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先父何思源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者。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在政治生活上走过曲折复杂的道路。我过去由于年纪较小，不谙世事，对他的政治活动了解不多，兹仅就亲身经历留有较深印象的一些事情略作叙述。
  一、在做人质的日子里
  抗战时期自1938年到1942年，父亲以山东省教育厅长兼任鲁北行署主任及游击指挥，组织游击队在鲁北平原开展游击战争。母亲何宜文带着我们4个孩子潜居天津英租界。那时一些国民党大官多把家属送到大后方或香港等地，父亲没有那么多钱供我们在大后方生活，而我们这4个孩子都很幼小，我最大，1930年生，那时才8岁，最小的妹妹只有两岁，母亲又是法国人（已入中国籍），在游击区随军活动有困难，所以只好把我们放在距鲁北较近的天津。鲁北行署有一支水上保安大队，常有人化装成商贩，由利津老鸹口乘帆船到天津搞情报工作，并进行物资交换，运去黄豆、水产品，换购药品、电池等军用物资，同时接济我们的生活费用。每次都由父亲的老勤务员张宪五来往联系。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天津日军占领了英租界，母亲急忙托人租房子，搬到意大利租界。不料仍没有逃脱日寇的魔掌，12月31日我们便成了日寇手中的人质。这天上午巡捕来传唤母亲到意租界工部局去，那里有日本宪兵，意租界当局就把母亲引渡给日本宪兵了。日本宪兵说，他们早已知道我们藏在英租界，并出示截获的母亲与父亲的来往信件。又说：“皇军要同何思源合作，请你去山东走一趟，劝劝他。”他们不顾母亲的抗议，把母亲押回家中，命立刻收拾行李，由驻鲁北沾化的日本宪兵小队长小林爱男把我们母子押上火车，坐的是三等慢车，当晚到沧县，次日改乘汽车到惠民，住在一个日本人家中，有日本人监视，伪军便衣看守。日本人给我们母子照了一张与小林爱男的合影。后来我们才知道，日军把这张照片放大，连同劝降信一起，派邮差送给父亲，父亲没有拆看信的内容，就集合部队，当众把信撕个粉碎，并明确表态，坚决抗战到底，决不投降！只留下这张照片作为日寇的罪证。
  那时日寇已宣布：以我们母子5人为人质；以南京的伪部长或山东伪省长职位（可任选其一）为诱饵，逼迫父亲与他们“合作”。否则，就要进行“扫荡”，并将把我们母子放在日军队伍前面，父亲如抵抗，就会先打死自己的家属。不过这些话日本人没有对我们讲。
  负责看管我们的伪军小头目姓丁，此人对我们暗中非常照顾，他对日本宪兵说，押在这里不方便，就另找了一所民房给我们居住，虽仍有伪军看守，日本人却不常在跟前。每餐由当地饭馆送饭，他还给我们买来罐头，说是父亲托他买的。原来鲁北行署对伪军工作做得相当深入，惠民的伪军，包括伪军司令在内，许多人都与游击队建立了关系，姓丁的也是其中之一。因此，日军的活动，父亲了如指掌。不久，父亲通过伪军关系，派来老勤务员张宪五扮成伪军士兵来照顾我们的生活，并带来父亲写在小纸条上的法文密信，叫母亲不要怕，日本人决不敢杀害你和孩子。从此几乎每天都有人秘密来往，传递信息。在父亲的鼓励下，母亲更加坚强，小林爱男几次要母亲给父亲写信劝降，都被拒绝；父亲的一个旧朋友，当时山东的大汉奸朱经古派人来慰问和劝告，母亲也未理睬。有一次，母亲面斥小林爱男：“你们打不了何思源，拿妇女小孩出气，真卑鄙！”小林恼了，拔出手枪比划说：“皇军的宽大，要不，你们死了死了的有！”
  过了几天，姓丁的和几个日伪兵带着母亲坐一辆大骡车走了，说是去找父亲，把我们4个孩子交给张宪五照看。3天后母亲回来了，说没有找到父亲。但后来母亲告诉我，她在一天夜里，在清河镇同父亲见了面，那是姓丁的请日本兵上炮楼喝酒的时候，在伪军的帮助下，父亲进来同她秘密会见的。后来，父亲谈起此事时，曾说那些日本兵是些“傻种”。
  有一天，忽听门外闹嚷嚷，大批日伪军从门前经过，许多辆炮车呼隆呼隆地过去了。看守的伪军说：“皇军去扫荡何思源啦。”母亲很担心。过了两天，饭馆送饭的人趁伪兵不在跟前，悄悄地对母亲说：“日本兵回来了，死了不少人，拉了一汽车死尸呢。”从此对我们放松了一些，准许母亲上街走走。
  原来这段时间里，父亲对日寇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因为意大利当局是帮凶，父亲就电请国民政府把在河南一带的70名意大利传教士和修女集中在一起作为“反人质”（这批意侨直到1944年5月我们到了西安，才解除了对他们的软禁，但听说是150人），父亲宣布：日军如敢杀我家属一人，我们就杀意大利10人，以为报复。同时派人到平、津、京、沪投书各外国领事馆、中外报馆、教会、慈善团体等，揭露和遣责日军违犯国际公法，以妇孺为人质的罪行；声明我国扣留意侨作为“反人质”是万不得已，后果应由日军负责。此事传播中外，日寇大为丢丑。意大利驻汪伪南京政府的大使为了意侨安全，也向日军交涉。日本侵略军头子冈村宁次不得不下令山东日军司令限期将何思源家属送回天津。但山东日军还不甘心，又发动一次大规模包围袭击，企图将父亲活捉，也未得逞。当然，这些情况，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
