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胶东军民向党中央密送黄金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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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胶东革命历史研究》 图书
唯一号: 150520020210010438
颗粒名称: 战争年代胶东军民向党中央密送黄金探究
分类号: K265
页数: 12
页码: 258-269
摘要: 本文讲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爆发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在浩繁的战争史料中,有点滴胶东向党中央密送黄金的记载。胶东军民在极其恶劣的战争岁月里,是如何舍生忘死、克服千难万险,将43万余两黄金秘密送往延安?本文通过送金背景、筹集渠道、送金路线、送金力量和重大意义,重新揭秘这段光辉历史真相。抗战初期,边区财政收入约半数依靠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以及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捐献。当时,党中央对于黄金与外汇的需求可谓燃眉之急。采金办事处进驻玲珑,成立玲珑矿务局。其间,中央领导倍加关心招远黄金生产,胶东行政公署从人力、物力上给予金矿大力支持,玲珑金矿很快恢复了生产,黄金产量大增。
关键词: 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 战争史

内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爆发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在浩繁的战争史料中,有点滴胶东向党中央密送黄金的记载。胶东军民在极其恶劣的战争岁月里,是如何舍生忘死、克服千难万险,将43万余两黄金秘密送往延安?本文通过送金背景、筹集渠道、送金路线、送金力量和重大意义,重新揭秘这段光辉历史真相。
  一、胶东向党中央密送黄金背景 (一)党中央急需战争经费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既有军事上的鏖战厮杀,又有经济上的殊死斗争。那时,位于延安的党中央、边区政府和军队的经费极端匮乏。抗战初期,边区财政收入约半数依靠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以及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捐献。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国民政府核发的军饷极为有限,按八路军三个师4.5万人计,月仅法币63万元;新四军月应发18万元,但实发仅8万元。抗战中后期,战争消耗剧增,但国民党政府唯恐我军壮大,不时克扣甚至停发军饷,并实行经济封锁,阻断外援,致使我党政军经费愈加困难。尤其在非黄金与外汇莫属的弹药、医药购置和外事处理等问题上,更是举步维艰。当时,党中央对于黄金与外汇的需求可谓燃眉之急。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对此甚为关切,负责财经工作的董必武、李富春等特地擘画筹募。据时任总供给部副部长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提及:1939年11月,山东分局曾要求中央派财经干部到山东胶东工作,中央初拟李富春、邱会作和邓洁到山东筹款。毛泽东说:“把票子搞到延安什么东西也买不到,多搞些‘通货’(通货即黄金)比较好。”后来李富春被留在延安,邱会作等行至豫东改赴江苏,易他人入鲁密筹。
  其时东北、华北的黄金矿区皆被日本占据,山东是抗日前线和根据地,黄金主产地集中在胶东,其中胶东的招远占据绝大半。中共山东分局受命后,立即在胶东等地密筹。输金如输血,责任重于泰山,筹金送延安成为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和经济支援。
  (二)胶东招远黄金历史概述胶东盛产黄金,招远产量占九成。招远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自古以盛产黄金闻名于世,素有“金城天府”之美誉,2002年被中国黄金协会命名为“中国金都”。
