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编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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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商河县志》 图书
唯一号: 150120020220004841
颗粒名称: 第十八编 军事
分类号: E289.52
页数: 14
页码: 379-391
摘要: 本文记述了商河县军事情况,分别记述了地方武装、驻军、兵役、战事等。
关键词: 商河县 军事 武装

内容

第一章 地方武装
  第一节 清代团练武装
  清朝末期,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军,在全国举办团练。商河县团练始办于1860年(清咸丰十年)。同年夏,在京城任户部侍郎的杜〓(商河籍人)回乡督办,在亚林庵设团练局,王蓝坡(城西李王庄人、系邑庠生)充任团长。由于成员混杂,管理混乱,缺乏战斗力。后来与临邑、德平两个团练发生矛盾。1861年(咸丰十一年)临邑团长李士选和德平团长李本楷纠众攻打亚林庵团练局。亚林庵王团死亡40余人,李王庄房屋数十间被烧毁,团练遂告解散。
  1862年(清同治元年)城东北小屯庄薛鳌也趁机办起团练,自称“如意团”(其性质不同于官办团练),公开与贪官污吏进行斗争,因此遭到贪官污吏的仇视,他们勾结临邑县陈家圩子团练进攻“如意团”,于韩家庙激战一昼夜,“如意团”惨败,薛鳌被俘,后被杀害,“如意团”被灭。
  第二节 民国武装
  民国初期,商河县建有巡警队,由县知事直接统率。1919年(民国8年)巡警队有26人组成,其中警佐1名,巡长1名,巡警20名,马警4名。1928年改为公安局长统辖,有巡警135人,各种枪122枝。同年11月巡警队改为人民自卫团第四大队,下设3个中队,归惠民第六区区部管辖。1929年10月第四大队改编为警备队。1930年改称民团大队,由县长兼任大队长,置副队长1人,书记兼军需1人,下辖2个中队,每中队3个排,每排3个班,每班10~12人,另设传令目1人,传令兵8人,号目1人,号兵4人,骑兵15人,伙夫16人,司书4人。全大队共200人。
  1932年(民国21年)裁撤民团大队,改办联庄会,总会长仍由县长兼任,分会长由各区区长兼任。1934年区长裁撤,由乡镇长中选举1人为分会长。同年各区分会全部成立。县城设联庄会训练处,下辖2个训练大队,专门培训联庄会员。全县联庄会成员6000余人,各种枪支5000余枝。1937年日军侵占商河后,这支武装随之逃散。
  第三节 土匪武装
  清末民初,官府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一些兵痞无赖、闲散游民趁火打劫,拉帮成伙,牵牛绑票,谋财害命,甚至明火执杖组织土匪武装。当时县境内活动最猖镢的有海砂子和南洋(原名白玉亭)的土匪武装。海砂子系怀仁镇刚家村人,原名阎本成,号秀章,于1925年(民国14年)参加土匪武装,取匪名海砂子(阎与盐同音,盐即海中之砂的意思)。与海砂子同伙的还有南洋、千斤子、操手子、大尾巴等土匪,其武装分布在商河、临邑、德平、乐陵、无棣、博兴、沾化、桓台、高唐、武城等广大地域,明火执杖,横行霸道,危害极大,群众极为愤恨,各县政府均无可奈何。山东省政府于1933年派鲁北“剿匪司令”赵仁泉将海砂子的土匪武装歼灭。海砂子逃往天津,1934年(民国23年)在天津法租界捕获,押赴济南正法。
  当时县内还有十几股较大的土匪武装,昼伏夜出,抢劫绑票,扰乱社会。国民政府曾多次组织剿匪并付出不少代价。1927年3月11日陆军六〇五团第一营营长于普航剿匪于商河阵亡;1928年自卫团十二分队长肇金鉴在周集剿匪阵亡;1932年8月,土匪盘踞白马店,五、六两区联庄会率众追剿,阵亡会员13人;同年鲁北民团总指挥赵仁泉来县坐阵剿匪,团部驻扎城内,所缉获立即正法,土匪方有收敛。“七七”事变后,县内土匪武装蜂起,占地为王,横行乡里。城东孙唐臣(孙老五)组织600余人,占领孙集、龙桑寺、郑路一带;城东南张训臣组织300余人占领梁道口、潘桥、岳桥、菜园一带;城东北李介峰组织200余人驻沙河、樊屯、黄屯、李集、买虎站一带;城西有张绍臣(即张老十)组织300余人占领胡集、怀仁、小街子一带;城北有赵栾义、展新亭(即展老八)、陈秀峰、王兰亭组织近2万人的反动道会门红枪会,把持全县10余个民团。1939年后有的投靠日本侵略军或被日本侵略军打垮,有的被惠民顽军司令刘景良收编,也有的被抗日武装消灭。1941年以后,基本上不能独立存在。
  第四节 人民武装
  商河支队 1938年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以下简称“挺纵”)进入冀鲁边区后,派政治部锄奸部部长匡根山率部到商河开展工作。11月间联合国民党商河县八区区长王权五,以其原有武装为基础,建立商河县第一支抗日武装——商河县抗日大队。王权五任大队长,下辖两个队,有100余人,主要活动于殷巷以北的商河与乐陵的交界地区。1939年2月“挺纵”决定成立商河支队,在张北台举行成立大会,下辖两个大队。四、五月间支队领导收编八区杨楼乡杨献臣的自卫团和六区聂国均的自卫团。把杨献臣部编为商河支队第三大队,聂国均部编为特务队,至此商河支队下辖3个大队和1个特务队,共250余人,年底发展到500余人。商河支队直属“挺纵”领导。王权五、赵超义先后任支队长,李逸民、王宗仁先后任政委。主要在二、三、四、八、九区活动。1940年2月,一、三两个大队随“挺纵”转入鲁西升编为主力部队,4月间,二大队和特务队编入鲁北支队三营。
