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山东抗日根据地，南连华中，北逼平津，与晋察冀和太行根据地成鼎足之势，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纽带，对坚持全国敌后抗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九四一年六月，鲁西地区划归冀鲁豫领导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包括津浦铁路以东山东全部及河北、江苏的部分地区，划分为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渤海（一九四四年一月由冀鲁边、清河两区合并而成）五大战略区，到抗战胜利，人口2400万，面积12.5万平方公里，八路军发展到27万人，民兵达50万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山东军民在八年抗战中共作战2.6万余次，消灭敌伪50余万人，为夺取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创建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中共山东省委通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逐步建立起来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七月中旬，中共山东省委经一年多的恢复与整顿后在济南正式成立，黎玉任书记。根据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关于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省委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和组织抗日武装的10条纲领。九月中旬，中共北方局在太原召开华北各省省委书记会议，研究部署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号召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十月三日，日军占领德州，侵入山东境内。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紧急会议，传达北方局指示，具体分析各地情况，决定按地区调配干部，实行分散领导，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会后，省委从济南转移到泰安，在徂徕山区发动群众，准备起义。各地党组织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也加紧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集结于鲁北的日军，经短期准备后大举南犯。韩复榘的国民党第三集团军稍事抵抗即放弃山东，国民党省政府及大批地方官员也纷纷弃职潜逃，山东局势一片混乱。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日军占领济南，不久山东大部沦陷。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国民党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指挥爱国官兵在台儿庄取得歼敌万余的重大胜利。徐州会战后，日军主力大部转向华中，留驻山东的兵力比较薄弱，又立足未稳，而国民党省政府及其军队已经溃散。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从一九三七年冬到一九三八年春，中共各地党组织抓住有利时机纷纷举行武装起义。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中共山东省委与泰安县委发动徂徕山起义，宣布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洪涛任司令。冀鲁边、天福山、黑铁山、牛头镇、夏张镇、鲁南和湖西等地也举行了起义。由于计划周密，准备充分，时机有利，这些起义都取得了成功。而且，起义发动之迅速，规模之巨大，范围之广泛，当时在全国是罕见的。山东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的这一空前壮举，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举行了威武雄壮的奠基礼。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指示山东省委：目前应以发动游击战争与建立游击区的根据地为中心工作。四月，胶东蓬莱、黄县、掖县三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八月，以三县政权为基础建立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并成立北海银行），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开端。这时，中共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十二月改称山东分局），派郭洪涛担任省委书记。省委率领徂徕山起义建立起来的四支队从泰安经新泰、莱芜东进沂水、蒙阴，开辟了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根据地。十二月，各地起义武装统一编成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所属部队共2.4万多人。山东纵队的成立，标志山东人民的起义武装已由前段分散的抗日游击队发展成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抗日游击兵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山东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鉴于山东战略地位重要，并且已经开展起游击战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派主力部队挺进山东。一九三八年七月，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五支队及一二九师津浦支队进抵冀鲁边乐陵、宁津地区。九月，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兼三四三旅政委肖华率旅直机关部分人员到达乐陵，将进入该地的八路军主力和当地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第二年秋，肖华所部除留少数兵力坚持冀鲁边斗争外，大部转移鲁西，为开辟鲁西根据地作出重大贡献。