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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胶东区党委关于十月底以前完成动员三万青年壮丁参军的决定※ 一、由于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形势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我们总的任务应转变为立即紧急动员起来，组织好我们一切力量，准备随时占领大城市、交通要道，收缴敌人一切武器资财，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准备复杂斗争，因而我们解放区工作中心应是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前线胜利，而且前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地方党政民集中一切力量，迅速完成动员三万青年壮丁参军。
  二、区委决定十月底前全胶东五个海区共动员三万人参军，具体分配：东海7000人，以一个健全的县大为基础，建立一个一千五百人的新的兵团，为了号召参军可命名为昆嵛子弟兵团，另外动员二千人到主力，其余到地方武装中去。
  北海5500人，建立一个一千五百人的新兵团，可命名为艾0子弟兵团，另外动员一千人参加主力兵团，其余到地＜方＞武装中去。
  西海5000人，成立一个一千五百人的新兵团，可命名为大泽子弟兵团，另外动员一千人参加主力，其余到地武中去。
  中海5300人，牙前县以县大为主再扩大一千二百人，共一千五百人成立一个新兵团，可命名为牙前子弟兵团，以联卫军为主，动员参军成立一个一千五百人的新兵团，可命名为海莱子弟兵团，或仍叫联卫军。另外动员一千人到主力，其余到地＜方＞武装中去。
  南海2200人，动员到主力五百人。
  关于新部队的建制干部问题，军区司政另有命令。参加新兵团的战士，可带一部分枪，但不得超过新战士村中原枪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仍保留村中。
  三、这次要掀起大规模的热烈的群众性的参军运动。首先进行思想教育后立即进入参军行动，运用各种方式，提出适时的口号，鼓动青年壮丁参军，除一般的动员人民参军外，条件成熟的民兵青抗先可进行升级，但不要过分强调升级，同时可以照顾到生产，在方式上可采用群众性欢送、英雄模范带头，但不必再用抬大轿、骑牲口等方式。
  四、这次动员参军中各级党委要保证动员17％党员参军，以保证部队的巩固。
  五、这次参军动员由各级党委一元化领导，集中党政民一切力量，运用各种组织，运用群众路线，动员全体干部积极分子、英雄模范全面进行工作，政府要供给足够经费，并负责每区设参军招待所，专门负责招待登记和办理新战士参军手续，有的地区离部队机关近，可不住招待所，直接送去。
  六、要求在九月底完成五分之二，十月底全部完成，各级党委接到决定后，立即讨论执行，进行的情况和发生问题及时报告区委。
  胶东区党委（印） 1945年8月14日中共胶东区党委关于更进一步的贯彻精兵简政的决定※ ＜胶东＞区党委根据中央与分局贯彻精兵简政的精神，再度讨论了关于胶东精兵简政的问题，并作出如下的具体决定： （一）为了更有效的推动掌握与督促检查各级精兵简政工作，保证贯彻实行起见，决定成立各级精兵简政委员会，在各级党委与上级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与指导之下进行工作，并通过各级政府而公开。这一委员会不仅是讨论研究决定的机关，而且同时是具体执行的机关。因此各该级党政军民主要负责干部要亲自参加以提高干部质量发挥其应有作用，同时各委员会要拿出一定时间彻底负责这一工作。必要时甚至可完全脱离原工作，以全部力量推行之。区党委精简委员会，决定由曹漫之、张修己、贾若瑜、欧阳文、徐明等五同志组织之，并以曹漫之同志为书记（公开为主任委员）。即日起开始进行工作。
  （二）此次精简总的要求原则上，应减少现有脱离生产人员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同时要达到军二民一的比例。在执行时间上，军队方面主力部队在十月革命节要基本上完成，地方武装与民兵也要在年底完成。党政民方面，要自上而下的进行。在十一月十五日前，胶东级要完成，以下年底也要完成。求得在本年底基本上告一段落。
  （三）关于严格执行编制问题。区党委〔要〕以身作则，百分之百的执行分局指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应根据分局指示于短期内制发新的编制表，各级必须坚决执行。今后如有不经批准而变动组织增加人员者应受党的处分。另外与区党委有关之各种组织与部门，并作如下具体决定： 1、各级党委巡视团、教育团决定取消，将原有干部充实下层，各部门应按编制实行并科。
  2、各省属机关团体党的支部工作，应建立起总支——分支——支部的领导系统。党委直接领导两个总支，以免直属工作过于繁忙，使整个工作受到影响。
  3、文协、文工团、剧团实行合并，统归文协领导。
  4、报社及各级代销处也要彻底精简。并决定经理处与发行处合并，交通工作立即并人邮局，这一工作与区宣负责具体掌握。
