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德州解放的前前后后
  张洪波
  1945年8月10日，日本帝国主义通电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请求战胜国受降，中国人民历尽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不顾全国人民渴望休养生息的意愿，从大后方下山，扑向硝烟尚未散尽的大地。就在日本侵略者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二天（即8月11日），蒋介石便发布命令，要求“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与此同时，却又要求坚持敌后抗战八年、赢得世界瞩目、此刻仍在与日伪军英勇搏斗的八路军官兵“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要求日伪军“各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拒绝向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缴戒投降。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国民党军委会参谋总长兼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又向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下令，要求驻华日军在国民党接收前向人民抗日武装“作有效之防卫”，对已被人民抗日武装收复的沦陷区“应由日军将其收回。”
  “人民得到的权力，决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27页）面对国民党反动派与日伪相勾结，企图独吞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的罪恶行径，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与之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向广大沦陷区内正在垂死挣扎的日伪军发起最后的一击。就在日本发出乞降照会的当天，中共中央即指示我军“向敌伪进行广泛地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朱德总司令也代表延安总部发布命令，要求我各地大军依照《波茨坦宣言》，就近收缴敌伪武装，坚决消灭敢于顽抗之敌。针对蒋介石无理要求我军“原地驻防待命”的要求，朱总司令又连续发出6道命令，向踞守在各交通要道的敌人展开积极进攻，迫使其无条件投降。
  8月上旬，我八路军山东军区依照延安总部的命令组成五路前线大军，向盘踞在山东境内铁路沿线及其他尚未被我军收复的大中城市里的日伪军发动反攻。其中渤海军区各部队组成第四前线指挥部，由军区司令员杨国夫任指挥（10月杨率师进军东北后，由继任的渤海军区司令员袁也烈指挥），对以济南为中心的胶济路西段和津浦路沧（州）济（南）段沿线之敌展开攻势，10余天便解放了除德州、平原等少数几处据点之外的广大地区。9月初，山东反攻前线总指挥、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求渤海军区部队先打小城市，肃清内地巩固后方，然后再相机攻打大城市。军区各部队按照指示精神，立即回师内地反复清剿，肃清了渤海区腹地全部残敌。10月份渤海军区调整战斗部署，重新向铁路沿线展开攻势。军区司令员袁也烈、政委景晓村、政治部主任周贯五率军区司政机关及军区直属部队向西疾进津浦前线，在二分区部队和冀南军区兄弟部队配合下，肃清了德州以南铁路沿线地区所有的敌伪据点。与此同时，渤海一分区部队也肃清了德州以北铁路线上的敌伪据点，彻底切断了德州与济南、沧州、天津之敌的联系，德州城成了一个孤岛。
  二
  德州（当时为德县一区），是连接津浦、石德两条铁路的枢纽，又是大运河北段著名的水陆码头，公路及县乡道路纵横交错，如蛛网一般通向四面八方，一向被称为“九达天衢”、“神京门户”，实属连接华东、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对此地极为重视，一直派有重兵把守。日本刚刚宣布投降，在恩县（今平原县恩城镇）一带活动的国民党德县县长崔德广便趁我军清剿内地残敌尚未到达德州之际抢先入城，与盘踞在这里的残伪董书斋、孟伯三、史存善之辈合流，“维持”起德州城的“治安”来。
  10月初，随着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由徐州进入山东受降，国民党鲁北专员刘麟绂也以“德县区复员工作督导团”团长身份，打着集中国民党政权流亡人员、推动复员督导工作以及“制止奸伪非法活动”的旗号来到德州。他的副手便是抗日战争中投降日寇、被收编为伪“山东保安五旅”旅长的大汉奸张光第。此人是投敌后在宁津、德平、临邑一带作恶多端、臭名昭著的大坏蛋，只因其及时投靠国民党有功，于是便被委以国民党“德县区复员工作督导团”副团长兼“山东保安十三旅”旅长的重任。10月底，被国民党收编为“华北先遣军”的原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辖下的“华北绥靖军”8000余人，在我前线反攻大军的沉重打击下，也由平原逃来德州，这股残伪武装的头目便是日伪时期任山东省省长的大汉奸杨毓珣。该部来德后又被改编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独立第一纵队”。在此前后，诸如宁津、恩县及河北省故城、景县等地的残伪武装，在我军迅雷般扫荡之下也纷纷由各地逃来德州。一时间，德州城内遍地司令，到处是兵，多达上万人。这些残兵败将麇集德州，直搅得德州城乌烟瘴气，天昏地暗。
  “双十协定”发表后，国民党急于打通津浦铁路，以便向华东、华北地区调兵遣将，德州城内盘踞着的上万名伪军自然便引起了他们的重视。然而此时城内身为德县县长的崔德广官小位卑，难于统率起这上万人马；刘麟绂虽然官位略高，但因是文官手无兵权，各路草头司令们也未必肯听他的话，所以比崔德广也强不到哪里去；张光第、杨毓珣两人虽然实力不小，但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底牌，推出哪一个来当头，另一个也未必服气，况且二人都是臭名远扬的大汉奸，眼下又都是在我军沉重打击下逃来德州的丧家狗，若推出他们来挑头和共产党八路军作对，大概国民党自己也会觉得底气不足；至于董书斋、史存善之流，实力太小根基又不正（都是汉奸），自立尚且勉强，当然更不足以出头挂帅了。因此，德州城内各路残伪人马虽多，却是一群乌合之众，根本不足以和我人民军队相抗衡。
  为了拢住德州城里的这群无头鸟兽，紧紧抓住德州这个楔在我华东、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之间的楔子，进而打通济南至沧州、天津的铁路交通，1946年1月，国民党徐州绥署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刚一上任，便把老牌的反共分子王继祥派来德州。此人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来一直跟随蒋介石鞍前马后奔走效劳，抗日战争中曾就职于胡宗南部下，后又被委任为国民党鲁北“剿共”司令，据说他还是蒋介石、陈诚、胡宗南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浙江同乡。于是王耀武便封他为国民党驻德指挥，统一收编德州城内的各部残伪武装。
  王继祥来到德州以后，首先把杨毓珣（已调回济南）手下的“独立第一纵队”这股最大的残伪武装抓在手里，将其改编为“第二绥靖区暂编独立第十三总队”。同时，还将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军囚禁于北京战俘营，被遣返回家途经德州的400余名国民党战俘强行扣留，编为“抗战脱难战士炮兵营”，以充做他的亲信卫队。稍后又对张光第、董书斋、史存善及其他各地逃来德州的残伪武装一一进行收容整编加强控制，使这群乌合之众成了有组织、有指挥的反动武装。
  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打通津浦铁路、扩大反革命内战的罪恶阴谋，我渤海军区指战员决心解放德州，彻底切断津浦线。1946年元旦过后，我渤海军区司令员袁也烈、军区政治部主任周贯五等率军区前线指挥机关及军区直属特务一团、二团等部队，由禹城挥师北上，来到德州城东南的土桥镇。稍后于1月7日完成了对德州城东、南、北三个方向的战役包围。为配合渤海军区行动，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也派出独立二团参加对德州城以西的战役包围。当时独立二团正在泊镇附近清剿铁路沿线的残敌，接到命令后部队迅速南下，连夜强行军80公里，赶奔德州运河西岸的五里庄一带布防。此外，渤海一、二分区的部队也分别部署于德州的北面和南面，监视着沧州、济南两方向之敌，整个德州城被包围得铁桶一般，城内残伪已成瓮中之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三
