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原名李守瀛，字仙洲。后来用字当名，就叫李仙洲。一八九四年出生在山东省长清县大马头村一个中农的家庭里，今年八十六岁。回顾我的一生，我是怎样从一个普通人、从一名乡村小学教师成为一员颇具名气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呢？后来又是怎样在战争中被俘，在真理的感召下又重新做人的呢？这里面自然有我个人思想演变的过程，也有时代的烙印。我现在简略的写出来，为近代文史资料研究者提供一点活的线索，大概是不无裨益的。
  秘密离家投考军校
  我青年时代正遇上军阀混战的时候，山东受害尤烈，张宗昌率数十万军队入鲁，人民倍受其害。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也伸向山东，与军阀相勾结，为所欲为，广大人民进一步陷入苦难的深渊。我家乡靠近黄河，经常遭受水灾，天灾人祸使我家和其他农户一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我那时虽然找了个小学教员的差事，勉强可以糊口，但心情是郁闷的。
  一九二四年初春的一天，我的一位亲戚和好友孟民言忽然来到我家，悄悄地对我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开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在各地招收学生，学习半年，毕业后当军官，带兵打仗，打军阀和帝国主义，问我是否愿意去。如果愿意他可以作介绍。我听了他的话，似乎看到了希望和光明，我崇敬孙中山先生，认为有了他，我们国家就有办法了。我决心投考黄埔军校，就对个人的前途来说，要比当孩子王吃粉笔末强得多了。可是又想到军阀张宗昌是反对孙先生的，如果让他的军警衙门知道我投了孙先生办的学校，家庭必然受连累，因此踌躇不定。经孟民言一再劝说，我决心铤而走险，秘密离家投考黄埔军校。
  按照孟民言的指点，我既没有和家里人讲明，也没有告知学校，就悄悄地离开了长清。到达济南，住孟民言在济南花店街开设的棉花行。住下后我去王立哉开设的齐鲁书社找王乐平，他告诉我到上海住名利栈，去环龙路四十四号报名。第二天我就到了上海，和李玉堂、李延年、李〓春、项传远、刁步云、何子云、李子玉、于洛东和王叔铭等人一起，在上海大学考试，我和上述等人均被录取。每人发给三十元路费，坐船到广州，有一位杨代表安排我们住旅馆。当时季方是准尉副官，负责接待和照料我们的生活。过了几天又进行一次考试，王柏龄监考，极为严格。我们同来的除何子云外，均被录取。后来何子云去找于右任，被保送入学。
  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一九二四年六月间，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开学。第一期学生共编四个队，我编在第三队第一区队。在开学前后，常听孙中山先生讲话，在开学前准备复试的时候，孙先生每天到中山大学给学生讲课。讲的主要内容，是《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等。我和同学们也来参加听讲。那时孙先生已接受了共产党统一战线主张，实行国共合作，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讲民权主义时，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精神，强调指出：“国民党的民权则为全民所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语句时。我很受感动，对照在军阀张宗昌统治下的山东人民那有半点民主。听到“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也觉得很好。心想孙先生这些主张，如果得以实现，国家统一了，天下太平了，那该多好啊！现在回忆起来，孙先生当年讲话的声音笑貌，尚宛在目前，真是感人至深。在黄埔军校开学后，孙先生常乘小汽艇来给我们讲话。我们热情迎送，孙先生总是挥动白色博士帽含笑点头。他爱憎分明，对军阀、帝国主义极为痛恨，而对学生和广大群众，却是和蔼可亲。当时斯大林支援中国革命，派人送来一部分武器，从海上运到广州，黄埔军校同学去码头卸船，孙先生亲到军校召开晚会，表示欢迎，对斯大林的崇高国际主义精神，表示衷心感谢。
  孙先生全心全意为革命奔忙，为求民族解放、国家统一，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真不愧为革命先驱。毛主席给予高度评价，不是偶然的。还记得孙先生于一九二四年带病由广州去北京的时候，对黄埔军校学生和执信学校学生慷慨激昂的讲话，也是最后一次听他的讲话。孙先生一如既往，从容不迫，幽默地打着手势说：“文学生、武学生、男学生、女学生们：我这次上北京，是凶多吉少。明知凶多吉少，为什么还要去呢？归根到底一句话，我们是革命的。我们为了革命，什么也不怕！”孙先生那种为了革命，不怕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质，使我极为感动。
  我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最值得怀念，使我终生难忘的就是敬爱的周总理了。周总理开始是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来是政治部主任。我当时个子大，站队是排头兵，周总理看到我总是那么亲切热情，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经常给我们讲政治课，阐述革命道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说老实话，我当时也仅是从直观上听到讲的词句清楚明白，至于革命的真正涵义，为什么革命？为谁革命？革谁的命？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并不理解。我只是以一种朴素的爱国心，认为打倒当时卖国军阀就是革命的最终目的，同时也存在着借此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个人目的。所以只能认识出象张宗昌那样的花天酒地的狗肉将军式的旧军阀，就认识不出道貌岸然，张口正心诚意，闭口礼义廉耻，打着革命招牌的新军阀蒋介石。并且由于我一帆风顺，随着地位的日益提高，我对蒋介石的感恩知遇也就愈深，跟着他也就愈紧。我最初冒生命危险，来到黄埔军校，尔后追随蒋介石终于竟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这是我阶级本质所决定，并不是偶然的。
  蒋介石攫取了军校大权作为他起家的资本
  在黄埔军校创办之初，孙中山先生自任监督，廖仲凯先生任党代表，李烈钧任校长，蒋介石任副校长。当时学校经费极为困难，全靠廖仲凯先生大力筹措，有时今天他不送钱来，明天就得饿肚子。蒋介石这个野心家，惯于争权夺利，野心很大，他对副校长的职位不满，负气窜往上海，和孙先生讨价还价。孙先生派邓演达去上海，告诉他如果不回来，就另请别人了：同时给了他黄埔军校校长名义。于是他乖乖地回到广州，从而把持了军校的大权。当我们这一期学生，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结业后，蒋介石瞅准了这个时机，将我们这期学生为骨干，组成了两个团，作为他起家的本钱。蒋介石以黄埔军校校长名义领导这两个团，这两个团的名义就叫做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教导第一团、第二团。第一团团长是何应钦，第二团团长是王柏龄。我编在第一团二营七连任第二排排长，郑凯南任第一排排长，侯镜如任第三排排长，原区队长郭俊当我们的连长。
