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闫东铭，字冠五（1891～1982年），是我国知名中兽医，从事中兽医工作60多年，擅长治疗马病。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军马研究所研究员，军事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著有《闫冠五中兽医诊疗集》等。祖籍山东省临淄区齐陵镇后李官庄。他自幼好学，勤于耕读。20年代初，毕业于山东省济南工业学校。旧社会的毕业常常是失业，闫先生只好返回故里，在附近农村龙池、南卧石等地教书以维持生计。
  先生兄弟四人，他是行四。旧的社会制度，制约着家庭经济的发展，其兄长们大都读书甚少，唯他是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这在当时是很数得上的文化人了。家庭人口多，生活窘迫。因此农闲时，弟兄们也常常商量搞点贩牲口的副业，就是“当牲口贩子”，弥补家庭生活之不足，故闫家每年要到古北口、刺嘛庙一带贩马匹，每次少则百十头，多则几百头。旧社会买卖牲畜无检疫手续，经长途跋涉赶来家的牲口，往往有这样那样的病。遇到这些情况，闫家一面靠养牲口的经验，用土方、偏方医治，一面让有文化的闫先生搜集兽医书籍，查找各种治牲口病的验方，煎药治疗。天长日久，年复一年，先生治疗牲畜病的经验日丰，特别是几次可喜的医疗效果，更激发了他用中草药治疗畜病的浓厚兴趣。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经实践磨练，先生已是有丰富经验的中兽医了。
  在旧社会里，兽医的地位是不高的，清代以前兽医叫“医工”，干了“医工”的人，他的子孙无论才学多高，其三代无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社会上只要稍有点名气的人不与“兽医”同席的。就在先生学中兽医书籍时，还有人背后称其“畜类先生”。受这种影响，先生在南卧石教书时，有人请他为牲口看病，为急农民所急，只好让人悄悄地把牲口牵到后坡坟茔里诊断病情，以避外人之讥。在辛亥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他冲破旧观念的羁绊，不畏世俗，讲究实际。他对旧社会给兽医遗留的偏见，总是笑而置之，人们常从他健谈而又风趣的话里，听到他阐述的这种观点：“人医为人治病固然重要，牲畜有病却使喂养人终日忐忑不安造成精神痛苦，帮助人们解除精神上的痛苦，这样的工作有什么不高尚呢？”他为了保持兽类这一社会资源和农业上的重要生产力，发展生产，造福人民，对社会上对于兽医的奇谈怪论，不屑一顾，毅然充满信心地从事兽医的研究工作。在实践中，既为自己的马匹治病，又大胆地把自己验证过的良方，急群众所需。那时远近农村中的农民牵着牲口，前来求医者，几乎天天不断。先生均热情接待，精心医治，人皆称其为良兽医。
  1948年，临淄彻底解放了。先生认真学习党的政策，思想不断进步，他一面为农民群众服务，一面积极帮助地方政府工作，成为当地开明知识分子。1954年6月被选为临淄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荣誉更促使他奋发向上，努力钻研技术，在中兽医这门医学上精益求精。旧社会的“医工”之所以被人看不起，除了多年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偏见外，就是：“拿钱才开方”，甚至只管要钱不管牲畜死活的不良医风所造成。先生摒弃这些，他以新的医德医风对待上门为病畜求医的群众。由于他丰富的医疗经验，加上良好的服务态度，慕名登门求医者越来越多，外县远道而来，或用车拉着病畜看病的屡不见鲜，先生总是仔细认真地逐一诊断。
  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中兽医受歧视、受排挤的年代，民间兽医得到了应有荣誉。特别是1956年1月5日《国务院关于加强民间兽医工作的指示》对中兽医提出了“团结、使用、教育、提高”的政策，发扬了祖国兽医学这一宝贵遗产。先生积累了数十年的兽医经验，此刻才得以顺利施展和传播。不久，先生在本村创办了龙池区兽医研究所，成绩卓著，与同行们共同参加了山东省民间兽医的逐级选拔，最后在省城济南，有关部门对全省有名的兽医进行了考试。这次先生以优异的成绩名列榜首。1956年9月参加了中央农业部召开的全国民间兽医座谈会，是年2月，入伍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马研究所，与全国各省市的著名兽医共同切磋兽医学理论。1960年12月晋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马研究所研究员。
  先生在研究所工作期间，勤于科学研究和教育实践，与同事们共同编写出版过不少治兽病的验方专著，通俗易懂，便于普及，在当时我国农业耕作尚大部靠畜力的时代，对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先生治学严谨，除培养了一批中兽医工作者，还系统地整理了几十年的兽医治疗经验。写了几十万字的手稿、笔记，如《中兽医诊疗学》、《痊骥验方》等，经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等单位整理出版了《闫冠五中兽医治疗集》。先生著书立说，注重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认到实践，对中兽医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造诣颇深，使丰富的兽医治疗经验留传后世。在著作中不但继承了前人中兽医的精华，还对中医经典著作进行了若干验证和补正工作。如古兽医经典著作中的“八纲八证”，先生则主张“八证”，“齿为骨之余”，认为“齿为肾之余”等等。这些观点、理论均是先生在实践中验证和补正的。在具体辨证论治方面，先诊、后断、再治疗，有很多独到之处。用药也有其特点。这一切，对中兽医这门科学来说，的确是种发展和贡献。
  先生在京工作期间，北京动物园内有一犀牛得了拉稀症（据称此牛系尼泊尔国王赠周恩来总理的）久治不愈，园领导反映到国务院，动员了北京市众多有名的中西兽医会诊，中兽医主要按脾虚泄泻用药，西兽医用抗菌素输液等。治疗一个多月，不见好转，病情反而愈来愈重。园领导最后通过国务院请闫先生治疗。经诊断，先生按肾虚泄泻，重用补肾药物组方，结果三付中药大见好转，疗效显著，不久犀牛之病痊愈。为此事，周恩来总理赠给先生一套烟具，副总理邓子恢曾与先生合影留念（烟具现存闫锡洪家）。可见先生在畜病治疗中，重视辩证施治的医疗法则，在诊断和治疗中有其独到之外，因此取得了明显的医疗效果。
  闫先生在京工作期间成绩卓著，1960年荣立二等功，1961年“国庆大典”先生曾光荣地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