  商河县大队 商河支队升编为主力部队后,1940年6月在县政府警卫班的基础上建立商河县大队,有80余人,县长和县委书记兼任大队长和政委,直属县委、县政府领导。主要活动于二、三、四、八、九区,驻址在花园一带。1941年2月县大队隶属冀鲁边区三军分区领导,有200余人。1942年9月县大队改编为商惠县独立营,辖3个小队(连),有300余人。同时开始建立区队,各区队30~40人。1943年底商惠独立营发展到600人(含各区队人数),1944年1月隶属渤海军区二军分区领导。1944年11月商惠济三边县成立,两县均建县大队。商惠县大队400人,三边县大队200余人。1945年9月商河城解放,商惠县撤销,随后两个县大队转为主力部队。商河县政府决定在各区中队基础上重新建商河县大队,为连排编制,共400余人。各区仍设区队。此时驻地由花园转到商河城。1946年6月县大队为渤海二军分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450人。随即县大队的3个连队500余人全部升编为主力部队。后又两次接收新兵各500人,先后升编转入正规部队,奔赴前线作战。部队升编后,县大队部除组织各区队保卫胜利果实外,并不断向前线组织输送兵员和民工,积极做好支前工作。1950年县大队部与人武部合并办公,转为平时军事工作。
  武装部 1945年9月商河城解放后,建立商河县武装委员会,隶属渤海军区二军分区领导。下设行政股、政工股、作战股、军训股,计50人(含通讯排20人)。驻城南张公村,1948年迁至县城办公。1950年2月商河武装委员会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商河县人民武装部,由德州地区人民武装部(同年11月改称军分区)领导。下设军事、政工股。1954年10月人民武装部改称兵役局(亦称人民武装部),设组织动员、征集、预备役统计、预备役军管、民兵5个科。1956年5月改属惠民军分区领导。1958年10月改属聊城军分区领导,同年12月商河、乐陵两县兵役局合并,驻商河城。设征集退伍、训练治安、政治工作科。1959年10月改属淄博军分区领导。1960年9月取消兵役局名称,复称人民武装部。1961年6月复归德州军分区领导。9月商、乐两县人武部分开,恢复原建制。设组织动员、参训、政工科。1962年3月改为作战训练科、动员科和政工科。1980年3月作战训练科与动员科合并为作训动员科,新建供管科。1986年6月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称山东省商河县人民武装部,为副县级规格。作训动员科改为军事科,供管科改为办公室,政工科未变。1989年6月增设后勤科。1990年1月划归济南军分区。
  1945年9月商河城解放后,全县设10个区,各区建有1个区中队。1948年秋建立武装部,其后随区划变更各区、公社和乡(镇)均设武装部。1958年以前各基层武装配备3~4名现役武装干部,1958年秋改为地方干部。各武装部配备1~2名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受县人民武装部和乡(镇)党委双重领导。1990年21个乡镇和县直机关建22个基层武装部。
  附:日伪武装
  商河县的日伪武装是在田敬堂(即田三秃子)的反动武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九一八”事变后田敬堂由部队逃回商河,先后与王破头村的王坤和朱郑村的王业福组织土匪武装。1938年又与银子王村的王同殿组织土匪武装,初有50余人,长短枪60余枝,并统辖刘瑞甫、陈玉甫等民团。不久扩展到400余人,长短枪400枝。活动在城北的东至李集西至白集一带。1939年上半年,收拢和吞并李光明、李介峰等土匪武装,投靠日本侵略军。1939年下半年,日伪政权在全县设立三个清乡队,委任田敬堂为清乡队长,武装发展到1000余人。同年伪县政府成立县警备队,田又被委任为大队副(大队长由伪县长兼任),率100人驻县城,配备长短枪100枝,其余800余人分布在各区据点。1941年田敬堂升为少校大队长,李光明为少校大队副,警备队发展到2000余人,大队部下设:传达处、军需处、宣传班、书记室、军事训练班。辖11个中队和1个骑兵队。每中队3个小队,每小队3个班,每班10~13人。每中队设上尉中队长1人,中尉副队长兼1排排长1人,少尉排长2人,上士或下士书记1人,准尉事务长1人,传令兵1~2人。骑兵队设上尉队长1人,中尉副队长1人,下设3个小队,共50人左右。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济阳伪军头子白玉亭、高占亭、德平伪军头子张绍臣等率残部到商河城投奔田敬堂,田均收编,并宣布成立“第一战区山东挺进纵队司令部”,田敬堂自封少将司令,李光明、张绍臣、高占亭、白玉亭均为少校旅长。后被国民党第五战区济南绥靖区收编,组建“鲁北剿共司令部”,任命田敬堂与李光明、高冠儒为“鲁北剿共”正、副司令,王星垣为参谋长,张中义为军需主任。所属单位均派有国民党专门训练的监督人员1~2人。这时期商河城是反动武装在鲁北的大本营,有1万余人。武器装备有:迫击炮3门、重机枪3挺、轻机枪300余挺、步马枪10000余枝。9月这支敌伪武装被人民军队彻底消灭。
