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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旱馆驿概述
  孙寿昌
  一
  德州旱馆驿（即安德马驿），座落于德州城朝阳门外，四牌楼东税务街（现前进街）东首路北，现第五中学校址处。始建于明洪武九年（1376年），其建筑古朴，历经多次修葺，仍保持明代建筑风格。“馆驿”为我国封建时代朝廷与地方，边疆大吏之间，传递诏书，谕旨，奏折，军报，密札……等公文官函，系官设供驿使中途打尖、寄宿、换马的场所。据《后汉书、西域传》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从汉代至清末，这种专差快马，奔驰传述俞令、书信的驿递制度，沿用了二千多年。
  据《德县志》载：“德州旱馆驿，明洪武九年置安德马驿于南关，安德水驿于西关。”《大明会典》卷一四五曰：“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有驿传。在京曰会同馆，在外曰水马驿并递运所，以便公差人员往来。其间有军情重务，必给符验以防诈伪。至于公文递送，又置铺舍，以免稽迟。及应役人等，各有事例。”文内云“会同馆”是在北京、南京所设的豪华馆舍，有天下首驿之称，负责接待各地王府公差，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以及外国朝贡使客，在京寄宿的住所。水马驿才是遍布全国驿传的网点，据史载：明初南京与四方边陲重镇，有水陆驿道十二条，共长达十四万三千七百余里，有驿站一千九百三十六处之多。明代的驿传制度，大致每隔六十里或八十里便设一驿站，以京都为中枢辐射全国，形成一个驿递网，由兵部车驾清吏司管辖；省级驿传主管部门，则属于按察使司的驿传道。但是还必须接受布政使司及所属府、州、县行政机构的监督、“稽核”。省级的主管官员是按察副使或佥事，驿站官员为驿丞（无品级）则直接由州县负责任免。
  公差驿使之身份凭证，明初颁发“符验”，它是一块织锦，上有“皇帝圣旨，公差人员经过驿分，持此符验，方许应付马匹”等字句，织锦符验上还印有两匹备好鞍的马。到了嘉靖朝又改为印在纸上的公文勘合，上面详细开列乘驿人员姓名、职别、到达地点、往返日期，及应得夫马车船廪给等内容。还有一种兵部与各边总镇而用的“火牌”，即“火速”、“火急”之意，是专为飞报边患、暴乱等重大军情而用的。万历年间，火牌又改为纸印的“火票”，随着明王朝官场的腐败，驿递制度也是弊窦丛生，高官大吏将驰驿人员收买，营私舞弊，以公济私，禁令松弛，驿递冗滥。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由兴盛而走向衰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是明朝建立的一套完整的驿递制度还是可取的。它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清光绪六年（1880）八月十四日，清廷允准李鸿章奏设南北洋电报（架设天津至上海的电报）。当时电报只供官用，紧要公文仍派专差经由驿站传送。李鸿章命他干儿子盛宣怀任“总办”，这是我国利用现代电讯之始，而驿递与电讯同时并行了十六年。德州则到了光绪二十二年（1898）才设立邮电局，专差快马的驿递制度才完全废弃。昔日那身背黄包裹、扬鞭飞马的公差，鸾铃哗哗作响，尘土飞扬，行人急忙让路的场面，便一去不复返了。
  二
