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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县的成立与历史地位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鲁南解放区，有个著名的边区县，人们习惯地称它为“四县边联”，因为边区县所管辖的地区是临沂、剡城、费县和峄县的边界部分，它的中心是车辋和大炉。三大事变后为纪念光荣牺牲的赵镈同志曾命名为赵镈县，全国解放后改名为苍山县。当时这里是山东和华中解放区通向延安或晋察冀边区的必经之路，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交通线。那时，许多中央或地方的负责同志都是经过这里往返于延安和山东、华中解放区的。因此，中央和山东分局指示，要坚持并巩固这个边区县。
  这个地区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就不断发生农民暴动，有名的苍山暴动就发生在这里。抗战开始后，我党就在这里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抗日义勇队。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鲁南，师部和罗荣桓同志就曾经住在大炉，那时把各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苏鲁支队和边区支队，以后合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第五团，解放战争时期扩编为第三野战军的第三纵队，亦即现在的二十二军。
  人们习惯上称边区县为“四县边联”，除了地理上的原因外，还有另外一个缘故。
  抗日战争之初，国民党的临沂专员张里元还有点抗日的精神，并请了杨希文同志当他的政治部主任。当枣庄市被日寇侵占，以郭子化同志为首的我党苏皖边区特委，便从枣庄迁到大炉一带，发现这里的地理位置重要，又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点。郭子化同志便通过与张里元的统战关系，决定在这一带成立一个四县边区联合办事处，简称“四县边联”。这个办事处是个统一战线的产物，其中的工作人员是张里元任命的，但从根本上说，它仍是在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机构。那时我党秘密成立了边区县委，就是以这个办事处作掩护开展工作的。
  一九三九年的夏天，我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委我为特派员，我便以这个特派员的身份，到了鲁南。就在这一年，张里元开始右倾，完全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主张消极抗日，于是他同我党的统战关系，便从根本上发生动摇，并逐渐地走向破裂。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四县边区联合办事处，就不可能再维持下去，到了一九四一年春，便撤销了这个机构。在我党的主持下，召开了四县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边区县政府，我被选为边区县的第一任县长。
  “三大事变”前的政治形势
  一九四一年一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撕下了抗日的假面具，赤裸裸地推行反共反人民和投降媚外的反革命政策。在皖南事变中被残杀的烈士们的血迹未干，蒋介石又唆使他的特务走狗和大大小小的国民党投降派，在各地制造事端，施展种种鬼蜮伎俩，寻衅闹事，妄图扑灭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烈火，掀起了全国性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当时驻在鲁南的国民党部队，是于学忠领导的东北军。这个部队原系国民党的杂牌军，在西安事变时，曾与我党建立统战关系，谷牧同志等共产党员，长期在这个部队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了一些上层人物，同情和支持我党抗日救国的方针。但是，自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掀起的反共浪潮，日益高涨，这个部队的许多上层人物，便开始动摇，甚至背转。我党与他们的统战关系，即濒于破裂，谷牧同志等许多领导同志，也就离开了这个部队，至此，关系日趋恶化。
  但还不仅仅是这些，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拉拢和掌握这个杂牌军，派了大批的特务、党棍和反共的顽固分子，打入这个部队，其中六八三团的团长张本枝，就是最典型的一个。
  一九四一年的春天，鲁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灾荒，赤地千里，颗粒不收，广大群众没有饭吃，有许多人不得不离乡背井，外出逃荒要饭。边区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也面临着生活困难和供给不足的问题。我作为县长的所谓保健饭，才仅是一碟黑豆和一块豆饼。没有外逃的群众和村干部，只能依靠野菜、树叶和草根充饥，严重的饥荒威胁着人们。
