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抗日战争时期，一大批富有爱国热情，不甘心当亡国奴的山东青少年学生，冒着生命危险，逃离日寇占领的沦陷区，奔赴国民党统治区继续求学读书。当时设在安徽省阜阳县的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为了收容安置这批学生，于1943年秋在安徽临泉县长官店镇建立了山东省立临时中学，后因在阜阳又建立山东省立第二临时中学，该校于1945年春改称山东省立第一临时中学。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迁返济南，将该校弃置原地，经常停发经费，师生陷入缺衣少食的困境。在全国风起云涌的进步学生运动影响下，全校师生多次罢教、罢课、请愿、抗议，均遭国民党当局无理拒绝，遂于1947年夏自行迁校回鲁。在行经江苏徐州时，被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派员拦阻截留，借用徐州南郊三官庙荒废林场的马棚作校舍，开学复课，并将校名改为山东省立滕县中学，引起全校学生极大愤慨。1948年元月初，学生自发地从徐州强行乘车赴济南请愿；被骗回徐州后，又于1948年7月赴南京请愿。先后大闹济南和南京，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及教育部进行了斗争。当年9月被逐于江苏省武进县北夏墅，改称国立鲁南第一临时中学，直至解放。该校自1946年起，由于受进步学生的影响，先后有十余批近百名学生投奔解放区或参加地下党团组织。1948年冬，在中共武进城市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在校内通过组织读书会等活动，向学生进行教育，提高了学生的政治觉悟。在此基础上秘密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地下支部，发展团员67名，联系积极分子百余人。团支部建立后，组织学生开展了抵制军训，反对南迁，迎接解放的斗争。在当地解放后，许多学生踊跃参加了革命工作；还有许多学生在转校、升学毕业后，也投身于革命。
  抗日流亡的苦读岁月
  山东第一临时中学建校之初就是一所正规的完全中学，从初中到高中十多个班级，共有师生约600人。校长张敏之，抗战前曾在山东烟台第八中学任校长。教务主任张可为，训育主任张志清，事务主任宋源溪，都是大学毕业生，他们热爱教育事业，具有一定的办学经验。这个学校的领导人，特别是校长张敏之，主张教育救国，治学认真严谨，提倡学生自治，使学校还有些自由民主的空气。他们有时向学生介绍一些新知识；张敏之曾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学术介绍给学生；张可为在《认识苏联》的讲座中，赞誉当时苏联最讲国际信用；张志清在上地理课讲金沙江、大渡河时，介绍毛泽东的长征诗；借介绍苏德战争形势宣传反法西斯观点。这个学校还拥有一批具有大学毕业程度、教学水平较高的教师，如英语教师姬天一，数学教师朱正珩（朱静航），国文教师王子约，历史教师王梓生，生物教师张梯青，物理教师王锦堂，几何教师姜瑞轩，理化教师李绩英等。他们具有爱国思想，有些曾参加过“民族解放先锋队”等进步组织，对国民党的腐败存有不满情绪，经常向学生灌输抗日救国、发奋读书的思想。他们甘愿在极为清苦的生活条件下执教，热心认真，勤勤恳恳。正因为学校有这样一支热爱教育事业和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所以尽管办学条件很差，设备极为简陋，学校的学习空气仍很浓厚，教学质量也较高。
  山东一临中的所在地长官店，是一个有数千人的大集镇。学校办公室、教室和宿舍，全是借用民房和庙馆。教室内桌凳是用土坯、秫秸和木板架成的，宿舍内先是垫草为铺，后来是用土坯和秫秸垒成的通铺，一排睡数10人。有些学生缺衣少用，学校搞来一些破旧棉军装发给他们，冬天御寒，夏天拆棉为单。大部分学生穿的是自己打的草鞋。更严重的是吃饭问题，伙食全靠那点少得可怜的“公费”，饭厅和伙房是借用原山（西）陕（西）会馆的殿堂。每日两餐，每人每餐一个约半斤重的高粱面或粗杂面馍，5个人一小瓦盆青菜或萝卜汤，很少见到油腥，甚至由于敌伪的封锁连吃盐都十分困难。冬天，馍冻得坚如石，汤菜成冰；夏天，有时馍霉菜馊，难以下咽。由于物质生活恶劣，卫生医疗条件极差，蚊蝇、跳蚤，虱子成群，疥疮蔓延，疫病流行。1944年春伤寒病袭击了整个学校，许多学生染病不起，由于无药医治，有十余名学生不幸客死异乡。
