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我叫张克庆：1922年出生在平安店镇南张庄一个农民家庭里。1937年“七·七”事变，我才十五岁，在本村参加了人民自卫组织红枪会。1938年，参加了邢世明、吴长河领导的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大彦血战”，亲眼目睹了日寇在长清大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一年，八路军张骥同志在我家留过宿，他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当时一方面由于思想觉悟不高，另一方面又迫于家境贫困，没能跟他参加革命，却在这一年的下半年经人介绍去了天津，在一家字号是“天利成”的肉铺里当了学徒。
祸从天降
我在天津当了三年挨白眼、遭臭骂的学徒工，就到了1941年的八月，因肉的来源不足，我被肉铺的老板辞退，无可奈何地回到了长清老家。全家人见我回来倒很高兴，实指望能在一块过个团圆年，哪知道接踵而来的却是一场塌天大祸；农历腊月二十一日（公元1942年1月）早饭后，长清伪警察局特务大队长周啸天、中队长卢木三、特务卢允福带着足够一个排的人凶神恶熬地冲进大张庄。他们横冲直撞到处抓人，抢东西，敲竹杠，一时间搞得村里鸡飞狗咬，哭叫声连成一片。村民张振秋、张振忠，张振奎和我被五花大绑地抓走，投进了长清大牢。
在狱中，特务对我们除了用核桃鞭子抽、坐老虎凳进行逼供外，还惨无人道地把我们的双手吊起，用磨得尖尖的子弹头划两胁和腋下，直划得鲜血淋漓，疼痛难忍。这时，我才知道被捕的原因。
原来上一年秋天（按农历说是当年秋天），大张庄财主卢佩河刚打下来的粮食说是被盗（是真是假咱也不知道），那时，地主老财把每一个穷百姓都看成穷贼，并扬言是姓张的偷了他的粮食。他与长清县伪警察局相互勾结，密谋策划，演出了这场抓人敲诈的丑剧。
这时，我父亲别无他法，救人要紧，只得把家中的三亩六分老地全部当掉，请了村长张士敏等人，好歹把我们保释出来。腊月二十九，我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回到家里，看家中粮食被抢光，家具被捣烂，一家人便相抱痛哭。家中，我兄弟姊妹几个就数我大，父亲为了给我找个饭碗，找到城南水鸣庄我的表兄孙发生，当时就是这样糊涂，刚挨了汉奸特务的治，又由表兄介绍当了伪军，被编到冯二皮部三大队七中队三排七班当了兵。当时，还怕人家不收留，不敢报真实姓名和地址，报的名字是张德法，齐河人，这一天是农历的正月初三（公元1942年2月）。
秘密活动
当了伪军，就在长清城南门里火神庙驻防。因冯二皮的队伍多数是夏津、高唐、临清一带的人，他们和长清人在感情上总是不大融洽，长清人与他们也不大合群。那时，我好拉拉京胡，唱段京剧，所以，有好多长清籍的弟兄们喜欢同我接近。日子一长，彼此之间就无话不谈了。当着没外人的时候，常常议论些兵营里的丑事。
伪军里真是什么人都有，有些人简直坏透了顶。他们有的吸大烟、嫖女人，敲诈勒索、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有的不满班排长的体罚，日夜想着逃跑；更多的则是因为生活贫困，被迫穿上灰皮混饭吃，看不惯那些坏蛋的行径，不愿意替鬼子卖命，用枪去打自己的同胞。所以，平时纪律松弛吊儿郎当。
两个多月过去了，我越来越觉着伪军这个差使不是好人干的。因为平时和一些投脾气的常谈起八路军游击队打鬼子救穷人的事，这时思想上就暗暗产生了有机会去投靠八路军的念头。后来，我把这种想法和一个叫田兴正的说过。他是归德平坊人。俺俩倒是不谋而合，他也有这种想法。我问他：“咱去找谁呢？”田兴正一笑，附在我耳朵上说：“我一个叔伯哥哥是八路军，他是八大队（肥城大队）政委，叫田化一。”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找肥城大队！