  1月下旬，小林爱男说让我们回天津，把我们送到济南，住在石太岩饭店。有些不相识的人偷偷地来探望，送来点心水果，流着泪走了。沦陷区的人民的情谊真是可感啊！朱经古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又陪母亲去见日本司令土桥，土桥假惺惺地表示慰问，要求母亲在济南发表广播讲话，承认她是自愿在日军协助下来山东寻夫，没有寻到，现在要回津。“感谢皇军照顾”。母亲说：“我的中国话说得不好，不会广播。如果一定要我讲，我只能照实说，不会说瞎话。”土桥无法，只好叫小林爱男把我们送回天津。那已是1942年1月底了。
  二、父亲同吴化文的关系
  1942年春夏间，父亲奉沈鸿烈之召，由鲁北回鲁南省府，并将沈鸿烈留在鲁北的一部分海军陆战队带回鲁南。是年秋，沈鸿烈去重庆。不久，重庆发表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为山东省政府主席。省府改组后，父亲改任民政厅长，教育厅长由秘书主任刘道元升任。
  吴化文原为韩复榘的手枪旅旅长，以前韩复榘常派父亲替他点验部队，父亲也借此机会对韩的第三路军进行过爱国的宣传教育。因此同三路军的各师、旅长都很熟。手枪旅是韩的“亲兵”。父亲同吴化文接触尤多，关系很好。沈鸿烈任山东省主席时，吴化文部改编为新四师，又将一部分地方部队编为暂编第一师，吴化文身任两个师的师长，是沈鸿烈的主要依靠力量。虽然统归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指挥，但与于学忠部有矛盾。
  牟中珩接任省府主席后，与吴化文关系更加恶化。又加当时鲁南国民党统治区日益狭小，军队密集，横征暴敛，老百姓有的饿死，有的逃亡，军队征集给养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吴化文就率部队投了敌，任汪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父亲是吴的老朋友，曾调停牟、昊之间的矛盾，未能成功，主要是不能给吴解决实际问题，也就无力对他施加影响。为吴投敌牵线的是宁春霖，此人原为沈鸿烈的全省保安司令部的参谋处长。沈去职后，宁在政治上无出路，因他是东北讲武堂出身，在东北系大汉奸中关系很多，就拉拢吴化文投敌，他自己也当上了伪第三方面军副总司令。
  吴化文投敌后，父亲曾利用吴的关系，把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从天津接到鲁南，后又从鲁南送到阜阳。1943年春节，父亲派职员祝廷琳身穿伪军官服装，持吴化文的护照，到天津接我们母子乘火车经济南到益都下车，又改乘汽车经临朐到吴化文司令部驻地张庄（大概是蒙阴县境），然后转赴山东省政府驻地雨县、白沙等村，与父亲团聚。途经济南时，吴化文适在济南，曾到旅馆看过母亲，他也同时回防。不久，日军进攻省府，省府保安处副处长唐君尧（原东北军旅长，西安事变时曾率军到华清池捉蒋）指挥省府部队同日军打了一仗，日军有伤亡，省府也转移，我们母子又一度到吴化文处躲避。是年秋，父亲随省府撤往安徽阜阳，我们母子无法随军行动（行军途中要作战，沈鸿烈、牟中珩赴安徽途中，都有人牺牲），只好留在吴化文防地暂住。到12月，父亲派祝廷琳往返数次，把我们几个孩子由鲁南接到阜阳。母亲是个外国人，坐火车南去仍有困难，直到次年（1944年）3月，才化装成外国教会的修女，由吴化文托其日本顾问新荣幸雄掩护，由益都坐火车到商丘，再经毫州转赴阜阳。我们后又由阜阳去洛阳转赴西安。父亲也去了重庆。我们在日本投降收复济南后才回到济南。
