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解放，宣告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彻底垮台。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省政府更名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并于四月十五日迁至济南市。经过三年解放战争的浴血奋战，一九四九年八月，山东全境获得了解放。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此，山东和全国一样，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历史时期。
  一、新中国建立时山东的政治经济形势
  新中国建立时，山东的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新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形势非常复杂，全省人民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全省解放后，腐朽没落的阶级和各种反动势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在千方百计地进行垂死挣扎，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活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残留在各地的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特务分子、伪顽军官、惯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分子以及台湾派来的特务，串联勾结，大肆进行窃取情报、造谣、组织暴动、暗杀、爆破等各种罪恶活动。一九四九年，全省尚有残匪421股，6000余人。济南、徐州、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解放后，逃归地主、散兵残匪、恶霸等逐渐增多，全省约有10余万人。这些人逃归农村后，到处散布谣言，甚至煽动叛乱，给农村社会治安带来严重危害。一九四九年，全省各地发生多起暴乱、地富复辟、暗杀、放毒、放火、抢劫、偷盗等各类案件，使人民的财产、生命受到极大损失。各种反动势力的猖獗活动，严重威胁着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阻碍着各项建设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广大农村由于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长期反动统治与战争破坏，河道失修，山林破坏，土地荒芜，经济处于严重萧条状态。全省解放前，农村连续数年遭到水、旱、病虫等灾害。一九四九年全省又遇到特大自然灾害，138个县中有103个县遭受水灾，受淹土地达1248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15％，受淹灾民约650万人；加上旱、虫等灾害，受灾面积达4800万亩。灾区群众开展了排水治黄、生产自救等运动，克服了不少困难，但由于灾情严重，元气损伤过重，粮食收成一般只有六成左右，部分地区只有三四成。一九五〇年春荒严重时，灾区普遍发生灾民逃荒现象，灾民总数达950万人。
  在连年战争环境下，农村生产力极度低落。一九四九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为174亿斤，仅及战前（指一九三七年前，下同）平均水平的81％。另外，棉花比战前减少了6％，花生比战前减少了15％。农村生产力受到的严重破坏，给新中国建立后的山东恢复生产带来极大困难。
  城市工矿企业，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破坏。抗战胜利后，又遭受国民党官僚军阀劫收、盗卖和破坏，到全省解放时已是千疮百孔，残破不堪。济南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因交通阻梗，原料匮乏，工商业大批停工歇业，减少了4000余家。青岛在抗战胜利时曾有私营工业1802家，至一九四九年解放时，勉强能维持开工的不到300家。潍坊在战前织染业曾盛极一时，有织户三四千家，月产布10万多匹，后遭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破坏，到解放时，织染业仅剩217家。济宁一九四八年解放前夕市内较大的企业，如电灯厂、火柴厂、面粉厂、打蛋厂等全部停工倒闭。工业交通部门，铁路和煤矿受到的破坏最为严重。铁路被接管时，能通车的线路仅占全线的20％；煤矿除坊子、贾汪较完整外，其余如枣庄、新汶、莱芜、淄川、博山、章丘等煤矿的工程设备，有的全部遭到破坏，有的大部遭到破坏。一九四九年上半年，经各方努力，虽然部分铁路和煤矿得到修复，但是铁路运力和煤矿产量均远未恢复到战前水平。
  由于城乡经济凋敝，不少工厂企业倒闭，城市工人和手工业者大批失业。一九五〇年初，失业、半失业和将失业者达7.7万余人。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投机资本家乘机大肆活动，囤积物资，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牟取暴利。在国民党长期通货膨胀政策恶果影响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相比，18种主要商品的物价平均上涨90倍。其中高粱上涨124倍，玉米上涨115倍，大豆上涨102倍，小米上涨101倍，小麦上涨87倍，棉花上涨131倍，棉纱上涨67倍，棉布上涨56倍。物价的急剧上涨，不仅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跌到战后（指一九四五年以后）最低点，而且破坏了生产的正常秩序，使市场陷入一片混乱。