  第二章 驻军
  第一节 清军
  清代县内驻有清政府的绿营兵,称商河汛。先由德州营后为武定营统辖。有把总1员,马兵4名,步兵17名,在城内建有营房1座,有房屋40间。在东门外建有演武场,占地10亩(后改建到内城南门东侧),在斜庙镇(现属展家乡)设墩台,有官厅1座,营房3间,门楼、牌房各1座,战马4匹。县汛官由上属机构委派,1733~1909年,共任命17名汛官。
  第二节 民国军队
  1915年(民国4年)县内驻有省防军仁字营和马三营。1918~1921年,省防军第一营在县内驻防,一个连驻龙桑寺,其余两个连驻西关。1922年山东第七混成旅第一团第二营驻县内,五连驻城西南中店子(现属临邑县),第六连驻城东北小店子,营部与七、八连驻西关。1927年陆军一一六旅六〇五团曾在县内驻防。
  1928年10月22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第二混成旅所属的两个团,由旅长李树林带领来商河驻防,主要是索要给养和军饷,因供应不周常常发泄不满。于1929年2月21日兵变。1929年国民革命军十二军第四十九师辎重营来县城内驻防。1930年9月25日,国民革命军八十五旅由旅长李汉章率领到县内驻防。
  1937年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之部师长曹福林率二十九师1万余人驻防商河县。同年11月23日南撤。1938年山东省国民(流亡)政府的手枪旅驻在城北卞家楼一带。
  第三节 人民军队
  柳行驻军 1957年12月,北京部队某部驻防商河镇柳行村西南。于1977年6月奉命撤销。
  大岭农场驻军 1962年春,济南军区后勤部所属部队正式进驻大岭农场执行军农生产任务。设1个场部,直辖两个生产连。种植小麦、玉米、大豆和其他杂粮。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1973年农场交回商河县,部队全部撤出。
  郑路农场驻军 1961年10月,济南军区后勤部所属部队接管原商河农场郑路分场,执行军农生产任务。设1个场部和3个生产连。主要种植小麦、玉米和其他杂粮。1970年3月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山东生产建设兵团,郑路农场编为“山东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九团六营”。先后接受知识青年770名,其建制仍按部队编制,由现役军人实施领导,除完成生产任务外,还进行练兵习武。1975年2月,撤销兵团,农场移交地方,驻军全部撤出。
  县中队 1949年建县公安队,设队长、政治指导员,辖3个排。1955年7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商河县中队,隶属武装部领导。1968年7月至1974年12月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商河县中队,隶属武装部领导。1975年1月,改为武警中队,属县公安局领导。1982年12月,隶属德州地区武装警察支队和县公安局双重领导。1990年改为济南市武装警察支队领导。
  沙河林场驻军 1971年11月济南军区55518部队进驻沙河林场北部。
  附:日伪驻军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商河后,为统治压榨商河人民,镇压人民反抗,除调遣日本侵略军进驻外,还招降组织伪军到处设立据点、岗楼。1938年10月27日日本侵略军纳见部队1个中队100余人和伪军头子张福升率2个中队300余人,随伪县长李干城来商河成立伪政权,先后在杨庄铺、林桥、殷巷、银子王、沙河、黄屯、李集、龙桑寺、常庄、栾洼、斜庙、小街子、买虎站、孙庵(今属临邑)等29处设防,其中殷巷、杨庄铺、龙桑寺等处为重点设防,部署力量较强,有日本侵略军驻扎,企图扼住商河去济南、乐陵、惠民和解放区的咽喉。杨庄铺1939年秋后驻日本侵略军一个小队12人,警察所1处30余人,区公所16人。殷巷驻日本侵略军30余人,伪军1个中队200余人。其他每个据点日伪军少者30余人,多者200余人。1940年日本侵略军由石行部队100余人接替纳见部队,增设小常王村、赵美雨村、泉家村、李家村6处据点,沿临邑至惠民、商河至乐陵公路两侧,设岗楼23处,每个岗楼驻1个伪军班10余人。1941年改换为大岛司令所属200余人,县城驻40人,其余分驻各据点。1942年改换远腾部队90人驻防。1943年改换腾井部队,有30余人,直到日本侵略军投降。日伪军在全县先后建立35个据点。靠近解放区的黄屯、前后王、潘家、周家、安家等据点部分被人民武装消灭,其余慑于人民武装的威力,于1944~1945年撤于商河城内。
  第三章 兵役
  第一节 募兵制
  清代兵役制度为招募制。商河县设有招兵点,分长期募用和临时募用两种。招募之后分等级递补,从徒步战兵中选拔骑兵(马兵),从守兵中选拔战兵,从营兵子弟余丁(16岁以上)中选拔守兵,没有余丁再从民丁中招募。