平时我爱拉拉唱唱，这时还倒真有了用处。表面上是拉拉唱唱，实际上借此搞些秘密活动。我以拜把子的方式搞联络。先后联络的人有田兴正、刘祝民（河西张庄人）、阮雨亭（河西水坡人、孙景林（张庄人）、王祥元（河西大王庄人）、王荣祥（河西大王庄人）、刘广玉（长清张庄人）、夏长玉（长清王府庄人）、王正银（河西大王人）刘××（河西大王人）。实际上联络的人还多一些，不过在交谈中思想上表现犹豫的，以后就不与他们联系了。
我下定了决心，要投八路军。一次召集大家商议，他们都同意，并且都说要听我指挥。我对大家说：“既然大家相信我，就都得听我的。我们约法三章：第一、不能走漏风声，这不是闹着玩的，走漏了风声我们就都完了；第二、我们要见机行事，随时听我通知；第三、一旦行动起来，不成功拼个你死我活也得拉出去。”
农历的三月初，我们连被调到河西九龙口据点驻防。九龙口据点在黄河大坝西边紧靠大坝。据点的西北、西南、东南三个角都有炮楼，东北角是个寨门。四周炮楼之间有高墙连接，方圆约有200米。三个排都驻北屋，连部驻东屋。没有日本人，全部是伪军。据点里有个劈柴的叫李二。是伪乡长安排的，有三十来岁，中等个，平时说话不多，只管劈柴，很老实。我除了站岗以外，经常帮他劈柴。他的饭量较大，常吃不饱肚子，我就偷偷给他拿窝窝头吃。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店子的。我们每天早上都出操，同时能听到在九龙口据点西边不远的地方也有部队在出操。从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就知道是八路军。但我故意装作不知道，问李二：
“西边出操的是哪一部分的？”
李二看了看周围没旁人，用手向我比划了个“八”字，又低声说：“是独立三营的。”
通过多次接触，我感到李二这个人比较可靠。一次，我问他：“我有封信，你能不能想法给我送出去？”（暗示送给八路军）
他看了看我，又点了点头。
我偷偷地写了个纸条，内容是：“我有一个班要过去，注意接应。”
写完后、卷成卷交给了他。他是什么时候送的？怎么送的？交给了谁？我就不知道了。但我总是捏着一把汗。
九龙口起义
农历四月十一日，从九龙口据点调了一个排（二排）去官庄据点驻防。我看三个排剩下了两个，据点里比较空虚。晚上，我告诉刘祝民、阮丽亭和孙景林，由他们分别通知，都到东南炮楼集合。人到齐后，我说；“今晚准备行动！睡觉时留点神，都不要紧张，随时听我的通知，接不到通知不准乱动！现在回去睡觉。”
深夜，我发现岗哨太多，当夜没敢行动。
第二天（四月十二日）黄昏，因吴宝忠的马队在吴家渡过河时，被八路军游击队发现开了枪，九龙口据点听到枪响也乱了营，我也随便地朝天打了两枪。但两边乒乒乓乓地打了一阵子就停了，吴宝忠的马队也走了，我们的连长黄虎臣挂了花，说长清的医生治不了，带着一部分弟兄上了济南。事情也凑巧，晚上来了个说书的，说的是《三侠剑》，当兵的听得入了迷，一直到十二点多才结束。我觉着时机到了，向孙景林、阮雨亭使了个眼色，让他俩心中有数，大伙听书听得时间一长，也有点乏了，据点里很快就没了动静。但我的神经却变得异常紧张和警惕。
我们几天前已商量好夜里叫醒的办法是“拽耳朵”。约摸到了下三点左右，我悄悄地起床，拿上枪和准备好的绳子、军刀。先叫醒孙景林和阮雨亭，再分头把其他人拽醒。他们个个都是一拽就醒，马上起床。
孙景林、阮雨亭、刘祝民、王祥元、王荣祥、刘广玉、夏长玉、田兴正、刘××和我迅速持枪在约定好的东南炮楼根空场集合起来。我说：“今天晚上拉出去找抗日游击队，大家不要慌，不要惊动敌人，按我的命令行事！”
我命令王祥元、王荣祥带两个人先把墙上的两个哨兵捆起来，再到寨门口把门打开，守住寨门，不准任何人外出！
命令田兴正、夏长玉上连部扛那挺冯二皮部自造的机枪。
又命令孙景林、刘祝民带领几个人把北屋里大枪和子弹全部扛到寨门口；让孙景林把那挺外国造的机枪枪衣脱下来，装上子弹，推上顶门火，作好战斗准备！
