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秀才郭恒〓仗义为民请命 巡抚丁宝桢断案不徇私情
明鸿钧 （明兆乙记录整理）
这件大快民心的事情，是我过去在埠村镇唱堂会戏时亲耳听到的。事情虽过去六十多年，但回忆起来还是挺有意义的，至少是不管谁只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约在清代光绪年间，济南府大官僚陈钦，曾任天津海关道台，致仕后人称陈四爷。当时朝廷有旨，煤炭民间可以领矿照自由开采。他到埠村镇按矿照划分了煤田，投资办矿。生产以人、畜为动力，数年间，盈利甚丰，积金累万。但好景不长，井下开空，地泉汹涌，四十余名窑工丧生水府。事故发生后，资方不设法抢救，而是断提绳、封井口，妄图依官仗势用“天意昭彰，人难测料，死者命该如此”的迷信报应说欺骗遇难家属，麻痹群众反抗斗志，将如此人命关天的重大事故案件轻描淡写一笔了之。尽管死者亲属呼天号地声声泪句句血作揖磕头苦苦哀告，然而有恃无恐的矿主却置若罔闻，木然无动于衷。善良的百姓只是同情而莫能助，唯扼腕叹息而已。那些权贵缙绅地主老则呢，大都慑于道台的淫威袖手旁观，任事态的发展。
人间自有正义在。就在这时，埠村沟东（今埠东村）年青的秀才郭恒〓，再也不忍缄默了，于是置个人安危于度外，视身家祸福若等闲，挺身而出，拍案怒曰：“四十多条人命，沉冤井底，堂堂锦屏儿女，无一敢言。有道是‘奇耻莫如心死，’难道埠村人心都死了吗？人命关天，我身为秀才，若见义不为，枉读诗书，羞煞斯文。仰愧于天，俯作于地，无颜见乡亲父老”。于是连夜奋笔，疾书一控状，布衣简囊，不辞跋涉，兼道并食，迳奔济南府，把状子直接投在山东巡抚丁宝桢的公堂之上。
数日后，有司传郭恒〓到公堂候审。郭来到公堂，见陈钦峨冠博带，笑容可掬地端坐一旁，他便于一旁立而不跪。丁宝桢把堂木一拍大声斥道，大胆的郭恒〓，见本官为何立而不跪？郭转身一揖，启禀大人我有一事不明。丁说何事讲来。郭道我是原告，陈钦是被告，俱是在案人，因何被告可以端坐而原告不能站立呢，本朝大律有无这条规定？丁宝桢嗯了一声侧目看了下陈钦，说陈道台是朝廷命官，可以如此。郭反问，要是这样，当年你在济南府杀死权倾朝廷炙手可热的中贵总管安德海，就不知道他是取皇位而代之的慈禧太后的宠监吗？提到处死安德海，丁宝桢面现喜色，说什么杀安德海是为国除奸，何况他又犯僭越之罪呢！郭恒〓紧跟一句，他不是朝廷命官吗？“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丁大人，你杀大权贵安德海，伸张大清国律，国人称快，万民赞扬，皆曰丁抚台犹如包龙图再世。如今一个退官的陈钦，置四十条性命于不问，反而傲居公堂，你不咎于他反而怪罪于民，这怎能说是“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一番义正词严的质问，使丁宝桢感到羞愧。沉思片刻，对陈钦说，老道台还是委曲一下，现在你依律与原告公堂对簿吧！陈钦慢慢站起，眼睛凝视着丁宝桢：好久才说出“抚台大人，你我有年契之好，如今你真的不顾了？”丁宝桢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年契之好，怎代律条？你还是委曲听断吧！”陈钦说丁大人可别忘记我可是济南宦族啊！”丁宝桢动火了：为官之道在于公，公者在于施德于民。你开煤井发财，淹死窑工，人命关天，不急救不抚恤，于心何忍？陈钦见势想发作咆哮，怎奈官低一等，只好俯首听断。
审判结果，被告败诉，严令陈钦克日开井捞尸，凭尸付银，以安众心。判决送到陈府，陈钦不敢怠慢，立即开库，着人押送银两到章丘。
当死者眷属领到“人命钱”之后，纷纷向秀才郭恒〓登门叩谢，皆云秀才活命之恩子孙累世不忘。
不久，埠村一带传出“百姓含冤无处诉，秀才一状扭乾坤”的民谣。
〔注〕：明鸿钧，五音戏名艺人，现年83岁，退居张店。
张宗昌盛宴款乡老 宋锦来“八字”黜知县
叶因森
举人宋锦来“八字”罢知县的事，在家乡老人中常常谈起，仅是在我少年时代就听到过好几次。
民国十六年（1927），山东督办张宗昌在济南召开乡老会，意在“咨询”民隐，了解他属下在地方上的官风和吏治情况，藉以宣扬张督办的所谓“礼治”与“仁政”。当时章丘县有十位乡老出席了会议（这十位乡老大多数是各区的区长）。其中我村（宋家上庄）宿儒文举宋锦来是其中的一位。宋老先生知识渊博，文学尤显，他怀才不遇，忧国忧民，年高德劭，深孚众望。会议开得隆重，招待甚丰。张宗昌每天都参加会议，并轮席同乡老把酒进餐，虚心问政，礼貌甚恭。当张宗昌与章丘十乡老同席话政时，不免谈到当时的县父母官林正榜的为政情况。有的恭维奉承，有的美言不离口，有的只是点头讪笑，唯有宋锦来正襟危坐，面沉似水，捋着胡须眯着眼慢条斯理一字一顿地对林县长讲了八个字：“爱民如子敬，匪若父”。此言一出，满座皆惊，立即引起张宗昌和在场省府大员的注目。同时，也有不少人为这位大胆直言的宋乡老捏着一把汗。因为林正榜不仅是张宗昌的乡亲，还是省府大员后任山东省长林宪祖的乃叔。