  5、各级党校、党训班应按重质不重量的原则，实行精简。县委每期至多二三十人，着重训练支委小组长。地委每期至多四十至六十人，着重训练支委与分区委级干部。区党委党校四队可提前结业，三队程度不齐应加整理，提出一部转入建国学校学习。
  6、主署（公安局在内）各级党团应通过行政上各种委员会作出有关自己精简的具体指示、计划与编制表，下达执行；参议会党团应通过议会驻会委员会进行精简，规定各级议会编制表交政府下达执行；抗协由区党委统战部具体研究与抗协商决之。
  7、各级党委供给上由军队负责，有关供给的后方建设（如鞋厂），也要交给部队管理，以减少党委工作的事务性，提高工作效率。
  （四）游击区党政军民的组织问题，执行中央的决定，组织上要短小精悍，领导上要统一于党委，要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县长县委书记分兼县大队的队长政委，党政民领导干部随军队活动，坚持工作。关于游击区域原则上规定为：莱东、南海全部、东海的威海牟平、北海的北招福山黄县，西海的莱西平西。至各县区一级游击区域则可由地委县委根据各该县的实际情形具体讨论决定之。（游击区编制表附发） （五）各级党政民机关警卫武装要加以整理，不必要的要交出充实主力。区级政府与除奸侦察班合并与区中队内（立即执行）。各机关警卫部队的供给问题，也由军区军分区县大队负责。
  （六）在再次精简工作的过程中，特别强调注意具体问题的处理，要保证事先有反复深入的动员教育工作，及时布置支部的宣传工作。关于编余人员的处理问题，要坚决执行分局指示，应当认识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要在不损害党政府与军队的政治影响与威信的原则下适当处理，坚决反对推出门去不管的现象，处理当中一般的要注意如下的问题： 1、对敌区的党龄军龄老的不强调精简，但应适当调整。
  2、精简下来的人员要加以三天——七天的训练，然后送至政府统一处理。各级政府处理时，要有专人负责，县长应亲自动员说服。
  3、要开欢送会举行联欢，负责干部并应亲自谈话加以安慰鼓励。
  4、一般用品按制度应发的不加扣留，除军用品及秘件外，衣服鞋袜书籍及零用物品应予以带走。
  5、走时鞋袜柴粮菜金，由各单位负责发给，路费安家费由政府统一规定与开支。
  6、要提出“好干部到下层去”、“长期埋伏作革命的堡垒”、“坚持两年再出来”的口号，并坚定他们胜利的信心与斗争的勇气。同时要分配给一定工作与任务，并通过下级党政军民组织，与之保持密切联系，随时关心他们以后发生的各种困难问题予以解决。
  （七）抽调干部加强东栖工作，建立实验县以积累经验，推动全盘工作。
  （八）精简工作之最后完成，必须贯彻于村。因此各级党应专门具体研究村的精简问题，并得出应有的结论。区党委精简委员会首先应进行这一工作，为全面了解情况、积累创造经验起见，必要时可专门选调各海典型村的干部前来共同研究之。
  由于整个国际国内形势的演变，由于青纱帐落后敌后形势的发展，精简工作已经刻不容缓了。希望各级党委党团根据当前的形势与分局区党委进行这一工作的精神与经验，下最大的决心贯彻这一工作。各地血的经验已经一再的警告了我们，没有精简工作的胜利，我们就无法克服困难，渡过艰苦的两年，主观上努力不够应该是过去我们工作没有收到应有成绩的主要原因。因此区党委特再次号召各级党领导机关与全体干部动员起来，为争取贯彻精简工作的胜利而斗争。并决定以这一工作成绩的优势，作为评定各地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准。
  此致山东分局第三区党委（印） 1945年11月4日山东分局关于山东目前战争形势与我们紧急动员的指示甲、山东目前形势的主要标志，是新的紧张形势开始到来，到基本上是由于苏联强大红军攻占柏林，欧洲反法西斯胜利结束后，同盟国行将登陆而引起来的新的变化。同时也由于我山东解放区年来之扩大，不但收复了一些重要城镇，而且控制了一千余里的沿海线，并直接威胁青岛、济南、徐州之大城市与津浦、陇海、胶济三大交通干线。这些都是同盟国作战与我反攻蒋时首先着眼的战略基地，因之使山东目前与今后所处的战略地位空前的提高。敌人在红军向柏林进军时，即开始转变为缩短防线，加强中国沿海地区的防卫。山东自五月开始，敌伪队三万余兵力，向我作全面性的扫荡。先进入滨海口口海口与莒城正打通沿海及日龙公路，这就是敌人加强沿海防卫的控制，在山东与我争夺的开始，也是我山东新的紧张的形势到来的开始，根本上已不是过去的扫荡性质与规律了，这是我全党全军应引起的一个新的认识。
  乙、在同盟国登陆前，今后敌人在山东军事的趋势，是与同盟国登陆甚至苏联出兵，是两个不同的斗争形势，我们的准备与进行紧张的斗争，首先应当着重在同盟国登陆以前敌人对我的争夺，这是我们最艰苦的一段。在这一段敌我争夺的形势，只有日益紧张的趋势，又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展而进展的，估计敌与我争夺的手段，马上将有如下几种： 1、对连云港、青岛、烟台为基地，继续进占沿海地区构筑防卫工事，逐步构筑海头、拓汪、石臼所、石岛等沿海线之支点，并以防卫各沿海基地的安全与三大交通线之畅行，对我沿海海岸重要城镇（如莒、沂、文登等县）可能向我激烈顽强的争夺。
  2、随着争夺形势发展的需要，敌人一定陆续增调兵力可能超过现有兵力十个师，甚至一定时间可能在津浦以东屯集重兵。这种敌情，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警惕，这就要求我们特别加强侦查情报工作。
