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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银行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建立的主要银行之一。它于1938年12月在山东掖县（现莱州市）创建，逐步发展成为遍及山东各抗日根据地的地方银行，并最终在山东及周边地区建立了以北海币为本位币的独立货币体系。北海银行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巩固根据地政权、保证战争胜利等方面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而且在解放战争时期，为支援战略反攻、接收官僚资本银行、代行国家银行职能、推进全国货币金融统一，都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同时，北海银行在斗争中也逐渐成长、壮大，于1948年12月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建成中国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
  一、北海银行的创建与发展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他们对中国不仅实施军事、政治上的野蛮侵略，而且直接抢占经济战线，企图完全控制中国，达其“以战养战”的罪恶目的。为此，日军在占领区遍设银行，建立金融网络。1937年12月，日军占领济南后，立即接管了山东民生银行、平市官钱局等金融机构。1938年2月，华北伪政权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联银券作为“国币”，并强制使用。同年4月，联银总行在济南、青岛、烟台、龙口等地开设分行，强行实施联银券发行和旧通货兑换，以图在财政、金融上扼住山东经济的咽喉。
  当时，胶东地区币制混乱，市场充斥着各个大小银行发行的货币和充当货币流通使用的商行商券。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后来又加上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称为“法币”，来替代原有的银元、铜元。由于法币面值过大，在市场上的小额交易中很不方便，因而各省又都发行了“地方流通券”，以作为法币的辅助货币在地方上流通。山东当政军阀为了弥补自身财力不足成立了山东省地方银行——山东民生银行，发行“民生币”。山东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币种，造成了极度的金融混乱。山东省不仅有法币、民生银行和山东平市官钱局发行的省钞，而且还有国民党驻军印发的数十种地方流通券，就连一些县镇的商会、商号等都以自己印刷的“钱帖子”代替货币流通。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山东各地方政权相继逃亡，他们发行的纸币也发生了危机。山东民生银行在战前就发行约2000万元“民生票”，自沈鸿烈当上省主席后，仅1939年1年就增发1200万元之多。1940年秋，日伪将印刷“民生币”的全部器材和工人掠至济南，继续印发，这样，在货币流通上就出现了敌、伪、顽合流的局面。与此同时，山东省境内大大小小的土匪司令和国民党地方武装也乘机在驻地滥发土钞，以暴力手段实现其在经济上压榨人民的目的，这更加重了货币种类的混乱状态。据不完全统计，抗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仅国民党的司令、专员、县长等，在全国各省各地发行的各种票券就有72种之多。
  日军占领华北以后，1938年3月又成立了伪“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联银券”，妄图以此取代法币，并套取法币作为外汇，到国际金融市场上购买战争所必需的物资，以满足其“以战养战”的目的。敌伪相继在济南、青岛、烟台等处设立了伪金融机构，“伪币”迅速普及沦陷区，侵入抗日根据地。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曾对抗战时期的财政方针政策做了明确阐述：要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割断的地区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货币，由国家银行办理低利借贷，协助地方生产事业的发展及商品的流通。①另外，中央还指示，陆续建立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要发行自己的货币。
  面对严峻的经济金融局势，根据党中央的经济金融工作指示，整治当时的市场混乱状态，稳定经济形势，增强抗战的经济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自己的地方银行就显得迫在眉睫。
  鉴于以上种种情形，为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山东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开始把根据地金融建设工作提上重要日程。1938年，中共胶东党组织建立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并于8月在黄县建立了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为安定民生，筹集抗日经费，4月，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和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决定建立北海银行。经过近8个月的准备，12月1日，北海银行在掖县正式成立。因胶东按方位分为东海、西海、北海、南海几个专区，而蓬黄掖地处胶东北部，故该银行名北海银行。北海银行最初发行一角、二角、伍角、一元等4种面值的北海币（亦称北币、北海票），与法币等价平行流通，由参加筹备的前青岛中鲁银行经理张玉田任行长，黄县建设科长陈文其任副行长兼黄县办事处主任。该银行最初为公私合营性质，原定资本金25万元，其中民股占70％，公股占30％，实收10万余元。