当时的章丘，连年荒歉，课税如毛，兵匪如蚁。除“一两银子八块钱”[注]（“一两银子八块钱”是“张宗昌坐济南，一两银子八丘每两税银为八块钱（银元）。）之外，还有什么地皮捐、荣户捐、鸡税、狗税、人头税不一而足。百姓少一怠慢，催捐逼税的差吏便绳棍交加，甚者捕入监牢。民众怨声在途，苦不堪言，私下议论说，林父母大人真是咱们的一个“爹”呀！
在官压捐逼之外，更有散兵、土匪的危害。大杆子土匪有刘黑七（桂棠），小伙的或结队成群，或联帮为伍等等，难以数计。他们明火执仗公开抢夺绑架、烧杀奸淫，瘟神恶煞般地肆虐着黎民百姓。有些天良未泯恻隐在怀的区镇首脑及部份乡绅士子，纷纷呈文林正榜出兵剿匪灭盗，以安百姓。而身为一县之主的林大人对此却置若罔闻，且有开门揖盗与土匪关系暧昧之嫌。因此民间传说林县长是驱民如虎，惧匪如鼠。这话经宋锦来之口就成了“爱民如子，敬匪若父”了。虽几字之易，但本意未更，只不过又加了几分幽默和讥刺罢了。
张宗昌听了宋锦来这“八字”谑言之后，真是刿目〓心，但在众乡老面前不好发作。为表示他“惩贪倡廉，祛邪扶正”的诚意。当即怒不可遏暴跳如雷，“他妈的，林正榜这个龟孙竟敢如此胡为，我非撤了他不可”！其实，张宗昌这番表演，在场的人都明白，他自己更清楚，为非作歹的土匪许多人就是他的部下；繁重的苛捐杂税也是令出他口款入他手。但是为了自我“修饰”掩匿其种种劣迹，缓和山东人民对他日益增长的反抗情绪，只好硬着头皮在“婊子”门口垛“贞节”牌坊了。他不顾林宪祖这位省衙头面人物[注]（林宪祖于1928年3月任山东省省长，一月后去职。）林正榜乃侄的情面，毅然下令“罢了林正榜的官”，为章丘人民除了一个污吏。
林正榜丢官之日，章丘人民无不为之拍手称快。同时也大加赞扬宋举人的胆识和才干。百姓在高兴之余闲谈窃论道：宋先生的“八字”弹欬，能迫使这位混世魔王、“三不知”[注]（据传张宗昌有三不知：①不知自己有多少军队；②不知自己有多少金钱；③不知自己有多少太太。）将军为民除掉一贪官，也算是一种历史的机遇和偶然吧！
章丘史家“铁盐务”述略
孟祥莲 翟伯成 王化忠
“金旧军，银回村，铁打的刁家庄，还不如史家破盐商”。在封建社会中。盐被视为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只准官营，不许民卖，故有“官盐”和“私盐”之别。汉代，盐权操在治粟都尉大农丞桑弘羊的手里，他写了著名的《盐铁论》。
那么，既然盐业属于官有，章丘史家盐商又是怎么回事呢？
章丘盐业问题，远的无可考，自清乾隆以来，盐权一直操在史家枣园村一家史姓的手里。他们以盐发迹，遂成大家。追其渊源据说是这样的：
乾隆朝。史家庄史耀宗在朝为官任光禄寺典簿，勅授征仕郎。是他第一个由史家庄迁居枣园村的。初迁时，该地没有村庄，只是一片枣树林。史耀宗来后，买下枣林，起造宅第，渐成村庄，这就是现在的史家枣园。史耀宗一支衍殖在后枣园村。
史耀宗娶妻彭氏（彭家庄名门之女），身高膀宽，黑脸大脚，颇不秀气，多为舅姑所厌丈夫所嫌。几欲休弃，奈彭氏娘门极有声望未遂，婚后数年无出，找一养女服侍身边。为传宗接代，史耀宗过继史秋魁为嗣。魁性悍不肖，史耀宗又纳妾李氏，李貌美性温夫妇和美，生二子，长曰史泩，次曰史注。秋魁认为继父有后，将来未免兄弟三人分家析产，财物不能独吞，终日闷闷不乐。待史耀宗下世后，秋魁以为时机已到，顿生谋杀二弟之心。行刺未成，被彭氏等发现，遂成讼到官府。彼时的县衙是既畏彭氏娘门之势，又俱秋魁武举之威，甚是为难。后将案子推之于府，府又推之于省，一拖两年。彭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决心进京告御状。在封建礼教桎梏下的妇女，喊冤告状谈何容易。他回到娘门，不料得到父兄的支持，代写状文，助以路费。就这样，彭氏偕同十七岁的养女，徒步跋涉，餐风露宿，历尽千辛万苦，辗转来到北京城。她怀着满腔怨愤跑遍大小衙门，无人过问。遭到的是癫女傻妇呵斥与羞辱。当她川资耗尽囊中羞涩的时候，只好沿街乞讨露宿街头廊下。一日，遇一老尼，问及情由，彭氏历述原委，老尼甚表同情，令其暂居庵中，耐心等待。
该尼在皇城很有名气，常被后宫召去做佛事。不久，她通过与老太后（乾隆生母）的关系，代彭陈述。太后听罢勃然动怒，传懿旨令有司立审此案。
大堂对簿之日，一边是母亲，一边是儿子。母告子贪产害弟，子不承认反诬母亲五官不正人品不端。彭氏怒道，我若有半点行为“不端”，刀山敢上，油锅敢下，以明心迹。这才有了诉讼史上罕见的公堂之上香油锅里抓铜牌之举。彭氏胜诉后，被后宫太后召见。太后看到彭氏，不禁一惊，心中暗想：世上也有貌丑似己的人，一时乱了方寸，失声道，哎哟，你怎么好象我的胞妹？彭氏连忙叩头“谢太后隆恩！”两人言语投机，结为芝兰之好。太后为姐，彭氏为妹，帝后嫔妃皆呼彭氏为皇姨。
光阴荏苒，转瞬月尽，彭氏欲回程，太后命赠凤冠霞帔、半朝銮驾。临行，太后说咱俩姐妹一场，我无金银可送，给你章丘一县之盐务，足够点心、脂粉之小费，此权世代相袭，任谁不得更变。后，世人称章丘史家是“铁盐务”。这一世袭直到1937年前后才结束。
当年彭氏的銮驾放在朱各务村北的一座荒庙里，该庙为盛銮驾进行了重修，容积刚放开銮驾。史家为感皇恩，在銮驾上书道：“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
后，乾隆东游时，扈跸济南，准备到章丘探皇姨。史家闻讯，不惜重金赶做了一龙床，备皇上下榻。因乾隆未到，龙床封存，直到民国年间，此床售于一商人。据说，商人将龙床献给了张宗昌。人世沧桑，今龙床流落何处不详。
