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90年10月8日21时58分，中国科坛上的一颗巨星溘然长逝了，他就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代理主任，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生殖生物学会理事长，国际比较内分泌学会理事，国际生物学联合会中国委员会顾问，亚太地区比较内分泌学会荣誉会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党委委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级生殖生物学开放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我国著名的动物学家、胚胎学家、生殖生物学家张致一同志。享年75岁。
  家学渊源 天资聪颖
  致一同志于1914年11月17日出生在山东泗水县泉林乡马家村的一个诗书门第。祖父张永源，清朝末年举孝廉方正为当代耆宿，终生从事教育工作，曾在中学和大学任国文教员。父张启昆（号裕之），毕业于山东高等学堂（山东大学前身），曾任省议员，办过报纸，亦曾与友人一起创办了济南育英中学，长期任职于山东省财政厅。因父早逝，致一同志青少年时代是与其祖父生活在一起的，在其祖父耳提面命的教诲下，深得家学蕴奥。他早年就读于济南育英中学和省立高中，后考入山东大学生物系，194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生物系，其间曾在著名实验胚胎学家童第周教授指导下从事胚胎学研究。毕业后曾先后在原中央大学医学院解剖系和同济大学生物系任助教，在中国生理心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47年留学美国，获美国艾奥华（依阿华）大学半工半读助学金攻读学位；在获得该校动物系硕士、博士学位后，任该系副研究员。
  热爱祖国 献身科学
  致一早年在济南育英中学念书时，曾亲眼看到北伐军打到济南，高中时又受到中文教师、现代著名作家、革命志士胡也频先生的影响，很早就接触到新思想。上大学时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还将其中一些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的书带回老家保存。他希望国家文明富强的强烈愿望和对祖国的一腔热爱之情，使他早在青年时代就立志从事科学研究，要用科学上的创造发明为祖国贡献毕生精力。
  祖国解放后，他便急欲回国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中，但当时美国政府不让中国留学生离境，如有中国留学生要求回国，就以中国学生持学生护照在美国工作是违犯美国法律为理由而百般阻挠和刁难。致一和我曾被传到学校所在地的市镇法庭上受审问。后来，他从外校中国学生口中得知周恩来总理在瑞土日内瓦会议上，曾与当年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商定，如有中国留学生欲回国，可请印度驻美大使馆帮助的消息，便在印度大使馆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得以冲破阻挠，于1957年绕道回国。在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奉献着全部才智和精力，并积极贯彻执行党的科技方针政策。他在美国以两栖类为材料从事比较内分泌学的理论研究，已获得重大突破，但他回国后根据国家建设需要，不顾个人的兴趣与得失，急国家之所急，将研究方向转到更能密切联系实际的哺乳类生殖生物学研究领域，充分表现了拳拳的爱国之忱。他深知国家建设，科学发展都急需人才，几十年来他为研究室及兄弟单位培养了大批研究骨干。为了生殖生物学科的长远发展，在培养科研骨干力量上作了全面的布局，有计划地分批分期选派科研人员到国外对口单位深造，为几代人的成长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他回国后一直身负重任，历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副所长、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等职。1959年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参加全国“群英会”。197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学术思想敏锐 科研硕果累累
  致一同志知识渊博，学术上造诣精深，学术思想敏锐活跃，科研成绩显著，在胚胎学、内分泌学、生殖生物学等领域都有很多创造性的成就。他从事的两栖类胚胎纤毛运动轴性决定和金鱼胚胎发育能力的研究十分新颖。他最先应用激素、性腺移植和半联体技术，成功地诱发了两栖类性反转，提出同配染色体组合与激素反应关系的学说，这在性别决定和性别分化研究领域曾是一项重要的突破，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他在比较内分泌和生殖内分泌进化的理论研究方面也有不少建树，例如他最早提出两栖类垂体中肾上腺素和促黑色细胞扩张激素并非同一种肽类激素的论点。提出孕酮是两栖类主要的排卵激素。首次证实脊索动物文昌鱼的哈氏窝为脊椎动物垂体的前身，并证明在原始脊索动物中已出现生殖内分泌的调节系统。致一同志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导自己的科学实践，他所撰写的论文《从矛盾论分析性腺的分化和转变问题》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对他多年潜心研究的性别分化进行的科学总结。
  他特别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首先提出利用激素进行家鱼催情、家畜与军马的保胎、促发情等，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也解决了鱼苗长途运输的困难。这些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列为激素对人类的六大贡献之一。
  致一同志对人类生育的控制和我国计划生育研究极为重视，他远见卓识地确定胚泡着床机理研究为研究室近期的主攻方向，他认为这项基础研究可以为避孕探索一条更有效、更简便的途径。十余年来，他亲自挂帅主持该项研究，在着床信息物质的纯化和分子克隆以及围着床期神经肽、神经递质和特异因子的存在、分离和功能方面等都取得了一系列创新而有价值的进展。致一同志身为生物学部副主任和代主任，对我国生物科学的发展有着长远的设想，在生物学科发展规划的制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致一同志一生著作甚丰，发表论文100余篇。他所领导和指导的科学研究受到国家和科学院和重视，共获20多项科研成果奖。他所主持的生殖生物学中科院开放研究实验室，1989年再次被列为国家重点开放实验室。他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生物学界的重视和推崇，30年来，6次被邀请参加国际有关专业会议或出访：
  1960年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的全苏胚胎学会议；
  1979年参加了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科学为人类服务会议；
  1980年参加了在华顿召开的美国内分泌学会议；
  1981年参加了在香港召开的世界内分泌学会议；
  1983年参加了在悉尼召开的国际生理学会议；
  1984年出访了英国和德国。
  1990年，他的名字被国际名人传记中心编入第二版的《澳洲和东亚名人录》中（该书定于1991年出版）。
  为祖国鞠躬尽瘁 为科学死而后已
  致一同志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严于律已，宽于待人，坚持原则，积极支持新生事物，受到全所同志和各界人士的尊敬和爱戴。他工作兢兢业业，以身作则。为使年轻人养成以实验室为家的习惯，他带头每天晚上到实验室观察，或看书写论文，在他的影响下，内分泌实验室总是灯火辉煌。他虽年逾七旬，仍时时刻刻地关心着学科的发展、实验室的建设、国际学术交流等，临终前还念念不忘要参加将由他主持的生殖生物学国际会议，真正做到了“为祖国鞠躬尽瘁，为科学死而后已。”他一生诲人不倦，以“生也有涯，知也无涯”的治学精神在科学道路上不断奋进，勇于探索。他留下的不仅是一个设备先进的研究室和一批已成长为专家教授的学生。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他的严谨治学、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和高尚的科学道德，对后人也都是一笔极其宝贵的遗产，将永远鼓舞着我们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