  3、随着争夺形势的深入，敌人可能对我进行频繁的轮番的集团的扫荡，以破坏我根据地之人力物力，寻我主力与指挥机关决战，企图扫清其侧后的威胁。这种扫荡方式很大可能不同于过去，因为过去根据地完全是分割的局面，在口敌我争夺形势口口，重新实行一九四二年的那种局面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但可能性也不大，而局部分割是必然的。虽然分割局面不同于过去，但敌人为了确保其沿海及其它军事基地防卫之有效，他绝不轻视我军民力量。在同盟国未登中国海岸以前，他一定以我为主要的作战对象，进行对我军民的进攻，尤其他还有进攻我们的强大的力量。一定时期以大兵压我的方式，严重的紧张的敌情形势是可能不次于一九四二年的严重的斗争的形势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具有与过去根本不同的新局面的国内外的有利条件，而且必然发展到以反攻为主的局面，这就是所以能最后战胜敌人的根据。
  丙、怎样坚持与准备我们自己呢？要求全体党政军民清楚的认识这个新的紧张的斗争形势，使我们一切工作完全为了巩固既得阵地，坚持最后胜利，扩大解放区，团结全山东人民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准备配合同盟国登陆作战，渡过最后一段艰苦的道路，迎接即将到来的新胜利的新局面。这个新局面，各方面无论是总的方面与具体方面，已经有了人民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会上的报告而且有大会上各个工作的决议指导我们，除了我们即将精读讨论遵循外，山东党应立即有以下的准备： 1、立即采取具体办法，从党内到党外进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战斗形势思想上的教育。首先在干部方面需要说明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各方面的新的变化新的特点可能的趋势。必须改变过去老一套的敌情观念，加强对敌的研究，尤其要克服目前相当普遍麻痹太平观念，以及寄托在盟国登陆的侥幸等待心理。必须清醒胜利的定局并不等于我们已经取得，相反的我们还特别需要一段最艰苦最聪明的努力，自骄自满、麻痹太平侥幸思想的克服，是一个重大胜利的因素。否则我便成为我们严重损失的因素了。同样我们也反对盲目的急躁与右倾退却恐慌丧失信心的思想。应当告诉同志群众今天国内外环境与我们主观力量，都与一九四二年起着根本变化，即是欧战结束苏联的强大、新民主主义在欧洲的盛行、同盟国反攻转向远东、解放区的扩大与巩固、国民党的削弱等等，都是前几年没有的成果。我们能坚决的执行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我们本心一定要胜利。必须估计我们解放区发展不平衡，工作进展不平衡，干部经历的斗争不平衡，特别从四二年以后又提起了不少新的干部，在这些新干部这些新解放区，还缺乏严重艰苦斗争的考验与锻炼，以及有些地区时较长处于和平状态。我们应对这些方面加强战争观念对敌斗争的教育，我们必须对一些中级以上干部说明，在我们与敌争夺沿海及重要城镇的结果，最重要的地区临时仍必为敌人控制，但这也不足使我们失望。我们只有采取各方面的斗争，准备盟国登陆时再予以解放。我们还必须在群众中加强时事教育，指出我们内外的胜利的条件（特别对沿海居民与城镇市民），坚定他们对敌斗争与迎接胜利的信心。
  2、正确的掌握我们的军事路线。彻底作好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使我们的军队在任何斗争上都要与群众结合，为群众服务。当前我们要与群众很好的坚持反扫荡，坚持边沿斗争。在敌人大股集团的向我们进攻时，我仍应以比较分散的游击战争为主，但不放松有利的条件下打击其侧翼的一路。我们根据地备战工作，应将空室清野的工作完全恢复起来，并打下巩固的基础，使其能适应频繁的斗争情况。备战中加强民兵的建设以至群众性的侦查情报、地雷弹药器材等问题要具体解决，爆炸技术需要进一步提高，战事时指挥部联防基点的掌握，支部掌握民兵，都是我粉碎敌人扫荡有利的条件。为了支持中心区人民武装斗争，恢复与加强区中队独立营是非常需要的。坚持边沿斗争，必须以小部攻配合强烈的政治攻势，敌进我进打击敌之重点主义，准备我随时解放的条件。同时检讨政策之准确执行转变程度，以及争取逃地主归来，在目前必须指定专人政查指导。但以上适合情况之斗争，如有机会仍要集结相当兵力，向一切被敌伪占领区发动广泛的进攻，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只要有机会就要执行军区今年作战计划。此外争取一定时间，加强正训练兵，进行生产节约、尊干爱兵爱民、团结内部，仍是要坚持进行并且要作得更好。
  3、坚持沿海斗争，应当根据分局以前指示，进行检查目前已被敌人占领的，应积极袭击围困，破坏迟滞其工事的构筑。同时配合群众革命两面派的斗争对于盐民、渔民以及支部工商局应及时转变组织形式，根据过去敌区工作经验与敌人进行隐蔽的斗争。至于重要城镇交通线工作要审查我们工作程度，布置今后争夺的斗争。
