,到处都有党的组织。1933年3月,经中共山东省委批准,中共胶东特别委员会成立。从此,胶东党组织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党组织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到1938年底,全区有掖县、蓬莱、海阳、莱阳、招远、栖霞、黄县、文登、潍县、昌邑、诸城等11个县成立了县委,其余的县也都有了党的组织,地方党员发展到2000多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为胶东抗大的建立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四)红色基地稳固,建立生存保障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创造,是抗日军民进行持久抗战的强大依托,它的巩固和扩大是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胶东抗日根据地是山东省建立最早、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形势最稳定的一个根据地,其中烟台境内就有蓬黄掖、大泽山、艾崮山、牙山、昆嵛山五个根据地。在长期的白色恐怖和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不仅胶东共产党人经受了严峻考验和锻炼,党员队伍、革命武装不断发展壮大,而且人民群众日受教育、日渐觉悟,参军拥军、加入抗大、支持革命、投身革命成为风气。稳固的根据地,坚强的红色政权,良好的群众基础使胶东抗大发展和壮大有了可靠的生存条件和基本保障。
  二、胶东抗大的办学方法和历程诞生在腥风血雨中的胶东抗大,是办在火线上的一所特殊大学。在历时10年的办学历程中,抗大始终坚持以战场为课堂和灵活授课的原则,在战斗中学习,把学习融于战斗,边学习边战斗,学战结合,成为培养军政干部学校的楷模,创造了我党办学史上的奇迹。
  (一)办学方法胶东抗大秉承了延安抗大总校的教育方针和校风,课程也基本按总校的课程开设。政治课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党的建设、政治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时事政治等,军事课有制式教练、战术(步兵战术和游击战术)、兵器与射击(主要是步枪和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土工作业等,文化课有语文、数学等。除此,还有内务条例、纪律条令等课目。所用教材基本上是抗大一分校编写的。抗战期间,环境恶化,斗争艰苦,流动性大,抗大始终坚持以战场为课堂和灵活授课的原则设置课程。
  胶东抗大规定学员队是基本的教学单位,每个学员队有3个连(区)队,每个连(区)队有3个班,每个班是9-10人的编制。学校根据战时的需要和学员的基本情况,对每期不同的教学对象,设置不同的课程,军事课和政治课的安排比重也不完全一样,教学内容深浅、难易程度也有区别。所有课程,在强调依计划按时授完的前提下,随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而变通,做到互相穿插安排,保证了学习、战斗两不误。由于教学环境处于敌后,教学条件也很艰苦,教具和学习用品十分缺乏。教材主要是油印,教具多为自制。干部和学员的生活非常艰苦,伙食标准很低,每人每月只发一元钱的补贴,每天只有一斤粗粮,冬天有时只吃两顿饭。即便如此,抗大干部学员仍精神饱满,热情高涨。
  胶东抗大注重联系实际,学用结合,军事课主要采取三种教学方式:一是联系实际战前学。一般是在敌取守势,我取攻势的形势下进行,即联系战前准备进行。部署连队召开大小各种会议,在连队领导的指导启发下,发动学员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根据任务要求,把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搞好射击投弹以及埋伏、攻击和退路等等都一一搞清楚、弄明白。二是针对困难战中学。一般是在敌取攻势,我于被动之时开展。办学期间,抗大时常遇到日伪军扫荡,每次都安排学员以适当规模分散隐蔽,化整为零,要求不吸烟,不咳嗽,枪支行李不响动,蹑脚走,脚步轻,不掉队,发扬革命友爱精神,互帮互助。学员身临其境,学得快、记得牢。三是抓住时机战后学。一般是在战斗之后,不失时机地组织学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谈看法,讲体会,吸取经验,接受教训。
  (二)办学历程胶东抗大自1940年4月正式成立,到1950年离开胶东,在长达10年的办学历程中,主要在栖霞、掖县、莱阳和平度等地活动,尤其在栖霞办学时间最长,达8年之久。整个办学历程,总体上分为两个阶段。
