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胶澳日报》：青岛光复后，除上述三报继续出刊外，首先新生的就是王静一（诸城人）纠合几个商专派（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毕业生，在青岛机关、工厂、企业中都有，团结力颇强，谓之商专派）分子所创办的《胶澳日报》。一般人多认为它是属于山东某一个政党的机关报，其实不然。这家报纸在言论方面一直东倒西歪，无可无不可，没有明确的宗旨和坚定的立场。王静一等所以办这个报纸并不是有意于新闻事业，而是想以此为进身之途，挤入统治阶级做官当老爷。当他搞到“胶澳商埠公立职业学校”校长位置后，就把这份报纸弃如敝展。该报主笔崔信初（安邱人）在认识了山东财政厅长杜尚之后，也投笔从宦，跑到财政厅里去当了官。以后，继任社长郑吟谢（诸城人）在谋得青岛货物税局大港分卡的肥缺之后，也说：“我对这个报馆不但不过问，甚至连闻也不愿闻。”随着社长的升官发迹，该报编辑部人员也几乎全部跟到大港分卡去当了官。结果使报馆关门倒闭。
  尽管如此，该报自一九二三年成立起，至一九二七年倒闭止，在短短不到五年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可以令人追述的事迹，这在青岛报界史上是比较特殊的。
  《胶澳日报》每日出刊一大张半。我在那里是负责编辑各地新闻版，主编副刊——“海啸”——的是严恨余（江苏吴县人，跛一足，都叫他严瘸子，后来听说他是到青岛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编辑部里的人们，都和社长、经理有亲故关系，只有我和严恨余是外来户。我的待遇是只供食宿，不给薪金；对严恨余则连食也不管，只供住宿。
  严恨余艰苦朴素，常爱和一些劳动人民呼兄唤弟，因此，同事们都瞧不起他，认为他有玷编辑身份。他主编的“海啸”副刊，经常转载革命先烈瞿秋白同志的作品，很受一些青年读者的欢迎。记得他曾对我说：“报社方面剥削我们的劳动力；我们就利用它的篇幅来讲讲话，两不吃亏。”在当时，我只认为他是不满现实的进步青年，却没有想到他是个共产党员。
  与此同时，我也不甘寂寞，也想利用报纸的篇幅来讲讲话，但我所搞的一套却和严恨余绝对不同，他是为了革命，我则是为了保存所谓“国粹”和提倡旧文学。我拉拢了一批所谓“名宿硕彦”的老家伙，如：易振声、杜星曹（都是广东人）、王甸南（福山人）、王卓泉（崂山县人）、陈明侯（昌邑人）、刘费卿（潍县人）、叶逸之（日照人）、李星若（诸城人）及苟孟龙（崂山县人）等，共同组织了一个“涛声社”，公推易振声（名扬远，曾任袁世凯抚鲁时的翻译官及胶县、高唐、蓬莱县知事）为社长，发行《涛声周刊》。该刊内容完全是各体旧诗、词、赋及文言文，我任主编，并由我介绍了青岛市莒县路图书馆职员姬铁梅担任校对。这个周刊每周借《胶澳日报》副刊的地位发刊一天，不付印刷费，但对印刷工人酬以酒资，纸由我们自购，每次都是将报完全印出后，再给我们专印数百份，以便应付订户——每月每份一角，零售每份三分——惟因过于古香古色，吸收读者的面就不太广，销路也就不很畅旺，出过三期以后，就临时改为新旧大折衷——一半旧文学，一半新文艺——这样，仍然还是挣不回纸钱来，穷措大们又没有闲钱可赔，只得勉强维持到二十八期就自动停刊了！严恨余同志主编的“海啸”副刊和我主编的“涛声周刊”一度曾为《胶澳日报》拉了不少读者，使这份报纸几几乎取得了青岛代表报的地位，但随着《涛声周刊》因不堪亏累而停刊（我脱离报馆，另到济南谋生），严恨余同志又在孤立的状态下被同事们挤走（不知去向），《海啸副刊》立刻改变了面貌，于是整个报纸又恢复了以前的老样子。如前所述，到一九二七年夏季，社长郑吟谢谋得青岛货物税局大港分卡主任的肥缺后，把编辑人员带走，又因利害冲突与几个股东打了一场官司，这个报馆就宣告倒闭了。股东之一的郑宾贤带着大部分印刷机件合并于《正报》，而《胶澳日报》这个报头也被郑吟谢卖给办胶澳通讯社的陈无我，改出了四开小报。
