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朱庆澜（1873.3.11—1941.1.3），字子桥（子樵），生于山东省历城县。祖籍浙江绍兴柯桥镇渔后村。其父朱锦堂，字星桥，少读书，太平天国时期游幕于山东，历聘各郡县主刑名，所至宽厚有仁声。其母董氏山东历城人。朱庆澜5岁丧父，恭承慈训，茹苦勤读。10岁时嫡母潘氏弃养，越5年又遭生母董氏之丧。“茕茕在疚，哀伤尽礼，家贫弃读，出为济南河工委员。按察使兼河工督办某与语奇之。某调奉天府尹，遂应调出关”，为朱庆澜在东北扬历20余春秋发轫之始。 朱庆澜调奉天后，在任上抚民宽而治军严，不辞劳怨，为长官所器重。1906年2月，擢升奉天乡镇巡警局总办，1909年4月，被调入川，任特给陆军副都统衔，料理军务。1912年3月，袁世凯任命朱为黑龙江省护军使兼民政长，又特命陆军中将。1916年7月6日，黎元洪发布总统令，任命朱为广东省省长。1917年7月25日，北京政府任命朱为广西省省长，朱未就。1923年3月1日，朱庆澜就任东北特别行政区长官职，励精图治，四境安谧，百业待兴。 1925年2月11日，朱庆澜辞去东北特别行政区长官兼东北铁路护路军总司令之职，从此脱离政治生涯，献身社会赈济事业，专心办理慈善拯救灾民，当局屡征其出山，却不屑一顾。 1927年，鲁豫旱灾，朱庆澜亲赴哈尔滨劝募赈粮，又联合平津慈善团体，募款180万元购粮散发，救活灾民数百万人。 陕西省自1926年连年旱灾，到1929年灾情惨重已达极点，92个县几乎无县不灾。其中关中地区尤为严重，颗粒未收者达十之八九。平民百姓饿死者250万人，逃荒者40万，至于流离失所、卖儿鬻女者不计其数。甘肃情况与陕西基本相同。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因忙于内战，虽有常设赈济机构，则徒有虚名，民间赈济团体力量有限，无济于事。这时朱庆澜以华北慈善团体联台会长名义从天津亲赴陕甘救灾。当其目睹了大面积灾区，嗷嗷待哺者众多，所带款项远不敷用时，立即返津募集大量捐款赈济灾区。 朱庆澜由陕返津后，就提出了“三元钱救活一条命”的口号，进行大规模的募捐活动，得到天津各界大力支持。当得知清逊帝溥仪对西北灾情比较关心时，遂到天津张园溥仪寓所，与其常礼相见，向溥仪劝募。溥仪对朱说：“‘三元钱救活一命’的口号，鲜明有力，很感动人。我现在得不到政府的补助，手中没有多少钱，救活1000条命就是了！”3天后，溥仪请人送来赈款3000元大洋。朱庆澜又亲赴东北劝募。第一次就募到两列车的赈粮，并亲自押车将赈粮完好无损运抵陕甘。粮车一到西安，安排好发放后，朱便率七八名工作人员赴咸阳，调查灾情，慰问灾民，所到之处，满目荒凉饿殍遍地，即便活着的，也不能言语。朱见状就让每个工作人员把带去的饮用水，滴入奄奄一息的灾民口中。又急令汽车司机把车箱的水吸出来给灾民喝。司机为难地说：“无水怎么开车？”朱说：“救人要紧，我们就是走着回去也不比灾民苦。”喝到水能说话的灾民连连称道：“甘露，甘露，今天遇到救命恩人了！”朱庆澜视察扶风、武功重灾区时，目睹很多灾民衣不蔽体，更有甚者，青年妇女竟裸露下身，见有人来赶紧钻进窑洞或什物堆中。朱见状赶紧脱下长衫，撕成碎条分送他们遮体，随行人员也纷纷仿行，但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后朱去天津，募集凑捐土兰布200件（每件50匹）送往西安，分给无衣少穿的灾民。 朱庆澜在西安主持救灾工作，出现过许多令人感动的事例。有位七旬老人将祖传金镯变卖后，将钱全部交出赈灾。还有一老妇人诉说其夫是穷秀才，教私塾为业，现已饿死，并取出其夫留下的一块贵重砚台和两串铜钱要朱收下为救灾之用。朱说：“两串钱是你的心愿，比捐千万元还宝贵，宝砚还是留给你外孙日后学习用吧。”有些官员也把个人积蓄、财物交给朱庆澜作赈灾之用。 陕甘受灾各县到处是无依无靠的儿童，虽经暂时收容，但仍越聚越多，为了妥善安置这些无家可归的幼童，朱庆澜于1929年冬至1930年初，先在扶风县设立灾童教养院，用赈款购买灾后无人耕种的土地，成立“怀幼农场”，供灾童半耕半读。后又在绛帐车站设立运粮站，建立“西安儿童教养院”，使灾童既可做工又可读书。对已成年男女，由院方协助择配。 朱庆澜为救济陕甘灾荒，两年多的时间仅在西安住有半年，余者均在各灾区奔走，监督放赈。陕甘赈灾共用捐款百万元以上，其中仅上海一地捐款就达43万1千元，经朱募集购粮达16万担，灾民受惠者近百万人。