  1946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联合发表了《国共两党停止军事冲突之协议》（即《停战协定》），双方同时向各自所属部队下达命令，于1月13日开始生效。渤海军区接到上级命令后，批示各参战部队停止对德州城残伪的围攻，坚守原地待命监视敌人动静，并抓紧时间开展“百日大练兵”运动。
  1月底的一天，一架带有美国空军标志的军用运输机降落在德州城东北方罗庄附近的飞机场上，从飞机上下来几个人，乘上早就等在那里的吉普车，驶向城东南的美国教会医院（俗称东地医院，位于今德州二中处）。他们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派驻德州的第十五执行小组的成员，其中包括任执行小组主席的美国代表怀特中校、国民党代表刘金铭上校、中共临时代表宋绍德少校以及他们的随员。该小组此行的任务是“调处”德州区域内“国”共冲突，解决德州至沧州、至济南的交通问题。
  2月5日上午，包括三方代表在内的执行小组一行6人，由我渤海军区联络科科长符浩陪同，来到城东南的渤海军区司令部驻地土桥镇与我军举行会谈。对于执行小组的真正意图，渤海解放区广大军民是十分清楚的，但为了表达解放区人民渴望和平的真诚愿望，对执行小组的到来还是报以极大的热情。车队刚一到达，列队于大道两旁的秧歌队便敲响了震天的锣鼓。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我方袁也烈司令员、景晓村政委、周贯五主任等军区首长走上前去，对执行小组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宾主步入会议室后，稍事休息便开始了自由交谈。美蒋代表甘言美誉，意在摸清我方的底细，而我军诸位首长也是冷眼静观，注视着对方的动向。因此，这场交谈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十分欢快融洽，实则处处暗藏机锋，是大战的序幕，是交手前的火力侦察。
  果然，午宴后双方会谈一开始，执行小组美方代表怀特中校便表明来意，要求德州的国共双方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把加上“国军”头衔、盘踞在城里的残伪武装放在与我人民军队对等的地位上进行讨价还价。执行小组中的我方代表宋绍德少校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州城内现驻扎的全是伪军，应该迅速解散。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本地域内就不会再有军事冲突，交通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国民党代表刘金铭力图狡辩，我军景晓村政委当即予以驳斥。他以大量铁的事实充分地揭露了城内各路残伪武装的真实面目以及他们在抗日战争中为虎作伥、帮助日寇残害同胞的罪行。随后，袁也烈司令员也起身站到军用地图前，向执行小组各方代表介绍本地域内的各方态势以及城内残伪对德州人民犯下的新罪行，并就此机会表明了我军解除残伪武装，解救人民苦难的严正立场。
  美方代表怀特中校大约有点不耐烦了，只见他突然把眼一瞪，阴沉着脸伸出了三个指头道：“你们要惩处城里的国军？我断定你们三个月也奈何不了他们。”“尊敬的中校先生，你是为和平前来谈判呢，还是来向中国人民挑战呢？”袁司令脸上露出一丝微笑，稳步踱回谈判桌前，面对怀特也伸出三个指头：“请记住，如果我们用武力解散城内伪军，不需要三个月，三天就够了。”双方矛盾骤然激化，场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老奸巨滑的怀特，一见势头不好，马上换上一副笑脸，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把话题一转，大谈特谈美国人对八路军八年浴血抗敌丰功伟绩的钦佩，并提出要求，希望我军区首长能送给他一支缴获的日军手枪留作纪念，袁司令当即满足了他的要求。怀特连声致谢，会议到此结束，已是下午5点多了。
  就在会议室内唇枪舌剑激烈交锋的时候，院子里屋顶上挤满了来自德县各地的千余名请愿群众代表。会谈结束，各方代表刚出屋门就被这些风尘朴朴的请愿群众围了起来。他们把大批控诉城内伪军罪行的状子递到怀特手中，强烈要求解散城内的残伪武装，并要求他明确地表明态度，弄得怀特十分尴尬。此时天色已晚，军区景晓村政委便站出来为执行小组解围。他向大家保证八路军决不违背人民群众的意愿，一定解决好大家提出的问题。景政委最后号召：“拥护共产党八路军的人闪开一条路，让执行小组回去！”请愿群众这才闪开了一条路，让执行小组的各方代表上车回城。
  经过这场交锋，美蒋代表大伤脑筋，为了摆脱有可能再次出现的难堪局面，便抓住会谈地点这个问题大作文章，坚持要找一个所谓的“中立区”。刘金铭坚持说这是原则问题，怀特也帮腔说这是一个“面子”问题。既然事关“原则”和“面子”，自然得郑重其事。为了让美蒋代表下台，也为了使执行小组的工作不再横生枝节，能够顺利进行，我方表示让步，提议把会谈地点改在德州城东6公里处的刘家集（今宋官屯乡刘集村），美蒋代表表示同意。
  6日中午12时，我方代表、执行小组各方代表及城内所谓的国民党驻军代表潘光都按时到达会谈地点。会谈开始，首先由怀特中校致开场白，接着便是潘光发言。潘在一番自我吹嘘后话入正题，要求我军帮助解决城内“国军”及居民的粮食、柴草供应问题。潘光发言后，由执行小组美蒋代表分别讲话。接受了头一天会谈中的教训，今天刘金铭和怀特讲话的调门全都非常低。刘只是不咸不淡地为潘光帮了几句腔，而怀特也不象上一次会谈时那样放肆，极力做出不偏不倚的样子，自己不去表态，而是尽量让双方代表发言。景晓村政委代表我军在今天的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列举大量事实，揭露了城内伪军在国民党驻德指挥王继祥纵容指使下，违犯停战协定，出城抢掠烧杀、残害人民的罪行。景政委代表我方再次提出了解散城内伪军，交由当地人民政府处理；散发日军遗留粮草，救济城内难民，执行小组与驻城国共双方代表共同管制德州城，并负责解决城内粮草供应的三项建议。由于对昨天的交锋仍然心有余悸，同时也怕过于激烈的对抗会影响他们的长远打算，怀特和刘金铭对我方今天提出的建议尽管并不情愿，但也未置可否。
  此后几天内，各方又接连举行了两次会谈。会谈中，执行小组的美蒋代表时而支支吾吾躲躲闪闪，时而讨价还价纠缠不休。而我方代表则坚持原则，耐心地反复申明我们的立场观点。连续几天的会谈，在不断地交锋中，我方基本上摸清了执行小组中美蒋代表和城内国民党方面的真实意图，那就是借助执行小组来稳定人心，解除由于我军封锁而造成的城内伪军的供应困难，以固守待援等候时机，配合国民党的大举进攻。
  尽管美蒋代表绞尽脑汁耍出种种花招，在我方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经过反复的争议协商，终于在2月9日下午达成了《德县区域国共双方驻军临时协定》，协定包括如下要点：（一）双方绝对遵守停战命令：（二）双方同意互不将现驻扎军队移动；（三）人民有往来德县（此处指德州城）四周任何地点买卖与携带粮食及其他物资之自由；（四）绝对执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对德县之各项决定；（五）临时协定书有效期应俟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之训令到达时为止。下午4点，我方袁也烈司令员、国民党驻德指挥王继祥以及执行小组各方代表分别在协定上签字。
  至此，军调部第十五执行小组来德州的使命总算有了点眉目。签字后，在我军为执行小组各方代表举行的宴会上，怀特面露喜色谈笑风生，显得非常得意。他到处和人干怀，并一再宣扬这次协议是德州谈判各方在执行小组调停下达成的第一个协议，具有非凡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言外之意，这自然是非他主席先生莫属的一分功德。因此又是碰杯又是照相，一时间宴会厅内觥筹交错镁光闪闪，煞是热闹。
  主子既高了兴，奴才怎能不凑趣。德州城里来的这位王继祥中将大人，也暂时忘掉了眼下的处境，和着美国人的腔调吹了起来。在给美国代表唱喜歌的同时，他也不无自得地吹嘘起自己在黄埔军校以及后来追随蒋介石的“光荣”历史，炫耀他和蒋介石、陈诚等人的同乡关系。正在他得意忘形不知所已的时候，我方袁也烈司令员举起酒杯道：“老同学请举怀，为北伐时期的黄埔军校干杯！”王继祥做梦也没想到，这位衣着朴素、貌不惊人的土八路，竟是比他还早好几期的黄埔军校同学。袁司令在大革命时期曾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干事，细论起来还算是他的上级和师长呢。王继祥顿时额头上渗出汗水，众目睽睽之下，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十分尴尬。