  德州旱馆驿座北面南，砖木结构，山门三楹。前檐中间是壹拾五尺宽的券门，券门左右为正园形花窗，门前砖阶五级、左右设置五尺高、朱红木版栅栏护卫（其形式与水馆驿山门相同）。入山门前行约三丈处是座砖木结构，小巧玲珑，造型别致的三间“骑道二马殿”，行道从中间穿过，左右两间各有一匹，泥塑彩绘的高头大马，一红色一黄色，塑技精巧，栩栩如生，故名曰“二马殿”。此建筑为清康熙年间邑人石云倬捐建的（石云倬，字天章，德州枣市街人。清康熙朝，授御前侍卫。历任平凉游击、凉州参将、庆阳副将、江西南赣总兵、浙江、福建提督。雍正九年（1731）授西路副将军，对当时防御沙俄东侵，起到一定的作用。详见《德城文史》第十四辑70页）。
  步行出二马殿前行，便是后大殿，砖木结构三楹，前廊明柱，前檐通按朱红长木格棂门，台阶高约1米，进深约8米，长约15米。殿内塑有一尊关圣帝君的坐像。大殿前东西各有厢房6间，均砖木结构。院内有古槐三棵，枝繁叶茂，传说为唐代所栽。东厢房南山处，有座四条砖柱砌成的钟亭，亭内悬挂古钟一口，高约2米，直径约1米，何年所铸，不详。西厢房南山处，有一随墙便门，可通西跨院。东西厢房为明清两代专供驿使打尖、寄宿的居所。到民国初年，德州慈善界曾捐募款项为基金，于东西厢房设立“济贫工厂”，招收城内无家可归的青少年，授以染织技术，有木织布机10余架，使孤贫儿获一技之长，将来自立，后因亏损终而关闭。
  三
  西跨院宽阔，东西约40米，南北约50米，院内建有南北厦房各三间，俗称“南禅堂”、“北禅堂”。两禅堂之间，紧贴西围墙，建有座西面东的“串堂官厅”三楹，青砖台阶高约1米，官厅雕梁画栋，古色古香，造型雅致，明代风格。官厅是驿丞接待地方官员、士绅、看戏的地方（明清两代，馆驿每年古历五月唱戏，古历四月二十八日，为道教药王爷生日。药王庙赶会唱戏，四至五天，散会后，戏班再移馆驿唱两天），到民国六年（1917）大运河决口，洪水将馆驿西跨院泡倒。民国十年该街富户牛协臣家开设“祥和酒店”，于西跨院旧址修盖土房10余间，做为祥和号的酿酒作坊。直到1947年运河又决口，房屋坍塌，再无修复。
  四
  光绪二十二年旱馆驿废弃后，常年锁闭，后来州署命道教药王庙接管，因馆驿并无财产和收入，只是空荡荡的两所年久失修的古建筑院落，加之药王庙自己有庙产、有收入、很富裕，本不愿接管。药王庙道长赵巧练便把“旱馆驿”又送给了南关街“玉皇阁”庙接管，因两庙同属一道派，“玉皇阁”主持道士——周同真，是药王庙道长赵巧练的徒弟，无法推辞，免强接受。起初玉皇阁派一姓祁的道士来旱馆驿看守，初一、十五收取点寥寥的香火钱，后来祁道士也不来了，道教自动放弃了馆驿，又常年锁闭起来，这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事。到民国初年，忽然来了个苦行僧，人们叫他“武禅”（因他会武功），了解到馆驿常年锁着，并无出家人主持，便找该街街长张仁说项，住了进去。这位武禅和尚想结束自己苦行僧生涯，将这旱馆驿作为自己的“修法归宿地”，便不辞劳苦，到处募化，艰苦积累。几年后，积了一笔可观的款项，便将岁久失修的三楹后大殿翻新重修，并收了徒弟，定居旱馆驿。
  民国十年（1921）德州大旱，武禅和尚在旱馆驿扎起了祈雨天台，他上到天台上祈求上苍施降甘露，三天三夜废寝忘食，结果也未感动天公，他感到辜负了德州百姓，有失脸面，便悄然离德去了天津，再没返回。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城东郭家庵迁来和尚四人：觉明、觉和、能言、能文，他们住进旱馆驿，做小生意，磨香油维持生活。后来觉明、觉和、能文都走了，只剩下能言一人主持旱馆驿，以卖香油为业，直到1946年德州解放回藉。日伪统治时期，曾在旱馆驿设立伪警察所，后日伪感到不安全，时间不长即撤走。以后伪县府教育科又在旱馆驿成立“关帝庙小学”（初小）。日寇投降后不久德州解放，该小学与马神庙小学合并，名为“育才小学分校”。1947～1948年，连续两次大运河决口，旱馆驿所有建筑均被洪水泡倒，仅剩下山门和后大殿。1972年修建“德州市第五中学”，山门和后大殿被拆除，德州旱馆驿这所已有五百多年的古建筑，不复存在了。
