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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民国初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农村土匪肆起。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变本加厉，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本文第一则说的是在民国3年城镇赤贫陈大官出于爱国正义，痛打日本洋人的事件，人们拍手称快，影响深远。第二则记述了民国12年县警备队捉拿消灭东南乡顽匪李连子的始末。这使东南乡群众短时解除了痛苦，过上几天好日子。第三则叙写了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县城日伪汉奸特务的罪恶活动及其应得的下场。这些汉奸特务横行城乡，作恶多端，罄竹难书。这里记叙了一个小小侧面，可见一斑。第四则揭出了县官潘洁民、警察局长薛观礼、汉奸韩文祥在抗战胜利后（1946年）大发国难财中狗咬狗的斗争，活画出了他们敲诈勒索的卑鄙手段。第五则是记抗战胜利后（1947年）安中学生与警察短兵相接，大闹警察局的经过，既表现了学生的正义、勇敢、毫无畏惧的斗争精神，又暴露了县官假仁假义，装模作样的真实面目。
  陈大官砸鬼子
  陈泽浦
  在旧社会里一般小城镇上都有几个社会地位低下的贫苦劳力，整日流浪街头，为人家干点零活，赚碗残羹剩饭吃，或赚几个钱，借以维生。在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十足的典型。
  民国初年，在安丘城关就出了不少这样的人物。他们几乎是众人皆知的，陈大官就是其中之一。
  陈大官，安丘城北关人，乳名大孩，家境赤贫，家里只有与弟弟（乳名二孩）两口人。大官从小耿直孝顺，其父母去世后，每逢过年过节，他都买香买纸，买吃的东西如包子、烧肉之类，摆在父母墓前虔诚祭奠，自己没钱时就向别人借钱。邻人念其孝心，求借时就答应他，日后有钱时他都还上。大家说他的行为如《状元谱》剧中的陈大官，虽乞讨为生也敬祖上坟拜墓，所以人们就叫起他“陈大官”来，他的真名反而无人知晓了。陈大官兄弟二人都是单身汉，从无妻室，家贫如洗。陈大官很胖壮，身高一米五、六。有钱时则大吃大喝，从不俭约。以卖力气为生，白天在汶河岸拉车、背河，夜间打更。冬天为了便于背河，就在汶河南岸筑沙堤挖沙窝避风寒。他经常当短工，有了钱谁花也可，有酒谁喝也行，傻乎乎的，什么都不在乎。有人随便吩咐他：“大官，给担几担水来！”“大官，快给劈劈这些木柴！”他总是快去完成，从来不推辞。他身材虽不高大，但有力气。他虽象癫魔，但谁的话也听，谁吩咐也干。他虽没有一点文化，但却爱国爱家，为国为家宁愿拚上命。
  民国以来，日本鬼子沿胶济铁路窜入山东内地。他们很多人常驻坊子，四处外出做买卖，当时的官府还要对这些人进行保护。日寇到处收买清钱、铜板、梧桐木等，赚中国人的钱，邻近各县的人们提到他们没有不咬牙切齿的。民国3年（1914年）冬天，那时大官20多岁。一天有几个日本鬼子由安丘城到河北去，叫陈大官背他们过河。陈大官从河南岸把他们一个个背到河北岸。一着地，他们把眼一瞪就往北走，大官连声喊：“留下钱，留下钱！”其中一个三棱眼一脸横里肉的家伙用半汉半日语言，恶狠狠地骂道：“混蛋，八格……谁欠你臭钱，背河，还要钱！”说罢，扬长而去。大官狠狠地看了他一眼，呸，向他背后吐一口唾沫，“妈的，滚你的……。”大官清清楚楚记住了那家伙的凶煞模样，气得一天没吃饭，一夜未合眼，心想，中国人绝不能受日本鬼子的气，总有一天我要与这狗杂种算账！
