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山东农村曾实行过不同类型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例如，一九五四年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实行过小段包工责任制；一九五六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时，不少单位实行过“三包一奖”和“四固定”责任制（即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和土地、劳力、牲畜、农具固定到组）；公社化时期，当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时，不少社队曾自发地搞过“包产到户”责任制；以后又广泛地实行过小段包工，定额计酬等责任制。这些责任制形式，有的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变化而改变，有的因“左”的错误思想的干扰被否定。特别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批判“工分挂帅”，推行“大寨记工法”，“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小段包工、定额计酬等责任制形式受到批判，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被否定，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山东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首先从经济最困难的菏泽地区萌发。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当时的中共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和东明县委书记司黎明一起到该县码头公社小井大队调查研究。农民的贫穷状况及农村基层干部的反映对地委和东明县委的领导震动很大，东明县委要求地委在政策上给开个口，把收归集体耕种的自留地退给社员，再分一点开荒地叫群众耕种。大量事实使菏泽地委领导认识到，多年来限制农民的清规戒律太多，菏泽要上去，必须把政策放宽，给农民以自主权。农村工作的拨乱反正，最重要的就是全面落实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菏泽地委从一九七八年农历正月初召开了有各县县委书记、地委直属部、委、办的主要负责人和农林口各局负责人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就如何松动农村政策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当时，中共中央在这方面虽然没有具体指示，但拨乱反正这个总题目已经提出来了。经过讨论，地委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中央在“文化大革命”前有明文规定而又未宣布改变的政策，凡适合当前情况的要继续贯彻执行；二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而又被实践证明是批错了的政策，要理直气壮地纠正过来；三是群众迫切要求落实而又不违背中央一贯指导思想的一些具体政策，允许群众实行。根据这三条原则，提出了农村急需解决的八个方面的政策问题，其主要内容是：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退回社员自留地，分配要兑现，坚决不购过头粮，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等。八条政策措施在全区传达以后，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了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针对当时思想上的混乱，地委帮助干部、群众进一步划清三个界限：按劳分配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信任群众，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体现了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不是小农经济思想、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正当的家庭副业和自留地，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不是资本主义的尾巴。通过纠正“左”的错误，增强了干部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自觉性，不少单位提出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一些具体措施和规定。菏泽全区在这次会后的不长时间内，就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本主义”时作价收归集体的16万辆地排车，全部退给了社员；把收归集体耕种的80多万亩自留地，陆续退给了社员。一九七八年六、七月间，全国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开阔了菏泽地委领导人的思想，使全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步子迈得越来越快。到这年九月以后，全区有组织有领导地逐步推行“五定一奖”①（指定人员、定面积、定产量、定措施、定报酬，超产奖励。）生产责任制。到春节前后，全区有19000个生产队实行了“五定一奖”到组责任制，约占生产队总数的三分之一。
  东明县是菏泽地区、也是全省最穷的一个县，群众要求摆脱贫困的愿望特别强烈。一九七八年春天，这个县最先把自留地退给社员，把作价归集体的地排车退给了各家各户，接着又把10万亩撂荒地、村头荒地分给了社员自种自收。这期间，有的生产队没牲畜、没肥料、没种子，劳力外流，只好把集体耕地包给社员，让各户想办法播上种；收入分配，有的队规定交队一部分，有的全部归个人。大多数队实行了“口粮田”，即把一部分耕地分给社员耕种，收入归己，作为口粮；一部分队实行了“责任田”，即把一部分耕地定产定工包给社员耕种，包产部分统一分配，超产部分归己。有的队对经济作物，主要是花生，实行了“大包干”。例如，沙窝公社柳里大队党支部根据社员的要求，把600多亩多年不种的碱地分给社员耕种，谁种谁收。这一作法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使过去几乎连草都不长的老碱地长出了庄稼，产量超过了集体的大田地，社员一年扔掉了购粮证，解决了吃饭问题。
  当农业生产责任制在菏泽地区萌发的时候，山东其他地区也星星点点地搞起了一些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例如，一九七八年德州地区陵县郑寨等公社搞了花生、棉花“五定一奖”到组责任制，特别困难的队还试行了包产到户。烟台地区莱西县牛溪埠公社后庄扶大队，从一九七八年起对农副各业实行了“四定一奖惩”的联产计酬责任制。
  总之，一九七八年在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各项农村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山东的一些地方，特别是菏泽地区开始萌发着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