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是一名日本妇女，在中国已度过了五十七个春秋，我的中国名字叫尚吉芳。我是怎样来到中国的，我及我的一家在中国是怎样生活的，这一切都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有关。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日本军国主义给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不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现把我及全家来中国后的遭遇讲述如下。
  我祖籍日本国长野县南佐久郡木相久保村，1931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日本名字叫“日宝女”。全家共十一口人：父母、三个姐姐、四个弟弟（最小的弟弟是来中国后出生的）、一个妹妹和我。来中国前，父亲给财主种地、烧木炭、干零活，大姐、二姐在工厂做工，家里的生活十分贫寒，粮食经常不够吃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强占中国的东北三省。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为了实现永久占领中国的目的，日本政府强迫、欺骗日本农民到中国的东北垦荒，说是到中国去就能过上好日子。
  1940年末，我们全家和一批日本贫苦农民家庭一起，从日本乘船（记得船仓共两层，人挤得满满的）经两天两夜到朝鲜，又转乘火车经一天一夜到达黑龙江省密山县。我们村一块来的有十几户。移民们被分到村里，和我家分在一个村里的有十几户。日本人把村里的中国农民赶出家门，让我们日本移民搬进去住，并把一些必需的牲口、农具分给每家每户，让我们垦荒种田。头两年是集体垦荒，以后是分田到户，实行单干。这时，日本移民的村庄修好了，取名沙安村，我们就从中国农民的房子里搬了出来，中国农民才搬回了自己的家。我们家分到三间房子，十二垧地（一垧合十五亩），其中六垧水田、六垧旱地。种出的水稻大部分上缴，供应日军，其余的归自己所有。当时，家里喂着两头牛、一匹马和鸡、猪等，生活还算过得去。还同周围几个移民村共同建了一所学校，让我们这些孩子去上学。记得学校里共有40多名学生。
  我们居住的沙安村同中国农民的村庄相邻，与中国农民的关系很好。记得我们家收割水稻时忙不过来，中国农民就主动来帮助我们，也不要报酬。农忙时，中国农民也时常到我们家来借牲口。逢年过节，中国农民将水饺、酒和饭菜等送来让我们吃，父母就拿出糖果等食品回赠给他们。总之，日本政府强迫我们来垦荒，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但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心是相通的，是友好的。就这样，我们在密山渡过了几年的移民生活，直到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前夕为止。其间，大姐、二姐相继与附近移民村的日本青年结了婚。
  1944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连打败仗，伤亡很大，兵员匮乏。1945年春，大姐、二姐的丈夫都被强征入伍，到前线打仗去了。苏联对日宣战前夕，六月的一天，日本政府看到大势已去，就通过广播，动员日本移民在两天内收拾一下，各自逃命。消息传开，各村的移民慌忙打点行装四散奔逃。临走前，父亲将房子、家具、一匹马、两头牛和农具等交给几户中国农民使用，讲明如果我们一家日后能回来，东西还是我们的。现在看来，那不过是个幻想。
  就这样，全村移民开始出逃了，有的坐车，有的步行，从此我们便成了难民。路上，时常遇到各村的日本难民。因大姐、二姐已出嫁外村，也来不及与她们联系，出逃时，我们一家共九口人。父母把两个大弟弟和一个妹妹放在一辆大车上，父母、三姐、两个小弟弟（一个七岁、一个四岁）和我六口人跟在车队后面。一天下午，当我们逃到黑台车站时，正遇苏军飞机轰炸，三姐被当场炸死。为了活命，全家还得继续跑。饿了，就到地里掰些玉米、茄子等充饥；渴了，就到河里、沟里舀点水喝。一路上，心里恐慌，再加上整天赶路，又吃不上饭，大人孩子有气无力。有一天，人们抢过一座独木桥，父母忍痛将走不动、带不了的亲骨肉——四岁的小弟弟扔进了河里。同时被扔到河里溺死的日本儿童有七、八个，病弱老人掉到河里俺死的也不少。那场面真是惨不忍睹。
  祸不单行。混乱中，在逃难车队上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与我们走散了，父亲万分焦急，母亲泪眼哭干。父亲去找他们，同行的人对父亲说，四处这么乱，你一个人去不安全，不如带上支枪防身用。父亲扛着枪去找弟弟、妹妹去了。父亲走后，母亲精神恍惚，但还得硬撑着往前走。这年9月，我们母子三人和难民一块逃到了牡丹江市。接着，苏军就把我们这些日本难民收容了起来，安置在一个原日本兵营附近的学校里，并规定只准我们在城内走动，不准出城。一天，我在城内转着玩，看见苏军正在给一队日本人讲话，其中一个人很像父亲。我叫了一声父亲的名字，那人猛地回过头来，仔细一看，果然是父亲。父女抱在一起，真是悲喜交加。原来，在找弟弟、妹妹的路上，父亲被苏军当成日本兵抓去并看管了20多天，经审查确认是日本难民后，就被押送到了牡丹江市，准备遣返日本国。我把我们的住处告诉了父亲后，就马上跑回家告诉母亲这一喜讯。等父亲被放，找到我们时，全家人哭成一团。母亲听说没有找到三个失散的孩子，精神失常，水米不进，不久就抑郁而死。