  附言：写“德州旱馆驿”这篇史料，困难很大，笔者走访了许多老一辈知情者，这里应特别一提的是；税务街年已97岁高龄的杨文茂（1993年病逝），给予很大帮助，在此深表对亡友的怀念。此文错讹难免，请知情者斧正。
  田公墓
  田贵宝 魏秀山 李世明搜集整理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抬头寺乡杨胡店村（原阳谷村）南，原有田公墓一座，俗称田家坟。地势甚佳，系水环绕平原之地。
  屈复至今，已逾二百九十余载。此墓早为人知，虽墓中绝大多数筑建，已湮没无存，但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未，它还是一座完整的名墓。至于墓中一切筑建，更是德州古代建筑史上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使人们了解此情，不使湮没，今查其史籍记载，调查民众，走访老人，兼收民间传说，整理成文，以飨当今及后人知其梗概。
  据《清代碑传全集》和《安德田氏家谱》载：“公姓田氏，讳雯，字纶霞，号蒙斋，济南德州人也”（今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吕家街）。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五月二十三日，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二月二十三日。“高祖至考并进士起家，不至尊位。曾祖己下以公爵显，其经术、文章、行谊、家乘载之。”“公性天内蕴，幼从贤母之教，淬历于学，六岁由父蓼庵（田绪宗，清顺治年间进士，浙江丽水知县）授始学《孝经》、毛诗等古藉；十二岁学诗成文，出口成章；十六岁而兼冠军，深受当时名士称赞”；清顺治十八年（1651）科举人；康熙三年（1664）中进士，殿试二甲四名，授官内阁中书。在朝中先后任户、工部司员。康熙壬子年（1672），分校顺闱，最称得士。后督学江南，力崇古学。旋督粮湖北，抉糟政十二弊，捕南粮大蠹，置诸法，深得朝廷器重，擢光禄寺少卿、大理寺丞、鸿胪寺卿。继巡抚江南，为官清正廉洁，有迹。调总河务，因同事中伤，遂巡抚贵州，和蕃爱民，教化蛮异，不用剿杀，深得诸蛮夷拥戴。处蛮荒三年，声震三苗，威服遐荒。丁内艰，去黔，民泣送者百里。后入京，特简刑部、户部左右侍郎。功勋卓著，声闻遐迩。康熙四十一年（1702），因病致仕归里，三年卒世。康熙四十五年（1706），入贵州名宦祠，德州乡贤祠。
  田公一生为官清正，勤政恤民，是一位颇有政绩的治世能臣和学识渊博、著述颇丰的文学巨匠。他不仅宦绩著称，而且诗名誉满朝野，有“以其诗振骚坛，与阮亭（王士祯）并声驾”的说法，可见其诗名之尊。
  他留下的著作甚富，有《古欢堂文集》十二卷、《古欢堂诗集》十五卷、《黔书》二卷、《长河志藉考》十卷、《幼学篇》四卷、《诗传全体备义》等，皆被收入《四库全书》中。
  田公墓址，由于历史的演变，已不复存。据当地老人回忆，此墓址共有两座墓，一座大墓和一座小墓，占地约一百四十多亩。
  大墓：即田公墓，此墓四十米见方，高约二十多米，有四条弯道可以到达墓顶，真可谓“侍郎村傍古河滨，百尺青松丈五坟”（李清渭《山姜村拜田司农公墓》）。在当地有站在墓顶望德州之说。墓前，除面隶刻“田雯之墓”四个大字的小碑外，还有四座大碑。四座大碑高大厚重，分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碑额高约六十公分，宽一点二米，厚四十公分，两刻二龙戏珠图案，两刻琪麟图案；碑身高三米，宽一点二米，厚四十公分；碑座均筑刻石龟，高八十公分，宽一点八米，长二米（包括头部）。四碑分立东西，两为康熙四十五年（1706）赐建，上刻御文、祭文，一为山东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济东道兼理通省驿传事务佥事宋广业立，面刻内阁撰写的墓铭文；一为山东济南府知府肃为立，面刻田公生志。莹前，依次南向设有石桌（长四米、宽一点五米，厚四十公分）、石香炉、石瓶等祭祀器物；雕筑有石人、石马、石羊、石狮，所筑石人为东文西武，高约三米；在石狮前，筑盘龙石柱两根，高五米，柱顶上端各雕筑望天猴一只。所雕筑石物，分列两旁，形状逼真，栩栩如生，雄伟壮观。可惜，一代名筑，于1958年毁坏，焚成石炭，运往袁桥用于他建。
