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李聚五传
  丁言
  忍歌“离黍”注，
  书生壮志卫乡土，
  声威百里称“三五”。
  泺北烟云，
  八载风和雨。
  艰苦年月同舟渡，
  重逢何事频频误，
  挑灯对语人如故。
  天际飞鸿，
  又诉来思苦。
  这是原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何郝炬同志对鲁北抗日英雄李聚五、吴匡五和王权五的追忆和称颂。
  的确，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李聚五是齐河人民心目中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忧国忧民，以国难为重负，视救亡为己任，不顾个人安危，不惜自身牺牲。他为组织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解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他身经百战，胜不骄败不馁，革命精神日益旺盛。解放战争中，他为保卫解放区，战死疆场，留下有口皆碑的美名。
  一
  李聚五原名李建奎，1903年生于山东省博山西石门村，从上小学时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自幼爱听岳飞抗金之类的英雄故事，爱慕英雄人物的卫国壮举。
  1921年，李聚五于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又考入山东省第一师范专修科。在苏联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济南各学校进步师生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李聚五和同学们一起上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盘查日货，表现非常积极，受到进步师生的称赞。
  1926年3月，大土匪刘黑七（刘桂堂）派匪徒深夜闯入李聚五家抓丁，李全家抗拒，父亲和三哥当场被打死。李聚五愤懑已极，他想：在这倒霉的社会里，无端祸从天降，有冤哪里去申？要报仇，就得联合人民大众，干一番改造社会的事业，拯救人民于水火。于是，他把仇恨的怒火暂压心底，暗下决心，相时而动。
  李聚五牢记孙中山“唤起民众”的遗训，抱着提高民众文化、唤醒民众觉悟的愿望，先后在青岛海滨女中、平度中学、济南二中以及临邑、惠民、齐河师范任国文教员、训育主任、总务主任等职。他积极向学生灌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寻求救国门路，1929年在平度中学参加国民党，并曾为县党部委员。然而不久，他见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祸国殃民，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背道而驰，便公然声明与国民党脱离关系。李聚五在任教期间，一直把“五三”惨案铭刻心头，表明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因其宣传抗日救国和对学生进行维护民族尊严的教育，被学校当局视为“可疑分子”，多次遭到排挤。因此，他对国民党腐败的教育事业心灰意冷，1935年底断然弃教，在齐河福王庄购买土地，从事园艺生产。白天劳动，夜间读书，研究救国救民的良策，念念不忘改善民生。
  二
  “七七”事变，民族危亡，国难当头。李聚五深感投身救亡责无旁贷，毅然卖掉园林作为经费，组织抗日武装。1937年冬，李聚五在福王庄邀集七八个人，找驻兵伦镇、刘桥一带的范筑先联系，领来“十二支队”番号。为尽快扩大队伍，同一切抗日力量合作，他到南北庄子与具有一定民族气节的杨汉三就团结抗日取得一致意见（杨汉三已拉起武装）。二者合并，组成三十多人的队伍。不久，李聚五、杨汉三又同卢志和的队伍合并，统称“抗日救国军”，队伍扩大至六十多人，卢志和为司令，李聚五任参谋长。队伍活动于齐河、济阳、临邑、禹城、平原、高唐一带，力图开创抗日根据地。
  1938年5月，部队在平原县范庄被张八师（张栋臣部）包围，卢志和潜逃，部队被缴械，李聚五被俘。其间巧遇李聚五的学生张八师一大队队长邓协臣，李对邓进行了一番爱国主义教育，获得释放。李聚五不泄气，去聊城再找范筑先，仍被任为鲁西北抗日游击十二支队参谋长。
  同年八月，李聚五和杨汉三等人到齐河柳官屯一带收集枪支、扩充兵员，不料在禹城县田庄跟刘向义部遭遇，李聚五被抓去。杨汉三寻找关系转托社会名流贾文让出面调停。但这时刘向义已将事情报告给日本人，他已不能作主。贾文让决定以自己的至亲杨廷佑换出李聚五，再同李聚五共同商量救杨廷佑。李聚五刚脱险，日本人就要刘送李聚五交他们亲自审讯。不料，杨廷佑在被押送的路上被刘向义的人枪杀。李聚五闻凶讯，悲痛万分，他决心拼命抗日，为烈士复仇。
  李聚五脱险后，迅速重整队伍，半个多月又组织起百多人的抗日武装，遂南跨铁道驻军邵庄。他根据多次受挫的经验教训，认为要胜利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他亲自去找鲁西北特委负责人张霖之，要求来一名共产党员任部队司令。应李的要求，特委派共产党员傅亚平（通过范筑先）任十二支队司令，李聚五仍任参谋长，在齐河、禹城、茌平三县边界地区，打开了抗日局面。十一月，十二支队在邵庄突然遭伪县大队姜洪奎部包围。驻防于邻村的傅亚平闻讯率队增援，李聚五突围，队伍被冲散。李聚五带伤率部折回铁道北游击抗敌。傅亚平率少量人员并入三十一支队。不久，李聚五于南北庄子又被伪匪张德新部逮捕。经贾文让周旋，再次脱险。
  李聚五几经挫折，斗志更坚。有些学生和好友见他太危险，好心劝他作罢。他说：“我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点有意义的事，这才算开头，受苦受难对我是个锻炼。为国捐躯，为革命铺下一条血路，让成千上万的人沿着血路向敌人冲锋，我当含笑于九泉，什么叫危险?!”人们十分钦佩李聚五为民族不怕牺牲、斗志愈挫愈坚的精神，赞叹地称他为“铁头英雄”。
  1938年底，形势急剧恶化。李聚五从多次挫折中更加坚信：只有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抗日才能取得胜利。于是，他克服困难，北奔乐陵找共产党八路军，终于受到一一五师东进抗日纵队司令肖华的接见，被任命为鲁北支队参谋主任。在党的领导下，他如饥似渴地学军事学政治，很快成为一名文武兼优的抗日指挥员。
  三
  1941年，当日寇统治齐河最残酷的时候，我党提出“敌进我进”的方针，即敌人向根据地进，我军向敌占区进，叫“翻边战术”。冀鲁边二地委决计向南开拓。因李聚五熟悉齐河情况，地委、专署、军分区共同讨论，决定任命他为齐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大队长。李聚五接受任务，立即深入敌区，决心和齐河人民生死与共，患难相济。
  李聚五身为一县之长，没有丝毫官气。虽不是共产党员，却有一身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处处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是人民的知心人。他每到一村，一住下来，立即就会拢来一帮老百姓同他谈心，连儿子成亲、闺女出嫁的事都愿跟他说叨说叨，聆听高见。群众反映：“有人说李县长是国民党，我看很象共产党！”
  李聚五自觉与群众同甘共苦。一次，他指着筐箩底上的干粮末末说：“这是群众的血汗啊，粒粒皆辛苦嘛！”边说边拾起来吃掉。他在长期战争环境磨炼中，习惯了戎马生涯，到村里不愿给群众添麻烦，常常是解下驴上的褥套一铺，倒头就睡。衣服鞋袜破了，补了穿，穿破了再补。他的一件衬衣破得实在没法再穿，战士拿去当擦枪布用了。他发觉后很惋惜地说：“还能将就两个月，撕得多可惜呀！”
  1942年夏天，部队住到冯家井子。听说有一家贫苦农民因吃野菜中毒，全家五口人性命难保。李聚五立即带医生登门抢救，使其脱险，一家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李聚五关心群众疾苦，处处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每逢播种和收获季节，只要一有空闲，他总要带领干部战士帮助群众抢种抢收。人们说：“李县长不光打鬼子除汉奸智勇双全，干庄稼活也是把好手。”
  四
  李聚五能忍能让，气度非凡，凡有利于合作抗日的事他都干。在济阳、临邑一带遭红枪会包围时，他挺身而出大义懔然地讲：“中国人面对日寇侵略，需要的是同心抗战而不是自相残杀……。”一席铿锵有力的话，使红枪会自动散去。禹城西尹集程义润的民团被鬼子包围时，李聚五闻讯，立即带队前往解围。战场上拣到的程团所丢马匹和枪支，原物奉还，并相约以后在抗日中加强合作。
