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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秋天，我们胶东的北海银行在掖县正式宣告成立了。银行成立后，通过发行地方本币，同敌投顽进行了错综复杂的货币斗争，粉碎了敌人对我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和掠夺；同时通过发行低利贷款，扶持了群众生产，发展了根据地的经济，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北海银行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不但为胶东的抗日战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多次向我山东党政机关解送过黄金和北海币，对支援全省人民的抗日战争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入侵我国以后，在金融战线上也展开了疯狂的侵略和掠夺。他们指使日本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和台湾银行发行所谓日元钞票，推行于华北一带。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又在北平成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联银券”，强制华北沦陷区人民行使，以此来掠夺中国人民的大量财富，实行其“以战养战”的反革命政策。
  伪“联银券”发行后，日寇用分文不值的伪币来掉换法币，再用法币到英美银行里去套取外汇，购买军火原料，杀我人民。这样，也削弱了法币的外汇基金，动摇了法币的基础，进而把法币逐出华北，使我敌后人民金融窘困。
  当时，虽然我党在胶东地区已初创蓬（莱）黄（县）掖（县）革命根据地，但根据地内的金融市场还是比较混乱的。国民党的法币（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票子）不敷流通，韩复榘的民生银行的票子信用很差，地方商号出的流通券、支票很杂，影响市面交易，使商业呆滞，农村经济处于萎缩的状态。
  为了粉碎敌人“以战养战”的阴谋，阻止伪钞的泛滥，调整根据地的金融，使我党我军有可靠的经济保证，以利坚持长期抗战，就迫切需要建立人民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的票子。为此，在胶东区党委的领导下，由高锦纯、郑耀南等同志开始做成立银行的筹备工作。
  这期间，恰好有一个中小资本家——青岛中鲁银行的经理携汽车数辆经平度回掖县躲避战事，路上被平度的顽固派张金铭部截去了他的汽车，并派人去追捕他。他落荒而逃，到掖县城后，被我们收留。为此，他感恩不尽。当时我们正在筹办银行，而他又是干银行出身的，于是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几个月后，银行便正式宣告成立。因为蓬、黄、掖根据地北面临海，所以命名为“北海银行”。
  北海银行是招收股份，公私合资经营的。银行的本金是二十五万元，其中公股七万五千元，民股十七万五千元。当时出的票子，有壹元、伍角、贰角、壹角四种票面。票版用的是铜版，由掖县私人印刷局印刷，共发行票子大约是九万五千元。
  北海币一发行，便在群众中取得了很高的信誉，蓬、黄、掖一带很快就流通起来。但是到一九三八年冬天，由于伪匪张宗援、刘桂堂（黑七）从西面侵入胶东，所以在春节前后，我们的政权便依次撤出蓬、黄、掖三个县城，转入山区坚持游击战争。这时，北海银行总行也跟随撤出掖县。在群众的帮助下，把带出来的帐册、票版和剩下的一部分票子，安插在蓬莱北沟。当时的银行副行长陈文其同志，则随区党委财委会转移到莱阳西北部的张格庄。至此，在掖县创立的北海银行，就暂时停止了工作。
  我们的民主政府撤出县城以后，在群众中引起了一些波动，他们担心北海币就此作废。针对这种情况，区党委经过研究，认为北海币是我们自己出的票子，不能停止使用。因为停止使用就等于不要群众；不要群众，还谈得上什么抗战呢！我们共有二十五万元的基金，而发行的票子仅有九万五千元，即使全部收回也是足够的。因此区党委决定：北海币继续使用。这样，群众的情绪日趋稳定，我们的北海币仍然公开地在非敌占区和敌占区流通。当时在黄县城、龙口特区，甚至在伪军当中都广泛地使用着。日寇虽然曾三番五次地下令禁止，有的伪军因为使用北海币，甚至被抓去毒打一顿，但总是没有效果，北海币仍然在暗里流通着。可伪“准备银行”的票子呢，虽然借着敌伪军政势力来推行，但总是枉费心机。一般的老百姓就是在不得已时使用了，也马上拿到黄县城里或龙口特区买成货物。
  胶东区党委转移到莱阳张格庄不久，就决定恢复印钞，重建北海银行。区党委派陈文其同志带了警卫员，到蓬莱北沟起回了我们安插在那里的票版、帐册等，并指示由《人众报》社印刷厂代我们继续印票子。一九三九年八、九月间，北海银行又一次重建，陈文其同志任银行行长，在银行工作的还有姜文、王仁斋、刁钺、刘涤生等几位同志。是年冬，区党委离开张格庄时，报社给了我们一部分机器，至此，银行才有了自己的印刷厂。
