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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临沂人爱将临沂称之为“古琅琊”。
  临沂称琅琊始于东汉。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子刘京为琅琊公，至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晋爵为王，从此始有琅琊国，但建都于莒而不在临沂。至东汉章帝建初五年（公元80年）刘京以琅琊的赣榆等五县易得东海郡的开阳、临沂二县，遂迁都开阳（即今临沂市境），从此始有琅琊之称。
  有关琅琊国的史料，《后汉书》、《晋书》载之甚详，但有关琅琊国的遗迹和文物却见之甚少。关于琅琊国的遗迹有史书可查而又有考古证明的只有“琅琊冢”一处古墓。因墓中出土了金镂玉衣，始知该墓系东汉刘京墓。至于琅琊王宫的故址问题，一向无考。只是在七十年代于今之市政府大院内地下，出土了一批带有“万岁” 铭文的瓦当，这是否就是王宫故址？还尚待考证。其他带有文字的实物，一直没有发现。
  1991年春，在今临沂市罗庄区的户台故址，由附近盛庄镇大白衣庄村民房朝阳，拾得铜印一方，当即将印交到了镇政府。镇政府非常重视这一文物的发现，很快报到市政府。经初步鉴定，该印是汉晋时代的官印，很有文物价值，现此印已交由市博物馆保管，并开始了对此印的考证工作。此印印文为篆书阴文，经考释为“琅琊典书令印”六字。印呈方形，上有鼻钮。印文的篆法与汉晋时代的风格相同，说明此印应是汉晋时代琅琊国的官印。但到底是汉或晋代之印呢？我们査阅了《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史书，以求佐证。《后汉书•卷三十七》中有一段文字：“每郡国各有典郡书佐一人”，很明显东汉时“典书”而不称“典书令”，看来此印不是汉代的故物。而《三国志》中亦无此官职记载。在《晋书•卷二十四》职官部分，有这样的记载：“王置……典书、典祠、典卫等官令”；“中朝制典书令在常侍下，侍郎上。及渡江则侍郎次常侍而典书令居三等下”。文中明确地说明了“典书令”这一官职始于西晋而且是王府的官员，至东晋时代依然存在。这就说明了临沂罗庄户台发现的这方铜印是西晋时代琅琊国的故物了。东晋时虽有琅琊王之封，但皆未能就国，而是在南方的侨郡，故其印不会落在临沂，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印文中的“琅琊”二字可以说是汉晋时代琅琊篆写的标准写法。它与近代楷书“琅琊”二字大不相同，却与金代的《琅琊集柳碑〉中楷书“琅琊”二字有着一定的渊源。
  此印的发现，不仅在临沂古地名考证方面有其重要的文物价值，而且对于研究汉晋以来文字、书法的演变，也提供了一定的史料佐证。附：
  （刘家骥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