  由于学生们胸怀抗日救国之志，艰苦恶劣的环境丝毫没有减弱他们的读书热情；相反，更加激发了他们发奋自强的精神。他们战胜种种困难，刻苦学习，带病上课是极为常见的事。臀部生满脓疱疥疮的学生忍着如坐针毡的疼痛听讲；冻疮溃烂，手肿难屈的学生很少辍写。当时课本和教学用具极为缺乏，有的课本、讲义这一年级用完了，传给下一年级再用。有的学生缺笔少纸，就把钢笔尖绑在竹棒或秫秸上，用颜料配制墨水，一张土纸先用铅笔、再用钢笔、后用毛笔使用三次。冬天，教室内无取暖设备，学生们不惧严寒攻读不懈；夏夜，在如豆的自制小油灯下，学生们埋头复习，任凭蚊叮虫咬。为了弥补建校初因开学较晚而失去的时间，第一年未曾放假，一年完成了三个学期的课程，紧张苦累，学生们毫不在意，相反，他们沉浸在读书的陶陶乐趣之中。由于师严生勤，教学质量好，升学率高，在阜阳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吸引了许多山东流亡学生和当地学生前来报考。
  为了解决学校文化生活贫乏枯燥，减轻学生的思乡观念，校方及教师发动各班学生办壁报、赛篮球、开游艺会等。1945年秋季开学后，由各班学生推选代表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组织作文、演讲及英语对话比赛，打扫卫生，预防疾病，开展文体活动。这些活动都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了学生的知识领域，增强了学生的体质，培养了学生的自治能力，活跃了学生的课余生活。
  流亡和沦落患难的遭遇，使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有困难互相扶持，有疾病互相医护，带衣物多的同学分给带衣物少的同学穿用，使用的文具常常彼此不分。高低年级学生之间，情同于兄弟姊妹；学生与一些老师之间，也是亲密无间，相互关怀照顾。初八级有一对年仅十二三岁的小兄妹陈实、陈璇，高年级的学生待他们亲如弟妹，吃穿用住照顾得无微不至。理化教师李绩英不幸溺死，学生痛哭流涕，在追悼会上用他生前对学生教诲的话“自强不息读书，光明磊落做人”作为挽联，以资永志。这种在患难中凝结成的深厚情谊，形成了一种好的作风，毕业后学生之间还一直保持着。高二级毕业生赵天增、张敬周在南京考取了北京大学，高二级学生丘淙源等无私捐赠路费，他们才得以北上就读。
  学校师生和当地群众相处关系也都很好。为了帮助当地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学校先后招收了数十名当地自费生，并派教师兼课；还帮助当地办了两所初中分校。1944年秋，日寇进逼皖北一带时，学校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进行疏散，每个本地学生收容一两个或更多一点的外地学生，当地群众也非常热心掩护学校师生。
  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活动
  一临中的绝大多数师生是热爱祖国、渴求真理和向往光明的。但是，当他们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后，耳闻目睹国民党的腐败现象，逐渐感到失望，对身边发生的贪污腐化事件，进行了自发的抵制和反抗。建校初期，学生们奋起把打骂学生的教官驱逐出校。后来，又在几位有影响的教师集体签名和高年级学生的发动下，迫使校方撤换了贪污学生伙食的事务员，成立了由学生组成的伙食委员会，各班每半月推选一名学生代表，轮流参加民主管理伙食，使生活稍有改善。1944年底，国民党政府以对日反攻为借口，发动了“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面临毕业的高年级学生，误认为这是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的大好时机，便提前毕业从军离校，少数低年级同学也投笔从戎。但是不久，他们发觉受骗上当而奋起抵制，部分同学逃回学校复学或到外地升入大学。回校学生把在外地见到的社会黑暗腐败现象，在校内广为传播，很快形成了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空气，从而使许多学生消除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幻想。1945年春，发生了当地镇公所乡丁欺侮学生事件，师生们很为不满，校长张敏之带领学生向当地国民党政府请愿，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诺了保护学生安全的保证。这是山东一临中师生第一次对国民党政府进行的抗争。