  4、转变一些组织形式与和平作风。我们前一时期集训大批干部，办各种学校、整风班、轮训队、教导营、团党校是必要的，但新的紧张形势的到来，则必须争取时间完成学习内容。准备在青纱帐将落时减少数量，精干办理。同时将这批干部配备县区，加强下层核心骨干成份。一切后勤军需工厂，应重新选择较好地区分散生产，并进一步学会群众工作，一切机关应转变和平环境作风，要有战斗化与能灵活的实行，分散集中要求的准备。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更应发扬正确的民主作风、友爱团结的精神。
  5、由于紧张的斗争可能影响我军民的生产运动以及财政的收人。因此我应充分研究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办法，坚持生产加强物质积蓄。尤其集蓄粮食，开展群众性的节约开荒，长期打算。克服仍然存在的一些浪费享受思想，提倡省吃俭用、艰苦奋斗。
  总之，新的紧张斗争形势需要首长负责、大家研究、战斗生产学习的结合与一切作风的改善。
  丁、分局四月关于整个工作秩序的决定与各项指示仍要求各地坚持下去，并适应战争情况，分别缓急进行布置并望各地将讨论布置情形报来。
  山东分局 1945年6月3日陈文其、刘涤生的口述档案《抗战时期的北海银行》 陈文其刘涤生一九三八年秋天，我们胶东的北海银行在掖县正式宣告成立了。银行成立后，通过发行地方本币，同敌投顽进行了错综复杂的货币斗争，粉碎了敌人对我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和掠夺；同时通过发行低利贷款，扶持了群众生产，发展了根据地的经济，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北海银行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不但为胶东的抗日战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多次向我山东党政机关解送过黄金和北海币，对支援全省人民的抗日战争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入侵我国以后，在金融战线上也展开了疯狂的侵略和掠夺。他们指使日本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和台湾银行发行所谓日元钞票，推行于华北一带。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又在北平成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联银券”，强制华北沦陷区人民行使，以此来掠夺中国人民的大量财富，实行其“以战养战”的反革命政策。
  伪“联银券”发行后，日寇用分文不值的伪币来掉换法币，再用法币到英美银行里去套取外汇，购买军火原料，杀我人民。这样，也削弱了法币的外汇基金，动摇了法币的基础，进而把法币逐出华北，使我敌后人民金融窘困。
  当时，虽然我党在胶东地区已初创蓬（莱）黄（县）掖（县）革命根据地，但根据地内的金融市场还是比较混乱的。国民党的法币（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票子）不敷流通，韩复榘的民生银行的票子信用很差，地方商号出的流通券、支票很杂，影响市面交易，使商业呆滞，农村经济处于萎缩的状态。
  为了粉碎敌人“以战养战”的阴谋，阻止伪钞的泛滥，调整根据地的金融，使我党我军有可靠的经济保证，以利坚持长期抗战，就迫切需要建立人民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的票子。为此，在胶东区党委的领导下，由高锦纯、郑耀南等同志开始做成立银行的筹备工作。
  这期间，恰好有一个中小资本家——青岛中鲁银行的经理携汽车数辆经平度回掖县躲避战事，路上被平度的顽固派张金铭部截去了他的汽车，并派人去追捕他。他落荒而逃，到掖县城后，被我们收留。为此，他感恩不尽。当时我们正在筹办银行，而他又是干银行出身的，于是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几个月后，银行便正式宣告成立。因为蓬、黄、掖根据地北面临海，所以命名为“北海银行”。
  北海银行是招收股份，公私合资经营的。银行的本金是二十五万元，其中公股七万五千元，民股十七万五千元。当时出的票子，有壹元、伍角、贰角、壹角四种票面。票版用的是铜版，由掖县私人印刷局印刷，共发行票子大约是九万五千元。
  北海币一发行，便在群众中取得了很高的信誉，蓬、黄、掖一带很快就流通起来。但是到一九三八年冬天，由于伪匪张宗援、刘桂堂（黑七）从西面侵入胶东，所以在春节前后，我们的政权便依次撤出蓬、黄、掖三个县城，转入山区坚持游击战争。这时，北海银行总行也跟随撤出掖县。在群众的帮助下，把带出来的帐册、票版和剩下的一部分票子，安插在蓬莱北沟。当时的银行副行长陈文其同志，则随区党委财委会转移到莱阳西北部的张格庄。至此，在掖县创立的北海银行，就暂时停止了工作。