  两度同郑万刚合作，更显示了李聚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胸怀。1938年夏驻军邵庄时，为扩大抗日力量，他第一次只身去南北庄子同土匪头子郑万刚谈判。几句寒暄之后，便真诚相见地指出：“老大哥，你这没根没梢的土匪队伍是没有出息的，只有参加抗日才是正道。……”郑万刚被说服，让他儿子郑德轩先带二百多人来邵庄会合。来后不久，一次行军路上，郑的兵因抢吃西瓜同群众发生争吵。李聚五闻讯赶到，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向瓜主道歉并照价付钱。一次，李聚五不在，郑的兵夜间抢了群众的东西，被部队司令枪毙了两个。李聚五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要把土匪改造成人民子弟兵，是需要一个教育过程的，不能操之过急。此次事发，郑德轩虽明无异议，但暗有打算，事后假说回去整顿，返回本部。
  1941年秋，李聚五调任齐河县长兼县大队长后，坚持党的“联合一切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曾冒死找赵芙亭、聂胡子、张德新谈判，他们有的公开拒绝合作，有的阳奉阴违毫无诚意。向县委汇报情况后，县委派他再去找原来叛离的郑万刚。郑态度稍好，但有四怕：一怕鬼子打他：二怕张德新吃掉他；三怕抗日胜利没把握；四怕被收编后对他不信任。李聚五针对他的思想顾虑，耐心地宣传了我党的抗日主张、统战的重大意义和抗日必胜的根据。推心置腹地说：“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每个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都要求抵抗侵略，奋起抗日，保卫国家。我相信郑团长眼看着大好河山和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涂炭，不会无动于衷吧?!是个有血性的汉子的话，不会甘当亡国奴吧?!”“不会的，不会的。”郑万刚被激起火来，尴尬地说，“但不知其他几个团（指赵芙亭等杂牌）对抗日如何打算？”李聚五严肃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去何从，任其选择。”接着给郑万刚指出三条路：一条是光明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抗战到底；二是死路一条，——归顺张德新，一块去当汉奸，与人民为敌；三是解散队伍，回家为民，束手等待鬼子的凌辱。最后鼓励说：“我看郑团长是有民族气节的人，是有血性的英雄汉，一定会走光明道路的。”郑万刚腾地站起，一拍大腿说：“我是个大老粗，不怕脑袋搬家，就是眼光不亮，看不清时局，多谢县长指教。不过我干过一些坏事，只要政府不嫌弃，愿在您的指挥下一起抗日。”李聚五申明：“不管什么人，只要真心抗日，以前的过失，既往不咎；抗战不分先后，只要英勇杀敌，同样评功。”并向郑万刚交代：全团编为县大队一个中队，人员不混编，枪支不调换，请他参与县大队的领导。郑万刚听后激动得又一次站起来说：“一言为定，我全团人马请县长收编。”收编郑万刚以后，齐河北部和临邑南部的根据地很快连成一片，对其他土匪伪顽头子也是当头一棒。
  五
  齐河县境内较大的地方杂牌势力，东有赵芙亭，西有张德新，南有聂胡子，除北边郑万刚被我收编外，其余三股都当了汉奸。敌强我弱环境恶化，李聚五采取巧妙的游击战术，经常打击敌人，鼓舞部队士气，振奋人民斗志，开辟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赵芙亭当汉奸以后，任伪山东保安第七旅旅长。他收罗伪军近两千人，盘踞孙耿一带为非作歹。在搞清其武器装备、设防部署后，李聚五率县大队配合冀鲁边军区二分区三营，于1942年除夕之夜以闪电战术突袭赵匪驻地，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半个小时结束战斗。敌人死伤150多名，击毙赵匪之弟特务营长赵普轩。赵匪惨败，料其必然报复，李聚五根据县委的决定，率县大队以麻雀战术巧与周旋，使其到处扑空。继而派出小分队，夜间摸敌哨、吃掉小股敌人，搞得赵匪胆战心惊，无力反扑。同年3月29日，李聚五率县大队、各区队和1000多名基干民兵，配合冀鲁边军区二分区主力十七团，在大代庄围歼赵芙亭部。缴获长短枪700余支，战马40多匹。赵芙亭在我战士张凤来的刺刀之下做鬼。此后，抗日军队在齐河县声威大震。7月下旬，李聚五率县大队突袭东孙耿，把在大代之战漏网、收集残部伺机反扑的赵芙亭之弟赵仁斋部一举歼灭。至此，赵氏兄弟苦心经营的伪七旅彻底覆没。
  张德新投降日寇，办起了兵工厂。先后在刘安庄、宣章屯、大黄庄、张保屯、刘善庄、大费庄、小王庄等地安上了十几个据点。匪徒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血债累累，民怨沸腾。1942年，李聚五一面部署向伪军家属开展政治宣传，瓦解敌军，一面组织各区队和民兵，对敌开展“纠缠战”。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许多伪属规劝亲人不要与人民为敌；不少伪军主动给我军通风报信或弃暗投明携枪反正；还有的在与我作战时对空放枪、弃械回窜。李聚五组织县大队战士和民兵，夜间小股出击袭扰，在据点周围埋设地雷，致使张团上下惶惶不可终目，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举妄动。1944年9月，李聚五率部乘胜前进，接连攻克大黄、张保屯、小王庄、宣章屯四个据点。小王庄一战，击毙伪大队长孙寨君。全歼敌军1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7挺、小炮6门、步枪100余支。1945年3月，李聚五率县大队、各区队和基干民兵2000多人，配合渤海军区一个团，扫清县境北部所有日伪据点，为解放全县创造了条件。
  聂胡子（聂宜增）在桑梓店一带对人民杀刮抢掠、残酷统治，民愤极大。1945年11月，我县大队配合渤海军区十一团出兵贾庄，采取地道战术严惩聂匪。从大湾底朝据点挖一条一里多长的地道，在据点底下放上炸药、引线。天将拂晓，“轰隆”一声巨响，据点西北角被掀翻，60多个伪军上了西天。我军乘硝烟弥漫、敌人混乱之际，迅猛杀入，敌人大败。聂胡子刮掉胡子妄图逃跑，刚一露头即被我军击毙，恶贯满盈的聂团遂告覆灭。
  六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竟然破坏和平停战，进攻我解放区。根据县委对形势的分析，兵分两路，以县委书记县大队政委李代耕为首活动于西部，李聚五率县大队防御于敌人直接威胁的南部。
  4月24日下午3时，国民党驻桑梓店之三十六师一〇八团向我齐河县大队驻地草庙王发动进攻。经激战，蒋军溃退。次日，国民党从济南增兵600余人卷土重来。李聚五身先士卒，率县大队誓死保卫解放区。激战4小时，打退蒋军数次冲锋，毙伤蒋军70余人。李聚五在战斗中不幸胸部中弹光荣牺牲。时年四十三岁。
  黄河在怒吼，人民在抽泣。
  李聚五的牺牲，使全县人民沉于极度悲痛之中，胸中燃起反蒋复仇的怒火。
  4月30日，齐河县政府在张保屯举行万人集会，痛悼李聚五。在庄严肃穆的追悼大会上，首先宣读了渤海行署主任李人凤的书面悼词，接着宣读了区党委根据李聚五生前多次要求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决定。
  会后，送灵到盐店于家安葬。灵柩所过村庄，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设路祭悼念英灵，寄托哀思。
  安葬后不久，获悉蒋军企图盗尸“示众”。为保护烈士英名，灭敌有生力量，县大队曾于烈士墓附近设伏三夜，并秘密将灵柩迁葬于洪官屯。
  李聚五逝世近五十年来，他的音容笑貌一直活在人们的记忆中。正是：
  碧血染青史，青史有声并有色，
  忠躯葬黄沙，黄沙埋骨不埋名。
  民族精英徐尚武
  陈建广
  历史悠久的鲁西北大地，养育了无数英雄儿女。民族精英徐尚武这一响亮的名号，历经54个春秋，依然振响在人民的心中，人们为其可歌可泣的业绩而感动。有一首歌谣至今还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着：临邑抗日县政府，县长就是徐尚武；为国家、为民族，披星戴月不辞劳苦；除恶霸、灭日寇，拯民水火胜父母；王楼战役威名扬，民族英雄垂千古。据原中国民航总局后勤部第二部部长李一民（原名李逸民）介绍说：“徐尚武牺牲后，由于敌人对他十分敬畏，便把他的遗体抬到临邑城来，埋葬在门外一个土岗上，并为他树了碑。碑正面书‘敌抗军司令徐尚武之墓’，背面写‘临邑皇军驻屯队’。原驻临邑日军头目板原、渡边、永冢、佐木等，这些杀害中国人的刽子手，瞻望徐司令坟墓时，也禁不住伸出大拇指来，称其为国家的忠良，民族的大英雄。”