  1939年春，北海银行因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联合破坏蓬黄掖三县根据地而一度被迫取消。同年8月，北海银行在张格庄重新恢复建制，陈文其任行长。北海银行的建立和恢复，对抗日政权及其武装解决战时供给的困难，坚持根据地的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0年7月，山东召开了各界联合大会，成立省临时参议会，参议会决定建立“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作为全省的抗日民主政权领导机关。“省战工会”成立后，北海银行转归其领导。1940年8月，在鲁中成立了北海银行总行，胶东的北海银行改称为北海银行胶东分行。以后，北海银行又在清河、冀鲁边、滨海、鲁中、鲁南等地先后设立了分行，北海银行从此在山东全省发展开来。北海银行的这些分行又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进行了重组和调整，最终在全省形成1个总行、3个支行的格局。这个格局构建了一个覆盖整个山东解放区全境的银行网络。3个支行即渤海分行、鲁中南分行和胶东分行。
  胶东是北海银行最初的发起地和创建地，1939年北海银行在胶东重建后，银行工作在党的领导和胶东人民的支持下，获得了飞速发展。
  1941年，胶东北海银行分设东、西、北海3个支行。为帮助当地农民生产，发展当地农业，胶东分行积极开展了农业的低利贷款工作。1942年，胶东分行为统一计划决定并掌握检查农村低利贷款问题，成立了各级农村低利贷款委员会。各县贷委会根据本县需要决定全县贷款数额并转报胶东区贷委会，负责计划全县的农村贷款工作。分行的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当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对改善群众生活和支援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期间，胶东分行各支行和办事处为应付险恶的战争环境，经常变换驻地。为防敌人包围，工作人员经常白天集合办公，夜间分散睡觉，穴居群处，银行工作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展开的。
  1946年，为适应形势发展，胶东分行把低利放款（包括农业、副业、渔盐业等）移交于实业部门，银行的中心工作转向扶助工商业发展方面，积极开展内外汇兑、搞活金融、繁荣市场方面来。
  为配合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根据上级指示，胶东银行业务重心转向农村。银行又收回了移交政府实业部门的农贷工作，对农村的贷款由银行自己掌握发放，银行机构也随工作需要而普遍在农村建立。
  北海银行的印钞厂是在战争的残酷环境里发展与壮大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敌人的“三光”政策、“拉网”、“铁壁合围”的清剿“扫荡”，印钞工人依靠群众掩护，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生产。那时，工厂采取分散的管理方法，在距敌伪据点仅数十里的狭小地区生产，时刻面临威胁，有时甚至还要转移到海船上或迁入地下室（如渤海及鲁中厂）继续生产。
  北海银行及其印钞厂的工作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在根据地范围内基本上驱逐了敌伪钞券，统一了本位币，繁荣了根据地的经济。
  二、积极开展货币战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实现“以战养战”阴谋，日伪大量掠夺与收买抗日根据地的粮食、棉花及各种生活资料，限制与封锁各种日用品向游击区运输，用收买、禁用法币与滥发伪币等方法破坏中国的法币。敌人还有计划地进行烧杀抢掠，从而达到破坏我方抗战经济的目的。这些阴谋都给敌后抗战带来了严重威胁。
  山东北海银行是根据抗战和人民的需要而建立的，因此，北海银行的任务与平时的金融机关不同，它并不以单纯的收益为目的，更重要的是负有统一山东币制，肃清充斥山东市场杂钞的责任，以稳定金融，发展经济。粉碎敌人“以战养战”的阴谋，保证敌后抗战的胜利，是当时各抗日民主政府、军队、团体与全体民众刻不容缓的共同任务。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在党的领导和根据地民主政府的部署下发动抗日军民，同日伪的经济侵略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首先，抗日民主政府号召广大军民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展开各种生产建设运动。其次，鼓励根据地工商业生产，进行有计划地统制与管理物资的出入口，保护与奖励大小商业，鼓励非日用品的生产出口，限制粮食及日用必需品出口。第三，安定各根据地的地方金融，整理地方财政。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山东根据地针对当时财政税收的现状，对财政税收政策进行了调整。决定采取累进税的原则，建立统一的税收制度与严明的法令。在流通方面，巩固与加强法币的信用，控制法币流出，禁止伪币流入。同时，各根据地结合本地市场的通货实际，发行地方流通券，以缓解市场上用于流通的法币数量的不足。地方流通券的发行既减少了市场流通对法币的依赖，又有力地保护了法币的信用。在此基础上，各根据地建立了各种必要的供给制度，用公平合理的负担办法来保障抗日部队的给养。