  说也巧，民国4年（1915年）春的一天，大官正在凉水中背河时，远远看到那个家伙与另外两个日本鬼子，都骑着驴从北而南过河向县城走去。大官立时向前要钱，他不理睬。大官怒上心头，暗下决心，我宁愿今天不背河也要到城里去与狗杂种算账！他们头前走，大官约着几个穷伴儿尾随跟，一步一趋，准备到城里旅馆时揍他个鳖爬。谁知那几个家伙走到北关南店里拴下驴子，三人谈笑自若地径自向城里县公署走去。穷兄弟们进不去了，咋办？大官吐口唾沫狠狠地说：“在大堂门口等他们出来！”“这次非彻底清账不可！”等呵，等呵，一小时，两小时……，三个鬼子终于出来了。那个三棱眼一脸横里肉的家伙走在最前头，到北关南店里牵着驴子就走，大官立即向前夺驴要钱，“三棱眼”顺手抽出顺刀子，向着大官的大腿里子就是一刀，霎时鲜血顺腿而下。大官暗示同伴们下手吧！北关街围观的群众也怒上心头，一齐上去想动手。这时店里掌柜怕惹出乱子，急忙向前小声说：“别在店里砸，等走出北阁子门时再动手。”“好！”大官点头同意。
  陈大官扛起从群众手中要过的棍棒走在头里，后边跟上的群众越来越多，紧紧跟着三个鬼子直到北阁子门外。他们急忙上驴，想快走出险地。大官跑向前去，挡住驴子，拦住那个凶狠的家伙，手举棍棒，先打驴子，驴子乱崩乱跳，鬼子躲躲闪闪，一下子被摔到地上。大官面对仇人大声怒喊：“混蛋，还我上次背河的钱！要不，休想回去！”那家伙战战兢兢结结巴巴地说：“谁欠你钱，怎么背河还要钱！”这时后边的群众伸拳捋袖嚒嚒喝喝：“鬼子不讲理”、“不还钱还用刀子穿人”、“打，打，不能饶他们”、“揍死这几个混蛋”。人越围越多，喊声越来越大，群起而攻，大官忍疼带头狠狠地砸了起来，这个一棍棒，那个一耳光，这里一拳头，那里又一脚。砸得鬼子满地乱滚，苦苦告饶，但谁也不理那一套。不多时，他们的眼镜被砸碎了，皮包也丢下了，三个都倒在了地上不哼不动。一个小伙子向前在一个嘴上试了试，喊：“还有气！”正在这时其中一个突然爬起向南跑去，人们不屑顾他。那个鬼子跑进北关，再次被人们痛打一顿，又倒在了地上，不久，他又爬起来直奔县公署而去。没隔多久，从大堂来了几个“警备队”，推推搡搡拥开人群。趴在地上的俩鬼子一个被两人架起来，一个被扶上小毛驴，连拖带拉，连滚带爬地躲进县衙。陈大官大腿虽然剧痛，但顿感扬眉吐气，解了心头之恨。
  事后，官府偷偷把三个鬼子送回了坊子。
  安丘城里、关外立即沸腾起来，男女老幼，街谈港议：“大官砸了鬼子！”“真痛快！”“大官好样的！”“叫他们再敢进安丘！”不论是老人的议论，还是儿童的呼喊，都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走鬼子，不受欺侮，还我河山，是人们的一致愿望。
  鬼子虽被送走，但他们怎能罢休。此后，他们经常组织一、二十人，肩扛红缨枪，长筒鸟枪或者土炮，来到安丘城示威，志在报复。他们威胁县长：“交出打入凶手，我们制裁！”声言要带走陈大官。在这风声正紧时，县公署派警“逮捕”了陈大官。县长章光铭一边认真应付来城的鬼子，一边想法藏匿陈大官。把陈大官化装成贵宾客客气气地在家里招待着，对日本鬼子说：“公民犯罪，我们一定重重处罚。”这样相持有半个多月，好歹把他们应付过去。鬼子走后，陈大官回家时，大家见他又白又胖，穿戴也阔气了许多。他又是夸耀又是自豪地对人们说：“县大老爷太太真好，客客气气，大鱼大肉地招待了我这些天！”
  从此，陈大官砸鬼子的事件就到处传开了。
  （本文是根据陈渐九老先生口述材料撰写的）
  捉拿土匪李连子始末
  陈泽浦
  民国以来，我国军阀互相攻伐，社会动荡不安，广大农村土匪蜂起。他们结伙到处抢砸、架票，弄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