  徐尚武同志是我冀鲁边区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为开辟和巩固鲁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1939年任临邑县长时，他带领全县人民渡过了艰难的岁月。粉碎了日寇数十次残酷疯狂的扫荡，拨掉了门刘、垛石桥等鬼子据点，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1943年在王楼战役中，掩护肖华支队、黄河支队、二军分区及地委、专署千余干部战士突围，为国捐躯，时年31年。徐尚武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是我党的忠诚战士，人民的好县长，我军的优秀将领。在鲁北一带享有盛名。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徐尚武又名徐荣耀，小名“会子”，人称“十二点”、“徐快刀”、“徐阎王”、“徐宰坊”。1912年（古历）4月12日出生在无棣县大庄街一个中农家庭里，全家4口人，只有一亩地，生活非常困难。徐尚武的父亲和叔父非常要强，对徐尚武这根徐家传宗接代的独苗，视如掌上明珠。于是他兄弟俩便从表兄弟王玉玺家里，借了100斤谷子作本钱，卖包子做面条，一家人扛活打短，省吃俭用，攒齐学费，让徐尚武在本村上了学。
  尚武天资聪慧，追求上进，学习认真，善于独立思考，各科成绩均优秀。1930年徐尚武以各科第一的成绩考上无棣县高等小学。1932年考入无棣县师范讲习所。在这里，他接识了中共无棣县委书记石景芳同志，受到其新思想的影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岳飞传》等进步书刊（纪念馆诸书仍存）。由于他思想敏锐，接受新事物快，很快便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必由之路及中国贫穷落后、受帝国主义列强宰割的原因，因此，他更加痛恨中国统治阶级的腐败和反动，更加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贪得无厌的侵略，也更加同情劳动人民的痛苦。于是他经常利用学生身份联络进步青年，串联革命师生，编写革命歌曲，传播革命火种。
  为勉励自己，徐尚武在铁制的书架上，亲笔书写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和“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等格言。1936年徐尚武在无棣县与县委书记石景芳及县委、县府其他领导关星甫、于梅先、丁涌生等人，在刘丰台村组织“友谊读书会”，发展会员达八十多人，存有进步刊物百余册。参加读书会的成员普遍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后来有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绝大部分参加了冀鲁边区抗日部队——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其中不少人成为这支抗日武装的骨干，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徐尚武师范毕业后，先在徐家园吴季李村教书，1937年初去温家庙教书。他提倡新的教学方式，反对权建式师戒，并且亲自带领学生参加劳动，修盖校舍和种植菜园。
  1937年冬，日寇侵占无棣，学校被迫解散。徐尚武目睹日寇焚烧杀戮，在血红的膏药旗帜下奸淫妇女、抢掠国宝的事实，便暗暗下定了抗日救国、保家为民的决心。
  1938年2月，徐尚武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大救国纲领”感召下，积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并且在当时无棣县委书记石景芳同志的暗中配合下，在温家村树起了“抗日救国”的义旗。号召民众“除霸安良，打列强，除军阀，打起五色旗，红黄蓝白黑，五旗是一家”。这时正值国民党政府拨款整修马颊河，大地主崔伯玉把工程承包，贪污了水利款，而当时，河水又暴满，崔伯玉就和民团头子胡振国勾结，企图扒开河道，淹没下游的村庄。徐尚武利用这一时机领导群众和崔伯玉，胡振国进行斗争，缴了崔伯玉三十多支枪，崔本人闻讯后逃到板营镇。赶来“治安”的县警备大队一看大势不妙，也缴出了八十支枪，落荒而逃。
  1938年3月原师范校长，敌伪六旅旅长张子良以虚情假意的师生情和高官厚禄为诱饵，劝徐尚武归顺国民党，被其当面拒绝，并且毅然绝然地带领群众（其中有刘晋卿同志）投向革命根据地“庆云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委员会”，编入我们党领导的爱国抗日武装，番号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队”。
  参加革命队伍后，县委书记石景芳同志调任别的工作，这部分武装即编入第三路第三大队，徐尚武任大队长。当时虽然徐尚武还不是党员，但是他和我党许多领导人早有联系，因此，县委负责人于梅先、关荣亭、三大队政治部主任关星甫同志经常找他谈心，讲解革命道理，徐尚武倍受鼓舞。通过交往和几次小胜仗，他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人还是那些人，枪还是那些枪，队伍还是那支队伍，为什么今日天天打胜仗，昨日天天吃败仗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投奔共产党这条路走对了。因此，他郑重其事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大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不久在于梅先、关荣亭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当即荣任庆云县战争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长。
  对敌人的手软就是对人民的背叛
  徐尚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负组织上的厚望，积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组织成立了庆云县抗日自卫队，负责站岗放哨，安定了农村社会秩序。
  同年，徐尚武又兼任除奸部长，负责在鬲津河一带做地下工作。当时，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控制很严，徐尚武依据擒贼先擒王的古训，深入虎穴，亲手处决了敌寇匪首“蝗螂脖子”，鼓舞了群众的斗志，灭了敌人的威风，使全县的抗日斗争和反“二权”（国民党和十军团政府）运动迅速展开。
  1939年徐尚武在中丁（现庆云乡所在地）发现地痞流氓分子李廷明、李廷亭、胡存峰及其女人、孙胜文五人，为非做歹，残害百姓，暗中投敌，便设法将其抓获，在刘东湾执行枪决。同时在马家、城南刘、三翟、刘古风、秦家等村发展了十多名共产党员，扩大了根据地。
  1939年4月八路军八团进驻中丁（一营驻后丁、二营驻中丁）。早饭时与日伪扫荡队发生激战，在这次战斗中，徐尚武以一当十，奋力拼杀，带领部队杀出一条血路，冲出敌人的重重包围圈，并以轻微的损失，换来了我军主力部队全部突围的重大胜利，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彰。
  1939年夏，徐尚武调任临邑抗日县政府县长。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他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据县志记载，当时，临邑地属二分区的腹心部位，斗争也最尖锐。他刚上任时，临邑有三个出名的“愣种”，一个是尚精贵（小名三火子），临邑县东街人，后任临邑县大队大队长；一个是路有水（小名虎子）后任临邑县八大队队长；还有一个叫何风歧（小名狗子，先任八大队中队长后投敌，成了伪团长）。其所属有一百三十来人，三个步兵排，一个匣子排。一排是大盖子，二排是九八式，三排是金钩子，全穿日本鬼子和伪军服装。三人都善于枪法，具有百发百中的本领。来个老师当县长，甭说别人，他仨就不服。何风歧当着徐县长的面就说：“一个书生当县长，别说打鬼子，敢放枪吗？”
  徐县长闻听此言，不解释也不分辩，一如继往地下乡村入民户，夜以继日地工作着。通过了解得知候潘家庙村有一名妇女，成天和汉奸土匪团的人员来往鬼混，当地群众非常气愤，但敢怒不敢言；郭家庵村一个恶霸地主依仗日本鬼子和汉奸的势力，欺压当地老百姓；我联络站的一名通讯员，名义上给我们联络送信，实际上与日伪勾结，等等。徐县长认真收集着，记在小本本上。