  面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有些高年级学生对人生道路开始了新的思考和探索。1944年5、6月间，在高一级学生中出现了一个秘密的读书会“尖兵社”，参加的有高一级学生毕叔平、戴杰、米光盛、匡国榕、张鸿鹏、于鸿德、高维济等十几个人。他们在一起学习《大众哲学》、《唯物辩证法》等传播革命思想的书籍，阅读重庆《新华日报》，探讨中国革命道路。教师杨沛如是这个读书会的指导者，他经常向学生揭露一些国民党的黑暗内幕，讲解辩证法的三大规律等，对参加者启发很大。1945年夏秋间，在高年级学生中又出现了一个“沙龙”式的松散团体，它没有名称，没有正式组织形式，没有纲领，没有固定成员，而是一些志趣相投的同学，经常在课余饭后聚集在一起，不拘形式地高谈阔论。它以研究文学作品为中心，旁及议论国内外大事，抨击国民党腐败现象，交谈有关解放区的民主制度和共产党干部的好作风。这一团体成为后来社团组织的摇篮。当时经常参加聚谈的有：高四年级的黄友文、张钟謇、刘耀群、魏翊翥等；高三级的姜庭欣、靳世芳、李耀华等；高二级的丘淙源、李佩章、郭汝浩、尹世安、赵天增、张敬周、姬振国等。他们大都成为后来社团组织的中坚力量。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迁回济南，却把一临中弃置原地，学校几度陷入断炊绝粮的困境，师生们胜利返乡的希望化为泡影。加之，国民党“劫收”丑闻和美帝国主义侵华暴行不断传来。昆明“一二·一”惨案，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刺事件，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南京“五·二○”惨案，尤其是原在一临中当过职员，与学生朝夕相处宛如同窗，后入浙江大学的于子三被害事件，一次又一次地激发了学生们的义愤，加深了学生对当局倒行逆施的认识，爱国民主进步思想愈益高涨，燃起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烈火。在这期间，先后毕业离校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的丘淙源、许家现；北京大学的赵天增、张敬周、李玉玲；清华大学的戴杰；上海复旦大学的郭汝浩；青岛山东大学的米光盛、李豹德、匡国榕等，都参加了当地学生运动，并且将一些革命理论著作、革命文艺作品、进步报刊、歌曲和学生运动宣传材料传回学校，给一临中的学生送来了新的思想和精神力量。现将这一阶段的学生进步活动分别予以叙述：
  蓬勃兴起的社团活动是这一时期学生进步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由于进步思想的影响，在各班级办壁报的基础上，由一些爱好文艺的学生自由结合组成的文艺社团，从1945年底应运而生。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有：高四级学生李兴武、宋绍璟、张钟謇、刘耀群、刘鸿銮、金明珍（已故）等创办的“拓荒社”；高三级学生姜庭欣、李广瑞、庄次彭、张振声等创办的“热风社”；由庄次彭、许天勋等发起而联合“热风社”、“拓荒社”成员共同创办的“绿原诗社”；继之有初四级学生刘金鉴、蒋大鹏等组成的“野火社”；高四级学生李士轩和蒋大鹏等爱好美术的学生办的“艺苑画社”；以后还有“昆仑”、“黄河”、“长江”、“示众”、“春雷”、“萌芽”等社团出现。社团除出版壁报外，还组织了一些读书、讲演、座谈和朗诵活动，内容大都反映了要求民主、自由、进步的倾向。其中以“拓荒”、“热风”、“绿原”、“野火”等壁报最为激进。