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六届六中全会，重申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决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派兵去山东”的主张。会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抵达山东湖西地区。一九三九年三月，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率师部及三四三旅六八六团进入鲁西平原。三月四日，他们在郓城樊坝首战告捷。五月十一日，在肥城陆房粉碎敌人九路围攻。八月，在梁山歼灭日军一个大队。十月，主力挺进鲁南，创建以抱犊崮为中心的根据地，并打开了通向滨海地区的道路。一一五师主力入鲁，对于坚持和发展山东抗日游击战争，进一步开辟和建设山东抗日根据地，整顿和发展山东人民抗日武装，都起了重大作用。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回师华北，增加了驻山东的兵力。国民党也调整部署，在敌后建立苏鲁战区司令部，委于学忠、沈鸿烈为正副总司令。此后，于学忠率东北军五十一、五十七两个军自苏皖北上，进入鲁中鲁南，驻扎在莒县、日照、临沂、费县等地区。沈鸿烈率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自鲁北南下，到达鲁中沂鲁山区后，凭借其正统地位，极力限制共产党、八路军的发展，成为山东顽固势力的代表。在沈鸿烈的纵容与指使下，从一九三九年三月到八月，反共干将秦启荣在鲁中连续制造“太和”、“雪野”、“淄河”等反共军事摩擦事件，其他地区的顽固势力也加紧了反共活动。山东共产党组织由于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认识不足，因而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不够坚决有力，对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也一度比较忽视。
  为了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境内的八路军各部队，一九三九年五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山东地区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任命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委。六月间，徐向前、朱瑞到达鲁中地区。八月一日，第一纵队宣布成立①（1939年10月，第一纵队与山东纵队机关合并；1940年5月，徐向前赴延安后，第一纵队番号撤销。）。八月，中共山东分局召开会议，确定了掌握山东、争取开辟苏皖边的发展方针，彻底转变了忽视政权工作的观念和纠正武装反摩擦决心不够的偏差，从此山东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八月二十三日，八路军在淄河流域向秦启荣发起大规模自卫反击斗争，胶东、清河、鲁西等地的反顽斗争也取得很大胜利。十月，郭洪涛回延安，朱瑞接任山东分局书记，在对敌顽斗争中与政权建设方面出现了新局面。到一九四〇年7月，全省已有60余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组织起来的群众达300万人。为适应根据地大发展的客观需要，山东国大代表复选大会、山东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大会、山东省工农青妇及文化各界总会成立大会、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的联合大会，于七月二十六日在沂蒙山区的青驼寺隆重召开。大会通过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成立了全省统一的民意机关——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简称省临参会）。大会制定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组织大纲》，选举成立了全省统一的行政权力机构——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省战工会）。省临参会、省战工会的成立，标志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统一的胜利完成。
  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山东省联合大会之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采取“一面发展、一面巩固”的方针，坚持对敌斗争，继续反击顽固派的进攻，以争取抗日根据地在规模上能有更大的发展。为此，一九四〇年九月，省临参会审议通过了省战工会提出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九月至十一月，省战工会召开了全省第一次行政工作会议。第二年四至六月，召开了全省财经文教大会。根据战时施政纲领确定的总体规划，省战工会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政令，对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使政权、财经、文教等各项事业都得到初步发展。但由于对改善民生的工作比较忽视，只抓了合理负担的推行，减租减息并未认真开展，因而根据地还缺乏巩固的群众基础。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所谓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特务活动相结合的“总力战”的方式，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全面进攻，山东的形势急剧逆转，进入了抗战相持阶段最艰苦的时期。日军在山东及其周围地区驻有第三十二、五十九两个师团和第五、六、七三个独立混成旅团，总兵力约4万余人。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转化为伪军，一九四三年达18万人，居华北各省之冠。敌伪对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对沂蒙山区的扫荡空前频繁，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千人以上的扫荡25次，而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达70余次，其中万人以上的大扫荡就有9次之多。