  在招远长达百余里的地域里,就分布着2000多条可供开采的金矿脉,探明金储量上千吨。境内奇伟秀丽的玲珑山,藏量最富,品位最高,有“罗马山,金玲珑,九曲山水十八重。尖斗砂,平斗金,金梁玉柱在其中”的民谣。招远玲珑金矿享有“亚洲金矿之冠”的盛名。
  招远采金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采金活动。《山东省情》记载:唐代“莱州产黄银(即黄金),位于县东一百四十里”,即现在招远的玲珑矿田。宋代招远黄金在国家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宋王朝将玲珑金矿田列入皇家统辖的重点金矿名单。全国年产黄金10710两,其中登、莱两州9573两,约占全国总量的89%,其中大部分产自招远地。据《明史》和《招远县志》记载,明代朝廷也曾先后委派两名大宦官陈增、魏忠贤,到招远督办金矿。至清光绪二十三年,即公元1897年,玲珑金矿矿工已多达3000人,年产金7000两、银1300两。当时仅玲珑金矿的金产量,已相当全国年产量的65.36%。
  近代以来,帝国列强纷纷染指招远黄金资源。1897年11月,德国派兵强占胶州湾。1900年,德国荣华洋行济南分行以苛刻的条件与玲珑金矿主李道元签订了“资源调查契约”、“合办经营契约”,对玲珑的黄金资源进行大规模掠夺,极盛时期雇佣矿工3000多人,监工120多个,日产黄金200两~500两之多。1912年,美国芝罘(烟台)马高洋行趁合办招(远)平(度)矿务局尚未被北京当局批准之时,与李道元签订所谓“买卖矿石契约”,当年7月就运走高品位金矿石180吨。
  在招远掠夺黄金资源时间之长、数量之多的国家当数日本。辛亥革命前后,日本三菱公司、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鬼怒川水利电气株式会社、京都电铁株式会社等先后涉足招远玲珑金矿。1924年2月,对玲珑觊觎已久的日本资本家中山展次郎与李道元进行“种种交涉”,签订了“暂时代采买卖矿石契约”,拼凑了中山矿业公司。中山矿业公司一出世,便操纵了采掘大权,把“矿脉宏大,露头延续30华里,对日本来说实属空前”的玲珑山和罗山划为两个矿区,抢挖富矿包,日出矿200吨,每吨含金100克以上,一时“营业大振”“获利极厚”。1936年5月贪婪的日本资本家疯狂抢采峪子涧、井弯坡的富矿脉,并建成投产一座日处理150吨的机械化选矿厂,依然在“为将来一日千吨精炼目标而奋斗”。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1937年12月,在全国抗日怒潮影响下,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派兵到玲珑将厂房设备全部炸毁。1939年2月,日本侵略军少川支队重兵占领玲珑金矿,并迅速将150吨机械化选厂重建,开始新一轮对招远黄金的掠夺。
  二、筹集黄金的渠道胶东区党委接受任务后,首先建立健全采金领导机构,急速派员到重点产区招远进行密筹。当时在招远主要有两个采矿区,一是玲珑、九曲一带,二是蚕庄、灵山一带。早在1938年7月,胶东特委(1938年12月改称区党委)就在招远九曲成立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张皋玉任主任,吕大年任副主任,秘密领导招远及周边的采金。1938年9月,招远县委也成立了采金委员会,发展黄金生产。1940年8月,胶东区党委撤销采金管理委员会成立玲珑采金局。采金局下设武装护矿队,保卫黄金生产。1940年9月,胶东区党委还在灵山成立采金委员会。这些党的组织一方面积极组织解放区、游击区和敌占区的广大群众,并教育和争取采金矿商,大力发展黄金生产;另一方面带领抗日群众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卓有成效的反掠夺斗争,从敌人手中夺回黄金。
  (一)直接控制金矿,组织矿工采金 1.自行创办金矿,发展黄金生产为筹集抗日资金,中共胶东特委在解放区和敌占区秘密筹建金矿,领导群众采金。罗山一带的九曲、欧家夼和蚕庄的金钱沟、虎头沟等地,都曾有我党创办的秘密金矿。把玲珑金矿田、蚕庄金矿田内的主要矿田、富矿田,租赁给老百姓,实行个体生产。鼎盛时期,矿点达到了200多个,投入黄金生产的人数大约有3万多人。生产出的成品金,按照租赁协议,都筹集上来。由于设置了专门机构、成立了工会组织、实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极大调动了群众的采金积极性,生产快速发展,黄金产量大增。同时,还成立了多种形式的黄金生产组织,如由采金局出资办的公营金矿,由采金局和矿商联合办的公私合营金矿,由矿工集资办的合作社金矿以及矿商自办的私营金矿。这些措施有力推动了黄金生产的发展,每年收税金(主要是黄金)数万两,为抗日战争筹集到了数目不小的资金。
