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刘奎官（1894－1965），字春霖，艺名小奎官，济南历城人，成长于梨园世家，父刘长清唱京剧武生，兼演武二花脸。在河南开封塔班唱戏（荣生班），幼小的刘奎官就与母亲、姐姐去开封他父亲身边居住。此时他认河南著名京剧演员王寿臣为义父，因王寿臣是个难得的多面手，生、旦、净、末、丑无一不能，无一不精，使刘奎官从小得到艺术熏陶。他白天从父练功，晚上去戏园看戏，并渐渐喜欢上花脸行当。戏班的演员画脸时，他看得最入神，演员们见他这么着迷，于是也给他画上花脸，他竟高兴地连蹦带跳，回家后吃饭、睡觉都不舍得洗掉，父亲见到这情景暗自高兴，遂下决心请先生教他花脸戏。此先后拜著名武生、文武老生葛文玉、铜锤和架子花脸张仲福、铜锤花脸梁俊甫、架子花脸范宝亭、红生王鸿寿等为老师。他经如此众多名师的指点，可谓获益匪浅，使他在红、武生、武净和架子花脸等功夫上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八岁那年他就登台演戏，先是唱娃娃生。九岁时第一次正式唱花脸戏，唱的是《锁玉龙》中的《斩雄信》一折，他扮单雄信。初次登台竟博得观众的好评，这成功的第一步，更使他下决心在这条艺术道路上走下去。他有一股奋发向上拼搏进取的劲头。1922年冬在上海更新午台，他曾参加过当时上海伶界会戏，演的是《过五关》，由王鸿寿、夏月润、刘奎官、赵如泉、林树森五人合演关羽，按分工每人过一关，刘奎官过第三关，待最后杀秦琪一场后，五个关羽、五个马童同时上台，满台红脸大刀，来一个集体收场。当时上海名伶中有着众多的红生，但对刘奎官的铎芒初露，还是赢得了普遍的赞许。在这之前先后唱红全国的有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赵如泉、林树森、赵君玉、白玉昆和刘奎官因同庚（肖马），被人们赞誉为京剧的“八骏马”。 在他的艺术生涯中，始终坚持练功，从不懈怠。这要归功于他的父亲刘长清先生，刘先生是硬里子活的武生，武二花脸都能唱。而且都是经过名师的，练就一身少林武艺。他对刘奎官要求特别严。不管严寒酷暑，每天晨起练功。其中尤以练腿为主，每次都是他父亲亲自教练，刘奎官按要求坐在墙根下，臀部靠墙，两腿水平向外分开伸直，然后用竹片分别捆在腿上，使腿不能弯曲，父亲坐在对面，两脚分蹬其膝关节内侧，慢慢地将他斜伸的两腿角度加大；每次练这种功，都使他汗流浃背，痛疼难忍。这种功是武术功，名叫撕腿，别人曾劝长清先生说：这种功京剧界一般是不练的，可刘先生坚持要儿子练，而且一练就是半年。刘奎官经过半年地苦练，两腿分开能呈一字形。但他父亲又进一步给他耗腿：先是用一根起眉棍在他后面，然后将两腿向上绕至棍子上面，用脚跟别住棍子，这样就只有尾椎部着地了，这痛苦的滋味可想而知，当时尽管是在严冬，可练这功时他却大汗淋漓，痛的死去活来。而刘长清先生却视而不见，照常饮茶，饮完茶后，将刘奎官连棍带人提起颤动，大约十分钟才将儿子放下，这时小奎官已疼痛麻木得不能动了。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练，在经历过极大痛苦后，练就了撕腿、耗腿、踢腿、擎腿、勒腿等腿功。经过这一先苦后甜地磨练，他终于在腰、腿和刀枪把子等基本功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他以后的演出中显露出了扎实的功底，为同行们所称道。 刘奎官在练眼方面也很下功夫，不少人认为净角一画上脸谱，身份、个性就一目了然，表情不重要了。刘奎官认为这是个误解，花脸同样不允许“死脸子”，同样要注意脸上的戏，特别是眼上的戏。在他从师张仲福先生时，师傅是用“弹眼”的方法教他练眼；先在他面前放一盆冷水，再叫他把眼睛睁大，然后用手沾水向眼珠上弹，慢慢练得不再眨眼，目的是把眼练硬，这样可以在台上真枪真刀打斗时，尽管刀光剑影刺眼，而眼都可以不眨。刘奎官眼睛特大而且有神，占了生理条件上的便宜，但练起来却要比别人多吃些苦头。后来师傅在晚上点燃一支香，站在黑处左右，上下摆动，叫刘奎官在头不动的情况下，眼随香火动，这样练习涮眼和转眼。他自己仍不满足，在正式任角后，继续借助镜子练瞪眼，转眼（单转、双转）、涮眼（慢涮、快涮）、凝眼、醉眼等技巧，经过不同方法又不断地苦练，终于使他在眼技上日臻纯熟。 刘奎官还注意博采众长，在净角的基本技巧“哇呀”上狠下功夫练，按张仲福老师指点：对着镜子，张开嘴，看着舌头伸缩形态的变化，然后发“啊”的音。一起“哇呀”，要松劲，不憋气，托起颤动的舌头发中音；二起“哇呀”，稍起气，用力；三起“哇呀”，用底气去催，结合脑后音，用背弓劲打出一种波浪似的波浪音……。如此经常不断地苦练，在他关羽戏中，他“哇呀”一声，真有惊天动地，泣鬼神之感。 刘奎官具备了武净“一眼二腿三哇呀”的基本功，又有高技巧的动作，这对唱好关羽戏是至关重要的。他的关羽戏早年在上海得过王鸿寿的指点，在济南得过北派红生王福连的教授，但更多的是博采众家之长，结合自己的条件，进行琢磨、实践，走出自己的路子。