  1、大泽山区办学阶段 1940年夏,胶东抗大成立不久即奉命移驻平(度)掖(县)交界的大泽山区,在编制上进行了调整,共编为两个学员武装营,一个警卫连,一个侦察排和一个通讯班,并随即投入学习和战斗。
  胶东抗大进驻大泽山东麓时风涧村后,首先与国民党土杂队伍张金铭部交锋。敌人集中几倍于我的兵力进行夜袭,妄图将抗大一举消灭或赶出大泽山区。在敌众我寡、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抗大迅速转移至掖县燕窝村,取得了反偷袭的胜利。反偷袭后不久,抗大返回大泽山以东的满家、杨家一带,结合开展游击战争进行教学,对当地的地形、隘路、险地、沟川、村落等进行考察研究。周围的国民党土杂队伍,又以赵保原为首,组织蔡晋康和徐叔明部,共约五六百人,向抗大扑来。校领导遂命令一、二武装营迅速开进胥家西南山密林中隐蔽待命,由警卫连于胥家村西迎敌接战,有计划地且战且退,战至半下午,引敌进入我预伏阵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此仗大获全胜。1940年初秋,胶东投降派头子赵保原自任总司令,纠集蔡晋康、张金铭等8个团的兵力,号称“抗八联军”,由日本关东军一手培植豢养、曾任伪满“康德皇帝”警卫团要职的邓学良团打头阵,再次向大泽山区进攻。抗大领导经与胶东五支队首长联系决定:由抗大正面接敌,五支队十三、十四两团隐蔽待命,伺机出击。战斗打响后,敌人疯狂冲击。警卫连奋力抵抗,战至下午一点多撤往西山。敌人以为已得胜,便蜂拥闯进东大田一带村庄。这时,隐蔽迁回至敌之背后的主力部队和埋伏于西山上的两个武装营,同时发起冲锋,对敌形成夹击。敌人措手不及,溃不成军,四散奔逃,死伤被俘大半,我军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1940年8月10日,胶东部队协同组织了消灭顽军十八旅的战役,五支队十三团攻打祝沟,特务二营由抗大配合攻打徐里,南海区五大队攻打后寨,一举将十八旅摧垮,平度北部山区获得解放。盘踞平度西部的顽军高玉璞、阎珂卿、董希瞻等部,妄图夺占大泽山抗日根据地。抗大在贾若瑜校长和廖海光政委领导下,以根据地为依托,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结合外线作战的方针,狠狠打击敌人,胜利完成了保卫大泽山根据地的任务,有力地配合了胶东部队的东线作战。抗大进驻大泽山区的学习和战斗经历,使学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深了对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理解,军事素质大有提高,同时又进一步巩固开拓了大泽山根据地。
  2、栖霞境内办学阶段 1941年3月,许世友率清河独立团进入胶东,并成立了以其为指挥、林浩为政治委员、吴克华为副指挥的胶东反投降指挥部,统一指挥反顽斗争。3月15日,许世友指挥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和清河独立团,兵分三路直扑盘踞在栖霞牙山的顽军蔡晋康部,一举歼敌1800余人,牙山地区宣告解放,使栖霞东、西两片根据地连在一起。牙山解放后,抗大从掖县迁到牙山革命根据地,从此有了相对稳定的办学环境。抗大从迁入栖霞县,到1949年离开,主要活动在栖霞(含栖东)境内的三个区域。
  一是牙山的东麓和北麓。1941年春刚入栖霞境内,首先落脚于唐家泊镇的刁崖后、麻地及周围的十几个村庄。几个月后移驻牙山东麓和北麓山区,一直到日寇投降前夕,这是抗大连续办学时间最长的地点。校部首先驻东夼村(今栖霞市桃村镇凤凰庄),各营队向北先后延续到雀刘家、小庄(今桃村镇富庄)、上崖头、大庄头、桃林夼、野夼、东下夼、西下夼、宅头、甲格庄、河西、徐家等村,向东及南分布在巨夼、西城、白马夼、荆子埠、北楚留、柳家庄、楚留店、大庄、西庄、西草铺等村庄。是年6月,聂凤智接替贾若瑜任校长,廖海光继任政委,黄经琛任教育长。校部分政治处(下设组织、宣传、青年、民运、锄奸等5个股)、参谋处(下设作战、训练、人事、通讯等4个股)、后勤处(下设财务、军需、粮秣、军械等4个股)、直属连队(下设警卫、通讯、便衣排、骑兵等4个连)办事机构,学员根据形势需要招生,先后实行过三三与四四编制。1941年秋发展为三个建制营600多名学员的学校。为活跃校内和地方的文化生活,当年10月在原抗大文艺宣传队的基础上,成立了战旗剧团,演出过《军民进行曲》、《雨过天晴》、《了缘和尚》等剧目。
  随聂凤智从一分校调来一批干部及军事、政治教员,也带来部分新教材,为教学充实了力量和内容。这时段的教学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提倡启发、研究、实验式,废止注入、强迫、空洞的教学方式。是年,经历了春夏两次大“扫荡”,在聂凤智、廖海光的指挥下,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保存并增强了学校的实力。