在战术上，日本从过去的分区扫荡发展到轮回扫荡，由分进合击发展到铁壁合围、拉网合围，专门搜寻八路军主力和中共党政军领导机关进行决战，并配合抢粮抓丁，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敌人还在抗日根据地周围大量安设据点，分散部署兵力，实行堡垒政策，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分割与封锁。一九四二年，山东全省敌伪据点达2000余处，军用公路万余里，封锁沟墙800余里，根据地被蚕食村庄共2000余个，面积缩小三分之一。抗日根据地战略区内部各分区之间的联系相当困难，各战略区之间的交通基本断绝。在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的残酷斗争中，山东抗日根据地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从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和更紧密地依靠群众、进一步巩固根据地的重大意义，克服了太平麻痹思想，带领广大军民坚持斗争。一九四二年四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到山东检查指导工作，正确评价了几年中山东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及时指明了以后的工作任务和前进方向。在刘少奇的直接帮助下，山东分局进行了抗战四年工作总结，确定了以巩固为主、发展为辅、积蓄力量、坚持斗争为基本精神的斗争方针。从此，山东分局的工作走上了更加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这是山东工作的转折点，也是山东工作由被动转向主动的关键。
  为战胜困难，争取胜利，山东分局在积蓄力量、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积蓄力量、巩固根据地的中心环节在于进一步发动群众。经过四年工作总结，山东分局克服官僚主义，增强群众观念，牢固树立依靠基本群众的思想，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确定“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第一位斗争任务”。山东分局抽调300余名干部组成工作团，由朱瑞带领在滨海区莒南、临沐等县进行双减试点，短期内取得很大成绩。其他战略区的双减工作也有不同程度的开展。在改善群众生活的基础上，工作团大量发展群众组织和农村党员，普遍开展民主文化运动，树立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进一步密切共产党同群众的联系。七月间，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保持和发扬民族气节为中心，广泛开展了公民誓约运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特务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广大群众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为动员翻身农民保卫家乡、支援战争，山东分局在减租减息运动初步开展起来之后，立即抓紧发展民兵、自卫团的工作。到年底，山东民兵达17万人，自卫团达82万人，鲁中沂蒙山区的民兵从八月到十二月扩大了近9倍。广大民兵和自卫团普遍组织联防，实行劳武结合，成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兵源。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四二年七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山东民兵作战4825次，创造了辉煌战果，涌现出鲁中博莱县南岩村、滨海沭西县黄庄子、沐水县渊子崖等一批英雄群体和爆炸大王赵守福、于化虎、李念林等许多威震敌胆的英雄人物。
  在财政经济建设方面，按照开源节流、统收统支的原则，进行了整理田赋税收，改进合理负担，建立健全会计、审计、预决算、支粮票等制度，加强对村镇财政的管理，开展反贪污反浪费斗争，发放无息或低利贷款，救济灾民难民，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扶助农业生产等工作。一九四二年四、五月间，山东分局召开财委扩大会议，强调指出“开展全面的对敌经济斗争，用全部力量建立自力更生的基础，冲破敌人的封锁网，是丝毫不容忽视的一个严重任务”，并且明确提出了以发展农业为主、发展手工业为辅的生产建设方针。从此，在继续抓紧财政工作的同时，经济工作的重心开始转向发展生产。一九四二年清河区垦荒44万亩，耕地面积较上年扩大4倍，增产粮食40万担；胶东打井、修渠等水利事业取得很大成绩；各地共发放农贷453万元（北海币，下同），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推动纺织手工业的发展，一九四二年成立了纺织局，当年投资200万元。各地普遍成立纺织小组，或由政府供给原料收回成品发给工资，或由群众自备原料自产自销。胶东纺纱6.5万多斤，织布25万匹，缫丝10万余两，织绸3900余匹。鲁中织布1.9万多匹，滨海织布2.2万多匹，清河做到了棉布自给有余。同时，公营工厂开始建立，军需品及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取得显著成绩。针对敌人的经济封锁和抢粮阴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了贸易管理，实行以货易货的政策。在边沿区加强缉私，对敌人实行反封锁，采取速收速打速藏和空室清野等办法，尽量避免粮食损失。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节约方面也取得新的成绩，一九四二年各项行政费开支较上年压缩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全年节约2000万元以上；财政状况收大于支，从而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创造了物质条件。