  临时协定签字后，德州区域内的军事调停工作暂告一段落。此时，小组的中共临时代表宋绍德少校因另有任务被改派他处。经我有关方面批准和北平军调部同意，所遗职位由我渤海军区派员接任。由于特殊条件下斗争的需要，另外也正值我渤海军区为迎接“军队国家化”、根据上级指示在军内进行试评军衔工作，渤海军区联络科科长符浩便以八路军上校的身份，接任了军调部第十五执行小组中共代表一职。
  临时协定虽然签署了，但对德州城里的各部残伪武装却没有任何约束力。事实上，这些家伙们初来德州时慑于我军大反攻的威势，惶惶如丧家之犬还没大敢怎么动弹，而自国民党指挥王继祥进驻德州城后，他们有了撑腰打气的，反动本性便充分暴露出来，不断派武装出城到四郊骚扰抢掠，甚至派出便衣特务深入我解放区内地进行暗杀破坏。即使在停战协定生效以后，他们也未曾有片刻老实，就在2月5日执行小组与我军区首长会谈的当天，城内伪军还派出武装向城东我军驻地赵辛庄一带偷袭，将该庄及七里铺等村洗劫一空。执行小组来到德州后，在国民党的纵容指使下，再加上美蒋代表的偏袒庇护，残伪们越发有恃无恐，违约行为屡屡发生。由德州区域内国共双方最高当局及执行小组各方代表们共同签署的临时协定在他们眼里成了一纸空文，被他们罪恶的双手一把把撕得粉碎。
  3月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召开后，其反革命内战加紧进行，德州城内伪军的气焰也嚣张起来，违约行为迅速升级，由原来的小股武装在城区附近零星地搔扰，变成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远距离出袭。1月11日，董书斋部下30余人出城骚扰；2月22日，60余名伪特分子分别至距城几十里的王蛮店、前刘庄、孙家油房（均在今陵县境内）等地进行骚扰破坏，杀害无辜群众近20人；3月24日，张光第部80余人深入德平县境内（今临邑德平镇一带）进行破坏，杀害我干部群众9人，其中避雪店烈属孙洪文一家五口无一幸免；3月28日，城内伪特百余人到义渡口（今属陵县）一带抢掠群众财物。伪特们频繁出犯，除烧杀抢掠外，还到处疯狂地进行反共宣传，直搅得德州城四周人心慌慌，鸡犬不宁。由于国民党驻德官员和执行小组中美蒋代表的纵容默许，城内伪军的违约出犯事件愈演愈烈，直至刘家集事件达到顶峰。
  3月26日拂晓，城内伪军张光第部派出武装120余人出犯至城东50余公里的德平高庄、范庄一带烧杀抢掠，同时还向我驻地军民进攻，在我方反击下被迫逃回德州。30日拂晓，该股残伪回窜至德州城近郊时，又分两路向刘家集和簸箕刘的我军驻地进行突然袭击，并将我军用电话切断，企图消灭我上述两地驻军。时值我军早操，事情发生后我方战士首先向其喊话警告，但对方根本不予理会，继续开枪射击。我军无奈被迫自卫，俘虏伪军70余名，其余大部消灭。战斗进行时，城内伪军竟然炮击我军阵地，企图增援。此战由于我军突遭袭击，共伤亡排长以下官兵11名。
  惨案发生后，我解放区军民义愤填膺，纷纷到军区司令部驻地请愿，要求解散伪军，严惩首犯，并由国民党驻德当局负责赔偿受难群众损失。当天，我军区司令员袁也烈致函执行小组，强烈抗议城内伪军违犯停战令和双方临时协定，进犯解放区残害无辜群众、袭击我军阵地的严重罪行，并要求城内国民党方面抚恤我伤亡官兵及被害人民，赔偿我方一切损失，向我被袭击部队及被害人民道歉。德县各界人民代表也联名致电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控诉驻德的国民党官员纵容指使城内伪军犯下的血腥罪行。
  城内伪军违约进犯遭到毁灭性打击，被我人赃俱获，国民党方面完全陷于被动。铁证如山，无法抵赖。刘金铭哭笑不得，只得抱怨城内国民党指挥当局未能及时提交报告，并且以此做为拒绝表态、拖延时间的借口。
  其时，由于怀特中校飞赴北平军调部述职，本执行小组美方代表一职暂由驻泊镇的第18执行小组美方代表华纳中校代理。事件当天下午，由我方代表符浩提出，并经华纳中校同意，执行小组到刘家集进行实地调查。我刘家集驻军负责人和当地群众代表纷纷向执行小组强烈抗议城内伪军破坏停战协定、进犯我解放区的严重罪行。事实面前无法狡辩，刘金铭不得不电告尚在北平的怀特中校，请他尽快回来处理这一严重违约事件。我方代表符浩上校表示赞赏，并提议以执行小组三方代表的名义将事件真象上报北平军调部，但遭到刘金铭的无理拒绝。
  4月4日，怀特中校由北平返回德州。由于城内伪军伸向解放区的猪嘴被砸烂，尾巴被我们揪住，使得执行小组中的美蒋代表十分被动。我解放区广大军民无比义愤，局势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显然怀特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大概是怕我军据理乘势进攻德州，怀特一下飞机便立刻召集小组会议，并迅速与本区域内国共双方军队最高当局取得联系，决定当日下午到城东我军控制区内的赵辛庄会谈。
  会谈中，城内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潘光承认了伪军违约出犯的事实，但却故意模糊事情的性质，极力狡辩说这是士兵们“未请假擅自外出”，是一种“犯规行为”。当受害军民代表强烈要求追究肇事主犯的责任时，他竟厚颜无耻地说自己是“官贵不知”。潘光的无赖嘴脸激起了我受害军民代表的极大愤怒，会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怀特生怕引起更加激烈的冲突，于是赶忙出来打圆场，说他已注意到我方的要求，并建议有关各方进行实地调查，以进一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尽量缓和我方态度，以避免更大的被动，因此他提出，希望会谈后能直接同俘虏谈话。
  为了使怀特中校明白事实真象，我方同意了他的要求。会谈结束后，我军派人把刘家集事件中被俘的伪军小队长赵圣贤找来，了解情况。赵是德平四区赵家店人，为张光第部山东省直属保安团（即前山东省保安十三旅，现番号为王继祥来德后重新改编）辖下的九中队三小队队长。交谈中，赵圣贤把张光第早年出卖同僚投敌当汉奸、依仗日本鬼子势力残害百姓、抗日战争胜利后逃来德州、在国民党要员纵容包庇下，继续为非做歹，直至此次预谋策划违约进犯解放区偷袭我军阵地的罪行揭露得干净彻底。
  铁的事实使怀特中校受到震动。在回城的路上他不得不对我方代表符浩说：“朋友，我以一个普通美国公民的身份说老实话，你们不仅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拥护，而且也使你们的敌人折服，你们是难以战胜的。”
  城内伪军违约进犯解放区遭到我军迎头痛击，百余人或歼或俘无一漏网。城内国民党方面军事上没得到便宜，政治上又被掀了底牌，纵容包庇伪军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暴露于世人面前。铁证如山再也翻不过嘴来，无奈只得老老实实低头认错。4月中旬，双方就解决刘家集事件问题达成如下协议：（一）城内国民党方面公开承认错误，向我解放区人民赔礼道歉。（二）将肇事主犯张光第撤职查办。（三）国民党驻德官员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四）缴获武器做为我军战利品不予送还。（五）俘虏交执行小组根据本人意愿遣返。协议达成后，人民群众莫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所有被俘伪军也都觉醒，不愿再为国民党反动派充当炮灰，只有伪小队长赵圣贤一人因恐其家属在德州遇害而被迫回城，其余均自愿回乡为民。
  刘家集事件给了国民党方面当头一记闷棍，城里的各部伪军也都老实了许多，不大敢再随随便便地跑出城来为非做歹。因而这段时间内局面相对显得安静平和得多。
  然而，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31页）任何反动派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从一定意义上讲，刘家集事件并未真正使德州城的伪军遭到毁灭性打击，他们也不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这种表面的安静平和下面隐藏着即将来临的风暴。他们在城里及四周近郊加紧增修工事，扩军备战。在王继祥授意下，驻德伪军将城里及近郊其控制区老百姓的粮食财物洗劫一空，充做军需；加紧扩充兵员，强迫16岁至45岁的男子进行壮丁训练，就连被日寇抓往东北，路经德州回乡的劳工也都被扣下，强行编入伪军战斗部队。为了利用德州伪军、进一步扩大内战，驻济南的国民党当局也加紧向德州空运弹药补给。原驻城里的伪军战斗部队也都陆续移驻城外四郊，进入临战状态。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一场更大的战火即将到来。