  一天，徐尚武手持一把锋利的大刀，把尚精贵等三人叫到一起，让他们跟自己走。然后，根据小本本上的记录，当天就砍了26人，惊得三人目瞪口呆。尚精贵愣了半天神，有点不解地对徐县长说：“过去，我听老人讲，有一个县令叫刽子手杀三人，估计刽子手可能会手软，于是这位县令策划着，在这位刽子手进酒店时，责令跑堂的泼了他一身涮锅水，一气之下，这个刽子手才手起刀落，砍了3人。你——你一下砍26人，手不软吗？”
  徐县长风趣地对他们说：“我杀的是卖国求荣、无恶不做的汉奸、坏蛋，举刀时想想他们奸淫妇女、杀人越货、心甘情愿地当小日本的走狗，再多杀几个，也不手软。我觉得干革命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背叛。”三人觉得他讲的话在理，并且当场表态，愿意听从县长调遣。
  1940年春的一天，徐尚武带领延安支队和县大队驻在刘坡海村。中午12点，敌人纠集济南、禹城、惠民、德州等千余名日伪军围上来。303（延安支队长代号）命令，固守阵地，任何人不能擅自撤退。敌来势甚猛，又加我军装备低劣，一中队所在地小邓穴阵地，被敌人占领。徐县长见状一马当先，亲自率领二中队战士猛冲过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夺回了阵地。恼羞成怒的日伪军，又集中重型炮弹，向我阵地猛轰，顿时整个阵地变成火海，情况万分危急。徐县长仍冷静沉着地指挥。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深夜，直到我军主力部队撤出，徐县长才带领县大队胜利突围转移。
  盘踞在临盘、垛石桥据点的鬼子，经常打着“膏药旗”，歪戴着帽子斜挎着枪，到附近村催粮逼款，抢掠财物，侮辱妇女，无恶不作，成了当地的一大祸害。1941年5月，组织上决定立即拔掉垛石据点，为民除害。
  垛石是个大据点，驻有20多个鬼子，100多名伪军。炮楼修在大桥上，村四周是坚固的围墙，右面紧靠徒骇河，河畔小村是一片湾塘，地势险峻。进攻村子的唯一入口就是通过村西头那座修有炮楼的大桥，要拔掉这个据点，难度很大。
  为了夺取整个战斗的胜利，驻在临邑县马店村的徐县长，把县大队的负责人路有水找来，研究制定了作战方案，安排地下党员李克亮做好过桥的准备工作。按着既定计划，当晚十一点，县大队就顺利过桥，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敌人的炮楼。
  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县大队共缴获敌人电话5部，大枪40支，子弹数千发，打死日本鬼子5名，打伤鬼子伪军数十人。等到增援的鬼子进了村，县大队早已撤退，无影无踪了。他们所看见的只是横七竖八的死尸和哇哇呼救的鬼子伪兵。
  据曾在临邑战斗过的四川省委书记何郝炬来信说：同敌伪针锋相对的进行斗争，徐（尚武）县长的名气，可以说是闻名遐迩，在敌人那里也有很大的名气。济南的敌伪报纸经常刊登徐尚武等人的活动，吹嘘自己如何打击所谓的某“匪”部，结果是他们越打击，我们越活跃，使敌人很伤脑筋。其辖区内敌官兵争吵时，常用的口头禅是：“谁要是办事不凭良心，出门就碰上徐尚武。”
  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就是爱人民
  徐尚武参加革命后，特别是荣任临邑县县长以来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就是爱人民。”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徐尚武同志，在艰难困苦的战斗年代，保持和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关心同志比关心自己还重。1940年，抗日战争处在最艰难的时期，当时因天灾人祸，群众生活非常困难。部队吃的是渣窝窝、菜饼子，但每当收到群众送来的给养时，他都是把这些干粮装进布袋子里，让大家先拿。自己把剩下的碎末末，用水一冲，吃下，并风趣地说：“别看这是渣菜饼子，我吃着比西餐大菜都香甜，因为它是我们劳苦大众辛勤劳动的果实！”
  1940年冬季，他住在临邑县大庄村一间破磨棚里办公，每天晚上忙到深夜，管理员曾多次提出给他生火盆，但每次都被他拒绝了。他对管理员说：“办公的地方在屋里，不冷，冷的是咱们在门外站岗的战士们，你对他们要多照顾一些。”
  徐尚武身先士卒，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密切联系群众，他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部队的行动准则。有一次，他住在临邑兴隆镇马庄陈明泉的家里。当时陈明泉开酒坊，根据工作需要徐尚武要以小伙计的身份出现在村里。为了不给户家添麻烦，他抽烟自带汉烟袋，使火自带火镰，不计较地位的高低，在铺前铺后忙里忙外。陈明泉很是过意不去，晚上想请他喝一壶，被他婉言谢绝了。直到徐县长离开该村时，陈明泉才不管县长怎么解释，硬是摆了一桌酒菜。据这位至今还活着的陈明泉老人讲，徐县长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吃了他的饭，临走时还偷偷留下了一块“大洋”（银元）。直到现在这位老人提起此事便说：“这样为咱老百姓着想的好县长世间少有。”
  徐尚武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能够密切联系群众，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的群众打成一片。大家有话愿意同他讲，有什么要求，也愿和他提，真正做到和群众亲密无间。1941年秋收时节，部队在索庙村休整。一天，他带领12名战士到村里帮助群众割谷子，他挥舞着镰刀，一步一把，三把一捆，和战士们竞赛，始终干在战士们的前头。该村干了半辈子长工的李大爷逢人就伸着大拇指说：“徐县长真是好样的，打仗是英雄，干活是能手。”徐尚武不但时刻注重同群众打成一片，而且，时常关心战士家中的生产、生活问题。战士病了，他亲自喂米喂饭；在条件差的情况下，努力改善同志们的生活；战士负伤了，他总是千方百计为战士的康复创造尽可能的条件。战士牺牲了，他叫村长、保丁安排好其田地耕种、家属生活等等。县大队百十号人一致感到跟着徐县长干革命有使不完的劲。
  临邑县兴隆村一位投诚士兵说：“我叫王玉增，曾当过徐县长的俘虏，通过徐县长的教育，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共产党小米加步枪，为什么能够打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呢？很简单，那就是在共产党队伍中有千千万万个象徐尚武这样的干部，所以才能赢得民心，赢得天下。”
  机智勇敢，视死如归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徐尚武同志不但能做到机智勇敢地消灭敌人，而且还时刻注意避免与敌人硬拼，有效地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1941年2月（古历）底的一天，徐县长带领部队从临邑五区马家寨子出发，夜间12点左右至贾寨村。徐尚武告诉同志们：驻贾寨的伪军“老定子”率部起义，县大队负责接头。这时县政府和两个小队不到100人。到达后，见伪军据点无人，待天亮发现邻近一个小村有伪军200多人。为了争取这股武装力量，徐尚武独自带领警卫员王志顺去集中伪军，他坐在一片空地里向伪军讲话。约一小时后，正当人们担心伪军谋害徐县长时，他回来了。对大家讲：“伪大队长‘老定子’说率部反正，看来是玩花招，实际是等待鬼子，消灭我们。”说着命令部队立刻撤退。约8点钟左右，哨兵报告，发现济阳、禹城的1000多名日伪军，在3辆坦克、8辆汽车的配合下，组成强大的火力，向我们扑来。徐县长带领县大队沉着应战，跟敌人激战了近一天，获伪军两支步枪，打死伪军2人，胜利冲出重围，没有一人伤亡。
  在临邑三区的台子刘村（现属商河县）反铁壁合围战斗中进一步表现了徐尚武同志机智勇敢、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1941年4月（古历）初，冀鲁边区和二地委在临邑县召开会议。徐尚武同志负责会议的安全工作。清晨八时许，临邑、德平、商河、济阳等五个县的敌伪部队五千多人，黑压压地向我扑来。顿时枪声四起，我陷入敌人的层层包围之中。很明显，敌人又在对我进行“铁壁合围”式扫荡。徐尚武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力量悬殊等情况后，果断地作出迅速转移的决定。在激烈的突围战中，徐尚武率部队机智勇敢地冲出重围。在突围中他不幸腹部中弹，倒在一片青青的苜蓿地中。同志们去救护他，他持着手枪说：“不要管我，敌人若来就结束他几个狗命，最后处理自己，为革命而牺牲是光荣的。”并坚定地吩咐通讯员李裕林先走，以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
