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的叔父伦克忠牺牲于1925年9月6日，迄今已六十一个年头了，其间物换星移，时序嬗递，然而他为革命勇于捐躯的精神仍在激励着后人奋勇向前。
  叔父就义的那年，我刚满七周岁，关于他的一些革命活动都是母亲生前告诉我的。我们老家是章丘县埠村镇埠西村，我自幼生长在青岛市郊的上四方村，叔父和父亲都在四方机厂做工。叔父为人正直，人们说他“性灵敏”，“口齿锋利”，“胸怀豁达”，“夙有大志”。他对当时日本侵略者、军阀统治下的青岛人民极为关切，忧国忧民之心常萦于怀。他对工友热情关注，遇困难解囊相助；对厂主、工头从不巴结，往往投之以冷眼。如有不平事，则挺身而出，据理力争，毫不妥协。因此，常常遭到资本家、权贵势要和把头的非难和打击。
  那时，四方机厂的工人，以郭恒祥（与叔父同乡）为首组织了具有工会性质的“圣诞会”。叔父出入其间，活动在会员之中，且目标愈来愈大，因此引起厂方及工贼警特的注意，企图将其暗害。一天拂晓，一队骑兵突然包围了村子，说是搜捕伦克忠。适值叔父不在家，母亲立刻想到了叔父的手枪，恰在这时，搜捕队砸门了，母亲急中生智，边答应，边将手枪放到尿盆里，上而浮上秽物。开门后，搜捕者见母
  亲端着尿盆，没加理睬，就闯进屋子，翻箱倒柜，折腾了半天，一无所获，骂骂咧咧地走了。不几天，敌人又来搜查，当时叔父去工棚巷里活动未归，母亲将手枪揣在怀里，又一次骗过了敌人。
  叔父为什么经常把手枪交母亲保管？原来叔父的家眷在老家，吃住与我们在一起，母亲系当地人改嫁父亲的。旧社会夫亡再醮的妇女，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里都是没有地位的，母亲当然也不例外。可叔父把母亲当做最亲近最信任的人，他常劝母亲：“不要看不起自己，等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劳动人民翻身了，妇女解放了，象你这样的人也能走出家庭，到社会上干事情。”所以叔父每次离家总是把手枪或者机密文件交母亲代管。再者，当时外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带武器的。
  一九二三年秋，叔父在青岛暴露了目标，无法开展活动，组织上调他去坊子车站工作。在这里，他建立了“圣诞会”坊子分会，后来因触怒军阀而被开除，叔父迫于生活又回到了四方。
  1924年秋，四方机厂“圣诞会”被封闭，郭恒祥被开除。这时，中共青岛组织负责人邓恩铭同志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召集四方机厂数十名工人积极分子开会，总结了“圣诞会”的经验教训，号召正式建立工会组织。他指出：我们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有了工会，工人就有了依靠，就有力量，“圣诞会”过去为工人办了好多事，得到工人的拥护，今天我们组织工会，就是更好地领导工人开展各种斗争，争取工人自身的彻底解放。会后，工人积极分子立即进行宣传、组织和发动工作。年底，全厂就有八百多名工人秘密加入了工会，叔父被选为工会委员。1925年春，胶济铁路全线大罢工，四方机厂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也奋起响应，举行了总罢工。叔父和傅书堂是四方机厂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罢工的结果迫使厂方答复了工人提出的五项条件：
  一、以后厂中有关工人事件，须与工会交涉；
  二、恢复以前因办工会被革除的工友的工作；
  三、不分领班、工匠、学徒、小工，均一律增加工资三元，并改日计为月计；
  四、每年发给两次来回免费联运通票；
  五、速发年终应得奖金。