他们与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参加学生运动的一临中毕业同学有密切联系，传阅、研究、讨论学运前线寄来的《大众哲学》、《唯物史观》、《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白毛女》以及《新华日报》、《清华周报》、《燕大新闻》、《五四在北大》等进步书刊和宣传材料。有的壁报还辟有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学运材料专栏，《艺苑画刊》还经常以漫画形式针贬时弊。1946年秋，“野火”社召开了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座谈会，号召大家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1947年春，在全国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浪潮中，“绿原诗社”出版了纪念“五·四”专刊，提出了继承“五四”光荣传统，反对美国新二十一条，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呼声。一临中学生创办的壁报，举行社团活动，在当时极端缺乏读物的情况下，成为传播进步思想的重要阵地。
  1946年初，为了减轻学生思乡之苦，迎接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学校组织演出了文娱节目。当时，高二级学生丘淙源、赵天增、张敬周和高三级姜庭欣、李耀华等发起，排演了夏衍根据托尔斯泰原著改编的话剧《复活》；初年级学生刘金鉴、杨长禄等自编自演独幕话剧《啃骨头》；初年级学生谢培仁、郑尔鉴和女生朱斐、白韵梅、陈璇等演出了一些小歌舞。由于这些节目代表学生诉说了心底的积郁，校园内掀起了一股话剧热。在这种形势下，课余剧团成立了。它由高二级学生丘淙源联系了各年级的赵天增、张敬周、姜庭欣、李耀华、张钟謇、魏翊翥、杨长禄、刘金鉴、董传芳、白韵梅等十几人为发起人，于1946年4月成立，有各年级近百名男女学生参加，民主推选丘淙源任团长，张敬周任副团长。
  剧团成立后，于4月和6月举行了两次演出，剧日大都是进步作家以爱国抗日、揭露旧社会黑暗、争取民主自由为题材的优秀作品。有吴天根据巴金原著改编的《家》、吴祖光的《少年游》、沈浮的《重庆二十四小时》等。在第一次演出时曾排演了徐昌霖的以中、美、英盟军在缅甸合作抗日为内容的《密支那风云》，另外还曾排演过描绘沦陷区国民党地下人员“抗日”的《天字第一号》。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两个剧的思想内容是不够先进的，但题材都是抗日。
  1946年夏，高二级学生毕业离校，由姜庭欣任团长，魏翊翥等任副团长，先后排演了曹禺的《北京人》和《蜕变》、林柯的《沉渊》、陈白尘的《禁止小便》等，并再度演出了《家》。这些剧目充满了争取民主自由的色彩，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
  1947年春，高三级学生即将毕业离校，由魏翊翥任团长，曾排演了高年级毕业生从北京大学寄回来的以反内战为题材的《凯旋》（演出时改名为《回家》）。《凯旋》将矛头直指国民党，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抓壮丁，抢粮食，欺压百姓的罪行。悲怆的剧情引起了全校师生和当地群众的强烈共鸣，演出时台下传出一片悲愤填膺的呜咽声。但是，却遭到国民党镇公所的禁止，被斥之为“赤化宣传”。校内军事教官和个别教员也出面干涉，无理责骂剧团团长魏翊翥和前任团长姜庭欣。1948年2月，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的剧团第一任团长丘淙源和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郭汝浩专程到徐州，同在徐州的高三级毕业生姜庭欣、靳世芳等一起，帮助剧团排演了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原拟为学生生产自救进行募捐公演，由于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无理刁难和阻挠未能实现，后在校内露天演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期间，课余剧团成员还传唱了《《茶馆小调》、《五块钱的钞票没人要》；《古怪歌》、《读书郎》、《你这个坏东西》、《团结就是力量》等进步歌曲，深受师生喜爱。