  在政权建设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山东分局及省战工会经常研究政权工作，大量培训行政人员，选调优秀干部充实政府各个部门。在各级政权的人员结构上，山东分局既认真贯彻三三制原则，坚决纠正县以上政权中共产党员过多而区村基层政权中共产党员过少的“上重下轻”现象，又通过民主运动和整理村政，切实保证共产党员和基本群众在各级政权特别是在村政权中的政治优势。在党政关系上，山东分局要求各级党委，一方面在方针政策上加强对政权工作的领导，一方面尊重政权系统的上下领导关系，切实防止以党代政、包揽行政事务。为适应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封锁的艰苦环境，减轻人民负担，提高工作效率，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春，山东抗日根据地先后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工作。据胶东、清河、鲁中、滨海四个地区统计，政府人员由1.7万多人减至1万左右，部队精简5000人。精简后脱产人员仅占根据地总人口的2.4％（低于中央规定的3％标准），机关短小精干、机动灵活，干部轻装便服，便于与敌周旋。针对根据地缩小、上下级联系不便的实际情况，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政权机关为公署（或直属专署）、县政府和村公所三级，取消乡级政权，缩小行政区域，划分小县小区，并允许各地在不违背总的方针政策的原则下，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独立解决问题，不必事事请示上级，等待批复。为了解下情，避免工作指导上的失误，中共山东分局和战工会都成立了调查研究室，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抓了整风运动和改造、整理党的农村基层支部工作。整风运动和整理支部工作的开展，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战斗保垒作用，成为山东军民咬紧牙关，坚持斗争，夺取胜利的决定因素。
  在武装斗争方面，山东分局加强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三位一体的作战体制的建设，利用敌人占领区广而兵力不足的弱点，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广泛开展分散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配合强大的政治攻势，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罗荣桓根据中共中央敌进我进的方针，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提出了著名的“翻边战术”，即“敌人打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则加强边沿游击区的斗争，组织小部队、武工队深入敌占区隐蔽活动，翻过边沿区打到敌人那边去”。是年十一月，乘日军扫荡沂蒙山区、后方空虚之机，罗荣桓部署并指挥了海陵反蚕食战役，六天内连克敌伪据点16处，粉碎了敌人蚕食计划。一九四三年一月，八路军又运用“翻边战术”取得攻克郯城的重大胜利，进一步掌握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一九四二年，山东根据地不仅没有被敌人的扫荡蚕食所压垮，而且仍保持了1万多个村庄的基本区，游击区仍坚持了1.2万多个村庄。正是凭借这块坚强的阵地，山东军民坚持了斗争，积蓄了力量，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一九四三年上半年，虽然山东抗日根据地处在黎明前最困难的时期，但整个抗战形势在发生变化。是年三月，以罗荣桓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新的山东军区建立，主力部队地方化，共产党一元化领导进一步加强，民主文化运动和民兵工作继续发展，各地普遍掀起拥军扩军的热潮。为争取形势的好转，山东军政委员会于三月召开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以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争为辅的斗争方针和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上开展全面对敌斗争的具体任务。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山东分局从五月起召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抗战五年来的工作，确定对敌斗争、经济建设、发动群众、继续整风为以后工作的四项中心任务。按照五年总结提出的“争取发展，掌握主动”的方针，八路军于六月取得清河区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重大胜利；七月，在于学忠奉命率部撤离鲁西之际，取得了与日伪争夺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南）山区战略要地的胜利，与胶东区打通了联系；在鲁中区控制了沂山山区全部和鲁山山区的一部。
  随着斗争形势的好转，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二日，山东省参议会一届二次会议胜利召开，通过了黎玉代表省战工会所作的施政报告和中共山东分局在新形势下提出的新的施政纲领，并决定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名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会后，朱瑞调回延安，山东分局书记由罗荣桓担任。十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减租减息、大生产、拥政爱民等十大政策。山东分局立即作出相应的决定，并召开群众工作会议，对各项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为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打下了有力的基础。
  三、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局部反攻和最后胜利
  从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开始，山东八路军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十一月上旬，敌伪以万余兵力“扫荡”鲁中山区，八路军主力转至敌人侧后。坚持内线的鲁中军区二分区十一团八连93名战士，顽强坚守蒙阴县南北岱崮十五天，以伤8亡2的极小代价，取得毙伤敌伪300余人的重大胜利，受到山东军区的嘉奖，被授予“岱崮连”光荣称号。十一月中旬，敌集中日伪军2.6万多人对清河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清河军区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开展破袭战，内线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以“麻雀战”、“地雷战”开展反“扫荡”斗争。与此同时，为策应鲁中、清河区反“扫荡”斗争，各军区主动出击敌人。鲁南军区部队于十一月十五日在费县全歼伪军刘桂棠部1000余人，并击毙作恶多端的匪首、汉奸刘桂棠。十一月二十日，滨海军区部队攻克赣榆城，全歼伪军李亚藩部2000余人。一九四四年初，滨海部队发起石沟崖战役歼灭伪军400余人，活捉惯匪朱信斋。