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书法、美术在文革中象所有的文艺形式一样已经少有艺术可言，它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被运用到了极至。“运动”提倡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主要载体是纸笔，至于后来动了拳头、棍棒，乃至枪炮，那是少数人背离了运动的“大方向”超越了“文斗”的范畴，自然不在此话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郯城爆发时，本人刚刚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由于参加过学校美术组的学习训练，有一定的绘画基础，被学校文革领导小组吸收到漫画小组，随之参加了各种“大批判”运动。我所接触的还都是“秀才造反”，主要是 “拿起笔杆做刀枪，口诛笔伐打黑帮”。在“要砸烂一个旧社会”的口号声中，一切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都是“封、资、修”的产物和糟粕，无知和狂热的人们砸文物，烧书籍，毁字画..，"大破大立”的作法是：靡靡之音必须消灭，但语录歌一定要唱响；古字画要烧毁但领袖像要画，大批判要搞，大字报要写，漫画要画。
  漫画与大字报
  “漫画”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是“一种有讽刺性或幽默性的绘画”，是“通过夸张、比喻、象征、寓意等手法，表现为幽默、诙谐的画面”。“文革”时已化为名副其实的“武器”，成了最具生命力的画种。这种“大字报式的”漫画铺天盖地、尖锐无比、所向披靡，可以使生者死去，使死者遗臭万年。矛头所指大到国家主席，小到村街的地主、富农，即便是群众之间的争执，都可以此为武器。其揭露的内容包括祖宗八代、家庭出身、海外关系、生活作风、历史现行，无所不能。已无丝毫的幽默、诙谐可言。运动是在揭批北京“三家村”黑店声中拉开序幕，接着就是揭露本校的“黑帮”。当时郯城三中的几位老教师一夜之间被揪了出来，揭发的内容使我们大吃一惊：和蔼可亲、笑容可掬的先生、学究，原来是埋藏很深的叛徒、特务、地主、资本家，转眼成了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在他们的家中居然抄出海外来信、洋文报刊、光屁股女人的画像..紧接着无休止的批斗开始了。有的老师读书笔记、诗抄被揭发、上纲为对党、对社会不满的证据，记得有“怅望西风报闷恩，蓼红苇白断肠时”被画成翘首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昨日黄土珑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成了个人生活腐朽作风败坏的铁证，某老师吃猪肉吐皮，某老师夏天穿裙子、冬天抹雪花膏，都做为资产阶级思想予以揭批，上了漫画大字报，成了人们饭前茶后的最好谈资。我作为一名十四岁的学生，只知道循规蹈矩地跟在师长后边做事，在别人起过稿的画面上涂颜色，根据编好的文字起草漫画，体会不到、观察不到许多老师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互相提防，小心翼翼的心境，也理解不了这些大字报、漫画对这些老师和他的家人的伤害。
  当时县城街道，主要集中在县政府至县委这条街，路两旁全部都是用粗席搭起来的大字报墙，供各组织、各派别的红卫兵在此大鸣大放。有的在大字报上注明“严禁覆盖，保留XXX”，有的干脆写上“永久保留”，其实根本没人听这一套的，本派别的还可互相照顾一下，不是一个观点的哪怕你刚刚贴上，笔墨未干，照盖不误。贴大字报的浆糊都是白面打的，来回贴层数多了，成了厚厚的面饼，猪都跑到大街上啃大字报。不过，这些免费的纸、笔和颜料，倒培养了一些美术骨干。现在细细想起来，仅就绘画手法，表现水平，当时郯城的漫画形式可分为三类：
  一是“连环漫画”。这一类漫画的作者，大都是经过专门学校训练的，大多出自文化艺术界的专业人员和学校的美术教师之手。尽管是“大批判”但仍流露出“学院派”严谨的造型、勾线、用笔、用色。画的有艺术性，在当时起到“指导示范”作用。
