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韩烽老师生于1925年，卒于1975年,山东泰安人，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分会会员。195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来郯城工作后，先后在马头一中、郯城三中任教,1970年调入县文化馆从事美术创作工作。他为郯城的美术教育事业、美术创作、普及工作做了很大贡献。从街头矗立的巨幅“主席像”、鼓舞人心、振奋斗志的宣传画，各种类型、各种政治内容的展览，到大批判专栏，宣传橱窗，各类会议的宣传标语；从县城到乡村，到处都有他的笔迹。他只要工作需要，水彩画、中国画、连环画、宣传画，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漫画、雕塑、木刻、插图无不涉猎。他对书法的各种书体，乃至美术字，刻板漏印无不精通。他的作品何止万计，十万计，可是他身后却没能留下多少作品，但他那高尚的人格，认真、勤恳的工作态度；渊博的学识及对同事，对学生的谦和，在人们心中永不泯灭，使他所热爱，所从事的美术事业薪火相传。
  五十年代初期，韩烽老师在郯城是唯一接受过大学正规美术教育的、艺术素养全面的青年教师。他兴趣广泛、朝气蓬勃，喜欢篮球、排球，爱好吹打弹拉等音乐活动，象一个文化使者，在基层、在学校、在学生中间传播着艺术的种子，影响、带动了一大批人。早在五、六十年代，他就将郯城的学生培养、输送到浙江美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等高等艺术学府深造，他的学生现在很多都是教授、副教授。他的子女在他的影响下，也都传承他的衣钵，有的在本县从事美术宣传工作，有的在高等艺术院校任教授、研究生导师。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讲是个“教书匠”。调到县文化馆，也是个极普通的美术干部。1975年，他病逝时“文革”还未结束，极左路线还在扭曲着人性，没有吹鼓手，没有哀乐，只有几个年幼的子女领着他的灵柩。但灵柩的后边，却是自发的送葬队伍及一条长长的花圈长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些平淡的日子，却显示着他的不平凡。许多机关、学校、农村在悼念他，同事、好友、学生在悼念他，这是一首无声的颂歌；他的棺木悄悄埋在郯城的土地上，但在人们心目中却矗立着无形的丰碑。
  我认识韩烽老师是在1965年秋，暑假开学之后。当时在马头一中的高中部搬到了郯城三中。我做为郯城三中刚升入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并不了解这些变故，只是懵懵懂懂看到校园里多了许多人高马大的“大学生”。后来学校成立“课外美术活动小组”,班主任就推荐了我。韩老师就是“美术小组”的任课老师和直接组织、倡导者。我当时刚十四岁，人长的矮小，生的老实，看到韩老师高高的个子，背微躬，瘦削的脸上尽管老是有笑容，但我心里老是很害怕。美术小组活动、上课就在操场东侧的艺体教研组，两间房子中还有体育、音乐老师在里面办公。美术组活动是每天下午课后，别的同学都在操场活动，而我们十几个学生则静悄悄集合在一起开始上课。美术组好多人都是随韩老师从马头一中高中部来的学生，是我眼中的“大人”，其中有几个正准备考大学的学生。韩老师讲的第一课由于我过于紧张，又坐在远处角落，加上操场上同学的嘈杂声，我几乎没听见，因此也没有太多的印象，但是从此开始了从未见过的写生、速写训练。同学们围在一起，互相画，韩老师只要有时间，就随大家一起画，或者在室内踱来踱去。我很小的时候喜欢“小画书”（连环画），喜欢照着上面的人物乱画，由于我有临摹连环画的基本功，写生时的抓型能力经常受到韩老师的表扬，胆也越来越大。正是在老师的鼓励下，我的绘画兴趣愈来愈浓，与美术结下了不解之缘，美术成了我的终生爱好、半生职业。