  总之，由于反动阶级的长期统治和连年战争的破坏，新中国建立时，山东经济已经濒临绝境。
  新中国建立时的山东政治经济形势表明，山东人民面临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残破凋落的城乡经济亟待恢复，新生的人民政权亟待巩固，大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有待继续完成。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省人民政府的任务是：动员与组织全省人民，克服各种困难，有步骤地进行以经济为中心的包括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的社会改革和建设，使城乡经济在较短的时期内完全恢复。从当时形势和总任务的要求出发，一九四九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制定一九五〇年工作纲要时明确规定了各级共产党组织和政府的具体工作任务和奋斗目标：以城市工作为重点，改造接收官僚资本企业；平抑物价，恢复私营工商业，建立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在广大农村以生产救灾为首要任务，逐步恢复农业生产，在此基础上完成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土地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为保证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加强了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捣乱破坏的镇压，肃清各种反革命分子，切实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二、没收官僚资本，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山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在构成上有三个来源：一是没收的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二是解放区创办的公营经济（包括军需工业、商业、银行等），三是解放初期为适应建设需要投资新建的企业。这三者在恢复时期经过改造、整顿、提高，成为山东国营经济发展的基础。
  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是阻碍山东经济发展的。二十世纪初，一些反动政客和军阀开始在山东投资兴办工商企业和银行。到抗战前，山东地方官僚资本已发展到一定规模，控制着一些较大的企业、矿山和银行。抗日战争胜利后，德、日在山东的资本企业，大部分被国民党政府接收，矿山、机械等重工业归入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系统，纺织、橡胶等轻工业归入国民党政府的中纺系统和兵工系统，帝国主义资本一变而为官僚资本。从此，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垄断了山东的主要工业、交通、商业和金融业，控制了山东经济的命脉。
  没收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为人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接收工作从抗日战争胜利后即已开始。一九四五年，解放区军政部门首先没收了烟台、淄博等城市的日营矿山、企业，不久又没收了与日本侵略者勾结的烟台惠通银行、巨丰银行、山东渔网厂等，使这些企业回到人民手中。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从一九四八年四月潍坊解放至一九四九年六月青岛解放，各地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在接收城市的同时，采取“各按系统、整套接收”的方式，先后接管和没收了潍坊、兖州、徐州、济南、青岛等城市的官僚资本，接管范围包括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讯等部门。在接管的官僚资本企业中，金融方面有四大银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在济南和青岛等市的分行、山东省银行及其各地分行、山东农业银行、金城银行等，工矿方面有属于资源委员会系统的青岛中实有限公司、华北钢铁公司、山东铝公司、招远金矿，属于中纺系统的有青纺公司21个纺纱厂和修配厂，属于兵工系统的有联勤兵工署44兵工厂、海军造船所、新城化工厂，等等。此外，还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经营的齐鲁公司所属各厂、中国蚕丝公司所属各厂。接管与没收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主要集中在济南、青岛两市，其中济南64个，青岛59个。一九四九年全省接管官僚资本主义企业82个，其中较大的有济南仁丰纱厂、成大纱厂、济南面粉厂、山东机器厂、致敬水泥厂等。接管工作完成以后，工矿部门在企业中广泛建立起工会组织，大力发动工人群众修复遭受破坏的铁路、矿山、机器设备，使生产很快得到恢复。
