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辛铸九在任济南商会会长期间，和本市各大商家结下了一段时期的不解之缘。具体说来就是他利用自己商会会长职权之便及其书法艺术之声望，为商家排忧解难，受到商家的敬重和热爱。
  1926年，张宗昌督鲁时，压榨商民，以借挥霍。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要算盐商了。
  本来，山东盐务自前清就有了“引”、“票”之分。两者都是一种运盐的执照，从而盐商也分为引权商和票商。当时济南的东纲公所就是负责盐务的具体机构，直属盐运司。后来“引”、“票”划一，统名“盐引”。有盐引者为业商；租办业商盐引而行销者为租商。可张宗昌为达敲榨之目的，巧立名目叫盐引登记，强迫盐商交纳3百万银元，否则一律将盐引没收入官。盐商以“引”为生命，纷纷找商会出面解决。辛铸九为了盐商的利益，多次向张宗昌上“条陈”，登府面求，一意孤行的张督办就是非要3百万银元不可。辛无奈，只好作罢。盐商也就忍痛破产，拼凑现洋，不足之数，以盐引抵押。自此，山东盐商大多数为之一蹶不振。
  同时期的金融业，也受到张督办的摧残。据辛铸九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银行清理结束，另组中国银行，开始发行纸币。张宗昌督鲁后，委蒋邦彦办理山东银行。大量发行纸币，强迫与中、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行币钞同一价值使用，一时市面混乱，纷纷挤兑。蒋邦彦停止兑现，商民大受其害，求商会想办法。辛铸九知道张宗昌的为人，找他也无用，只好对来求者好言慰之。迨张失败后，省钞尽成废纸，山东商业银行因此而倒闭。
  1928年，日寇制造了骇人耸闻的“五三”惨案，整个济南市人民遭了浩劫。其中旧军孟家开的顺祥缎店，受害尤深。经理赵秀圃与20余名店员，死在日本军队的枪刀之下。事后，辛铸九代表商会与日本反复交涉，始将遇难者尸体成殓入棺运送原籍。对死者家属尽力作了适当抚恤。
  “七·七”事变后，日寇在济南对各商家任意罚款勒索，硬性规定各面粉厂所生产的面粉，必须以最低价格卖给日本人。日特及在济侨民，大量强购后，再就地以高价转卖给市民，从中牟利。华庆面粉厂以亏本太重，拒不照办，日宪兵立即捕去经理杨竹庵等5人，施以酷刑，扣上扰乱经济的罪名，扬言要没收华庆的财产。后经辛铸九等人从中斡旋，华庆交日宪8万现洋，始将被羁押者放回。
  约在1938年，济南隆祥和同市瑞蚨祥，两号本是同姓一族，为了各自的商业经营，开始了激烈的竞争。瑞蚨祥用亏本低价出售的办法企图搞垮隆祥。当时青岛生产的一种“双龙”白布，每尺公议价为4分8（伪币），瑞蚨祥减价为4分2。隆祥马上削价为4分。当双方竞争到每尺3分6的时候，许多同业小号撑不住了：卖吧，亏本；不卖吧，无法为生，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于是小字号的商家选代表去济南商会“请愿”。此时商会因日本的入侵陷于瘫痪，最后还是找到已离开商会的辛铸九，经他多次调解（辛与隆祥、瑞蚨祥两号资东有姻亲关系），两家才停止了竞争。
  同年，协泰福粮栈（天桥东街），存有各地粮商运来的粮食两万多包，日寇翻译欲行敲诈，硬说这些粮食是国民党韩复榘所存，应予没收。遂报告日本宪兵队头子柳田，柳深知其中缘由，当即找协泰福经理袁瑞卿谈话，袁力言粮食是各地商人运来销售的，绝不是韩复榘的，有帐可查。柳田说早已调查明白，立将袁瑞卿逮捕，押到宪兵队。
  协泰福同仁为保经理的安全，找到商会，说明情况，请求帮忙。辛铸九到处托人说情，最后协泰福交出8千元现洋，给翻译们和宪兵队头子每人一套呢子洋服，办了几桌酒宴，才将袁瑞卿放回。从此，济南粮行再没有敢多存货的了。
  日寇投降前夕，济南瑞蚨祥老号，不知因何得罪了日本宪特，捕去经理张玉甫、高俊廷等多人，诬陷他们是共产党员，并说济南瑞蚨祥老号是中共地下联络点。严刑逼供，横施毒手。瑞蚨祥连号同仁去济南商会，要求出面解决。这时，瑞蚨祥东家孟某，因和辛铸九有姻亲关系，到大明湖图书馆找到辛铸九，辛即通过各方面的熟人上下通融，花了不少钱，送了许多呢绒衣料才算了事。其中店员焦念祺，因被日寇摔伤，回家后旋即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