  蒋介石把这两个团视同珍宝，亲自抓训练，要求很严格。一九二五年二月，这两个团奉命东征，去讨伐陈炯明一伙叛军。队伍行进到淡水，就和陈炯明的一部叛军开了火，把他们赶跑，收复了淡水县城。苏联顾问鲍罗廷给我们讲话予以表扬。记得他以沉重的心情和语调说：“孙中山先生现在北京患病，只有我们多打胜仗，才能治好他的病。”这样来激励士气。当时，蒋介石反动面貌还未暴露，也装模作样的表态，要本着孙中山先生的教导，坚持革命到底，讲得象煞有介事。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完全是在骗人。
  接着去打五华县的叛军。从出发地到五华县城是一百三十里，快速行军一天赶到。恰巧在城外逮住了五华县公安局长，他是出城拉民伕的，于是就动员他去赚开城门。他到了城门下，指着我们的队伍，假称是抓来的民伕。守门的未辨真假，就开了城门。我们一枪未发，就占领了五华县城，解决了全部守城叛军。
  第二天乘胜从五华县城进军兴宁县城。追歼敌人，势如破竹，敌人节节败退，我军节节前进。可是到兴宁以后，刚刚安顿好，就接到通知，为孙中山先生召开追悼大会。这个不幸的消息，震动了人心，人人热泪横流，个个泣不成声。都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英勇杀敌，用实际行动来悼念孙中山先生。
  不久，我军又从兴宁进驻梅县县城。队伍进行整编，两个教导团编成一个旅，何应钦任旅长，刘峙任第一团团长，王柏龄还是第二团团长。这时杨希悯、刘震寰在广州叛变，我们队伍回师广州，讨伐叛军。来到棉湖镇，奉命露营，夜里十二点饭后，继续行军。走了几里路就和叛军接火，打得很激烈。叛军拥有十几个团的兵力，同我们两个营打了一天一夜，郭俊连长，侯镜如排长等都负了伤。我们登上一个山头，当时陈诚当炮兵营长，打了两发炮弹，敌人就全部跑了。我们部队胜利回到了黄埔军校。这次胜利，朱培德部协同作战的功劳是很大的。我军回到广州后，整顿队伍，我被提升为七连连长，驻防佛山。
  我军回师广州以后，陈炯明又纠集残部，妄图反扑。于是又组织第二次东征。我军连同其他部队进攻惠州，守敌很顽强，坚壁死守，城高壕深，很不好打。在我军架梯登城时，敌人用棉花蘸上石油，用火点燃，纷纷投向我攻城人员，烧得站不住脚，不能攀登。李玉堂当敢死队长，冒着枪打、火烧的危险，终于奋勇登上城头，消灭了敌人，占领了惠州。这次战役，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牺牲了许多士兵和一位团长，还有一期同学刁步云等。但是胜利还是鼓舞了士气，对敌人穷追猛打，敌人望风披靡，到一九二五年底，完全战胜了敌人。陈炯明的叛乱被扫平了，我军进驻了潮州。
  我军进驻潮州不久，就将近旧历春节。我萌起回山东老家看看的想法。向何应钦请假，理由是给儿子结婚，何应钦开玩笑说他连儿子还没有呢。准了我一个月的假，在旧历十二月初八，从汕头坐船到上海，经徐州到济南。沿途被张宗昌的驻军盘查刁难，几乎坏了事，好歹回到长清老家。我离家几年，回来一看，家乡被军阀和土匪蹧踏得越发不堪了。生产萧条，百业凋零，满目荒凉，使我心里凉了半截。家里情形也是每况愈下，叫苦连天，不愿我在家久住，怕出意外。我感到十分难过，住了几天就赶快回广州归队。这时，部队集中广州，编为国民革命军，何应钦任第一军军长，下属两个师，王柏龄任第一师师长，刘峙任第二师师长。我被提升为第二师第四团（团长陈继承）第一营营长。
  参加北伐战争
  北伐前的国内形势，一方面由于“五卅”运动后革命民众在反动统治下已不能容忍下去，同时毛主席领导的农民运动已在广东、湖南等省蓬勃兴起，革命军北伐是全国人民所渴望；另一方面，各系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怂恿支持下，已联合起来，准备向广东革命政府进攻。北伐出师，是争取主动，冲破北洋军阀的军事包围的唯一出路。
  一九二六年七月，革命军誓师北伐。这次北伐，蒋介石凭借着黄埔军校这一资本，篡夺了北伐军的领导权，取得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国民革命军共组成八个军，这八个军是：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琛；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我当时担任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团一营少校营长。
  广州誓师后，第四军一部，第五军全部，留守广东；第四军另一部、第七军、第八军全部沿粤汉路北上，直趋武汉，消灭吴佩孚部；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六军由蒋介石亲自指挥去江西，攻击祸害华东五省的孙传芳部。第一军奉命向江西省会南昌进军，我营驻南浔路附近，孙元良团驻守南昌附近一个县城。我们遇上劲敌孙传芳的谢鸿勋部，被打得丢盔卸甲，孙元良失掉阵地，蒋介石要枪毙他，他逃之夭夭，跑往日本。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政治部主任缪斌差一点当了俘虏。
  蒋介石这个常败将军，在江西亲自指挥作战失利。他迫不得已央告李宗仁带着第七军全部自武汉东下，会同第一、第二和第六军并力同敌人作战，才扭转败局，从而进展顺利。第六军欧阳驹师全歼涂家埠之敌，第七军夏威师很快进占瑞昌，敌溃退德安。旋即占领九江，攻克南昌，这时白崇禧进驻南昌。孙传芳狼狈逃往天津，他的残部向浙江溃退。我营在涂家埠住了一个时期，郭俊来当我们的团长，率领我团向浙江追歼残敌。在油埠一带和孙传芳残部激战，郭俊不幸牺牲。我部由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领，沿浙赣线从江西东进。到杭洲与何应钦部会师，经衢州、嘉兴等地去上海。到上海后，我营驻北车站。当时占领上海，实在是一枪未发，这完全是敬爱的周总理组织领导了上海八十万工人武装起义，血战一天半，打垮张宗昌嫡系毕庶澄的守备部队，毕庶澄本人只身逃跑，才造成了那样一个好局面。白崇禧抢夺了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成果，率领部队窃占了上海。蒋介石随即赶到上海，这个过去口口声声不离革命的伪君子，这时早已投入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怀抱，一下子撕下伪装，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叛变了革命。我那时已为蒋介石所笼络，跟他走上一条道路，从此也就愈陷愈深了。
  蒋介石的洋奴丑恶嘴脸
  记得我们到上海后，蒋介石就导演了一出民族屈辱的丑剧。当时他住在上海龙华车站，一天晚上他召集营长以上的军官会议。我们去开会必须经过法租界，蒋介石下令，凡是去开会的军官必须行经外国租界的，不准穿军装，必须换上便衣，不准携带自卫武器，必须徒手通过等等。我是亲尝这一民族屈辱滋味的一个，今天回想起来，真使我又愧又恨。
  同时，还有一桩蒋介石亲自导演的民族屈辱事件，也是我所亲历。事情是这样，我营住上海不久，就奉命开往常熟一带驻防。我营沿长江一带布防，防线延长三、四十华里。英帝国主义军舰紫石英号，无故向我阵地打炮挑衅，蒋介石竟下令不准还击。终于使紫石英号扬长而去，这又是蒋介石惧外、媚外的一条铁证。