  解放区公营经济，是战争时期由革命根据地人民政府创办的。在十余年的根据地建设中，山东解放区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包括工矿、交通、邮电、商业、银行在内的公营经济系统。工业方面，有机器工厂82家，其中规模较大的30余家。商业方面，内贸系统有山东贸易总公司及下属公司、商店80余个，外贸系统有进出口管理局及下属总公司、分公司、事务所25个，商业职工合计9000余人。金融方面，有北海银行及遍布各地的分行、支行、办事处172个。解放区的工业主要有矿山、军工、化工、食品、制盐和医药等行业，其中较大的企业有新华药厂、鲁明纱厂、龙华火柴厂、化学总厂、被服总厂等。解放区的企业在生产关系上完全是新型的。这些企业不仅支援了革命战争，而且还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和管理干部，成为后来各地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
  但是，解放区工业总的来说规模较小，机器设备简陋，技术条件落后，必须经过改造才能适应新时期发展经济的需要。因此，各城市解放后，军工企业开始收缩。一九四九年八月，大部分军工企业奉命结束军工生产，整编转业，由供应战时需要转向民用生产。在转业过程中，原有的37个军工厂整编为第一、二、三兵工厂，有1.6万名职工转向民用生产部门。同时，解放区民用工业也由农村迁到交通比较便利、原料比较丰富的城市和工矿区，与其他企业实行合并改组。经过技术改造，辅导工人学习生产技术和操作方法，解放区企业纠正了因转业而产生的混乱现象，劳动生产力得到提高，生产出了机床、水车等工农业急需的产品，满足了经济建设的需要，同时也为国家积累了大量建设资金。不少企业在合并改组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现代化的工厂，成为机械、化工、医药等行业的骨干企业。
  随着经济建设的逐步恢复，各地政府根据生产和市场需要，从一九四九年下半年起，利用有限的资金，在部分旧企业的基础上，投资兴建起一批新企业，如电极厂、电木厂、制酸厂、硫磺厂、建筑公司等。这些企业的建立，填补了国营工业在一些行业上的空白，使地方社会主义工业体系逐渐完善。
  经过近两年的接管、恢复工作和整编改组工作，社会主义经济逐步壮大，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不断提高。一九四九年国营工业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占50.3％，国营交通货运量占全省货运量51.2％。据一九五〇年经济调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重工业产值的82.3％，占轻工业产值的63.8％，占交通运输业产值的82％。三项合计，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73％。在主要物资供应额方面，国营贸易占51.2％，私营贸易占48.8％。以上数字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已控制了全省经济命脉，成为山东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
  接管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以后，企业虽然掌握在人民手中，但由于采取了“原封不动”的接收政策，企业内部旧的生产管理一时未来得及加以改造，依旧存在着落后的封建管理制度，如煤矿的“半分制”、“代表制”，工厂的“包工制”、“搜身制”等。有的企业虽然形式上取消了“代表制”，改为小组，但是封建把头改头换面仍在以“组长”的名义操纵控制工人。工人因受封建把头压迫和陈规陋习限制，工作情绪低沉，生产效率很低。更为严重的是，有许多反动党团、封建会道门分子潜伏在企业中兴风作浪，进行各种捣乱破坏活动，影响着企业的生产。
  整编迁并的原解放区公营企业，虽然内部生产关系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平等关系，但由于受长期战争环境的影响，厂矿管理干部存在着浓厚的军事管理作风和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思想，企业缺乏合理正规的经营管理制度，生产只顾完成任务，不计盈亏，存在着效率低、质量差、废品多、成本高等方面的问题。
  这些情况表明：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在接收之后，有待进一步废除封建把头制，清除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实行民主化管理；整编后的公营企业也有待进一步转变经营作风，建立科学的规章制度和经济核算制，实行企业化经营。各类国营企业只有在发动广大工人、实行彻底的民主改革之后，才能真正改造成为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召开了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会议针对许多城市未把主要力量放在工业、忽视产业工人的倾向，强调城市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工矿企业，要求厂矿企业党委树立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彻底废除封建制度。这次会议之后，各企业在工人群众中广泛地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树立工人主人翁思想；部分企业建立了有工人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各地纱厂相继取消了搜身制，煤矿基本上取消了封建把头制度。一九五〇年二月，大规模的民主改革运动正式展开。五月以后，全省工矿企业为支援抗美援朝，掀起了爱国生产竞赛和合理化建议运动，不少企业进一步建立健全了民主管理制度，并制定了技术操作、安全卫生、清理资财、岗位责任、合理化建议、劳动奖惩等条例制度，初步走上了企业化经营的道路。