  1965年底，省里举办一个少年美术作品征稿活动，韩老师反复启发我们每人构思一幅画，要全凭自己想像。先是用铅笔画小稿，定题材，围绕着要表现的情节，韩老师还带我们去搜集素材。当时郯三中紧挨的古城墙栽满了桃树，老师带着我们去桃林写生，又到实验室写生化学实验器材。这次活动虽小，但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这种正规的创作方法、步骤奠定了我在以后的美术创作活动中的基本知识与能力。美术小组的活动持续了几个月，到文革开始便自动结束了。
  文革开始后学校成立了“漫画小组”，可能是韩老师的推荐，我被吸收进去。组内整个气氛比较沉闷，韩老师脸上已少有笑容，同室的其他老师也都板着脸，说话及进出的声音都很小。由于漫画组大多都是老师，再加上当时的政治气氛，我就更加拘谨，连气都不敢大声出。开始画的内容是揭发出来本校几位“黑帮”的历史及“罪行”，其形式是连环漫画、流水作业式。我和韩老师一组，先是韩老师用铅笔起完草稿，然后指导着我着颜色，基本是单线平涂。韩老师边示范边小声地教我怎样画，使我了解了颜色的调配及画面色彩的搭配，什么样的人物，穿什么服装，什么颜色。知道了人物脸部和衣物有凹凸、阴阳、表里之分。着完色后，再由韩老师勾墨线，统一定稿。几天以后，韩老师就让我根据批判材料的文字（角本）自己构思起草。大批判材料许多都是很抽象的，有许多事情是一个初中生根本不理解和不知道的，还得--请教韩老师。
  一天，我在着色整理漫画作品时，看到一个黑伞下面，掩藏几个“牛鬼蛇神”，一个人的身边明明写着“韩烽”二字，我大惊失色，偷偷看韩老师一眼，他仍在平静的做着手边的事情。现在想起来，韩老师由于出身问题，已经承受着沉重的思想压力，还不厌其烦、手把手教我这样一个笨孩子，这需要什么样的心境和耐力。正是有了这一段训练，我的创作能力、表现能力，尤其是想象力的发挥和表现手法的多样，成稿的速度、效率都引得老师和同行的赞许。年纪轻轻的我就在县里展露头角、小有名气了。可惜的是在那个年代，才华都用到了无限反复的政治运动中。我作为一个年轻学生，把一切都当作画来画。象韩老师一辈人，特别是象他那样的知识分子，是怎样的违心和痛苦。后来形势更乱，学校造反派战斗队越来越多,校长、书记都成了被批判、被画的对象，官办的漫画小组解了体。韩烽老师也被地区、县里调出搞展览。剩下几位老师研究怎样用"三合板”刻印“主席像”搞红海洋、语录台之类。没人再给我安排具体任务，我乐得回到同学中间，开会、喊口号，反正不上课是很高兴的。打牌、下军棋、下河洗澡、摸鱼逍遥起来,也就再也没有见过韩老师。1968年我被机械厂招工，当了学徒。有一天，厂里突然通知我到县里帮忙，我到县委小礼堂报到，原来是韩老师受命筹备“一打三反”展览。他是从大街上批判栏知道我的下落，并推荐了我，从此开始了与韩老师的长期接触，直到他去世。
  “一打三反”展览是县里组建了一个展览班子，已经筹备了很长时间。原班人马都是从教育、乡镇抽调的，有些人的绘画水平太差。为了把这次展览办成高规格的，县里才把韩老师调过来，进行突击加工。重新抽调的人员中间，韩老师既是老师，又是年长者，工作又负责任，实际上成了核心人物，成了头。韩老师就组织抽调的人员对原来的内容、版面、文字重新进行调整、更换。多年不见，这时韩老师已没有文革初期那种沉闷情绪，接触的多了，在他身上发现了更多的和蔼可亲、可敬之处。当时负责展览美术部分的，象季相玉、朱利和、李瑞东、徐敏生等都是20多岁，对韩老师都是执师生之礼。他在青年人中间有说有笑，同和他年龄相仿的刘春辉等人，也时时幽上一默，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展览的文字内容专门由文字组负责，多有揭露某人男女作风问题（这是国人臭人的方式）。