  四
  5月5日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后，蒋介石集团迫不及待地加紧了军事行动。5月19日，东北国民党军队侵占四平，5月23日进占长春。当天，蒋介石乘专机飞临沈阳视察。而后，他又于30日先后至长春、北平巡视督战，直至6月3日，方由北平返回。
  蒋介石这一番杀气腾腾、威风十足的“御驾亲征”，不仅给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打了气，也给全国其他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和残伪部队灌了迷魂汤，中国大地一时间战云弥漫，杀机四伏。正如后来美国政府于1949年8月5日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所描述的：“1946年5月23日，蒋介石委员长动身去沈阳，他这次11天的出行成了对于当时形势几乎发生了完全灾难性影响的一连串事件的第一个事件。”
  德州也不例外。城内从国民党指挥王继祥到张光第以下各部残伪武装，在蒋介石煽起的反共反人民的阴风之下，一个个就象过足了瘾的大烟鬼一样，精神头立时大了许多。以前，城内伪军增修工事、抢运弹药，以及抓壮丁、抢粮食等违约行为还是偷偷摸摸暗中进行，多少带着那么一点伪装，自这时起，便都明目张胆地进行，公开于光天化日之下了。不仅如此，自刘家集事件以后消声匿迹的伪军违约出犯行为，这时也骤然增多起来。5月12日至22日，驻德伪军曾多次向我（运）河西驻军参加麦收的人员开枪挑衅，并企图包围消灭我方人员；22日晚，驻德伪军一部沿运河堤南下，偷袭我南七里铺驻军哨兵；次日，伪军士兵300余人过运河西去我故城地区骚扰破坏屠杀群众；25日，城内竟派出伪军数百人出城百余里远袭董屠庄，包围并企图消灭我德县东九区区公所。除此以外，驻德伪军还在德州周围各交通要道拦路设卡，拦截扣押我解放区军民，许多人因此一去不返，杳无音信。德州伪军怙恶不悛，一意孤行，虽经我军再三抗议警告，其进犯并未稍停，气焰嚣张之极。种种迹象表明，德州伪军行为已不仅仅是故态复萌，而是有计划有组织地配合国民党在其他战场上的行动，准备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
  经过长期战火考验的解放区广大军民很快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为遵守停战协定，数月来，我军坚守待命，从未有任何军事行动。即使在德城伪军一次又一次地挑衅面前，我们也是顾全大局一再相让，除进行有限的自卫外，从未越出阵地一步。而这一切反倒使敌伪们有恃无恐，他们自认为有国民党和美国人撑腰，在我军的一再忍让面前越发无法无天。既然驻德伪军不接受我们以忍让换来的停战，那么，我们只好奋起自卫，以武力消灭敌人，争取真正永久的和平。
  从全国战场上的形势来看，津浦铁路纵贯华东、冀晋鲁豫两大解放区，德州又位于这条铁路北段的天津、济南之间。如果任凭伪军控制德州，国民党以德州为支撑打通济南至沧州进而到天津的交通，使其徐州绥署和北平行营两大军事集团联成一体，增强他们对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能力；如果我军能拿下德州并坚决守住它，那么就能使我华东、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由此促进我解放区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不断发展，大大增强我们反内战的民主力量，彻底切断薛岳（徐州绥署主任）、李宗仁（时为北平行营主任）两大军事集团的联系，削弱他们的作战能力，从而最大限度地遏制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阴谋。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全面扩大内战的阴谋，我渤海军区司令部决定：坚决拿下德州，以武力解除德州伪军的全部武装。
  1946年6月4日，我渤海军区司令部在驻地土桥镇召集了有渤海军区及各分区首长、各参战部队指挥员、德州城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作战会议。与会人员在听取了关于德州的敌情通报和作战方案报告后展开了广泛热烈地讨论。大家都认为，经过我军长达5个月的围困之后，德州伪军内无粮草外无增缓，再加上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我军强有力地扫荡之下逃来德州的，士气和战斗力都非常低，悲观厌战情绪笼罩全城。伪军士兵大批逃跑，非战斗减员急剧增加。对付这群惊弓之鸟根本用不着大兵压境。我军参战主力部队在人数上虽然并不比城内伪军多，但我军指战员经过“百日大练兵”后，军政素质大大提高，杀敌立功为解放区人民报仇雪恨的愿望非常强烈，再加上周围各县我地方武装的有力配合以及解放区人民强大的后方支援，对消灭这群残兵败将充满必胜信心。会议决定：以军区直属特务一团、特务二团和冀南五分区独立二团兄弟部队为主攻，警八旅十七团一部抵近战场做战地警戒，警六旅十八团为预备队，附近各县的县大队或独立营配合清扫德州外围，一、二分区主力分别于德州南北两翼警戒，以阻止济南、沧州两方向可能增援之敌。会议最后要求各参战部队要步调一致，协同作战，以期形成关门打狗、瓮中捉鳖之势，务求一战成功。
  会后，各参战部队迅速地投入了紧张地战前准备，检查装备，补充弹药，进行战前动员，反复细致地勘察战场地形和进攻路线；后勤各部门也积极赶制弹药军械，组织医疗救护，充分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德州附近各地的人民群众受够了城里伪军的气，听说部队要打德州，大家都欢欣鼓舞，纷纷表示要为解放德州尽一份力量。各村都组织了担架队、运输队，近郊村庄的群众还自发地为部队当向导带路。6日下午，各参战部队开始隐蔽地向城下集结，晚11时前，便都进入各自的预定位置，德州城被包围得水泄不通。与此同时，军区前线指挥所也在袁也烈司令员指挥下，前进到德州城附近的东七里铺（一说为池家堤口）。
  7日零时，德州战役全面打响了。
  战斗发起后，德州周围8个县的县大队和独立营配合主力部队英勇作战连续进攻，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迅速扫清了德州城的外围防御，为主力攻城打开了前进的道路。紧接着，特一团、特二团和冀南独立二团直抵城下，分别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对德州城发起攻击。
  特一团一营第一仗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了肖何庄据点。该村位于飞机场东北角，距城也不过一、两公里左右，视野十分开阔。我军占领了它可直接威胁到城中王继祥之流受援逃跑唯一的空中通道，我军炮火也可由此对德州城抵近攻击。因此王继祥下了死命令，要伪军们不惜一切代价，确保飞机场万无一失。肖何庄失守，成了德城守敌的心腹之患。8日一大早，太阳还没有露头，伪军便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从飞机场向我肖何庄阵地反扑过来。一营指战员不顾一夜激战的疲劳，沉着冷静地坚守在战壕里，等敌人冲到跟前以后便将密集的子弹泼撒过去，直打得伪军们晕头转向，没几分钟便狼狈败下阵去。敌人不甘心，一次又一次地组织反扑，但都被一营战士们击退了，阵地前横七竖八地倒下一堆堆尸体。一营战士乘胜前进，顺势又攻占了飞机场。稍后特一团一营把坚守机场的任务移交给匡五县大队，部队迅速向城下推进，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战斗打响当夜，特二团向城南的马庄、玉皇阁、新宅汽车公司、警务段等处伪军据点同时发起攻击。经过激战，马庄和新宅汽车公司被迅速攻占。警务段守敌力量较强而且拼命抵抗，我军至次日攻克。玉皇阁地形开阔于我不利，再加阁上守敌居高临下拼命顽抗，特二团二营六连第一次攻击未能成功。部队指挥员审时度势，迅速转移攻击方向，清除据点周围的残敌，彻底切断了玉皇阁的对外联系，为再次攻击创造了条件。