  当时，在敌伪政权的破坏下，伪币盛行，金融市场极度紊乱。敌人大量抢夺与有计划地收买法币，商人富户大量贮藏法币，造成市面流通的法币数量大为减少。土钞、杂钞泛滥成灾，严重影响了法币的统治地位。在一些地区，敌人更是用伪币直接向民众发放贷款，造成法币停滞与币值下跌，引发通货膨胀。市场上日用品价格昂贵，严重影响了根据地群众和抗日部队的生活。为此，山东抗日根据地出台了保护法币、打击伪钞和土钞的严厉措施，开展保护法币的“阵地斗争”。
  在保护法币方面，抗日民主政府规定：法币只要号码数字清楚一律行使，不得以法币钞票破损为由拒用；严禁贮藏法币，造成法币停滞；禁止外币流通，若需从敌区购买货物，要先输出土货换回法币，以免大批法币流入敌手。
  在打击伪钞和土钞方面，政府发出布告规定：禁止伪钞、土钞发行，对行使伪钞者按其情节轻重予以处罚；适当回收一些地区的伪钞，减少根据地金融损失及资源无代价外溢；禁止发行土钞，杜绝土钞泛滥。
  为防止金属货币外流资敌，根据地政府号召地方金融机关采取收买与鼓励储蓄现金、现银的办法，同时把集中到的现金、现银向大后方输送，以维护根据地币制稳定。
  经过山东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和银行金融部门的努力，山东地区伪币的流通范围日益缩小。伪币不但在根据地不能流通，在游击区一般也不能使用。北海币的信誉逐步深入人心。
  为稳定根据地金融秩序，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更有效地同日伪开展货币战，山东各根据地北海银行分支部门根据自己地区的实际情况，在一定时期内先后发行过“莱芜农民合作社流通券”、“益寿临广四边流通辅币”、“长山金融流通券”、“临郯费峄流通券”、“胶东各县地方流通券”等地方流通券。地方流通券的发行，满足了市面对流通所需货币量的需求，既弥补了根据地市场法币的不足，又排斥了日伪货币对根据地市场的占领。从一定意义上说，地方流通券是北海币在特殊时期的一种特殊形态，它为稳定抗战后方的金融秩序、繁荣经济、支援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山东抗日根据地在金融战线的胜利使日伪政权恨之入骨，他们一方面大肆进行“扫荡”，妄图破坏我银行组织，剿灭印钞厂；一方面加紧破坏北海币。他们采用没收、奸商收买兑换，甚至以“恐怖政策”等手段企图迫使北海币价格低落。而投降派则配合日伪在群众中散布谣言，发行假票，用恫吓压迫手段破坏北海币的信用。在金融货币上，日伪采取“通货一元化”，即买卖一律用伪钞结算和统制汇兑，即各种汇兑事宜一律经过伪金融机构这两种手段大肆进行破坏。敌人的破坏，曾致使北海币在个别地区一度价格不稳，流通区域也相对缩小。
  面对敌人的汇兑统制，北海银行针锋相对，采取“保护法币、抵制伪钞、取缔私钞、调剂金融、刺激生产”的方针，在抗日根据地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首先是开展“黑汇”斗争。“黑汇”亦称“私汇”或“偷汇”，北海银行对“黑汇”进行奖励，并给予黑汇商人以种种便利，如政府协助、给予贷款等等。其次，动员外地商人大批向山东调款，主要是争取东北的款项，动员东北商人把资金调到山东根据地。经过这样有效的斗争，敌人对山东根据地的货币封锁被有效地瓦解。三是公布禁用伪钞办法，打击伪钞。四是向群众揭露投降派的无耻宣传和欺骗。五是动员群众不去赶敌据点的集，而在我军收复的集市或由地方政府指定的新地设集、赶集，同时在集市上使用北海钞，从而提高北海钞的声誉。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北海银行全体同志的艰苦努力下，北海币在与日伪、投降派的货币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北海币得以在整个山东解放区发行使用，信誉日隆。北海币的发行不仅在抗战时期保持了法币的信用，维持了战时金融秩序，也使北海币自身获得了发展壮大。北海币成为山东地区流通的主要货币之一，这为日后建立独立的北海币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海币的胜利，使侵略者在山东建立伪币统治体系的计划彻底落空，确保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金融秩序、经济秩序的稳定，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生产，为支援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建立独立体系迎接全国解放北海银行的货币政策，是以稳定物价为基本方针，从实际成效来说，1942年是一个分界线。在这之前，由于北海币还处于辅助法币流通的地位，受法币流入的影响较大，市场货币流通量并不完全取决于北海币的发行数量。而法币的物价指数，在1938年至1942年的5年间，比1937年上涨了85倍，山东军民深受法币贬值之苦。为了摆脱法币贬值的影响，山东根据地从1942年起开始停用法币，首先在胶东获得成功，以后在滨海、鲁中、渤海、鲁南相继成功。到1944年春，在根据地内全面建立了北海币的本位币地位，形成了完全独立自主的货币市场，从而使货币态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停用法币取得重大胜利的1943年，北海币物价指数比1942年下降28.3％，法币物价指数则比1942年上升5.54倍。在全面确立北海币为本位币后，以1944年1月为基础，北海币的物价指数，到1945年1月上升11％，到1945年8月上升60％。伪银联券的物价指数，到1945年1月上升8.14倍，到1945年8月上升44.7倍。由于全面建立了北海币的本位币地位，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物价相对保持了稳定。
  1942年5月29日，中共山东局财委会发出关于法币问题的指示，对抗战新阶段的金融形势进行了正确分析，对新形势下的财经、金融工作做了新的部署，明确提出了建立山东独立的北海币本币的任务。指示指出，针对敌伪破坏我金融市场的图谋，决定以北海银行票为我山东各地之本位币。自1942年7月1日起，所有军政民间之往来账目、借约契据，一律以北海币计算。北海币与法币则应以北海银行规定比价折合使用。
  1942年7月13日，省战工会召开扩大金融会议，决定在全省实施以北海币为本币的根据地货币体系。会议决定，北海银行以自己发行的北海币为山东各抗日根据地的唯一本位币，预先要做好废除法币的准备工作。