  吴化文所以对我们家庭团聚大力帮助，固然因与父亲有旧关系，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大、小汉奸多愿同国民党政府，特别是上层人士拉关系，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父亲在鲁北时，正是利用汉奸们的这种心理做伪军工作的。我记得祝廷琳带我们由鲁南去阜阳时，途经毫州，那里有个姓朱的伪军旅长，是菏泽同乡，就与我们攀亲戚，殷勤招待，并派人护送（距毫州20里就是国民党统治区，中间两不管地带有土匪）。吴化文也是这样。吴化文的日本顾问新荣幸雄是一个日本特务，据说他专做策动国民党军队投敌的工作，不少国民党投敌的军队都是经他的手拉走的。在抗战最后两年，他见日本败局已定，就暗中投靠国民党，为国民党效力。1945年父亲回山东，就是经何柱国将军介绍，由新荣幸雄陪同掩护秘密乘火车回到山东游击区的。日本投降后，新荣幸雄作为战犯被捕，经十一战区军事法庭审讯，因他为国民党做过不少工作，被宣判无罪，遣送回国。1956年，他的女婿随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特到我家代表新荣向父亲问候，表示谢意。并说新荣在日本经营书店，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
  三、父亲与外国朋友的交往
  父亲曾留学美、德、法三国，精通英、德、法、俄四种语言，母亲又是法国人，因而有不少外国朋友，在济南和北平，都常有外国朋友来家中作客，以美国人、法国人较多。记得在北平家中曾有美国的吉伦将军、苏联驻南京使馆武官罗申（解放后曾任驻华大使）、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等都来过几次。父亲在与外国朋友交往中，从不卑躬屈节，非常注意保持爱国的立场，维护国格、人格，在平时谈话中，他最瞧不起那些崇洋媚外的人，说这种人给中国人丢脸。
  父亲有个美国朋友亨利·鲁斯，是美国《生活》、《时代》杂志发行人，他出生于中国济南，早年就与父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每到中国，必来看望父亲。1945年日本投降后收复济南不久，他就飞来济南探望，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来我家作客的外国朋友。1947年，父亲任北平市长期间，他又来访问，他认为中国打内战，做官有风险，建议我们全家到美国去。他说，父亲到了美国，即使不做任何工作，写写回忆录，他负责出版，保证几年内可得到几万美元，生活满能过得很好。父亲婉言谢绝了。大约是1948年春，鲁斯给父亲来电报说，特派他的远东代理人来看父亲，有事可对代理人讲，就如同跟他本人谈一样。几天后，代理人来了，这个美国人较年轻，趾高气扬，充满优越感，大骂国民党无能，认为中国毫无希望，问父亲有何打算，是否需要鲁斯帮忙？并劝父亲到美国去。这种口吻大大刺伤了父亲的民族自尊心。
  于是对他说：“中国打内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说不定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比方说，只要蒋总统一转念，肯把权力交出来，中国的局面便会改观，蒋总统也将成为民族英雄。”继而自悔失言，再三叮咛说：“这是我们朋友间私下谈话，千万不要发表。”但这个美国人不守信用，把这次谈话在新加坡发表了。父亲一直不知道。以后父亲是到南京，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请父亲吃饭时，才告诉父亲的。这也可能是以后父亲被免职的原因之一。
  1947年6月1日，是美国毕路易大学一百年校庆，4月间校长柯乐尔来函通知授予父亲法学博士名誉学位，并邀请他赴美讲演（供给往返路费），父亲接受了名誉学位，辞谢了赴美的邀请。
  1948年10月底，美军和国民党政府商定，由美军出舰船和其他交通工具，撤退在华北的外侨妇孺，因母亲是法国人，也被通知撤退，父亲当时在南京，闻讯来急电不让走，但已有些笨重物品如电冻箱等已送天津装船，追之不及，结果运到上海，只好托人代存，后来丢失了。那时国民党已接近崩溃，不少朋友劝父亲出国，在南京，张道藩就劝过他，这是我亲自听见的。但父亲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不肯离开苦难的祖国，要争取为祖国的和平稳定尽一分力量。他平时谈话中，曾谈及在中国的白俄的悲惨处境，说决不能出国去当“白华”。他在晚年与友人闲谈时，有人问他：“当年王世杰曾建议你出任驻阿根廷大使，后又有人劝你出国，假如你当时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现在该是什么情况呢？”他不胜感慨地说：“那样，可避免牺牲一个女儿。不过，那必然要在国外定居，全家要变成外国人，太没意思了。”