  民国初,沿袭清制。招募方法一般是由军队或上级军事机构派员实施,地方给以协助。设点挂牌,招募兵士。1933年(民国22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兵役法》,改为征兵制,规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缓征”。因民众抵制征兵,县内曾实行“抽签摊派法”。应募者不需体检和审查,均可征集入伍,战时亦常抓壮丁强迫入伍。富裕之家若被抽丁,可出钱雇人顶替,故兵役多由贫苦百姓承担。
  第二节 志愿兵役制
  1939年5月,中共商河县委成立后,为动员人民抗日救国,建立人民武装,遂实行志愿兵役制度。大批有志青年志愿参军抗敌,先后为商河支队和商河县大队输入大批志愿兵。至1945年9月商河全县解放时,已有1100人志愿加入抗日队伍。解放战争时期全县有1万余人加入解放军行列,1950~1954年,全县有4000余名优秀儿女参军入伍。
  第三节 义务兵役制
  1955年7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公布施行。服役年限规定:陆、海、空军分别为3、4、5年。商河县596名青年应征入伍。从1967年改变服役年限,陆、海、空三军,分别改为2、3、4年。197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恢复1955年规定的服役年限。1978年国防部为加强和稳定部队建设,增强技术力量,规定服役满6年(后改为5年)的专业技术兵骨干,根据部队的需要和自愿,经师以上单位批准,由义务兵改为志愿兵。志愿兵需在部队服役12年以上。从此,实行义务与志愿相结合的兵役制。实行义务兵役制期间,县内广大青年积极报名应征入伍。每年报名应征的青年,达全县适龄青年的90%以上。1980~1985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报名青年有所减少,但仍能超过征集数量3倍以上。1985年后,报名数额又有回升。
  义务兵征集工作由县武装部组织实施,遵照《兵役法》精神和军分区具体指示和要求,对适龄青年进行严格的身体检查和政治审查。凡体检和政审合格者,根据定额,先由乡征兵领导小组择优初选,然后交县征兵领导小组审定。1979年前,征集新兵既重视个人表现,又重视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子女无重大贡献者一般不准入伍。1979年后注重个人表现,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已不再是入伍的重要条件。1955~1990年共有18102名青年应征入伍,其中飞行员12名,滑翔员2名,潜水员8名,女兵6名。
  第四节 预备兵役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商河县于1956年始进行预备役登记。预备役分一、二两类。军士和士兵服役期满后转为一类预备役,18~40岁的公民编为二类预备役。1957年9月根据中央军委预备役登记工作新规定,停止对第二类预备役登记工作。1958年因“大办民兵师”,预备役登记工作中断。1980年4月恢复预备役登记,对全县符合预备役条件的退伍军人进行登记。服预备役人员年龄为35周岁以下,第一类预备役人员年龄为28周岁以下,第二类预备役人员年龄为29~35周岁。年逾35岁退出预备役。每年结合复员退伍军人安置进行预备役统计。1984年6月,根据新《兵役法》规定,实行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制度。士兵预备役年龄18~35周岁。编入基干民兵的人员为第一类预备役,年龄在28周岁以下;编入普通民兵的人员为第二类预备役,年龄是29~35周岁。自1980年以来,共登记预备役人员31381名,其中技术兵16723名,普通兵14658名。
  第四章 战事
  第一节 捻军战于商河
  1864年(清同治三年)天京被清军攻陷,太平天国失败后,遵王赖文光联合捻军首领鲁王任化帮、梁王张宗禹(总愚),分东西两路军在山东和陕西活动。1868年初(清同治七年),以赖文光、任化帮为首的东捻军在苏鲁地区遭到失败。以张宗禹为首的西捻军这时从陕北渡河向东直抵保定,威胁清朝首都,以此来吸引敌军,解救东捻,但在各路清军围攻下未能奏效。西捻军折回豫北,后转入冀鲁边界地区,同年4月进攻商河县城,县令孙颂清募军护城。东关人王海清(道光年间武进士,开始任梧州守备,后升至左江提督,同治六年因眼疾回乡)和城北帽杨村石英魁、石秀魁(两石系堂兄弟,懂兵法、有武技、善骑射)应招率兵守城。捻军攻城不克,随转攻农村,与地方团练作战。先后在孔家圩子(现张坊乡孔王村)、徐炉坊、三官庙张、十里坞、王家市子、帽杨等村庄多次进行艰苦的战斗,双方死伤近万人。5月5日在进攻孔家圩子时,受到杨清洛、王清河的坚决抵抗,酣战半日,捻军死数百人,后攻破,双方又死亡近5000人。捻军在清军的封锁围困下,于七月撤走。
  第二节 义和团攻打教堂