  安丘东乡是土匪猖獗的地方。李连子就是在安丘东南乡做恶多端、影响较大的土匪头子。他手下的人不多，只不过二三十个，但个个凶猛机灵，武器精良，每人两支短枪，且枪法很准，老百姓都望而生畏，就是城里的官兵，对他们也无可奈何。平时官府号召剿匪，好像不是对这些“硬”土匪说的。县里的警备队出城剿匪时先打听这些家伙住在哪里。他们住哪里，剿匪部队就不到哪里。
  这些影响大、实力强的土匪团伙，虽不怕官兵，但从其结局着想，为了找条出路，也时常想到接受政府的招安。官府对这些很感头疼的“硬”土匪，硬剿不成也很想搞个关系招抚他们，以完成上级布置下来的剿匪任务。民国9年（1920年），官府曾经由曹功臣引进招安了东乡著名土匪郭八、梯子等一伙硬土匪。他们进城后备受欢迎，并得到许多优厚待遇，一时影响很大。当时李连子等从内心里羡慕这条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官府分析了李连子的心理状态，实施软硬兼施的手法，以招安为名，借机消灭他们。民国12年（1923年）夏天，经过一番工作之后，骗李连子到东关绅士曹竹民家进行“招安谈判”，县警备队则作好准备进行捕捉。李连子很狡猾，接到招安通知后先把他的小兄弟们埋伏在城外，他在深夜只身闯进曹府谈判。由于官府安排不仔细，李连子机警地觉察到情况不妙，即刻拔腿跳墙而逃。官府“捕捉计划”落空，只招来了满城风雨：“昨晚在东关设计捉拿李连子真是惊险热闹！”“差一点捉了活的！”口吻中流露出对官兵无能的嗤笑与蔑视。
  其后不短一段时间，李连子在东南乡继续作恶，控告信纷纷投到县府。上级剿匪的命令接二连三下达。县里当局者虽无能为力，可也得执行命令。民国12年（1923年）秋天，县警备队在队长刘剑秋的率领下，下乡剿匪，傍晚队伍走到金堆田野间，碰到一位拾粪的老人，说：“李连子今晚在金堆赵××家与他闺女睡觉。”剿匪部队一听，乐上心头，这可好了，打他个措手不及，捉个活的。于是他们找摸底细的人指明方向院落，不声不响地慢慢靠了上去。两人打肩越墙把几个勇士送进赵家院内，轻轻靠近了屋门、窗子。一切布置好后，指挥者一发暗号，勇士们冲进门去，马上站到了李连子与那个女人睡觉的炕前，一声“不准动”，赤身露体的李连子顿时明白过来，顺手向枕头底下摸枪。说时迟，那时快，“啪”的一声，一颗子弹穿进李连子的头盖，他即时不哼不动了，作恶多端的“硬”家伙就此交代了。第二天一早，把个破席盖着的光腚尸体用绳子煞在二把手车上，运进了城里。
  在这一夜里，剿匪部队早已派人飞奔县城向县长报喜。县长喜形于色，当即下通知组织各单位公职人员一早上街欢迎剿匪部队。这天早晨南关街上十分热闹，各单位的人们挑着旗子，吹着号，打着鼓，喊着口号，欢迎剿匪部队凯旋归来。8点多钟，队伍进入城区，战士们个个威武抖擞，精神焕发。他们前呼后拥押着二把手车上的光腚“肥猪”，缓缓而来。人们又是呼口号，又是鼓掌，热烈欢迎。合街上的人们清清楚楚看到了作恶多端、杀人砸古丁的顽匪李连子的下场，不约而同地说：为安丘百姓除了一害！
  这天下午，李连子的头颅就血淋淋地挂在南门洞子里，出出进进的那么多人，不论谁都狠狠地瞪他一眼。
  （本文是根据陈渐九老先生口述材料撰写的）
  汉奸特务落网记
  邢松文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入侵，国家民族危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爱国志士纷纷投入伟大的民族抗日战争，抛头颅洒热血，谱写着一首首可歌可泣的壮烈诗篇。可是也有部分丧失人性的败类，为了一时的荣华富贵，甘当汉奸卖国贼。他们狐假虎威，借日寇的屠刀残酷地糟践杀害中国人民。