经过英勇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敌人对鲁中、清河区的冬季大“扫荡”被彻底粉碎。在抗日根据地军民沉重打击下，日军改变战略，逐渐收缩兵力，实行所谓重点配置兵力方针。到一九四四年二月，在津浦路东日军自行放弃和被八路军迫退的据点共260余处。第三十二师团和独立第七混成旅团南调参加豫湘桂战役，留驻山东的日军兵力仅2.5万余人，为抗战期间日军兵力最少的时期。伪军虽增至近20万人，但战斗力不强，与日军矛盾也日渐加深。趁此有利时机，山东八路军开始局部反攻，接连发起春夏秋冬四次强大攻势。在一九四四年的攻势作战中，八路军主要战斗3514次，攻克文登、荣成、栖霞、利津、乐陵、南皮、临邑、沂水、莒县等县城，攻克敌伪据点765处，迫退敌伪据点500余处，合计1200余处，占敌伪据点总数的半数以上；毙伤俘敌4880人，占敌总数六分之一；毙伤俘及瓦解伪军共6.6万多人，占伪军总数44％强；解放国土4.4万多平方公里，村庄2万余个，人口约930万。这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内五大战略区（鲁中、鲁南、胶东、滨海、渤海）也基本上连成一片，面积比一九四三年扩大了1倍。日军为确保重点，继续收缩兵力，并加紧特务活动，组织所谓三角部队专门袭扰根据地边沿地区。针对日军的新动向，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高度重视边沿区的斗争，进一步加强武工队建设，警惕并打击敌人的特务活动，巩固了攻势作战的胜利成果。
  经过一九四四年冬季的大练兵运动和一九四五年春季的参军运动，山东八路军迅速壮大，素质进一步增强。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一九四五年初山东军区发布指示，确定以胶济铁路东段和临沂、费县方向为重点，向着敌人占领的城市及交通要道进军，发起更大规模的战役攻势。根据这个作战意图，山东军区于四月制定了五、六、七三个月的作战计划。八路军攻势作战刚刚开始，日军为加强沿海防御、准备与美军作战，突然增兵山东，总兵力达10万人。同年从五月一日起以滨海、鲁中为重点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立即转入反扫荡作战。反扫荡胜利结束后，八路军即按原订计划继续展开攻势作战，从六月到八月上旬，共进行10余次较大战役，解放邳县、郯城、蒲台、滨海等9个县城和羊角沟、景芝、马头3个重镇，扩大解放区1万余平方公里，使胶济、陇海、津浦三条铁路暴露在八路军直接打击下，为大反攻确立了坚实的阵地。八路军的攻势作战是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配合下进行的。各地广泛进行伪属登记，教育伪属“唤子索夫”，给伪军记善恶录，这对瓦解与争取伪军起了很大作用。从一九四四年夏到一九四五年夏，山东共瓦解伪军1.3万人，争取了数支伪军反正。
  在进行局部反攻的同时，山东分局按照中共中央十大政策指引的方向，以开展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拥军优抗、拥政爱民、加强工商管理为重点，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全面加强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山东抗日根据地63％以上的村庄进行了减租减息，群众组织的人数达400万以上，各类农业生产互助组发展到9.2万余个，纺车达50万辆，织布机达8万张。滨海区参军9366人，为原计划的128％；鲁中区参军7500人，为原计划的150％，其他地区也都达到或超过原订计划。在工商管理方面，对货币斗争、贸易管理和公营工厂实行统一领导，在经济战线上向敌人展开主动进攻。一九四三年底，本币（即北海币）对法币取得压倒优势；一九四四年底，本币又对伪钞取得压倒优势，根据地大部地区成为单一的本币市场。工商局成立后，在根据地内实行贸易自由的政策，对外贸易取消以货易货，代之以掌握重要物资、有计划地组织输出以便吸收外汇或换取根据地之必需品的政策，改善了群众生活，增加了根据地的财源。一九四四年工商管理所得收入占根据地总收入的50.02％，财政支出的43.62％是由工商收入供给的。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山东根据地共有公营工厂88个，工人1.2万余人。在大生产运动的推动下，公营工厂初步实现了从机关化到企业化的变革：每个工厂从吃公粮、用公款的机关性质转变为固定奖金、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工人的待遇也由单一的供给制转变为工资制、供给制、分红制三者的结合，极大地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工厂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并命令日本无条件投降。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同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十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前进，接受日军投降。十一日，山东分局和军区决定，将山东部队编成山东解放军野战兵团，组成五路大军，向敌人占领的城市及交通要道进军。十三日，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政府，黎玉任主席。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根据日蒋伪合流的新情况，发出暂不集中兵力攻夺大城市的指示。二十四日，山东分局贯彻中共中央的精神，决定首先占领中小城市及部分交通要道，继续巩固与扩大解放区。山东部队按照这一指示向敌伪展开猛烈进攻。到九月底，解放了县城46座和烟台、威海二市，歼灭伪敌6万余人。九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签署投降书，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到27万人，民兵发展到50万人，自卫团发展到150万人。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敌作战2.6万多次，毙、伤、俘日伪军51万多人，缴获各种枪20余万支，各种炮900多门。在抗日胜利结束时，除几座大城市和铁路沿线以外，广大地区全部获得解放，山东解放区有了极大发展，拥有人口2400万，控制1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党员从抗战初期的2000多人发展到10万余人。这一切，便为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粉碎其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准备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