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张汇泉教授，字剑涛。自1928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以后，一直从事组织学与胚胎学教学工作，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还曾代理过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职务，是我国老一辈的医学教育工作者。对我个人而言，张先生一方面是我学习医学的启蒙老师之一，更为重要的是我从事组织学与胚胎学专业教学工作的终身导师。我之所以能以组胎智论参加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张先生给我的具体帮助、督促是一个主要动力。
  我是1941年夏在齐大医学院预科正式考入本科的。按规定在开学的前两天，除在大学教务处登记注册交费外，最后必须得到医学院院长签字，才能算是医学生，上课考试才有学分。当时我是一个非常幼稚的青年，记得1939年冬刚转入齐大时，首次接待我的是一位英国女秘书，说话时一个汉语不发，而且问题古怪表格复杂，我对这个初次来到“洋环境”的青年人，弄得脸红一阵白一阵，花了一小时半，好不容易过了关。在医学预科学了一年半（我是插班生），虽然对那时的环境有些熟悉了，但当我拿到三年级注册证要去见医学院院长请求签字时，一年多前的胆怯心情，不由自主地油然而生。总以为这位院长很可能比那位洋人更可怕。谁知我一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满面笑容地叫我就坐，从桌上拿起我在预科二年中外科成绩一一仔细察看并问我为什么学医，将来有什么抱负等。在谈话中了解我的家庭在日占区时，张先生很亲切地关心我求学的经济来源，并告诉我一些学生在学习之余寻找经济来源的线索，如某某教授经常找人抄稿、翻译；某某教授社会上人头熟可能介绍一些业余家庭教师、中学卫生室之类的工作等，我在以后求学过程中，一部分求学开支就是按张先生所提供的路子得来的。我们全年级由预科能获得升入本科的共有13人，事后大家在一齐闲聊时，均异口同声说张院长为人和气。这也可能代表张先生对青年人的愿望吧。1950年春，我本在浙江绍兴福康医院做外科工作，但因溃疡病反复使我大出血，不得不下决心改做医学基础课工作。那时张先生在杭州浙江大学医学院任教授，我写信给他说明希望改做解剖学教学工作并请求他推荐我到浙江医学院解剖系工作，信发后只一周，就接到回信，他已经为我弄好了浙大的工作岗位，规定暑假后上班。事隔一个月，张教师又来信说他已被邀回齐大医学院工作，让我一个人在浙大工作他不放心，并问我是否愿意到济南工作。这样，我就于1950年6月2日到达济南，开始在张老师的身边学习了几十年。现在回想起来，张老师对青年人的关心，培养是非常感人的。在这几十年中，每当我在业务上向他求教时，从不厌烦，总是提了一些解决困难的线索与方向，让我自己查文献找答案，从不包办代替，从不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1951年，我按齐大规定是第4年的助教，可以从事面对学生讲课的试讲了，这件事我本不知道也没有向这方面想。有一天，张教授来到组胚办公室（其实是办公与标本制作混在一起的屋子），叫我作准备，由我自选试讲内容。当自己提出试讲肝的微细结构。他表示同意，让我先写一个试讲提纲，当时年轻没经验，总是想多讲一点，结果在试讲提纲中，写得即烦琐又杂乱。张老一看就提出不少修改原则，这样经过反复三次修改补充才写成讲稿。说实在的，张教授这次指导我试讲，要比他自己讲授费劲多了。临试讲的那一课，预备铃尚未响，他老人家已经坐在学生的前排了。在我登上讲台的一刹那，心里是很紧张的，但一看见张教授坐在前排，我就百倍增加了勇气与信心，比较自然而从容地按时讲完了我为大学生讲授的第一堂课。事后，张教授虽然表示基本满意，但也明确指出今后必须改进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我在这几十年中能够讲课，不就是张教师为我打的基础吗？！