  一九五一年五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召开了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会议总结检查了工矿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的情况，指出许多企业的民主改革还很不彻底，工厂管理委员会形若虚设，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生产管理混乱，浪费亏损的现象仍很严重。为此，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国营工矿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地企业通过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清理企业内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实施劳动保护条例等措施，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发动工人实行民主改革，改善民主管理，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进而改善企业经营，实行经济核算制。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结束后，各城市自六月起，有计划、有领导地在国营企业中进行了民主改革“补课”运动。在改革不彻底的企业中进一步废除了旧的不合理的制度，整顿健全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和基层工会组织，有步骤地建立起新的经营管理制度和经济核算制度。到一九五二年底，全省约有80％以上的国营企业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转入以增产节约为基本要求的正规化生产轨道。
  三、平抑物价，统一财政经济工作
  全省城市解放后，国民党统治时期形成的通货膨胀、商业投机之风，一直持续不止。物价一日数涨，市场动荡不宁。随着没收官僚资本工作的完成，省人民政府在国营经济提供的物质基础上，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指挥下，运用经济和行政手段，同投机资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并在制止通货膨胀、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等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全国物价涨风的影响下，山东全省解放初期出现了三次大的物价上涨，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平抑物价的斗争。
  第一次物价上涨以粮食、棉纺带头，开始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下旬至七月中旬，各地物价平均上涨57.1％。其中济南上涨65.7％，徐州上涨63.5％，烟台上涨29.65％，德州上涨61.4％。这次物价上涨的特点是，涨势迅猛，全面波及。涨价的原因，是山东的物价低于平、津、沪、宁等城市，货币流入“盆地”，在六月份，沪、宁等地物价上涨后，引起山东各地物价追随上涨；不法商人进行投机，在市场上兴风作浪，囤积物资，哄抬物价，使低物价地区首先发生波动，接着引起各地区物价上涨，迅速波及全省。
  为了制止这次物价上涨，在省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各地一致行动，采取了如下措施：国营贸易机构在物价高处停止收购，集中抛售粮食、纱布等物资，平抑物价；公营企事业单位停止购存物资，同时为保证部队、机关、企业的资金和供给不受影响，由银行办理折实存款；紧缩财政与银行信贷，停止或收回贷款，催缴纳税；通过交易所加强市场管理，保证正当交易，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据统计，在七、八两月内，济南、青岛、徐州、周村、潍坊及鲁中南地区共抛售粮食5219万斤、面粉15万袋、食油331万斤、棉纱3521件、细布7.5万匹和其他大宗生产、生活物资。各地采取这些措施后，涨风停止，从七月下旬起，物价开始步步回跌，至八月逐渐趋于稳定。
  第二次物价上涨开始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以粮食带头引起浮动，是全省解放后物价波动幅度最大的一次。上涨之风先从城市开始，随后扩展到乡村。从十一月八日至十四日短短的六天中，济南农产品价格上涨80％，工业品上涨65％。全省6种主要粮食平均价格，十一月底比七月底上涨76.7％。猛烈的涨风造成了物资紧缺、正当工商业受排挤、工厂倒闭、市面萧条的局面。
  十一月下旬，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各地相继采取紧急措施，对奸商的投机活动进行回击。工商部门对公私工商业的主要物资实行登记，调查存货，防止囤积；物资部门协助贸易机构从外地调入大批物资，在适当时机集中抛售，以加快货币回笼，控制市场。经过连续数天的斗争，物价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始回落，至十二月二日全省城乡的物价回落到预定水平。通过这次平抑物价斗争，投机活动受到沉重打击，不法奸商因积存货物滞销，资金周转不灵，纷纷赔累倒闭。同时，在斗争过程中也暴露出国家财政不统一，物资使用不够集中的弱点。
