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38年冬，在一个寒风怒吼、大雪纷飞的深夜，日寇1415部队的一个中队进驻了边临镇。从此，这一片家乡土地，便进入了烧杀抢掠、腥风血雨的年代。
  1938年至1941年，这几年的冬天，我动员、组织家乡青年弟兄，举办了“农民夜校”。他们白天干活，晚上学文化。由于都在日寇的铁蹄下生活，时常遭受凌辱，所以仇恨日寇的情绪很高。这几年参加夜校的青年弟兄做了许多隐蔽地抗日工作。
  1940年4月，德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当时，抗日政府的力量，确像敌强我弱形势下的“星星之火”，但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很快就有了燎原之势。
  县政府、八、九区政府成立后，有关同志逐步和我有了接触和联系。我家和边临镇近在咫尺，于是就成了抗日政府侦察敌情的前沿阵地。
  1941年冬，日寇的炮楼据点遍及各地，边临镇、土桥、惠王、王槐庵、大道孙、神头……，星罗棋布。同时，我抗日力量也不断壮大，在德县由东向西逐步扩大我抗日根据地，在游击区、边缘区及敌占区，我们的活动也不断增强。
  一个冰天雪地的夜晚，县政府文教干部崔振东，通讯班刘应涛来我家说：“县长指示，我们要掌握各日伪据点的军事布署情况，将他们据点里面的布局和周围环境搞清楚，然后绘个地形图，这个任务叫我寻机完成。”
  数天后，边临镇西街鬼子据点要将据点周围的所有民房拆除，意在防备对其隐蔽攻击。当时由汉奸警备队下令，要附近各村派民夫去扒房干活。这时我认为是视察敌情的良好机会，就随同本村民工到了鬼子据点。
  这个据点是占用了西街刘宪增的一所院落，中间修建了一个约高30米的炮楼，大门向北，架有两层铁丝网，门东设有一个半圆形碉堡，院内有北房、西房，有较宽阔的场地，最南边是伙房和厕所，四周是加固的高墙，并有铁丝网。如果据点周围的民房拆除之后，确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
  由于我村民夫到的早些，被分配到据点院内西边，拆扒一部分土房，时间不长，炮楼内外的拆房民夫都到了，监工敌人的吆喝声、被拆户群众的哭叫声，乌烟瘴气，尘土飞扬，一片狼籍惨象。
  这次行动，由于失误，导致了一次生死线上的惨祸。中午时分，鬼子、汉奸都去吃午饭，干活的民工也都掏出怀里揣的饼子、窝窝蹲在北墙根啃着，这时我走进南边的厕所，蹲在一个角落的厕坑上，从口袋掏出一块一寸长的铅笔头和一片香烟纸，意在记一记所见到的有关情况，刚写了几十个字，突然厕所木门被踢开，进来一个鬼子兵，我急忙将铅笔头丢进厕坑，将纸片放在了嘴里，当时可能因神色有些慌张，引起了这个鬼子的怀疑。他抓起我的胸襟，看了厕坑中并没有粪便，便面目狰狞地问我：“你什么的干活”？由于我口中的纸片尚未软化咽下，所以未能说话。这时他对我拳打脚踢之后，把我带到院子里，叫一名粗通日本话的“拨役”问我。这个人姓刘，是边镇北街人，原来盘乡卖煤油，鬼子来后，他投靠日寇，当了“拨役”，侍奉日本人，助纣为虐，横行乡里。他一再威胁我说通八路；他拿着木棍，那个鬼子拿着皮带，把我打得鼻口流血，遍体鳞伤。一顿毒打之后，把我拉到一个黑屋子里锁起来。
  后来知道，本村出夫干活的乡亲，都到“拨役”刘某那里说情，证明我是老实农民，不通八路，但他置之不理，丝毫不为所动。边临镇解放后，据说此人逃亡东北，下落不明。
  鬼子把我捆绑双手，锁在一间黑屋里，这屋的一角铺有一堆碎草，阴湿黑暗，在草堆里却蜷卧着一个小孩，看样子也不过五、六岁，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但又似乎未死。我想，这么点小孩犯什么“罪”，为何抓捕到鬼子据点呢？
  事后才知道，据说河北吴桥的鬼子在“讨伐”时，抓捕一名抗日县长未能抓到，将县长的儿子捕来，鬼子调防行军时，将孩子留放在这里。
  约近午夜，数九寒天飘着零星雪花，有七、八个鬼子提着两盏马灯，绑着我并拖着那个小孩子，走到离鬼子据点西边不远的振武庙，这座庙已是颓墙残垣，地上倒着一块石碑，鬼子把我绑在一根柱子上，把孩子放在石碑上，然后由鬼子伙房的一名中国伙夫拉来一车井水，放在石碑旁，几名鬼子狞笑着撕掉孩子身上的衣服，向他身上一盆盆地浇凉水，只见在浇第一盆水时，孩子似乎抖动了一下，以后再没有动弹，就这样把孩子冰冻在石碑上。鬼子为什么用这样的方法残杀这个无辜的孩子？是报复？是取乐？还是法西斯魔鬼本性？
  鬼子一面向孩子身上浇凉水，一面给我说：“你的实话的不说，和小孩子一样，死了死了的”！
  正在这寒风刺骨、鬼火闪烁的时候，看到一名日本翻译和汉奸维持会长走近几名鬼子中间，叽咕了几句，鬼子又把我带回到黑屋子里。
  后来知道，是本村村长、“首事”，连同乡里群众及我舅父等人请客送礼、转托边临镇士绅，贿赂维持会长、日本翻译，我才得以“取保释放”。
  后来也听说冰冻死在庙里石碑上的孩子，第二天尸体“不翼而飞”，原来是日寇伙房的伙夫韩某（边临镇西街人），连夜将孩子尸体转运到其家乡。
  抗日怒火更加熊熊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