  1942年下半年,延安整风精神传来,胶东抗大结合教学工作,克服主观主义,使教学内容更加切合实际。这一期学员逢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发动的冬季拉网式扫荡,他们采取游击战术,配合主力部队,再次取得反“扫荡”的胜利。
  1943年,为贯彻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方针,山东军区决定,将抗大一分校本部改为山东军区教导一团,胶东支校改为教导二团。5月蔡正国接替聂凤智任团长(校长),刘浩天任政委。校部机构按教育与行政统一的原则整编,撤销战旗剧团(1945年后恢复),学员约千人,组成9个队,编为3个营。教学计划亦有所调整,为深入开展整风和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军事课除正规化军事训练外,加强了小分队游击战术训练。政治课着重学习整风文件,开展整风运动,自上而下发扬民主,一面教学,一面查三风不正的表现。还发扬抗大老传统,开展生产节约运动,开荒种菜,上山打柴,帮助群众筑路、疏河、修堤坝等,同时还建立了修械、榨油、纺织、被服、磨面等工厂,既保障了学校的供给,也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负担。整风以后,传来陕甘宁边区和各兄弟军区采用群众练兵的经验,对教学工作触动很大。1944年冬,主要推广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教学方针。1945年2月,在讨伐盘踞莱阳的胶东投降派头子赵保原的战斗中,教导二团率领一批学员到第一线体验战斗生活,使军事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8月,教导二团进军莱阳,迎来日寇的无条件投降,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学校面临着培养更多干部去开辟新区的任务。这时,裴宗澄、严政分别接替蔡正国、刘浩天担任团长和政委。
  二是以古镇都为中心的栖霞城区和周围村庄。1945年9月,教导二团在莱阳城招收了第4期(支校第8期)学员,到水沟头一带进行了短期整顿。10月重返栖霞,团部驻古镇都村的牟氏庄园,各营及连队分驻十里铺、观东、滨都宫、北岩子口、南岩子口及城区的“耙”字会、霞山书院、悦心亭、南坊、杨疃、北关等几十处村庄。期间,一部分进军东北,一部分继续办学。牟氏庄园迄今保存完好,当年教导二团官兵在庄园“东忠来”小楼的梁柱上用粉笔书写的“反蒋”口号至今仍清晰可见,这里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期间,抗战胜利后,人们渴望和平,但国民党单方面抢夺胜利果实,对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毫无诚意,并随时有发动内战的迹象。教导二团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本期学员增至2000多人,编成30个学员队,其中知识青年占2/3,被称为学生队。学校开展了学习创模运动、百日大练兵和整纪创模运动,目的是将“秀才”培养成文武双全的解放军干部。百日大练兵中,学员每天早操要坚持10华里的全副武装跑步,上午和下午练战术,包括班排进攻、防御和射击、投弹、刺杀等,其中最紧张的是实地演习,从制定作战方案到战斗结束,如亲历了一次真枪实弹战斗的全过程。苦练几个月后,学生连的白面书生,都变成了身强力壮的“小老虎”。
  这期教学不同以往,为适应战斗需要,增设了机枪与炮兵等特科队,注重高层次军事技术训练。栖霞城区的白洋河畔及场园,到处都是大练兵的紧张场面。1946年7月,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教导二团学员提前毕业,分赴军队和地方各条战线。
  三是流动于唐家泊与蛇窝泊一带。1947年2月,为适应解放战争发展的需要,华东军区决定,将山东教导二团改称华东军政大学胶东分校,校长钟光国、政委周澍、教育长阎继樵。同月招收第一批学员(总第10期),这期的特点是学制短,仅3个月,教学以政治理论和思想教育为重点。开学后开展了立功爬山运动,以锻炼坚定的革命意志。期间,国民党大举进攻胶东,战局紧张,在“保家保田,打垮敌人进攻”的口号下,连队分散行动,又恢复了类似1942年日寇大扫荡时的游击形式。近在栖霞、莱阳、海阳一带周旋,一边办学,一边做群众工作,组织互助组,动员大参军,参加土改复查和斗地主斗恶霸运动;远则派出小分队东达昆嵛山麓组织老区人民修工事,北上骚扰打击盘踞烟台的顽敌。八九月间,才比较稳固地落脚于牙山西麓的刁崖后、麻地、东野、下阁子一带村庄。莱阳城解放后,分校一路南移,经唐家泊、东三叫、石门口、大中疃、柴西山等村,分别做群众工作,4月到蛇窝泊镇的文石村固定了校部驻地。同时,在邻近的柳林庄、下范家沟、南台驻了三个营部。各连队分住在窝乐、朱留、院头窑、唐山头及前泥都、中泥都、小庄泥都、张家泥都等村。