彭氏有太后作靠山，省、府、县衙一时刮目相看。自此，章丘县的盐务为史家专营。彭氏死后，史家盐务分成四股，即史洙、史案、史彪、史盘。各股所设盐店分布情况表列于下。
以上4股29处，遍布章丘各地。全县人民所用食盐，皆出自史家盐店。自乾隆至民国二十六年，二百年间章丘盐业为史家专营。
因为史家的盐务是由彭氏得来，所以其娘家（彭家庄）彭氏族人，每年阴历腊月二十三日辞灶之后，家家拿着口袋或其他家具到彭家祠堂领盐，每户一大瓢，约十来斤，不交钱。盐是由史家按时运到，算是彭氏对娘家人的报答。此例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废除。
枣园镇政协供稿
古稀忆旧
孙笑山
我名叫孙笑山，本县相公镇罗家村人，现为章丘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我幼时随父母去吉林谋生，不幸二老相继去世，异域他乡，孤苦伶仃，在亲友的帮助下，进长春市毓文中学读书。后考入北京民国大学教育专修科。毕业后去黑龙江省拜泉县师范任教。“九·一八”事变后，白山黑水为日本所有，国人无立身之地，我便随流亡人潮回到山东老家。“七·七”炮响，日寇在我国领土上横冲直撞，铁蹄踏遍整个北部中国。炎黄同胞在抗日救亡的号召下，拿起武器奔向抗日的战场。当时的章丘，有翟毓蔚的所谓抗日游击队，他的一个营（三营）在我家作了营部，我们全家人只好迁到小康庄暂居。为了生活，我当了该村的小学教员直至校长。
昔日凌云飞何处？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我自惭形秽的感慨。我当小学教员时，翟毓蔚在日寇后方章丘北部建立了地方政权，他自任章丘县独立旅第二旅旅长，王景霄为参谋。设立章丘县政府，马德夫为县长。在翟统治的章丘（以胶济铁路为界）北部，下设乡公所、保、甲组织，按地亩银两交款纳粮，以供其军、政所需。这里有几件事，我在下面分别说一说。
南团北党
抗日战争初期，章丘地方势力基本上分为南北两大派。胶济线以南，为国民党秦启荣系的高松坡部所辖；胶济线以北属翟毓蔚的地盘。高部内以国民党三青团为组织核心，由侯绍安任县团书记；翟系以国民党为组织核心，由张天民任县党部书记。国民党和三青团表面是一个系统，实则同床异梦，钩心斗角。彼时是北党征南，南团伐北，互相拼杀，故有南团北党之说。
不论北党还是南团，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和目的，强迫所有公职人员集体加入党团，否则不准工作。所以旧章丘南部三青团员较多，北部国民党员较多。
兴办学校
翟毓蔚上过师范大学，知道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的重要。他在县政府机关中设了教育科，委黄道五（郓城县人）为科长。他亲自派人下乡督促地方成立小学，委定校长、教员。每乡设一处中心小学，领导一个乡的学校。校长、教员一经确定，即发给入党卡片，集体填表入党。我本人就是这样加入的国民党。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的入党卡片介绍人栏目中写得是张汉英和张伯融。不久，将我提升为县督学，进了县机关。这时我对县党部的腐败和张天民的所作所为，洞察得更清楚，时有牢骚和不满言论，因而在1946年清党时以谤党罪将我清除出党。
翟毓蔚在积极兴办小学教育的同时，还于1943年创建了立达中学，他任名誉董事长和校长。
张天民和翟毓蔚之关系
张天民和翟毓蔚祖上都是济南德成公药店的东家，有联东之谊。济南沦陷后，张天民怕遭日寇的危害，便来章丘投靠翟毓蔚。翟知张天民此来有使命在身，将他安插在牛推官庄中心小学当教员。张天民进校后根本不像个教学的，既不按时上课，又不管理学生，每天离群索居，吃喝拉撒睡。校长把他的工作情况反映到教育局，我亲自去牛推小学调查，认为校长反映的问题完全属实，我把他叫到办公室严批一顿，他怀恨在心。1945年抗战胜利后，翟毓蔚委他当了县党部书记，未久，就把我开除出党，泄了他对我的私愤。
张天民任县党部书记后，与翟毓蔚沆瀣一气，积极反共。他成立了党政督查团，下乡清查户口，不知多少无辜者以“共匪”坐探或嫌疑被活埋、枪杀。他为了排除异己壮大自己。积极拉拢教育界人士，搞强制集体入党，许多教员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清理档案时才发现自己是国民党员。
建国后，翟毓蔚、张天民先后被捕归案。受到了应得的惩处。
淑毓高等小学创建始末
孟祥莲 吕有荣
（翟伯成整理）
1921（民国十年）年，总统徐世昌为章丘私立淑毓高等小学题词曰“敬教劝学”，这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但对该校的创立始末却鲜为人知，现就我们所了解的情况简述如下。
私立淑毓高等小学位于章丘南曹庄。1919年，为李淑毓所创。