  敌人冲进来时，部队早已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徐尚武同志在抗日群众的掩护下藏在地窖里，瞒过了敌人的搜索。敌人一无所获地走了，尚武同志又坐着担架回到了台子刘小庄。组织上派于梅先来看望他时，他满面笑容，若无其事地说：“我们又胜利回来了，小鬼子又白跑了一趟。”话没说完，侦察员报告：“德平曹五旅投降的一个营已动，来袭击我们。”徐尚武同志在担架上，镇定又豪气凛然地说：“还敢趁火打劫，不自量力，消灭他！”于是，他命令部队摆成一字队形，拉长战线，迷惑敌人，在我军的震慑下，曹五旅未敢轻举妄动。
  为了徐尚武同志的安全，组织上一夜之间，把他安全转移到德平、乐陵边界根据地，靠近大军区部队。以后又转移到我军后方医院。
  数月之后，尚武同志恢复了健康，回到二地委。党组织随即决定任命徐尚武同志为冀鲁边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在42年他先后参加了田口、平原等多次战斗，尤其他所领导的县大队和二分区三营，一举全歼了伪团长何风岐的“王牌”——“铁三营”。营长刘长振被击毙，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开辟了临邑、济阳、齐河等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
  血战王楼、千古留芳
  1943年1月25日，日寇纠集济南、商河、齐河、临邑等地的日伪军五千余人，由济南日军司令铃木亲自指挥，对鲁北一带进行大扫荡。
  时年，我二分区和地委、专署及肖华支队、黄河支队的干部龙书金、李平、徐尚武、赵义昌、马俊等集中在济阳县皂户李庄召开整军会议。当时，我方基干营300人，黄河支队400人，附近区部80人作保卫工作，总共不超过1000人。开会时间不长，我军发现被伪军包围在方圆20多里的包围圈内。徐司令果断地命令部队往西撤退，不料迎面又遇上了齐河、禹城来的一批日伪军，我军被包围在不到百户人家的王楼村。
  情况万分危机。徐尚武考虑到自己在临邑地理位置较熟，部队有许多是自己的老部下，便于指挥，便主动放弃随机关转移的机会，当场表示留下来阻击敌人。
  天灰蒙蒙的，下起了鹅毛大雪，风呼呼地刮着，朵朵洁白的雪花满天飞舞。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机关首长都骑上马，在大部队的掩护下，冲出重围，留下死一样的寂静。
  徐尚武沉着指挥。为了粉碎敌人的拉网战术，率领余部抢占王楼的制高点，英勇阻击敌人。又是一场激战开始了。徐司令为了给主力部队和机关同志突围创造有利的条件，主动向敌人发起进攻，打退敌人数十次冲锋。敌人通红通红的枪管，射出雨点般密集的子弹，无情地夺去一个个年轻人的生命，眼看着我军留守人员逐渐减少，只剩下百十人了，子弹也基本上打光了。在这生死攸关的危机关头，徐尚武接到主力部队与机关同志顺利突围，停止掩护的指示。他立即带领战士集中冲锋。但因人员太少，再加上好多同志已受伤，迟迟不能冲出重围。徐尚武把剩下的人员召集在一起，开了一次短会。内容很简短，简短得只有两句话：“同志们，有能力的跟我冲出去就有活路；没能力冲出的，留下来掩护同志，阻击敌人，实在不行了，留下一颗子弹给自己。我堂堂大中华的子孙绝不能当小日本鬼子的俘虏。”说完把褂子撕开，带领战士插上刺刀，朝王楼东南方向冲去。
  在这场肉搏战中，敌人胆怯了，敌人被徐尚武这位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和这支正义之师，吓破了胆，纷纷落荒而逃，部队冲出重围。然而，人民敬爱的徐司令，身负多处重伤，不能行走。徐尚武把警卫员叫到身边，对警卫员说：“为革命，为中华民族，你不要管我，搭上一个饶上一个不值得。”警卫员说：“领导交给我的任务就是保卫首长，我绝不能贪生怕死自己走”，说完背着徐县长就走……。
  走到刘屯后，有一位老太太，被他们这种精神所感动，冒死把徐司令藏在该村刘玉雨家的地瓜井子里，给他盖上草。但是入窖时被伪保长刘金发在房上发现。
  尾追的敌人来搜查了，日本鬼子翻箱捣柜搜查未获欲走时，伪保长刘金发（乳名落子）向敌人告密，说出了徐尚武的下落（事发后的第二天刘金发在临邑县沙河乡大沙河内被我县大队枪决）。顿时，敌人欢喜若狂，如获至宝，纷纷围上去。就在这紧要关头，藏在一旁的警卫员“叭、叭”开了两枪，打死了两个日本鬼子，恼羞成怒的日本鬼子，误认为是徐司令开的枪，他们被战场的老对手徐尚武百发百中的枪法吓破了胆，于是向徐县长投掷了一枚毒瓦斯弹，夺去了这位年轻共产党人的生命。据县志记载：在王楼战斗中，敌人一个旅团长被击毙，180多鬼子伤亡，死伤伪军不计其数。然而，受人爱戴的徐司令和72名烈士也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雄形象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
  （张广学、王建军/整理）
  克敌救国从戎赤胆忠心为民——记王克寇同志战斗的一生
  王克寇，原名王汝清，1916年生于禹城县莒镇乡董屯村，1936年入党。他一生戎马倥偬，经历了上百次战斗，为建立和保卫齐禹抗日根据地立下了赫赫战功，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为鲁西北抗战史写下了光辉篇章。他那敦厚、聪慧、不畏强暴的英雄形象，至今仍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记忆中，他的英雄事迹，在人民中广为传颂。
  （一）
  1930年，王汝清同他的好友于春溪、高凤灵一起考入连五高小学。“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他心情十分沉重，暗暗立下抗日救国的大志。1933年，他考入平原乡师，因不满学校当局要求学生关门读书不问国事的做法，曾在作文课上以“立志”为题，愤怒地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他写道：
  “国破民穷狗霸道，苛捐杂税如牛毛。日寇蹂躏我国土，独夫民贼任逍遥。富人吸尽千家血，强盗榨取万民膏。我国人民遭涂炭，胸怀大志救同胞。”国文教员马霄鹏（共产党员、鲁西北特委委员，代号“207”）看到王汝清有胆略、有勇气，敢于揭露时弊，伸张正义，便主动接近他，经常给他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知识，介绍一些马列主义书籍。这使王汝清的思想逐步开阔，眼睛更加明亮，进取心越来越强。
  1934年下半年，王汝清在马霄鹏老师的指导下，与于春溪等同学办起了《禹声报》，宣传马列主义，鼓动抗日救亡工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冒着被反动当局查禁取缔的危险，转载了毛主席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登载了《还我河山》、《起来，亿万同胞们》、《拿起刀枪冲向战场》、《埋葬日本帝国主义》等进步文章，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这在宣传发动群众，揭露敌人的反动本质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王汝清在办报过程中，逐渐成了一名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经马霄鹏介绍，于1936年4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从此，中国抗日战争开始。王汝清热烈拥护党的号召，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誓死抗击日寇，他请求校方在毕业证书上把名字改为王克寇，以示抗日到底的决心。于春溪也改名为于曼青。王克寇和于曼青、高凤灵毕业后一同回到家乡，常到他们的母校连五高小学去。他们三人同学校的地下党员组成党小组，王克寇任组长。党小组分析了当前局势，制定出抗日救亡行动计划：一、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坚定群众抗日信心；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学校师生投入抗日行动；三、揭露反动校长赵春雨的亲日行为。他们首先在师生中建立“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有27人，其中有9名教师，18名学生。他们以“民先”的名义在学校开展抗日活动。