我国京剧剧目中关羽戏计有《桃园结义》、《斩华雄》、《斩车胃》、《屯土山》、《斩颜良》、《诛文丑》、《战汝南》、《过五关》、《战夏侯》、《收周仓》、《古城会》、《收关平》、《汉津口》、《临江会》、《华容道》、《战长沙》、《单刀会》、《水淹七军》、《走麦城》等廿八出之多，刘奎官演过廿五出，其中尤以《古城会》、《单刀会》、《水淹七军》、《走麦城》最为拿手。他的关羽戏很快在北京、上海、西安、成都等地唱红。徐慕云在1928年所著《梨园影事》中所列武净人才，仅列出钱金福、范宝亭、刘奎官等十人。这足以证明刘奎官早已是南北驰名的武净了。他在从艺之年对关羽戏的贡献确实是很大的，在所有演关羽戏的前辈艺人中可谓独树一帜，得到广大观众的赞扬。 刘奎官还有一个很可贵的长处：即学习同行的独到之处，又勇于革新创造，师古而不泥古，守成法而不拘于成法。他的关羽戏，很有武将气质，兼具儒将风度，他不是将关羽演成神，而是演成活生生的人，戏中同是一个关羽，但由于所处具体环境不同，时间地点不同，每个时期的思想感情亦各有异。如他在《斩颜良》、《单刀会》、《水淹七军》、《古城会》及《走麦城》、《玉泉山》就塑造了不同形象的关羽，给观众以极深刻的印象。这固然与他的天赋（身材魁梧、面部方长、眼有神采）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他善于学习观察，他常读《三国演义》琢磨人物性格，见关帝庙就看关羽塑像，又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如他善于勾画脸谱，这对塑造不同时期，不同心情的关羽是十分重要的；他在唱腔上也有独到之处，即吸收各派之长，又有自己的东西。 他不仅关羽戏演唱得好，还塑造了一系列的艺术形象，如《通天犀》、《白水滩》中的徐世美，《芦花荡》中的张飞，《醉韦》中的典韦，《状元印》中的项羽，这些人物虽面目不同，性格各异，他都能恰到好处地表演出来，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凡是看过他戏的都知道，他项羽不流泪，泪水在眼眶里转而不出。他演的关羽不是微闭着眼，而是睁着眼的，这也是独有的。 刘奎官有着高尚的艺德和敬业的精神。1949年12月9日，云南宣布和平解放，他毅然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留在昆明。1950年1月，春明大戏院以共和京剧团的名义，首先复业演出，当时他是该团的主要演员，积极参加演出活动。这在当时起到了满足观众需要，维持剧团存在的主要作用。后来经过民主改革，他担任了劳动人民京剧团团长。1960年云南京剧院建立，他担任了院长。但仍有时参加演出，大家都知道院长的这一特点：上了装不再坐下，问他为什么？他说怕坏了戏装，他在帮助别人时，曾卖掉自己的戏装，家中房屋狭小，却从不向上伸手，来了客人住不下，他就和夫人廖丽湧打地铺，把床让给客人，对自己的孩子很严励，象严师。对学戏的弟子十分耐心，关心备至犹如慈父。 1952年末，56岁的刘奎官带着他整理并主演的《通天犀》，赴京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会间毛泽东同志和他亲切握手，问他年龄多大了，他说：“我是属马的”，毛泽东风趣地说：“你属马我也属马，我们都是同年，互相共勉啊！”在他演完《通天犀》后，周总理上台和他亲切握手，并称赞他说：“‘酒楼’一场，第一次喝酒是满的，喝了14口；第二次先来个‘龙戏水’，喝了7口。你这个尺寸掌握得很好。”1959年再次进京演出时，演出团被总理邀至中南海作客，并在怀仁堂演出一场折子戏，其中有刘奎官的《通天犀》。这时他已是60多岁的人了，身体又不好，演出时青面虎徐世英在罗圈椅上的坐椅、卧椅、推椅、飞椅、跨椅、带椅等身段动作和技巧照走；在酒楼痛饮时“龙戏水”照做；眺望法场时在桌子上的“朝天蹬”照搬。演出结束后，总理上台接见演职员。交谈中总理称赞刘奎官演得传神，对艺术严肃认真。并告诫演出团领导说：“你们要爱护老艺人啊！刘奎官同志年纪大了，你们不要再让他上台演出，让他多带徒弟吧。” 刘奎官晚年不顾年老多病，致力于培养下一代新人，在云南他收了邢海亭、李松涛、李春仁、杨勇斌、张占元、朱正平、王玉柱等。在1959年进京时，还收了梅兰芳京剧团、中国戏曲学校、天津河北梆子小百花等剧团的十一名徒弟。1963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奎官京剧脸谱集》一书，1982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刘奎官舞台艺术》一书。 1965年10月15日刘奎官在春城昆明病逝，人民失去了一位表演艺术家，京剧界失去了一位老前辈，生活在他周围的人则更觉得是失去了一位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