  此后一年内,又有了相对稳定的办学条件,军事、政治、文化课较能正常进行。1948年8月,领导干部又作调整,王儒林任校长,孙殿甲任政委。此时以训练南下干部为主,分校自上而下开展“三查三整”活动,为迎接全国解放做好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11月,大批干部和500多名老战士奔赴华东局,准备渡江。分校于1949年5月青岛解放前夕离开栖霞,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步兵学校,校址由胶东迁往济南,后来南下并入华东军政大学,走完了在胶东近10年的办学历程。
  三、胶东抗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胶东抗大从成立到离开胶东,在极其严酷的办学历程中,历尽艰辛,教书育人,造就了大批优秀干部,为巩固和发展胶东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一)历史地位 1、学用的战斗队胶东抗大不仅是一所教书育人的学校,而且是一支学用结合的战斗队。学校成立后,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一边是课堂,一边是战场;战场也是课堂”的指示,以团为建制,对外称八路军第一纵队教导团。抗大一分校一大队编为第一、第二两个营,原胶东军政干校编为第三营。备课教学都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在部队的流动中有机结合,穿插安排,行李不离身,遇有敌情就战斗,争得时间就学习,战斗学习两不误,多次承担和配合部队、地方武装反扫荡打日伪、打击国民党,为胶东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2、强大的工作队胶东抗大是一支强大的群众工作队。抗日战争时期,抗大是建设、巩固、发展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力量。学校在政治处设立了民运股和工作队,各营设专职民运干事,各连队设兼职民运小组,各班则有纪律检查组,每到一地了解情况,开展活动,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配合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枪口对外,一致抗日。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教学环境逐步稳定,抗大在为部队和地方培养干部的同时,千方百计拥政、支农。
  3、革命的宣传队胶东抗大是一支革命的宣传队。抗大组织宣传队,经常深入敌占区配合地方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工作。每到一地,各连队都组织群众开展减租减息,锄奸反霸,发展组织,扩大影响。派出宣传队深入街巷刷标语、撒传单、唱歌、讲演,宣传抗日。在栖霞办学期间,抗大不但组织地方大演特演广场歌舞剧《张德宝归队》,而且自己还排演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并根据茅盾的小说《腐蚀》改编成话剧,使干部群众普遍受到教育。
  (二)历史作用 1、培养大批优秀干部,壮大中国革命队伍胶东抗大在掖县三元村建校初期,仅有5个教学队(含少年队、女生队),后发展到三营九队,还执行过四四编制,招收学员最多时达2000多人。每期经过政治、军事及文化知识的学习,学员各方面的素质都有明显的提高。特别是在火线上开放性办学,官兵教学相长,学校的所有成员既是干部、教员、学员,也是指挥员、战斗员、卫生员。几年下来,从抗大这所大熔炉里,造就出大量的军政优秀干部。抗大在胶东办学的几年,正是日寇最疯狂、扫荡最频繁、斗争最残酷的时期。然而学校的招生、培训不仅从未间断,反而日益发展壮大,当时军民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在抗大学习和工作过的万余人中,一大批人成为部队和地方的领导干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军队中建国初期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贾若瑜、聂凤智、刘浩天、严政等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2、打击敌人嚣张气焰,增强军民革命斗志壮大于战火中的胶东抗大,被我党我军视若珍宝,被敌人视为克星。