  我们的民主政府撤出县城以后，在群众中引起了一些波动，他们担心北海币就此作废。针对这种情况，区党委经过研究，认为北海币是我们自己出的票子，不能停止使用。因为停止使用就等于不要群众；不要群众，还谈得上什么抗战呢！我们共有二十五万元的基金，而发行的票子仅有九万五千元，即使全部收回也是足够的。因此区党委决定：北海币继续使用。这样，群众的情绪日趋稳定，我们的北海币仍然公开地在非敌占区和敌占区流通。当时在黄县城、龙口特区，甚至在伪军当中都广泛地使用着。日寇虽然曾三番五次地下令禁止，有的伪军因为使用北海币，甚至被抓去毒打一顿，但总是没有效果，北海币仍然在暗里流通着。可伪“准备银行”的票子呢，虽然借着敌伪军政势力来推行，但总是枉费心机。一般的老百姓就是在不得已时使用了，也马上拿到黄县城里或龙口特区买成货物。
  胶东区党委转移到莱阳张格庄不久，就决定恢复印钞，重建北海银行。区党委派陈文其同志带了警卫员，到蓬莱北沟起回了我们安插在那里的票版、帐册等，并指示由《人众报》社印刷厂代我们继续印票子。一九三九年八、九月间，北海银行又一次重建，陈文其同志任银行行长，在银行工作的还有姜文、王仁斋、刁钺、刘涤生等几位同志。是年冬，区党委离开张格庄时，报社给了我们一部分机器，至此，银行才有了自己的印刷厂。
  那时候，由于敌人的频繁“扫荡”，我银行印刷厂常常要搬迁，有时来不及转移，群众就帮助我们掩埋印钞器材，存插钞票。等敌伪“扫荡”过后，我们就再把器材挖出来继续印刷。另外，那时的印钞条件也是很差的，一付票版用不多久就要更换，而我们自己又不能制版，到敌占区去制版，困难是很大的。为避敌人耳目，我们特意在票版上做了“冥府银行”字样，回来再抠掉，换上“北海银行”字样。票纸、油墨等，也要到敌区购买。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为我们采买的商人，一次能买到十令八令纸的就是大户了。这样，我们只好有什么型号的纸就用什么样的纸，有什么样的油墨就用什么颜色印刷。所以印的票子，往往同一种票版，而纸型不一，颜色不一。为了便于流通，就分别带上“发”“展”“农”“村”“经”“济”等字样，以示区别。
  随着抗日形势的不断发展，我们的印刷条件也逐步有了改善。开始，只在北海专署有一个印刷厂，后来在东海专署又建立了一个印刷厂。我们所用的机器，开始只有“脚蹬子”，之后有了四页机，再后来，我们由胶东驻上海办事处刘若明同志，通过在上海经营印刷业的于鲁若同志，为我们买来了胶版机。同时我们也有了制版工人，建立了自己的制版厂。
  北海银行随着我根据地的扩大和银行业务的不断开展，逐渐地发展壮大起来了，而且逐步地增设了一些机构。从一九四一年起，胶东的东、北、西、南四个海区都建立了支行，并渐次在各县建立了办事处，县以下还有若干贷款所（一个区或几个区设一个）。
  二自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寇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从而抽出兵力对我敌后根据地反复进行残酷的“扫荡”和“蚕食”，并配以政治上的强化治安，经济上的统制、掠夺，实行所谓的“总力战”。在这种形势下，同敌人进行货币斗争，是一种特殊的战斗，其成败胜负，也直接关系到我根据地的发展和军民的生存。
  当时，侵入我胶东地区的日寇，为了加紧对我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和掠夺，在货币方面，极力扩展伪钞的流通区域，排挤北海币和法币的流通区域。同时还用伪造的北海币和利用法币，到我区收买大量的粮食、棉花、生油等物资。那时候，凡是在敌人设立据点的地方，日寇一方面折收法币，迫使敌占区民众存有法币者先行登记，再换以伪钞。另一方面，在搜刮征收捐税时，强迫群众缴纳伪钞。并且强迫据点附近的集市并到据点里，勒令民众到据点内赶集，用伪币成交。在敌我争夺地区，也常常出动小股敌人，乘集期包围集市，强搜民众腰包，遇有法币即行没收，北海币则撕毁，人遭毒打，将集市驱散，使民众不敢行使北钞和法币。
  为了粉碎敌人在货币战线上的进攻，我们的政府通令禁止使用伪钞。对民众中持有伪钞者，少量者予以兑换，多者没收。同时还由党政军民联合起来，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查缉。为了防止敌人并集、打集，我们在每相距十里的范围以内遍设小集，半日即散。这样，既使群众不用远道赶集，节省时间，又可在敌人打集时易于逃散，减少损失。在敌人的据点附近，我们还有计划地推行北钞，吸收法币，减少敌人推行伪钞的空隙。
  由于我们对敌人大量发行伪钞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团结和争取了广大群众，所以，伪钞不但在我根据地内不能流通，即便敌区的商人也不愿意积存伪钞，他们宁可存货也不存钱。而我们的北海币在群众中的信誉却越来越高了。尽管敌人禁止北钞的流通，但北海币不仅在我根据地内有巩固的阵地，而且逐步地流通到敌占区去，甚至暗里流通到敌人的据点内部。当时，西海敌占区的集市上，由于敌人对北海币查缉很严，商人和群众不敢公开要北海币，卖东西时指名要“屋里钞”，所说的“屋里钞”，实际就是我们的北海币。商人一旦收到北海币后，就不愿再向外花了。
  敌人见不但不能禁止北海币流通，相反它的信用却越来越高。于是，他们就有计划地伪造我们的北海币，企图用假票来收买我根据地的物资，破坏北海币的信用，扰乱我金融市场。