  课余剧团建立后，历经三届，团结了高初中各个班级的大批同学，一直是一临中最大的文化社团。当时，先后参加的还有张钟謇、黄友文、徐鸿晤、靳世芳、傅檀龄、于崇道、左芳书，徐燊、杨廷纯、吕洪庆、唐绍忠、蒋大鹏、白克忠、李士轩、张玉泉和女生朱斐、武月菊、周幼纯、陈璇等。教师王锦堂、姜瑞轩也曾参加演出。
  在这期间，山东一临中的进步活动，在全国学生运动影响下，以进步书刊和全国学运宣传材料为指导，以社团组织为主要力量，逐步发展到自觉的反蒋斗争，汇入到全国进步学生运动的洪流中。1946年秋，被弃置在长官店的一临中师生，陷入学校经费中断，教师薪金停发，学生借粮糊口的境地。校长张敏之去济南交涉未得到解决，全校师生极为震怒，教师宣布罢教，学生宣布罢课，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进行了反抗。
  1946年冬至1947年春，在全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号召下，为抗议国民党政府对学生停发经费，学生又连续两次罢课。在遭到拒绝后，全校师生忍无可忍，于1947年夏，自筹经费，强行迁校，长途跋涉开赴山东。经过一个半月的艰苦行程，在到达徐州南郊三官庙的一个荒废林场的马棚房舍里开学复课。当时，学校食宿和教学条件十分简陋恶劣，马棚两侧排满双层通铺作宿舍，中间摆满桌凳兼做教室。虽然还保留了学生的“公费”，却时断时续。有时发来一些所谓“救济物资”，不过是破旧衣服和发霉生虫的米、面，学生难以充饥御寒。
  1948年新年到来之后，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又中断了学校的经费供给，并将学校改名为山东省立滕县中学，规定学生由初中升高中时不再实行“公费”，从而更加激怒了忍无可忍的学生。在高四级徐鸿晤、魏翊翥，高五级丛培钺和高六级杨长禄等各年级代表的带领下，全校数百名学生，冒着风雪严寒，从徐州车站强行乘车赴济南请愿。在济南期间，全体学生列队游行，高呼“我们要吃饭”、“我们要读书”等口号，先后冲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和国民党山东省参议会院内，示威请愿。同时，沿街散发传单，争取社会同情，并在济南报纸上发表《告山东父老兄弟书》，痛述当年抗日离家流亡苦读，如今不能返回家乡，身陷饥寒交迫之中，要求迁回济南开学，呼吁各界给予支持。济南各报及山东解放区报纸均曾报道，引起全省很大震动。国民党山东当局唯恐事态蔓延扩大，先后派教育厅长李泰华、参议会长裴鸣宇以及国民党山东省党政要员多人，对学生软硬兼施，虚伪敷衍，假意答应学生提出的某些条件，并对学生施加压力，勒令学生重返徐州三官庙校址复课。
  1948年春季开学时，学校改名为山东省立滕县中学，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派来原在日本留学的教副授、“国大代表”马友三任校长，梁毅夫任训育主任，还委派了一些新教师和军事教官，姬天一等许多老师均被解聘。马友三并不经常到校，学校大权旁落梁毅夫之手。梁到校后，大力推行所谓“戡乱”的反动教育，压制学生的进步活动，并伙同新任美术音乐教师周子乔阴谋控制课余剧团，课余剧团及“黄河”、“长江”、“春雷”等社团遂遭扼杀解散。他们的反动行径遭到学生们更加强烈的反抗。恰在这时传出了周子乔拐骗妇女的丑闻，高五级学生王绍曾、吴育颍、王毓萱、赵传玺立即起草驱逐周子乔宣言，发动全校学生签名。不久，周子乔狼狈离校而去。随后又发动学生签名将新派来的反动教官驱逐离校。
