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朱言吾，又名朱培元，江苏省江都县人，1881年生，毕业于南京实业学堂。民国2年（1913年）被中兴煤矿公司聘为副矿师。当时，该公司自筑的台枣运煤铁路和一号新式大井以及自备发电厂、机器修理厂等各项工程刚刚竣工投产，大批新式近代化机器设备源源来矿。除运煤铁路因有著名铁路工程师张拜庚负责管理而颇有秩序外，其他方面均无专职的技术人员。例如：自备发电厂的机器设备运抵枣庄后，因为无人管理，张莲芬只好与售货单位——德国人开办的西门子公司签订合同，以每人每月300银元的代价，雇用了他们推荐的德国电机师劳森和王根，来组织安装和进行生产管理。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技术指挥，基本仍沿袭封建地主土窑旧制。张莲芬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在董事会同意后，不惜以高额薪金聘请了德国人高夫曼为总矿师，“冀图改良”，使管理能够适应生产技术的发展。但高夫曼“原是五金矿师，于煤矿毫无历练”，于矿井测量一事尤不注意。这位“洋矿师”虽专管大井工程，竟连一份准确的“详图”也没有。
  枣庄煤田有近千年的开采历史，过去均是土法开采，所遗古井处处皆是，这些古井大都充满积水，一旦采煤打透，就会造成严重水灾。民国4年（1915年）2月1日，由于地质情况不明和高夫曼指挥失当，新大井北石门与原先废弃的土井打透了，发生了一起惨重的水灾。其经过是：在新大井西北方向，有两口废弃多年的小煤窑，窑内积水甚多。当工人在新东大巷挖煤时，即发现煤壁有水珠渗出，恐有水患，便向矿上报告。高夫曼虽也亲往现场查看，但是由于他对煤矿作业缺乏经验，再加平时又缺乏必要的勘测。因此，无法判断那两口废井延深的确切位置，只命人在渗水附近，修筑防水闸门两道，以作预防。他自以为作此部署，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当1月31日夜班在新东大巷工人再次向其报告工作面顶上有水流出时，他仍说“勿庸惊慌”，令工人继续往前工作。
  2月1日早晨6时左右，废井内积水混着煤气（瓦斯）突然爆发，霎时间冲墙倒壁，随流涌出煤末约2000吨。700尺长的大巷东西之路塞满煤末约500尺。瓦斯在大巷内又与灯火相触，轰然爆炸，声如雷鸣，并且引起了熊熊大火。整个巷道浓烟滚滚，井口更是被乱木、铁车、煤末冲塞，以至罐笼不能升降，电泵也被淹没。当时在井下工作的共有矿工673人，因事起仓促，仅逃出12人，其余全被隔阻在井内。面对这种危急局面，高夫曼拿不出主意来。至于他原先所筑的两道水闸，因为既小又不坚固，早被大水冲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工人们建议，先用公鸡两只放在筐内，投入井下，测验煤气。约一小时后提出地面，两鸡安然无恙。始知井下风路还通，无大妨碍，但人心惶惶，受难家属更是牵挂亲人。
  灾变后的第三天，水势稍退，矿上派人修理罐笼时，听到井下有人呼救，于是便立即报告了公司协理戴绪万（因经理张莲芬常住天津，此时又在病中，闻讯来得较晚，故一切事宜皆由戴主持）。在他的支持下，井上的工人冒着生命危险，纷纷下井抢救遇难工友。经过一天多的时间，才将塞满煤末、石块、乱木的大井挖出一条通道，把幸免于难的203名矿工救了上来。有458名矿工不幸遇难。
  这次惨重灾害，除造成数百名矿工的伤亡外，大井的设备和工程也遭到严重的破坏。事故发生两个星期后，开始了灭火、排水、输风、清理维修巷道等各项抢险修复工作。这项工作，开始仍由高夫曼主持，他所采取的措施是用水灌注灭火。满以为经此一举，即可将火扑灭，再无蔓延之势。不料水高虽达火区，但因煤层太厚，浸渍未久，余烬尤存，至7月23日，火又复燃。高夫曼此时更急于求成，为了早日恢复矿井原来形象，便抛弃了用水灌注的计划，而改取“建筑高墙，兴砌碹工，并作种种粉糊，以为截断鲜风之用。”由于该处距离出风正道太近，再加上是久火之区，石层松落，焦缝分离，虽一再设防，终究无补于事。高夫曼至此，真是黔驴技穷，只好辞职回国一走了事。中兴煤矿公司便另聘朱言吾为总矿师，负责灭火排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