  1899(清光绪二十五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爆发,义和团从反对外国教会和外国传教士开始,后来提出“灭洋人,杀赃官”的口号。商河境内有“义和拳”、“红灯照”、“蓝灯照、“金钟罩”等组织活动。县令李兆兰对此恐慌不安,组织廪生王心廉等人分赴各乡游说和恐吓,阻挠群众参加,但城西和城南的“义和团”仍蓬勃发展。1900年六月,义和团首领李元台率数百人并邀平原、禹城义和团约2000余人,将城西南小张庄包围,焚烧小张庄天主教堂,杀死教首张鹏龄全家和教徒108人。小张庄被攻破后,义和团又乘胜进攻刘家寨和其他天主教堂。山东巡抚袁世凯发布“禁止义和拳匪告示”,对“义和团”实行镇压。同年八月知县李兆兰率官军围剿“义和团”,将“义和团”主力追至临邑天齐庙,恶战后,“义和团”惨遭失败。
  第三节 抗击日伪军
  1937年11月日军侵占商河后,商河人民遭到巨大摧残。但商河人民不甘心当亡国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日伪军进行了不屈不挠和艰苦卓绝的斗争,八年抗战中,在县境内进行过大小战斗100余次,427名优秀儿女为国捐躯。歼敌4100余名,生俘日本侵略军军官2名、翻译官1名、伪团长1名、大队长2名、中小队长30余名,缴获步枪800余枝、短枪500余枝、驳壳枪20余枝、轻机枪10挺、子弹2万余发、手榴弹3000余枚、战马50余匹、自行车和大车各10余辆,还有大宗军用物资和其他物资。其重要战事如下:
  大吕家战斗 1939年10月24日,“挺纵”一部将商河黄孙庄之伪军自卫队全部歼灭,俘30人,缴获枪支30余枝。
  孙集战斗 孙唐臣(即孙老五)是商河东部的大土匪头子,作恶多端,曾被国民党刘景良部改编为五旅,旅部就设在其老家孙集。村外建有围墙、坚固的工事和岗楼。1939年冬,在八路军“挺纵”政治部主任符竹庭的指挥与协助下,商河支队副支队长陈怀治率100人担任主攻,晚9点钟,冲进围墙,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激战至黎明,迫使伪旅部官兵和警卫部队全部投降,旅长孙唐臣被俘后因伤重毙命。
  北绳家战斗 1940年1月,八路军主力一部夜袭北绳家伪据点,全歼伪自卫团60余人,生俘伪自卫团长陈秀峰以下20余人,缴获日式步枪46枝。
  王家寨战斗 1940年2月7日(古历腊月三十),八路军“挺纵”五团二营五、七两个连、商河县政府机关、商河支队和乐陵支队,驻进济阳县的陈罗二庄。获悉,将有一部分日军从村西公路通过。于是做好了伏击日军的准备。上午9时日军进入埋伏圈,经过激战,歼敌30余名,内有中佐1名,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20余枝。战斗持续到下午4点钟,趁敌援兵未到,安全转移。2月8日,部队转移到商惠两县交界处的王家寨村、黄盆窑村和沙窝翟家时,日军追踪而来。11日拂晓,日本侵略军又从济南、惠民、商河、济阳等地调集步骑兵1000余人,汽车30余辆,坦克5辆,在大炮和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包围了王家寨村和沙窝翟家。“挺纵”及其所属部队沉着应战,打退敌人10多次冲锋,凭借有利地形与日本侵略军展开巷战、交手战,激战8小时,乘夜幕突围撤出战斗。战斗中八路军伤亡200余人,毙伤日伪军320余人,缴获机枪4挺,日式步枪93枝,掷弹筒2个,刺刀和防毒面具等大宗胜利品。
  铁匠家战斗 1940年6月26日“挺纵”延安支队(由六支队八团三营组成,有400人,配有7挺机枪,1门迫击炮),夜袭城西南铁匠家据点,火烧炮楼,毙敌40余人,缴获步枪30余枝,驳壳枪6枝,战马14匹。
  王天弼村伏击战 1940年6月的一天,“挺枞”延安支队由营长杜步舟率领,配合商河抗日武装力量,采用诱敌深入伏击敌人的战术,将垛石桥据点的日本侵略军小队和济阳伪军头子“白老八”诱至大张家和王天弼村,经激战,将日本侵略军80余人全部击毙。驻济阳的日本侵略军长官认为是伪军头子“白老八”私通八路军,将其部下官兵全部枪杀。
  李家河沟战斗 1940年12月26日,八路军“挺纵”一部,攻击商河城南李家河沟据点,激战至次日中午,毙敌伪100余人,生俘翻译官1人,伪军100余人,缴获步枪146枝、驳壳枪2枝、掷弹筒3枝、子弹1万余发、炮弹300余发、手榴弹30余枚、战马10余匹、大车10余辆,另有指挥刀、军毯、大衣等大宗胜利品。
  徒骇河战斗 1941年3月初为打通冀鲁边区与清河区的联系,扩大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六旅政委周贯伍率领旅直机关、特务团、十六团二三营及三专署机关约2000余人,从阳信县进入商河县,驻城东南兴隆镇一带。适逢日伪军在这一带“扫荡”。为教训敌人,振奋民心,八路军在武集村构筑工事,准备战斗。日本侵略军纠集济南、德州、惠民、商河等地日伪军2万余人,汽车80余辆,各种炮20余门,对八路军分路合击。上午8时,战斗开始,经过一天激战,击毙敌人200余人。八路军伤亡80余人,因寡不敌众,于夜间冲出重围安全转移。
  李毛家战斗 1945年2月2日日本侵略军从济南出动“三角部队”(也称特别警备队,每人臂上配带一个红三角符号故称三角部队),化装成男女农民混入三边县境李毛家一带,企图偷袭抗日部队。三边县大队侦察有误,错误的判断为国民党军刘景良的抢粮队,只派出一个连迎击,在李毛家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激战,因双方力量悬殊太大,县大队遭受重大损失,牺牲70余人。县委书记赵元明(丁润生)、县大队副队长陈立民和一连连长季学文壮烈牺牲,损失机枪2挺、长短枪60余枝。