  2.《公民报》：这家报馆是比较有政治背景的。当一九二三年间，广东军阀陈炯明和北洋军阀勾勾搭搭的时候，就想在北方办一个报或收买一个报，以便加强对直系曹锟、吴佩孚的联络，以后经刘大同设计擘画，就在青岛创办了这家报馆。
  刘大同号芝叟，诸城人，早年留学日本，是老同盟会员，经常以山东名流的姿态遨游广东各地，陈炯明和滇桂军阀都对他很好。陈炯明拉拢直系军阀、温树德率领海军北归、刘志陆率部投靠张宗昌等，据说都与他有关。他在青岛有很多房产，联络面也相当广。
  这家报馆在温树德率海军北归后就酝酿筹备了，但发刊日期却比较晚一些。社长兼经理刘祖谦（广东人）、主笔胡信之（北京人）。胡是个思想比较进步的人，反对他的人们说他是“惟恐天下不乱派”。公民报发刊不久，就被所谓地方派的《中国青岛报》所嫉视。《中国青岛报》社长伊筱农首先向胡信之挑衅、打笔仗，并且越来越凶，直闹到互骂祖宗、互揭阴私。但笔墨笨拙的伊筱农不是胡信之的敌手，只得跑向另一家地方派报馆——胶东新报——去搬兵求救，他恳托胶东新报编辑赵仲全（安丘县人，长赋词，染有很深的鸦片嗜好，最后困难而死）代作了一篇四六骈体《讨狐（胡）记》向胡进攻。由于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一般人都爱看，这才撑住了门面，挽回了颓势，事后据闻伊筱农对赵仲全的报酬，仅是三个大烟泡，约值一元二角钱。
  “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以后，激起了青岛市工人、学生等的反帝怒火，《公民报》对于工人、学生及其它各阶层人民的反帝爱国行动，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它每日刊登有关反帝爱国运动的一切消息，并不断为此发表社论、短评。主笔胡信之更是一个活跃人物，他一天到晚，不辞辛苦地跑来跑去，到处进行采访联络。当时我是学界领导人之一，也是各界联合会的副会长，自然也就成了他所联络的主要对象之一，因而我和他的接触，也就比较密切而频繁。
  住了不久，军阀张宗昌带着许多随从人员，由济南来到青岛，商会会长隋石卿为了献媚当轴，就在日人开设的大辰旅馆（今市立医院西邻）盛筵招待，一夜之间花了五千元钱的招待费，按当日的物价来说，这笔款的数字是相当可观的。
  第二天，胡信之即在报上发表了一段短评，大意是说：“在五卅运动中，为了援助罢工同胞，商会不肯一破悭囊，而为了献媚当轴，却肯一夜花去五千元，再说正在抵制日货的高潮中，中国人自开的大酒楼大饭店有的是，都不去照顾，而却把五千元巨款花到日本旅馆……”这不过是实事求是的泛泛评论，但在当天晚上，我和同学许兴业（各联纠查团长）见到他时，他却说“隋石卿已在张宗昌面前告了他，有人透信，叫他提高警惕”，我和许兴业也都劝他暂时躲避一下，并有“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之语，胡听了并不在乎，只是激昂慷慨地说：“我是赤脚的，不怕穿鞋的，”谁知次日清早，就被张宗昌的大舅子袁致和（山东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逮捕了去，住了两天，就与四方机厂工人王仑（据说即李慰农烈士）一同绑赴团岛刑场被杀害了！与此同时，《公民报》馆也被封闭了，社长刘祖谦也被逮捕了，据说以后由于老病，死于狱中，这份颇为人心所向的报纸也就此结束了。