  接着正式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和四方机厂分会，叔父被选为胶济铁路总工会交际委员，就在这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月，他与傅书堂代表胶济铁路总工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五月底，帝国主义分子和军阀制造了青岛“五·二九”惨案。次日，在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为了更好地组织和领导工人开展斗争，胶济铁路成立了“沪、青惨案后援会”，叔父被选为会长。他积极领导工人募捐，支援工人的罢工斗争。他曾率领四方机厂全体工人赴市政府请愿，当众愤怒控诉了帝国主义者、反动当局血腥镇压工人运动的滔天罪行，他声泪俱下，慷慨陈词，听众无不为之义愤填膺，有的饮泣流泪，有的扼腕捶胸，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走狗，为死难的工人兄弟报仇。
  青岛工人群众反帝反军阀的怒潮愈来愈高涨，规模愈来愈大，山东军阀头子张宗昌惶恐万状，坐卧不宁。七、八月间，他指令青岛的爪牙突然封锁了四方机厂，大肆捕杀工人。与此同时，捣毁了胶济铁路总工会和“沪、青惨案后援会”，查抄了四方机厂工会以及各纱）厂工会，枪杀了中共四方机厂支部书记李慰农，并且下令通缉邓恩铭、傅书堂、伦克忠等六十余人，霎时黑云笼罩青岛上空。
  事件发生不久，党组织派伦克忠和韩文玉（潍县人）秘密去北京进行联络，准备向军阀政府提出控诉，不料遭到段祺瑞的拒绝。后来，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负责人罗章龙知情后，对在青岛惨案中牺牲的工人群众极表同情，对叔父和韩文玉赴京之行非常赞佩。在其具体指导下，叔父又和北京的党组织以及北大学联取得了联系，这使他如在茫茫黑夜中见到了光明。叔父和韩文玉在北京党组织及北大学联的协助下，走访了工厂、学校、机关和群众团体，每到一个单位，他们就宣传讲演，揭露青岛惨案的真相，取得了许多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约在八月间，北京各界人士在天安门前召开追悼大会，悼念在沪、青、粤等惨案中的遇难者。李大钊、宋庆龄以及国民党在京的许多头面人物出席了大会。叔父应邀作了长篇讲演，他愤怒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与祸鲁罪魁张宗昌狼狈为奸，野蛮屠杀青岛工人、学生和进步人士的弥天大罪。血泪的控诉，愤慨的陈词，激起了与会者的无比义愤。北京大学师生根据叔父的讲演内容，编写了《张宗昌祸鲁十大罪状》，广泛散发，到处张贴。张宗昌获悉后，立即派变节分子张斌奎（是叔父的师弟）赶到北京，勾结当地军阀政客，多方侦察叔父的寓所。一天晚上，叔父与韩文玉正在灯下研究问题，张斌奎突然出现在叔父的面前，他说：“伦师兄，没法子，我既然干了这个（特务），就别怪我不讲义气，我是奉命来找你的。”叔父立刻明白了一切，不禁怒火中烧，狠狠打了张斌奎两记耳光，厉声喝道：“快给我戴上（手铐）！”张斌奎就这样逮捕了叔父与韩文玉。次日晚，被锁进由北平开往济南的一节闷罐车厢里，投进监狱。
  据韩文玉生前回忆说：“至济南后，由军法处审讯，我们对于加入国民党及开会发宣言等事逐一承认。他们问我们识字否，我等以不识字对，他们即非刑拷打，烈士（指叔父）被抽四百余鞭，通身皆打烂。”与叔父同锁一木笼之中的孙义昌（1930年胶济铁路工整会追悼伦克忠烈士大会的主席）在追悼伦克忠大会上的讲演词中说：“当时我也曾被捕，与伦克忠同锁在一木笼之中，至放风时，他低声对我说：‘我今日恐难逃性命。我死之后，如你们侥幸不死，望努力奋斗，打倒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至九月六日夜九时，烈士蒙难。烈十蒙难之时，仍大骂张宗昌”。叔父牺牲时年仅三十一岁。
  噩耗传来，我们全家痛不欲生，母亲想到叔父的生前为人，更是悲恸难忍。父亲托亲告友，寻找叔父的尸体，费时经月，也没有下落，出殡时，只好以空棺埋葬。
  一九三〇年九月六日，胶济铁路工会在四方机厂为叔父召开追悼大会，挽联、挽幛、花圈摆满了会场；登台讲演的有：大会主席孙义昌，青岛特别市党部代表，青岛特别市政府代表，津浦铁路工会代表，青岛市工整会代表，青岛市社会局代表，青岛市教育局代表，胶济路局代表，胶济路特别党部代表，胶济路工整会代表及韩文玉。会后，大会为叔父建立了“伦克忠烈士纪念碑”。
  叔父牺牲已六十一周年了，纪念他，就要学习他为革命不惜牺牲的精神，在今天的四化建设中努力作出贡献。
  （章丘县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