李淑毓名丙琚。青年时代，经商于京，津一带，与北洋军阀张敬尧过从甚密，结为至交。1918年，张敬尧任湖南督军时，委任李淑毓为湖南造币厂厂长，一时暴富。李在任职期间，所用管理人员皆为湖南人，与李貌合神离。李淑毓虽念过几年书，但管理如此大的造币厂困难颇多，深感力不从心，致使他产生了在家乡办学造就人才的念头。1919年（民国八年）李淑毓终于回乡筹措办学。几经酝酿，校址选在村东北角，南与李淑毓住宅相连。当年破土动工，建有高级班教室6间，初级班教室4间；校长室3间；教室办公室4间，兼作宿舍；学生宿舍8间（分男女），餐厅3间，储藏室2间；总计30间，共占地十余亩（包括操场）。李淑毓聘刘汝南（枣园镇庆元村人）任校长，延请了既内行又热爱教育并具有真才实学的朱麟书、马丹臣、马鞠臣、王宏恩、赵振东五人为教员，于1919年春正式开学。因李丙琚字淑毓，故校名定为“私立淑毓高等小学校”。开学之日十分隆重，教员、学生全部穿校服，（那时叫操衣，由学校发给），奏军乐，放鞭炮，校门口悬挂起县知事吴容题的校匾，上写：“私立淑毓高等小学校”落款为“章丘县知事吴容题，民国八年”，此匾兼做校牌。自此“私立淑毓高等小学校”正式成立。人们习惯上以“淑毓小学”称之。
办学初，设高级班2个，有学生90多人；初级班2个，均系复式，学生70余人。全校学生共160多人。高级班一年一度招生，两年毕业。每届毕业生40多人，之后多有变化。
从1919年至1928年，学校一切经费由李淑毓一人承担。据1930年《教育年报》载：“第一学区，私立淑毓高等小学一处，经费除县每年补助480元，区每年补助250元外，其余均归李淑毓一人承担。”建校初至1930年之前，学生免费就读。据1931年《山东省政府教育厅视察报告》载：“私立淑毓小学……学生学费高级生年缴四元，初级生二元”。
1928年（民国十七年）农历7月，土匪张鸣九为害章丘，兵匪遍地，民生凋敝，教育衰微，淑毓小学停课，校园遍地蓬蒿一派凄凉。1929年，赶走了张鸣九，当地局势稍有稳定。学校随之复课。1930年，县教育局派来了济南乡村师范毕业生石德清任校长。这是由县教育局委派的第一任校长。以前的校长皆由李淑毓自聘。翌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更予国人以巨大刺激，兴学强国之心更加炽热，学生不断增加，校舍不敷使用。
1937年，日本大举进犯山东，学校重陷困境。数年置办的校具，图书等大部毁于战乱。师生备尝国破家亡离乡背井之苦。这年，李淑毓因家境衰落，无力承担学校经费开支，便将校舍、校具全部献给国家，由私立改为区立。
1939年，史伟业（达民）任校长，校名改为“枣园镇国民中心小学”，但对外仍用旧校名，直至解放。
1950年，校舍迁到李文莹家。高级班并入南皋埠村，曹庄只保留初级小学班。
淑毓高等小学师资质量较高，从教学到管理都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如招收新生采用多次招考的办法，这样有利于择优录取。新生入学后严格把关，操行列丁等的给予警告，暂准试读；列戊等的，令其退学。学生成绩三门不及格的均留级。这样的淘汰制对促进学习，提高教学质量有一定作用。每逢毕业会考，淑毓大都亲自监督，不合格的一律不准毕业，不循私情，不搞特殊对待；教员的任用，都是聘请那些学养深沉、德高望重的优秀教师，如马丹臣，系济南第一乡师优秀生，曾亲笔起草《为日本在山东设民政署告民众书》，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爱国人士，后任县督学，达八年之久。其他教师也都是学有专长，治学严谨，颇为学生欢迎的良师；在教学上，教员可与教务处协商选用教材。如算术课，当时的“国编”教材与“翻译”本可自选；文课，教员可根据需要或增选或删节。使教员能选教自己最熟悉的教材，以利于教学。因此，许多教员都乐于在淑毓小学任教；注重奖惩，对学业、操行成绩列甲等的，发给奖状并通知家长。对品学兼优的贫寒学生，免收学费，以资鼓励。对表现不好的，根据不同情况给予处分，做到奖优罚劣，体现了办学宗旨。
重视课外活动也是淑毓小学的一个特点。学校建有排球场，网球场，有铅球，铁饼，跳高架等体育器械，为开展体育活动创造了条件。三十年代初，淑毓小学课外活动较活跃，学生参加文体活动的积极性也很高，连续几年参加县组织的体育运动会。学校还组织了军乐队，经常参加各种庆典活动。
制定校训、校歌，培植优良校风。1920年，学校确定了以“艰苦勤劳”为校训，高悬于教室之内，使师生出入必见。不久又编写了校歌，歌词是：
我们的学校，地点在南曹庄，
淑毓先生苦心创建，历代师生竭力“经营”，
声誉也辉煌。
为国为民我们的职责，
礼义廉耻我们的荣光……每次集会必唱，以激励学生奋进。另外还突出“业精于勤”、“勤能补拙”之古训，每周必讲。因此，学校“艰苦勤奋”蔚然成风。
据1931年（民国廿年）《章丘县教育视察报告摘录》载：
“私立淑毓高等小学，位在县城东南十八里南曹庄，系李淑毓捐资创立。校门外小操场一处，四周栽以杨柳，颇清雅。校门北向，教室两座，空气阳光均适度。寝室三座，学生衣被整齐清洁……校长石允成热心办学，学识也好。教员吕有德讲授国语‘根本要坚固’一课，清楚合法。马鞠臣授高级国语‘国王和农夫的故事’讲解清晰，唯方法偏注入式”。
1937年抗战爆发，该校由私立转为区立，结束了李淑毓私人办学的历史。