  为了维护胶东地区人民生活稳定，使根据地的财源不被摧残和掠夺，1942年9月19日，胶东区行政公署发出关于停止法币流通的布告。之后不久，胶东主任公署又发布了关于本位币和提高本币比值的法令，确定在东海、北海及莱东等地完全禁用法币，西海、南海暂定为法币对本币的3折兑换。通过开展“比价斗争”，防止法币流入根据地，维护根据地物价稳定。
  1943年4月，胶东行署再次发布停用法币决定，将禁止使用法币的区域扩大到北海、西海、南海。胶东分区、各支行纷纷展开了积极的“排法”斗争，东海地区首先取得了本地市场“排法”斗争的胜利。之后，北海、西海、南海也相继取得“排法”斗争的胜利，胶东地区“排法”斗争胜利结束。
  滨海、鲁中区的“排法”斗争与胶东同时展开，但由于货币发行数量太少，不够市场流通需要等原因没有能够成功。1943年下半年，滨海、鲁中区开展了第二次“排法”斗争并取得了成功。
  到1944年底，经过将近两年的对敌经济斗争，山东抗日根据地排斥法币的斗争全部结束，币制改革初步完成，北海币成为根据地唯一的本位币。随着北海本币币值的逐渐上升，市场物价逐渐回落，贫苦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根据地经济危机得以解除。
  在世界范围内，战时通货膨胀是一种难以避免的普遍现象。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内，以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来支持大规模近代化的战争，想使物价完全稳定是很困难的。能够做到每年物价上涨不超过1倍，而且保持逐渐上升，不出现大的波动，这在其他抗日根据地也是少见的，以致被中外人士公认为是创造了奇迹。其基本经验，就是对货币发行量进行有计划的调控，一方面按照根据地的扩大和缩小来增减货币流通量，另一方面按照季节性的流通需要组织投放和回笼货币，使之适合于市场流通的需要。最关键的是要做到货币供应量能放能收。而这又取决于以下三点：一是要有政权、物资的可靠保证；二是要实行全区域的统一领导；三是要保持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
  抗战胜利后，北海银行总行对全省银行工作作出了新的部署，要求重点做好各城市的银行工作，同时做好发行、会计、分行选址、组织机构等工作。当时，北海银行各总、分机构发放了大量贷款帮助恢复发展工商业。
  1948年，山东全省的银行工作虽然集中在战争支前、生产建设、继续克服灾荒的总任务上，但是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被解放的大中城市不断增加，北海银行的业务也在全省普遍展开。
  北海银行所从事的金融业务，主要是战时的货币发行和货币斗争，以及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农村金融业务，也有1945年后在中小城市，1948年后在大中城市以工商业为主要对象的城市金融业务。北海银行对于货币流通和信贷资金运动规律的认识和掌握，对传统的业务方式和信用工具的运用，对多种经济成分的政策处置，对资金的运营和管理，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和成效。北海银行的工作经历和经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金融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8年12月1日，中央决定由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3家银行合并组成中国人民银行，北海银行总行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华东支行，北海银行各分支行处所，于1948年12月1日一律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处所。山东北海银行改称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行，各分支机构亦同时改名。至此，北海银行的历史使命光荣结束。
  今天，山东许多金融机构，无论是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都和北海银行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北海银行是山东解放区的地方银行，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几个主要银行之一。在其存在的11年间，前7年是抗日战争时期，后4年是解放战争时期，其全部活动，具有“战时金融”和“地方金融”的特点。北海银行发展壮大的全部过程，既是山东党政军民共同培育的结晶，同时又是在党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华东局（解放战争时期）重要决策和方针政策指导下的具体实践。
  北海银行成长壮大的实践证明，根据地的财政金融工作与战争密切相关，北海银行紧密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坚持经济为政治、军事服务的方针，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山东的革命力量之所以得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生息发展，北海银行功不可没。北海银行的历史功绩将永远载于山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建立的史册。
  （茅永怀，中共大丰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茅活活，上海市兰博咨询有限公司翻译）

①毛泽东著：《论新阶段》，东北书店1947年版，第6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