  1948年夏，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土崩瓦解，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不但对学生赴济南请愿提出的条件不予兑现，而且对学校干脆弃置不理，学生处境更为艰难。7月，在全国“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高五级丛培钺、高六级杨长禄、高七级丁岳等发起，再次带领全校数百名学生，分批乘车奔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请愿、静坐示威。国民党教育部不仅无理拒绝了学生的要求，还断绝了学生的膳食供应，学生们乃划为小组，采取沿街募捐乞讨的方式开展活动，来争取市民的同情和舆论的支持，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濒临崩溃的国民党政府，迫于学生的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派出要员并召来山东省教育厅长李泰华与学生谈判，对学生威胁利诱。最后，一方面有限地答应学生提出的条件，将校名改为“国立鲁南第一临时中学”；另一方面，强行把学生逐出南京，安置到江苏省武进县北夏墅借用校舍开学。
  这两次罢课请愿活动，虽然学生是为自身生活要求而进行的斗争，但却是在全国“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影响下，在对国民党本质有所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它对促使学生彻底抛弃对国民党的幻想，投身革命，起了急剧的催化作用，为以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地下组织和迎接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并锻炼了骨干队伍。
  投奔解放区
  随着民主进步活动的深入，一部分比较激进的同学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民族危亡，才能领导中国走向民主富强，从而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1947年6、7月间，高二级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的赵天增（路阳）、张敬周（陈悦）在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后，投奔东北解放区。他们在离开北平前写给一临中同学的信，在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进步学生开始寻找党和去解放区的途径。7月初，高三级学生刘俊哲（刘子严）、李玉玲、洪千平（洪星）、何世禄、鲁荣田等闻讯赶往北平，但赵、张已走，他们未能找到党的关系，路费断绝，困滞北平。何世禄、鲁荣田听说抗大已迁往佳木斯，便由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的一临中高一级毕业生于鸿德帮助提供路费，毅然乘车北上，投奔东北解放区。刘俊哲几经辗转，与他们初中时的同学北大经济系学生、中共地下党员陈一如接上关系，经北大地下党的教育和考察，介绍洪千平、张培信去解放区进入华北联大学习。李玉玲则考入北大，以后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刘俊哲暂留北平，负责与一临中同学联系，由他与黄友文通信，并用夹层信封秘将地下党介绍信和去解放区线路寄黄。10月，即将高中毕业的高四级学生黄友文（黄原）、张钟謇（张千）、刘耀群（刘群）、金明珍（金若）、刘鸿銮（刘真）等，甘愿不要毕业文凭，从徐州奔赴济南会合，先由张钟謇独身到解放区探路和接关系，返回后又一起从济南越过敌人封锁线，进入山东解放区，转赴华北联大。在此以前，高四级的“拓荒社”成员李兴武（刚夫）、宋绍璟（宋挚）、钱养林等投奔了豫皖苏解放区。随后，高四级的魏翊翥和常琴传、黄淑华等，按照张钟謇寄来的线路图，准备于11月奔赴解放区，不幸被人告密，魏等被迫离校出走，未能成行。刘俊哲陆续介绍了几批一临中同学去解放区，后因涉嫌被国民党逮捕，在严刑审讯下坚定不屈，出狱后于1948年8月经组织介绍去华北联大。在这期间，原高一级毕业生戴杰（沈澄）、高二级毕业生丘淙源、刘嘉科、李佩章、高三级毕业生许家现、魏仲昆，分别在各地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或党的外围组织，他们陆续给在校同学写信并邮寄进步书刊和宣传材料，对启发同学思想觉悟和鼓舞同学投身革命起了很大作用。