我带阮雨亭去控制一排排长左金龙。阮雨亭在窗外将大盖子枪伸到窗户里边，瞄准在窗下睡觉的左金龙的脑袋，我轻轻推门进去，摸到左金龙的床前，把那把随手携带的锋利的军刀搁在他的脖子上。左金龙一惊，醒了。这时，阮雨亭用枪口碰了碰他的脑袋，我用刀在他脖子上蹭了蹭，说：“别动！动就宰了你！讲点面子。明白吗？”左金龙没敢动，我顺手把他的枪和子弹拿到手退出来，和阮雨亭到寨门口清点人数时，孙景林不见了。问别人，说他又回去杀班长去了。我很着急，说起来有两个班长很坏，一是赵友法，一是齐为荣。平时这个人欺压百姓，欺侮士兵，弟兄们都对他俩恨之入骨，该杀！可是一怕惹出麻烦，二怕孙景林有失。我急忙提刀赶去，这时孙景林和齐为荣交了手，赵友法裹着毯子躲在一旁。我一刀先劈了赵友法，转身又一刀劈了齐的半个脑袋。我紧忙抓住孙景林的手说了声“快走！”便和孙景林跑到寨门口。真是越急越出事，那个刘××也不在。我素知此人胆小，断定他是跑到西北炮楼底下去了。我又去找他，果然藏在那里。我抓住他，“啪啪”抽了他两个耳光，低声说：“你不要命了！快走！”我把他拽到寨门口。
这时大门还锁着，他们几个慌得没了主意。大门一边锁着，一边是个木桩，我命令大伙一齐抬，才把木桩拔出来。我们十一个人带了十二支大枪，一挺外国造的机枪和两千多发子弹（其余的五十多支枪和子弹都舍到寨门口了），出门沿大坝下了正北，一口气跑出了里八路。我让大伙在麦地里停了一停，说：“大家不要慌，阮雨亭头前带路，我来断后，加快步伐，继续往北走。”
我们又跑出二里多路停了下来，这时东方开始发亮，真是天助我也！前边没有遇上敌人，后边也无追兵，可是再往哪去呢？八路军在哪里也不知道。往西，我地理不熟，听说附近驻着吴宝忠的队伍。就是往东地理还熟，我决定往东跑，过了河再说。我命令大家过河，这时，黄河水并不大，我们趟河到了东岸，这里正是肖庄、卢庄一带。正巧在庄边碰上了一个拾粪的老头，老头一见到我们这一伙被吓坏了，就要跑，我赶忙追上对他说：“老哥，别害怕，别看我们穿着一身灰皮，我们是投八身军的，不知八路军在哪里？你能不能给我们带个路？”这话还真灵，一说是投八路军的，老人家这才不害怕了，才答应给我们带路。
老人家领着我们二番趟水回到西岸，刚想上坝，坝西突然有人向这边打了两枪，我以为是冯二皮的人追来了，立即命令弟兄们卧倒，架起机枪准备开火。因为这时太阳已经升起，我一眼就看到了对方有用白毛巾包头的（用白毛巾包头是当地老百姓习惯打扮，游击队也用毛巾包头）， 心中豁然一亮，是八路军游击队，我命令弟兄们不要开枪，我大声喊道：
“喂！——，不要打枪，我们是九龙口来的，你们是哪一部分？”
“我们是七区队。”对方有人回答。
我把枪交给别人，自己空着手走过去。坝西来的正是中共长清县委县大队的领导和部分战士。有夏尽卿、斗秀岩、孙照环、周海舟等领导同志，他们一一和我握手，对我们表示高度赞扬和热情的欢迎。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招呼弟兄们都过来，我们就象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大家互相握手、拥抱……
我们同县抗日游击大队在郑官庄会合了，我们过来的大部分被编为县游击大队，从此，我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九龙口起义，当时在《胜利》捷报上刊登过，从此，我河西县大队有了第一挺机枪，增添了十一名战士和十数支步枪。
后记
起义之后，就在郑官庄，县委的同志动员谁去谁留的问题，起义的十一人中除刘××回了家以外，其他人都留在河西县抗日游击大队，县委和县大队的领导派出侦察员去接起义人员的家属。田兴正同志当年在河西张村战斗中牺牲。刘祝民和二连连长叶胡子在马官屯战斗中牺牲，不久，我被调到泰西专署教导大队受训，在那里我见到了蔡伯衡同志。两个月后，因河西县大队中没人会使机枪，调我回了河西县抗日游击大队一连，在机枪班当射手，连长是刘楚光，指导员是刘善行。我刚调回县大队不久，就听说孙景林、夏长玉、刘广玉三人在专署教导大队随刘涛叛变，打死了专署大队的政委，自立门户拉杆去了。以后，刘涛一伙因在南北汝一带抢粮受到阎希圣追捕，刘涛被击毙，孙景林投井自杀。我和阮雨亭、王祥元、王荣祥、王正银四人一直在一起。到了1944年下半年编入野战军。在河南开封西北一场战斗中我们的部队被打散，我回了家。