  组织学与胚胎学主要是形态学，因而直观教学材料的多少与好坏，直接影响教学质量的高低，张教授对此非常重视。1950年我初来到组织学教研组，他并没有先叫我看多少书查多少资料，而是先教我做切片的磨刀技术，督促我向技术员学习切片技术。教研组大批人胚标本，每一件都是经过张老师的测量、记录、写出说明并摄成照片的。这种重视标本爱护标本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的。胚胎发育是一个全方位发展的动态连续过程。在教学中要使医学生了解到这一点既重要又艰难。一般资料，对胚胎发育总是以器官为单位最多，以系统为单位描述器官的发育过程，这对医学生为何把胚胎学知识运用到临床，是一个很大的阻碍。在这方面张老师领导全教研组人员经过几年（1953—1957年）的努力，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收集资料，以胚胎发育时期为单位，描述在某一特定发育阶段，人胚各器官、系统以及外形的发育情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并印成教材正式使用。这就使医学生对人胚发育的认识，有了比较整体化的概念，将来为解决临床问题（为围产医学）具有很大实用价值；张老为改革胚胎教学的第二件大事是，1953—1957年期间，虽然身兼副院长，主管总务工作特别繁重，但仍集中教研组的技术人员，领导设计与研制多种模型，有时为了说明某一个发育过程，就设计2—3个甚至更多的模型。有的模型，是以胚胎发育阶段为单位（为5mm胚长时），将各器官在同一时期中的发育情况及相互关系，在一系列模型上表现出来，再加上自编的教材，过去认为难以学习的胚胎学一变而为简单易懂的一门课程了。上述这些教材与模型，都是从大量原始科学资料中综合、分析、深化、归纳而成的。这些收集到的科学资料，本来是较完整地保存在教研组档案柜中。十年浩劫，70年代初期，我归回教研组时，只能在一间屋的墙角中，找到过一些废纸屑片，最后也只能作废纸投入垃圾箱一弃了之。当时可真是欲哭不能，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也只好是作无泪的哀叹了。张老对此可能有同感吧。
  张汇泉教授，不但是一位组织学与胚胎学老前辈，而且也是一位医学教育的前辈。那是1942年的事了。张教授原为齐大医学院代理院长，突然辞去院长及教育职务，去西康省担任了卫生专员。当时我们做学生的自然无法了解其中内情。1985年的一天，我从泰安回济南去探望他老人家，谈及现在大学生对社会缺少了解，思想较单纯而天真……。张教授当时就告诉我，他是老早就主张学生应多与社会接触。1942年一个宗教性杂志《田家半月刊》想组织一批学生利用暑假深入西康省进行医疗与卫生情况的调查。作为医学院院长的张老，力主学生参加，但齐大虽然开了几次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最终以洋人的极力反对而告吹。张老在最后次讨论会上，奋然拍案而起声明辞职不干，去西康当卫生专员。在西康期间，张教授走遍了西康的山山水水，接触了社会上形形色色人物，了解到不少社会情况，吃尽了千辛万苦。事实雄辩地告诉人们，在当时的社会中，要为中国的卫生事业，中国的医学教育即使作一些轻微的提高，那是比登天还难。张老想为当时边疆卫生事业作一些改进的抱负哪能实现？！张教授为卫生事业做了不少踏踏实实的调查，并极力主张医学生抓机会进入社会，这些主张与作风确是非常可贵，值得我们学习。
  1975年秋，我奉命去山医分院工作，从此离开了张老。在近十几年中，不断往返于济南及娄德、泰安之间，高兴地了解到张老虽已八旬有余，但仍然具体为大学生讲课，过细地指导研究生，甚至听说领导上为了照顾他，想叫别人来接替他为大学生讲课，他总从对教育负责的角度出发，对别人来讲课还是有些不放心，可真是老骥志在千里了，凡此种种值得我这个后生永远记忆终身难忘。
  张老的去世，是我国的一大损失，从张老年逾八旬的最后的几年工作情况看，他是衷心对我国医学教育事业负责的。如果他仍健在，亲自目睹这几年的教育与科研工作的改革，如大学生招生与毕业分配的制度改革；如科研方向与管理制度的改革；如人才合理流通的改革……，我相信张老师一定会与我们一起不时高呼“还是三中会以来的政策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