枣园镇政协供稿
明鸿钧 （明兆乙记录整理）
这件大快民心的事情，是我过去在埠村镇唱堂会戏时亲耳听到的。事情虽过去六十多年，但回忆起来还是挺有意义的，至少是不管谁只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约在清代光绪年间，济南府大官僚陈钦，曾任天津海关道台，致仕后人称陈四爷。当时朝廷有旨，煤炭民间可以领矿照自由开采。他到埠村镇按矿照划分了煤田，投资办矿。生产以人、畜为动力，数年间，盈利甚丰，积金累万。但好景不长，井下开空，地泉汹涌，四十余名窑工丧生水府。事故发生后，资方不设法抢救，而是断提绳、封井口，妄图依官仗势用“天意昭彰，人难测料，死者命该如此”的迷信报应说欺骗遇难家属，麻痹群众反抗斗志，将如此人命关天的重大事故案件轻描淡写一笔了之。尽管死者亲属呼天号地声声泪句句血作揖磕头苦苦哀告，然而有恃无恐的矿主却置若罔闻，木然无动于衷。善良的百姓只是同情而莫能助，唯扼腕叹息而已。那些权贵缙绅地主老则呢，大都慑于道台的淫威袖手旁观，任事态的发展。
人间自有正义在。就在这时，埠村沟东（今埠东村）年青的秀才郭恒〓，再也不忍缄默了，于是置个人安危于度外，视身家祸福若等闲，挺身而出，拍案怒曰：“四十多条人命，沉冤井底，堂堂锦屏儿女，无一敢言。有道是‘奇耻莫如心死，’难道埠村人心都死了吗？人命关天，我身为秀才，若见义不为，枉读诗书，羞煞斯文。仰愧于天，俯作于地，无颜见乡亲父老”。于是连夜奋笔，疾书一控状，布衣简囊，不辞跋涉，兼道并食，迳奔济南府，把状子直接投在山东巡抚丁宝桢的公堂之上。
数日后，有司传郭恒〓到公堂候审。郭来到公堂，见陈钦峨冠博带，笑容可掬地端坐一旁，他便于一旁立而不跪。丁宝桢把堂木一拍大声斥道，大胆的郭恒〓，见本官为何立而不跪？郭转身一揖，启禀大人我有一事不明。丁说何事讲来。郭道我是原告，陈钦是被告，俱是在案人，因何被告可以端坐而原告不能站立呢，本朝大律有无这条规定？丁宝桢嗯了一声侧目看了下陈钦，说陈道台是朝廷命官，可以如此。郭反问，要是这样，当年你在济南府杀死权倾朝廷炙手可热的中贵总管安德海，就不知道他是取皇位而代之的慈禧太后的宠监吗？提到处死安德海，丁宝桢面现喜色，说什么杀安德海是为国除奸，何况他又犯僭越之罪呢！郭恒〓紧跟一句，他不是朝廷命官吗？“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丁大人，你杀大权贵安德海，伸张大清国律，国人称快，万民赞扬，皆曰丁抚台犹如包龙图再世。如今一个退官的陈钦，置四十条性命于不问，反而傲居公堂，你不咎于他反而怪罪于民，这怎能说是“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一番义正词严的质问，使丁宝桢感到羞愧。沉思片刻，对陈钦说，老道台还是委曲一下，现在你依律与原告公堂对簿吧！陈钦慢慢站起，眼睛凝视着丁宝桢：好久才说出“抚台大人，你我有年契之好，如今你真的不顾了？”丁宝桢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年契之好，怎代律条？你还是委曲听断吧！”陈钦说丁大人可别忘记我可是济南宦族啊！”丁宝桢动火了：为官之道在于公，公者在于施德于民。你开煤井发财，淹死窑工，人命关天，不急救不抚恤，于心何忍？陈钦见势想发作咆哮，怎奈官低一等，只好俯首听断。
审判结果，被告败诉，严令陈钦克日开井捞尸，凭尸付银，以安众心。判决送到陈府，陈钦不敢怠慢，立即开库，着人押送银两到章丘。
当死者眷属领到“人命钱”之后，纷纷向秀才郭恒〓登门叩谢，皆云秀才活命之恩子孙累世不忘。
不久，埠村一带传出“百姓含冤无处诉，秀才一状扭乾坤”的民谣。
〔注〕：明鸿钧，五音戏名艺人，现年83岁，退居张店。
张宗昌盛宴款乡老 宋锦来“八字”黜知县
叶因森
举人宋锦来“八字”罢知县的事，在家乡老人中常常谈起，仅是在我少年时代就听到过好几次。
民国十六年（1927），山东督办张宗昌在济南召开乡老会，意在“咨询”民隐，了解他属下在地方上的官风和吏治情况，藉以宣扬张督办的所谓“礼治”与“仁政”。当时章丘县有十位乡老出席了会议（这十位乡老大多数是各区的区长）。其中我村（宋家上庄）宿儒文举宋锦来是其中的一位。宋老先生知识渊博，文学尤显，他怀才不遇，忧国忧民，年高德劭，深孚众望。会议开得隆重，招待甚丰。张宗昌每天都参加会议，并轮席同乡老把酒进餐，虚心问政，礼貌甚恭。当张宗昌与章丘十乡老同席话政时，不免谈到当时的县父母官林正榜的为政情况。有的恭维奉承，有的美言不离口，有的只是点头讪笑，唯有宋锦来正襟危坐，面沉似水，捋着胡须眯着眼慢条斯理一字一顿地对林县长讲了八个字：“爱民如子敬，匪若父”。此言一出，满座皆惊，立即引起张宗昌和在场省府大员的注目。同时，也有不少人为这位大胆直言的宋乡老捏着一把汗。因为林正榜不仅是张宗昌的乡亲，还是省府大员后任山东省长林宪祖的乃叔。
当时的章丘，连年荒歉，课税如毛，兵匪如蚁。除“一两银子八块钱”[注]（“一两银子八块钱”是“张宗昌坐济南，一两银子八丘每两税银为八块钱（银元）。）之外，还有什么地皮捐、荣户捐、鸡税、狗税、人头税不一而足。百姓少一怠慢，催捐逼税的差吏便绳棍交加，甚者捕入监牢。民众怨声在途，苦不堪言，私下议论说，林父母大人真是咱们的一个“爹”呀！