  二是“大字报漫画”。这一类作者大多是美术爱好者，有一定的绘画基础，与被批判对象没有个人恩怨，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此类漫画以文字为主，画面尽量避免人身攻击，占大批判专栏的多数。
  三是“谩骂式漫画”。这一类作者根本就不会画画，字写的又不好，心凶笔弱，画的不象画，内容也多不象话。好像出自在茅厕里画下流画的一类人之手，连生殖器官都表现的淋漓尽致，言词多粗鲁不堪，一旦贴出被众人所不齿。
  所有的漫画都配有解说词，可称为“图文并茂。有些“才子”就来了诗配画，读起来朗朗上口。例如以批露某人生活作风的诗句，象：“相当初，俺老万，XX市里名声显，跳舞厅，流情汗，夜晚住上婊子院”。俗一点的象：“黑咕隆咚天，二人正交欢，忽听一声响，光腚朝外窜。"还有更粗野的诗文，在今天属“扫黄打非”之列，不再列举。漫画随着文革运动在文革初期形成一个高潮，在以后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宋江”、“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直到粉碎“四人帮”漫画又形成一个小高潮。随着“文革”结束，这种大字报式的漫画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红海洋”与“伟人像”
  “文革”开始，为了大树特树“老人家”的绝对权威，在揭批刘、邓的同时，掀起了早请示、晚汇报、背语录、语言革命化的热潮。为了营造革命气氛，红宝书、红袖章、红旗帜、语录板等等，全部是红色的。凡是工矿、机关、学校、村街能用的墙壁上都刷上或喷上大红漆，用黄漆写上或印上“老人家”的话或语录。此外还要在最显眼的位置或砌高墙、或焊大型钢铁架，画上巨幅的主席像。在突出“老人家”的同时，而对刘、邓另一个司令部的安排，群众自然爱憎分明。紧接着在工厂、机关门前两个或几个草扎或泥塑的人形跪趴在地上，有雕塑能力的高手，还能把他们制成个人样，手艺差的干脆只整了几堆泥，写上刘、邓的名字。有的还塑上牛头马面，毒蛇乌龟也算是牛鬼蛇神一小撮。记得1969年，我的单位红旗机械厂，所有的墙面全部喷上红漆，地面连洒的红漆加铁锈到处红彤彤的。有一天我们工厂也想再塑几个泥人，找来了铸工及木工车间的高级师父，让我在纸上给画了样子，但师傅们刻制机械模型的手怎么也不能将泥整成人形，急得两手黄泥，满头大汗也没完成这个政治任务。后来听说，我的母校（三中）搞的好，我们几个去参观了一回。当时学校已经开始“复课闹革命”，重返学校发现不但校门口有泥人，连各个教室门前都塑了形态各异的刘、邓很象今天发达城市的群雕。我的一个同学很具有这方面的天资，在教室门旁弄了这么几尊，塑的形神兼备，造型准确，引得了同去的工人师傅啧啧称赞，我自愧不如，很长时间在工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文革期间印刷和绘制的“主席像”是无以计数的。京剧有八个样板，而美术只有一幅油画《去安源》,前几年拍卖会上拍出了天价。画“主席像”都是根据照片或印刷品打格子放大，但是有“问题”的人，画的技术再好是不允许插手这项神圣工作的。因为全县需要画像的地方太多，专职美术工作者远远不能满足“革命形式”的需求，许多业余画家应运而生。反正千篇一律，打格子放大、调好几种颜色涂上。当时厂里请来一个画伟人像的高手，我怀着敬畏的心情去拜望，一看原来是学校漫画组的同学，画技远不如我。和他交流心得很容易，有些颜色可以在墙上直接调和，他再三鼓励我画，我连连摇头。我是画漫画惯了，手练的不严谨，对此是退避三舍，从来不敢染指。文革中有一部分头脑很清醒的人，趁着别人打派仗，搞串联之机专门从事绘制“伟人像”，据说颇收入了一笔。看到别人拿钱眼热，也有一些人趁热下了海，一点美术常识都没有的也敢大显身手。当然这部分人专门深入基层，为贫下中农“服务”。画的有些走形，只要在“似与不似”之间总是有理由糊弄过去，将钱拿到手就走人。就有这么一位“画家”（姑且隐去大名）初入道时就栽了一个跟头。其实他是只能勉强画画结婚用的喜床板的水平，看到画伟人像生意好，就勇敢地加入这个行列，不久，在一个村为大队画了伟人像之后，贫下中农不但拒绝付款，还派民兵押着该“画家”在伟人像面前长跪不起，叩头请罪：“丑化了伟大领袖，罪该万死。”直到痛哭流涕，最后又请了高手来，重新画了一个“象”的，才算罢休。