  战役命令下达后，冀南独立二团留下二营封锁运河西岸及浮桥，一、三营趁夜渡河，攻打北厂和小锅市。拿下这两处据点后，部队又调头南下沿运河东岸一路推进。这一带壕沟交错，地堡成群，地势非常复杂，但战士们英勇机智，利用堑壕地堡之间的死角盲区作掩护，各个击破逐次跃进，扫清了前进道路。7日晚，沿东岸推进的部队到达浮桥后，与河西的二营前后夹击消灭了守桥之敌，接应西岸部队过河。随后，全团合兵一处继续向南推进，接连拿下了兵工厂、火车站。这时渤海特二团也从东南方推进过来，两支兄弟部队胜利会师，这表明城西外围已被我军彻底封死。攻打德州外围的战斗，最艰苦最激烈的要数玉皇阁了。玉皇阁位于德州城南（今解放南路交警支队附近），距城1公里左右，该处三面环水，地势复杂，易守难攻。阁高约10多米，凭险据守，火力可遍及方圆数百米的范围，重武器射程甚至可远及城内的大部分街道。因此，王继祥派了两个连的兵力把守，火力配备也比别的地方强许多。战斗开始后，我军首攻失利引起敌人警觉，王继祥发现这里是我军攻击的重点，于是又把他的亲信卫队“抗战脱难将士炮兵营”的一个连派来加强防御，这就更增加了攻击的难度。但玉皇阁事关战役大局，能不能尽快拿下玉皇阁，是我军能否抓住战机，加快战役进程的关键所在。
  首攻玉皇阁失利后，我军随即调整战斗部署，由特一团三营担任主攻，于6月8日晚再攻玉皇阁。战斗开始前，守阁的伪军为阻止我军进攻，放火焚烧了玉皇阁周围的民房。晚9点，我进攻部队悄悄地隐蔽在玉皇阁下。借着火光，战士们发现临近玉皇阁大门的房子火势较小没有被全部焚毁，可用做前进依托。大家便迅速地运动过去，一面救火、一面打通前进路线做好攻击准备。守敌似乎是发觉了我军意图，密集的火力扫射过来，但战士们毫不理会，镇定自若地守在工事里观察着敌情。午夜3点多战斗打响了，我军首先展开政治攻势，但顽伪们向我军狂喊乱骂，气焰十分嚣张。于是，爆破手们便轮番冲向前去，进行连续爆破，炸开了用麻包堵得严严实实的大门，部队迅速冲进去。经过激战，解决了全部守敌。拂晓，一个营的伪军从城里赶来，妄图夺回玉皇阁。恰在此时，做为二梯队的我特一团二营也赶到这里，和三营一起迅速把敌人又赶了回去，从而牢牢地占领了玉皇阁，把德州城置于我军的火力控制之下。
  天亮后，特一团三营的勇士们不顾一夜激战的疲劳，沿着南关街（今解放南路北段）一路向前攻击，直打到太平街，彻底肃清了这一带的残敌。在此前后，特一团一营也沿着城南方向一路推进，打到南门（今东方红路解放南路十字路口）附近。
  至10日中午，德州城外的战斗全部结束。冀南独立二团堵住了大小西门；军区侦察大队警八旅十七团一营堵住了北门；特一团彻底肃清了南关，直抵南门城下；特二团在火车站同冀南五分区独立二团会师后，按照指挥部的命令迅速回兵东进，包围并监视着东地医院至东门一带。至此，德州城已被铁桶般地围住了，总攻时机已经成熟。10日上午，袁也烈司令员向各攻城部队下达命令：晚9时发起总攻，参战各部务必英勇顽强努力作战，拿下德州城，活捉王继祥。
  10日晚8点半，守城伪军故伎重演，在南门外再次放火焚烧民房，妄图以此阻止我军接近城墙。
  晚9点整，随着三发红色、三发蓝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总攻开始了。
  担任主攻的特一团一营三连冒着熊熊的大火向南门城楼扑过去。燃烧着的民房、密集的弹雨不但没能挡得住三连的进攻，反而更激起战士们同仇敌忾杀敌立功的决心。他们集中所有的火力压制着敌人，由一排担任突击队，组成爆破组、云梯组，分别由城头、城门两个方向实施攻击。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向上攀登，不料临近城头时云梯翻倒，梯子上的战士跌下来受了伤，登城没有成功。这时，爆破组已连续6次攻击，炸裂了内外两层城门，指挥战斗的一排副排长当机立断，带领战士们从城门洞里冲了进去。紧接着，二排、三排也都纷纷入城，沿街向北发展。
  此时，突击队一排一班（云梯组）回去接受新的任务，三班登城跌伤后也撤了下来，只有二班孤军担负起夺取城楼的任务。城门附近有一股敌人正在准备反扑，二班战士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过去，机枪手们端起机枪连打带冲，其余的战士也将手榴弹接连不断地投向敌群，敌人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便被打散了。夜色中，失去指挥的守敌象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就在二班战士们击溃城门附近反扑之敌的时候，城楼马道上的敌人却还乱哄哄地挤在一起，一点也不知道城下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了避免过早惊动敌人影响登城行动，战士们机智地从敌群中跑步穿过冲向城头，很快夺取了南门城楼。随即沿城墙向两侧逼近敌人。面对着数倍于己的敌人，二班的战士们打得十分顽强，弹药打完了，就到敌人的尸体堆里去搜集。有的战士为了消灭敌人，不顾个人安危，将手榴弹投在距离自己只有几步远的敌人工事里。经过激烈战斗，200多名敌人被十几位勇士赶下了城墙，南门城楼终于被我军牢牢地控制住了。
  就在二班激战城头的同时，被赶下城墙的敌人失去指挥，在城门口乱作一团。这时在城门附近待机行动的三连连长和司号员便趁机同敌人混在一起，指挥着敌人稀里糊涂地放下了枪。就这样，他们两个人俘虏了50多名伪军士兵，缴获了两挺机枪、50多支步枪。随之，担任后续部队的突击排、登城负伤的三班战士也跟着冲上来，南门城头上高高飘起了胜利的红旗。
  就在渤海军区特一团攻打南门的同时，冀南五分区独立二团也对大、小西门一带守敌发起猛烈攻击。部队分两处架起云梯，战士们奋勇争先冲向城头，临近登顶时，不幸被敌人将云梯推倒。这时，城西北礼拜寺据点的守敌也向我军开枪射击，我攻城部队腹背受敌，不少干部战士壮烈牺牲。独立二团被迫调整部署，分出一部分兵力去解决礼拜寺顽敌。攻打礼拜寺据点的队伍在进行爆破时，炸药包因意外没有炸响，战士们便急中生智用枪引爆将炮楼炸飞，解决了据点内的敌人。与此同时，攻城的队伍也重新组织攻击，在全团的火力掩护下，突击营（三营）经过激战，终于翻过城墙冲入城内，而后又与城外的一营、二营内外夹击，彻底肃清了大、小西门一带的守敌。
  在我各路攻城大军的猛烈打击下，城里的敌人全都乱了套：从南门退下来的敌人往西门跑；从西门败下来的敌人企图从北门逃窜，满城都是失去指挥的败兵象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好些伪军士兵跑到民房里向我进攻部队打冷枪，遇到能利用的工事就钻进去抵挡一气。这使得我军夺城歼敌的战斗大大复杂起来。针对这一情况指挥部果断决定：攻城各部队散开队形打乱建制，以3人为单位组成战斗小组，实施自由歼敌。命令一下达，各部队迅速行动组成了许多战斗小组。各小组自主指挥、各自为战；若干小组相互配合，又组成了有机的战斗集团；各组间交叉掩护，互为依托，交替前进，逐街逐巷机动灵活地追歼着残敌。
  11日上午，全城巷战正在激烈进行，特一团一营、二营象两把锋利的尖刀，直插德城守敌的指挥中心——警备司令部（今德州市德城区人大、政协所在地）。这里工事稠密、火力配备很强，守敌也特别顽固，但在我军顽强猛烈的攻击下，敌人很快被击溃了。战士们攻入大院，冲进王继祥的卧室，再三地搜索也未见他的人影。抓住他的马弁一审讯才知道，头天晚上一接到南门失守的消息，王继祥便感觉到大事不妙，于是他连衣服也没穿好便光着两脚从后门跑出去，逃到驻东地医院的执行小组，向他的美国主子求救去了。
  德州城的南面和西面街道纵横、房屋密布，而东、北两面则荒凉偏僻、地界开阔，离城最近的北营、荣庄、罗庄等村，距离也都在三、五百米以外，极不利于我军行动。因此，这次战役主攻方向放在南、西两面，东北方向则不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以严密的战地监视为主，防残敌逃跑漏网。果然，我军开始总攻后，伪军士兵纷纷翻城墙出来，向东、北两方向逃跑。警八旅十七团一营按照指挥部的命令，拿下城北的荣庄后便停止进攻，在此构筑阵地，严密监视着城区方向的动静。随着战斗的进行，伪军士兵陆续不断地逃向这里，这时的敌人已是惊弓之鸟，听到我军战士一声呼喝，便都乖乖地放下枪。就这样，全营前后共俘虏伪军士兵五、六百人，缴获了大批枪枝弹药。从城东方向出去的敌人在特二团的严密包围下无缝可钻，便紧步王继祥的后尘，纷纷跑到东地医院，寻求美国人的庇护。
  至11日上午，除部分伪军士兵逃入东地医院之外，其余大部或被消灭，或成了俘虏，城内战斗基本结束。这时指挥部又下达命令，除冀南的独立二团等部分部队留下打扫战场之外，其余部队均向东地医院前进，准备解决那里的残敌。
  很快，特一团、特二团等部将东地医院包围得水泄不通。一门门迫击炮对准了敌人的要害部位；步兵们端起了上好刺刀的步枪，将揭了盖的手榴弹提在手里；爆破手们也将炸药包准备停当，所有的眼睛一齐注视着东地医院，等待着上级一声令下。11日中午11点、下午2点，我军两次通谍命令敌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但残伪们自恃这里是执行小组美方代表驻地，以为我军不敢把他们怎么样，对我军的通谍不予理睬。午后3点，渤海军区司令员袁也烈下令开炮，数十发炮弹倾泄在医院周围的伪军阵地上，击毁了设在那里的敌军指挥部。象其他在中国土地上习惯了太上皇的美国军官一样，怀特本来还想摆摆他的架子，但面对我军的坚定立场和强大攻势，也不得不低下头来，表示愿意接受我军一切条件，敦促所有的伪军士兵放下手中的武器。