  3.《胶澳日报》：这家报社是由胶澳通讯改组的，社长陈无我（惠民人）是青岛报界流氓之一。
  一九二三年夏间，他还是个土头土脑的青年，据说才从乡下到青岛。半年以后，居然穿上了西装革履、办起新闻通讯社来了。他的名片上印有“陈无我”三字。而且还有三个官衔：一、代理齐河县知事；二、青岛市民促进会会长；三、东亚胶澳通讯社社长。
  一九二五年我进《胶澳日报》以后，接触了他所提供的新闻稿件，每段新闻之前，总是冠以“东亚”两字，而新闻内容却多半是望风捕影的东西，各报都不采用，间有可用者，也必须先把东亚二字给抹了去。他的稿子都是油印机印的，稿后总是附有象本社日记一类的几句话，如陈社长在会客室接见了某人，陈社长在印刷部及编辑部干了某事还有内收发、外收发等等。看来，这个通讯社很象是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大机构，其实它只是一间屋子，和一张桌子、两瓶墨水及几张纸。放墨水和纸的桌子，名为“编辑部”，搁置油印机的地方，名为“印刷部”，摆着茶壶茶碗的地方，名为“会客室”，放床铺的地方名为“寝室”，放饭橱的地方则名日“餐厅”。满屋弄得花里胡哨，令人看见如坠五里雾中。从社长、编辑、采访记者，印刷工人、送稿员、炊事员，以至于倒痰盂、提夜壶等全由他一人兼而干之，别无助手，所谓“东亚胶澳通讯社”者，只此而已。有人说他是滑天下之大稽，也有人说他是神经病者，但他并没有病。
  陈无我收藏了中国南北各大专学校历年的同学录。他对于收集这类印刷品，曾下过相当大的功夫，据说他收藏这些东西，对他的“事业”很有好处：青岛大小机关，每逢有一位长官莅新，陈无我总是穷日夜之力翻阅这些同学录，一旦被他查到新长官的学历，他就冒充其同学前往招摇撞骗，次数一多也就逐渐发迹了。
  一九二九年秋《胶澳日报》倒闭后，他便买去这个报头，发刊了一份四开小报，但内容极其鄙陋，并有所谓“琴岗无线电”一栏，所载全是些猥亵不堪的下流琐闻。
  陈无我极善于吹牛拍马、招摇撞骗，因而到青岛仅四五年的时间，便由穷变富，居然自建了一座很漂亮的楼房，买上了一辆最新式的福特流线型小卧车（那时青岛报人中还没有第二份），并娶了两个摩登老婆，挤进了资产阶级的行列。
  “七七”事变以后，沈鸿烈于当年除夕率部撤退，青岛陷于无政府状态，住了数日，由暂时维持秩序的万国商团，把日本海军欢迎了来。
  此时，陈无我改刊的《大东亚报》遍贴街头，满版没有别的都是“皇军这、皇军那……”简直不象一张中国的报纸。尽管如此，敌人也没有让他办下去，仅仅出了数日，就被勒令停刊了。
  4.《平民白话报》：社长张乐古（即墨县人），基督教徒，也是青岛报界的流氓之一，原在烟台英商仁德洋行当仆役，又在毓璜顶开果木园，以后亏累不堪，在烟台无立足之地，于一九二六年夏间跑到青岛，在诱得湖南路模范小学校长鄷洗元（前《大青岛报》主笔）的信任和支持之后，便办了这个《平民白话报》。该时青岛的报纸全是文言文，唯有他这份报，通篇都是大众化的通俗白话。而且均用老四号字印刷，式样颇有点古里古怪。