  其实画伟人像时是很艰苦的，画位一般都在数米以上，有的达十多米之高，不光是在高架上摇摇晃晃，心惊胆颤，还要反反复复爬下来爬上去的观察、修改、夏天烈日，冬天寒风，是一项重体力的高空作业，有点收入也无可厚非。
  “三结合”美术创作活动
  文革期间的美术创作，特别强调“三突出”，即所谓“主题先行”，“红、光、亮”。一度流行的“三结合”创作队伍，是指由工人、农民、军人及专业知识分子参加共同组成的创作班子。各级“革命委员会”都把这一活动当做政治任务，逢重大展览，都要经过县、地区、省逐级选拔，通过预展或草图观摩的形式，发现好的题材，选定重点作品，进行重点加工。一般是工人、农民等基层业余美术作者拿出有生活气息、“革命气概”的作品样稿，之后请专业画家进行修改、提炼。1969年在临沂的最高指示展览馆（现为临沂艺术馆），举办了文革中第一次草图观摩会，我县组织了十几个重点作者前去参观，大家都是骑自行车去的，而且当天打个来回。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县里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深入农村体验生活创作活动，抽调了县文化馆、电影院及教育界的部分专业美术工作者，业余作者有八零三矿的顺旗同志和我，共十几个人。首先集中到了马头公社桑庄，在与社员一起劳动的过程中，发现并酝酿创作题材。有的构思了表现农民学唱样板戏；有试图表现田间地头学习语录、写语录板；我参加的这一组构思的内容是田间地头开展“大批判”的题材，几天下来基本形成了组画的形式。记得初到桑庄时，我们几位深入生活的“画家”在庄稼地头看到一伙社员围在一起召开学习讲用会。我们不注意会议的内容，只是在人群外走动，搜集素材或画速写，有条件的拍拍照片，有一个人静静坐在一旁，抽着旱烟袋，很入画。我们围上去，热情地请老人摆姿势，做模特，想把他的形象画下或拍下来。正弄得老头不知所措，旁边过来一个农民，悄悄告诉我们：“他是地主”声音虽然很小，但这句话就象在我们耳边响了一个炸雷，一个个大惊失色，拔腿四散，有的笑容还僵在脸上，有的嘴巴张的大大的，走了老远还没回过神来，真象遇到鬼一样。
  回县后我们集中在文化馆内开始画草稿，我和徐敏锦同志为一组，重点负责《田间批判会》这幅油画。画幅大约为2米左右,画了十几个群情激昂的贫下中农，在庄稼地围着开批判大会，男女老幼都有，表情动态各异，很有些王式廓《血衣》的气概。画面上需要刻画一个青年农民，因我是工人，身高体壮，又长得工农形象，决定由我来做模特。为了追求真实，我光着膀子站在太阳地里，摆着姿势让徐敏锦画了好几天，大家都说很象我。这件作品后来送到地区，但因政治气候不稳定，老是通不过，多次修改。问题的关键是批判的对象反反复复地改动，先是根据当时流行作法，画的是批刘、邓泥塑像，后改为稻草人挂黑牌，但上级已否定了这种做法。画村里的地富又不典型，改来改去，大家都不耐烦了，也失去了信心，最后在地头上画了一本“论修养”交稿了事。但是这么多人围着一本书怒目圆睁，让人看了不伦不类，很有些狐假虎威的味道。后来我又参加了几次类似的创作、合作活动，都没有桑庄这次慎重，不再赘述。当时县里美术界的领头人物是韩烽老师，擅山水、花卉、书法，可惜英年早逝,1976年病逝时才49岁；当时才华横溢的李瑞东老师擅长国画人物、连环画，摄影、无线电无师自通，后调山东经济报社也是英年早逝,1994年病故，只有五十一岁，刚刚任报社的社长；田学文老师擅长国画花卉、书法自成一体,1996年病故，也是五十多岁；八零三矿的吕顺旗兄，是山东艺校的高才生，擅长水粉、水彩、油画，七十年代调回老家青岛，失去联系。现在仍居留在郯城的，当时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都已退休，多数人仍笔耕不止，颇有建树。我当时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而今已是五十有三，每每想起这些师长，感慨万端，今逢政协约稿，成此拙文，请健在的师友正之。
  张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