  第四节 解放商河城
  1945年8月日本侵略军宣布投降后,德平、济阳及商河境内的伪军头子率部麇集于商河城,被国民党第五战区济南绥靖区收编,组成以田敬堂为首的鲁北剿共司令部,约1万人,并配有较好的武器装备。在城区挖战壕、修碉堡,设有鹿寨、铁丝网、陷井、电网等防御工事,企图负隅顽抗,等待国民党中央军为其解围。
  当时商河城成为鲁北最大的反动堡垒,如能解放,整个渤海解放区即可连成一片。解放军可以南下胶济路,西抵津浦路,直逼济南市。因此解放商河势在必行。8月15日,渤海军区第二军分区部队与附近各县大队,分段负责从四周把商河城包围起来。军分区司令部设在县城南面。由渤海军区副政委周贯伍亲临指挥,二军分区政委曾旭清、司令员龙书金、副司令员赖金池具体指挥,商河县区部队担任城东防线。在包围商河城过程中,逐个拔除了商河城周围的一些碉堡,发动民兵和民工数万人,在城四周挖掘深2丈,宽1丈的封锁沟。由于敌人众多,备有充足的给养和筑有坚固的工事,对其围困25天后,于9月10日开始总攻。首先攻击豆腐店敌据点,由于开展政治攻势,9月12日敌被迫撤走城东柳行、城西于家山子两个外围据点。围城民兵挖第二道封锁沟,缩小包围圈。9月20日被围之敌抽调3个营的兵力,组成“奋勇队”,从四面突围,均未成功。当日杨国夫司令员率渤海区主力部队赶到,指挥部设在城东柳行村,杨国夫担任总指挥。9月24日清晨对敌东关城堡连续两天实行猛烈炮轰,敌坚固工事被彻底摧毁。敌人困兽犹斗、垂死挣扎,但顶不住人民军队的强大攻势。担任主攻的渤海军区19团,迅速占领东关城楼,大部队随之攻入城内,与敌展开激烈巷战,黄昏敌军全部溃败投降。
  此役全歼守敌1万余人。李光明等5个反动头子均被俘,并生俘日本侵略军顾问永井、木杉2人。缴获步、马枪7000余枝,驳壳枪1000余枝,重机枪3挺,轻机枪300余挺,迫击炮3门,人民解放军伤亡100余人。
  第五章 民兵
  第一节 组织
  商河县最早的民兵组织形式是“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始建于抗日战争初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活动于韩庙一带。1942年一部分村庄又组织“自卫队”,在此基础上,1944年各根据地又将16~25岁的青壮年组织起来成立“基干队”,其中16~22岁的青年组成“青年班”。青抗先、自卫队、基干队均是秘密活动。从1945年开始,基干队逐步公开活动。1946~1947年每10~15个村组成一个联防队,由联防主任统一指挥。1951年将18~25岁的青壮年组成基干民兵团,各区建民兵营,乡建民兵连,大村建民兵排,小村建民兵班。1953年全县11个区建立民兵营,有基干民兵16000人,普通民兵73800人,共89800人。1955年开始预备役训练和整顿民兵组织,至1957年全县40个乡镇,编41个民兵连、116个排、407个班。1958年成立民兵师,民兵分为野战民兵、基干民兵、普通民兵三种,共10个民兵团,辖116个营、953个连、2901个排,民兵总数155406人。1960年5月25日组建民兵野战师,设5个步兵团,1个坦克营(由县拖拉机站组成)。1961年缩编为6个营、906个连、2867个排、9621个班,共计129779人。1965年编为1个师,1个独立团,辖29个营、1017个连,有民兵117553人,其中基干民兵59751人。1974年民兵组织整顿,其种类分为基干民兵、武装基干民兵、普通民兵。全县建民兵师1个,每公社建1个民兵团,计23个(含县直)民兵团,有民兵143632人,其中基干民兵79349人。1980年取消武装基干民兵,分为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县建1个基干民兵团,辖23个(含县直)基干民兵营、991个民兵连,总数51200人,其中基干民兵8600人。同时恢复1966年取消的预备役制度,从基干民兵中选拔预备役人员837人。1985年冬,调整基干民兵人数,总数7935人,裁减的基干民兵转为普通民兵,团营建制不变。到1990年全县的民兵编制为:22个营、795个连,民兵总数58537人,其中基干民兵7020人,女民兵18人。
  第二节 训练
  战争年代,民兵的军事训练多利用战斗间隙进行,科目内容较为单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战争需要,利用早晚和农闲季节,组织民兵进行操枪、射击、刺杀、投弹、埋地雷等训练。
  新中国建立后,民兵军事训练走向正规化、制度化。本着小型、就地、分散和劳武结合原则,采取不脱产和临时脱产两种训练办法,即:民兵以连或排为单位进行不脱产训练,干部以集训方式进行临时脱产训练。1950~1957年,每年冬季组织民兵学习政治、业务,上早操和进行队列训练。1958年在“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时,实行大兵团作战。全县组织的农业和水利会战中均采用军事组织形式,集中食宿,利用空余或安排专门时间,进行军事训练。训练内容主要有射击、投弹、刺杀、爆破、格斗等。1964年组织“民兵大比武”,全县共选拔优秀选手和比武尖子10人,在参加省军区民兵比武时,县机械厂民兵刘德昌获重机枪200米夜间射击“优秀射手”称号。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全县多次组织民兵进行军事野营活动,突出了民兵打飞机、打坦克、打空降和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训练。另外还进行了平原游击战、地道战的研究和训练。
