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司美礼，英籍，出身于爱尔兰皇族。在英国获得化学学士，文科硕士，医学博士，皇家学会会员等称号。幼年曾患脊柱结核，后成为脊柱驼背畸形。有色盲，现时看来不宜于学医，因为在分辨人及显微镜标本不能区别颜色。为英国圣公会的虔诚信徒。
  司美礼是医师，自愿由教会派遣来华，主要在教会医院作医务和教学工作兼传教。一般来中国后要学会汉语对话及简单的中文，才可做医务工作。20世纪北京的各基督教会都有医院，六个教会联合在一起开办北京协和医学堂，招有学生。这种协和医院在国内很多，如北京协和医院、汉口协和医院、福州协和医院。又如在成都几个教会成立的大学则称华西协和大学。在山东由六个教会联合组成在1902年在青州办学，称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1917年搬到济南。后英国圣会加入。以后与济南共合医道学堂合并成为医科。
  司美礼自20代来中国后，即在北京教会办的协和医学堂和医院工作，也有教学工作。当时北京协和医院已有些名气。直到1916年由石油大王罗克菲洛主办的罗氏基金会到北京想用一大笔钱办一个世界水平的高级医院及医学院，就和北京教会的协和医学堂商量，决定买下这个名称，由罗氏基金会接收并开办协和医学院，并留用部分医师及人员，其中有司美礼。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后，由于他水平较高，仍留在北京任副教授。此后由美国人管理，而且宗教风气也不如过去浓厚。司大夫于20年代初到济南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教授内科。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教授比较有名。美国有名的《希氏内科学》于1927年第一版时，即约当时在北京的司美礼写细菌性痢疾一章，他曾发表过慢性痢疾的结肠镜观察肠道改变及治疗。当时他还作过黑热病的动物实验。司美礼在1949时对我说，他不再为希氏内科写细菌性痢疾，并推荐别人写。自1937年第4版，他推荐齐鲁大学医学院内科加拿大人杜儒德写本书的黑热病一章。直到第七版（1947年）二人都停止再写。
  我第一次见到司美礼是在1937年。当时日本已占领平津。很多平津的学生又回到济南。校长刘世传（1935年新任齐大校长）9月宣布照常开学，大家交了学费。但不到一个月日本军队由平津向南侵略。他就又招集全体文理学院及医学院宣布，医学院本科（4—7年级）由成都华西大学邀请搬到成都，其他学生解散，学校不管。当时刘世传出席这个会议时，有司美礼代表医学院。本科学生设法去成都，其他学生则向南方流亡，各自东西。我当时很激动，问他为什么先说开学，以后又不开。会上空气很紧张，大家无法，只有散会结束。
  学生离济南后，医院留下照常开诊。外国人几乎都没有走，也包括司美礼。中国部分医学院和医学院的四到七年级学生，由济南去汉口，再由重庆去成都，在华西协和大学复课。
  直到珍珠港事件（1941年1月28日）后，日本接收齐鲁大学及医院，改为日本军医院。把齐鲁大学及齐鲁的英、美、加等外国人一律送潍县集中营。当时司美礼也被送去。以后在第一次日本与英美交换侨民时，司美礼因年纪已大，所以交换回英国。
  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的教会大学又准备开学，由于交通不便，很多教师及同学陆续返回济南。1946年秋季文理医三个学院开学。我也由成都齐鲁华西联合医院回济。因为交通等原因于1948年7月才到济南齐鲁医院上班。那时杜儒德（加籍）为院长。1947年司美礼也由英国到济南内科工作。
  1948年由于内战关系，文理学院及校本部大部分迁杭州，医学院迁福州。当时校园内有赖思源（美国人）等少数几个人。英美人留在校园中，医院的大部分职工、护士及一部分大夫留在济南，大部分的教师及学生全到福州。当时赵常林为院长，司美礼为内科主任。内科大夫有杨锡范、高恩赐、沈元津、肖洪等人，管理几十张病床，和不限号的门诊。齐鲁医院比较有名，来看病的人很多。我们内科病人更多。当时内科虽然人少，病房约有50人兼儿科30人住院。1948年每日门诊内科改为二三百人次，人员未增。
  内科工作是上午8时全体查房和处理病人大约2—3小时。查完房全体看门诊，直到看完为止。司美礼也每日查房和看门诊，不过他看的慢。大家一同每天一般到下午1时看完才去吃饭。时常我们下午要处理病人，看到下午3时才去吃饭。晚上还要看病人，随叫随到，次日不休息。
  此外每周还要照常进行病历讨论会，出院病人讨论会，读书报告会。他给我们分析病例，有时去实验室找于复新教授讨论化验工作。他的工作一直很认真，对病人很关心。解放后除了照常教学临床外，也有高级干部来找他看病，尚认为满意。