  1945年8月21日,周恩来副主席通过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布:“华北第一大金矿——玲珑金矿,解放了!”抗日军民从侵略者手中夺回玲珑金矿,胶东行署北海采金办事处直接领导招远县群众采金。采金办事处进驻玲珑,成立玲珑矿务局。1948年9月胶东行署改变了黄金管理体制,国营金矿归玲珑矿务局领导,民采(私营)划归灵山采矿办事处领导,原玲珑矿务局灵山办事处改为灵山采矿办事处,隶属胶东行署。1948年12月经上级决定清除私股转为公营,1949年8月转属山东省矿山管理局领导。其间,中央领导倍加关心招远黄金生产,胶东行政公署从人力、物力上给予金矿大力支持,玲珑金矿很快恢复了生产,黄金产量大增。
  2.巧妙夺取金矿,扩大黄金生产 1939年2月,招远最大的金矿——玲珑金矿被日本人抢占了,而其他一些较小的矿区却被国民党的地方保安团所控制。为更多筹集资金,抗日民主政权决定秘密控制金矿,团结工人群众掘金。
  1939年冬,胶东区党委书记王文特地交给胶东区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苏继光一项任务:到招远筹集黄金。要其“像钉子一样深深地钻进金矿,扎下根,确保完成任务。”当时,招远蚕庄一带也是重点产金区,苏继光首先选定蚕庄金矿,他化装成矿工融入矿工队伍,成为他们的主心骨。当时七、八个矿场控制在不同的矿主手中,他了解到天津籍矿主许老板既拥有采矿权,又有枪支,且与地方国民党游击队孙务本矛盾深重,于是以国府官员和山东省总工会的名义“视察”金矿,取得许老板信任,得到所藏枪支,组成八支工人护矿队,有效地控制了矿区生产。后来,苏继光又与王文书记磋商,以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特派员”的名义,前来传达军令部“指示”,要求各方配合胶东作战,遏制日寇掠夺黄金,迫使孙务本主动撤离蚕庄金矿区,旋即由我八路军十四团一营进驻,蚕庄金矿遂为我掌控。之后,胶东特委又拨款1.5万元新办金钱沟金矿,继而又以5万元矿租费再办隆兴金矿,同时采用招标办法,对外租赁矿点采矿权,集中收购黄金,月产达3000多两。到1944年,仅灵山采矿办事处所辖矿洞就发展到220多个,公营金矿发展到5个,年收矿租12.16亿元(北海币)、黄金3180余两。
  (二)开展反掠夺斗争,从敌人手中夺金 1939年2月27日,侵华日军少川支队纠集了700多名伪军,占领招远县城,第二天就重兵占领玲珑金矿,并叫嚣“宁失招远城,勿失玲珑矿”,可见玲珑金矿的重要性。为对矿区严加防守,日军在不足两平方公里的玲珑矿区屯驻了一个日军中队和七个伪军中队,共千余人,在四周山顶上修筑了七座炮楼,矿区周围架起了三层电网和铁蒺藜,在矿区唯一通道上设立三道岗哨。距离矿区最近的玲珑镇大蒋家、小蒋家村老百姓全被赶出家园,驻着一个伪军连和一个机枪中队,玲珑四周的大园、九曲、台上和欧家夼等村,也均设立了日、伪军据点,玲珑金矿被日寇围守得水泄不通。
  为了更多地掠夺黄金,日本人还将血腥的魔爪伸向玲珑金矿周边的小金矿,把蚕庄、金钱沟、虎头沟等金矿据为己有,赶走这里的采金群众,改由他们开采。面对日伪军的军事占领和疯狂盗采,胶东区和招远地方党组织向敌占区金矿派遣得力人员,团结采金工人乃至爱国资本家,与占领金矿的日伪军展开惊心动魄的矿山之战,进行“虎口夺金”。
  1.秘密潜入金矿,带领矿工智取黄金 1941年6月,胶东区委夺金小组秘密潜入到敌人占领的玲珑金矿,并制定了一系列的行动方案。一方面,他们在敌占区里秘密组织矿工罢工或“磨洋工”,破坏鬼子的生产设备,惩罚日军的监工把头;另一方面,在敌人占领的金矿里,为中共抗日斗争秘密收集黄金、水银、雷管和炸药等军需物资。
  根据胶东区党委指示,地下党员姜选(国营招远金矿第一任矿长)潜入玲珑金矿的选厂,实施“虎口夺金”计划,组织矿工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智取黄金。这一惊心动魄的战斗,主要在冶炼车间,矿工们要把黄金最后的半成品,想方设法携带出来,然后再进行冶炼。但在戒备森严的矿区,金精粉搞到手容易,向外携带却十分困难,特别是出矿区,都要经过日、伪军岗哨严密搜身,随时都有被抓、被杀的危险。为了把金精粉带出,姜选和矿工们想出了许多巧妙的办法。有的藏进破棉袄里,有的夹在双层的鞋底里,有的藏在挖空的棍棒里和送饭的篮子里,有的塞到菜饼子里,一边吃着一边接受门岗检查。而姜选本人不仅组织矿工往外带黄金,而且还利用自己选课长的特殊身份秘密运出许多黄金和水银。
  在玲珑金矿的矿井里,夺金小组发动矿工从鬼子的生产材料中,盗取一些炸药、雷管、导火索和钢材等重要军需物资。他们经常把少量的炸药、雷管随身秘密携带,闯过敌人的三道岗哨,送到八路军的秘密收购站。
  英雄的胶东儿女,在日寇的重重封锁下,冒着生命危险从敌人枪口下抢夺出大量的黄金和其他军需物资。当时,北海银行的西海支行定期派人去招远玲珑金矿收取由矿工从井下偷偷携带出来的矿砂汇集、熔铸成的金条。频率达到五天一次,每次都是10—20条之多。另外,当时设在黄县圈杨家的军工厂制造步枪的钢材就是收购站供应的。