  午后4点，我军陆续开进东地医院准备受降，不料此时怀特又横生枝节，将本应交由我方处置的王继祥等人藏匿于他的宿舍内，企图带他们搭乘接应执行小组撤退的飞机逃离德州。我军代表再三与之严正交涉，但怀特矢口否认。这时执行小组中的我方翻译将王的藏身地点悄悄告诉了随军采访的我方战地记者，于是他便带着几名战士冲进怀特宿舍的内室，从床底下搜出了王继祥和国民党鲁北专员刘麟绂。此时怀特再也无话可说，王继祥也是黔驴技穷，被迫在投降书上签了字。至此，激战五天五夜的德州战役全部结束了。这次战役共计歼敌6000余人，而我各参战部队也有300多名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
  德州战役的胜利结束，拔掉了蒋伪合流大举向我解放区进犯的前进据点，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打通津浦铁路，扩大反革命内战的罪恶阴谋。德州的解放，把华东、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从而揭开了华东、华北地区自卫战争的新的一幕。
  五
  德州解放当天，我军迅速成立了以军区政治部主任周贯五、军区后方司令部参谋长马千里为正、副主任的德州军事管制委员会，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经10多天的努力，市政交通、电信等迅速恢复运转；大批救济粮款发放到灾民手中，人心也逐渐稳定下来。6月29日，全市各界代表196人会集崇德小学（今德城区建设小学），召开德州历史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上选出了以张应举、阎川等15人组成的人民民主政府——德州市行政委员会，讨论通过了6条28款的《民主政府施政纲领》。从此，德州城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解放后，德州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迅速投入建设新德州的斗争中去，恢复和发展了城市工商业，由此也沟通了华东、华北解放区之间的经贸联系。在恢复经济建设的同时，德州人民还参军参战，支援解放战争。1946—1949年全市共有万余人次走上前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着热血和生命。全市人民还节衣缩食，捐款数千万元（旧币），赶制军装数十万套、军鞋（袜）数十万双。市内各企业也在发展经济、保障人民生活的同时，努力挖掘潜力，为前线赶制了大量的军械装备，支援着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
  鏖战大宗家
  龙书金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其“大陆政策”，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为进一步侵吞全中国，达到其霸占全世界的政治野心，1937年7月7日，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七·七”后，蒋介石继续推行不抵抗政策，到处散布失败主义情绪，整个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进攻面前丧魂落魄，蜂拥南逃，使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向关里大举进犯，华北数省，天津、北平、张家口等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相继被日寇占领。
  1937年9月下旬，正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痛歼日军精锐部队坂垣师团三千多人之后，将该师343旅的685团二营扩编成第五支队（代号：永兴支队），曾国华任支队长，李宽和任政委（后调来的政委王叙坤），我任副支队长。我支队奉上级命令，于1938年6月底开赴华北宁津、乐陵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扩充了兵源，扩大了建制。根据革命工作需要，我被调任第五团团长。这支队伍在343旅政委肖华率领下，继续在津浦路以东、天津以南、济南以北（通常称为冀鲁边区）地区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这个地区是华北地区的广阔平原，有津浦、石德两条铁路，在军事上、战略上的价值极为重要。上级指示开辟该地区，建立地方人民武装，成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组织群众，共同抗战……
  我团抵达鲁北之前，这里曾遭到日寇的“扫荡”和伪军的洗劫。同时，土匪恶霸结伙逞凶，自称为王。有名的反动头目是国民党鲁北惠民地区专员刘景良、国民党地方武装“曹五旅”，土顽头子于治良；还有乡民组织“十八团”、“二十二团”以及反动会道门“红枪会”、“黄沙会”、“连庄会”等等。这些自立山头，自成系统，称王称霸的“草头王”，给当地人民群众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给我军开展工作带来许多阻力。
  我团进驻该地区，以德州以东的陵县为中心开展了艰苦复杂的对敌斗争。经过社会调查了解，认识到这些地方武装、民团和反动会道门，除少数反动头目外，大多数人是由于辱国丧权，兵连祸结造成的。掌握了社会现状，就决定采取争取大多数人的正确政策和策略，团结教育改造他们，联合他们共同抗战。为此，我们说服“曹五旅”的头目曹镇东部改编成七支队，还准备将于治良部改编成八支队。但不久曹镇东又投靠了国民党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当上了国民党保安五旅旅长之后，又将我们发给他的委任状退了回来。“十八团”和“二十二团”是乡民自卫组织，又抗日又不接受八路军的领导，甚至拒绝八路军进驻所谓他们的管辖地盘活动。一次，我带一个营通过“十八团”地区，他们不但不准我军接近和通行，还动起枪来。为了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动团结地方民团，我命令战士一律不得开枪，只好绕道而行。在我们开辟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于治良又率部投降了日军，摇身一变成了汉奸队。因为于治良早与“十八团”有矛盾，他想仰仗日寇势力吞掉“十八团”。于是，在他投降日寇当了伪军之后，立即纠合鬼子攻打“十八团”所辖地区——仑上村。在激战之中，“十八团”团长战败身亡，副团长被俘，损失很大。“十八团”的乡民不甘败在于治良的手下，但又无力反抗。在这种情况下，便向我军求助。为了打击反动派，支持民团组织，我支队奉命从东光、宁津、乐陵出发，长途行军到达陵县的仑上村，将于治良部包围起来，经过一场激战，将于部1000多人全歼，生擒了于治良，替“十八团”报了仇。为了团结改造“十八团”，我们又将民运股长梁国栋派进该团任团长，将该“团”副团长营救出来后，继续任原职。这样，“十八团”才接受了我军的领导，陵县地区的局面逐步有了改变，为开辟鲁北地区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经过一段时间艰苦复杂的对敌斗争，我军在鲁北一带开辟了抗日根据地。1939年3月，支队部率我团一营驻陵县的魏龙江村。一天，“曹五旅”的队伍被日本侵略军驱赶到村头，无力招架，便向我军请求助战。我团一营在营长谭端志指挥下，经过一场激烈战斗，打到天黑，谭营长不幸牺牲了。由于鬼子来势汹汹，我军连夜转移。又经过同敌人几天周旋之后，我们支队又重返陵县以东的前后侯家、大宗家、阎福楼、赵玉枝家一带进行休整。支队部带直属骑兵连、特务队和五团一营一个连驻前后侯家；我团除二营随肖华同志执行任务外，我和政委曾庆洪率团部特务连和三营十二连驻大宗家；一营驻赵玉枝家；三营驻阎福楼。支队部加我团驻这里的兵力共有2000多人。
  我团返回大宗家驻防的第二天，集合部队在村头为牺牲的谭端志营长开追悼会，我和政委曾庆洪同志都为悼念牺牲的战友讲了话……
  自从我军进入鲁北开辟抗日根据地以来，连续打了几次胜仗，开展群众工作，团结争取“民团”共同抗战也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然而，在兵火连天的年月，深入敌后同凶恶残暴的日寇作战，又同汉奸土顽周旋，本应时刻提高警惕，而我部队却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麻痹思想。一天晚上，在支队部驻地侯家村高搭戏台，召开军民联欢会。当夜汽灯高悬，村民簇拥着都来看戏。我当时虽然意识到“久驻一地易遭敌人袭扰，久走一路必遭敌人伏击”，但没有作出具体应敌的战斗方案。
  日军坂垣师团，在平型关一役遭到我军一一五师痛歼之后，其残部怀着复仇心理，窜到冀鲁地区纵横“扫荡”，血洗村庄。他们获悉我第五支队是由一一五师一部发展起来的队伍，驻扎在陵县以东的大宗家一带，便纠集沧县、泊镇、盐山、德州、平原、禹城等地的日军2000多人，包括骑兵500多、汽车几十辆，以突然行动，向大宗家一带，分兵合围，妄图一举歼灭我军，摧残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