不论是日本鬼子,还是国民党反动派,都首先把打击目标瞄准在学校的驻地,妄图把抗大扼杀在摇篮里。然而,抗大是经过战斗洗礼壮大起来的,不仅有塑造人才的机制,而且能巧妙灵活地打击敌人,在多次反“扫荡”中愈战愈强。1942年胶东日伪军先后进行了春、夏、冬3次疯狂残酷的大“扫荡”,妄图摧毁胶东抗日根据地,消灭胶东抗日武装力量。抗大配合胶东军民采取“分区坚持、互相配合”的战术,机智勇敢地进行反“扫荡”作战,歼敌5000余人,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在打击敌人的同时,抗大办学期间还对投诚的近万名俘虏进行改造,重塑他们的灵魂。1945年2月,莱阳万第战斗结束后,学校对300多连排级以上投、俘人员进行教育培训,有200多人后来参加了解放军,既削弱了敌对势力,又壮大了革命力量。
  3、保卫红色革命基地,促进地方政权建设胶东抗大办在火线,深入到人民群众中,与群众有着深厚感情和血肉联系,上至校长,下至教员与学员,人人都做群众工作,都与地方政府和村干部打交道,平时帮助群众耕地收割,支农发展生产;战时掩护群众转移,保护人畜安全。1942年在牙山地区反“扫荡”中,救出被敌人抓去群众四五百人,夺回牲畜500多头。1943年精兵简政,学校派出两个连与栖东县大队合编,组建县独立营,并派出得力人员到地方任职,使根据地更加巩固和壮大。
  4、继承抗大光荣传统,增进军民鱼水之情抗大在胶东期间,胶东人民视抗大干部、学员如亲人,抗大干部学员把胶东人民当父母,相互支持、互相帮助。抗大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到一地,义务为老百姓送医、送药,帮助劳动。出现灾情,帮助当地群众抢灾救灾,并大搞生产自救,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被称作是“自己的队伍”。
  战争年代,环境恶劣,学员难免染病。每遇这种情况,病员就被集中安排到偏僻的山村里,分散住进农户,地方党组织派人对病员悉心照顾,不少群众终日守候。人民群众时刻牵挂干部学员的衣食冷暖,主动给他们捐粮送柴、洗衣做饭。抗大和百姓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意,涌现出许多感人的历史佳话。其中栖霞人民哺育抗大校长聂凤智将军之子的故事,至今仍在当地传颂。抗大迁栖霞前,聂凤智夫人产下一子,由于体质较差,孩子没有奶吃,瘦弱多病。抗大迁到凤凰庄时,该村中共党员、妇救会主任尹德芝刚生女儿一个多月。她因公经常接触聂凤智夫妇,方便时就给孩子喂奶。时间长了,夫妻俩多次找聂凤智夫妇商议替他们喂养孩子。因战事紧急,学校迁移,聂凤智夫妇只好将孩子委托尹德芝抚养。尹德芝视孩子如己出,奶水不够两个孩子吃,就只喂给聂凤智的孩子,给自己的女儿喂些大人吃的食物。在她的细心照料下,孩子健康成长。三年后,孩子被接走时,抱着她的腿久久不愿离开。解放后,聂尹两家关系密切,多有来往。
  胶东抗大是一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干部学校,是一所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光荣传统的学校,是一所在战斗中创建、成长、坚持教育的学校,是我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中坚持办学并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所学校。在近10年的战争岁月中,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培养了大量优秀干部,称其胶东革命火种、干部摇篮,名副其实,当之无愧。
  (王林山,栖霞市机关事务服务处原主任;杨先帅,栖霞市松山街道党政办科员)

知识出处

胶东革命历史研究

《胶东革命历史研究》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本书汇集了众多国内著名党史、军史专家学者从中国革命大背景下对胶东革命地位和贡献的精辟论述。收录的文章有:《试论胶东地区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地位和突出贡献》、《试论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战旗不倒的原因及其意义》、《统一战线在胶东的运用和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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