  1948年9月开始了解放济南的战争。在济南解放后的最后几天，来了一个炮兵队。看到医院的四层石楼是这一带的最高点，所以把大炮拆开，一件件的搬到四楼顶上，安装好。那一天晚上向城里开炮开了一夜。当安装大炮时，司美礼带了高恩赐就向炮兵负责人说，这是医院，是慈善事业，不能成为军事的用途。解放军一面说为了解放济南人民，一面照常安装大炮，向城里开炮，一直到解放济南，才把炮搬走，收拾干净离开医院。未干扰医院的工作，也未动一针一线。
  在解放后几天，国民党派了飞机来轰炸济南，医院内也落了几个炸弹。当时美国人赖尔恐怕把齐鲁大学炸坏，他找解放军负责人商量可否通过电报要求国民党不要炸齐鲁大学，他可以出面打电报。当时解放军答应这个要求，允许联系。至于怎样联系的我就不知道了。
  解放后，很多病员进入医院要求医治。这时齐鲁医院就免费开放，为来的人换药。所有大夫不论那一科的全去。司美礼有时也参加，并且照了一些照片。济南解放不久，医院恢复正常工作，赵常林仍当院长兼外科主任，司美礼是内科主任。福建的齐鲁大学医学院师生回济南，除小部分人员外，大家全都高兴欢迎，司美礼和其他洋人也很欢迎。1949年暑假已有一小部分回来。以后政府和学校商量搬回，由军用汽车，把全体齐鲁大学医学院师生搬回来，并且正式上课。1949年下半年，司美礼和其他教师开课教学，他仍是内科主任。医院各科也较齐全，进行正常工作。
  司美礼对工作严格，几乎每个病人要自己查看。当时用英文写病历，他对病历加以修改，不只改内容还要修改英文。有些重要病情要自己写一段简要病历，查对医嘱。门诊上疑难病历要找他会诊。特殊情况要随时请他会诊；对病人也很亲切，决不嫌麻烦。对病人不论地位贫富和衣着一样看待。对药物节约，不滥用。在分配工作时也合理，重视护理工作。对教学也非常严格，仔细讲解并且手把手来教。对学生身教言教。
  他还兼管麻风病房的几十人的治疗。亲自采取麻风皮肤标本，并用当时能有的药物治疗。重视病人的管理及精神上的安慰。
  1948年，济南解放后，司美礼把夫人由英国接回济南，他夫人有支气管哮喘病，也是医生，但不工作。那时齐鲁大学有两个教堂。一个是叫康穆堂是个外国命名的教堂，（1958年大跃进时拆除）。每星期日上午全体中外教徒去作礼拜。非教徒也有去的。下午在神学院（现教学四楼）楼上有英文礼拜，所有洋人全去，相互交际，当然司美礼也去。司美礼在解放后，有时请我们内科大夫去他家开会，讨论科内事。在圣诞节邀请我们吃西餐，由一位白师傅做饭。有时找内科几个人研究《圣经》，我们也就和他讨论一番。教徒则比较认真，非教徒就敷衍一番。讨论《圣经》的时候，他从没有问我们谁是教徒，谁是非教徒，有时候暗示希望非教徒参加基督教。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从1951年起，美籍和加拿大籍的外国人都进行撤离，由天津离开中国。只有司美礼是英国人表示不回国，与我们一同工作。1951年高学勤教授由南京、上海愿意回到母校来工作，经过若干曲折来到内科任内科主任。因为那时司美礼已准备回国。他对高学勤的业务水平很放心。在走前告诉我们他要离开中国，心中很是留恋。那时抗美援朝运动声势浩大，我们也全参加。他没有向我谈过对抗美援朝的政治意见。记得他有一次说：“我不能再留在中国，要回国。”我曾说：“你只要作医疗工作，不会对你不好。解放区有很多外国人。白求恩就是一个。”他不表示他的态度。
  最后，他决定离开中国，订了船票，由天津回国。我们几个大夫送他一点工艺美术品，他很高兴。但后来政治空气紧张，我也没有找过他，不知他何日离开的，也没有为他送行。
  在司美礼已决定离开济南前，有一次把一位大夫叫到他的更衣室中，希望杨教授加入基督教，并为他洗礼。但杨教授说，再让我考虑一下。司美礼当时大怒，立刻无言而走。
  我觉得司美礼是一个当时地位较高，学术上也较好的教授。来中国，学习中国话，为中国人服务，他主要信仰基督教，为了接近上帝，可以上天堂。他为中国人服务的目的是为了能上天堂，也希望能通过这个手段来救中国人的灵魂。他觉得中国人首先要有宗教的信仰，才能更好的救中国人。当然会有人信仰宗教，也有人不会信仰，各人的目的和观点不同。只有留给自己去考虑。
  司美礼在英国学医后有博士学位，地位较高。但他一生主要在中国，不能说对中国没有感情，而且他的朋友和师生也有很多在中国。所以，有很多外国人包括教会人员多年在中国工作后，仍然恋恋不舍的离开中国。当然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待遇是比同地位的中国工作人员要高的多，但他们有的对中国人民也有一定的贡献，司美礼就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