  蒋介石与“五三”惨案
  蒋介石于“四·一二”背叛革命后，为了争夺地盘，北上攻打张作霖，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五日在南京誓师，进行所谓继续“北伐”的动员。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及其两翼向北推进。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沿京汉铁路北上。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主力经正太铁路趋京汉路与第二集团军会合，一部进出绥远、察哈尔，起牵制作用。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随第一集团军跟进。
  一九二八年四月九日，第一集团军发起全线总攻。第一集团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刘峙，指挥王均的第三军，缪培南的第四军，顾祝同的第九军，杨胜治的第十军和贺耀祖的四十军，由徐州北进，担任津浦路正面进攻。曹万顺的第十七军，陈焯的二十六军，夏斗寅的二十七军，金汉鼎的三十一军和陈调元的三十七军，进攻临沂、沂水，直趋胶济线为右翼。第四军团总指挥方振武，率阮玄武的三十四军，鲍刚的四十一军，高桂滋的四十七军和佘念慈的独立骑兵师，沿鱼台、金乡进攻济宁为左翼。三路齐头并进，沿途各自击退当面奉鲁军阀张宗昌、孙传芳的抵抗，四月三十日对济南发起总攻。是日夜半，张宗昌、孙传芳退过黄河，率部北窜。五月一日拂晓，贺耀祖部和方振武部首先占领济南。刘峙随后也进了城，他的总指挥部设在珍珠泉旧督署。
  当时我是第一军教导团团长，该团第一营作为军团部的警卫部队，随刘峙行动，我率二、三营在崮山车站，守卫蒋介石在列车上的总司令部。五月一日下午，钢甲车第二队队长（姓名失记），乘钢甲车由济南到崮山，由我领着去见蒋介石报告说，我军已经占领济南，刘总指挥驻在旧督署。蒋介石就问我：“我到济南住那里？”我说：“住铁路宾馆好。于是蒋介石对我说：“好，那我就坐专车去济南，你们有车坐车，无车徒步跟进。”结果，蒋介石并未进城，停留在党家庄车站。
  日本帝国主义得到山东方面军阀失利的情报以后，为了维护其豢养多年的走狗张作霖在关内垂危的反动统治，借口保护在济日侨，先从天津调来一个步兵中队，接着又派第六师团从青岛开到济南，蓄意寻衅闹事。五月二日，我率二、三两营由崮山徒步行军到达济南，路经商埠时，看到日本侵略军在各马路口用沙包垒成工事，敷设电网，架设机枪，并有骑兵队在马路上来回巡逻。我进城后，团部驻在第一中学。五月三日上午，我到按察司街南口去看望老上司马良（他任济南镇守使时曾办武术传习所，我在该所学习过），马良对我说，蒋介石事先和他没联系，如果有联系，则张宗昌的队伍可以留下很多，现在只留下了一个旅（即刘珍年部）。此时，有人给马良来电话，说是商埠的日军开火了！我闻讯后，立即去见刘峙。刘峙命我派部队到大街上一面警戒，一面维持秩序。商埠方面的枪炮声越来越稠密，越来越激烈，越来越逼近城区。光是五月三日这一天，日本侵略军屠杀我国军民达四千余人，并惨杀我国外交特派员蔡公时，而我军却奉蒋介石之命不准还击。原驻商埠一带的我军退入城内时，日军跟踪进入圩子墙城关一带，并且在顺河街、西城根各街放火，特别是西城根那条街上的居民，全被打死、杀死、烧死，有的妇女被强奸投河溺死，无一幸存。事后因这条街受害最大，死人最多最惨，全部建筑尽成焦土，改名为“五三街”，以志沉痛的国耻。刘峙鉴于城内不安全，于五月五日移住城南演武厅，我的团部也移到城南测量局。五月七日夜半，刘峙找我，一见面，他就把一张蒋介石的亲笔手令给我看，上面写着：“以十二万分的忍让，我军撤出济南，不要上日军的当——阻止北伐。”蒋介石为了贯彻他那“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为了完成他那所谓“北伐”事业，先要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领土要求，遂于五月八日下令他的第一集团军迅速撤出济南。他命令第一、三、四、九、十、十七、二十七军立即南撤泰安；第二十六、三十一军渡过黄河，向北挺进；第三十四、三十七、四十、四十一、四十七军和独立骑兵师放弃济南，绕道“北伐”。
  在“五三”惨案事件中，日本帝国主义出兵济南，加上所谓日侨义勇团、便衣队、特务和浪人等，总共不过三万多人。而在济南的蒋军却有十四、五个军之多，一个军少说也有两万人，总兵力不下三十万众，难道说三十万众打不了三万之敌？而蒋介石却为了争夺地盘，一任国土沦丧，不顾生灵涂炭，丧心病狂，以至于斯！
  蒋军的腐朽堕落
  一九二九年春的一个星期六下午，蒋介石身穿长袍大褂带着宋美龄，到苏州游逛，并到“老五团”营房视察驻军第三师。营门卫兵不认识穿着便衣的蒋介石夫妇，上前拦阻，不让进营。经蒋的随从人员说明后，卫兵一听是蒋总司令，吓得连忙趴到地上磕头不迭。蒋介石目睹这种洋相，早已憋了一肚子气。及至到了营内，巡视一周，不见一个中、上级军官。询知师、旅、团、营长们都到上海过周末玩乐去了。蒋介石一怒之下，把这个师的师、旅、团长统统撤换了。师长钱大钧换成了毛炳文，第九旅旅长换成了韩德勤。当时我在徐州刘峙的第一师徐庭瑶的第一旅当副旅长，蒋介石命我接替第三师第九旅的十三团团长，说是要我整顿这个腐败的队伍。同时，蒋介石命第三师离开距上海咫尺之地的苏州，调驻徐州。
  一九三○年五月初，我国军阀混战史上最大的一次混战“中原大战”打响了。蒋军第三师即由砀山向西进攻，在陇海线上拉锯式地打了半年，最后战事以“冯、阎”失败而告终。第三师同蒋军其他许多军、师，以“得胜”之师麕集于郑州及其附近。将骄兵惰，得意忘形，尤其是高级军官，肆无忌惮地争逐嬉娱，狂嫖滥赌，花天酒地，过着极端腐化堕落糜烂不堪的生活。“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其军纪之败坏，简直无法形容。而蒋介石和当时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郑州行营主任”何应钦，却对此视若无睹，听之任之而不加过问。这和张勋的辫子兵打开南京时“大放假三天”的作法，如出一辙。
  蒋介石纵容部下涂炭生民
  “中原大战”结束不久，蒋军第三师由郑州调驻陕西华阴。“九·一八”事变后，该师由华阴东调洛阳。旋由第一军军长陈继承指挥该师和其他四、五个师，进犯大别山苏区。当时第三师师长是李玉堂，我是该师第九旅旅长。那时候，蒋介石光管打仗，不管补给，给养无着。陈继承打电报给蒋介石，请求设置兵站。蒋介石复电说：“你们那里有稻谷可吃，若在东北，连稻谷也吃不上。”意思是不设兵站，你们自己随便办。这样一来，官兵们只好到老百姓家里要粮，要不到就抢，抢不到就放火烧房。当时田里的稻子将熟未割，大兵们在家里抢不到，就到田里去抢，官兵们饿急了，来不及碾米，就把稻谷炒熟或火燎来充饥。蒋军在大别山苏区进行了梳篦式的反复“扫荡”，并未遇到红军，于是见人就逮，我旅为了邀功取宠，也在山里搜寻逮捕老弱妇孺五、六十人，当作俘虏，解送师部，师部转解军部，军部把他们交给黄安县政府处理。以后黄安县政府如何处理，不得而知。当时蒋介石曾命令把苏区群众的房子全部烧掉，这一条我没有执行。我见到几个蒋军的兵堆上柴草要烧一所民房，一个老太太发誓烧死也不出来，我就制止那些兵，没有烧那房子。因此还受到了上级的斥责，说我干的不彻底。
  蒋介石吞掉刘珍年