  第三次物价上涨发生在一九五〇年二至三月份。二月六日，上海纱厂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生产受到影响，商情再次出现波动。物价涨风从沪、宁由南而北延及山东。当时山东物价虽涨，但由于市场控制权掌握在国营经济手中，交易场内的物价仍较稳定。不法奸商因在交易场无法施展投机伎俩，便转移到小市进行投机活动。于是小市价格失去控制，猛烈上涨。场外价格猛涨，引起场内交易吃紧，有买无卖，结果全部压力都集中到国营商业身上，最后导致交易场内价格随之上涨。至三月上旬，全省24种主要商品的价格比一九四九年底平均上涨168％。
  一九五〇年三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指示，决定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节约支出，增加收入，缩小赤字，统一管理，彻底稳定物价，争取财政经济状况走向好转。山东为贯彻中央这一决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了过去财政紊乱的现象，初步实现了财政收支的平衡。
  在节约支出方面，省、地、县各级机关进行了机构整编。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省人民政府分别作出决定，取消胶东、渤海、鲁中南三个地区的区党委和行政公署，将原来的17个专区调整为11个专区。机构精简以后，减少了编制人员和车辆马匹，节约了经费开支，使国库支出减少约三分之
  在增加收入方面，各级机构建立健全了金库、粮库、物资仓库制度。税收、粮款、公粮、物资按时入库，严格开支手续；除省、地方附加收入外，其余税款、粮款与物资，一律交归中央统一使用。
  在现金管理方面，各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公营企业和合作社均向银行开立帐户，由银行统一管理现金。据当时91个行、处的统计，全省企事业单位在银行开户3991户，存款额占当时存款总额的95％。十一月以后，各级机构又普遍试行现金收支计划，为节约现金和合理使用现金，减少货币投放，制止通货膨胀创造了条件。
  在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同时，贸易机构实行了改组，过去一揽子性质的贸易机构改组为各类专业公司。全省共成立了花纱布、百货、粮食、土产、盐业、蛋品、油脂、进出口、煤油等10个专业公司。各专业公司成立后，大力组织调运物资，为统一抛售作好准备。
  根据当时物价上涨的趋势，一九五〇年三月下旬，全省各地开始采取统一步骤，对奸商投机活动进行反击：机关、企事业资金一律实行冻结，金融部门停止贷款，重点吸收存款；税务部门整顿税收，公布补税办法，开征上年冬季营业税；各专业公司大量增设零售网点，扩大零售阵地，集中抛售物资，并下调主要商品的国家牌价，其中20支纱下降20％，棉布下降15％；工商行政部门组织力量检查黑市，取缔投机，对查出的奸商实行严厉制裁。
  采取上述措施后，工商界迫于缴纳税款、公债，纷纷抢吐存货，使社会虚假购买力逐渐消失。四月后，物价开始步步回跌，抢购囤积现象也随之停止，市场出现了货物滞销、供大于求的局面。全省主要商品价格平均指数，四月比三月下降52.4％，五月又比四月下降16.6％。四月下旬后，物价由落转稳，贸易市场开始恢复正常。下半年，各地物价虽然一度又出现波动，但是由于国营经济已经控制了市场，投机资本到处受到打击，失去了活动的温床，物价上涨风很快就被平息下去。
  在全国财政经济走上统一、经济形势逐步好转的形势下，山东各地通过采取一系列经济、行政措施，终于在一九五〇年下半年扭转了长达十余年之久的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使整个财政经济状况开始走向好转。
  四、调整工商业，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在财政经济工作实行改组，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后，全省经济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由于虚假购买力消失，真实购买力一时尚难恢复，形成了市场货物滞销、资金紧缺的局面。青岛小麦、棉纱成交量一九五〇年四月与一月相比，分别减少了54％和23％。济南面粉、白细布成交量四月与一月相比，分别减少了93％和96％。过去以通货膨胀为温床的工商业失去了经营依托，过去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服务的工商业产品更无市场，一般工商业因以往生产的盲目性和经营管理落后产品也出现过剩和亏损，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因难。从一九五〇年四月起，各地工业大量停工减产，商业成批歇业倒闭。青岛、济南、徐州、烟台、潍坊5市，四月份工商业减少281户，五月份减少922户，六月份减少1047户。全省火柴销量为产量的50％，面粉销量为产量的40％，卷烟仅及25％。济南纱布、面粉结存数约占产量的60％。
  市场的不景气，使工商业者思想产生混乱，对政府发展生产的政策产生怀疑，一些人甚至失去经营信心，采取抽逃资金、解雇工人、偷卖原料、伪装歇业等办法，将困难推到政府和工人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劳资关系也趋向紧张，全省劳资争议六月份比三月份增加20％。上述情况表明，金融物价趋于稳定以后，山东的经济状况虽然已开始好转，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好转；整个经济形势仍存在不稳定因素，仍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