  张乐古对青岛新闻界很陌生，最初连印报的地方也找不到，后来找到一个叫李英才（诸城人，前烟台钟声报主笔）的小学教员替他设法，才由《胶澳日报》给他代印，讲明日印五百份，每月印刷费为五十元，如果多印，则每增五百份加印刷费十元，并立有合同，以六个月为期。当时《胶澳日报》的业务负责人，认为象这样小报，能销五百份就算奇迹，对加印一项，并没有仔细考虑。开始印刷数目，确是每天五百份，以后逐渐增加，经过半月，每天竟要印三千份之多。结果搞的《胶澳日报》很狼狈，不仅在经济上受了一些损失，甚至连自己的报也印刷不及时了。
  《平民白话报》所以能销到三千份之多，并不是因为订户特别欢迎，而是张乐古推销的方法与众不同。他穿着漂亮的西服，背着报袋，以社长身份亲自出马，派销对象，是规模最小的成衣铺、理发馆、荐头行、纸烟店、茶炉、小饭摊等。所到之处，先找掌柜的递一张印有“平民白话报社长”上衔的名片给他，然后双膝跪地，俯首叩头，并声言为了两角钱的事。掌柜的疑他是求帮，于是就拿两角钱给他。此时他才站起来说明不是求帮而是来派报的来意，他的三千份报的订户就是这样来的。
  由于他这份报的销路颇广，广告很踊跃，而他对广告费又要的特别贵，因此，三个月以后，自己便购置了全套的印刷机器及铅字，从此就成为一家能够自立的报纸了。一九二八年，济南发生“五三”惨案之后，日军安满师团占据青岛及潍县以东铁路沿线，中国人民在同仇敌忾的情绪下，都对日军恨之刺骨，张乐古认为此机可投，便异想天开地穿上他老婆的衣服，化装为女子于×日晚坐上火车奔赴南京，报纸也自动停了刊，他到南京后，首先拍了许多化装照片，拿着照片，分别去晋谒那时国民党政府的所谓要人，故意扩大事实，说什么“为了攻击日军，几遭捕杀……”并要求那些要人给他写几个字以资鼓励。于是自蒋介石以下，孙科、于右任、戴季陶等各中央委员及简任以上的机关首脑，几乎都有“赠字”，所写无非是“为国干城”、“民之喉舌”之类。
  日军撤退后他返回青岛，首先把《平民白话报》改称为《平民报》，并由一张小报扩充为一张大报。每天都在报上刊登两三张他从南京带回的所谓名人题字，一连刊登了约有半年。那时青岛商民，尚不了解其中情由，看见他的报上每天都有大人物的赠字，都认为他交游广阔，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甚至连地方官吏也都被他吓住了，只要他有所求，十分之八都不予批驳，因此，在此期间他发了一笔很大的横财。
  远在一九三三年间，安清帮分子丁寿三在青岛三江会馆做寿，张乐古趁机拜在丁寿三门下做徒弟，由于他在报界炙手可热，不到几天，就上了大香开了山门随便收徒弟，一年左右，就收罗徒弟一千多个（多为地痞流氓之类），至此自觉羽翼丰满，除办报之外，还想经营戏院，那时青岛戏院，只有平度路大舞台（今永安大戏院，老板段宝义）规模最大，于是张乐古便想将段宝义挤走，后来段找到上海某报（似是新闻报）驻青记者林飞（杭州人），与张乐古展开笔战，竟至对簿公庭难解难分，张乐古因笔战不能迅速取胜，便又指使其徒弟邹耀亭，对林飞行刺，而邹耀亭行刺未成又被逮捕，直到“七七”事变方才出狱。
  张乐古与陈无我都是青岛报界的流氓，陈无我以“同学录”起家，张乐古以“要人赠词”发迹，都是靠欺骗发家的，沈鸿烈任青岛市市长的时候，特别赏识这两个东西。他们俩人之间，也有很深的矛盾，“七七”事变后，张乐古逃到汉口、重庆，受不了困顿之苦，曾三番二次托人在青岛向敌伪拉拢，想跑回来参加汉奸队，都遭到陈无我的破坏。日寇投降之后，张乐古以国民党参政员的身份，多次叫嚷“逮捕汉奸陈无我”，因为一直没有办到，也就不了了之。