  2.伏击运金车队,直接武装夺取黄金虽然地下党组织发动矿工利用各种办法筹集黄金,但数量毕竟有限,大批的黄金仍然在日寇手中,一车车富矿石和成品金,源源不断地从玲珑金矿运出,流向日本。据招远党史资料第一辑《日寇对玲珑金矿的掠夺》一文表述,“八年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从这里掠夺去的黄金约十六点五吨,白银三十八点四五吨,此外大量的铜和硫也被劫去了”。为了筹集到更多黄金,确保党中央抗日生命线,同时,也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中共胶东特委(区委)决定,采取更加直接的方式夺取黄金,武装截击日寇运金车。
  当年日本人运出黄金和运进物资设备的路线就是由招远到龙口港的龙(口)招(远)公路,沿途经过数十个村庄。由于这条公路是玲珑山通往龙口港的唯一通道,也是玲珑的日寇掠夺玲珑黄金的唯一运输动脉,因此,日寇在这条公路上每隔几里就修建一个据点或炮楼,重兵把守。
  为了斩断日军由玲珑通往龙口的黄金运输大动脉,打破敌人的分割封锁,我北海军分区组织了一支精悍的武工队,活跃在公路沿线的广大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同时,胶东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也经常转战在公路沿线,伏击鬼子的运输车。从1939年到1944年春,我公路沿线军民密切配合,先后在沙埠村、小李家、张星、槐树庄、黄山馆、张华山头等地,多次伏击玲珑金矿鬼子的运输队,炸毁敌汽车30余辆,消灭日伪军200多名,缴获了大量富矿石,金精矿和军需、生产等物资。“虎口夺金”,既阻滞了鬼子的掠夺,又筹集了送延安的硬通货,有力支援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大业。
  (三)建立地下收购站,从群众手中收金抗日战争时期,胶东区建立了专门负责收购黄金的组织,在玲珑一带每星期收购黄金50—60两。集中后通过地下党组织支援抗日战争。那时,日军、私商等都大量抢购黄金,我地下党组织教育广大群众资共不资敌,仅1942年,中共的秘密收购点就收到黄金3188两。
  当时的黄金收购工作充满巨大风险,同时需绝对保密,即使对自己的父母、妻儿都必须守口如瓶。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性,许多为反掠夺和筹送黄金而英勇献身的人们,其英雄事迹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永远被历史尘埃所湮没。掖县北吕家村(今莱州市北吕家村)吕品三烈士就是其中一位。直到他牺牲几十年之后,在公安部门找到一份1966年法院审判汉奸的判决书,真相才渐渐浮出水面,吕家人才得到吕品三烈士为筹集黄金而牺牲的确凿证据。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政府对黄金收购基本上全面控制。据《招远县志》记载,1946年4月,北海银行胶东分行为了加强黄金收购管理,在玲珑矿区设“裕丰分号”,在灵山矿区设“灵山分号”,专门负责黄金收购,时有职工10人。1946年—1949年,招远生产收购黄金228571两,白银37100两,银元30251枚,全部上缴。
  三、运送黄金的方式和路线通道在黄金的送达上,具体采取集中与分散结合,分段接力赛的方法,由招远出发,先送到胶东特委,或直送山东省委所在地鲁南地区,然后再转程续送延安。小批量时,分散化装成商人或探亲者,每人带30至50两不等;大批量时,集中装箱运输,藏于商贾队的马车或驴驮子,武装化装暗中护送。除此之外,也通过合法的金融渠道,先密送到青岛由我党控制的银行,再转输到我上海银行进行交割。
  (一)运送黄金的方式 1、通过秘密银行划拨。查阅史料发现,招远和胶东特委当时把黄金交给青岛我党的地下秘密银行,他们再按照银行的交易规则,将黄金划拨到上海,然后由上海转给党中央。
  2、运金部队密送。当时胶东支援抗战的黄金等物资主要是由胶东军区组成的一批批运金小部队,冒着枪林弹雨和流血牺牲,秘密送达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及鲁南区委,之后转运至延安。
  3、胶东区党委的领导到鲁南区委开会时捎带。首先将招远的黄金送到胶东区委、鲁南区委,然后由鲁南区委的领导到延安开会时送到延安。
  (二)运送黄金的路线送金的路线,因受战争环境制约,不同时期走不同的路线。