  在日寇侵占安丘城期间，日军小队长麻田的翻译杜介甫（潍县人），就是一个认贼作父、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依仗麻田的势力，网罗当地土匪、地痞、流氓，成立了十余人的汉奸特务便衣队，到处搜集情报，制造是非，帮助麻田绑架刑讯杀害爱国志士和无辜群众，死心塌地的为日寇效劳。
  这帮汉奸特务队住在安丘城里钱粮街牛家的“顺和祥”铺子里，匪首刘子法带领众歹徒首先抢砸了他村（刘家庄）的富裕户，然后对窑洼、南韩家庄、闫家围子、河洽等村都依次进行劫掠。他们不仅经常敲诈、勒索、绑架无辜群众，更可恨的是白昼持枪闯入民宅，奸污良家妇女。
  安丘城附近的辛庄子村西李姓看林的，有女娇艳，十七、八岁，被这些汉奸特务知道后，持枪闯进他家进行轮奸，并威胁他全家说，如果把事情外传出去就把他全家杀净。姑娘创伤刚愈，他们就再次去发泄兽欲。就这样六、七个人每星期一次去进行轮奸。这姑娘被折磨得面黄肌瘦，全家人整日愁眉苦脸。
  事情被在国民党政府当兵的部分爱国青年知道后，个个义愤填膺，纷纷向县长请缨，要求除掉这伙衣冠禽兽。县长批准并从县府保安队内选拔了部分有战斗经验的老兵，有浙江人张文同、兖州人韩玉昆等十余人，另有新入伍的青年王维明等，组成二十余人的战斗团体。1942年夏、秋之交的一天下午，由我（当时任保安队长）带领，从县府驻地吴家院庄出发，先到关王庙乡公所住地开会研究对策。根据所了解的情况分析，认为特务队虽然人数少，却多是惯匪出身，枪法纯熟，如果明斗，恐怕不利，以潜伏智擒为妙。会后当天下午，保安队员各着便衣，腰中暗插短枪，蹬过汶河来到辛庄子。先到李家去询问匪徒们为非作歹的经过，开始那家人提心吊胆不敢做声，当觉察到来人是为他家报仇时，才哭哭啼啼述说了受害真相。大家听后个个摩拳擦掌，怒不可遏，决心消灭这些恶魔，为受害女子雪耻。
  当岗哨报告发现歹徒们骑车向辛庄子奔来时，保安队部分老兵潜藏在西围子门的两扇大门后，其他人员分头隐蔽，准备接应。6名歹徒都穿着便衣，骑着自行车，各带一长一短两支枪，绕道奔辛庄子西门而来。此时伏兵蜂拥而出，两人合抱一个，当场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个个懵懵懂懂，还没等他们醒觉就束手就缚了。只最后一人见事不妙，没到近前就马上掉转自行车一溜烟地逃回了安丘城。
  保安队当场缴获歹徒们的自行车5辆，长短枪各5支。为了防备县城内日寇、汉奸出兵追击，他们绑押着5名歹徒连夜绕道暂奔城东柳行村去。当天晚上在柳行村对歹徒们进行初步审讯。这些亡命之徒梦想以财换命，当场许诺金条、大烟（鸦片）、枪枝等物。要求先放回1人，等交来实物时再换回其余4人，可是被保安队严辞拒绝了。
  第二天，保安队员押着众歹徒绕道回到县府住地吴家院庄。群众听说后纷纷递呈子，一致要求处死这些仗势欺人的坏中之坏。经过审讯，歹徒情知无法抵赖，个个供认不讳。经呈请专署批准，就地处决首犯2人。执行处决前在院庄东的牛沐岭下掘了两个6尺多深的土坑，5名汉奸特务被绑赴刑场，先将为首的刘子法、刘三黄活埋了。另外3名罪犯本来是批准陪决的，因为对他们的罪行人人都恨之入骨，结果也被执行人员偷偷地枪毙了。
  薛观礼怒打韩文祥记实
  孙、宣甫
  1946年秋，占据在安丘县城的国民党县长潘洁民为了巩固其反动政权，兼饱私囊，巧立名目成立了“劳军捐款委员会”。潘洁民亲任主任，警察局长薛观礼任副主任，还有其他委员若干人。他们下令：“凡是城关的不论大小商号、日伪军政人员，只要在日寇占据安丘城的八年中，发了国难财的都要按指定数额向‘劳军捐款委员会’缴款。如逾期不缴者，一律逮捕！”因此警察局的大院里，天天有被抓进的“欠款户”。这些被抓进的人当中，有个叫韩文祥的。