  一九五〇年六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是争取国家财政状况根本好转的三个基本条件。根据全会的精神和部署，中国共产党山东各级组织和人民政府除了积极进行土地改革等项工作外，还用了很大力量调整城市工商业。
  调整工商业，包括调整工商之间、公私之间、劳资之间、产销之间、城乡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了理顺这些关系，缓和各种矛盾，调整工作主要从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三个方面进行。
  调整公私关系，就是本着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在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经济领导地位的前提下，给予私营工商业的产、供、销以适当照顾，使私营工商业在发展的同时，接受社会主义的初步改造。工业方面的调整，主要是国家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把私营企业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使其按国民经济的需要进行生产，并取得正当利润。一九五〇年，省工商部门扩大了向私营工厂的加工订货，委托生产面粉5700万斤、纱万余件、布190余万匹，同时收购纱4800余件、布12万匹。八月以后，粮食、纱布的委托加工量占该业产量的70-90％。商业方面的调整，主要是国家通过经销、代销等方式，在价格政策和经营范围上对私营商业予以照顾，使其有利可图，并在国营商业的领导下，共同为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服务。一九五〇年，省工商部门调整了国营商业零售公司的经营范围，由过去样样都经营改为只经营粮食、纱布、食油、食盐、煤炭、石油等6种商品，专业公司将次要土产、百货大都让与私商经营；在价格政策上也作了适当调整，对批零差价、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加以调整，使私营商业取得正当的利润。
  调整劳资关系，就是正确处理在当时条件下的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资本家必须确认工人的民主权力，适当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不能象过去那样压迫和剥削工人；而工人也不能向资本家提出过高的工资福利要求，以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劳资矛盾，通过协商方式解决。全省有71个行业和249个厂店成立了劳资协商会议，工人主动与资本家订立了362件集体合同和协议，与资本家建立契约关系的职工占职工总数的46％。劳资关系有了契约保证和劳资协商会议之后，能够及时解决劳资双方生产两利等问题，大大减少了劳资纠纷。各城市工会组织配合调整，普遍提出以生产为中心，开展劳动竞赛的口号。广大工人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进行生产，使私营企业的生产面貌得到改善。
  调整产销关系，就是从市场需求的实际情况出发，合理安排公私企业生产比重，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七八月间，省工业部门分别召开有公私厂代表参加的全省面粉、火柴、卷烟等专业会议，具体贯彻以销定产的方针，按华东分配数字合理协商分配生产任务，从而使公、私营生产减少了盲目性，逐步走上正常生产的道路。
  随着一系列调整工商业措施的贯彻实施，工商界悲观、紧张的情绪开始扭转。夏秋两季丰收，农民购买力逐渐恢复，东北、华北客商云集山东，大量收购物资。所以，从七月起，全省私营工商业开始逐渐好转，由亏损而保本，由保本而获得合理的利润。在政府发展经济政策的鼓励下，一般工商业者提高了经营信心，增资增产，扩大经营。济南、青岛等城市许多商店重新粉刷了门面，较大的商店还装上了霓红灯，整个市面呈现出复苏繁荣的景象。许多原拟歇业的工商户，撤销了报歇申请，筹划复业。新建厂店也随之增加，从九月至十二月，济南、青岛、徐州、烟台、潍坊5市工商业共实增5378户。产销情况也大为改善，济南工业产品产量，八月份比四月份增加192％，销量增加114％；青岛棉纱市场成交量，九月份比四月份增加184％，细布增加220％。
  工商业好转之后，全省财政工作的中心转移到贸易上，各级政府大力组织国营、合作社及私营商业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举办物资交流大会，鼓励私商贩运，从而加强了城乡之间的贸易联系，使市场更加活跃，工商业更加繁荣。
  随着调整工商业的胜利完成，城乡物资交流的不断扩大，全省财政经济状况取得了根本性好转。一九五〇年全省工业产值为13.5亿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43％，一九五一年又比上一年增长24％；商品零售额一九五〇年为11亿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54％，一九五一年又比上一年增长40％。工商业的恢复使财政状况也明显好转。一九五〇年全省地方财政略有节余。一九五一年财政收入继续增长，收支相抵，全年结余6000余万元。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完成经济恢复的任务和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