一般的表现方法都是画男女搂抱在一起，或画在窗上投过男女相拥的黑影。记得韩老师画的则是垂下的蚊帐，床前摆着两双鞋，其中一只男鞋压在一只女鞋的上面。人物没有出现，“此时无人胜有人”其含蓄的表现手法，引起大家的称赞。有一次，韩老师画一个“坏”女人，老是画的不坏，正在改来改去，李瑞东嘻笑着在一旁说：“韩老师把人画的和你一样老实，怎么能坏起来呢?”于是他拿过笔来，将她的眼珠画的朝一侧斜视，画上的女人顿显的风流，大家都调笑道：“还是瑞东有生活！”。我们几个人画到兴致高时，还哼上几段样板戏。尽管任务很重，是突击性的，经常加夜班，在韩老师带动下，还是按时完成了任务。除了把展览馆全部布置完毕，还画了一部分漫画，到街头、集市巡回展出。这期间接触人多了，我了解了美术原来还有这么多画种，有众多流派，见识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韩老师指出：“你有临摹小人的基本功，又有扎实的写生速写能力，从事人物画有别人不可比拟的条件，但也不能光画小人，对山水、树木都要掌握，毛笔字也不能忽视。”他拿出一本碑拓字贴，让我临写，并鼓励说：“字无百日功，只要写就比不写强，先写写楷书，再写写隶书。” 可惜当时没能领会老师的教诲，碑帖拿回家放在枕边，“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直到今日，字也没练成。后来韩老师调到文化馆，又因工作关系抽调我随他一起参加了几次活动。
  当时推行的是“三结合”创作方法。《一部脱谷机》是我县青年农民作者的一篇小说，后改编为连环画《麦场风波》。美术创作任务由韩烽老师、八零三矿工人吕顺旗担任。我随韩、吕到农村搜集创作素材，画了大量的农村场景，劳动工具，车、马、牛、羊、树木、村舍等等，锻炼提高了我的写生能力，了解了一本书、一幅画的创作产生过程。一本连环画近200幅独立的画面，集中在文化馆画正稿，老是脱不开繁杂的零星任务和众多的来访者。领导就让韩老师与吕顺旗搬到八零三矿，住下来潜心搞好创作，不料一天夜里，因派性发生了械斗，连矿区的围墙也被推倒，紧急中矿长让韩老师赶快离开，避免受到牵连，发生危险。仓惶中韩老师只身一人连夜回到县城，衣物都丢到矿上。特别是损失了许多珍贵的美术资料让韩老师心痛不已，加上受到惊吓又深夜奔波几十里路，使他的身心都受到很大的伤害。一九七三年冬天领导安排到何围子生产队帮助画村史教育展览，当时天气非常寒冷，韩老师已是肝病缠身，他完全可以推辞也应该请假，可是他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每天早出晚归忙工作，早饭后骑自行车到何围子，照样深入农户、田间地头搜集素材。记得其中有反映村里地富分子破坏农田建设和鱼塘的内容，韩老师就带我到地头认真画了机井、水泵、抽水机、养鱼池等景物道具。年方二十的我，血气方刚,体会不到韩老师病弱之体，在田间跨水渠、迈田埂是特别吃力。中午饭在村里吃，生产队拿出上等菜，记得是和豆腐块一样大小、白花花的肥肉膘子一盆，韩老师根本吃不下，几乎没有动筷子。晚上，回家的路上，韩老师的身体已经疲惫不堪，走走停停，距家十里的路程走了近一个小时。我以极慢的速度缓缓前行，时而停下来等着韩老师，回头看到：寒风中，夕阳下，韩老师吃力的骑着自行车，一件灰色的呢子大衣，一条长长的围巾，仍顶不住晚风的侵袭，郯马路两旁高高的白杨树，在凛冽的寒风中颤抖着，偶尔飘零着几片枯黄的树叶，暮色中，有几只归巢的寒鸦在枝头掠过。残照中他那萎缩的身影，显得瘦弱无助，怎么也想象不到，眼前这样一位老人曾是一米八五的个子、学校教工篮球队的主力运动员。我心中突然涌起一种莫名的悲壮，眼睛不觉有些湿润。