  解放后，父亲与外国人很少往来。1957年有个法国文化代表团来华参加纪念居里夫人的活动，因父亲写过一本《保罗·郎之万》的书，我也翻译过保罗·郎之万的著作《思想与行动》，居里夫人的女儿爱芙·郎之万夫人是保罗·郎之万的儿媳，为此特来我家致谢，并赠送保罗·郎之万亲自签名的照片一帧，以为纪念。父亲想起1921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接受学位时，适逢居里夫人访美，曾应邀参加授予学位的仪式，并发表讲演。当时居里夫人带着两个小女孩，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爱芙·郎之万夫人。想不到36年之后，又在中国相见，共同回顾这一段往事，倍感亲切。
  “文革”后期，父亲曾在参加一次国宴中，遇见瑞典、荷兰两国驻华大使。因为解放前他们都曾任过驻北平总领事，与父亲是老相识，见了父亲，极表关切。因为他们已知我家被查抄过，问生活有无困难？父亲说生活很好，仅向他们的关心致了谢意。
  四、市长下台以后
  1948年6月的一天早晨收听广播，忽然听到“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着予免职”的消息。父亲说，早已料到这个市长干不长，但事先不打招呼就免职，却有些突然。我家原住市政府内西跨院（即原摄政王府西花厅），从这一消息发表到7月1日交接前夕，我们全家搬出市府，迁到锡拉胡同9号市府招待所暂住。当时北平形形色色的小报，刊登了不少关于父亲为什么被免职的小道消息，概括起来不外三条：1.为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惹恼了最高当局；2.处理学潮不力；3。行政院长翁文灏因受立法院攻击，为了出气要求撤掉一批CC的官，选中父亲这个对象。还有一条原因小报没有说，那就是与军统特务的矛盾。1948年4月的一天，父亲坐汽车行经景山东街，被人打了一枪，汽车有防弹玻璃，没有打中，此事当时没有声张，显然是军统干的。他们早已急不可待了。
  父亲下台5天，北平发生了“七·五事件”，父亲曾应傅作义将军的邀请，协助处理善后问题。几天后，我们全家人到青岛避暑去了。8月底暑假结束，要开学了，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回北平上学；父亲到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台湾等地走了一趟，表面上“无官一身轻”，到处游山玩水，实际上是考察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情况，而且那时蒋介石一度坐镇北平，指挥东北军事，他也不敢回来。
  在这期间，国民党发行金圆券，强迫人民将所存金银外币限期兑换金圆券，逾期即予没收。我们家中存有6条黄金，母亲伯被强迫收兑，就派我和弟弟乘飞机到南京，将6条黄金送交父亲。那时，父亲住在张道藩家中，张与父亲关系很深，我们在西安时，张道藩夫人和女儿丽莲从兰州到西安和我们同住；我们回济南时，又把张的女儿丽莲带到济南，同妹妹一起上学。1946年张随蒋介石去北平，归途经济南，才把女儿带走。所以我们两家妇女小孩也很亲密。当时张道藩是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在陈布雷自杀后，他继任蒋介石的私人秘书。我听他与父亲谈话，说卫立煌、杜聿明等在东北把许多重武器装备丢给了共军，仅大口径炮弹就一百多万发，大局糟透了，恐怕没希望，劝父亲早作打算，最好是出国。那时南京一片悲观绝望的气氛，一些国民党官员见面都说：“过一天算一天吧。”
  约在10月间，行政院任命父亲为“徐州绥靖公署政务委员”，父亲拒未就职。
  11月的一天，父亲突然从南京飞回北平，去见傅作义，只住了几天，又匆匆飞往南京。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傅作义清他去南京观察形势，并找顾孟余来北平共同商量搞个华北新局面。
  12月上旬人民解放军迅速包围了北平，许多大官巨富来不及逃走，城外机场已无法使用，城内东单、天坛两个临时机场修好后，才又通航。这时，母亲接到国民党空运大队打来电话，问我们何时走？并说已准备了专机，在北京饭店门口等候。因为父亲有话不让走，所以我们无法答复。空运大队长衣复恩，是父亲的学生，其父衣振青与父亲交好，可谓世交，所以他特别关心，给我们准备了专机，这架专机在东单机场停留了两天，得不到我们的确切答复，就飞走了。
  1949年1月初，一天中午，母亲忽又接到空运大队的电话，电话只说南京已经飞出一架飞机，机上有你们家的一个人，请于一小时内到天坛机场迎接。母亲忙借了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的汽车，派我和弟弟到天坛机场，我只见有一架运送军用物资的飞机降落，只有父亲一人走下飞机，没有其他乘客。