  那时候，由于敌人的频繁“扫荡”，我银行印刷厂常常要搬迁，有时来不及转移，群众就帮助我们掩埋印钞器材，存插钞票。等敌伪“扫荡”过后，我们就再把器材挖出来继续印刷。另外，那时的印钞条件也是很差的，一付票版用不多久就要更换，而我们自己又不能制版，到敌占区去制版，困难是很大的。为避敌人耳目，我们特意在票版上做了“冥府银行”字样，回来再抠掉，换上“北海银行”字样。票纸、油墨等，也要到敌区购买。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为我们采买的商人，一次能买到十令八令纸的就是大户了。这样，我们只好有什么型号的纸就用什么样的纸，有什么样的油墨就用什么颜色印刷。所以印的票子，往往同一种票版，而纸型不一，颜色不一。为了便于流通，就分别带上“发”“展”“农”“村”“经”“济”等字样，以示区别。
  随着抗日形势的不断发展，我们的印刷条件也逐步有了改善。开始，只在北海专署有一个印刷厂，后来在东海专署又建立了一个印刷厂。我们所用的机器，开始只有“脚蹬子”，之后有了四页机，再后来，我们由胶东驻上海办事处刘若明同志，通过在上海经营印刷业的于鲁若同志，为我们买来了胶版机。同时我们也有了制版工人，建立了自己的制版厂。
  北海银行随着我根据地的扩大和银行业务的不断开展，逐渐地发展壮大起来了，而且逐步地增设了一些机构。从一九四一年起，胶东的东、北、西、南四个海区都建立了支行，并渐次在各县建立了办事处，县以下还有若干贷款所（一个区或几个区设一个）。
  二自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寇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从而抽出兵力对我敌后根据地反复进行残酷的“扫荡”和“蚕食”，并配以政治上的强化治安，经济上的统制、掠夺，实行所谓的“总力战”。在这种形势下，同敌人进行货币斗争，是一种特殊的战斗，其成败胜负，也直接关系到我根据地的发展和军民的生存。
  当时，侵入我胶东地区的日寇，为了加紧对我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和掠夺，在货币方面，极力扩展伪钞的流通区域，排挤北海币和法币的流通区域。同时还用伪造的北海币和利用法币，到我区收买大量的粮食、棉花、生油等物资。那时候，凡是在敌人设立据点的地方，日寇一方面折收法币，迫使敌占区民众存有法币者先行登记，再换以伪钞。另一方面，在搜刮征收捐税时，强迫群众缴纳伪钞。并且强迫据点附近的集市并到据点里，勒令民众到据点内赶集，用伪币成交。在敌我争夺地区，也常常出动小股敌人，乘集期包围集市，强搜民众腰包，遇有法币即行没收，北海币则撕毁，人遭毒打，将集市驱散，使民众不敢行使北钞和法币。
  为了粉碎敌人在货币战线上的进攻，我们的政府通令禁止使用伪钞。对民众中持有伪钞者，少量者予以兑换，多者没收。同时还由党政军民联合起来，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查缉。为了防止敌人并集、打集，我们在每相距十里的范围以内遍设小集，半日即散。这样，既使群众不用远道赶集，节省时间，又可在敌人打集时易于逃散，减少损失。在敌人的据点附近，我们还有计划地推行北钞，吸收法币，减少敌人推行伪钞的空隙。
  由于我们对敌人大量发行伪钞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团结和争取了广大群众，所以，伪钞不但在我根据地内不能流通，即便敌区的商人也不愿意积存伪钞，他们宁可存货也不存钱。而我们的北海币在群众中的信誉却越来越高了。尽管敌人禁止北钞的流通，但北海币不仅在我根据地内有巩固的阵地，而且逐步地流通到敌占区去，甚至暗里流通到敌人的据点内部。当时，西海敌占区的集市上，由于敌人对北海币查缉很严，商人和群众不敢公开要北海币，卖东西时指名要“屋里钞”，所说的“屋里钞”，实际就是我们的北海币。商人一旦收到北海币后，就不愿再向外花了。
  敌人见不但不能禁止北海币流通，相反它的信用却越来越高。于是，他们就有计划地伪造我们的北海币，企图用假票来收买我根据地的物资，破坏北海币的信用，扰乱我金融市场。
  一九四一年以来，我们发现敌人伪造的假票种类很多，几乎我们发行那种票券，敌人就伪造那种票券的假票。他们通常是在边沿区和据点附近，以几百元伪钞买一千元假北海票的价格，把假票推销给跑解放区的商人，由他们带进根据地行使。他们携带的方式比较隐蔽，有的装在油篓里，有的塞在车胎里，有的夹在火纸里。到我根据地以后，大都在粮食市、牲口市、花布市上，找不识字的农民和妇女买东西，有时直接用假票，有时则把假票夹在真票中混出去。
  为了保护群众的利益，维护北海币的信誉，挫败敌人的新的反革命伎俩，我们又发动群众，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假斗争。