  1、渤海走廊。据老干部王文正(时在胶东区行政公署秘书处工作)回忆:在1939年——1943年间,主要是经渤海走廊。即从胶东的平(度)、招(远)、莱(卜日)、掖(县)边区根据地出发-胶莱河-昌邑-潍县北部沿海地区-清河区寿光等县-南穿胶济铁路进入鲁中区-沂蒙山区-滨海区。1940年山东分局驻南麻(今沂源县),1942年至1945年驻滨海区的临沐、莒南县一带。1939年——1943年主要送的是黄金,办法是派一个精干的营或连,战士们穿着特制的衣服,将黄金装在衣袋里,每个人带十几两。
  2、滨海通道。1943年8月,为加强对胶济铁路东线的对敌斗争,胶东军区参谋长贾若瑜率领第十四团一个营的兵力,越过胶济铁路配合滨海军区部队执行打通胶东和滨海两地区联系的任务,第一次打通了胶东和滨海地区的交通线。1944年秋后,送金路线由渤海走廊改经滨海通道。即从胶县、高密穿过铁路,经滨海区诸城等县直达山东分局所在地,省下近大半的路程。
  四、运送黄金的骨千力置在战火弥漫的年代送金,是一项充满风险的绝密行动,虽然时间长、次数多,但鲜为人知。武装护送黄金不仅要避开日军频繁的军事扫荡,而且要穿越敌人据点、炮楼的重重封锁线,所以,每次选派精干的八路军战士,基本上每人携带十两黄金左右,他们或者身穿特制衣服,将黄金装在衣袋里,或着扎在腰带里。数量比较大的时候,有时隐藏在牲口的货架子里面,有时藏在马车里。名义上以经商、做买卖、探亲访友作为伪装,遇到敌情时要随机应变,灵活应付。
  1940年时任胶东区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苏继光在招远蚕庄矿区筹集黄金,这一年先后三次送黄金2万两,后由鲁南区委领导到延安开会,将黄金送给党中央。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对此感叹不已,并告诉鲁南区委,以后有机会,让筹黄金的苏继光等三位同志到延安见见面。由于战事频繁,一直未成。文革中苏继光被以“把黄金送给国民党南京政府”为由,遭到迫害,周总理得知后说:“我知道这件事。当时苏继光同志是把黄金送到了延安,不是送到南京。他是个大功臣,朱老总也可以证明嘛!”苏继光因而受到保护。
  1940年9月,时任胶东区北海行政专员公署专员曹漫之,借去省参加行政会议机会,带领一个约800人的精干团,穿着特制衣服,长途跋涉,历尽艰险,将约6000两黄金和一宗北海币、法币安全送达沂源南麻山东分局驻地。
  其时,山东分局和鲁南区委领导到延安开会,经常带黄金交给党中央。据中共湖西地委组织部长陈璞如的爱人苏健回忆:1943年,一纵队政委、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去延安参加七大会议时,也带去了黄金,为此有人曾撰文《朱瑞腰缠黄金去延安》。还有史料记载:当年刘少奇、徐向前等领导人离开山东时,也都有顺路携带黄金去延安的记述。
  据当年送金小分队的王德昌回忆:1943年秋天,一支二十余人的送金小分队,每人携带四五十两黄金,夜行晓宿,长途跋涉,由鲁经冀入晋,到达山西境内汾河流域一个叫雁鸣渡的河畔,不幸与日军突然遭遇,只好背水一战。孙队长将队伍一分为二,两人的黄金集中于一人携带,一半渡河送金,一半阻击掩护,黄金成功送达延安,但包括孙队长总共14人光荣牺牲。他们用生命实践了小分队“人金共存亡,宁丢性命,不丢黄金”的诺言。
  1944年7月,胶东区行署财政处处长孙揆一、民政处副处长田祥亭等数十人,借参加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会议之机,挑选几十匹强壮的骡子,驮着一批黄金和布匹,从海阳古现村出发,由胶东主力部队护送过胶济铁路,再由滨海军区部队接送,经过滨海通道,运送到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驻地莒南县。
  据薛暮桥在《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中记载:当年仅由他亲自安排,从山东用海轮秘密送到上海,经过中共设在上海的地下经济机构华益公司(地下秘密金库)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黄金和美钞,就折合黄金至少12万两。
  五、密送黄金的数量及意义 (一)向党中央输送黄金数量谷牧(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国务院原副总理)在《谷牧回忆录》中讲:“因为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做得比较好,再加上胶东招远等地出产黄金,山东根据地给党中央和兄弟根据地做出了许多贡献。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缴黄金约有10万两之多,多采用由成批派往延安学习的同志(及护送部队)随身携带的方式。” 原公安部边防局的慕丰韵局长在回忆录《往事的回顾》中提到:“他们那批从胶东派往延安学习的学员及护送部队,每人都发了一个重七八斤的缝好的带子系在腰间带往延安”。