  后来，全省在郯城召开“沼气现场会”,紧急抽调韩老师、李瑞东、朱利和、季相玉和我。除了布置会场，绘制幻灯外，重点布置招待所会议室、招待室等，韩老师不但要总体协调、布置、安排具体分工，自己还要绘制一幅大型山水画。别人都年轻力壮，分工之后大家都分头行动，会议室只剩下韩老师和我。当时宣纸只有四尺的，画大画要分几张拼接，没有毛毡，下面铺报纸。记得韩老师画的是一幅小青绿山水画，尺寸约在5平方米。小青绿画法更须反复勾勒、皴擦、点染，需要作者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夜深了白炽灯光下韩老师聚精会神地作画，整个会议室内只有他的抽烟声、喘息声，笔与纸的摩擦声，静的似乎听得到灯发光的声音。我只能帮助作些辅助工作，待作品完成后再帮助裱画上版、装饰定框。一时插不上手，忍不住哈欠连天，韩老师就让我先休息一会。开始我还硬撑着陪他，后来实在熬不住就睡在一旁。等我醒来，韩老师正坐在联椅上低垂着头休息，苍白的脸上充满精疲力竭的神色，旁边是刚刚完成的一幅秀丽的画作，地上满是烟蒂。我请韩老师抓紧去睡一会，他只是苦笑着摇摇头，抽了几口烟后又起身统篇调整，收拾画面，落款盖章。天亮了，人渐渐多了起来，又有许多想不到的未尽事宜安排下来。两天一夜下来，韩老师脚肿的连鞋都无法穿・。现场会如期召开了，韩老师却躺在了病床上。
  韩老师失去工作能力了，我仍按习惯到他家去，他有时躺在床上与我交谈几句，有时起身到书箱拿出《美术》《世界名画》等给我翻阅，或者给我纸笔、颜料到文化馆展览室临摹画。我当时不喜欢国画，热衷于水粉、油画，临过汤小铭的《女委员》，朱乃正的《新门巴》，董辰生的《红灯记》、《黄继光》等作品。有时我画的入了迷，忘记了时间，韩老师总是留下我吃饭，临的好，和原作神似的，有点滴进步，韩老师病弱的脸上总是露出笑容，给予肯定，不足之处给予指点，有时我流露出苦恼，韩老师耐心地给予启发、教诲，并常以他自己举例说：“画到一个阶段，总要面临一个台阶，越过这个陡坡，水平和境界就有一个提升和飞跃。”并多次鼓励我坚持下去，将来推荐我考浙江美术学院。
  后来我因厂里工作忙和个人事务多，很少再到韩老师家中，对韩老师的境况知之不多。可是，韩老师知道我要结婚了，亲自画了一幅山水中堂，裱好并配上隶书对联，临近喜期专程让师母连同一件绸子袄面送给我，连我喜房、大门的喜联，都是他亲自用红纸写好派人送来的。我叫他老师，是因为他的职业是老师，教过我美术课。我未向他行过拜师之礼，也从未送过礼，以我的才能，悟性远不够其学生这种资格。他对我这个美术爱好者无微不至的关怀，体现了一个专业美术工作者，甘做铺路石，甘为孺子牛的精神。
  据我所知，韩老师的入室弟子并不多，但是他的学生却很多很多，在实际工作中受到他精心指导、言传身教的美术工作者、爱好者数不胜数。即使他在家养病休息，许多从农村、工矿前来求教、看画的人也不少，他都硬撑起来，耐心热情接待，将自己的书法、美术资料借给他们，困难的还赠画赠笔。有的痴迷者简直象个神经病，坐在家中不走，韩老师还要强扶病体，搭上时间陪着，谈到吃饭时间还要招待。有些人借走的资料干脆就不送还了，韩老师从不计较。他脸上一直都是和蔼可亲，宽容宽厚的笑容，从没流露出丝毫的厌倦。
  在家中，韩老师是个慈父，对孩子从不打骂。即使有了过失，最多用一个“贼”字，算是责骂。他对子女的学习要求严格，经常检查他们的作业并指导他们进行美术基础训练。吕顺旗是山艺毕业，受过规范的基础训练，当时借调在文化馆。忙完任务之余，韩老师总是组织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画画素描、速写，也是一种互相学习。只要孩子在家，总是把孩子叫过来一起画，“感受感受”。潜移默化中使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艺术的感染与熏陶。他在病重期间仍指导小儿子菊声创作作品参加全省的一次展览，表现的题材是一个老干部在夜间查巡。当时菊声刚十四岁，为了帮助他画准人物动态，韩老师支撑着病体为他做模特，摆个手举罩子灯的动作让他写生，还为儿子刻了一方小图章，加盖在画面上。记得一年春节，他亲自为小女儿笑梅扎制一个很大的花鼓灯，并在灯上题诗作画，专门画了女儿最喜欢的梅花，题上女儿的名字。小笑梅爱不释手，等不到天黑就关上房门，点着灯笼四处乱照。红红的烛光照亮室内，孩子们欢笑嬉闹，感染了每个人。