校长赵春雨是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又是杂团李朝平的政治部主任，是地地道道的亲日派。他不但不支持开展抗日活动，反而认为是破坏学校的秩序。一天晚上，他把王克寇和于曼青叫去，把匣子枪摆在桌上威胁道：“你们并非本校教师，不许煽动学生闹事。我是一校之长，学校的一切活动都得经我批准。”王克寇和于曼青耐着性子对他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救国人人有份的道理，并严肃指出：把师生们的抗日爱国活动称为“闹事”，纯粹是亲日派的口吻，是无理指责。赵春雨哪里听得进这些，他把桌子一拍大声吼叫：“这个学校就得听我的，决不能听你们的。”王克寇和于曼青一听，觉得无法再谈下去了。当天夜里，党小组开了个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师生赶走赵春雨，来个先下手为强。次日一大早，民先队员和学生中积极分子把学校内外贴满了“赵春雨压制抗日，从学校滚出去”的标语。赵春雨一看到标语，便暴跳如雷。同学们又把他的被褥行李都扔到校外去，他也灰溜溜地逃走了。中午，王克寇、于曼青等党员带领全校师生到徐庄、程庄、坡武、丁寺一带游行示威。他们高呼口号，张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团结起来抗击日寇不做亡国奴！”等标语，高唱救亡进行曲：“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从此，党小组掌握了学校的局势，学校的抗日工作开展得更加轰轰烈烈。
  1937年11月，在鲁西北特委指导下，共产党员马凤元、尉景平、杨中一、杨瑞亭、张祝华、王克寇、于曼青等在禹城连五高小学筹建了第一届中共禹城县委员会，马凤元任书记，尉景平任组织部长，王克寇、杨中一任县委委员。
  1937年12月，马凤元，尉景平调聊城协助爱国将领范筑先将军工作，王克寇接任县委书记。根据抗日形势需要，1938年初，县委决定撤销“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禹城县总队部”，成立“禹城县抗日青年救国会”，主要动员进步青年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县委通过青救会创办《青年报》和《血花》期刊，共出版40多期。
  （二）
  1938年7月，鲁西北特委调王克寇组建冀鲁支队。组织上先安排他在南宫学习了几天，返回后，立即着手组织。由于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深得民心，他又一直扎根在人民群众当中，群众威望很高，尽管处境困难，还是很快就拉起了队伍，王克寇任政治部主任。队伍初建，经费十分困难，王克寇同志就把家里卖猪卖羊的钱拿出来。家里送来的衣服，他总是先让给同志们穿，自己穿旧的。他有件大衣，自己很少穿，常常盖在伤病号身上。有一次，战士史建训负了伤，他亲自安排史到寺前李去养伤，还把自己仅有的三块钱留下来，史建训感动得流出了热泪。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和战士同甘共苦，行军打仗从不特殊。官兵一致的作风，保证了部队士气旺盛，纪律严明，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拥护。
  1938年冬，民团李惠民部公开脱离王子范四支队，自称李团。王克寇坚持统一战线原则，为尽可能争取李惠民共同抗日，先捎信让于曼青和李谈判。被拒绝后又亲自说服李。李言不由衷，虚与应付，谈了五天，毫无结果。王克寇向特委汇报，李已决心自绝于人民。经特委研究部署，派部队一举消灭了李惠民部，同时收编了李连祥、李朝生两股民团武装。
  1939年正月十五，冀鲁支队和津浦支队进驻禹城八区的小赵庄、常庄一带。他们得知济南、高唐、长清的鬼子要合围小赵庄的情报后，便在小赵庄西设下了埋伏。战斗中炸毁敌汽车三辆，击毙日军50多名。当大批日军前来报复时，王克寇已率部经潘店东渡黄河，安全进入泰肥地区。
  3月5日，一二九师先遣纵队和武装工作团掩护鲁西北特委机关向大峰山转移时，在陈营、吴营一带陷入日寇重重包围。激战突围后，一二九师独立旅武装工作团在曹庙再次与敌遭遇。武装工作团化整为零分散突围，损失很大。事后，武装工作团于曼青团长调范筑先纵队二团二营任教导员。鲁西北特委派王克寇在禹城、在平、长清、高唐边界，收拢被冲散的武装工作团成员，重新组织武装工作团。组团后，王克寇任团长，姜玉和任副团长，计有百余人。
  5月，工作团奉县委之命，奔袭贾庄的伪区部，消灭汉奸周济三。这次战斗由马锐锋任突击队长，选拔精悍战士50余人，化装成老百姓，用木轮车推着掩蔽好的枪弹，三人一群，两人一伙，向贾庄奔去。这天天气很热，又相距60里地。但战士们不怕劳累，于黄昏前赶到了贾庄。他们假装在伪区部门口歇脚，乘其不备，猛地抱住门岗，迅速冲进伪区部大院。汉奸队伍都在院里闲溜，一时都惊呆了。慌乱中只有少数敌人拿起枪来反抗。这本是全歼敌人的大好机会，可惜战士们缺乏近战经验，坐失良机，使敌人得以组织兵力反扑，形成一场混战。最后突击队以轻伤七人，牺牲一人（李大东同志）的代价撤出战斗。
  不久，奉上级指示，武装工作团进驻巩庄，开辟鲁西北根据地。9月，与茌平工作团、夏津工作团合编为“一二九师先遣队特务三大队”，群众一般称为“鲁西三大队”或“三大队”。干部进行了调整，原茌平工作团团长马布克任三大队队长，王克寇任政委，鲁玉光任参谋长。大队下设三个连，一支骑兵队，共300余人。
  那时鲁西北的情况很复杂，土匪和民团不下十五六个。“黄沙会”是个道会门组织，头目叫莫泽民，盘踞在津期店一带。他们帮会观念极重，全不着眼大局，村村修上土围墙，见谁打谁。三大队为筹集抗日公粮，派骑兵队去联系过几次，竟被莫泽民率黄沙会徒武力追击。王克寇派人摸清他的底细，知道他已暗中勾结上日寇，接受了日本鬼子的枪支弹药，当了汉奸，便决定消灭他。王克寇选派几名战士，化装成黄沙会员，由姜参谋率领，托言“来自云梦山大师兄处”，将莫泽民诳至夏津董古桥村赴宴。王克寇当面宣布他投靠日寇破坏抗日的罪行，随将其绑到村南砍去了脑袋，余下的黄沙会徒不攻自溃。三大队由此名振鲁西北。
  高唐县北部还有股土匪，领头人叫李卫道，借日寇势力胡作非为，欺压百姓。他对三大队明里表示欢迎，暗中却给鬼子提供情报。王克寇决定设计收编他的队伍。
  这一天，李卫道得到通知：三大队来了，便急忙集合队伍在庄头夹道欢迎。三大队荷枪实弹，在欢迎的行列中前进。忽然一声号令，行进的队伍站住了，左右一转，持枪逼住了在道路两旁的李卫道士兵。李卫道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就束手被擒了。这次三大队缴获歪把机枪一挺、大枪100多支、子弹2000余发。
  三大队在高唐、平原一带，兵不血刃，弹不出膛就消灭了两股汉奸武装。高唐的鬼子着了慌，乘汽车奔袭三大队。得到情报后，王克寇决定率部在聊禹公路上伏击这支来犯的日军。他们在公路上埋了7盘铁耙，还轻轻印上车印。战士则埋伏在路旁的麦田和树林里，有的就装成赶集的农民，提篮、挑担、推车，游动在附近的村路上。上午十点多钟，鬼子的汽车满载士兵呜呜地开来了。当进入埋伏区后，只听得“噗哧、噗哧”几声，轮胎被扎破，汽车动弹不了了。车上的鬼子还莫明其妙，叽哩呱啦乱问情况。王克寇一声令下，埋伏在两旁的战士万弹齐发。车上的鬼子来不及下车就死伤大半，跳下车来的鬼子，在枪林弹雨中难以立足，便趴在地上只图保命，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不到十分钟就结束战斗，击毙鬼子100多名，俘虏近百名，缴获平射炮一门，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步枪200多支，击毁汽车五辆。
  1940年3月，三大队转移到徐官屯附近。这是个较大的村子，位于高唐县东北部，村里驻有民团刘胡子百余人。当时三大队有300多人，还有随同行动的董纵两个连。如此兵力对付刘胡子应是稳操胜券。只是战斗打响后，徐官屯周围的13个伪杂团约2000余人，纷纷向徐官屯靠拢过来，反而把三大队包围起来。三大队在王克寇指挥下沉着应战，打得十分顽强。苦战两天两夜，虽然杀伤了大量敌人，但敌众我寡，难以继续作战。第三天黄昏，三大队决定突围。马布克、王克寇把部队集合在村东头，王克寇心情沉重地说：“同志们！敌人用重兵包围了我们，现在我们处于危急之中。指挥部决定：掩埋好烈士的遗体，带上伤员立即突围。”说到这里，王克寇把话锋一转，“同志们，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困难是重重的，但是我相信：任何困难都压不倒我们革命的战士，只要同志们振作起来，突围一定会成功。现在我命令：二连担任突击队，向东北方面突围。”二连连长肖金淦、指导员聂巨亭高挽双袖，手擎匣枪，在暮霭中率领全连战士猛虎般地扑向敌人。