  1948年初，济南请愿失败后，进步学生到解放区去的要求更加迫切。但因刘俊哲被捕，北京大学的关系中断，不得不另觅新路。在春节前的隆冬季节，高五级的“长江社”成员安郁深、傅檀龄，先后去南京寻找党的关系，未获结果。后在学校进步活动中，与进步教师熊琰光、王志恒结成战斗友谊。1948年4月，经王志恒老师介绍“长江社”成员、高五级的任立钧（熊非）、傅檀龄（洪俊）、赵书义（赵灿）、安郁琛（安涛）和高六级的刘金鉴、贾铁夫等一行6人去济南，由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带路，越过关卡，进入解放区。7、8月间，又有高五级的杨廷纯（杨文）、张学曾（醒民）、田绍孟（田野），高六级李玉泉（平原）、李欣让（李玉），高九级毕儒慈（野夫）、王元清（元清）和教师李宏春（李春野），由熊琰光老师介绍，经山东解放区金乡县，由解放军干部护送，途中击毙了突然袭击的土匪，到达刚刚解放的济宁市，转赴华北联大学习。1948年春末，在淮南大通煤矿当工人的高三级毕业生姜庭欣，相继与高三级毕业生靳世芳（林牧）和在校生蒋大鹏（向红）、武月菊（叶平）、李登祥（慷慨）等约定同赴解放区，后在大通聚会，引起当地注意，被迫分散出走。1948年8月，姜、靳、武、李等人又在徐州会合，越过封锁线北上，进入山东解放区，蒋大鹏刚另觅路线，越过淮河投奔豫皖苏解放区。这时还有高年级毕业离校的毕叔平（田明）、于鸿德（黄济）、姬振国、邵士振（邵振远）、孙鹏山、梁真（杨锐）、杜逢会（杜为公）、刘鸿翔、李心涛、李广瑞相继分批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共有十余批近百人，投奔各解放区，有的还加入党团或其他外围组织，献身革命。这是该校学生从抗日时期流亡读书到解放战争时期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活动的结果。
  建立地下团组织开展斗争
  1948年夏，鲁一临中学生在南京请愿期间，高六级学生李德愉向上海读书的亲戚、中共地下党员贾谊诚，谈到有些同学渴望参加革命，但苦于没有关系和路费投奔解放区等情况。贾谊诚随即向上级党组织领导人秦和鸣汇报，决定将李德愉作为积极分子联系、培养，并提供一批革命书刊在学生中秘密传看，启发学生的政治觉悟。
  李德愉遵照贾谊诚的嘱咐，在学校被逐于武进县北夏墅后，立即在校内组织了“宏声”读书会，把革命书刊伪装成代数、物理等课本，在同学中秘密传看。其中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两个中国之命运》、《大众哲学》及《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新华日报》、《观察》和上海学联油印的《学生报》等。
  1948年冬，李德愉到上海向贾谊诚汇报“宏声”读书会情况。贾谊诚按照秦和鸣的布置，决定在鲁一临中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地下组织，交给李德愉一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章程》（草案），首先发展了李德愉入团，并介绍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建团情况，在“宏声”读书会成员中，物色发展团员，组建地下团支部。李德愉依照贾谊诚的布置，在校进行一段工作后，再次到上海向贾谊诚汇报地下团组织筹建情况。此时，贾谊诚遵照秦和鸣的指示，叫李德愉就近向在魏村进行地下工作的中共武北总支副书记秦谷明和在常州城区进行地下工作的章振之汇报、请示工作。1949年2月20日，遵照地下党指示，在武进县北夏墅横岸桥关帝庙内，召开了第一次团员大会，李德愉、李锡鼎、张寒郎、王方达、常琴传、黄淑华、汪家辉、丛鉴、黄文超、王树信、刘庆环等14人参加，举行了庄严的入团宣誓仪式，选举了一临中第一届团支部委员会委员，李德愉任支部书记，李锡鼎、张寒郎、王方达、常琴传为委员。并将团支部委员名单上报中共武进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秦和鸣批准。