  一九三○年夏，蒋军第三师由河南调到江西抚州（临川），参加反共战争。当时蒋介石正在抚州。我带着第三师第九旅到达抚州的当天晚上去见他。他略问部队情况之后，对我说：“你们归陈诚指挥。”当时先在座的有二十一师第三旅旅长张鸾吉。张辞出后，蒋介石又对我说：“你到二十一师去当副师长好吗？”我说：“我愿当旅长在前方打仗，不愿当副师长蹲在后方。”蒋介石说：“二十一师的官兵都是你们北方人，兵员充实，人强马壮，这支部队很不错，你去吧！嗯？”他见我不吱声，随即又说：“我不勉强你，你考虑考虑好了。”我回到旅部，反复思索之后，我明白了蒋介石的意图。第二天他又召见我，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校长一定要我去，我就服从命令。”
  二十一师师长刘珍年，河北南宫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颇有才干，而桀骜不驯。原为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方永昌的旅长。一九二八年春，直鲁联军败退时，刘珍年率部脱离方永昌，以牟平为基地，招兵买马，扩充势力，集众数万，霸占胶东十余县，形成一个“独立王国”。有势力就有官做，蒋介石遂把刘珍年编为蒋军第二十一师，辖步兵三旅（九个团），和骑兵、炮兵各一团，工程兵、辎重兵各一营及师直属诸部队；武器装备也都不错，战斗力相当强。韩复榘接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但刘珍年照旧把持胶东各县的民政财政，根本不买韩复榘的账。韩复榘要求蒋介石把刘珍年部调离山东，而蒋介石却利用刘珍年这颗钉子防止韩复榘“坐大”，而对韩的要求相应不理。韩复榘忍无可忍，遂派军长曹福林指挥所部，向刘珍年的防地掖县、莱阳一带进攻。刘珍年采取深挖壕、高筑墙、坚守城池的战术，韩复榘的部队，屯兵坚城之下，打了一个多月，死伤官兵数以千计，结果，连一座城池也未攻克。军阀争夺地盘，人民遭了浩劫，全国人民、特别是山东人民，坚决要求停战，和平解决。蒋介石迫不得已，下令刘珍年调驻浙江温州。刘珍年抗不过去，不得不离开胶东。
  二十一师由胶东开拔途中，蒋介石电令刘珍年，把该师骑兵团留在江北。理由是南方多水田，沟渠纵横，骑兵无所施展。这等于削去刘珍年的两只脚，刘珍年当然心怀不满，但亦无可奈何。该师先头部队第三旅进入浙江境内时，蒋介石一面召见旅长张鸾吉，进行分化收买；一面电令刘珍年，着该师第三旅开到抚州，归“南昌行营”直接指挥。该师第三旅是手枪旅，是该师战斗力最强的一个旅。蒋介石这一手，不啻挖了刘珍年的心。当该旅离开二十一师时，刘珍年电告蒋介石说：“张鸾吉叛变了。”意思是要解决这个旅。蒋介石复电说：“他们背叛你，没有背叛我。”刘珍年恨得咬牙切齿，但终不敢下手。刘珍年路过杭州时，浙江省保安司令俞济时奉蒋介石的密令，在宴会席上把刘珍年扣留，解送南昌行营，关押起来。
  刘珍年被扣押后，由该师第一旅旅长梁立柱代理师长。我起初不愿到这个人地两生的杂牌部队里当副师长，后来我明白了蒋介石是要我去抓这支队伍的意图，我就欣然从命了。当我要去时，蒋介石批给我每月三百元现洋的特别费，不作报销。这是作为我拉拢该师官兵之用的。我初到该师时，代理师长梁立柱不理我，并派他的警卫连长监视我，不让我单独接近官兵。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官兵主动的接近我，向我靠拢。旅、团长们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撤换代理师长梁立柱，并由我署名领衔。蒋介石接电后，给我复了一个密电：骂我“糊涂！你怎么在这个电报上列名？”我到南昌参加由各师副师长组成的检阅组，检阅在江西的蒋军各部队时，南昌行营主任顾祝同在宴会后问我：“刘珍年在二十一师官兵的心目中，还有信仰否？”我说：“没有了。”第二天刘珍年就被枪决了。罪名是：“据山东民众控告，刘珍年盘踞山东时纵兵殃民。”这时候，二十一师已从温州调到江西横峰县，归卫立煌指挥。蒋介石一面把梁立柱调到“庐山训练团”去“学习”，一面给卫立煌去电说，闻二十一师的旅、团长们与梁代师长不和，可否以副师长李仙洲任师长？”卫立煌的参谋长郭寄峤，想当这个师的师长。于是，卫立煌对蒋介石复电说：“副师长领头反对师长，而以副师长接任师长，此风万不可开，似以郭寄峤任师长为宜。”蒋介石蓄谋已久地想抓这个师为己有，当然不愿再被一个非嫡系的卫立煌抓去，但也无词批驳，不得已来个折衷的过渡办法：让卫立煌本人暂兼该师师长。一九三四年，卫立煌调驻合肥，二十一师调驻芜湖，卫立煌无法再兼这个师的师长，于是蒋介石明令李仙洲接任师长。至此，蒋介石如愿以偿地把刘珍年的二十一师吞下去了。
  妄图消灭共军
  一九三五年春，二十一师由芜湖开到河南新乡。同年夏，由新乡调到山西晋城，不久又调到汾阳，归汤恩伯指挥，任务是防堵在陕北的人民解放军东渡黄河，北上抗日。同年冬，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和二十一师，进一步调到黄河西岸的绥德、清涧、吴堡一带。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前，蒋介石到了太原，电召我到太原见面。当时汤恩伯的十三军已调往内蒙集宁、二连一带，伪装准备对日作战。我就当面向蒋介石请缨北上杀敌。蒋介石说：“敌人就在你的面前！他们（指共产党军队）只剩下两、三万人，没吃的，没穿的，饥寒交迫，陷于绝境。胡宗南在后面赶，你在前面截，不要多久，就可全部消灭。”我说：“我和胡宗南素无联系，怎样同他联络？”蒋介石说：“由我居间给你们转达好了。”
  蒋介石这样布置，陈诚到太原，指挥向红军进攻，经过长征的红军，更坚强，蒋介石消灭红军的梦想，当然不能实现，蒋介石不准红军抗日，很不得人心。蒋介石作了布置以后，由太原回到洛阳，接着到了西安，发生“双十二”事变，陈诚也慌了手脚，离开了太原，我的军队被调驻黄河两岸。蒋介石妄图消灭红军的迷梦，便彻底告吹。
  消极抗日，保存实力受“奖”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二十一师调到京北居庸关、八达岭一带，复归汤恩伯指挥对日寇作战。打了几天，抵挡不住，败退下来，经五台山、雁门关，退至忻县归郝梦令军长指挥。南槐花之战，歼灭了日寇板垣师团的一个旅团部，郝梦令阵亡了，我也受了重伤，到西安养伤。二十一师也调到河南陕州整补。一九三八年一月，蒋介石在开封收拾了韩复榘之后，又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我由西安去见他，他命二十一师和九十五师（师长罗奇）合编为九十二军，以我为军长仍兼二十一师师长。随后九十二军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在徐州失守时，蒋介石命令九十二军掩护大军撤退。国民党的徐州大撤退，太丢人了。日本兵并没有进攻徐州，只去了四辆坦克把徐州西面黄口的桥炸毁，国民党军便一涌向西南逃窜，一望无边的麦田〓平了，长官部的汽车也扔掉了。当时有人曾开玩笑说：“日本鬼子不用打了，他们看见就笑死了”，九十二军是最后撤退的。蒋介石以为九十二军经此艰巨任务，将被日寇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但是，两天之后，九十二军却全部退到亳州。我打电报给蒋介石报告情况后，蒋介石复电说：“电悉，甚慰。”随后蒋介石的后勤司令俞飞鹏亲自给我送来奖金现洋两万元。打了败仗还“甚慰”，还犒赏。这是什么逻辑？噢！我为蒋介石保存了实力，将来好打共军。
  九十二军入鲁