在官压捐逼之外，更有散兵、土匪的危害。大杆子土匪有刘黑七（桂棠），小伙的或结队成群，或联帮为伍等等，难以数计。他们明火执仗公开抢夺绑架、烧杀奸淫，瘟神恶煞般地肆虐着黎民百姓。有些天良未泯恻隐在怀的区镇首脑及部份乡绅士子，纷纷呈文林正榜出兵剿匪灭盗，以安百姓。而身为一县之主的林大人对此却置若罔闻，且有开门揖盗与土匪关系暧昧之嫌。因此民间传说林县长是驱民如虎，惧匪如鼠。这话经宋锦来之口就成了“爱民如子，敬匪若父”了。虽几字之易，但本意未更，只不过又加了几分幽默和讥刺罢了。
张宗昌听了宋锦来这“八字”谑言之后，真是刿目〓心，但在众乡老面前不好发作。为表示他“惩贪倡廉，祛邪扶正”的诚意。当即怒不可遏暴跳如雷，“他妈的，林正榜这个龟孙竟敢如此胡为，我非撤了他不可”！其实，张宗昌这番表演，在场的人都明白，他自己更清楚，为非作歹的土匪许多人就是他的部下；繁重的苛捐杂税也是令出他口款入他手。但是为了自我“修饰”掩匿其种种劣迹，缓和山东人民对他日益增长的反抗情绪，只好硬着头皮在“婊子”门口垛“贞节”牌坊了。他不顾林宪祖这位省衙头面人物[注]（林宪祖于1928年3月任山东省省长，一月后去职。）林正榜乃侄的情面，毅然下令“罢了林正榜的官”，为章丘人民除了一个污吏。
林正榜丢官之日，章丘人民无不为之拍手称快。同时也大加赞扬宋举人的胆识和才干。百姓在高兴之余闲谈窃论道：宋先生的“八字”弹欬，能迫使这位混世魔王、“三不知”[注]（据传张宗昌有三不知：①不知自己有多少军队；②不知自己有多少金钱；③不知自己有多少太太。）将军为民除掉一贪官，也算是一种历史的机遇和偶然吧！
章丘史家“铁盐务”述略
孟祥莲 翟伯成 王化忠
“金旧军，银回村，铁打的刁家庄，还不如史家破盐商”。在封建社会中。盐被视为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只准官营，不许民卖，故有“官盐”和“私盐”之别。汉代，盐权操在治粟都尉大农丞桑弘羊的手里，他写了著名的《盐铁论》。
那么，既然盐业属于官有，章丘史家盐商又是怎么回事呢？
章丘盐业问题，远的无可考，自清乾隆以来，盐权一直操在史家枣园村一家史姓的手里。他们以盐发迹，遂成大家。追其渊源据说是这样的：
乾隆朝。史家庄史耀宗在朝为官任光禄寺典簿，勅授征仕郎。是他第一个由史家庄迁居枣园村的。初迁时，该地没有村庄，只是一片枣树林。史耀宗来后，买下枣林，起造宅第，渐成村庄，这就是现在的史家枣园。史耀宗一支衍殖在后枣园村。
史耀宗娶妻彭氏（彭家庄名门之女），身高膀宽，黑脸大脚，颇不秀气，多为舅姑所厌丈夫所嫌。几欲休弃，奈彭氏娘门极有声望未遂，婚后数年无出，找一养女服侍身边。为传宗接代，史耀宗过继史秋魁为嗣。魁性悍不肖，史耀宗又纳妾李氏，李貌美性温夫妇和美，生二子，长曰史泩，次曰史注。秋魁认为继父有后，将来未免兄弟三人分家析产，财物不能独吞，终日闷闷不乐。待史耀宗下世后，秋魁以为时机已到，顿生谋杀二弟之心。行刺未成，被彭氏等发现，遂成讼到官府。彼时的县衙是既畏彭氏娘门之势，又俱秋魁武举之威，甚是为难。后将案子推之于府，府又推之于省，一拖两年。彭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决心进京告御状。在封建礼教桎梏下的妇女，喊冤告状谈何容易。他回到娘门，不料得到父兄的支持，代写状文，助以路费。就这样，彭氏偕同十七岁的养女，徒步跋涉，餐风露宿，历尽千辛万苦，辗转来到北京城。她怀着满腔怨愤跑遍大小衙门，无人过问。遭到的是癫女傻妇呵斥与羞辱。当她川资耗尽囊中羞涩的时候，只好沿街乞讨露宿街头廊下。一日，遇一老尼，问及情由，彭氏历述原委，老尼甚表同情，令其暂居庵中，耐心等待。
该尼在皇城很有名气，常被后宫召去做佛事。不久，她通过与老太后（乾隆生母）的关系，代彭陈述。太后听罢勃然动怒，传懿旨令有司立审此案。
大堂对簿之日，一边是母亲，一边是儿子。母告子贪产害弟，子不承认反诬母亲五官不正人品不端。彭氏怒道，我若有半点行为“不端”，刀山敢上，油锅敢下，以明心迹。这才有了诉讼史上罕见的公堂之上香油锅里抓铜牌之举。彭氏胜诉后，被后宫太后召见。太后看到彭氏，不禁一惊，心中暗想：世上也有貌丑似己的人，一时乱了方寸，失声道，哎哟，你怎么好象我的胞妹？彭氏连忙叩头“谢太后隆恩！”两人言语投机，结为芝兰之好。太后为姐，彭氏为妹，帝后嫔妃皆呼彭氏为皇姨。
光阴荏苒，转瞬月尽，彭氏欲回程，太后命赠凤冠霞帔、半朝銮驾。临行，太后说咱俩姐妹一场，我无金银可送，给你章丘一县之盐务，足够点心、脂粉之小费，此权世代相袭，任谁不得更变。后，世人称章丘史家是“铁盐务”。这一世袭直到1937年前后才结束。
当年彭氏的銮驾放在朱各务村北的一座荒庙里，该庙为盛銮驾进行了重修，容积刚放开銮驾。史家为感皇恩，在銮驾上书道：“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
后，乾隆东游时，扈跸济南，准备到章丘探皇姨。史家闻讯，不惜重金赶做了一龙床，备皇上下榻。因乾隆未到，龙床封存，直到民国年间，此床售于一商人。据说，商人将龙床献给了张宗昌。人世沧桑，今龙床流落何处不详。