  一九四一年以来，我们发现敌人伪造的假票种类很多，几乎我们发行那种票券，敌人就伪造那种票券的假票。他们通常是在边沿区和据点附近，以几百元伪钞买一千元假北海票的价格，把假票推销给跑解放区的商人，由他们带进根据地行使。他们携带的方式比较隐蔽，有的装在油篓里，有的塞在车胎里，有的夹在火纸里。到我根据地以后，大都在粮食市、牲口市、花布市上，找不识字的农民和妇女买东西，有时直接用假票，有时则把假票夹在真票中混出去。
  为了保护群众的利益，维护北海币的信誉，挫败敌人的新的反革命伎俩，我们又发动群众，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假斗争。
  当时，抗日民主政府颁布了查禁伪造和行使假票的法令，严厉打击伪造和行使假票的罪犯。在边沿地区，我们还组织查缉，防止假票流入我根据地。另外，我们一发现假票，便立即写稿登报，向有关部门发出通报；并且在集市上挂出真假票样，向群众宣传，在识字班和夜校里，向群众讲解。这样，群众一经发动起来，敌人就再无机可乘了。记得有个行使假票的罪犯，在海阳被群众发觉后，两个民兵为了查明根底，一直跟踪到赵保原的据点附近，才把这个罪犯缉拿归案。就这样，敌人的阴谋又一次被我粉碎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设在上海、天津等地租界里所有中国的和英、美的银行，均被日寇封闭，大约有七十多亿元的法币落入日寇手中。日寇既同英美开战，用法币换取外汇显然是不可能的，再吸收法币也已经无用。于是，他们便改变策略，排挤法币，把大量法币倾销到我敌后根据地，用以掠夺我们的粮食、原料等各种物资，企图使我根据地的货币流通量剧增，币值狂跌，物资枯竭，陷我军民生活于严重困境。
  本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敌人对法币既是限制的，又是利用的。而我们的策略是，一方面发行北海币，用以兑换法币，使法币离开市场，使我根据地物资免被敌人掠夺，同时规定北海币同法币的比值为一比一，在敌我争夺区和我暂时撤出的地区，允许人民用北海币兑换法币。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情形就不一样了。如果北海币与法币继续维持一比一的比值，那么北海币就会跟着法币飞速贬值。另外，法币的大量流入，也会导致根据地的物资大量流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提高北海币对法币的比值，也不能遏制通货的恶性膨胀，不能割断敌人假手法币掠我物资的吸血管。唯一的办法是使北海币与法币立即脱钩，在我根据地内停用法币，建立以北海币为本位币的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把法币排挤到敌区去。
  一九四二年九月，我胶东地区首先从东海、北海两个地区开始停用法币。一九四三年，又渐次及于西海和南海地区。这一次的停法排法斗争，在当时来说，是对敌经济斗争中三个环节（货币斗争、贸易斗争、生产建设）的重要一环。所以，党政军民一齐动员，各个部门密切配合，用全力来争取这一斗争的胜利。
  停法排法斗争一开始，我们利用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这一斗争的伟大意义，并由政府出布告，宣布限期停用法币。在限期内，动员人民群众把手里的法币用到敌区去。同时银行也进行兑换，换进来的法币，由贸易部门拿到敌区使用。正式停用后，便不准法币在我区行使，更不准携带法币入境。至于出人口贸易方面需用的法币，则在边沿地区组织兑换。允许敌区我区贸易的商人，以法币或伪钞票兑换北海币；我区到敌区贸易的商人，以北海币兑换法币或伪钞。这样，既打破了敌人向我根据地倾销法币的阴谋，又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正常的对外贸易，因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使这一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停法排法斗争的胜利，不仅阻止了法币的流入，使我根据地免受法币跌价的损失，根据地物资免遭敌人掠夺，并且把法币排挤到敌区，换回了我们所需要的物资，从而提高了本币对法币和伪钞的比值。这样，我们就争得了贸易上的主动地位，平抑和稳定了根据地的物价，减轻了人民的生活负担，并为生产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单就物价来说，一九四二年，在我根据地买一尺布差不多需十元钱，一九四四年只需五元多钱；而在投降派赵保原盘踞的地区，买一尺布则需二三百元。敌人和投降派地区，买个大饼至少需要二十多元，吃斤猪肉需七八元；而在根据地内，一元五角钱就可买一个大饼，一斤猪肉也只需三元上下。
  在我们同敌伪进行货币斗争的时候，胶东的投降派也乘机滥发纸币，扰乱我胶东地区的金融市场。当时，胶东投钞之多，不下十余种；差不多每个投降派都出过一批票子。还有的投降派用商会的名义出的票子，但实际上是他们操纵和利用的。