  5.《青岛时报》：这是由国民党系统的高秉坊（博山人，后为孔祥熙的亲信之一）怂恿青岛农林事务所所长凌道扬（广东人，留美生）创办的汉、英文分刊的报纸，汉文报叫《青岛时报》，由李青选（博山人，后为孔祥熙的秘书）负责编辑，英文报叫《青岛泰晤士报》，由凌道扬的兄弟凌达扬（时为青岛大学教授）负责编辑，凌道扬担任社长。约于一九二四年秋天发刊。一九二五年《公民报》主笔胡信之被张宗昌杀害之后，该报负责人高秉坊，深惧军阀淫威加到自己头上，就将报社全部事务交由英国流氓士大贵管理经营，从此，该报即变为士大贵个人的私产。一九二七年间，曾在该报当过编辑的尹朴斋（日照人），因包干《胶东新报》赚了几个钱，又募集了一部分股金，商得士大贵的同意，将汉文报（《青岛时报》）顶了出来，尹朴斋自任社长，继续出刊。其初，只是以营利为目的，并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但尹朴斋是野心家，不仅要大发横财，还想以报纸作资本插足政治，于是谁收买他就和谁结合。据我所知，他曾接受过巨匪刘桂棠（即刘黑七）的若干津贴，和刘志陆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他的公馆几乎成了刘志陆部的驻青办事处。
  《青岛时报》还办了一家“醒民印刷局”，表面看来，似乎报社与印刷局是各自为政，而实际上则同在一处营业，完全是一家。这种情况，几乎是青岛各报所共有的。如前之《胶澳日报》与胶澳印刷局，后之《青岛民报》与华丰印刷局等，都是如此。原因是：在军阀时代，私人办报极不容易，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封闭没收，如果把报社、印刷局分别开来，遇事就有闪展腾挪的余地而不受牵累。上述的《公民报》没这样干，所以在胡信之被逮之同时，报社的全部资产也同归于尽。
  由于尹朴斋手腕灵敏，所以这家报馆很快就发展起来，一九三五年又在潍县开辟了《青岛时报潍县版》。到蒋介石的势力浸没青岛之后，《青岛时报》即与《正报》同登了青岛代表报的地位。直到“七七”事变沈鸿烈率部撤退前夕，他才将报纸停刊，收拾重要资财逃跑，日本投降后，他又返回青岛，捏造事实索回了一笔为数可观的赔偿物资，重行出刊。
  6.《正报》：这个报约在一九二六年冬或一九二七年春发刊，创办人兼社长是吴炳宸（平度人），完全是招募股资以营利为目的的，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也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吴本人除在排字房里计划版面的美观，和到营业部里筹划发展业务以外，特别注意编辑部的工作。他虽然文化不高，却还知好歹，在一般报人中，还算是一个比较正派的人。
  随着这个报纸的发刊，青岛报界的风气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以前各报都不管报纸的内容如何，只计较广告的多寡，但内容不好，销路不畅，招揽广告就有很大的困难，而且也影响到报社的收入。吴炳宸见到这一点，就特别注意争取读者，以扩展销路。尔时国民党报——《国民日报》——已有专责采访的外勤记者，于是他也添聘了三个外勤记者，分赴各机关采访本市新闻。此外他感到仅靠国民党中央社电讯，不足以充实内容，便又购置了无线电收报机，收集各方面的新闻报道。他为了丰富副刊，又拨出一笔比较优厚的稿费来收买质量较高的文艺作品。关于这一点，在青岛来说，也是创举，因为在此以前，青岛各报对于副刊，只有剪稿拉稿而向无买稿之例。拉稿，是预约几个有写作能力的人吃顿饭，并分别赠阅一份本报，而请他们帮忙供稿。但这种办法，往往不济事，常闹稿荒，纵然有所投供，也往往是些琐碎敷衍而仅可补白的东西，抓不住读者。
