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图书馆

土地革命时期 1929年10月，为加强大连地区党的工作，中共满洲省委派张干民（又名赵文栋）来连。张干民系山东临清县人，1926年入党，1927年后担任共青团山东省委秘书长、鲁西县委书记等职。1929年4月在山东被敌人注意后，中央将其调到东北，在满洲省委秘书处任职。张干民来连后，很快组建了大连特别支部并任书记。这是山东党的干部首次到大连任职。
  1930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又派曾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的王永庆来大连担任特支书记，后改任市委书记。王永庆在大连工作期间，卓有成效。但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打击，蒙受了极大冤屈，但他对党始终坚信不疑，继续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坚持斗争，后因汉奸告密，不幸被捕，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
  1931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又派刘景新来大连担任特支书记。刘景新，曾用名张洛书。曾担任中共山东潍县、高密县委书记。1933年10月被敌人逮捕，关押在旅顺监狱。1945年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不幸于1946年病逝。
  上述几位山东党的干部，均由满洲省委安排到大连工作。对于选派山东尤其是胶东地区干部到辽东地区工作，满洲省委有明确的认识。1933年年底，满洲省委曾请示中央，大连市委最近被破坏，尚派不出人去，如果山东青岛有同志环境不适宜，派到大连最适宜。而在此同时期，胶东党组织已经派人到大连开展工作。根据现有大连地方党史资料记载，以林月樵为领导的中共胶东临时支部是首批到大连开展工作的胶东共产党人。林月樵又名姜宗泰（1909-1964），山东莱阳人，1929年入党，曾任中共胶东工委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中共胶东大连临时支部书记。1934年因在山东被敌人通缉，转移到大连。同年9月，他根据中共胶东工委的指示，把从山东莱阳转移到大连的20多名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临时党支部，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人运动。1935年春，大连甘井子建筑工地一名工人在施工中因无安全保护措施而坠地身亡。日本工头草草将其掩埋，引起工人们极大愤怒。工人们提出的合理要求却遭到日方拒绝。胶东临时党支部立即组织党员积极参与这场斗争。党支部成员深入到甘井子地区的满化、满石等大企业发动4000多名工人举行联合罢工运动，经过一周的联合斗争，迫使日本资本家不得不答应工人们的合理要求。1935年夏，日本警察无故逮捕益昌公司工人王保山，党支部组织了3000多名工人罢工四天，迫使日本警察释放了被捕工人。
  抗日战争时期 1941年冬，中共中央派吕明仁到胶东加强区党委工作，根据中央指示，经胶东区党委研究，决定抽调一批熟悉东北情况，尤其是熟悉大连情况的党员干部到那里开展工作。中共莱阳县委委员、民运部长左友文便在此时被派到大连工作。左友文于1932年入党，1934年中共莱阳县委被破坏后，曾转移到大连，抗战爆发后返回胶东。1942年春，左友文来到大连，以原昌商店管账先生身份开展秘密工作。1942年6月，正式成立中共胶东大连直属支部。当时胶东区党委确定的工作任务是，隐蔽埋伏，发展组织，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组织发展的原则是，长期考验，慎重发展，绝对保证质量。发展党员的方法是，通过交朋友，利用社会关系，联系群众，物色对象，进行教育，提高觉悟，条件成熟时个别发展。对新发展的党员实行单线领导，不允许党员之间发生横向的关系，以防组织遭到大的破坏。从1942年6月到1945年8月，胶东大连支部的工作点由大连中心城区的西岗、沙河口，扩展到郊区的甘井子、金县登沙河、杏树屯、七顶山，城子瞳的谢家屯、干岛子一带盐场，共发展党员60多人，还培养团结了一大批积极分子。1944年夏，胶东区党委指示大连支部，今后党的工作要由隐蔽埋伏转入到掌握工人力量，控制铁路沿线，等待时机，里应外合，配合主力解放东北上来。左友文根据胶东区党委指示，结合大连特点，确定把工作重点放在苦力工人和盐业工人之中。党支部成员到大连周水子日本陆军仓库工人中开展工作，发展了十几名党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胶东大连支部立即把周水子日本陆军仓库中的工人们组织起来，成立职工会，打死民愤极大的工头，又从仓库里起出400多支步枪、4挺机关枪，组成200多人的工人武装。同时，在城子疃盐场也组织了一支90多人的武装队伍。这两支队伍的任务是，扼守交通要道，迎接旅大解放。1945年9月上旬，胶东大连支部领导的武装队伍开到庄河，与胶东区党委派出的八路军挺进东北先遣支队汇合，北上投入到解放战争的洪流中。