  父亲这次回来后，家里就热闹了。来往的人很多，我现在能记起来的客人，除许惠东外，还有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留在北平的大学教授许德珩、钱瑞升、周炳琳、杨振声等人，以及市参议会、市政府和华北其他省市参议会的人员，还有新闻记者。总之，人很多，有时应接不暇。我们晚辈当然不能参与他们的谈话，但听他们谈的都是关于北平和平问题，都说解放军如何强大，国民党大势已去，只有和平解决一条路。都推崇父亲的声望和在野的地位，盼他为争取北平的和平解决而奔走。
  五、被特务爆炸前后
  1949年1月间，父亲非常忙碌，每天外出活动，回家很晚，有时夜间不回家。父亲奔走和平，得到北京市民的热烈拥护，大小报纸大都表示赞扬。但也有个别小报说：“有投机政客以和平为名，宣传投降，动摇军心。”有不少朋友为父亲的安全担心。傅作义将军也曾征求父亲意见，是否住在“华北总部”内？但父亲为了北平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故都的历史文物免遭兵燹，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丝毫未为特务的威胁所动。
  1949年1月17日，我们永远忘不了这凝着血的仇恨的一天，这一天，本来是父亲和北平各界代表预定出城同解放军接洽的日子，头一天一切准备就绪，只待次日出发。不料凌晨3时许，我正在熟睡，突然一声巨响，觉得有什么东西砸在身上，我迷迷糊糊地跳下床来，见父亲向里间屋奔去，我还未及走出屋门，又是一声巨响，我住的卧室也爆炸了，身上被塌下来的砖瓦石块砸伤，脚也疼得厉害，头部被什么东西一击，就昏倒了。等我醒过来，已在东交民巷北平医院（今北京医院前身）地下室三等病房。听说我最心爱的小妹妹鲁美已被砸身死，母亲伤势较重住在协和医院，父亲、弟弟和大妹妹也都负伤。
  原来我家卧室房顶被特务安放了定时炸弹。我们所住锡拉胡同招待所是中国式平房，母亲和两个妹妹住里间，父亲与我和弟弟住外间，两间卧室房上都放了炸弹，特务想把我们全家斩尽杀绝。幸而两枚炸弹没有同时爆炸，否则父亲的生命也难保。
  从那天起，父亲就没有和我住在一起，听说他一天换好几个地方，以防再遭暗害。我当时因伤势较重（30年后拍X光片才查出颅骨中仍有弹片两块），神志不清，所以不知外面情况，只听说父亲作为首席代表，在被炸后第二天（18日），就扶伤与其他代表一起出城同解放军洽谈，表达了北平人民渴求和平的意愿。
  后来才知道，我家被炸是蒋介石亲自指使军统特务干的。蒋介石对父亲从事促成北平局部和平活动非常恼怒，下令军统头子毛人凤暗杀父亲，以便杀一做百，防止其他国民党高级人员背叛他，投向人民。毛人凤召集几个大特务多次计议，原计划在我家附近伺父亲出门时予以狙击，又恐凶手不能脱身，就改为爆炸办法。为此派大特务叶某等4人专程飞来北平布置，由军统北平站长王蒲臣和李连福具体执行。结果没有炸死父亲，只炸死了一个女孩，蒋介石很不满，对毛人凤大加申斥，毛人凤等也后悔不该改变暗杀方案，在他们看来，为消灭何思源，牺牲个把特务是值得的（见全国政协出版《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241页沈醉文）。又经查明：两枚炸弹是从月牙胡同6号军统技术总队仓库运出，运输人是王锡田、王兴纲；主管爆炸的是爆破队长杜长城；安放炸弹的是技术员彭昭庆（绥远人，当时年24岁）；安放炸弹的路线由临近的韶九胡同12号上房安装的。
  在我家被炸的前一天，市警察局长杨清植和市参议会副议长唐嗣尧曾来看望父亲，他们对父亲奔走和平满口称赞，又到各屋看一遍，问住房是否适宜，生活有无不便之处，是否需要警察局派人警卫等等，显得特别关心。又说父亲为北平人民这样出力，他们照顾不够，有事只管吩咐。唐嗣尧还以“北大老同学”的身份大套交情。他们都是军统特务（唐嗣尧名义上是“世界科学社”社长，好象是个文化人，实际是军统少将通讯员），这次来我们家是来观测我家各人的床位，以便安放炸弹的。我们没有料到特务们竟这样阴险卑鄙！
  同一天，中共地下人员张实同志（后知其真名为张均，现已离休）秘密来我家，当时为了保密需要，我和弟弟在锡拉胡同9号后门上安装了一个秘密电铃，这个电铃只用了两次，即张实来我家时使用过的。他提醒父亲要提高警惕，可惜没有引起父亲的充分注意，非常后悔。父亲被炸后，中共人员又到医院慰问。中共的关怀和特务的暗害，恰成鲜明的对比。
  解放军进城后，罗荣桓政委曾到医院看望父亲。不久，叶剑英市长在北京饭店宴请过父亲。有一天晚上，傅作义将军也来我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傅作义），他说他到石家庄谒见毛主席，刚刚回来，给父亲带来毛主席的问候。1949年《人民日报》石家庄版和同年2月新华社的一篇评论，都提到父亲奔走和平的事，父亲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应有的评价。