  韩文祥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话要从头说起。抗战初期，日寇的铁蹄踏进了安丘城，这家伙认为升官发财的时机已到，便投靠了日寇，为敌人扩建伪“安丘县警备大队”出力。他自己先后任小队长、中队长等职。出门就骑着日本高头大马，挎着东洋刀，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日寇每次出发向山里“扫荡”，他都是开路先锋，倚仗日本鬼子的威势抢、砸、杀、烧，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安丘县不知有多少人民死在他的屠刀之下，不知有多少财产在他的炮火之下化为灰烬。他是安丘县的头号汉奸，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1945年（民国34年）秋，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县长李桂登从昌乐县率领军政大小官员进城接收了日伪县公署，整编了日伪军队。对这个罪魁祸首韩文祥不但没法办，反而封他为县保安团二营副营长，当时广大群众极为愤慨！潘洁民上任后这个副营长任期几个月即被勒令停职、备款，指定他缴法币300万元。薛观礼对他说：“限期三天缴齐，倘有违误，依法治罪。”韩文祥顿感事态严重，借备款之机逃之夭夭。潘洁民闻知韩文祥逃跑了，疑心薛观礼独吞了韩的贿赂，他贪婪、嫉妒的心思转为怨恨，向薛观礼大发脾气。当面将薛观礼辱骂一顿，说薛受贿，有意放走了韩文祥。
  薛观礼是利津县人，高等警官学校指纹科毕业。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捧着国民党山东省第八区专员张天佐的“圣旨”，来安丘县任警察局长，在县内干尽了坏事。他与韩文祥虽没狼狈为奸，却是一丘之貉，都是害民贼。他自己觉着硬棒棒的，这次受到潘洁民的责骂，恼羞成怒，要誓捉韩文祥。回局后他与青岛、潍县等警察局打了招呼，下令通缉韩文祥。
  1946（民国35年）农历八月底的一天，也就是韩逃走后不到一月的时间，薛观礼受责骂的委屈气还未消，一个身着国军服，头戴大顶帽，两肩扛着中尉军衔牌的军官来到警察局门前，在局门口站岗的警士还向他行了一个敬礼，不经传报，随着咯吱咯吱的皮鞋声闯进了局长室。“局长好？我来了。”韩说。薛观礼抬头一看，站在面前的是韩文祥，马上怒火冲天。“好，韩文祥！劳军捐款带来了吗？你真中，八年的汉奸摇身一变成了国军……。”“不，不，不，我在第八军十团团部当副官。正为了此事团长叫我来和你说说，给我免了，我有公事（那时称证明信为公事），请局长看。”说着正要从口袋里掏证明信。薛观礼说：“我不看你的公事，到院子里讲理去，走！走！”薛喝令：“前面长警班，过来十来个人！”他的卫兵迅速传令，立刻有警兵十余人跑来，在局长室的台阶下站了个半圆圈（笔者那时在警察局总务科任职员，看得清楚）。薛厉声喊道：“韩文祥跪下！”身着国军服的韩文祥，乖乖地双膝跪倒，薛观礼怒目而视，狂吼道：“给我把国军帽子摘了！把国军军服剥去！”立时有两名警兵向前先一手打掉了韩的帽子，接着剥去了他的上衣。薛怒眉嗔目指着韩文祥的秃脑袋说：“汉奸韩文祥，劳军捐款300万元拿不上，不割下你的头来，算是本局长瞎姓了薛。县长说我受了你的贿，放走了你，你说！你说我受了你多少贿？花了你多少钱？本局长在社会上混事二十余年，头一回吃这个涩柿子，遭这个诬！打！狠打！拿棍子来！”韩文祥吓慌了，忙说：“局长开恩！局长开恩！我给局长磕头，磕头！”一个秃脑袋像捣蒜一样，不住地磕起头来。警兵们将韩文祥按倒在地打下去，薛嫌打得不狠，“嘿！这叫什么打法？”顺手夺过半截红半截黑的军棍，向着韩文祥没头没脸地打起来。韩文祥的脸上手上顿时鲜血直流，大声呼喊“饶命，饶命……。”薛观礼气得脸像紫茄子一般：“狗×的，汉奸韩文祥，叫你先尝尝本局长的厉害！我马上去电话给八军十团团长，问问他，没有你这个八年的汉奸辅佐，他那个团长就干不成的话，就叫他用八抬大轿来请你！拿过大镣来，砸上！”韩文祥马上被带上刑具，由两名警察架着送进了拘留所的大木笼里。