  一九三八年春，台儿庄战役后，九十二军撤到湖北通城以南的九岭一带。一九三九年秋，何应钦自重庆给我来电说，蒋介石想要我率九十二军到山东去，问我有何意见。我回电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于是蒋介石直接给我来电说：“请弟星夜兼程来渝一叙。”我到重庆见他，他说：“你率九十二军到山东去增援苏鲁战区于学忠总司令。”他又说：“现在的九十二军三个师，除二十一师是北方人以外，那两个师一是四川人，一是广东人，都不适于北方作战。傅立平的一四二师都是河北人，王凌云的七十五师都是河南人，决定把这两个师换给你们。”我问蒋介石：“到山东以后怎么办？”他说：“你听于总司令的指挥好了。”他又说：“据报告，于学忠部的许多团、营部队，常被共军袭击围歼，你们无论行军宿营都要特别注意警戒，严加防范；遇有什么情况，来电报告，我会给你命令。”此时，我完全明白九十二军入鲁的任务了，不是要我打日寇，而是要我打共军，要我破坏国共合作，破坏团结，破坏抗战。至此，蒋介石的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进一步暴露出来了。
  九十二军由通城北开时，原归第六战区指挥的王凌云师，司令长官陈诚坚不让调，因而九十二军只有两个师北进。一九四一年初，九十二军到达皖北阜阳、蒙城，忽奉蒋介石电令，停止北进，暂归在临泉的汤恩伯指挥。以后得知，当时发生了“皖南事变”，九十二军停止入鲁，是为了预防新四军向苏北转移。
  一九四二年二月，我升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仍兼九十二军军长。这年秋天，蒋介石催我入鲁。我命九十二军的一四二师由蒙城出发，经砀山通过陇海铁路，经单县东渡微山湖，越过津浦铁路，到达滕县以东白彦地区，拉拢了土匪刘黑七部，多次进犯解放区，袭击解放军。一九四三年三月，我率九十二军直属部队和二十一师以及由汤恩伯那里临时拨归我指挥的五十六师，从阜阳出发，经砀山、单县到达微山湖以西地区。原拟东渡微山湖，到鲁南地区与苏鲁战区的部队会合，但因日寇在微山湖西岸和津浦路两侧，深沟高垒，增调兵力，防守甚严，多次强渡，均未得手；同时日寇飞机不断轰炸扫射，大部队无法活动，只能是以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昼伏夜出。在此期间，蒋军时常对鲁西南解放区杨勇司令员所指挥的解放军，寻衅闹事，发生冲突。但九十二军终于不能东渡微山湖而陷于困境，眼看无法在山东立足。这年八月，蒋介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下令九十二军同于学忠的五十一军一起撤出山东。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结束，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撤销，我改任徐州绥靖公署济南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更加明目张胆的从事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战争的罪恶活动。
  当济南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
  到抗日战争的末期，我还是担任国民党军的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后，调任济南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成为副职，不直接掌握军队，实际上是降级。被降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蒋介石对我不满；二是积怨于汤恩伯。在抗日战争时，蒋介石派我带兵进入山东，我在鲁西南住了半年，没有抢到地盘，蒋介石令我撤回，入鲁无所得，使蒋介石很不满意。这是被降的主要原因。与汤恩伯积怨，是发生在皖北。当时汤恩伯是苏鲁豫皖边区司令，我的队伍驻在阜阳一带，归他指挥。我在阜阳办了一个驻鲁干部训练班，培训下级军官。这个训练班，实际是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的一个分校，毕业生分到军队里当排长。汤恩伯想培植自己的势力，要夺取这个训练班，这事我早有所闻，当时担任骑兵第二军军长的何柱国，就曾对我透漏消息说，有人要来抓这个训练班了，我也下了决心，谁抓也不放。果然，有天汤恩伯对我说：“训练班我来负责吧！”我说，这个训练班叫我当主任，这是军训部的命令，不能私自出让！就把他顶回去了。汤恩伯没把训练班抢去，怀恨在心，他便想办法抽调我的军队，将我所辖的九十二军调走，把该军的指挥权上交，直接由军事委员会指挥，这是为了削弱我的力量。因为九十二军是我的老本，二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常有调来调去，唯有九十二军我一直不放。汤恩伯拆我的台，我也火了，你调我的兵，我也调你的兵，我就去找军事委员会，指名要汤恩伯所辖的两个军划归我指挥。军事委员会同意了，一个是马励武那个军，另一个军的番号不记得了。这一下汤恩伯真急了，死拖着马励武不让走。军事委员会对汤恩伯无可奈何，这两个军又被汤恩伯夺回去了。我指挥的二十八集团军当时只剩了一个特务营，以后虽指挥过其他军、师，但他们各有后台，实则是别人的军队。所以我到山东以后，二十八集团军的番号便被撤销。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是很严重的；上下级之间，也充满了尔虞我诈。这一场争夺，我败给了汤恩伯。
  抗日战争胜利了，国民党派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到山东来接收。国民党认为李延年是山东人，是个有利条件，但过了两个月还停在徐州，当时我知道李延年是有困难的。李延年在未离重庆时我见到他，问他带谁的队伍入山东，他说带陈大庆那个军。我认为陈大庆他指挥不了，李延年还不相信，说有“老头子”（指蒋介石）的命令，他敢不听！果然陈大庆在苏北，不向北来，李延年蹲在徐州毫无办法，后来改为指挥廖运泽、陈金城两个军，李延年才到了山东。抗战胜利时，二十八集团军驻在汉阴，国民党又将顾锡九一个军，方先觉一个师归我指挥。方先觉这个师，是青年军第一师，蒋伟国当时在该师当营长。方先觉曾领着他去见我一次。当李延年在徐州欲进不能时，蒋介石叫我到重庆去见他，当时我估计有可能叫我带二十八集团军入山东，代替李延年。但我到重庆的第二天，报上登出消息，李延年已从徐州出发。我在重庆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叫我给李延年当副手，我不同意。我问李延年又升了什么官，蒋介石说没有升官，我就说李延年是个副司令长官，我再给他当副的，不就成了副副的了吗？蒋介石感到难以解答，说了声你考虑考虑吧，我就走了。陈诚知道我到重庆去了，请我吃饭，他已知道这件事，也支持我，说不要去。蒋介石知道李延年已从徐州到济南，给李延年派个副手去并无多大必要，也就不提这回事了。李延年带着国民党军进了济南，没多久就被调走了。因为国民党的党政军大员们，到了济南以后，抢房子，占财产，弄得民怨沸腾，老百姓叫他们为“劫收大员”。国民党政府已感到了民忿的可畏，准备将这些接收大员调开，正值国民党的军事机构，有所改变，战区撤销，徐州成立了绥靖公署，派顾祝同为主任，济南成立了第二绥靖区，尚无司令官，便把李延年调回徐州，当绥靖公署的副主任，派王耀武到济南，任第二绥靖区的司令官。这时蒋介石又叫我到重庆去见他，见面后蒋介石叫我到济南第二绥靖区当副司令官。当时我答应了，但是不满意，王耀武是黄埔三期的，叫他当正的，我是黄埔一期的，叫我当副的，很不象话。可是我又想，当个副的清闲一点也好，又加济南的几个军长、师长来电报欢迎我，于是我就“走马上任”了。