  六、为新中国尽力
  解放初期，父亲痛念爱女牺牲，情绪有些消沉。1950年秋至1951年底，参加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改造世界观，写了一些自我批判的文章，分别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海新民报》、《南京新民报》和山东《大众日报》上发表。1952年初至1959年，先后任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和全国政协会刊编辑主任。自1954年直到1982年去世，以特邀人士身份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并为民革中央委员。
  他在周总理关于发挥旧知识分子潜力的号召和感召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智力和外语特长，兢兢业业地为发展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尽力。还利用业余时间从事著作和翻译，先后在全国各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由各出版社出版著作和译著16种，并多次对台湾广播，通过中国新闻社向国外发表文章，宣传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号召台湾回归祖国。所有这些著作、翻译和广播讲话，都及时地配合了这一时期我国的政治运动、经济建设和对外工作的需要。还有一些是传播科学知识的。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以陈毅副总理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前往西藏祝贺，父亲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代表团由西宁循青藏公路乘汽车到达拉萨，并视察了日喀则、江孜、帕里及祖国边界的亚东等要地，乘第一次试航成功的飞机归来。父亲回京后写成《西藏纪行》一书，对青藏高原的自然资源、兄弟民族、风土人物、文化传统等都作了详细介绍，为民族团结作出贡献，得到了陈毅副总理的高度赞许。他还着意搜集了许多有关西藏的中外文资料，准备写作《西藏志》。
  父亲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曾有机会到全国各地视察访问，行踪所届，东至福建前线，西达黄河源头，南到海南岛最南端的“鹿回头”，北抵海拉尔、满州里，壮行万里，饱览祖国大好河山，更激发了他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怀。
  1958年，在民革中央的支持下，受商务印书馆的委托，以父亲和翁文灏、李平衡为主编，组织几十位老知识分子编写《法汉大辞典》，至1960年底完成初稿，打印词目卡片数十万张，因时值“三年困难”时期，辞典出版计划下马，卡片分装数大箱和一大柜，贮存我家。父亲又利用业余时间编写《德语文法》，因病未能完成。“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坏人为抢占那间藏书的屋子，串通“红卫兵”来抄我们的家，除将我们全家（包括已分居的我和弟弟、妹妹三户）财物抢掠一空外，《法汉大辞典》卡片、《德语文法》手稿和上述《西藏志》资料以及其他书籍文件也都被焚毁、抛散，数十人的心血结晶化为乌有。父亲每一念及，就痛惜不已。
  父亲自1959年患高血压症，1962年又患心脏病，后又两次中风，逐渐失去工作能力。但他仍扶病为有关单位审定和校改了一些由德、法、英、俄各种文字翻译的重要资料，有时也搞点零星翻译工作。打倒“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他无比兴奋，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克服老病造成的种种困难，又写了八万余字的文史资料，其中有一部分是有关鲁迅先生的资料。
  父亲度过了幸福的晚年，1982年4月28日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7岁。新华社为他的逝世发布了消息，对他的历史功绩给予很高评价。他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