  鲁一临中地下团支部建立后，陆续发展团员达67人。遵照城工委的指示，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团支部主要做了以下三件事：
  一是主办了以《长明灯》（宣传委员张寒郎主编）为核心的墙报群。它们是《北斗》（高七级刘春祥主编）、《灯塔》（高七级乔从渠、李岳庆主编）、《北风》、《激流》（高八级林英舜、牟螽绳主编）、《小朋友园地》（高十级宫世恺主编）和英文版《长明灯》（高六级丛鉴、崔同沛、刘庆环主编）等等。在当时闭塞的偏僻农村，《长明灯》等墙报只要一张贴出去，同学们就立即围上观看，称赞不绝。
  二是揭露国民党当局诱骗学生当炮灰的阴谋，抵制军训，反对迁校。1949年2月间，南京国民党国防部派遣军统特务吴碧来校任副校长，同时还派来一名军事教官，企图把学生改为军队编制，实行军训，同时动员迁校江西。地下团支部立即派团员汪家辉去向避住常州的校长马友三摸清底细；同时派人到上海向贾谊诚汇报。回来后，又立即着手安排地下团员，监视这个教官和副校长的行动。一天早操时，挂着“副校长”招牌的吴碧召集全校学生“训话”，大谈“投笔从戎，实行军训”，“迁校江西，实行军垦”和“伺机北伐”的滥调，然后在学校布告栏内贴出了国民党国防部的募兵布告，以尉级军衔诱骗学生上钩。团支部的壁报《长明灯》随即发表了张寒郎写的《迷的破解》，指出“副校长”来校的迷底是欺骗蒙蔽学生，为美蒋反动派搜罗炮灰，替蒋家王朝卖命；呼吁全校师生反对南迁、反对军训。接着《北斗》、《灯塔》、《《北风》、《激流》、《小朋友园地》等壁报，也纷纷发表文章，揭露敌人的阴谋，其中有《我们是学生，要读书，不去当炮灰》、《我们不是羔羊，不能任人宰割》等。有一篇《弟弟的来信》，以一个受骗上当青年的口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的罪恶，告诫哥哥不要再上当受骗，词情悲愤，深沉感人。训育主任张丹忱到各班级进行“劝说”，要同学们“同仇敌忾，戡乱救国”，受到同学们义正严词的驳斥。地下团支部还通过由团员潘渭兆任主席的学生自治会出面，召集各班级代表讨论，发表声明。吴碧看到学生的激烈反抗情绪，知道阴谋不能得逞，便悄悄溜走了。不久训育主任张丹忱也不辞而别。至此，反对迁校，反对军训，反对当炮灰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三是组织护校，迎接解放，协助接管，奔向新征途。1949年3月，吴碧离校，校长马友三避居常州，学校已处于无人问事的状态，经费无着，600多名师生伙食难以维持。面对这一严重局势，地下团支部根据城工委的指示，布置全体团员和积极分子，通过学生自治会的改选，掌握了学校的实际领导权。接着，地下团支部书记李德愉依照中共武北总支副书记秦谷明的指示，向当地地下党武工队汇报了学校缺粮的紧急状况。经武工队汪明找马友三谈话，要他继续负责维持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从而使粮食问题有所缓解。学生自治会主席王树信组织发动的募捐活动也很有成效，使学生未致断炊流散。
  地下团控制学校后，通过各种方式进一步开展革命宣传教育，排演了《晓风残月》、《禁止小便》、《兄妹开荒》等剧目；教唱革命歌曲，组织大家扭秧歌等，团结同学迎接解放。根据城工委的指示，以地下团支部为核心，建立了护校组织，站岗放哨，防止破坏，负责维护全校师生的正常生活和学习。
  1949年4月1日夜晚，江岸传来阵阵炮声，如同春雷震撼大地。全校师生兴奋无比，高歌欢唱，彻夜不眠。23日，常州武进解放了，地下团支部便与地方人民政府取得联系，及时组织了宣传队、借粮队，到郑陆桥、三河口一带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唱《我们的队伍来了》、《解放军进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协助地方做好新区支援前线的工作。与此同时，由学生自治会出面协助常州军管会进行学校财产物资移交工作。百余名同学当即在常州参加革命，进常州地委青年干部学校短期学习后，分配到政法、文教、财经、部队和农村工作队等部门工作，如杨长禄等爱好文艺的同学直接参加常州地委文化服务团工作。还有一些愿意继续读书的学生，回到家乡分别进入华东军政大学、山东大学等校学习，后分配了工作。至此，鲁一临中地下团组织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