  吴炳宸的这些措施，使《正报》很快改变了面貌，开办不久便销路大畅，到一九三四年以后，该报刊发行数量就突破了万份，这在青岛是破天荒之举。由于《正报》的变法图强，而与之势均力敌的《青岛时报》，也不得不改变作风，急起直追，其它比较有条件的各报，自然也就纷纷效尤勉力以赴，于是青岛报界，便展开了对读者的争夺战，直到“七七”事变为止。
  该时青岛各报，能和《正报》竞争的，只有《青岛时报》，其它各报还是望尘莫及。然而《青岛时报》尹朴斋吝啬成性，远不及《正报》的吴炳宸大方豁达，《青岛时报》编辑人员的薪给，也比《正报》低差很多。《青岛时报》虽拥有两个副刊，而规定的稿费则少得可怜。记得有一次，副刊编辑姬铁梅与尹朴斋谈到副刊稿费问题时，尹朴斋说：“咱发表了他的稿子，不向他要钱就好了，还得给他钱吗？”一时传为笑话。由于尹、吴二人的性情不同，所以自始至终，《青岛时报》总是赶不上《正报》发达。青岛沦陷前，《正报》停刊，吴炳宸回了原籍平度，因病而死，日本投降后，张乐古、尹朴斋等都跑回青岛来纷纷复刊，《正报》几个股东，也曾一度倡议复刊，后来因故搁置，遂作罢。
  7.《民报》：这是国民党系统的一家报纸，社长是周达诰，经理是王景西（黄县人，大地主）。在此以前，他们曾搞了个《青风报》，出刊不久就倒闭了。以后，他们又把《民报》改为《晨报》，社长改为王景西，一直出到“七七”事变。无论《民报》也好，《晨报》也好，一直都是营业不振，销路不畅，在青岛报界中的地位，仅算滥竽充数，不值一提。
  8.《新鲁日报》：这是张宗昌自己创办的官府机关报，虽然是在济南发刊的，但在青岛设有分社，规模庞大，强派强销，到处都充满了这份报纸。同时它还附设了一个《新鲁通讯社》，控制了青岛所有报馆的新闻报道。张宗昌的参谋长金寿良兼任这两个机构的社长。与此同时，张宗昌还在警察厅内附设一个新闻检查处，逐日检查各报成版的大样，如果认为那一段新闻不适当，即勒令撤销。他们这样做给各报馆造成了许多麻烦，有的报馆不堪其扰，就想出了一个消极抵抗的办法，对所撤去的新闻不予填补，只于同一地方排上“奉令撤销”四字，付印照发。后来新闻检查处不许可，于是又干脆把所撤之处完全打上空，因此，该时青岛报纸上就经常出现一块块的空白地方。用这种办法敷衍旧军阀张宗昌还可以，到蒋介石统治时期，就行不通了。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时期，虽然也经常有被撤销的新闻，但报纸上却绝对不准有空白之处。我刚干《青岛健报》总编辑的时候，偶然想玩弄一下“空白抵抗”的故技，就受到社长董鸿烈的责斥，竟差一点被刘安祺给捉了去。9.《胶东午报》：社长王奉之（长清县人）是安福系艾云生门下的羽翼，他跑到青岛来筹了几个钱，于一九二六年秋间就冒冒失失地发刊了这个四开小报，由日本《胶东新报》社代印。但由于资本不充足，条件太差，延续了不到五个月即赔累不堪，于是只得丢下一切，潜逃无踪。这个破烂摊子，又由安清帮分子梁焕章（广东人）接办，出了不到两个月也关门倒闭。
  除以上所列九报之外，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中间，还先后出现过几家小报。即：隋干臣（牟平人）所办的《码头快报》，专登商业行情，偶带新闻，出刊仅半年。韩慎之、尚湘南（诸城人）所办的《新桃源》画报，专门捧坤伶、捧妓女、办“花选”、搞“群芳清唱”等，但由于成本颇大，不够开支，勉力支撑，仅逾四月。李啸林（胶县人）所办的《磊报》，也仅支持了不到一年。这些小报，自己都没有机器，全是找别家报馆代印，也没有多大作用，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