  距盘龙石柱前二十米，还雕筑建碑坊一座。不知何因，只有碑座，无有碑楼。相传，是被一风水（阴阳）先生的两个徒儿，为师眼睛复明，将此碑楼锯倒运往他处，故此，只有碑座，无有碑楼。究诘事因，是田公在出抚贵州期间，前往“雹神词”验泉，偶遇一风水先生，屈尊相谈，很是投机。随邀入官舍，共餐数日。一日，先生言：“我已来舍数日，大人对我如此盛情，身表歉意，不知大人信我于否？如大人信于我，乃为择选一块风水宝地，保你等世世做官，高官居首，永列朝班。”田公闻言说：“先生若能如此，我将求知不得，不胜感激。”先生言：“我为你择选此地后，将双目失明，需你等奉养一生，时到卒年。”田公说：“先生为吾世代光擢，理应奉养，请先生放心就是。”当时田公并对天盟誓。……先生言：“我迹遍济南府地，距大人乡居城东南三十里，有一阳谷店（今杨胡店），村南徒骇河（今马颊河），左有黄龙路，前有黑龙潭，右有白龙湾；北有东文（今文庄）西武（今武庄），实为蹬潭（坛）坐店（殿）之宝地也。”田公闻后，随将此地择治，并把先生接至家中奉养。后来田公因病卒世，安葬时，先生亲临墓地为其安葬，随即双目失明。后田氏后裔家人，对先生逐渐冷淡，并把先生赶出了家门。先生在外终日乞讨，被两徒儿撞见，问起因果，先生随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知两徒儿。两徒儿听后非常气愤，言“你为他（指田公）世代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他们（指田氏后裔家人们）确对你如此这样，真是岂有此理。他们既然不仁，那咱也不义，可有何法能使你老复明？”先生言：“要我复明也不难，你等可在深夜子时将墓前碑坊锯倒，运往别处；再在墓后三百零三丈处，挖一条东西沟，将沟内粗似碗口的龙根（即苇根）截断，用根里流出的水，滴入我眼，即可复明。”两徒儿按照老师的嘱咐，一一做后，先生果然复明。据说，挖沟时，白天挖，夜间长，五十余名民工挖了月余，未有进展。两徒儿请教先生，先生言：“你等可在午后申时（15至17点钟）开挖即可，”果然，两月后将苇根挖出斩断，从苇根内流出的不是水，而是血，一共流了七七四十九天，至此田家风水被破。这一传说，虽为迷信，可久传不湮，一直传到现在。
  小墓：距田公墓东南三十多米处；此墓二十米见方，高约六米。墓前有墓碑一座，上隶刻“马氏之墓”。为田公之妻马夫人原墓（马氏，马琨之女，十六岁嫁于田雯为妻，卒于康熙四十年十一月初五日，封夫人）。
  墓地四周筑有土墙，长、宽各五百多米，墙厚五十公分，高约三米。除留有南大门外，在墙的东南角还留有一小门，供看墓之人进出使用。墙内遍植松柏，苍劲翠绿，郁郁葱葱，庄严肃穆。株行距均为三米左右，纵看纵成队，横看横成行。德州解放前，田氏后裔到此用纸条贴数，均未数清。在当地有“田家坟的松柏数不清”之说。大的松柏有两搂多粗，甚称“八仙板”（即过去做棺木时，用八块即可）。进去游玩，如不做好标记，就很难走出，俗称“迷糊阵”。昔日的苍松翠柏虽已不存在，可人们对此还十分惋惜。
  墓墙东面修有六米宽南北大道一条（现已成深沟），在道两端墓墙角处，各筑建神道碑（俗称镇道碑）一座。道北首一座，面刻“皇清通奉大夫户部左侍郎田公神道”，碑背刻有“内阁撰文，中书舍人门生倪璠谨误”的“神道碑铭”；道南首一座，只面刻“皇清通奉大夫户部左侍郎田公神道”十五个大字，碑背无文。