  由迟浩田将军题写书名的《昆嵛英雄于得水》中记载:“胶东抗日根据地从经济上和军工生产上也有力地支援了山东和全国解放区。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招远生产的黄金对抗日战争做出较大的贡献。当时生产的43万两黄金送到胶东行署,送到鲁南党中央派出机关,送到革命圣地延安。” 中央电视台《回访》栏目于2010年11月在北京采访“游击大王”贾若瑜将军(曾任胶东军区司令员、曾作为首任馆长筹建军事博物馆),主持人:“胶东军区三面环海,海上交通比较发达,而且黄金产量当时居全国之冠。1940年冬季,你曾带领1个营亲自护送近3万两黄金前往山东分局,途中遭遇日军1个团的兵力,请您给我们简单讲一下当时情况。”贾老讲:“胶东藏黄金,在中国的战争年代是43万两,那一次我送的是3万多两,是两个营,一般是一个连送,这次实在是太多了,就两个营送,几十匹骡马……路上遇到敌人大扫荡,我们躲下这一劫。又过了几个封锁线,把金子交给了山东分局。这次算是我们送金子最多的一次,最大兵力的一次,平时是一个连,这次是两个营。” (二)密送黄金的意义 1、有力地支持和保障了党领导的抗战和解放事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的影响,黄金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不可替代,购置武器需要黄金,筹备军需需要黄金,救治伤员需要黄金,外事活动等等也需要黄金。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深入,黄金亦变得越来越珍贵,成为影响中国革命成败的重要因素。毛主席和党中央期盼黄金,中国革命急需黄金,黄金是共产党事业的物质基础,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胶东军民倾其所有,密送的43万余两黄金,是雪中的炭,不仅化解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燃眉之急,而且成为党领导抗战和解放事业的特殊经费,从经济上保障和支撑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2、极大地锻炼了胶东的革命队伍。胶东军民向党中央密送黄金,涉及面广线长,时间空间跨度大,面临的环境复杂曲折,斗争的形式激烈残酷。胶东军民输送黄金的过程,是贡献的过程、是战斗的过程,更是锻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需智慧、也需勇气,既有集中行动、也有分散行动,既有隐蔽斗争、也有公开斗争,既有政治谋略、也有军事谋略,既有谈判较量、也有武装较量,英雄的胶东军民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在贡献中升华,在战斗中成长。送出的是党中央急需的黄金,留下的是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3、充分地展示了胶东军民的优秀品质。胶东军民以对党忠诚、对祖国热爱的革命信念,睿智果敢,拼搏创新,敢于担当,无私奉献。从抗战到解放战争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为党筹金舍身忘死、大爱无声;从胶东到鲁南直至党中央漫长的征途上,为党送金历尽艰险、无怨无悔。用“43万余两黄金没有短缺半两,最后一克黄金必须上交党中央”的动人壮举,诠释了胶东军民的崇高情怀,谱写了胶东革命的崭新乐章。
  (于旭光,中共招远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唐寨信,中共招远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灵臣,中共招远市委党史研究室办公室主任)

知识出处

胶东革命历史研究

《胶东革命历史研究》

出版者:中共党史出版社

本书汇集了众多国内著名党史、军史专家学者从中国革命大背景下对胶东革命地位和贡献的精辟论述。收录的文章有:《试论胶东地区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地位和突出贡献》、《试论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战旗不倒的原因及其意义》、《统一战线在胶东的运用和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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