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图书馆

土地革命时期，革命动力问题，即正规军事力量和以工农群众为基础的革命武装究竟谁为主力的问题，始终是各地共产党人面临的难题。虽然胶东与山东其他地区一样，由于经常处于军阀混战状态，地方社会充斥着正规化程度不同的武装力量，如军阀部队和地方性的土匪、民团、红枪会、大刀会等。这些武装以军事技能为职业，“遵循自己的逻辑。他们通常从事剥削和机会累积，有时候牺牲自己普遍的雇主或支持者”④，原则上不可能为工农群众的阶级利益而战。因此，胶东党组织在土地革命中始终强调以工农群众为基础的革命武装力量的建设，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方向，基本未受到这些既有的正规军队和地方武装流氓习气的消极影响。
  1929年1月，山东省委提醒青岛党组织，“不要幻想去与军队土匪联络和很快地发展大的暴动”①。1934年8月15日，团省工委指示胶东特委：“建立红军，吸引英勇善战的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分子参加游击队，使其逐渐扩大成为革命的工农红军”②。省委以上指示，为胶东革命武装力量的建设确定了明确的无产阶级政治方向。
  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主观认识的不足，胶东工农武装的建设出现了一些曲折甚至原则性错误。但是，胶东党组织勇于承认错误，及时总结经验，在波折中艰难前行。1934年8月21日，胶东特委报告指出游击队建设的一些原则性错误。报告首先批评游击队盛行单纯军事观点，忽视党的建设，导致“差不多负责同志都成了队员，放弃旁的工作。去年半年中，把群众工作、党的组织及教育工作都忘掉了”的不良后果。其次，报告批评游击队严重脱离群众，群众基础尤其薄弱，“这些队员没有一个群众，全属本党同志，原因是我们过去就忽略了群众工作。凡是同情我们的贫农，就吸收为同志，游击队的掩护也没有群众，全仗同志掩护，食粮也全是由党负责，从未吃地主资本家一顿饭”，结果，“游击队的行动不是发动群众斗争，组织群众，教育群众，而做的事尽与群众无关，专门为扩充枪支，增长游击队的势力，所以只作架票绑枪等工作”③。特委表示要针对上述错误对游击队加以改造，要求游击队去“缴民团的武装，慢慢地打入群众，领导作抗税斗争，吸收群众参加”，明确游击战争为土地革命服务的方向，并在争取群众的基础上，“渐渐打入群众，以群众掩护”④。10月25日，胶东特委表示当务之急应首先鼓舞群众情绪，“非做出红色恐怖，杀掉报举捕杀我们通知的反动分子，破除革命障碍”①。
  可是，1934年12月31日，胶东特委再次批评游击工作存在的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指责游击队“不去号召群众起来反对豪绅地主，不去领导群众分豪绅地主的粮食财产，不去做艰苦的组织群众的工作，而只是一味拿上几条枪秘密地打两个土豪，对一般的劳苦群众一点影响也没有”②。这说明，在缺乏稳固根据地的游击战争状态下，工农革命武装的正规化必然会经历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1936年，胶东特委及时总结了“一一·四”暴动后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首先批评游击队脱离群众，不能自觉贯彻革命的阶级路线，没有积极地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粮食、焚毁契约债单，也没用组织起群众组织。其次，特委批评游击队没有建立起党和无产阶级对革命武装的政治领导，如“有一个队的政委，他自己竟不知政治委员有什么责任”，结果，“党的政治路线不能在游击队中执行，以致加强了军事万能主义的崇拜者的错误”。针对上述错误，特委要求游击队切实落实群众路线，克服单纯军事观点，加强党的领导③。

④《集体暴力的政治》，第38页。 ①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对各地工作指导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29年1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二揖，第22页。 ②共青团山东省工委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给胶东特委的指示信（1934年8月15日），《土地革命时期各地武装起义（山东地区河南地区）》，第225页。 ③关于胶东的报告（1934年8月21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三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1-232页。 ④关于胶东的报告（1934年8月21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三辑，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