  1973~1980年,分别对民兵实行《三年(1973~1975)纲要》和《四年(1977~1980)纲要》训练。每次对民兵训练15~20天,年训练4000余人。全县共训练民兵32000余人,训练科目:单兵技术、利用地形地物、单兵动作、班以下战术动作和班排之间的协同。
  1980~1984年实行周期训练,即两年完成一个周期(30天)的训练科目。训练内容与《四年纲要》基本相同,所有基干民兵在周期内要完成30天的军政训练任务,两个周期共训练基干民兵7500余人。1985年由周期训练改为年度训练,由分散训练改为集中训练,由以步兵训练为主改为专业技术兵训练为主,全年训练民兵220人。1986年商河被列为贫困县,德州军分区减少了商河县民兵军事训练任务,改为民用技术训练。共训练2期,200余人。1989年县武装部建民兵训练大楼,装备齐全,1990年恢复民兵训练,共训练民兵446人。
  县内民兵除做好军事训练外,还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县、乡、村各级不定期培训民兵政治工作骨干,配齐政治工作干部。运用整顿、会议、训练各种机会,以电影、幻灯、广播、黑板报、报告会、夜校、青年民兵之家、文艺演出等形式,对民兵进行性质、宗旨、任务、形势、战备、政策、纪律、传统、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及共产主义理想教育。1962年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民兵工作要“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全县民兵开展创“三落实”先进单位和“四好民兵连”、“五好民兵”的活动。1963年深入开展了学习雷锋活动。1985年后在民兵中开展了带头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单位活动,号召民兵带头勤劳致富,改变村风、村貌,积极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贡献力量。
  第三节 武器装备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商河县民兵装备的主要武器是红缨枪、大刀、长矛、土枪、土炮、手榴弹、炸药及少量“湖北造”和“捷克式”的旧枪。50年代配有仿24式步枪、捷克式轻机枪、五三式冲锋枪、五三式重机枪;60年代装备有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六〇迫击炮、八二迫击炮、五六式冲锋枪;80年代增配八二无后座力炮、12.7高射机枪、六九式四〇火箭筒。1990年民兵装备有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六三式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八二无后座力炮、六〇迫击炮、八二迫击炮、12.7高射机枪、改五三式重机枪、五六式四〇火箭筒、六九式四〇火箭筒等武器。
  第四节 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商河县民兵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战 抗日战争时期,殷巷北部、韩庙、常庄一带民兵秘密开展武装斗争。五寨子、东杨家村的民兵,经常破坏敌人电话线和公路,骚扰敌人,使其不得安宁。1944年秋,日伪军300多人,对城西南一带扫荡,玉皇庙、安子庄一带民兵,在郭文斌带领下,对敌进行巧妙周旋和斗争,使敌摸不清虚实,恐慌而逃。1945年6月间,韩庙一带民兵3400余人,分三路伏击德平伪军曹五旅,激战两昼夜,活捉伪军200余人,击毙日本侵略军1名,缴获马步枪20余枝。民兵还经常配合县大队和区队,袭击日伪军的据点和岗楼。1945年9月全县数万民兵参加围攻和解放商河城的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各村民兵组成联防,积极参加打击土匪、还乡团,反奸防特,保卫土改,镇压地主恶霸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1946年夏,以玉皇庙、潘桥、钱庄铺、魏集4个区的村支书、农会主任为主,抽调300名民兵组成剿匪大队,下分3个中队,分三路查剿还乡团,经过10余天清剿,共俘虏和击毙匪特95人,缴获步枪70余枝。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全县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共参加了百余次战斗,支援革命战争,保卫新生政权。