  王耀武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资格不如我，我当了副司令官他担心我争夺他的地位，在军事上不少事情不让我知道，对我口称“老大哥”，但敬而远之。其实我无意与他争权，司令部的事我不去过问，他想扩大他的权力，我也不想干涉，这样他就逐渐放心了，而且有时还争取我的支持。有一天他对我讲，他想兼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主席，取代当时的省政府主席何思源。他问我想兼任个什么行政官职，象省府的秘书长，可由我推荐。兼上行政官职，可以多弄些钱，王耀武想以此来拉拢我，换取对他的支持。我不想与他分赃，什么也不干，因为我若兼上那么个职务，反而降低了我的身份，就成了他的下属。但我也不想干涉这件事，这个省府主席的职位，是何思源干还是王耀武兼，与我关系不大。于是王耀武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我带着信见蒋介石，当时室内只有我一人，蒋介石问我，你们已经商量好了吗？我说我不知道，向他表明我不想插手省政府的事。这样国民党政府就把何思源调走了。我不与王耀武分赃，这倒方便了王耀武，因为一说更换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的各派势力都来伸手争官，王耀武让出了两个厅长职位，就应付过去了。我过去一直干国民党的军队，对于军队中的派系斗争，你争我夺的情况，我知道不少，但没有想到，国民党的政府部门，其争夺与倾轧，比军队更激烈，也更复杂。
  在莱芜战役被俘
  一九四七年二月初，国民党军参谋长陈诚，亲自到徐州和新安镇指挥，调集了南线的八个整编师（整编师相当过去的军）、二十个旅（整编后的旅相当于过去的师），自台儿庄、新安镇一带向北，进犯山东解放区的临沂，并命令济南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派两个军由明水、淄川、博山南下策应，以便南北夹击。当时我是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的副司令官，还有一个副司令官丁治盘，他兼任青岛市警备司令，常住青岛，参谋长贺执圭已调任师长，离开了司令部，由谁来带兵南去呢？王耀武便叫副参谋长罗幸理征求我的意见，我本来对司令部的事从不过问，这次却感到难以推却，便同意前去指挥这两个军。于是王耀武派我以副司令官的身份，率领一部分绥靖区的幕僚，组成了前方指挥所，指挥两个军南下。二月十二日，我带领着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的少将处长陶富业、少将高级参谋王为霖，及参谋、电务员、副官等数人，从济南前往博山。当时王耀武决定南去的两个军，是第十二军和整编第四十六师。给十二军下达的任务，是两师开到莱芜，进驻莱芜县城，另一个师进驻在莱芜城北的吐丝口镇，负责维护行军路线交通的安全，掩护南下的部队，并且侦察情况随时具报。十二军原来是东北军，军长霍守义把这支军队看作是他的政治资本，唯恐被解放军消灭，到了莱芜以北十余里的孝义集，就不敢再往前走了，及至侦察到莱芜城里没有解放军时，才派了个高参到城里去，在街上贴了些标语，他却捏造了个假报告，打电报向王耀武告捷，说他已占领了莱芜县城，解放军“闻风而逃”。霍守义虽然发电“告捷”，但内心恐惧，未经请示，就将该军撤回到博山近郊。我到了博山，知道他已将十二军撤回，便到他军部催促。令他带领该军速到指定地点。霍守义才又勉强出发，但他刚刚到了何庄又停止了。我令整编四十六师沿着十二军走的路线南去，及至四十六师到何庄时，霍守义又把他的两个师撤走了，只派了一个师，即新编三十六师驻在吐丝口镇。新编三十六师是刚编成的一个师，不是霍守义的老部队，被消灭与他关系不大，他将这个师扔下，带走了其他两个师。我感到十二军难以指挥，根本不能指望这个军去打仗，便报告王耀武，要求调换，于是换成了第七十三军。七十三军是王耀武的基本队伍，军长韩濬是我在黄埔军校一期的同学，在学校时关系较好，我感到这对我指挥军队是个有利条件，因为国民党的军队，很重视私人关系。整编四十六师，原来是桂系的部队，我与该师师长韩炼成素不相识，他早与共产党有联系，我当时毫无所知。至二月十七日，四十六师到达新泰，七十三军到了莱芜的颜庄，我带领指挥所就在颜庄暂驻。
  当南线的国民党军进攻临沂时，解放军主动地撤离临沂，除留有少数部队阻击外，大部分部队连夜北上，集中在莱芜附近，进行作战部署。但陈诚却捏造战绩，吹嘘第三野战军已被国民党军击败，并打电报给王耀武，说解放军已无力与国民党军作战，正向北面逃跑，要在汶河北面派出一部分部队侧击。二月十九日，王耀武向我转达了这个电报。但根据我派人侦察的情况，与此相反。莱芜的农村里，正忙着烙煎饼，支援解放军，为解放军准备一星期的干粮；又据第二绥靖区的情报，泰安东南发现解放军，已住了两天，还没有行动。这些情况说明了解放军正向莱芜一带集结，而不是向北撤退。事实证明，国民党的估计，完全错误。当进入临沂的国民党军正在吹嘘胜利的时候，解放军已迅速北来，对我所带领的部队形成包围。这件事我在被俘后曾向陈毅司令员说过，他说当时为了打仗，把非战斗人员撤到北面来了，撤退的不是解放军。王耀武虽然向我转达了陈诚的电报，但他却感到有些不妙，便在给我电报的第二天，即二月二十日，电令将七十三军撤至莱芜县城一带，四十六师由新泰撤退到颜庄。我便将指挥所移到莱芜城里，并在县城周围布置防务，准备守城。就在这天夜里，解放军从西门外和城南山地开始了进攻，西门外的进攻相当猛烈，将近拂晓才停止进攻，主动撤离而去。解放军这一天攻打县城虽无进展，却在何庄消灭七十三军的一个师，原来七十三军开到莱芜时，该军的七十七师留在博山，未能同时到达，王耀武令该师师长田君健迅速赶到莱芜归还建制。该师于二十日傍晚行至何庄，受到解放军伏兵的突然袭击，我接到田君健的报告时，已经入夜，我便令七十三军军长韩濬派人往何庄接应，但他认为夜间不能派兵前往，等天明再说，当夜该师就被全部消灭，师长田君健被击毙。次日，王耀武唯恐两个军被解放军分割，急令四十六师从颜庄撤到莱芜与七十三军会合，共同防守，但这已无济于事了。入夜后解放军又从南山、西门进攻，激战一夜，国民党军伤亡惨重；同时，解放军对吐丝口镇的新编三十六师也展开了猛攻，寨子被突破，师长曹振铎向我告急。解放军进攻吐丝口，对我是很大的威胁，若失了吐丝口，便切断了我的退路，而且一大部分弹药粮食存放在那里，若有丢失，军队就难以支撑下去。不过我认为曹振铎有个老毛病，一打仗先叫苦，情势不一定那么严重，便未去支援，令他坚持，并且特别指出，要守住东南角的山头。王耀武也看到退路有被切断的可能，当天晚上即电令我撤回明水。我立即召集韩濬、韩炼成、王为霖、陶富业等会商，都认为应当撤退，韩炼成提出需作一天准备，便决定二十三日撤退。当时这几个人对解放军的兵力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从作战的规模看，解放军只有五、六个师，蒋军还有六个师，人数相当，蒋军的武器好，突围撤走不成问题。我们几个人甚至还幻想着，将一部分军队北撤，再回过头来与后边的部队夹击解放军，打个胜仗再撤回。我们这几个人，对国民党军也作了错误估计，认为解放军到北面来了，南线的蒋军也会跟着来，其实没有向北来，他们认为解放军无力作战，不可能进攻。可见我与幕僚以及南线的蒋军军官，都和蒋介石、陈诚一样，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对解放军的力量则估计不足。这几天都是在莱芜城西城南打仗，北面未受攻击，二十三日早晨，从北面撤出，未遇阻挡。但走了十余里，掩护部队与解放军已开始接触，接着解放军从东西两面发动了进攻，我带的两个军都投入了战斗。