  韩老师比较爱干净，最不能容忍苍蝇。而他在文化馆的宿舍与村民临墙，村民将厕所和粪池建在靠文化馆一侧，除冬天外其余时间苍蝇到处飞。当时又无纱门、纱窗，韩老师手中总拿着一个硕大的苍蝇拍，有时正说着话就突然站起来，去拍打苍蝇。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这种环境中酝酿、创作出来的。韩老师为了创作表现“沂水东调工程”的大幅国画，他多次到东调工程深入生活，画了大量的速写。为了表现“战天斗地、人山人海”的场面，作品中刻画了推车、拉车、挖土等等人物，形态各异，何止百千。在创作国画《喜看稻菽千重浪》时，为将伟人毛泽东与农民的形象刻画得更为准确、传神，反复修改，其创作态度严谨使我们这些年轻人为之动容。当时由于政治的需要，创作受表现内容的约束及表现形式的羁绊，多突出“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和“革命新生事物”，韩老师常流露出为自己不是学人物画的而遗憾。为弥补自己这方面的不足，适应工作需要，他不耻下问，常常向身边的年轻人学习请教。他常戴着花镜或手拿放大镜仔细研究印刷并不精良的宣传画册，以探求其中的技法。
  在我的印象当中，韩老师在工作上对组织服从、对领导尊重、对同事谦让，凡是安排的事从来没说过“不”。他住在文化馆一间半旧房里，不论公事私事，许多人找不到办公室，找不到领导，就都找到他的门上。是工作他都接受，即使在他病重期间，考虑到别人家远、有孩子、有家务，许多工作和烦杂的事务他都承担下来。韩老师不是党员，也不是领导干部，在那种特定环境下，在有些人眼中还有“问题”，但他那虚怀若谷的长者风度、宽厚的为人，他一生心血付管城的工作态度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直到今天仍是值得我们学习、推崇的。
  在我的心目中，韩老师既是一个严格的老师，又是一个和蔼的长者，一个可亲可敬的人。对于他的其他方面了解甚少，在他去世多年后我才知道，他是全临沂地区屈指可数的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分会的会员，是山东省著名画家、教育家、山东艺术学院院长于希宁先生的高徒。在山师学习期间是学校的高才生，曾任班长。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满腔热血来到沂蒙地区郯城县工作。他主攻山水画，青绿、浅绛无不擅长；花卉颇具吴昌硕、潘天寿等大家气度，对金石、书法也有很高的造诣。家属在农村教学，几个子女小时家累较重，为了不误工作，上班时都将孩子锁在家里，或将孩子放在堆了沙子的缸里。调到县文化馆后，更是一心一意扑在全县的美术工作中，他当时正值中年，上有年迈的二老，下有几个少不更事的子女，任劳任怨，忍辱负重，其苦其累，可想而知。但是由于我年轻，作为学生、同事对此一无所知，没能对老师有一点帮助或回报。每每想起，悔愧之情无以言表。早想写写韩烽老师，自己虽在他身边多年，但当时太年轻又不是善于用心用脑之人，加上文笔太差，怕一旦成文，有损韩老师的形象。而今自己也是年过五十之人了，事隔二、三十年，但老师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总觉得不向后人诉说老师的事情，难了自己的心愿，尽管所记这些只是几件平凡之事。张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