  三月间的一天拂晓，我突然听到村西传来了“汪汪”狗叫，又听传来阵阵枪声。我惊愕一时镇静下来，一边命令通讯员通知政委向支队部打电话报告情况，一边立即带几个人迅速地奔向村西十二连驻地。我赶到了村头，透过灰蒙蒙的晨空，朝西方仔细观察，发现从西面赵寨方向摸上来黑压压的一片敌人，村外小庙那边有个鬼子军官，正张牙舞爪地指挥鬼子兵朝我方运动，在鬼子步兵后面，又有骑兵横枪跃马准备冲击。
  我发现敌人来势汹汹，摆开向我部队逼近迂回的阵势，立即命令十二连开枪坚决阻击敌人，大宗家的一场鏖战打响了。当时我直接指挥十二连，利用自然地形，以密集火力，向敌人射击。顿时，步枪、机枪、手榴弹，象爆炒豆似的响了起来，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一时阻止了敌人的进攻。
  敌人进犯大宗家的同时，又出动步兵、骑兵向正南我团驻阎福楼的三营和支队部驻地侯家村包抄迂回。我三营发现敌人进犯大宗家团部驻地，便主动派出十连在张宝珊连长和杜指导员的率领下，向大宗家增援。我见十连赶到了，高兴地紧握杜指导员的手说：“你们来的可正是时候，准备战斗吧！”
  根据敌情，我断定他们决不甘心，一定会组织兵力反扑，我们面前定有一场恶战。我命令十连杜指导员带两个排加机枪班先到村东待命；另一个排在张宝珊率领下进入村南迎击敌人。
  我将村西头的战斗部署完毕，便迅速赶到村子东面观察敌情，发现鬼子骑兵迂回过来。我又火速地赶到村子南面，那里也有鬼子飞马奔驰。短暂之间，敌人就将我军驻地——几个村庄分兵包围起来。大宗家的战斗一打响，驻其他村各部队也都相继投入了战斗。
  分析敌人分兵进攻的态势，其主要目标是大宗家村，所以战斗一开始打得就很激烈。我十二连首当其冲迎击敌人。在敌人主力攻击面前，打退了多次的冲锋，杀伤了一批敌人，迟滞了敌人的进攻。但是，终因敌众我寡，我们不得不收缩兵力撤进村内。十二连部分兵力撤进村里与团部特务连和十连会合（这时团指挥部被敌切断）。
  在团部特派员谢甲树统一指挥下，同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兵戎相见的巷战。“嘎嘎嘎”的机枪声、“轰隆隆”的手榴弹爆炸声，伴随着战士们的冲杀声，划破了幽静的晨空，惊刹了敌胆。在那残桓断壁，纵横交错的街巷里，特务连和十连的指战员们，打出了中华民族顶天立地，不畏强暴的威风。指战员们在对恶敌反复冲杀，白刃格斗中，连连发出刀枪拼击铿锵震耳的声音，打得敌人首尾难顾，东钻西窜，尸体遍地……
  从战斗的进展中，我已看出敌人实力不小，对于这场战斗打出如何的结局？我心里反复地考虑，在和政委曾庆洪商量后，决定向支队进一步报告战况，同时与我团各营进行联络。就在这个紧要时刻，团部与各营临时架设的电话线被敌人的骑兵冲断了。此刻，又得知村子南面情况吃紧，我便带通讯排一个班赶到了那里。正当我在村南部署兵力，配置火器时，通讯员突然惊喊一声：“首长，后面的敌人冲上来啦！”我转身看去，见一股敌人沿着南街向我们冲上来，我和通讯班一边向鬼子射击，一边向村东撤退。到了村东头，我命令部署在那里的十连两个排向敌人猛烈开火。杜指导员见敌人如此嚣张，气得他端起机枪向鬼子“嘎嘎嘎”一阵猛扫，打得敌人滚的滚，爬的爬，死伤无数，一时又把敌人打缩了回去。可是，当鬼子得知这里有八路军的团长时，又重新组织兵力火器蜂拥而上。一排排子弹象冰雹似地打得我们抬不起头来，为了保存实力，减少伤亡，争取时间，我和通讯排又转移到村外，占据一条壕沟抗击敌人……，一直坚持到午后一点钟。
  午后战斗越打越激烈，曾政委见我面孔严峻，心急如火，同我商量说：“团长，我亲自去赵玉枝村，调一营来大宗家增援。”我听政委要亲自去一营，对他说：“这不行，政委，派别人去吧！”
  政委深感事关重要，眉心竖起两条深纹，沉思片刻，执拗地说：“团长，还是我去吧，你留在这里继续指挥战斗！”
  政委临走之前，两眼凝视着我，仿佛把这场战斗重任完全托付给我了，他那张温存的面庞从来没有那样严肃，对我说：“老龙同志，这里的指挥任务，就先交给你一个人了！”说完，转身跳出阵地，不顾满天飞着嗖嗖的子弹奔向赵玉枝村。
  政委寥寥数语的嘱托，我好似肩上压上了一付千斤重担……我木然地站在隐蔽的指挥地，两眼盯着政委去的方向——望着望着，突然见政委在子弹呼啸，尘土漫天中，身子一晃倒了下去。这时，我把胳膊一甩，命令战士：“快、快、快，快去把政委救回来！”
  不曾想，这位久经沙场的英雄政委，为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激烈的战斗进行了六七个小时，下午一点多钟，又增援六七百敌人，还配备小炮八门，妄图以重兵炮火将我军吃掉，我正考虑敌我力量对比，如何制敌取胜，支队派通讯员飞马来向我传达指示。支队首长为了保存实力，决定不与敌人恋战，要我团迅速撤出战斗。
  我对通讯员说：“你快回去向支队首长报告，说村里十连和特务连被敌人包围着，十二连只剩下一部分人坚持战斗了！”
  敌人将村子包围后，团部与村里部队失去了联络。为了执行支队首长撤出战斗的命令，我分别派通讯员向村里部队传达撤退命令。可是，在敌人层层火力阻击下，通讯员在半途中都牺牲了。我见十七八岁的小通讯员一个一个地倒在敌人的枪弹下，一时急得我火燃胸膛。这时，通讯排一个“小鬼”跑到我的面前，坚决地请求说：“首长，派我进村里去送信吧，村里那俩连接到命令好突围呀！”那个“小鬼”为了表示他的意志坚决，在我面前孩子般地跳着脚：“首长，您看。人们都叫我机灵鬼，小日本鬼子的子弹‘有眼睛’，不会打着我的呀！”
  我激动地握住了那个“小鬼”的手，答应了他的请求。那个小同志见我答复了他的要求，含着甜蜜的微笑向我点点头，随后跃身跳出阵地，在敌人密集火力封锁下，飞也似的向村里奔跑。他时而卧倒，时而匐匍前进。眼看就要爬上了村边的土围墙，不料又被敌人打伤了，可他并没有退却回来，只见他翻身跃墙，向村里冲去……战后，我曾细心地询问那个可爱的小同志，知道他进村后，终于找到了团部特派员谢甲树同志，向他传达了突围的命令。那时，十连和特务连正同敌人打得难分难解，杀伤了大量的鬼子。缴获了两挺歪把子轻机枪，还有其他武器弹药。指战员们听说要他们撤离阵地，思想还想不通呢。
  围困在村里的部队，遵照撤出阵地的命令，曾多次组织突围，但因受敌层层围困，而未得成功。我经过反复考虑，如不将两个连接应出来，将会带来更大的损失。于是，我纵身上马奔赴侯家村向支队汇报情况，请求援兵。
  我赶到了支队部，见他们也正准备转移。支队长曾国华、政委王叙坤见我匆匆赶来，十分高兴。我简要地向他们汇报了战况后，接着曾国华同志向我介绍其他各部队的战斗进展情况，他说：驻赵玉枝家村的一营与敌人接火后，迅速地展开了战斗队形，占据了村子周围的有利地势，坚决地抗击进犯之敌。当他们得知敌人包围了大宗家的团部时，主动地向大宗家增援。当部队运动到大宗家东北尚庵村附近，发现那里埋伏着鬼子的骑兵。显然，这是鬼子有计划、有预谋地进犯我支队的驻地，想分割包围吃掉我们支队。一连特派员高子贵同志发现埋伏着鬼子骑兵，指挥二连一个排去歼灭敌人。该排在敌人尚未发现的情况下，以闪电般的动作，冲到鬼子骑兵跟前，投出一排手榴弹，炸得鬼子人仰马翻，乱作一团。五、六个鬼子立时丧命。战士们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冲向敌人缴获机枪三挺，步枪多支，还从一具鬼子指挥官的尸体上缴获一付肩章和指挥刀等物。据了解，被击毙的那个指挥官，就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安田大佐。一营打死了安田大佐，敌人忙调遣重兵，象恶狼出山似的围打赵玉枝家的一营。一营在同敌人激烈的战斗中，几次部署突围增援大宗家，因受敌人层层阻击而不得手，现在那里的战斗仍在进行之中。驻前后侯家村和阎福楼的部队，也遭敌人迂回包围，同敌人展开了战斗……
  曾国华同志向我介绍战况后，王叙坤政委问我：“龙团长，你知道鬼子是哪一部分的吗
  “不太清楚。”我轻轻地摇了摇头。
  “老对手了，坂垣师团的一部分窜过来了。”王政委进一步地介绍。
  “哼！在平型关已经打过交道了，是手下败将。”我说。
  “不能轻敌呀，他们正是要报那场战斗的仇哩！”王政委接着问我，“老龙同志，你看被困在大宗家的那两个连怎样才能接应出来？”
  “只要给我一个连我保证把那两个连解围出来！”我坚定地回答王政委。
  支队首长答应派兵增援，我驰马加鞭返回大宗家。不多时刻，支队派指导员梁世淦带一个排满面灰尘，遍身汗渍，匆匆地赶到了。梁指导员向我报到后，他见我的面孔上露出援兵太少，难以援战的神色，便对我说：“团长，支队首长说抽不出一个连兵力，才派我们一个排来”，梁指导员解释着，脸上变得庄严起来，提高了声音坚决地表示，“首长，您别看我们是一个排，但参加过平型关大战的可不少呀，打起仗来一个排能顶一个连！”
  梁指导员的一番话儿，使我深受感动，我望着战士们的那种不畏强敌，个个眼里射出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愤怒光辉，内心称赞他们：这些好同志已经同敌人拼杀了十来个小时了，又赶来增援。对我鼓舞很大。