  当时，抗日民主政府颁布了查禁伪造和行使假票的法令，严厉打击伪造和行使假票的罪犯。在边沿地区，我们还组织查缉，防止假票流入我根据地。另外，我们一发现假票，便立即写稿登报，向有关部门发出通报；并且在集市上挂出真假票样，向群众宣传，在识字班和夜校里，向群众讲解。这样，群众一经发动起来，敌人就再无机可乘了。记得有个行使假票的罪犯，在海阳被群众发觉后，两个民兵为了查明根底，一直跟踪到赵保原的据点附近，才把这个罪犯缉拿归案。就这样，敌人的阴谋又一次被我粉碎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设在上海、天津等地租界里所有中国的和英、美的银行，均被日寇封闭，大约有七十多亿元的法币落入日寇手中。日寇既同英美开战，用法币换取外汇显然是不可能的，再吸收法币也已经无用。于是，他们便改变策略，排挤法币，把大量法币倾销到我敌后根据地，用以掠夺我们的粮食、原料等各种物资，企图使我根据地的货币流通量剧增，币值狂跌，物资枯竭，陷我军民生活于严重困境。
  本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敌人对法币既是限制的，又是利用的。而我们的策略是，一方面发行北海币，用以兑换法币，使法币离开市场，使我根据地物资免被敌人掠夺，同时规定北海币同法币的比值为一比一，在敌我争夺区和我暂时撤出的地区，允许人民用北海币兑换法币。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情形就不一样了。如果北海币与法币继续维持一比一的比值，那么北海币就会跟着法币飞速贬值。另外，法币的大量流入，也会导致根据地的物资大量流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提高北海币对法币的比值，也不能遏制通货的恶性膨胀，不能割断敌人假手法币掠我物资的吸血管。唯一的办法是使北海币与法币立即脱钩，在我根据地内停用法币，建立以北海币为本位币的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把法币排挤到敌区去。 一九四二年九月，我胶东地区首先从东海、北海两个地区开始停用法币。一九四三年，又渐次及于西海和南海地区。这一次的停法排法斗争，在当时来说，是对敌经济斗争中三个环节（货币斗争、贸易斗争、生产建设）的重要一环。所以，党政军民一齐动员，各个部门密切配合，用全力来争取这一斗争的胜利。
  停法排法斗争一开始，我们利用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这一斗争的伟大意义，并由政府出布告，宣布限期停用法币。在限期内，动员人民群众把手里的法币用到敌区去。同时银行也进行兑换，换进来的法币，由贸易部门拿到敌区使用。正式停用后，便不准法币在我区行使，更不准携带法币入境。至于出人口贸易方面需用的法币，则在边沿地区组织兑换。允许敌区我区贸易的商人，以法币或伪钞票兑换北海币；我区到敌区贸易的商人，以北海币兑换法币或伪钞。这样，既打破了敌人向我根据地倾销法币的阴谋，又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正常的对外贸易，因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使这一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停法排法斗争的胜利，不仅阻止了法币的流入，使我根据地免受法币跌价的损失，根据地物资免遭敌人掠夺，并且把法币排挤到敌区，换回了我们所需要的物资，从而提高了本币对法币和伪钞的比值。这样，我们就争得了贸易上的主动地位，平抑和稳定了根据地的物价，减轻了人民的生活负担，并为生产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单就物价来说，一九四二年，在我根据地买一尺布差不多需十元钱，一九四四年只需五元多钱；而在投降派赵保原盘踞的地区，买一尺布则需二三百元。敌人和投降派地区，买个大饼至少需要二十多元，吃斤猪肉需七八元；而在根据地内，一元五角钱就可买一个大饼，一斤猪肉也只需三元上下。
  在我们同敌伪进行货币斗争的时候，胶东的投降派也乘机滥发纸币，扰乱我胶东地区的金融市场。当时，胶东投钞之多，不下十余种；差不多每个投降派都出过一批票子。还有的投降派用商会的名义出的票子，但实际上是他们操纵和利用的。
  投降派发行的票子，共同点是全不兑现，与法币一样，比值也是日益下降，有的即使在他们盘踞的地区都不能流通，还有的甚至连投降派自己都不肯使用。因此，在发行时，他们除强迫民众使用外，还用种种方法进行欺骗。如投降派苗占魁、安庭赓和丁脖庭发行投钞时，都以救济春荒为名，叫民众囤粮，把投钞发给民众，以区、乡、村的名义发行，用投钞囤起粮来，来年他再征粮。这样，粮也有了，票子也推行出去了，并且把发行的责任推在群众的身上。起初，题名收捐还收这种票子，但又随时以到外地买东西为名，向群众兑回法币，后来索性连收税也不要投钞了。在赵保原盘踞的莱阳境内，人民受投钞之害更深。截止一九四四年，赵保原出的票子总数在二十万万元以上。当地的小麦曾经到过七千元一斗（每斗合五十斤）。价值一千元北海币的牲口，在莱阳用赵保原的票子买就将近十万元。交易时，老百姓嫌点票子麻烦，就用秤称，一元一张的票子，一万元约合二十二斤多。有的老百姓还把赵保原出的票子当“冥府钞票”用，死了人不用烧纸，就烧赵保原出的票子。因为当时买烧纸比赵保原出的票子还贵。另外，他们认为活着吃了国民党军队赵保原的亏，不能和他算帐，死了也得找赵保原兑换。