  10月，我们父子三人和日本难民一起被送往长春，住在市里的“公子学校”。经过几个月的颠沛流离和一连串的打击，父亲再也支持不住，病倒了。这时，听说有人在沈阳曾看到过我大姐和失散的弟弟、妹妹在一块，我告诉了父亲，父亲说：“等我的病好了，咱们就去沈阳找他们。”1946年元旦刚过，父亲的病还没好，又得了急性传染病——痢疾，不几天就撇下我们姐弟二人离开了人世。临终前，父亲嘱咐我无论如何要照顾好弟弟，将来姐弟二人也有个依靠。
  父亲死后，我和弟弟相依为命。因发给的食物不够吃，我就给人洗衣服、干零活换点饭填饱肚子。时值隆冬，气温达零下一二十度，睡觉没有铺盖，身上只有出逃时穿的单衣，连冻加饿，弟弟一病不起。看病没钱，只能靠我干零活换点饭吃。可是，不久我也得了疟疾，浑身时泠时热，没点力气，只能躺在屋里。为了活命，到了晚上，我就爬到门口把门外的积雪攥成团，再爬回屋里去喂弟弟。现在仍清楚地记得，弟弟的皮肉被冻破成疮，躺在炕上，肉皮、单衣和炕席粘在一起。后来，腚上烂成了茶碗口大小的一个洞。我一看，这样下去，二人的命都保不住，也顾不了父亲的临终嘱咐，只好将弟弟送给一市民收养，时间在1946年阴历二月，从此再无音讯。阴历三月初二，通过好心人的介绍，我嫁给了河南永城县来东北谋生的李冠杰。结婚时，我是被人用门板抬去的。
  婚后，经治疗，我的身体渐渐康复了。开始，我们靠开杂货铺为生，后来生意不行，丈夫就去拉三轮，我也到外面给人洗衣服、干零活换点钱，生活很困难。1947年4月，我们添了一个女儿后，日子更难熬了。
  后来，听说关内解放了，我们就决定回河南老家去。
  1948年7月，一家三口从长春向南走，一路走，一路要饭。走到公主岭车站时，一岁多的女儿病饿而死。到了天津，一位中国老大爷看我们可怜，给了我们10块钱，让我们买车票。到了德州，碰到一位学生打扮的人让我们搭他的大车，我们就来到了禹城的韩寨村。这时，我们饥饿劳累，身无分文。10月，辗转来到了禹城县冉庙村。正在绝望之际，多亏乡亲们送我们饭吃，给我们衣穿，才免于饥寒。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们住了下来，平时，丈夫给乡亲们帮工、干农活，我也给乡亲们磨面、洗衣服、看孩子，日子还算过得去。日子久了，丈夫越来越思念家乡。1950年春节前后，丈夫写了一封信和家里联系。不久就收到了回信，信中说，家乡已经解放，一切都好，只是家人都十分想念他，盼他早日回家。这时我才知道他家中已有了妻子。商量再三，我决定和他离婚，自己留下来，好使他早日与家人团圆。农历二月初二上午，我们办理了离婚手续，中午，我送他上了火车。他毕竟救过我一命，也作了几年的患难夫妻，临走前，我给他做了一身新棉衣，还准备了一床被子和30块钱让他带上。
  李冠杰走后，我又成了孤家寡人，心里难受极了。乡亲们都很同情我，爱护我，把我介绍给了本村农民尚吉顺。尚吉顺虽然长我十几岁，但我不嫌弃他。我多么想有个家啊！我嫁给了他，并随他姓，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尚吉芳。
  婚后，村里在生产、生活上关心照顾我，乡亲们也象亲姐妹一样待我，邻里关系十分融洽。
  当地政府和人民没有对我这个日本人冷眼相待。1952年春，村里推荐我到县里组织的接生培训班学习，把我培养成了一名人民的接生员。从事接生工作以来，自己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几十年来，方圆十几里，谁家有产妇生孩子，只要找到我，我总是随叫随到，第一个迎接小生命地到来。1961年发大水，我蹚着齐腰深的水去冯庄接生，结果落下了妇科病，后引发成子宫癌，1963年作了子宫切除手术。1962年夏季的一天，我一连接生了几个婴儿，最后到郭庄魏兆合家接生，我已是又困又乏。在回家的路上不慎掉进了河里，险些送了命。这些年来，我接生的婴儿数以千计，受到了乡亲们的好评。说心里话，我这样做，并不是要什么荣誉，只是想以此报答政府和人民对我这个日本妇女的深情厚意。
  由于婚后没有生育，1962年，我们收养了一个女儿，1970年又收养了一个儿子，供他们上学读书，并把他们抚养成人。丈夫尚吉顺因病于1977年去世。现在，女儿已经出嫁，儿子也已成家立业，并有了两个儿子，我们一家五口，生活幸福美满，日子越过越好。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一段往事。
  早在1954年，中日两国政府就在华日本人回国问题达成协议，当地政府动员我回国。当我心不甘、情不愿地到了济南，准备转车去青岛时，在报纸上看到了在华日本人可留去自由的话。这时，我想到了多年来乡亲们对我的关怀和帮助，越发觉得自己已和当地人民融在了一起，已离不开他们，更离不开养育我多年的这块土地。便回到了禹城冉庙村。我又想到，如果我回到阔别多年的日本，举目无亲，谁来接待我？而日本政府怎么会把我这个贫苦农民当人看？考虑再三，我决定留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我今年已六十七岁了。回想往事，如果不是日本侵略中国，我一家十一口人怎么会来到中国？怎么会死的死、散的散、唯一相依为命的弟弟还送了人？可是，和我们一家有相似遭遇的日本移民家庭又何止千万！这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多次相助，恐怕我早已不在人世了。中国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给了我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只有中国人民才有这样博大的胸怀！
  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愿中日两国和平相处，世世代代友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