因此陕甘人民有口皆碑，视朱如救星。西北是冯玉祥的军防，冯对朱很是钦佩，极为谦恭。曾流着泪对朱说：“您老人家为了救国救民，不辞劳苦，生活又如此简陋，如果国家当局都象您这样就好了。”1929年，于右任返陕西省，在西安向朱庆澜表示感谢，他说：“陕西的子孙后代是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朱庆澜在西安赈灾的同时，对西安因战乱破坏和年久失修的寺院和塔林也进行了抢救修缮。 1931年春夏之交，长江水大涨。使湘、鄂、赣、皖、苏5省地区成为泽国。时朱庆澜任灾区工作主任，全权负责放赈工作。他往来灾区10多天，劳顿焦急，昼夜不得安眠，偶感风寒，高烧不退，陷入昏迷状态达两昼夜，后经医治，始脱危险。未等身体康复，就拟定救灾大纲，力主赈款必须全部用于救济灾民身上，并建议及早采取措施，将沿江各坝加固，防备江河水泛，不能春耕。在督促急赈的同时，朱积极主张用“以工代赈”的方法疏导积水，修筑道路，重建家园。为节省开支，将自己所住的一品香旅馆房间腾出来，做为全救会来往人员的招待所，自己搬到姻亲家去住。 由于朱庆澜主持陕甘救灾成绩卓著，深得海内外人士的信任，因而在此次救济水灾之际函电交驰，汇来很多捐款，委托朱个人办理义赈。陶行知先生曾两次派人到朱的下榻处面见朱庆澜捐款数10元。曼谷华侨总商会汇款10万元义赈灾民。很多农民在十分困苦的情况下，仍为救灾解囊，感人至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陷，国势危殆。朱庆澜冒“救国”有罪的风险邀集各界爱国人士在上海开会集议，筹建抗日后援会，朱任会长．并致电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毛泽东和朱德等人，要集合群力，团结抗日。以后又为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和各地方部队筹集大量粮食、军械、服装、医药及钱款。 1932年1月28日，日寇进攻上海闸北区，国民党十九路军在蔡廷锴等领导下，奋起反抗，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援。朱庆澜积极组织支援活动，并被聘为国难会议会员。 1933年3月，长城抗战中，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取得喜峰口大捷。朱领导的后援会连夜派员劳军，并给予物资接济，二十九军官兵受到极大鼓舞。当冯玉祥、吉鸿昌组建的“抗日同盟救国军”北上抗日之际，朱庆澜派人从捐款中提出10万银元送交，并将运送银元的大卡车多辆，一并留冯使用。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反蒋抗日，朱庆澜对它给予了尽心竭力的援助，帮助购置一批武器，筹措了10万元经费一并送去，并通过秘密电台经常保持联系。 朱庆澜爱国赤诚，积极支援各地抗日组织开展各种抗日活动。时刻不忘东北父老兄弟姐妹之苦，每逢9月18日，朱整日不进饮食，用以鞭策自己不忘国耻，表示抗日到底的决心。他的全家也半日不举烟火，对子女进行国难教育。 1938年冬，朱庆澜任改组的全国赈济委员会常委，主持第五救济区有关战区的救济及运送安置各地逃亡来内地的难民工作。机关设在西安市，朱住在灾童教养院内。时朱庆澜为组织难民生产自救，组建运输队，设立农垦区，发小额无息贷款，鼓励难民做小本生意等，还成立难童学校，修建绛帐厂房，安置青年工作，修缮寺庙，解决义勇军烈士家属的生活困难等救灾救助活动。 朱庆澜爱国爱民，辛苦备至，自奉甚俭，常年操劳，终至积劳成疾，经常咯血，又抱病筹商赈政计划，病情逐渐加重，遂于1940年11月下旬留临潼养病。1941年元旦后，由秘书接回西安。朱觉身体不适，除带病处理公务外，应命为友人留下墨宝，为子女书写四扇屏，言语中流露出难以亲睹抗战胜利的憾意。并嘱如有不测，愿埋骨于终南山下。1月13日，晨起入厕，净手后，盘腿静坐于炕上，于上午8时溘然长逝，终年68岁。 朱庆澜稳健笃实，虽为大官，但廉洁自持，赋性淡泊，常将自己所得之俸禄散之部下。救济贫困，无所吝惜，行动之为平民，无官僚派头。其生致力于社会事业，不治家产。其做官，办政事，当慈善家，办赈济，完全以利他人为出发点，确令今人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