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六庄乡完全被敌伪控制，伪乡、村政权的情况，我们不了解。由于敌人的欺骗宣传，胡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因而“恐共”症不但在地主豪绅中存在，而且在中小层群众中也是比较严重的。
  伪乡、村政权是倒向敌人的，当时六庄乡如此，附近的沙湾、郭家林（今长青村）、月宫、王家庄等村也如此。我们要想扎根活动，必须摧垮一边倒的反动政权，建立有利于我们的可靠的两面政权。此时此地欲达此目的，谈何容易？当时土匪王连仲部在六庄乡一带设有健全的情报（搞特务活动）系统组织，凡是与共产党八路军有来往嫌疑的，就会遭到惨酷的杀害。总之，这一带是敌、伪、顽严密控制的特殊地区。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里，我身处异乡，人地两生，如何开展工作，就那时来说，确费一番周折。但我只有一个念头，知难而进，临危不惧。我深知做敌、伪工作必须接近敌、伪，诚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接近敌、伪，必须通过六庄乡，要通过六庄乡，就必须改造伪乡、村政权，在其掩护下，宣传群众，争取群众。在此基础上方能开展工作，方能有群众的掩护接近敌伪军，了解敌情，只有如此，才能达到争取伪军，瓦解敌人之目的。
  初春的天气是寒冷的，在一个滴水成冰的晚上，区长张寿亭和副指导员纪忻田等同志，带领区中队，第一次由沙湾到六庄乡的西窑头村开展新区工作，在该村村公所邀集了部分保、甲长开会，张寿亭同志作了自我介绍，接着向他们阐明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要求他们积极拥护人民政府，支援前线，同时结合当地实际进行了形势教育。会后，寿亭同志要走，我要求自己留在西窑头作些调查研究，他们不同意。因为这里是我们第一次来，情况不熟，保、甲长们的态度也摸不清，为防意外，还是一块离开为好。我解释说：“敌占区的人民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是可以依靠的；忠于敌、伪的顽固分子是少数的，个别的。如果以区政府的名义把我留这里，交给他们，他们不会将我出卖的。退一步讲，即使他们把我当‘礼品’献给敌人，你们也决不答应，定会为我报仇的。”经研究，结果同意我留下。
  当时，我向保、甲长们提了个难题，就是我住谁家的问题。他们清楚，窝藏“八路”全家是要被杀头的，特别是王连仲匪徒，对此更是心狠手毒，所以对这个问题，在坐的保、甲长们都缄口不谈，怕引火烧身，一时定不下来。显然，他们是在等我定夺。于是我开门见山的提出：“咱们今天初次见面，互不了解，今后会逐步熟悉，现在我可以公开告诉大家，当‘八路’是不怕掉脑袋的，我说来之，就作了让鬼子、汉奸、匪徒逮捕杀头的准备，但是革命者的血是不会白流的，谁作了坏事，人民政府是不会饶恕他的。我如何住的问题，还是由你们轮流负责好，第一次先有宋安儒保长负责，怎么样？”他们一致同意我的意见。当天住在宋安儒家。时间一久，我便结识了许多农民朋友，有时不经保长安排，自己就能住在群众家里，随时随地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在此基础上，各村的政治、经济情况；地主豪绅剥削农民的情况；雇用保、甲长的情况；敌、伪、顽的活动情况；伪乡、村政权的人员组成及表现等等，都一一作了调查摸底。我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认真分析，认为：欲让各村政权倒向我们，必须首先摧毁伪、乡政权。于是，我立即向县委提出书面报告，县委同意后，由我带领公安局和武工队，用突袭的战术，于一九四四年初的一个早上，闯进六庄乡伪乡公所，逮捕了伪乡长和王连仲设在该乡的情报站站长靳化德。不久，经县政府批准，就地召开了公审大会，枪毙了民愤极大的伪乡长刘俊亭。情报站长（特务）靳化德认罪伏法，有悔改变现，经教育后取保释放。暂时打开了六庄乡的局面，人民群众欢天喜地，奔走相告，纷纷向我们靠拢，地主豪绅退居幕后，由贫雇农出面当政，形成了实则为我，表面应付敌人的两面政权。他们积极与我抗日政府联系，缴纳公粮，捐送军鞋，为支前贡献力量。鉴于这种形势，我在六庄乡一带的活动就大为方便了，能通过各种渠道，进一步接近敌伪军，并能较轻易地进出敌伪据点，展开对敌斗争。我将埠村、文祖、三德范的伪军实力、布防工事等情况绘成详图，交给军分区作战科长王淮湘同志，为我军解放上述据点提供准确的情报。在敌据点内，我曾多次向驻埠村的翟毓蔚部三中队队长郭孝先、驻文祖的伪十三中队队长徐昭广和驻三德范的伪十五中队副队长刘天民等，进行抗日救国的反正教育。埠村伪镇公所从镇长、副镇长到文书、会计，都被我争取到同情以致忠于抗日民主政府的一边。他们都从敌据点向我民主政府交粮交款。伪镇公所的工友马安庆经教育后，毅然弃暗投明，参加了八路军。当时，埠村这个伪据点，我进出可说是很随便了。解放后，我县委宣传部重返埠村，当年的老房东见到我，惊讶地问同志们：“刘部长（指我）是北边（指翟毓蔚）的人呀，现在怎么成了共产党的部长呢？”
  随着工作的开展，我发展了一部分党员，现在回忆起来的有埠村杨家巷的司兆盛、水河村的徐传茂、东窑头村的陈宜君、西窑头村的宋廷忠等。在这里需要说一下，东窑头陈宜君被坏人告密，遭日寇逮捕，押在袁家洼据点，几经折磨，始终没有泄露党的机密，获释后，心灰意冷退了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