  投降派在滥发投钞的同时，对我北海币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排挤措施。他们象日寇一样，规定有带北海币超过五元者枪毙。而且到处造谣说：“北海银行组织不合法”，“谁用北海币准就是汉奸”，“北海银行钞票的流通是破坏金融”等等。但是不管投降派怎样造谣破坏，我北海币在群众中的信誉却越来越高。特别是一九四一年春天反投降胜利以后，我们在金融战线上也赶走了投降派。对于他们发出的投钞，除停止使用外，抗日民主政府还通过调查没收其发行基金，用以兑现。如发行基金不够（多数都没有发行基金）。再没收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再不够时，则将其所有财产折扣兑现。对商会发的票子，则由政府明令限期收回，并发动持票人拿票子找发票人兑现，或由发票人交纳保证金，由政府负责收回。发行人逃走者，即以其财产作抵押，收回其发行的私钞。
  三一九四O年前后，由于敌伪和投降派对我胶东革命根据地的烧杀抢掠，群众的战争负担加重了，农村金融呆滞紧缩。再加上有些高利贷者暗中勒索高利，使许多农民贫困缺钱，无力购买肥料、农具和耕牛等。这样，直接影响了我根据地的生产和战争的供给，给抗日战争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困难。
  为了改善我根据地的农民生产条件，打击高利贷者，增加生产，保证我们坚持抗日战争有强大的后方和雄厚的物质基础，在胶东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从一九四0年起，北海银行便开始在农村发放贷款。那时候，由于银行还没有设立下属机构，贷款是通过政府在专、县设立贷款所发放的。资金由银行拨给，贷款是无息的。这样，虽然在帮助农民解决种子、肥料、耕畜等方面的困难起了一些作用，但贷款的数量毕竟还是少的，而且也只限于少数地区。
  一九四二年，党中央发布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各县各区逐步设立了农民贷款所，在当地农救会的领导下，专办农村低利放款。是年，我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货币斗争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时，银行工作的重点，便转为扶持生产，繁荣农村经济，开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为迎接反攻积蓄物资。这时，各地农民贷款所便全由银行接收。从此，农村贷款工作便由银行直接办理了。
  当时，我党在领导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把兴修水利和增施肥料做为提高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把推广植棉当做发展纺织事业的可靠保证。由于那时候的环境还很恶劣，我们的银行工作人员常常要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群众中了解情况，发放贷款，而群众也常常在边沿地区为我深入农村工作的同志站岗放口肖，送情报，保证我们的同志能够安全顺利地开展工作。记得一九四四年春天，我们的工作人员走村串户投放贷款，光在这年的春贷中，就发放了四千万元的免息贷款，供农民修水利，购买肥料，并贷放了五十多万斤棉种。这年，我区的水利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出于水浇地大大地增加了，从而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过去，胶东开展纺织事业，要依靠从苏中区和渤海区进棉花，推广植棉、贷放棉种后，实现了棉花自给，群众性的纺织事业发展起来了。那时，光纺织社就有一千七百多处。纺织事业的开展，不仅使全区军民穿衣可以自给，同时也扭转了根据地内布贵粮贱的局面。
  银行贷款在扶持生产中，是以贫苦农民、变工组、合作社为重点的。当时，处在敌伪和投降派统治之下的人民，常常因为被逼迫得生活不下去了，逃来我根据地。我党除了发动根据地人民帮助安置以外，政府借给他们粮食，银行也贷款给他们，扶持他们搞好生产。一九四四年春节前后，仅东海区就为二千二百多户难民发放了贷款。同时，银行还注意恢复和发展新解放区的生产，扩大北海币的流通量。一九四五年二月，讨伐大汉奸赵保原之后，使莱阳县八十万同胞重见天日。那时，长期受赵逆盘剥的人民，连下地的种子都没有了。银行便一次发放了二百万元的春贷。一九四五年夏季的讨逆攻势，解放了平西，我们又及时贷给人民二百多万元。这些货款，利率都是很低的。对于贫苦的军工烈属，我们优先贷款，以配合拥军优属工作，使在前方的子弟兵和工作人员安心工作，奋勇杀敌。对于中农和少数富农，我们也适当地贷款给他们，这是为了更好地团结他们抗日，为了增加生产，支持前线。