彭氏有太后作靠山，省、府、县衙一时刮目相看。自此，章丘县的盐务为史家专营。彭氏死后，史家盐务分成四股，即史洙、史案、史彪、史盘。各股所设盐店分布情况表列于下。
以上4股29处，遍布章丘各地。全县人民所用食盐，皆出自史家盐店。自乾隆至民国二十六年，二百年间章丘盐业为史家专营。
因为史家的盐务是由彭氏得来，所以其娘家（彭家庄）彭氏族人，每年阴历腊月二十三日辞灶之后，家家拿着口袋或其他家具到彭家祠堂领盐，每户一大瓢，约十来斤，不交钱。盐是由史家按时运到，算是彭氏对娘家人的报答。此例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废除。
枣园镇政协供稿
古稀忆旧
孙笑山
我名叫孙笑山，本县相公镇罗家村人，现为章丘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我幼时随父母去吉林谋生，不幸二老相继去世，异域他乡，孤苦伶仃，在亲友的帮助下，进长春市毓文中学读书。后考入北京民国大学教育专修科。毕业后去黑龙江省拜泉县师范任教。“九·一八”事变后，白山黑水为日本所有，国人无立身之地，我便随流亡人潮回到山东老家。“七·七”炮响，日寇在我国领土上横冲直撞，铁蹄踏遍整个北部中国。炎黄同胞在抗日救亡的号召下，拿起武器奔向抗日的战场。当时的章丘，有翟毓蔚的所谓抗日游击队，他的一个营（三营）在我家作了营部，我们全家人只好迁到小康庄暂居。为了生活，我当了该村的小学教员直至校长。
昔日凌云飞何处？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我自惭形秽的感慨。我当小学教员时，翟毓蔚在日寇后方章丘北部建立了地方政权，他自任章丘县独立旅第二旅旅长，王景霄为参谋。设立章丘县政府，马德夫为县长。在翟统治的章丘（以胶济铁路为界）北部，下设乡公所、保、甲组织，按地亩银两交款纳粮，以供其军、政所需。这里有几件事，我在下面分别说一说。
南团北党
抗日战争初期，章丘地方势力基本上分为南北两大派。胶济线以南，为国民党秦启荣系的高松坡部所辖；胶济线以北属翟毓蔚的地盘。高部内以国民党三青团为组织核心，由侯绍安任县团书记；翟系以国民党为组织核心，由张天民任县党部书记。国民党和三青团表面是一个系统，实则同床异梦，钩心斗角。彼时是北党征南，南团伐北，互相拼杀，故有南团北党之说。
不论北党还是南团，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和目的，强迫所有公职人员集体加入党团，否则不准工作。所以旧章丘南部三青团员较多，北部国民党员较多。
兴办学校
翟毓蔚上过师范大学，知道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的重要。他在县政府机关中设了教育科，委黄道五（郓城县人）为科长。他亲自派人下乡督促地方成立小学，委定校长、教员。每乡设一处中心小学，领导一个乡的学校。校长、教员一经确定，即发给入党卡片，集体填表入党。我本人就是这样加入的国民党。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的入党卡片介绍人栏目中写得是张汉英和张伯融。不久，将我提升为县督学，进了县机关。这时我对县党部的腐败和张天民的所作所为，洞察得更清楚，时有牢骚和不满言论，因而在1946年清党时以谤党罪将我清除出党。
翟毓蔚在积极兴办小学教育的同时，还于1943年创建了立达中学，他任名誉董事长和校长。
张天民和翟毓蔚之关系
张天民和翟毓蔚祖上都是济南德成公药店的东家，有联东之谊。济南沦陷后，张天民怕遭日寇的危害，便来章丘投靠翟毓蔚。翟知张天民此来有使命在身，将他安插在牛推官庄中心小学当教员。张天民进校后根本不像个教学的，既不按时上课，又不管理学生，每天离群索居，吃喝拉撒睡。校长把他的工作情况反映到教育局，我亲自去牛推小学调查，认为校长反映的问题完全属实，我把他叫到办公室严批一顿，他怀恨在心。1945年抗战胜利后，翟毓蔚委他当了县党部书记，未久，就把我开除出党，泄了他对我的私愤。
张天民任县党部书记后，与翟毓蔚沆瀣一气，积极反共。他成立了党政督查团，下乡清查户口，不知多少无辜者以“共匪”坐探或嫌疑被活埋、枪杀。他为了排除异己壮大自己。积极拉拢教育界人士，搞强制集体入党，许多教员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清理档案时才发现自己是国民党员。
建国后，翟毓蔚、张天民先后被捕归案。受到了应得的惩处。
淑毓高等小学创建始末
孟祥莲 吕有荣
（翟伯成整理）
1921（民国十年）年，总统徐世昌为章丘私立淑毓高等小学题词曰“敬教劝学”，这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但对该校的创立始末却鲜为人知，现就我们所了解的情况简述如下。
私立淑毓高等小学位于章丘南曹庄。1919年，为李淑毓所创。