  二排是二连的主力，排长贺少伍是名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他一手提枪，一手握手榴弹，身先士卒杀向敌群。霎时，冲杀声、枪弹声响成一片。硝烟冲天，刀光闪闪，好一场鏖战，总算撕开一个缺口冲出一部分战士，但突破口很快被封锁了，突围没成功。
  王克寇又出一条妙计，他命令骑兵队将一匹爱嘶鸣的劣马拴在村头，让它那一声声长啸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轻装后的部队，却在夜色掩护下，从敌人的结合部悄悄冲出了包围圈。敌人一直注意马叫的方向，集中火力，从东西两头夹击过去。黑夜中，双方都以为对面是被包围的三大队，巷战了一夜，天明才知上了当。三大队早已不知去向了。
  徐官屯之战后，部队元气大伤，奉命在茌平境内休整。这事被日本鬼子知道了，又跟踪而至，想趁三大队疲惫之机，一口吞掉。三大队不得不取道杨圈返回鲁西北根据地，以避其锋。
  一次，李连祥密令他的小舅子孙歪脖夜袭小纸坊，对革命战士的家属下毒手。孙歪脖在魏寨子饭店喝酒时把这消息说出来了，被一年轻媳妇听到。她娘家在小纸坊，便连夜向三大队报告。王克寇当即作了部署。当孙歪脖带上100多人走到担杖河时，在桥头遇上了三大队。出其不意的一阵排子枪，打得孙歪脖一伙慌了手脚。有的跳河，有的被打死，大部分举手投降，100多人没剩几个。
  李连祥夜袭小纸坊失败，损兵折将，还不甘心，又秘密串通王金祥，窜到王克寇的老家董屯村，打死王克寇的父亲和祖母，绑走王克寇的祖父、母亲、妻子和弟弟。王金祥把绑去的人质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王克寇妻子的牙齿全被打掉，还被折磨成精神病。敌人如此残酷卑劣的行径，无非是想借此摧毁克寇同志的抗日信念。但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把人民大众从日寇的铁蹄下拯救出来，王克寇同志强压怒火，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坚定地战斗在抗日第一线。
  1940年冬，三大队奉命改编为“冀鲁豫军区四分区基干二团”，徐翼任团长，王克寇任政委。二团活动在齐禹、茌平、高唐、长清、夏津、恩城一带，开辟茌南、茌平根据地。从1940年冬到1942年秋，二团主要是对茌南、茌北的伪杂团进行斗争。在徐翼、谭光汉（接徐翼任二团团长）、王克寇的领导下，二团采用毛主席制定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机动灵活地袭击敌人，搞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二团先后在孟庄、大吕庄、时桥、王磨庄、罗庄、寺后王、寺后李、枣刘庄、高贺庄、刘望山、毛徐庄、胜张庄等地与日伪军作战20余次，歼敌千余人，缴获各类枪支1000多件。全歼孟兆树的红枪会、伪军谢吉海部；重创齐子修、罗兆荣、谢吉红、王荣环等伪军，取得辉煌战绩。
  大吕庄之战是二团同日军的一场恶战。当时日寇集结的兵力近万人，将二团主力和几支兄弟部队围困在大吕庄。二团为了蒙蔽敌人，在大吕庄周围构筑工事，摆出固守到底的决战架势，一天之内打退敌人四次猛攻。王克寇同志负伤后，仍在火线上仔细观察敌人的兵力分布情况。当夜色降临时，王克寇命令敢死队用机枪开路，向村东呐喊冲杀，为兄弟部队杀开一条血路。他们突出了重围，但二团的主力却悄悄留在庄里没动。激烈的枪声使敌人误认为我军已全部东去，立刻调动村西的兵力向东截击。这时王克寇瞅准村西的空隙。他一声呐喊，率二团主力向村西冲出。敌人大吃一惊，又慌忙调头向西追赶。东西两头一折腾，敌人已失去战机。兄弟部队从村东脱险，二团从村西突围成功。事后，同志们说：“王政委这套战术，叫做声东击西，虚实并用，鬼子只好干瞪眼。”
  1942年秋，日寇对我解放区实行“铁壁合围”，形势十分严峻。我党、政、军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也相应作了调整。四分区并入一分区，二团改番号为“冀鲁豫军区一分区基干二团”，由刘克奎任团长。王克寇调任禹城县委书记兼县长及县大队政委，实现党政军一元化领导。这期间王克寇和县委一班人主要抓农村的减租减息、改造村政权、整顿党支部、领导群众开展“反蚕食”、“反资敌”斗争，巩固抗日根据地。
  （三）
  1943年7月，情况好转，王克寇又调回一分区基干二团任政委。1944年5月，二团奉命攻占牛角店。位于齐禹根据地和茌北根据地中间地带的牛角店是茌平县境内的一处较大的集镇，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守敌是伪军刘恕安部队，武器好弹药足，镇内建有据点炮楼。攻占牛角店对改变我军处境有很大意义，军区首长和二团领导对此十分重视。部队集中后，团长和政委都作了动员讲话。王克寇说：“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已经在望，汉奸刘恕安却不识时务，盘踞在牛角店，断我交通，扼我供给，实在是可恶之至。现在上级命令我们拔掉这颗钉子，为早日渡过黄河解放济南扫除障碍。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话音刚落，战士们就挥拳高呼：“坚决完成任务，拿下牛角店，活捉刘恕安！”
  晚十点，队伍离开驻地陈海子村，朝30里外的牛角店奔去。一路上，战士们情绪十分高涨，王克寇的心情却不平静。他一边走一边对他的老战友、东阿县敌工部长聂华民说：“牛角店是块硬骨头，不好啃呀！必须内外夹攻才能奏效。现在我直担心内线的配合问题。”聂华民回答说已经做了安排，在我们发起攻击前，内线会把伪军的中队长们集中到伪区公所去抽大烟。到时候，敌军无人指挥，一定抗不住我们的进攻。王克寇沉思了一下，“战争中情况瞬息万变，主要是信心强、动作快、火力猛。老聂，我向你打个招呼，要是在战斗中我革命到底了，请把我这把骨头弄回去，埋在家乡的土地上。”部队到达牛角店已是午夜时分，村外静悄悄的，星光下，位于村中央的炮楼象一头硕大的怪兽。围墙很高，从炮楼中射出探照灯光，在夜空中晃来晃去。这一切迹象，表明敌人没发觉我军的行动。按预定计划，攻击部队迅速潜入村内，凌晨一时开始进攻，可惜的是，内线配合失误，伪军指挥官已从区公所回炮楼，他们持枪督战拼死顽抗，战斗十分激烈。一夜之间，我军多次架云梯进攻，都被敌集束手榴弹炸毁，没能突上去。一度冲进去的手枪排，也被敌人火力压了出来。天明后，我方又组织了三次进攻，终因敌人居高临下，火力又猛，未能奏效。战事胶着，双方相持不下。
  下午3点，王克寇带领几个干部亲临前沿视察地形，选择新的突破口。他们发现据点门前有几口井，据内线介绍，这是据点敌人的唯一水源。王克寇命令“严密封锁井口，断绝敌人水源。”敌人也懂得这一手很厉害，所以拼死相争。还调集特等射手，从侧面封住我军冲向井口的战士。克寇同志见此情形，心如油煎，正在这时，通讯员前来报告，说敌人要向东逃。他听说敌人要跑，忙喊一声：“同志们随我来！”一跃而起向东冲去。谁知还没过十字路口，就被飞弹击中头部，他一个踉跄扑倒在地。同志们赶紧把他抢救下来，已是血如泉涌，当时就不能说话了。医生和护士一面流着眼泪，一面千方百计紧急抢救，克寇同志却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中。分区首长、二团干部心情焦急地守候在他的身旁，多么希望我们的政委赶快苏醒过来呵！他微微睁开了眼睛，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因伤势太重，话不成音，只听到一些难以辨别的“呼噜”声，但从他那神态他那眼神中，人们清楚地了解他的意思，“莫失战机，不要管我，冲上去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随后他徐徐地闭上眼睛，一个人走了。同志们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中。
  噩耗传到激战在牛角店的战士们中间，更激起对顽敌的满腔怒火。他们悲愤交集，纷纷表示：“王政委的决心，由我们来完成。这块骨头再硬，也要啃下来。刺刀不见红，决不下战场！”分区司令员刘致远同志号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拿下牛角店，为王政委报仇！”二团在刘克奎团长指挥下，再次组织强攻。全线出击，杀声震天。战士们愤怒的烈火，化作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排山倒海般冲向敌人。炸毁鹿寨、跨越堑壕、登上围墙、直捣敌巢。
  在凌厉的攻势中，敌人乱了阵脚。敌人据点就象一条破船，被进攻的风暴摔在礁石上，顿时变成碎片。500多伪军，除死伤外，全部投降，无一漏网。
  牛角店攻下来了，我们胜利了，却永远失去了党的好儿子、二团的好政委王克寇同志。二团全体干部战士和齐禹根据地的党政首长、成千的群众，在齐禹县总寺庙为王克寇同志召开追悼会，缅怀他的英雄业绩。刘致远司令员致悼词，当他说到“克寇同志为保卫祖国而战，为人民而死，临死前吃的是一肚子高粱米饭啊！”战士们都失声痛哭了。