  距墓墙东南（今抬头寺乡沟李村西南）百米处，修水井一口，建房屋三处，约计四十多间。所建房屋，一处供看墓之人使用，两处供田氏后裔前来祭祀休息使用。现除水井保存完好处，其已无存。据说，田公在此居住过，并自命“山薑村”。据《蒙斋续年谱》载：“壬午府君六十八岁，正月二十四日奉旨，田公著解任回籍调理。”“散发抽簪，知足知止，肆情濠濮之间，绝意于宠荣之事，所居是郭外别业徒骇名堂。”这说明田公在此确实住过。
  房屋正南二百多米，马颊河（原徒骇河）北岸，建有田家花园一处，除养花共赏外，还植有瓜、果、梨、桃等，约计三十多亩。每当春光明媚季节，桃红梨灼，柳绿草青，骇河浪唱，碧水清波，故有“骇水春波”之说。游人到此，站立骇河岸边，俯首粼粼河面，流水漪涟，春风拂煦，银光闪闪，使人忘忧生乐，心旷神怡。相传，田公为官时，夫人马氏病故葬后不久，因怀念夫人，告老还乡，在此种瓜养花，写诗绘画，修神养性，去忧解悲。这里虽不是世外桃源，但是“赖有童劳土，秧菊待编篱，乐存山水外，学与圃民低。”在这里他经常与劳动人民交往，关心和同情人民，对人和蔼可亲，从不以官位高而欺人，对老人视同尊长，对孩子如同亲生子嗣，据说，他种的瓜果从不出卖，均分给人们食用，切谁家有难，他都尽力相助。一次，有一刘姓村夫生病，奄奄一息，他出资请医为其诊治，使村夫死里逃生。并教人学文写字，讲古论今，“一对（双）春鸟屋上（檐）鸣，树梢（秒）风声如（似）雨声”的诗句，在有些老人中仍有记颂。由于长期的田园生活，使他逐渐体会到“与乡人乐无町畦，与官人乐多芒茨。”“木密来禽谷雨后，黄瓜紫李春分前”。
  据《长河志籍考》载：“瓜隐园，在城东二十五里徒骇河岸上，山薑村中园也。邵平秦东陵候，后种瓜于长安，俗谓之东陵瓜；汉施延沛人种瓜自给；姚俊常种瓜灌园；郭平原以种瓜为业；刘义庆函明记；韩珍种瓜营葬；孙钟富春人种瓜为活，以上数人，昔人谓之瓜隐，故以名园也。”又绝句云：“一双春鸟屋檐鸣，树秒凤声似雨声。吾辈从来非解事，全凭鸠妇道阴情。”根据以上记载来看，当时山薑村瓜隐园，就是此地，山薑即田公之号，此诗系田公在瓜隐园居住时，所作十绝之首，由此看来，此花园即是瓜隐园，并非相传。再就是从清末学者李清渭的《送瓜与田经畬》诗句中，也充分说明这一点。诗曰：“屏迹荒村似隐沦，茅齐恰与卖瓜邻。今朝博得东陵种，一半平分到故人”。
  德州解放后，1947年阴历正月十七，曹村、抬头寺区委组织辖区各乡，在地方武装部队的配合下，将此墓挖掘。
  田公墓，系白灰、沙土混合封顶，墓内青砖结构，内南北长约十多米，东西宽约八米，总面积约一百多平方米，分前、中、后、侧共八室，布局均衡，气魄宏伟。墓内有大红棺木两口，均放在中轴线上，二棺外均有棺廓，上各盖黄稠一面，头北脚南。左为田公，右为马氏。棺廓、棺木均系抽式结构，内外均用松香灌实涂封。二棺廓前依次设有：墓志一盒（一盖一底），长、宽各六十五公分，呈正方形状；三角杏黄旗一面，上绣青龙图案；黄仙水缸一个，金鼎子一顶，放于仙水缸之上。墓志盒，上分别篆刻“皇清户部左侍郎田雯墓锯”、“田侍郎蒙斋之妻封夫人马氏墓锯”；下分别正刻田雯、马氏的“墓志铭”。墓内左右还有陶俑、陶狗、陶猪、陶羊、陶仓、瓷缸、瓷盒、瓷碗、花瓶等。另外，还有石椅、木箱等物。
  据当时参与和围观者讲，棺木内除马氏尸体已腐烂外，田公尸体完好，衣着鲜艳。田公头戴官帽，脖系朝珠，身穿丝制紫蓝色绣龙官衣，腰系玉带，脚蹬朝靴，身铺一绣龙图案黄色褥子，褥下铺有“七星板”，身盖一绣有八仙、太阳图案天蓝色被单。马氏，虽尸体已腐烂，但头发、衣物完好，头戴珠冠，发别金制凤簪，盘之秀雅，身着天蓝色下绣龙图案丝衣，脚穿绿色绣凤鞋，身铺一绣荷花图案褥子，身盖一绣有八仙图案被单。二棺内共有金坠、玉镯各两个，铜钱十四枚。
  该墓，由于是地方人员挖掘，当时又没有考古专家和文化部门参加，致使墓中文物，除马氏墓志铭、墓锯基本完整，田公碑铭仅存部分外，其他全部损坏。马氏墓铭、墓锯，刻工精湛，字迹清晰，书方峻道，朴拙庄重，可谓石刻中之瑰宝，对考察清史文化，可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