  投降派发行的票子，共同点是全不兑现，与法币一样，比值也是日益下降，有的即使在他们盘踞的地区都不能流通，还有的甚至连投降派自己都不肯使用。因此，在发行时，他们除强迫民众使用外，还用种种方法进行欺骗。如投降派苗占魁、安庭赓和丁脖庭发行投钞时，都以救济春荒为名，叫民众囤粮，把投钞发给民众，以区、乡、村的名义发行，用投钞囤起粮来，来年他再征粮。这样，粮也有了，票子也推行出去了，并且把发行的责任推在群众的身上。起初，题名收捐还收这种票子，但又随时以到外地买东西为名，向群众兑回法币，后来索性连收税也不要投钞了。在赵保原盘踞的莱阳境内，人民受投钞之害更深。截止一九四四年，赵保原出的票子总数在二十万万元以上。当地的小麦曾经到过七千元一斗（每斗合五十斤）。价值一千元北海币的牲口，在莱阳用赵保原的票子买就将近十万元。交易时，老百姓嫌点票子麻烦，就用秤称，一元一张的票子，一万元约合二十二斤多。有的老百姓还把赵保原出的票子当“冥府钞票”用，死了人不用烧纸，就烧赵保原出的票子。因为当时买烧纸比赵保原出的票子还贵。另外，他们认为活着吃了国民党军队赵保原的亏，不能和他算帐，死了也得找赵保原兑换。
  投降派在滥发投钞的同时，对我北海币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排挤措施。他们象日寇一样，规定有带北海币超过五元者枪毙。而且到处造谣说：“北海银行组织不合法”，“谁用北海币准就是汉奸”，“北海银行钞票的流通是破坏金融”等等。但是不管投降派怎样造谣破坏，我北海币在群众中的信誉却越来越高。特别是一九四一年春天反投降胜利以后，我们在金融战线上也赶走了投降派。对于他们发出的投钞，除停止使用外，抗日民主政府还通过调查没收其发行基金，用以兑现。如发行基金不够（多数都没有发行基金）。再没收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再不够时，则将其所有财产折扣兑现。对商会发的票子，则由政府明令限期收回，并发动持票人拿票子找发票人兑现，或由发票人交纳保证金，由政府负责收回。发行人逃走者，即以其财产作抵押，收回其发行的私钞。
  三一九四O年前后，由于敌伪和投降派对我胶东革命根据地的烧杀抢掠，群众的战争负担加重了，农村金融呆滞紧缩。再加上有些高利贷者暗中勒索高利，使许多农民贫困缺钱，无力购买肥料、农具和耕牛等。这样，直接影响了我根据地的生产和战争的供给，给抗日战争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困难。
  为了改善我根据地的农民生产条件，打击高利贷者，增加生产，保证我们坚持抗日战争有强大的后方和雄厚的物质基础，在胶东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从一九四0年起，北海银行便开始在农村发放贷款。那时候，由于银行还没有设立下属机构，贷款是通过政府在专、县设立贷款所发放的。资金由银行拨给，贷款是无息的。这样，虽然在帮助农民解决种子、肥料、耕畜等方面的困难起了一些作用，但贷款的数量毕竟还是少的，而且也只限于少数地区。
  一九四二年，党中央发布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各县各区逐步设立了农民贷款所，在当地农救会的领导下，专办农村低利放款。是年，我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货币斗争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时，银行工作的重点，便转为扶持生产，繁荣农村经济，开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为迎接反攻积蓄物资。这时，各地农民贷款所便全由银行接收。从此，农村贷款工作便由银行直接办理了。
  当时，我党在领导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把兴修水利和增施肥料做为提高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把推广植棉当做发展纺织事业的可靠保证。由于那时候的环境还很恶劣，我们的银行工作人员常常要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群众中了解情况，发放贷款，而群众也常常在边沿地区为我深入农村工作的同志站岗放口肖，送情报，保证我们的同志能够安全顺利地开展工作。记得一九四四年春天，我们的工作人员走村串户投放贷款，光在这年的春贷中，就发放了四千万元的免息贷款，供农民修水利，购买肥料，并贷放了五十多万斤棉种。这年，我区的水利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出于水浇地大大地增加了，从而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过去，胶东开展纺织事业，要依靠从苏中区和渤海区进棉花，推广植棉、贷放棉种后，实现了棉花自给，群众性的纺织事业发展起来了。那时，光纺织社就有一千七百多处。纺织事业的开展，不仅使全区军民穿衣可以自给，同时也扭转了根据地内布贵粮贱的局面。
  银行贷款在扶持生产中，是以贫苦农民、变工组、合作社为重点的。当时，处在敌伪和投降派统治之下的人民，常常因为被逼迫得生活不下去了，逃来我根据地。我党除了发动根据地人民帮助安置以外，政府借给他们粮食，银行也贷款给他们，扶持他们搞好生产。一九四四年春节前后，仅东海区就为二千二百多户难民发放了贷款。同时，银行还注意恢复和发展新解放区的生产，扩大北海币的流通量。一九四五年二月，讨伐大汉奸赵保原之后，使莱阳县八十万同胞重见天日。那时，长期受赵逆盘剥的人民，连下地的种子都没有了。银行便一次发放了二百万元的春贷。一九四五年夏季的讨逆攻势，解放了平西，我们又及时贷给人民二百多万元。这些货款，利率都是很低的。对于贫苦的军工烈属，我们优先贷款，以配合拥军优属工作，使在前方的子弟兵和工作人员安心工作，奋勇杀敌。对于中农和少数富农，我们也适当地贷款给他们，这是为了更好地团结他们抗日，为了增加生产，支持前线。