  薛观礼余怒未消急忙去县政府向潘洁民报告这一情况。当经过局门口时，问：“谁在这里站岗？不经传报就把汉奸放进了局长室！你们干啥吃的！站岗的和传达室人员一律记大过一次！”
  韩文祥被关押十多天后，由他的族家人具保释放，回家备款。可是经过请客送礼取得了潘、薛的宽恕，只缴了部分款又溜走了。直到1949年青岛解放，这个大汉奸、杀人魔王，才落入人民的法网，被押解回安丘，判处死刑。
  安中学生与警察的一场搏斗
  孙宣甫
  自1945年冬至1948年春，国民党盘踞在安丘城，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警察局不定时的查户口，盘查行人，所谓清查“八路嫌疑”。特别是出进城门，更是麻烦，城关工、农、学、商广大居民，简直失去了活动的自由，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恨。学生都必须持有“学生证”，如果一时忘了携带，城门岗警就不许出入。为此他们之间发生过多次口角，矛盾日益加深。这是事件发生的远因。
  1947年（民国36年）农历三月的一天，联合国救济总署发来了一批救济物资，县府拨给中学一部分，警察局派警十余人前往中学弹压发放。学生拥挤，秩序紊乱，警察们前去制止，警长刘士英的帽子被学生打掉了，经老师们调解，才停止了争斗，警察们回局后，感到手执武器的人反被手无寸铁的学生把警帽打掉，是极大的耻辱，这个气吃不消，欺人的人反被人欺负，便叽叽咕咕订出了复仇的计策。
  第二天朝会完毕，由警长于声通等率警察十余人，闯入中学办公室。这时教师们正围在一起吃早饭，警察们一进屋便蛮横无理地喊叫：“快快快！叫学生把帽子还我们！”中学军事教官陈荆山说：“我们这里没见你们的帽子！”一个警察拿起放在粘粥盆里的大木勺子，“咣铛”一家伙，扣在了陈教官的头上，弄得鼻子脸上全成了粘粥的。其他警兵把饭桌一掀，盘碗碟子砸了个粉碎。有的老师说理，有的老师大骂：“看你们这群警察狗子，真待反了吗？学校重地……。”大闹一场后警察们回局，他们自以为是胜利而归，没要回帽子不要紧，可是出了一口窝囊气，哪里想到大祸还在后边呢！
  早饭后，学生们陆续到校，陈教官向同学们诉苦，详细地讲解了警察到办公室取闹的情景，学生们一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要去报复，有的老师一再劝阻也阻止不住，学校负责人王冠毅一看大势不好，忙打电话给县长周景玉，请他出面制止。这时整个校院沸腾了，学生干部娄国建整队出发，学生一千余人，排成四路纵队，急向城里警察局涌进，“打倒警察局”的口号响彻云霄。警察局闻讯后，出动30余名干警，各带枪支，拥出警察局大门，列开阵势，端着枪准备迎敌。
  正在一场更大的事件即将发生的紧急关头，周景玉率领他的卫队赶来。卫士们把盒子枪亮出来提在手里，一个个跑步前进，先喝退了警察兵，又迎回了学生队伍。随后周景玉在南关学校大礼堂讲了话，对学生大加批评，最后表态：坚决惩办警察局的肇事者。
  学生会散了以后，周景玉又到警察局集合全局人员训话，扬言要先枪毙上几个作示范。全局警长、警士一齐跪下求饶，才得赦免；当即撤去王襄臣代理局长职务；巡官王荆玉先撤职又押进监狱。学生与警察的一场搏斗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