祸从天降
我在天津当了三年挨白眼、遭臭骂的学徒工，就到了1941年的八月，因肉的来源不足，我被肉铺的老板辞退，无可奈何地回到了长清老家。全家人见我回来倒很高兴，实指望能在一块过个团圆年，哪知道接踵而来的却是一场塌天大祸；农历腊月二十一日（公元1942年1月）早饭后，长清伪警察局特务大队长周啸天、中队长卢木三、特务卢允福带着足够一个排的人凶神恶熬地冲进大张庄。他们横冲直撞到处抓人，抢东西，敲竹杠，一时间搞得村里鸡飞狗咬，哭叫声连成一片。村民张振秋、张振忠，张振奎和我被五花大绑地抓走，投进了长清大牢。
在狱中，特务对我们除了用核桃鞭子抽、坐老虎凳进行逼供外，还惨无人道地把我们的双手吊起，用磨得尖尖的子弹头划两胁和腋下，直划得鲜血淋漓，疼痛难忍。这时，我才知道被捕的原因。
原来上一年秋天（按农历说是当年秋天），大张庄财主卢佩河刚打下来的粮食说是被盗（是真是假咱也不知道），那时，地主老财把每一个穷百姓都看成穷贼，并扬言是姓张的偷了他的粮食。他与长清县伪警察局相互勾结，密谋策划，演出了这场抓人敲诈的丑剧。
这时，我父亲别无他法，救人要紧，只得把家中的三亩六分老地全部当掉，请了村长张士敏等人，好歹把我们保释出来。腊月二十九，我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回到家里，看家中粮食被抢光，家具被捣烂，一家人便相抱痛哭。家中，我兄弟姊妹几个就数我大，父亲为了给我找个饭碗，找到城南水鸣庄我的表兄孙发生，当时就是这样糊涂，刚挨了汉奸特务的治，又由表兄介绍当了伪军，被编到冯二皮部三大队七中队三排七班当了兵。当时，还怕人家不收留，不敢报真实姓名和地址，报的名字是张德法，齐河人，这一天是农历的正月初三（公元1942年2月）。
秘密活动
当了伪军，就在长清城南门里火神庙驻防。因冯二皮的队伍多数是夏津、高唐、临清一带的人，他们和长清人在感情上总是不大融洽，长清人与他们也不大合群。那时，我好拉拉京胡，唱段京剧，所以，有好多长清籍的弟兄们喜欢同我接近。日子一长，彼此之间就无话不谈了。当着没外人的时候，常常议论些兵营里的丑事。
伪军里真是什么人都有，有些人简直坏透了顶。他们有的吸大烟、嫖女人，敲诈勒索、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有的不满班排长的体罚，日夜想着逃跑；更多的则是因为生活贫困，被迫穿上灰皮混饭吃，看不惯那些坏蛋的行径，不愿意替鬼子卖命，用枪去打自己的同胞。所以，平时纪律松弛吊儿郎当。
两个多月过去了，我越来越觉着伪军这个差使不是好人干的。因为平时和一些投脾气的常谈起八路军游击队打鬼子救穷人的事，这时思想上就暗暗产生了有机会去投靠八路军的念头。后来，我把这种想法和一个叫田兴正的说过。他是归德平坊人。俺俩倒是不谋而合，他也有这种想法。我问他：“咱去找谁呢？”田兴正一笑，附在我耳朵上说：“我一个叔伯哥哥是八路军，他是八大队（肥城大队）政委，叫田化一。”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找肥城大队！
平时我爱拉拉唱唱，这时还倒真有了用处。表面上是拉拉唱唱，实际上借此搞些秘密活动。我以拜把子的方式搞联络。先后联络的人有田兴正、刘祝民（河西张庄人）、阮雨亭（河西水坡人、孙景林（张庄人）、王祥元（河西大王庄人）、王荣祥（河西大王庄人）、刘广玉（长清张庄人）、夏长玉（长清王府庄人）、王正银（河西大王人）刘××（河西大王人）。实际上联络的人还多一些，不过在交谈中思想上表现犹豫的，以后就不与他们联系了。