  参军 抗日战争时期全县1000余名民兵参加八路军,1945年10月13日在庆祝商河解放的大会上,全县有2000多名青年民兵参军。1946年全县有2000余名青年民兵踊跃参军,组成商河团,开赴东北前线。1947年上半年全县3500余人参军。1949年有3775人参军,超计划935人。抗美援朝开始后,全县1500个民兵先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955~1990年有18000余民兵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支前 1947年3月,全县组织了2000多人,1000付担架的担架团,参加孟良崮战役。于10月份返回。1947年上半年,全县妇女给前线献鞋袜2万双。另有2000多名民工和7000辆次大车支援解放战争。
  1948年2月,组成支前担架团,由县长左栋周带队,支援解放淄博、周村战斗。同年9月与德平、杨忠县一起抽调6000人,组成民工团,支援济南战役。战役中,商河营五连190人自告奋勇参加抢救和转运伤员,其中80人参加火线抢救,救出伤员92名,转运伤员438名,行程1894公里,战后商河民工受到嘉奖,并授予五连“济南连”光荣称号。《渤海日报》刊登了其先进事迹。11月组成民工团支援淮海战役。
  1947~1948年,全县先后组织6次民工团,约15000人次,支援南麻、诸城、孟良崮、三虎山、青驼寺、潍县、临朐、济南、淮海等战役(斗)。涌现出“钢铁担架连”1个、“模范排”2个、“红旗班”2个,获华东支前委员会锦旗5面。1949年支援解放军渡江作战,全县出民工81482人,其中民兵8000人,出担架5646付,担架队11768人,大车8504辆,贡献生猪462头、羊220只、鸡225只、糕点411.5公斤、毛巾8499条。对支援解放战争作出巨大贡献。
  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民兵主要是搞好工农业生产,维护社会治安,担负重要建设任务和做好夏、秋收保卫等工作。50年代在组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活动中,民兵均发挥带头作用。60~70年代县内开展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在开挖商中河、商西河、商东河等巨大工程中,均用民兵的组织形式。还组织民兵团参加治理黄河、根治海河水系的多项水利工程。80年代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每年冬季,全县都要统一组织民兵进行2~3个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广大民兵还在根治商河“七十二洼”、建设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的活动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附:日伪军、还乡团罪行录
  日伪军的罪行 1937年10月3日,日本侵略军派飞机轰炸商河城,炸死群众10余人,炸毁大批房屋。11月27日侵占商河城,在盘踞商河的8年中,制造无数骇人听闻的惨案,惨杀抗日军民及无辜群众1226人。主要有:
  马集惨案:1938年冬,日本侵略军对城西南一带进行“扫荡”,他们闯进马集村。纵火烧掉民房133座,把手无寸铁的群众赶到庙前,当场枪杀80多名。
  孙集惨案:1939年10月15日拂晓,一股日伪军包围了孙集和车庙两村,将34名青年农民脱光上衣,捆绑起来,集中在一个大湾里,一一用刀刺死。
  火烧红庙村:1940年秋至1941年春,日本侵略军在商河县实行残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先后三次到抗日根据地——红庙村进行“扫荡”,烧毁民房285间,一位老年妇女被活活烧死,抗日村长李有三惨遭杀害。村民的财产被洗劫一空。全村老百姓被逼逃荒,多年后才重返家园。
  焚毁新徐村:1941年日伪军两次到新徐村(现属孙集乡,因毁后重建故名新徐村)“扫荡”,扒掉房屋550间,烧毁50间,砍伐树木2000余株,杀死群众3人,抢掠大量财物,致使全村老少流离失所。
  黄屯枪杀案:1942年黄屯据点的日伪军将樊屯村4人,韩家村12人,张北台村8人无辜逮捕,集中在黄屯一起枪杀。
  还乡团的罪行 1946年4、5月间,商河县逃往济南的伪军、地主恶霸、匪特,勾结国民党军队组成还乡团(也叫小组子)潜回商河县。先后有15伙,约600余人。疯狂地对革命干部、共产党员、翻身农民进行阶级报复,遭惨害的有162人。其中,杨楼村、王东村被王同佃匪伙用铡刀铡死10余人;后十亩田被还乡团杀死共产党员村干部11人;王素还村农会主任王秀董、民兵王金德被还乡团用刀砍死;白庙村农会副主任亓孝俭、农会会员陈德谦、村民刘万青、刘文福、刘文烂被还乡团勒死或活埋。

知识出处

商河县志

《商河县志》

出版者:济南出版社

本志下限止于1990年,实事求是地记述商河县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革。包括:建置、自然地理、人口、水利、农业、林业、工业商业、经济管理、财税金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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