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张肇铨，字子衡，1875年（光绪元年）生于章丘相公区寨子村，1928年（民国十七年）卒于大连。幼年时代家境贫寒。在父亲张锡纯的严教下，学习勤奋，20岁中秀才，光绪28年（1902）中举人，光绪30年（1904）会试为进士，去贵州任职。为官初期，严于律例，对那些横行乡里欺压民众的恶霸之类，先斩后奏为民除害，颇有清官之风。后来，久历官场，因陈相袭，贪污腐化，开始仗势欺压人民，激起众怒。
  1911年，辛亥革命后，张子衡携家眷金银和少量随从弃官逃回老家。不久，通过关系又钻进官场，当上了山东商务总会的经理，自己主持开办了济南商业银行和平市官钱局，与安茂寅（曾任山东财政厅长）勾结，乘日寇在山东收买制钱之机，从中渔利，发了横财。五四运动前后，济南设有城内商会和商埠商会两处，两会之间矛盾重重时有纠纷。城内商会原有石绍先任会长，张子衡为坐办，权欲熏心的张子衡为攫取商会会长之职，上匀结官府，下笼络会员与石绍先展开了夺权的大搏斗。在张子衡预谋的一次商会会员大会上，他当众质问石绍先：“本会现有多少会员？”石被这突如其来的诘问弄得懵头转向，一时难于回答。张子衡乘机攻击道：“你身为会长，竟不知本会有多少会员，真是古今奇闻。”一时会场大哗，会员们纷纷要求投票改选。就这样，张子衡轻而易举地将济南城内商会会长之职抓到手。1919年省长张树元被革职，次年由国务总理靳云鹏保荐田中玉为山东督军。张子衡在这政权交替的混乱中，于12月14日爬上了山东财政厅厅长的宝座。到职不到一年，又被龚积柄接替。复杂的政治斗争，使他认识到宦海生涯富贵无常，不如经商利市可靠，于是同日本浪人合资经营鲁大公司，担任副董事长，以此为基础，涉足于工商界。
  1、创建丰年面粉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面粉曾大量运销英美及南洋群岛，国内面粉曾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张子衡就在这个时侯创办了丰年面粉厂，初期投资仅四万元，厂房简陋，钢磨只有四部，日产面粉二百袋，销路不广。半年后，逐渐好转，获利较多，又增加投资至七十万元。扩大厂房，增加设备，钢磨由四部增至24部，日产6000袋，行销本市及黄河下游，并部分运销京津、烟台、青岛、龙口等地。七七事变后，改为中日合办。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接管，改为济南面粉厂。
  2、垄断章丘盐业：民国以来，政府对过去混乱的盐业实行统一管理，张子衡乘机垄断了章丘盐业。在章丘城设盐总店，在相公庄、刁镇、普集、埠村等地各设分店。他用低价进高价出，大秤进小秤出的手段，坑害了群众，富了个人。
  3、设立“军票管理局”和“山东公债局”：1926年初，张宗昌为了恢复直隶地盘，成立直隶联军，自任总司令，北上攻打南口，以解决财政困境。他深知张子衡乃山东财政元老，控制着济南的金融，要钱必须求他帮忙。一天张宗昌带领全付武装的警卫往张子衡公馆拜见。张子衡见状颇有反感，但又不敢发泄，于是避而不见。张宗昌细问详情，张子衡的一个侍从说：“张督办既是拜见又何必荷枪实弹？”张宗昌若有所悟，立即返回。第二天，他便衣打扮，再次来访，二人握手言欢，谈话投机，引为至交。后来张子衡从实业、通汇、齐鲁、大中等七家银行，为张宗昌筹划了七千万元的巨款，解决了张宗昌的燃眉之急。4月，张宗昌攻下南口凯旋归济，此时军费开支更大，单靠苛捐杂税和横征暴敛远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同财政人员趁火打劫，滥发钞票，当时有奉票、军用票和公债票。他利用这一混乱局面，在济南经二路纬二路设立了“军票管理局”和“山东公债局”，仅发行善后公债一项就款达二千万元。他用这些不义之财，在济南、青岛设了五处公馆。购房数处，除供自己享用外，大部出赁收祖。济南天桥附近的济东仓库出租给济南铁路局，每年收费120万元，济南萃卖场有房500间，设仁寿堂药铺一处，内有楼房、会客厅；高督寺巷有一宅三院，前厅后楼，十分壮观。青岛汇泉路建有四层大楼，专供美领事馆使用。