我下定了决心，要投八路军。一次召集大家商议，他们都同意，并且都说要听我指挥。我对大家说：“既然大家相信我，就都得听我的。我们约法三章：第一、不能走漏风声，这不是闹着玩的，走漏了风声我们就都完了；第二、我们要见机行事，随时听我通知；第三、一旦行动起来，不成功拼个你死我活也得拉出去。”
农历的三月初，我们连被调到河西九龙口据点驻防。九龙口据点在黄河大坝西边紧靠大坝。据点的西北、西南、东南三个角都有炮楼，东北角是个寨门。四周炮楼之间有高墙连接，方圆约有200米。三个排都驻北屋，连部驻东屋。没有日本人，全部是伪军。据点里有个劈柴的叫李二。是伪乡长安排的，有三十来岁，中等个，平时说话不多，只管劈柴，很老实。我除了站岗以外，经常帮他劈柴。他的饭量较大，常吃不饱肚子，我就偷偷给他拿窝窝头吃。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店子的。我们每天早上都出操，同时能听到在九龙口据点西边不远的地方也有部队在出操。从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就知道是八路军。但我故意装作不知道，问李二：
“西边出操的是哪一部分的？”
李二看了看周围没旁人，用手向我比划了个“八”字，又低声说：“是独立三营的。”
通过多次接触，我感到李二这个人比较可靠。一次，我问他：“我有封信，你能不能想法给我送出去？”（暗示送给八路军）
他看了看我，又点了点头。
我偷偷地写了个纸条，内容是：“我有一个班要过去，注意接应。”
写完后、卷成卷交给了他。他是什么时候送的？怎么送的？交给了谁？我就不知道了。但我总是捏着一把汗。
九龙口起义
农历四月十一日，从九龙口据点调了一个排（二排）去官庄据点驻防。我看三个排剩下了两个，据点里比较空虚。晚上，我告诉刘祝民、阮丽亭和孙景林，由他们分别通知，都到东南炮楼集合。人到齐后，我说；“今晚准备行动！睡觉时留点神，都不要紧张，随时听我的通知，接不到通知不准乱动！现在回去睡觉。”
深夜，我发现岗哨太多，当夜没敢行动。
第二天（四月十二日）黄昏，因吴宝忠的马队在吴家渡过河时，被八路军游击队发现开了枪，九龙口据点听到枪响也乱了营，我也随便地朝天打了两枪。但两边乒乒乓乓地打了一阵子就停了，吴宝忠的马队也走了，我们的连长黄虎臣挂了花，说长清的医生治不了，带着一部分弟兄上了济南。事情也凑巧，晚上来了个说书的，说的是《三侠剑》，当兵的听得入了迷，一直到十二点多才结束。我觉着时机到了，向孙景林、阮雨亭使了个眼色，让他俩心中有数，大伙听书听得时间一长，也有点乏了，据点里很快就没了动静。但我的神经却变得异常紧张和警惕。
我们几天前已商量好夜里叫醒的办法是“拽耳朵”。约摸到了下三点左右，我悄悄地起床，拿上枪和准备好的绳子、军刀。先叫醒孙景林和阮雨亭，再分头把其他人拽醒。他们个个都是一拽就醒，马上起床。
孙景林、阮雨亭、刘祝民、王祥元、王荣祥、刘广玉、夏长玉、田兴正、刘××和我迅速持枪在约定好的东南炮楼根空场集合起来。我说：“今天晚上拉出去找抗日游击队，大家不要慌，不要惊动敌人，按我的命令行事！”
我命令王祥元、王荣祥带两个人先把墙上的两个哨兵捆起来，再到寨门口把门打开，守住寨门，不准任何人外出！
命令田兴正、夏长玉上连部扛那挺冯二皮部自造的机枪。
又命令孙景林、刘祝民带领几个人把北屋里大枪和子弹全部扛到寨门口；让孙景林把那挺外国造的机枪枪衣脱下来，装上子弹，推上顶门火，作好战斗准备！