  当时我确确实实感到敌众我寡，一个排兵力怎能冲进重围完成“救援”的任务呢？但是战士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气节，请战杀敌的英雄气慨激励着我。于是，除留下一个班担任警戒作机动外，把另两个班组成救援战斗小分队。战士们见我给他们下达了战斗任务，个个刀出鞘，弹上膛，精神抖擞地作好冲锋前的准备。我向他们下达了冲击命令，梁指导员随着我的命令声，率领小分队跳出阵地，迎着敌人的枪弹，如同猛虎出山向村里冲去，当小分队冲到围墙，短兵相接时，投出一排手榴弹，爆炸声象开山炸石似的“轰隆隆”巨响，炸得攫据围墙外面的敌人血肉横飞，滚倒在地。顿时，敌人的机枪、步枪“哑巴”了；鬼子们叽哩哇啦地狂叫声也消失了。在轰天动地的爆炸声中，小分队顶着硝烟尘土，冲上被打开的围墙缺口。但是还没等小分队向村里冲击，便又遭到围子里面敌人的火力拦阻。经过一场短暂的激战，杀伤了一批鬼子。然而，梁指导员也中弹负伤，这次救援终因敌众我寡又未得手……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围困在村里的部队，在谢甲树同志指挥下，同恶鬼继续进行血战。街头巷尾、民宅庭院，屋顶墙头、柴垛场院均为战场，在纵横穿插的巷战中，指战员们子弹打光了，就打白刃战；刺刀捅弯了，就抡枪托打；枪支打坏了，就同敌人打交手仗。激战之中，战士们从夹道、墙壁、柴垛……各隐蔽地物里，向敌人又投弹又打枪；占据墙头高处的战士，就用砖头石块打……真是逢巷必夺，寸土必争打得敌人尸体横藉，遍地血腥，幸免未死未伤的敌人，东窜西钻，到处挨打，叫苦连天。在同敌人拼杀中，我指挥员牺牲了，战士自动代理指挥员，继续指挥战斗。特别是特派员谢甲树和三连的申管理员，他们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指挥得力，作战勇敢，英勇坚强，亲自杀伤无数鬼子。
  特务连和十连（包括十二连的部分同志）在村里坚持了9个多小时的战斗，没有喝水，没有吃饭，同敌人反复冲杀30余次，毙伤大批敌人，而我部队一百多名英雄为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也壮烈牺牲了……这些革命英雄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革命气节，永远铭刻在鲁北人民的心中，载入史册，名垂千古。
  梁指导员带小分队打进村里增援未能奏效，我又调回担任警戒的那个班，再加上通讯排十几个人，将能参战人员重新组织起来，准备第二次冲进村里去接应被围的部队，此刻，村里的枪声连成一片，我判断这一定是特务连和十连又组织突围了。于是，我立即给新组成的战斗分队下令冲出阵地向敌人猛烈开火。我部队在村里村外一齐开战，敌人受我内外夹击，更是疯狂起来。那些鬼子层层结队地从村里挺胸端枪向我部队冲了上来，鬼子还一面冲一边喊“冲击——！冲击——！”鬼子指挥官也举枪挥刀“嗷嗷”督战，叫喊：“哈呀苦！哈呀苦（快！）我们一位大个子机枪手见敌人象饿急了的疯狗似地冲上来，气得他两眼冒火光，挺身端起机关枪就向鬼子群里“嗒嗒嗒嗒”的猛扫，打得鬼子一排一溜地倒在地上。可是，那些亡命鬼徒怀着复仇心里，施展“武士道”的余威，前面鬼子打倒了，后面鬼子又踏着他们的尸体接着向我部队猛扑。我见此势，气炸胸膛，便向部队大声喝令：“投手榴弹，给我狠狠地打！”
  随着我的命令声，一排排的手榴弹投向敌人群里，顿时，发出震裂耳鼓的巨响，打死打伤鬼子几十个，终于接应出了与敌鏖战了一天多的特务连和十连的幸存战友。他们打开缺口突出了重围，我心里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两个连百把十战友得到了营救，难过的是一百多名英雄为国捐躯了，我在心潮澎湃，激荡难收的情况下，指挥突围出来的部队：“快快，快向我这边撤！”随着我的命令，百十多战士冲过大宗旱河，向东北方向转移下去。
  敌人眼看全歼我军的计划破产了，匆忙集中兵力火器向我部队转移方向疯狂射击，打得硝烟四起，土浪漫天，并占领了我部队打开的土墙缺口，接着敌人又从几个方向对我迂回冲击。
  我见敌人包围过来，妄图截断我们的退路。这时，我身边只有一个班和通讯排十来个人，便撤离战地，随同部队一起转移。
  战斗从拂晓开始打到黄昏，我在组织部队转移的途中，发现一个伤员掉队了。在我冒着敌人跟踪的炮火枪弹回去接那个负伤战友时，蓦然，一股敌人又向我赶来，我和战友们一面回击敌人，一面继续向高家庄那边撤退，当我们退到村南一条沟渠时，不料埋伏在沟里有一个鬼子，冲我“叭”地开了一枪，子弹从我的左肩胛上打进去，整个胳膊都被穿透了，险些栽倒陷入深沟。我中了敌人子弹，鲜血流出，疼痛难忍，一时气得我七孔冒火，右手甩出手枪将那个鬼子打滚在地。随身的医助见我负伤，要就地给我包扎伤口。我对医助说：“情况紧急，没有时间包扎上药，抓紧时间转移要紧。”战士们见我负伤了，个个心头烈火上升，连连向追击我们的敌人迎头痛击，一时敌人停止了前进。我们迅速奔回高家庄村头，我才觉到渴得嗓子冒烟，这时医助仍来不及给我包伤上药，只是要他给我找来两碗凉水喝了。
  我在高家庄村头，从一个老乡那里了解到我部队已向东北方向开过去，我也立即带随身部队向东北转移。刚走不远，一队鬼子骑兵又追了上来，将我带的随身部队冲散了。冲散后剩我一人转到高家庄的西边。那里是大宗沙河沿岸，遍地沙滩，进三步退两步，真是步履艰难。我穿过一层沙滩，来到一片黑幽幽的防沙树林子。心想：天快要黑了，又是沙滩地带，鬼子骑兵不便窜到这儿来。
  正当此时，我见沙滩上一班鬼子骑兵追着我们的三个同志。原来那三个人是团部通讯排长带领两个战士，同鬼子骑兵边走边战。由于鬼子骑马在沙滩上，摇摇晃晃行动不便，更不易在马上开枪逞凶，我们那三个同志就趁机向鬼子纵横冲杀，刺刀不时地捅在马肚子上，刺得马横蹦乱跳，鬼子在马上前仰后翻，只好落马对付我们的同志。鬼子下马后，我们那三个人又跑远了，等鬼子再上马追上来，我们的同志又开枪，又拚杀，打得鬼子无可奈何……这样，反复与敌人较量多次，鬼子也没有追上我们那三个同志，气得鬼子一个小官举起王八盒子，照准我们那三个同志连开数枪，结果将我们一个战士的腰部打伤了。这时，我们那两个同志护着一个负伤的战友边撤边打，一直打到防沙林边。这时候我刚到树林边上，立即跑上前去，向他们招呼：“快到这边来，随我撤到树林子里去……”
  我们四人进了树林子，又遇见一个战士，他激愤地向我报告，说团政治部主任朱挺先同志在赵玉枝家突围中负了重伤，背到赵玉枝北面他就牺牲了。我听说主任牺牲了，心里难过多时，长嘘一口气儿，让那个战士背上主任遗留下的皮包和手枪，我们五个人又开始行动了。
  正是春寒料峭时节，黄昏初春的寒风不时地打在我的身上，更加感到伤口疼得火辣辣的，为了避开敌人的追击，在林子里又朝西走，来到了刘鸭子村。我们五个人进了村子，实在感到精疲力尽了。于是，在一户老乡院中的夹壁墙里过了一夜。
  翌日清晨，老乡得知我们是救过“十八团”村民的八路军，又带着“八路”的袖标，都热情地问寒叙暖，竞相把我们让到家里，又做饭又包伤口，照顾得无微不至。后来由村长陪同把我们转移到安全地方——滋镇。过了几天，我们都回了部队。鲁北人民对子弟兵的深情厚意，至今铭刻在我的心怀。
  大宗家战斗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敌人周密策划，精心部署，向我军突然袭击的。我军指战员在这场战斗中，不畏强暴，顽强拚杀，击退了敌人几十次冲击，粉碎了日寇妄图全歼我第五支队的梦想。战斗中，打死了坂垣师团的安田大佐，打死打伤日本侵略军700多人，打死战马100余匹，严重地打击了日寇梦想长期霸占鲁北的嚣张气焰，对群众坚持抗日斗争鼓舞很大。这场战斗也有力地批驳了那些“亡国”论者，为奠定和开辟鲁北根据地，扭转该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为广泛发动群众，联合抗日统一战线，成立解放区人民政府，奠定了良好基础。大宗家战斗，不仅震动了日本侵略军，而且对国民党的鲁北头目也是个很大的震动。他们对八路军敢于同日寇骁勇作战非常敬佩。许多杂牌军、土顽流寇，自立山头的“民团”，如临邑的所谓“三十二个司令”和“七十二个团长”等等，都先后接受了我军的改编。在几个月内，我军就胜利地开辟了平禹以东，惠民以西，徒骇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并打通了津浦路东西的联系。
  然而，从大宗家的战斗中也吸取了一定的教训。在厝火积薪的战争年月，对于随时准备抵御来犯之敌缺乏高度警惕，当遭到敌人突然袭击后，没有果断地指挥部队迅速转移，保存实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因而使我部队在同武器装备精良的敌人战斗中，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在我五十余年的戎马倥偬中，每当回顾起大宗家之战，内疚之余，浮想联翩，战场上无数革命英雄的伟大形象，立时屹立在我的眼前，我对他们和鲁北人民的英雄行为深表敬佩，永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