李淑毓名丙琚。青年时代，经商于京，津一带，与北洋军阀张敬尧过从甚密，结为至交。1918年，张敬尧任湖南督军时，委任李淑毓为湖南造币厂厂长，一时暴富。李在任职期间，所用管理人员皆为湖南人，与李貌合神离。李淑毓虽念过几年书，但管理如此大的造币厂困难颇多，深感力不从心，致使他产生了在家乡办学造就人才的念头。1919年（民国八年）李淑毓终于回乡筹措办学。几经酝酿，校址选在村东北角，南与李淑毓住宅相连。当年破土动工，建有高级班教室6间，初级班教室4间；校长室3间；教室办公室4间，兼作宿舍；学生宿舍8间（分男女），餐厅3间，储藏室2间；总计30间，共占地十余亩（包括操场）。李淑毓聘刘汝南（枣园镇庆元村人）任校长，延请了既内行又热爱教育并具有真才实学的朱麟书、马丹臣、马鞠臣、王宏恩、赵振东五人为教员，于1919年春正式开学。因李丙琚字淑毓，故校名定为“私立淑毓高等小学校”。开学之日十分隆重，教员、学生全部穿校服，（那时叫操衣，由学校发给），奏军乐，放鞭炮，校门口悬挂起县知事吴容题的校匾，上写：“私立淑毓高等小学校”落款为“章丘县知事吴容题，民国八年”，此匾兼做校牌。自此“私立淑毓高等小学校”正式成立。人们习惯上以“淑毓小学”称之。
办学初，设高级班2个，有学生90多人；初级班2个，均系复式，学生70余人。全校学生共160多人。高级班一年一度招生，两年毕业。每届毕业生40多人，之后多有变化。
从1919年至1928年，学校一切经费由李淑毓一人承担。据1930年《教育年报》载：“第一学区，私立淑毓高等小学一处，经费除县每年补助480元，区每年补助250元外，其余均归李淑毓一人承担。”建校初至1930年之前，学生免费就读。据1931年《山东省政府教育厅视察报告》载：“私立淑毓小学……学生学费高级生年缴四元，初级生二元”。
1928年（民国十七年）农历7月，土匪张鸣九为害章丘，兵匪遍地，民生凋敝，教育衰微，淑毓小学停课，校园遍地蓬蒿一派凄凉。1929年，赶走了张鸣九，当地局势稍有稳定。学校随之复课。1930年，县教育局派来了济南乡村师范毕业生石德清任校长。这是由县教育局委派的第一任校长。以前的校长皆由李淑毓自聘。翌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更予国人以巨大刺激，兴学强国之心更加炽热，学生不断增加，校舍不敷使用。
1937年，日本大举进犯山东，学校重陷困境。数年置办的校具，图书等大部毁于战乱。师生备尝国破家亡离乡背井之苦。这年，李淑毓因家境衰落，无力承担学校经费开支，便将校舍、校具全部献给国家，由私立改为区立。
1939年，史伟业（达民）任校长，校名改为“枣园镇国民中心小学”，但对外仍用旧校名，直至解放。
1950年，校舍迁到李文莹家。高级班并入南皋埠村，曹庄只保留初级小学班。
淑毓高等小学师资质量较高，从教学到管理都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如招收新生采用多次招考的办法，这样有利于择优录取。新生入学后严格把关，操行列丁等的给予警告，暂准试读；列戊等的，令其退学。学生成绩三门不及格的均留级。这样的淘汰制对促进学习，提高教学质量有一定作用。每逢毕业会考，淑毓大都亲自监督，不合格的一律不准毕业，不循私情，不搞特殊对待；教员的任用，都是聘请那些学养深沉、德高望重的优秀教师，如马丹臣，系济南第一乡师优秀生，曾亲笔起草《为日本在山东设民政署告民众书》，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爱国人士，后任县督学，达八年之久。其他教师也都是学有专长，治学严谨，颇为学生欢迎的良师；在教学上，教员可与教务处协商选用教材。如算术课，当时的“国编”教材与“翻译”本可自选；文课，教员可根据需要或增选或删节。使教员能选教自己最熟悉的教材，以利于教学。因此，许多教员都乐于在淑毓小学任教；注重奖惩，对学业、操行成绩列甲等的，发给奖状并通知家长。对品学兼优的贫寒学生，免收学费，以资鼓励。对表现不好的，根据不同情况给予处分，做到奖优罚劣，体现了办学宗旨。
重视课外活动也是淑毓小学的一个特点。学校建有排球场，网球场，有铅球，铁饼，跳高架等体育器械，为开展体育活动创造了条件。三十年代初，淑毓小学课外活动较活跃，学生参加文体活动的积极性也很高，连续几年参加县组织的体育运动会。学校还组织了军乐队，经常参加各种庆典活动。
制定校训、校歌，培植优良校风。1920年，学校确定了以“艰苦勤劳”为校训，高悬于教室之内，使师生出入必见。不久又编写了校歌，歌词是：
我们的学校，地点在南曹庄，
淑毓先生苦心创建，历代师生竭力“经营”，
声誉也辉煌。
为国为民我们的职责，
礼义廉耻我们的荣光……每次集会必唱，以激励学生奋进。另外还突出“业精于勤”、“勤能补拙”之古训，每周必讲。因此，学校“艰苦勤奋”蔚然成风。
据1931年（民国廿年）《章丘县教育视察报告摘录》载：
“私立淑毓高等小学，位在县城东南十八里南曹庄，系李淑毓捐资创立。校门外小操场一处，四周栽以杨柳，颇清雅。校门北向，教室两座，空气阳光均适度。寝室三座，学生衣被整齐清洁……校长石允成热心办学，学识也好。教员吕有德讲授国语‘根本要坚固’一课，清楚合法。马鞠臣授高级国语‘国王和农夫的故事’讲解清晰，唯方法偏注入式”。
1937年抗战爆发，该校由私立转为区立，结束了李淑毓私人办学的历史。
枣园镇政协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