  据调查，田公墓铭、墓锯尚在，被一村民建房时埋入地下。再就是在挖掘此墓时，田公葬穿的官衣，被沟李村一刘姓村民收藏，原放在土地庙内，“文革”中将土地庙拆除，后不知移存何处。致于金鼎子，挖掘不久将其销售，更不知流往那里，无法查找。
  如今，这一带河岸蜒蜿，林果茂密。虽没有娇艳的红梅，但那古老的冲积平原，沃野坦荡如砥。春则林木郁葱，菜田畦畦，禾稼苗壮；秋则红果累累，五谷丰登。田间道路纵横交错，村舍人家、学校，相互映辉。昔日的田公墓址，已变成丰硕果园，过去的黑龙潭，已被建成电灌站，扬水沿渠而北，分流东西，灌溉着万亩良田，较过去更增添了无限生机。
  诸葛亮的教予观
  诸葛亮不但在政治、军事、文学方面有造诣，而且教育子女很得法，即使在今天，他的一些做法仍值得我们借鉴。
  从教子的内容上看，诸葛亮一是教育子女要“志当存高远”，“非志无以成学”，人没有远大的理想和志向，就不会有伟大的成就；二是教育子女要自甘淡泊，“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认为君子的品德，是靠着“静”和“俭”来养成的，不抛开功名利禄的追求，难以树立远大的志向，不清心寡欲，难以达到深远的境界；三是教育子女要勤奋学习，“非学无以广才”，只有努力学习，才能不断增长才干；四是教育子女生活要俭朴，他在给后主刘禅的表中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饶馀。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雨。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诸葛亮眼光非常远大，让子孙生活俭朴一点，正是为了锻炼他们的求生本领，使他们将来生活得更有出息。
  从教子方法上看，诸葛亮一是以身作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给李严的信中说：“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作为一丞相，生活如此俭朴，令人钦佩。他严于律己，当马谡失守街亭时，诸葛亮曾上疏要求自贬，这些都为后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二是严格教育，当初诸葛亮未有儿子，他过继了哥哥诸葛瑾的儿子诸葛乔作儿子抚养。诸葛乔后来拜为驸马都尉，尽管这样，诸葛亮仍然对他严格要求，从不溺爱。当诸葛亮北伐曹魏政权驻守汉中时，粮食需从蜀地运输，诸葛亮派诸葛乔当了运粮官，率领五、六百人，常年累月奔波在崇山峻岭中，效力蜀国，为了让哥哥能理解这一番爱子的良苦之心，他特意给哥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按理讲诸葛乔能回成都，但诸将子弟都在解运军需物资，我们不能特殊，应该和大家同甘苦，共荣辱。就这样，诸葛乔既完成了运粮任务，又锻炼了才干。三是身教与言教相结合。诸葛亮写下了著名的《诫子书》、《诫外甥书》，文章言简意赅，词句惊警，道理深远，发人深省，至今仍令人爱不释手。
  诸葛亮教子有方，其子诸葛瞻在蜀地“美声溢誉”，后奋勇抗击魏将邓艾的入侵，壮烈战死，年仅37岁。诸葛亮的教子内容和方法，后人评价甚高，认为按照诸葛亮的所作所为去做，“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其中有一些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摘自《联合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