我带阮雨亭去控制一排排长左金龙。阮雨亭在窗外将大盖子枪伸到窗户里边，瞄准在窗下睡觉的左金龙的脑袋，我轻轻推门进去，摸到左金龙的床前，把那把随手携带的锋利的军刀搁在他的脖子上。左金龙一惊，醒了。这时，阮雨亭用枪口碰了碰他的脑袋，我用刀在他脖子上蹭了蹭，说：“别动！动就宰了你！讲点面子。明白吗？”左金龙没敢动，我顺手把他的枪和子弹拿到手退出来，和阮雨亭到寨门口清点人数时，孙景林不见了。问别人，说他又回去杀班长去了。我很着急，说起来有两个班长很坏，一是赵友法，一是齐为荣。平时这个人欺压百姓，欺侮士兵，弟兄们都对他俩恨之入骨，该杀！可是一怕惹出麻烦，二怕孙景林有失。我急忙提刀赶去，这时孙景林和齐为荣交了手，赵友法裹着毯子躲在一旁。我一刀先劈了赵友法，转身又一刀劈了齐的半个脑袋。我紧忙抓住孙景林的手说了声“快走！”便和孙景林跑到寨门口。真是越急越出事，那个刘××也不在。我素知此人胆小，断定他是跑到西北炮楼底下去了。我又去找他，果然藏在那里。我抓住他，“啪啪”抽了他两个耳光，低声说：“你不要命了！快走！”我把他拽到寨门口。
这时大门还锁着，他们几个慌得没了主意。大门一边锁着，一边是个木桩，我命令大伙一齐抬，才把木桩拔出来。我们十一个人带了十二支大枪，一挺外国造的机枪和两千多发子弹（其余的五十多支枪和子弹都舍到寨门口了），出门沿大坝下了正北，一口气跑出了里八路。我让大伙在麦地里停了一停，说：“大家不要慌，阮雨亭头前带路，我来断后，加快步伐，继续往北走。”
我们又跑出二里多路停了下来，这时东方开始发亮，真是天助我也！前边没有遇上敌人，后边也无追兵，可是再往哪去呢？八路军在哪里也不知道。往西，我地理不熟，听说附近驻着吴宝忠的队伍。就是往东地理还熟，我决定往东跑，过了河再说。我命令大家过河，这时，黄河水并不大，我们趟河到了东岸，这里正是肖庄、卢庄一带。正巧在庄边碰上了一个拾粪的老头，老头一见到我们这一伙被吓坏了，就要跑，我赶忙追上对他说：“老哥，别害怕，别看我们穿着一身灰皮，我们是投八身军的，不知八路军在哪里？你能不能给我们带个路？”这话还真灵，一说是投八路军的，老人家这才不害怕了，才答应给我们带路。
老人家领着我们二番趟水回到西岸，刚想上坝，坝西突然有人向这边打了两枪，我以为是冯二皮的人追来了，立即命令弟兄们卧倒，架起机枪准备开火。因为这时太阳已经升起，我一眼就看到了对方有用白毛巾包头的（用白毛巾包头是当地老百姓习惯打扮，游击队也用毛巾包头）， 心中豁然一亮，是八路军游击队，我命令弟兄们不要开枪，我大声喊道：
“喂！——，不要打枪，我们是九龙口来的，你们是哪一部分？”
“我们是七区队。”对方有人回答。
我把枪交给别人，自己空着手走过去。坝西来的正是中共长清县委县大队的领导和部分战士。有夏尽卿、斗秀岩、孙照环、周海舟等领导同志，他们一一和我握手，对我们表示高度赞扬和热情的欢迎。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招呼弟兄们都过来，我们就象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大家互相握手、拥抱……
我们同县抗日游击大队在郑官庄会合了，我们过来的大部分被编为县游击大队，从此，我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九龙口起义，当时在《胜利》捷报上刊登过，从此，我河西县大队有了第一挺机枪，增添了十一名战士和十数支步枪。
后记
起义之后，就在郑官庄，县委的同志动员谁去谁留的问题，起义的十一人中除刘××回了家以外，其他人都留在河西县抗日游击大队，县委和县大队的领导派出侦察员去接起义人员的家属。田兴正同志当年在河西张村战斗中牺牲。刘祝民和二连连长叶胡子在马官屯战斗中牺牲，不久，我被调到泰西专署教导大队受训，在那里我见到了蔡伯衡同志。两个月后，因河西县大队中没人会使机枪，调我回了河西县抗日游击大队一连，在机枪班当射手，连长是刘楚光，指导员是刘善行。我刚调回县大队不久，就听说孙景林、夏长玉、刘广玉三人在专署教导大队随刘涛叛变，打死了专署大队的政委，自立门户拉杆去了。以后，刘涛一伙因在南北汝一带抢粮受到阎希圣追捕，刘涛被击毙，孙景林投井自杀。我和阮雨亭、王祥元、王荣祥、王正银四人一直在一起。到了1944年下半年编入野战军。在河南开封西北一场战斗中我们的部队被打散，我回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