  在我银行的大力扶持下，我们胶东地区的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也逐步有了改善。同时，银行通过贷款，引导农民逐步走向“组织起来”的道路。有的组织了变工组，也有的组织了纺织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等。在东海地区，组织起来的农户，已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银行除了扶持农业生产和农村〔副〕业之外，对沿海渔业和农村运销，也都做了适当的扶持。沿海渔村解放前，存在着两种剥削关系：一种是渔行对渔民的剥削，往往是乘渔汛季节前，渔民生活困难和修船补网急需用钱之机，放高利贷；另一种是“舨主子”（船网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对艄公（专门出卖劳动力的渔业工人）的剥削。“舨主子”出船、网，与用他船、网打鱼的工人对半分鱼，而船上的伙食全由工人负担，有的打了一辈子鱼还换不清伙食帐。也有的渔民自已有网，用“舨主子”的船打鱼，“舨主子”就以给他捎网为条件，要渔民下海时先下他的网，白给他打鱼。而春天下海捕鱼前，渔民还要给船主修船补网，不但不给工资，还得吃自己的饭。打完鱼结帐时，船主还要抽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的“戏捐”等等。
  沿海渔村解放后，要恢复和发展渔业生产，就必须帮助渔民改变以前那种生产关系，使渔民摆脱渔行和船主的残酷剥削。在胶东区党委领导下，渔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查减反霸运动，渔民清算了很多渔行，分得了不少捕鱼工具。渔救会和渔业合作社成立以后，银行便与合作社配合，将贷款一总交给合作社，由合作社准备下渔需物资，再根据款户所需物资的价格确定贷款数额，然后开给借据，凭借据到合作社领取物资。有时也将渔贷直接划给合作社，再由合作社结台物资供应，代理银行办理贷款手续。这样，既使渔民贷款后能买到所需物资，保证贷款用于生产，又避免了商人的中间剥削。有时候我们也把贷款直接交给艄公，发动他们向“舨主子”投资，订出分红办法，减少“舨主子”的剥削。
  为了更快地发展渔业生产，我们银行还与渔救会等部门配合，通过贷款帮助渔民组织起来搞生产。那时候，有的是“四分帐”，即四家组织在一起，四家都有网具，四家各算一股，实行按劳分红；有的是“打通舱”，即一个舢板为一组，结合若干劳力，各人拿出网具，折成股本，盈利大家分。另外，我银行工作人员还经常深入到渔民当中去，帮他们打生产、生活谱，组织他们在渔市收人多的时候，把钱预付给合作社，由合作社代为置办渔具、食粮。合作社设立信用部以后，渔民们也向银行、合作社存款，随用随支。就这样，我们胶东的信用合作事业，除了部分综合性的合作社兼营生产、消费、运输、信用业务外，最先就是从渔业合作社设立信用部发展起来的。
  银行发放渔业贷款的工作，大大地促进了渔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对于城乡工业生产和沿海的盐业生产，我北海银行也以投资、贷款等不同形式，给予了大力扶持。此外，银行的工作人员还经常深入到部队、机关、学校，对团体的自给性生产，也及时地发放了机关生产贷款，有力地促进了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北海银行自一九四一年起到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对农业、渔业、盐业、新解放区的难民等，共发放了二亿零三百八十八万元的贷款。银行在发放贷款的工作中，同群众建立了新型的信用关系，巩固了减租减息的成果，推动了大生产运动，发展了根据地的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这对发挥群众抗战的积极性，为抗战准备雄厚的物资，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因为我胶东北海银行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所以自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任何反革命的力量都不能动摇它、吃掉它。一九四0年秋天，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总行时，也命名为北海银行。从此，胶东的北海银行便成为总行在胶东的分支机构。以后，山东北海银行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便组成了新中国的中国人民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