蒋军的空军，由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亲自指挥蒋军的飞机，协助地面蒋军作战，战斗很激烈，枪炮声、喊杀声、飞机投弹声响成一片。经过解放军这一猛烈冲杀，战场形势迅速发生了变化，据守城北高地的蒋军撤退了，吐丝口东南的山头被解放军攻下了，蒋军受到四面围攻，被歼已成定局。这时王叔铭在飞机上用无线电话对我讲，包围与进攻的解放军很多，突围已不容易，不如退回莱芜城固守待援，粮食弹药他负责空运供给。因为他是我黄埔军校一期的同学，又是山东同乡，见我不能撤走，劝我原路再回莱芜县城。但我明白，退回城内是不大可能的，纵然剩下点残兵逃回到城里，也守不住，等待蒋军其他部队来支援是没有指望的，不如前往吐丝口与新编三十六师会合，还有突围逃出一部分的希望。但我又估计错了，新编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铎，当解放军集中力量向我这面进攻时，放松了对他的压力，他乘机带着一小部分人逃走，回济南去了。战斗持续到下午，解放军已把我带的蒋军截成了数段，指挥所的人员，各军的师长、团长，我都找不到了，我因腿部受伤，流血过多，头晕的厉害，一下摔倒山沟里去了。至黄昏前，战斗结束，我被解放军战士俘虏，蒋军南下的六万余人全部被歼，除整编四十六师师长韩炼成、新编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铎逃走外，七十七师师长田君健被击毙，其余将领均被生俘，国民党南北夹击解放军的计划完全破产。
  蒋军在莱芜的失败，吓慌了蒋介石，唯恐解放军乘胜攻打济南，当天他飞往济南布置防务。晚上他不敢到济南市里住宿，住在西郊飞机场，准备随时飞逃，可见当时蒋介石的狼狈相。这次莱芜战役，解放军表现了高度的指挥艺术，毅然把进攻临沂的蒋军扔下不打，大部分军队迅速北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北线蒋军六万余人一举全歼，解放军将领这样高的指挥才能，使我不能不佩服。当解放军北上包围莱芜时，陈诚还说解放军已不能作战，要向黄河以北逃跑，令我派兵袭击呢，胡里胡涂如同痴人说梦，怎么能指挥打仗！
  接受教育和改造
  我跟随蒋介石二十多年，相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歪曲宣传，认为自己既已被俘，不可能还有活命，当时就想，杀砍存留由你去吧！但是共产党的政策却不是这样。共产党对于被俘人员，不论是多么大的官，也不论干的是军队、政府、或党务都是一律不杀不辱，不没收个人的财物，并尽上极大的耐心，用上大量的人力财力，争取把俘虏改造成为对人民有用的人。我在被俘时腿部受伤，解放军就先给我治腿，直至完全治好，还派去了服务人员专门照料我的生活。陈毅司令员特别向炊事员交代，说李仙洲是山东人，好吃水饺，愿意吃什么就做什么。过了几天，陈毅司令员亲自来看我，是带着一个新闻记者来的。陈司令员说，听说战士曾经对你不大客气，已经批评了那些战士。我知道他说的是被俘时的情况，当时两军在战场打仗，那种情形是不可免的。况且解放军战士们也不认识我是李仙洲。陈司令员还回忆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到济南与王耀武和平谈判的情形。他对我说，那时国民党的特务很多，行凶是可能的，他就将所坐的汽车，紧跟在王耀武汽车后边，使特务不能得逞。陈司令员一边与我谈话，一边拿起了一个小板凳，放在我那条伤腿的脚下，并嘱咐我说，受伤的腿要垫高一些。后来我每想起这事来，总是很受感动，陈毅司令员是当代名将，我是一个俘虏，他对我却那样的体贴，令人感到很亲切。习仲勋当时担任解放军某部的参谋长，还请我和马励武、周毓英、韩濬等人吃过饭。
  从被俘到特赦以前，大部分时间住在东北。在战犯管理所里，有很好的学习环境，生活条件也比较好。战犯们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不准随意到外边去，但在院子里面可以自由活动。日常生活的内容，主要的有两件事，一是学习，一是劳动，有时也到外边参观。象鞍山钢厂、武汉钢厂、石景山钢厂、天津自行车厂、长江大桥，都去看过，还参观了些人民公社和文化教育单位。学习以自学为主，每天有半天的学习时间，读书看报，如果感到需要，也进行小组座谈讨论。派有干部辅导学习，若有不明白的问题，可向他们请教，他们帮助我们学习都很热情。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使战犯们分清是非，认识国民党，也认识共产党，懂得些革命道理，逐步地转变立场，改恶从善。我们也参加劳动，象种粮食、种菜、修剪果树，或者做服务性的劳动。干什么活，根据各人的身体条件自己选择。能干多少，量力而为，不能干的就不干。劳动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创造财富，是为了叫这些人懂得财富是劳动创造的，改变轻视劳动、贱视劳动者的思想。还为了使我们有机会与劳动人民接触，了解人民群众的感情，这对于我们那些人分辨是非是大有帮助的。我是在农村中长大的，知道些农业生产的事情，在管理所里就当了劳动队长，还管过仓库，种过高粱、向日葵、苘麻，养过小球藻。种这些东西，我们不会，就向农民求教，或是请农民来指导。过去我们看不起农民，也不了解农民，现在能以农民为师，是很大的进步。到各地参观祖国的建设事业，更是极好的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们那些人对于旧中国都很熟悉，蒋介石统治中国多年，没有什么建设，弄得民穷财尽，人人都知道，看到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对比之下，很有说服力。有些人由相信国民党，变成了相信共产党，就是这样变过来的。
  我这样的人，能不能获得释放，起初我认为是不可能的，理由是我不但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与共产党打了多年仗，而且是蒋介石的嫡系，不同于杂牌军的军官。后来又认识到自己跟着蒋介石反对人民，给人民造成了很多灾难，认为人民难以宽恕，释放没有希望，所以共产党虽屡次讲述，只要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就释放，我总是不相信，因而我在前一段的转变是比较慢的。直到一九五九年，见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人获得特赦释放了，我才真正相信了。他们在国民党中官比我大，也都是蒋军的嫡系，事实已证明了我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于是我便积极起来，争取早日释放。果然在第二年我也获得特赦。