  在我银行的大力扶持下，我们胶东地区的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也逐步有了改善。同时，银行通过贷款，引导农民逐步走向“组织起来”的道路。有的组织了变工组，也有的组织了纺织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等。在东海地区，组织起来的农户，已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银行除了扶持农业生产和农村〔副〕业之外，对沿海渔业和农村运销，也都做了适当的扶持。沿海渔村解放前，存在着两种剥削关系：一种是渔行对渔民的剥削，往往是乘渔汛季节前，渔民生活困难和修船补网急需用钱之机，放高利贷；另一种是“舨主子”（船网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对艄公（专门出卖劳动力的渔业工人）的剥削。“舨主子”出船、网，与用他船、网打鱼的工人对半分鱼，而船上的伙食全由工人负担，有的打了一辈子鱼还换不清伙食帐。也有的渔民自已有网，用“舨主子”的船打鱼，“舨主子”就以给他捎网为条件，要渔民下海时先下他的网，白给他打鱼。而春天下海捕鱼前，渔民还要给船主修船补网，不但不给工资，还得吃自己的饭。打完鱼结帐时，船主还要抽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的“戏捐”等等。
  沿海渔村解放后，要恢复和发展渔业生产，就必须帮助渔民改变以前那种生产关系，使渔民摆脱渔行和船主的残酷剥削。在胶东区党委领导下，渔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查减反霸运动，渔民清算了很多渔行，分得了不少捕鱼工具。渔救会和渔业合作社成立以后，银行便与合作社配合，将贷款一总交给合作社，由合作社准备下渔需物资，再根据款户所需物资的价格确定贷款数额，然后开给借据，凭借据到合作社领取物资。有时也将渔贷直接划给合作社，再由合作社结台物资供应，代理银行办理贷款手续。这样，既使渔民贷款后能买到所需物资，保证贷款用于生产，又避免了商人的中间剥削。有时候我们也把贷款直接交给艄公，发动他们向“舨主子”投资，订出分红办法，减少“舨主子”的剥削。
  为了更快地发展渔业生产，我们银行还与渔救会等部门配合，通过贷款帮助渔民组织起来搞生产。那时候，有的是“四分帐”，即四家组织在一起，四家都有网具，四家各算一股，实行按劳分红；有的是“打通舱”，即一个舢板为一组，结合若干劳力，各人拿出网具，折成股本，盈利大家分。另外，我银行工作人员还经常深入到渔民当中去，帮他们打生产、生活谱，组织他们在渔市收人多的时候，把钱预付给合作社，由合作社代为置办渔具、食粮。合作社设立信用部以后，渔民们也向银行、合作社存款，随用随支。就这样，我们胶东的信用合作事业，除了部分综合性的合作社兼营生产、消费、运输、信用业务外，最先就是从渔业合作社设立信用部发展起来的。
  银行发放渔业贷款的工作，大大地促进了渔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对于城乡工业生产和沿海的盐业生产，我北海银行也以投资、贷款等不同形式，给予了大力扶持。此外，银行的工作人员还经常深入到部队、机关、学校，对团体的自给性生产，也及时地发放了机关生产贷款，有力地促进了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北海银行自一九四一年起到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对农业、渔业、盐业、新解放区的难民等，共发放了二亿零三百八十八万元的贷款。银行在发放贷款的工作中，同群众建立了新型的信用关系，巩固了减租减息的成果，推动了大生产运动，发展了根据地的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这对发挥群众抗战的积极性，为抗战准备雄厚的物资，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因为我胶东北海银行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所以自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任何反革命的力量都不能动摇它、吃掉它。一九四0年秋天，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总行时，也命名为北海银行。从此，胶东的北海银行便成为总行在胶东的分支机构。以后，山东北海银行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便组成了新中国的中国人民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