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王福溢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公共卫生学家、人体寄生虫学家、医学教育家。他精于医学编审，精通英语，又通卫生行政，于工作之余，著书立说，孜孜不倦，对卫生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先生是山东潍坊东南乡大尚庄村人，生于1911年。兄妹12人，先生为最小者，幼聪颖，在徐州读小学及中学时，成绩优异，12年学制以10年读完，当时有神童之誉。
  先生1928年考入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1935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曾任该校病理系及内科助教。后任邹平县卫生院组主任兼代院长。
  “七七”事变后，山东沦陷，他间道转入内地，先后在西安、重庆等地，任技正等职。
  1942年赴印度加尔各答学习疟疾防治。1944～1945年，在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进修公共卫生，并取得公共卫生硕士学位。由美国进修返国后，任南京卫生署技正。1946～1948年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卫生处处长，兼任齐鲁大学医学院及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公共卫生教授及主任。
  1946年，我在省立医专三年级学习时，曾有幸聆听先生讲课。当时的学生对临床课，例如内、外、妇、儿等课，都很感兴趣，学习认真，但对公共卫生这门课兴趣不大。因为一般认为前者是技术，后者是行政，所以先生初开这门课时，听讲学生较少；但经过几堂课后，特别讲到卫生统计时，吸引了众多学生的注意，经常座无虚席，有时门口也有其它班级的学生旁听。先生沉着稳重，口才流利，逻辑性强，旁征博引，学识渊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先生讲卫生统计功用时，重点阐述了它可作正确人口政策的运用，正如1951年他所撰写的《卫生统计方法》一文中所说：“卫生统计中的人口及生命统计是国家掌握正确人口政策的重要参考资料。从这些材料可以预见人口增进的速度，因此就可以正确地配合着整个国民计划，以从事建设，合理地分配劳动力以资生产等。”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卓越的见解，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6年8月，他被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任命为山东省卫生处处长，并兼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主任，但他仍准时到两医校授课。
  当时的省立医院前身为日本同仁会济南医院，医疗技术、建筑规模均为上乘。日本投降后，有一国民党接收大员不学无术，贪污盗窃，将一个好端端的医院搞得杂乱无章。当时院内具有正义感的医务人员及职工，特别是我们青年学生都把当时的省立医院戏称为“省立酱园”。后经王福溢先生多方奔走，争取了不少建院经费，并从救济总署调拨了很多床位设备及医疗设施，才使省立医院逐渐恢复旧观。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从救济总署调拨了大量蒸发奶，免费发给营养不良的患儿及贫穷体弱的患者，院内职工每人一天也可得到两桶（500毫升）。这在当时粮食短缺、物价昂贵的情况下，应当说对病员、医务人员以及全院职工是大有裨益的。
  先生不仅为公共卫生专家，而且对人体寄生虫学也很有研究。他谦虚地说自己是“滥竽充数”，实际上他对寄生虫学颇有造诣，正如他编著的《人体寄生虫学》序言中所说：“1948年，济南甫告解放，执教于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后改名为山东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科，学校当局因缺乏寄生虫学教师，再三嘱商教寄生虫学。当时因客观条件的需要，也无法顾到滥竽充数之讥，只好承担这项任务。但是没有教科书，参考书也极少，不得已只好用了两个月的功夫，根据手头所有的几本外文书籍和可能找到的国内研究报告，编成临时讲稿。为了学生可以人手一册，于1945年5月由华东医学生活社印刷了2000本。不到两月竟销售一空，9月间曾翻印了3000册，很快也卖完了。1950年，全国解放后，这本书的临时任务似乎也应该完结了。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到1950年底，各地向医务生活社订购它的竟达到三四万册之多，这更证明翻了身的中国人民要求知识和想法解决本身各种问题的迫切和热烈。因此，编者又和1949年一样地被迫着，不得不把它再加修订，使之再行出版了。”
  我未听过王福溢教授人体寄生虫学的讲课，但我却听过他所讲的卫生统计学，而且颇有收获。一直到现在，当我写医学论文时，经常需要卫生统计，多年来，我之所以能较熟练地掌握这方面的必要知识，应该感谢已故的王先生。
  1953年后，王福溢教授调往北京，任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主任及编审等职。
  1957年反右时，先生不幸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虽经改正，但“文革”中仍艰苦备尝。1969年到江西永修卫生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0年3月24日，因赶制水库闸门用力过度，在工地突发脑溢血，于次日凌晨病故，由其夫人及女儿将骨灰葬于南京。
  王福溢先生不但在学生时代学习成绩优异，在他35年的工作时间里，始终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认真负责。更可贵的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任劳任怨，不断总结经验，并热情帮助青年同志提高业务水平。他并在百忙中，编著了很多医学院校用教材及高级参考书，王教授实在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难得的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