  得到特赦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战犯管理所的领导，忽然叫我到一个屋子里。这个屋子布置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有四盆花，并且告诉我叫我准备讲几句话，我问是什么事？领导不说明，只叫我思想有个准备。我当时茫然不解。原来是最高人民法院来向我宣布特赦释放，并宣布释放后给予公民权，还发给了服装行李及一部分零用钱。当我接到释放证，心情真是激动万分，一方面感谢共产党对我的宽大，一方面为我即将与离别十余年的家人团聚而高兴。当时我向领导表示了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我特赦释放的感激心情，也表示回到社会上仍将努力学习，加强改造，为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随后即由北京市民政局的王旭东主任、殷兆玉秘书将我们被特赦的十余人，用车送到北京崇文门崇内旅馆住下。当时适值北京正在进行普选，第二天即有街道干部来向我们说，“你们特赦后，已有了公民权，现在就请你们参加本区的普选。”并发给了选民证和选票。我们一经释放立即获得行使民主权利的机会而欣喜万分，随即到选举场参加了普选投票。我嗣后在北京参观了许多工厂及十三陵水库，又到外地参观了天津飞鸽自行车厂、鞍钢、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长江大桥等，前后历时近两个月。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生产建设的新面貌，同国民党统治时期比起来，真是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主义祖国前程远大，使我心情更加舒畅，更增加了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予我新生的感激之情。参观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特赦释放人员凡大陆有家的都回到家乡安置，大陆无家的可以按个人志愿到有亲属的地方，没有依靠的留在北京。我由于家属住在济南，在一九六一年春节前回济，与分别十余年的家人团聚，欢度获释后的第一个春节。
  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在我们那一批特赦释放期间，正值周总理出国访问，没有能受到总理的接见。我回到济南在春节后的一天，忽然接到山东省委统战部的通知，叫我即日前往北京，说是周总理已经回国，要接见我。并给我买好卧铺票，我当即乘车到达北京，仍住崇内旅馆。第二天总理派车将我接到他的家里。当天总理邀约的客人不少，坐了三桌，客人中有国家领导人如陈毅部长，还有前一批被特赦释放的王耀武、杜聿明等人。总理让我坐在他的身边，亲切地同我交谈，对我释放后的生活安置等情况问得很详细，甚至对我缺少的物品都考虑到了，吩咐办事人员与我一一置备。由于总理曾在黄埔军校任教，我因此称总理为老师，而总理异常谦虚称我为“李大哥”。总理对我说“黄埔一期五百多学生，我就记得你和曾扩情两人，因为你们俩年龄比较大。”我说还有比我们大的某某等，总理说“那我都不记得了”。我又说：“学生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二十多年，辜负了老师的教导，惹老师生气。”总理说：“生什么气！你要晓得这就是阶级斗争。”总理因知道我是山东人，特别做的水饺。在席间总理谈笑风生，频频举杯劝酒，并说：“李大哥，不喝甜酒，叫他喝茅台。”国家最高领导人，对我们这些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们，经过改造、稍有进步，不但予以宽大释放，还这么关心我们，亲切的接待我们。共产党所说“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真是言行一致。饭后辞别总理时，总理又很恳切地对我说：“共产党是统一的，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地方领导，解决不了的，可以给我写信。”我说：“现在政府对我在各方面的照顾都很周到了，老师为国家大事日夜操劳，学生那能为个人小事来打扰老师”。这次周总理对我亲切的接见，长久铭记在我的心中，激励着我更加努力地学习改造，争取为人民作些有益的工作。后来一九七五年我到北京参加纪念“二·二八”台湾人民起义座谈会，那时，周总理已有病住院，在中央统战部招待我们的宴会上，我曾提出我既想亲自去看望总理，又考虑总理有病住院，还带病为国家操劳，去了又怕影响总理休息。统战部负责人说：“总理知道你来了，你这番心意我们替你转达吧。”一年后，周总理就离开了我们，我听到这消息悲痛万分，今后再也不能亲聆总理的教导了。总理虽然离开了我们，可是敬爱的周总理的声音笑貌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我永远牢记周总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教导，激励着自己前进。
  难忘的几件事
  我自特赦释放后，转眼将近二十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但在物质生活上对我作了周到的照顾；并且在政治上也给予我莫大的荣誉。除了我在任政协秘书处专员期间，经常参加政协活动，列席政协会议以外，有下面几件事是使我难以忘怀的。一九七五年，中央统战部邀请我到北京参加“二·二八”台湾人民起义的纪念活动，座谈会由叶剑英副主席主持，我幸福地见到了叶副主席。在会上我发了言；并会见了多年不见的老友侯镜如、郑洞国等。当时因参加会议的只我一人是来自外地，又多年未到首都，记者们纷纷给我拍照、访问，忙得我不亦乐乎。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李金德、童小鹏、刘有法专门宴请了我，并约杜聿明、侯镜如、郑洞国等六人作陪，党对我如此重视，使我甚感不安。不久，又在北京参加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的活动。在这期间我游览了北京的一些新建筑，参观了地下铁道，拜会一些老朋友如何思源、宋希濂、刘斐等。“三·一二”会后，正值我国政府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他们，我被邀请陪同接见，并参加了宴会。参加接见时，叶副主席紧紧的握着我的手说：“你八十多了，身体还这么好！”当时我心中感到无比的温暖。那批被特赦的朋友们住在前门饭店，统战部领导为了便于我们会面交谈，将我迁至前门饭店下榻，同他们居住在一起。大家畅谈了这些年来彼此对共产党宽大政策的感受，深刻认识到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一心为公的党。朋友们都表示今后要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为人民服务。此后一九七六年、一九七七年，又连续到北京参加纪念“二·二八”、及“三·一二”的活动。一九七七年冬，我被邀请为政协山东省委员会委员，参加了政协会议；一九七八年春，我被邀请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列席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参与了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协商。我自愧前半生走入歧途，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是共产党、毛主席挽救了我，不但使我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并在政治上给我以莫大的荣誉与信任，使我感激，又使我惭愧。只要一息尚存，定当倍加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统一祖国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