  王克寇同志离开我们已有50多年了，他的英雄形象却永远激励着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
  （禹城政协文史办 整理）
  抗日大娘刘香惠
  刘香惠，1891年生于乐陵市三间堂乡刘玉亭村。因家境贫困，九岁便到大常村做了哑巴常培仁的童养媳。刘香惠聪明伶俐，勤劳善良，为人正直，在苦难的日子里，与哑巴丈夫相依为命，挣扎度日，先后生下四男二女。1972年入党，1974年10月在大常村病逝，终年八十一岁。
  1938年，肖华任司令员兼政委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来到乐陵，巩固和发展我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乐陵是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县，大常村是全县闻名的抗日村。当时已是五十来岁的刘香惠亲眼看到八路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英勇抗日，打心眼里敬慕。在我地下党组织的教育下，逐渐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能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因此，她常对孩子们讲：“八路军是咱穷人的队伍，咱们要多为八路军办事。”她说到做到，八路军一到村里，她就忙着给倒房、做饭、问寒问暖，照顾伤员，掩护同志的动人故事更是枚不胜举，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常大娘”。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常大娘和她的故事在冀鲁边区根据地军民中传颂着。
  为保证同志们的安全，每当同志们一住下来，常大娘便和六个儿女轮流站岗放哨，有的爬到树上，有的站在房上，哑巴丈夫也凭手势和表情报告情况，帮助工作。在环境最恶劣的时候，常大娘常常是一夜一夜的不眨眼，眼熬红了，腿站肿了，同志们心痛地说：“大娘别劳苦坏了身子，还是我们来站吧！”常大娘笑着说：“干革命就不能怕苦，舒舒坦坦的是不能打败日本鬼子的。”常大娘的话深深鼓舞了每一个抗日同志。
  1942年，我们的处境很困难，敌人三里一个岗楼、五里一个据点，三天两头进行“扫荡”。为保存力量，我们的部队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散活动。那时，不但我党组织办公没有安全的地方，伤病员也因没处安置，成了当时我们的一个难题。为了保证同志们的安全和解决伤员问题，一天，区委书记张荣会来到常大娘家，说根据形势需要，地、县、区委研究，要在她这里挖五个地洞，分别给地委、县委、区委和青救会的同志们用，其中挖一个大的，供地、县、区三级开会用。并说为保密，只能由她们全家挖，只有那一个大的，区里派几个同志帮忙。常大娘二话没说，一口应承下来。第二天就带领丈夫和三个儿女干起来。他们挖的挖、推的推、放哨的放哨，仅用半月的时间四个洞就挖好了。之后，区里又派了5个同志帮着用了7天7夜的时间，把容百十人的大洞挖好了。五洞相通，各有出口。这样以来，不但伤员问题解决了，我们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也有了比较安全的落脚之处，可是常大娘他们累瘦了，手上磨起了血泡。
  常大娘对到这里来养病养伤的同志，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区里有个干事叫袁宝贵，因为经常扒战壕、睡湿地，身上长了浓泡疥，浑身烂，走不得路，吃饭拿不住筷子，不能上厕所。常大娘就给他端屎端尿。不能吃饭，常大娘一口一口地喂，夜间痛得睡不着觉，常大娘就起来用开水给他洗。袁宝贵流下热泪说：“我好了以后要更加勇敢地杀敌人，夺取全国抗战胜利，把千万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县妇联干事刘玉芳，夜间行军扭着脚，脚面肿得象大火烧，常大娘就一天好几次地用柳条子水给她洗，用白酒给她搓。刘玉芳的脚养好临离开时，抓住常大娘的手依依不舍，含着眼泪说：“大娘，等抗战胜利了，我再来看你。”常大娘勉励她说：“孩子，去吧，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大娘等着要看你的立功喜报。”
  在一天的拂晓，游击队抬来一个刚挂了花的伤员，名叫张志彬。送伤号的同志刚离开，只听见二女儿秀文在树上喊：“娘，快、快！”常大娘一听就知道是鬼子汉奸来了，赶忙叫张志彬脱下衣裳钻被窝。张志彬怕连累常大娘，就挣扎着要去和敌人拚，常大娘一把按住他说：“你快给我钻被窝，不叫你动，你就不准动！”张志彬一看常大娘那劲头，没再说什么，就依从了。张志彬刚钻进被窝，几个汉奸呼叫嚷着闯进来了，常大娘坐在炕沿上沉着地说：“你们慢点咋呼，俺孩子病得厉害，怕吵！”其中一个汉奸怪声怪气地说：“你说是你的孩子病，我得掀开被子看一看！”说着就要动手拉被子，常大娘说：“你们在外头，家里也有爹娘兄妹，做事可要留个后步，别忘了自己是个中国人啊！当兵也是混饭吃，做事可得思量着点，别逼得咱老百姓没有活路。几位大兄弟说是不是？”
  那些汉奸一个个转身滚出去了。常大娘指着这些狗汉奸的脊骨，低声骂道：“你们这些狗东西，看你还能蹦达几时！”
  抗日战争的烈火越烧越旺，广大爱国同胞纷纷加入了革命队伍，万众一心，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不时给日本鬼子汉奸走狗以沉重地打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但是也有一小撮民族败类，经不住历史考验，无耻地背叛了革命，充当了叛徒，这就给当时的抗日斗争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一天的傍晚，区委书记张荣会来到了常大娘家，对常大娘说：“贾前投敌叛变了，最近他可能要来，对他要严加提防；并通知在这里住的同志，夜间要转移到地里去睡，以防万一。”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大清早，二女儿丁秀文在树上发现了目标，常大娘怕同志们在地里睡觉回来，被“捂”到家里，就赶忙上到房上摆手示意。“叭”的一声，一颗子弹“唆”的一下子，从常大娘头上飞过去。常大娘用手理了理头发笑着说：“这一枪打得好，给地里的同志们送去了信号。”
  常大娘从房上下来后，叛徒贾前领着汉奸进来了。汉奸在门外等着，贾前先进来刺探。常大娘一见贾前那副鬼态，就气炸了肺，但她马上又镇静下来。贾前还以为常大娘不知道，装模作样地问：“大娘，同志们呢？”常大娘大声说：“从前天走了，一直没回来。”贾前又到了东间里，问常大娘的小树春：“四兄弟，同志们呢？”常大娘的回答，12岁的小树春早就听得清清楚楚，所以他果断地说：“从前天走了，一直没回来。”
  贾前没有刺探着什么，跑到门口和汉奸嘀咕一阵，就象疯狗似地端着刺刀闯了进来。贾前在头里领着，在常大娘的家里到处翻了个遍，结果什么也没找着。
  叛徒贾前和狗汉奸扑了空，并不死心，于是就在常大娘身上下了毒手。先是一顿拳打脚踢，接着就用枪托子捣常大娘的胸口和脊梁。直打得常大娘身上青一块，紫一块，鼻子嘴里流鲜血，脸肿得睁不开眼，胳膊和腿痛得象折了一样。但她始终没说出同志们的下落。
  毒刑拷打只能摧残常大娘的肉体，丝毫动摇不了常大娘的意志。敌人打一下子，常大娘就骂一句，打得越重，常大娘就骂得越厉害。
  这些疯狗一看硬的治不服，就又来软的。叛徒贾前向前走了几步，冷笑着说：“大娘，同志们在哪里？快说了吧，这么大年纪了，免得再吃苦头……。”
  这时常大娘气得火冒三丈，她咬着牙，指着叛徒贾前的鼻子，厉声骂道：“你这个民族的败类，无耻的叛徒！你披着中国人皮，没有中国人味！……。”常大娘越骂越气，越骂嗓门越高，叛徒贾前被骂得目瞪口呆，一个劲地往后退，那些狗汉奸一看软的硬的常大娘都不吃，也就只好溜走了。
  狗汉奸们走了后，常大娘连气带遭毒打，身体支持不住，一阵昏迷，晕倒了……。
  醒来时，常大娘的身边已围满了同志们，大家围着她，一个个心情非常难过，常大娘安慰着同志们说：“你们难过什么！敌人打得我越厉害，心里越坚决！”
  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常大娘为革命忠心耿耿，满腔热忱，她先后照顾掩护了60多名同志，在紧要关头，为掩护革命同志，她把自己的生死完全置之度外。抗战胜利后，地、县、区三级负责同志，亲自授给常大娘一面红旗，上面写着：“向在八年抗战中立下不朽功勋的革命老妈妈——常大娘致敬！”1975年肖华同志来乐陵时，还到大常村看望常大娘一家。
  （德州市妇联 乐陵县妇联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