  在胶东区党委派遣左友文来大连开辟工作的同时，1942年9月，胶东区党委领导下的胶东海外各界抗日同盟总会派张寿山（荣成人）到大连组建抗目同盟分会。其任务是“适当发展组织，长期隐蔽，储备力量，等待时机成熟时，组织武装，配合我军收复失地，建立人民政权。”张寿山到大连后，以认同乡、结拜兄弟等方式，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形式进行启发教育，发展了一批抗盟会员。1943年春，胶东海外各界抗日同盟总会大连分会正式建立。大连抗盟分会是中共胶东区委、中共山东东海地委、“胶东海外各界抗日同盟总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抗日组织。1944年春，中共胶东区委派张世兰（荣成人）到大连，在抗盟分会中建立党的组织。到1945年苏军进驻旅大时，大连抗盟分会已发展了16名中共党员，建立了21个工作点，会员达100多人（另据统计，到1945年春，东北地区的抗盟会员发展到3000多人）。1945年9月14日，大连抗盟分会组建了600多人的武装力量——“陆军第十八集团军胶东第五分支队”，下辖4个连队。但由于与苏军一直没有接通关系，加上反动势力从中造谣中伤，苏军不明真相，导致总支书记、支队长张世兰不幸牺牲，一部分队伍被解散。幸存下来的两个连队继续活动，终于取得大连甘井子地区苏军司令部的承认。这支队伍成为我们党在大连解放初期的一支基本武装力量。除一部分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外，其主体后来成为中共大连市委领导下的人民警察队伍的一部分，为清除国民党地下武装、维护大连“特殊解放区”的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胶东区党委东海地委城工部还先后派遣于清峰、宫润海等同志到大连从事秘密工作。于清峰在大连机械制作所秘密宣传革命思想，考察和培养积极分子。宫润海在大连同聚窑厂、南关岭化石场、旅顺三涧堡机场工人中开辟工作，建立联络点，搜集情报，并在日本投降后组织了一支小型武装力量，与大连抗盟分会汇合。
  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胶东区党委承担了运送大批干部、部队横渡渤海、黄海，经辽东半岛进军东北的战略任务。
  1945年8月26日，胶东区党委最先组建了挺进东北先遣支队，司令员吕其恩，政委邹大鹏，政治部主任柳运光，其成员主要从胶东区党委联络部、社会部、城工部、统战部及胶东军区所属部门选调，并配备了一个武器装备精良的战斗连队。9月1日，挺进东北先遣支队派一个排先期到大连探路。但在旅顺口一登陆，就被苏军扣留了。于是，后来登陆的队伍便绕道庄河王家岛上岸，进而智取庄河县城。9月9日清晨，先遣支队政委邹大鹏通过电台向中央社会部和胶东区党委汇报了辽东地区的情况。这封电文是党中央最早收到的来自东北的情况汇报。9月11日，中央下达了第一道大规模进军东北的命令。毫无疑问，先遣支队这封电文，是中央确定“向南防御，向北发展”这一全局性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先遣支队登陆后10天内，遵照党中央关于“相应向外扩展迎接渡海大军”的指示，兵分多路展开军事行动，先后肃清了庄河县、新金县（现普兰店市）沿海一线的伪警察武装，控制了花园口、打拉腰、大孤山、皮口等港口，夺取了岫岩、安东（现丹东市）等战略要地，建立起了稳固的迎接渡海大军的桥头堡。9月20日，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率军区机关及部队1000余人渡海先期赴东北。随后，从10月初到11月底，山东军区先后分三批将主力和基干部队调往东北，开始了抢占东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山东军区开赴东北的部队主要有：山东军区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大部）、第六、第七师，滨海支队、警备第三旅、山东军区教导团等共计7万余人。其中，共有46500多名八路军指战员乘30多艘汽船、140多艘帆船，从蓬莱等处出发渡海后挺进东北，完成了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渡海行动，为开辟东北根据地赢得了时间，为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抽调主力部队进军东北的同时，1945年9月，胶东区党委抽调数千名地方干部，在时任胶东区党委副书记林一山带领下，随山东主力部队渡海去东北开辟新解放区。