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生于1920年，时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才9年。许多大清遗老遗少们，仍头盘小辫，盼望所谓“真龙天子”出世，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因为民国以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民国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多少好处。张宗昌督军山东，逼得人民道出“张宗昌坐济南，一两银子八块钱”。一两银子是指五大亩（合15市亩）地的税银，也就是说种五大亩地每年交八块钱的农业税。而在清朝五大亩地每年只交一块钱的捐税。张宗昌的农业税超过清朝农业税的七倍。当时是旱灾、蝗灾三年两不收，即使风调雨顺的年景，每大亩的产量也不过四百斤左右。
  我家只有两大亩地，收入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父亲只好闯关东（东北）自谋生计。母亲小足女人无生产能力，所以全家四口人只有高粱掺糠度日。那年月疾病流行，荒凉的农村少医缺药，个别庸医不但害人，而且一次用药半年欠债。因此，许多人家求巫拜神，致使死亡率有增无减，特别是婴儿和儿童。我的私塾老师，一生有十三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七人。
  我幼年家贫，营养不良，七、八岁上患了淋巴腺结核，左颈上有二、三十个，大的象鸡蛋，痛苦难当，真没想到能够活下来。
  民国以来，虽然废除了科举制度，但大多数农村孩子们读的还是私塾。我四岁入塾，读《三字经》、《百家姓》。两年后，妻的祖父是廪生，在县里供职，开始兴办学校，首先在我村（官庄）建了一处，由岳父任教，我这时才从私塾走进学校。后来，山后寨成立了县立第三小学，我即考进了该校的五年级。
  当时，父亲在沈阳御花园村当医生，因年老身居异乡孤独无依，来信要我去沈阳。开始，准备叫我进工厂当徒工，因我体弱多病，日本人不用，因此，只好再入学，以期就业。
  父亲的药店设在沈阳北陵御花园村。所谓北陵就是清朝第一代皇帝顺治的父亲皇太极的陵墓。皇太极的父亲努儿哈赤是清朝的鼻祖，他率领游收民族占了东北，打败明军建都兴京，势力一天天扩大，北上击败蒙古又迁都辽阳，继而灭了蒙古统一东北，定都沈阳，称盛京，国号大清。据说努儿哈赤曾在御花园村生过天花，所以叫御花（御是皇帝的别别称，即皇帝生天花之意）园。死后，葬在皇姑屯，这就是后来的东陵。张作霖为“东北王”时，在北陵成立了东北大学，在御花园村建立了第三高中，学生皆军官子弟，上学身挎手枪，蛮横不可一世。
  “九·一八”事变后，第三高中改为奉天省立农科高级中学，校长是日本人矢野清。此时奉天市没有大学，只有一中、二中、商中、师范、农中；一工、二工等中等学校。这些学校只有日本人才能入学，华人是望之兴叹的，但华人可以到日本去上大专。奉天农业高中的教导主任是山东莒县人，济南齐鲁大学毕业生。因与父亲是老乡，故常找他看病，我也因这较容易地考进了农业高中。班主任是日本的井上仁平治。毕业后，因我日文较好，遂考取了留日学生，去日本秋田市林专求学。1941年回到祖国，又到上海复旦大学农学院深造。不久，农学院易名上海大学，延请日本东京农业大学教授广泽吉平、齐藤清、西川五郎等任教。1945年，我毕业时，日本投降，因时局的变化，我入天主教堂任教，因自己就学日伪时代，瞻前顾后，产生了遁世思想，认为人生如梦四大皆空，遂有“出家”之念，当一修士，终生已矣。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只求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我自去沈阳，母子离散，负笈天涯，如今年已而立，孤苦伶仃，思之痛心。只想骨肉团聚，于是放弃教职，冒枪林弹雨，于1948年7月重回故里。始知父亲已故，母亲尚健，姊妹都已婚生子。久别重逢，全家自是喜出望外。我为了徐门的后代香烟，遂与启蒙恩师之女结婚。是年农历八月，济南解放，我报考了济南警官学校，1949年南下，亲人坚不放行，后参加教育工作。其间曾任周村师范生物教员和泰安二中生物教员。1961年，因生活困难，回乡劳动。从此，生活在田园、山林之间，以农民为伍，其乐无穷。
  俗语云：“艰难玉汝”，就是说艰苦之中能使人锻炼成材。人到困境，自会励志奋发，日进月步。相反，逸豫亡身，荒淫自溺。回忆有生以来，历经颠沛和困窘，孰料晚年逢盛世，所学终有所用。端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亦端赖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使我这个旧知识分子于古稀之年，化弃材为良材，变无用为有用。眺身于时光之车轮兮，乘飙轮以飞进！何所痛乎于既往兮，御长风于当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