  张子衡利用官僚资本在工、商业获得的巨款，在乡广置田产。1923年立堂号为“自修堂”，开始抢购土地，当时本村有许多户连坟茔地都卖给了自修堂，成了张家的佃户，同年张子衡一次从贾庄村买地780亩，据说这些土地原是西关高家的庄子地。还有一处近四十亩的大院，四周筑有三米高的围墙，内有草房百余间，无家可归的外来佃户可无偿居住。当时张子衡买这部分土地是别有企图的，他原打算用高价将本村的土地、房产全部买下，让失去土地房产的农民迁去此地，建立张家的佃户村，以达他独霸寨子庄的目的，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几年之后，张子衡又从明水、浅井、赵家庄、七郎院等村买稻田360亩，从季家庄购旱田24亩，第五峪30亩。十余年间，积累土地1500多亩。这样多的土地如何经营呢？
  自修堂经营土地的方式有两种，即雇工和租佃。除本村120亩土地雇工外，其余全部租给佃户。当时张家有长工二十余人，农忙季节大量雇短工，最多时，一次竟达280多人。短工的工价是很低廉的，每天只合一角钱左右，仅买小米2斤。无论长工还是短工，劳动所得只能维持个人，根本谈不上养家糊口。长工孙传瑶（肥城人），给自修堂赶了多年大车，后因惊车把腿压断，东家不给医治，造成终生残废，被赶出大门，在乞讨中冻饿而死。凡庄子地一律租给佃户。最好的地每亩（指大亩，即三市亩）租价为3斗麦子5斗谷。（每斗小麦重105斤，每斗谷重70斤），麦秋两季分别缴纳。因地租太高曾引起佃户的反对，后改为活租，即庄稼上场，粮草平分。
  因为庄子地距寨子（张子衡驻村）太远，管理不便。只好委托庄头代管。那时庄头是吕继生（贾庄人）和王庆云（大沟崖人）两人。每年秋麦两季东家来收租时，“仓底”可归庄头，每次数量不等，多者几千斤，少者千余斤。庄头平时代东家管理一切事物，如佃户租地首先要经庄头同意，因此，佃农为租到地，就必须向庄头送礼，请吃，否则会遭到种种刁难。佃户庄的佃农多系各地流亡而来的贫民，由于农具不全，养不起牲畜，肥料不足等原因，致使产量很低，往往交了地租，却没了口粮，有时甚至贷款买粮交租。佃户周转庭，租种张家土地36亩，辛辛苦苦，年复一年，不得温饱。又如吕继兴全家七口人，租种20亩地，年年都得携儿带女外出乞讨。张子衡除地租剥削外还放高利贷。规定长工的佣金要交东家保存，不能零取，如迂急需就得求其借贷。民国初年，本村贫民杨学孔，从自修堂贷款买粮，因利息太大，一时难以偿清，最后张子衡硬将杨家墓田的五株大柏树砍伐抵债，引起杨氏家族的纷争。
  张子衡在积累土地的同时，大量扩占房产宅基，大兴土木。仅三年的时间，就建造了三座瓦房大院，十年间，宅舍成片房屋达300余间，宅基占全村三分之一。所建房舍完全模仿古代样式，高台漆柱，精工雕刻，后来计划再建前厅后楼，结果前厅落成后，后楼的地基正好座落在张化谱的房基上。此处因是张化谱祖上传下的家产，张执意不卖，所以得罪了张子衡。张子衡利用其堂弟张淑衡在济南同张化谱合伙经营煤栈的机便，唆使张淑衡故意造成亏损，张化谱无力偿还欠债，只好点卖房产，这正中张子衡下怀，不料因形势有变，其愿未随。自修堂不仅建有华丽的宅院，而且不惜重金，营造了造价极高的墓穴。张子衡之母的坟墓光石匠就动用了十余名，凿石雕刻达三月之久。
  自修堂全家只有五口人，占有土地1500余亩，楼房300多间，有一辆轿车两辆大车，骡马十余匹。随着财势的膨胀，人丁逐步兴旺。张子衡的原配是西关高家，三儿媳是旧军孟家，四儿媳又是西关高家。其侄女是辛铸九的侄媳，孙媳是原国务总理靳云鹏的孙女，官僚士绅，门当户对，以姻亲为媒介，结成上层关系网。张子衡母亲死后，三座宅院俱是绸缎盖顶，白布祭棚填街塞巷。县长“大人”亲自主持丧务，伪师长率手枪旅作警卫。从家到坟，七步一岗，八步一哨，丧期达半年之久。其父张锡纯的丧事更为煊赫，尼姑、道士300余众超度一月。鲁大公司日本经理送赙赗银5000元现洋，明水李家拿50块现洋前来吊唁，见此场面，未敢露面，只好速返明水，写了一千元的支票，方进“礼房”。
  1928年，张宗昌倒台，张子衡失去了靠山，只身逃亡大连，企图钻在日本人的翮翼下，求其袒护，不料遭到冷迂，当年死于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