烟台市去东北的干部主要是从北部几个县抽调的。其中，黄县、龙口有30多人，招远县有40多人，招北县有42人，他们从龙口乘船去东北。为了便于在东北迅速开展工作，掖县和掖南两县还专门抽调了60名在东北有各种关系的干部和俄语翻译去东北。栖霞县抽调15人，组成一个工作队去了东北。福山县有27人、长山岛有2人也去了东北。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有216名干部去东北开辟新区。这些干部主要是到辽东半岛地区工作，重点在当时的中共大连市委、辽东省委、辽南省委领导下工作。林一山同志曾先后担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和辽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来自栖霞县的史春英烈士就是这些北上干部中的代表人物。史春英1944年入党。1945年秋，正准备出嫁时，接到县委通知，参加中共胶东区党委组建的胶东区派赴辽东新区干部大队，来到辽东，被分配到庄河县北部的仙人洞区担任工作队员。她深入到各村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同封建势力斗争。1946年11月，国民党军进攻辽东地区。她转移到太平岭一带坚持斗争。不久，外出执行任务，同国民党新六军四十一团3000多人遭遇。敌人分三路追赶她和战友。为保护战友，她把敌人引向自己。当敌人逼近时，她抛出一颗手榴弹，炸倒了几个敌人，自己左臂中弹负伤，她想要用仅余的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但手榴弹未爆炸，被俘。敌人逼她说出辽南行署和区政府的地址，她拒不回答。敌人严刑拷打，她仍毫不屈服。当敌人要将她拖走，她死死抱住一裸大树不从。敌军官说：“现在投降，跟我们走，还来得及，你若不走，我就用枪崩你！”她大义凛然地回答：“死，对一个革命者来说，不可怕，是早有准备的，你杀了我一个，革命还是要胜利！血债要由血来还！刽子手，开枪吧！”遂壮烈牺牲，年仅21岁。现在庄河蓉花山镇建有史春英烈士陵园，这位女英雄的事迹在庄河大地广泛传颂。在史春英烈士牺牲65年后，一位在少年时见过史春英的庄河人乔湖清，先后自费到山东、辽宁、吉林、哈尔滨等地进行深入采访，搜集了大量素材，撰写了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史春英》，并于2011年9月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争夺大连地区领导权的斗争中，从胶东北上的党政军干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参与组建大连市民主政府外，成立并掌握大连市公安总局是当时我党一项重要的斗争成果。由于当时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战后任何国家的武装力量都不得进入大连市，因而掌握公安总局，不仅是安定社会秩序的当务之急，也是我党掌握枪杆子同国民党争夺大连的重要手段。在苏军的支持下，1945年10月23日，原中共山东军区滨海三分区司令员赵杰得到苏军警备司令高兹洛夫的委任状，出任大连市公安总局局长。为便于工作，不暴露原来的身份，赵杰改名为赵东斌。11月7日，大连警察总局成立；11月25日，改称大连市公安总局。对外赵东斌是总局长，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是总局训练处主任；对内按我军领导机构设三大部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赵东斌任司令员，韩光任政委。在筹建总局前后，一大批胶东部队的中下级指挥员和战士，陆续进入大连。他们以爱国军人的身份，被派进各区、县接管警察署，建立起我党的公安分局和警卫队。公安总局所属的武装警察部队，实际上是穿着警服的解放军，也可以说是我军的一支后备队。公安总局在名义上隶属大连市政府，实际上是中共大连市委和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直接领导的警察队伍和军队。公安总局成立后，在和敌伪残余势力，特别是在和国民党武装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举歼灭了国民党“东北海军陆战队”，侦破了妄图组织暴动的国民党地下武装——东北行辕辽宁先遣军第四独立团（又称暴力团）案件，一举捕获了国民党“地下军”骨干分子近200人，并惩办了其中顽固不化的首恶分子。从1945年11月至1946年底，公安总局共破获案件40余起，缴获了大量武器及电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