  国民党投降派张本枝之流，就是利用了上述的政治气候和自然灾荒所造成的条件，先后制造了震动鲁南边区的三次流血事件，大家称之为“三大事变”。
  那时的鲁南地区，是我党和日伪、国民党投降派进行三角斗争的战场。由于敌人的蚕食和封锁，边区县根据地，仅是“南北十几里，东西一线牵”的所谓一枪打得透的狭长地带。向南是日伪据点，向北是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一军六八三团的地盘，还有游匪王洪九部也在附近活动，斗争形势十分复杂。
  “四·二五”事变
  一九四一年春天，在鲁南抱犊崮山区，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新政权——边区县政府，应运而生了，这是经过许多艰苦复杂的斗争而获得的抗日政权。我那时任县长兼县大队长，时年二十二岁，大家叫我小县长，一个刚走出学校大门的年轻共产党员，参加工作不久，党就赋予如此重任，那种心情是可以想象的。我暗自下定决心：为驱逐日寇，争取祖国的独立解放，不惜牺牲一切。我和县委书记邸历同志，经常工作到深夜，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利用当时的抗日大好形势，进一步发动群众。除抓紧县政权的建设外，先后建立了各区乡政权，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和地方武装，如区中队、民兵自卫团和青救会、妇救会等，也纷纷成立起来。尽管遇到特大的春荒，但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抗日热忱十分高涨，形势格外喜人。
  这个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引起了敌人的嫉恨，那些国民党投降派，暗中勾结日寇，虎视眈眈地盯着这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妄图把它扼杀在摇篮中。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后来的严峻事实充分表明，敌人是多么的卑鄙和凶残。那些整日沉浸在抗日热潮中的人们，是很难预料到事态的发展的。但严重的事实终于来到了，我们面临着血与火的考验。
  一九四一年的三月，由于春荒日益严重，部队和机关的供给更加困难，原来住在边区县的鲁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区党委、行署和军区）决定离开鲁南，转移到滨海地区，移地就食。有一天，军区政治部主任彭嘉庆同志把我与邸历同志找去，他向我们分析了当前形势，最后指示我们：现在领导机关和部队都转移了，独立坚持边区县根据地的责任全部落到你们身上，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谈话后我们立即返回住地，召开了会议，传达上级指示，布置防范措施。这时留在这个地区的就只有边区县委、县政府和各区工作人员以及民兵自卫团了。县大队还在边缘区坚持着对敌斗争的任务。
  狡诈的敌人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我领导机关与部队的转移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四月上旬的一天，张本枝派部队袭击了我们的一个区公所，在那里检查工作的县青委书记杨彬同志遇害牺牲。噩耗传来，我们异常悲愤。同时预感到，这是一个反革命信号，敌人要向根据地开刀了。
  四月二十四日，我们得到情报，驻在北面山上的国民党东北军张本枝部要采取行动，而且来头很大，他纠集二千余人的兵力，扬言要彻底摧毁边区县政权。我们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基本的指导思想是，由于敌人的兵力过于强大，要保存有生力量和革命的火种，必须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同时要广泛发动群众与敌人开展斗争。决定指派县大队副崔梦波同志带部分武装到东边几个乡去坚持边沿斗争，又派人到各区传达县委指示，要求他们提高警惕，如敌人大兵压境，情况十分严重时，各区自行突围，到南面的青山套找县委联系。
  四月二十五日拂晓，张本枝动用一个整团的正规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包围了我们县府住地。当发现情况时，敌人的轻重机枪已架在门口，正门已出不去了，我们立即组织从另一方向突围。冲出敌人的第一个包围圈后，我与邸历同志会合，冷静地分析了一下情况，敌人是一个整团的正规部队，而我们都是机关干部，还有一批在押犯人。敌众我寡，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转移，撤到山上去，准备与敌人作更艰苦的斗争。于是我们分头指挥警卫排和机关干部，一边战斗，一边撤退，并派出专人去押解犯人，情况十分危急。但经过长期锻炼的边区县全体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敢打敢拚，机动灵活，特别是警卫排的同志们打得更为出色，个个都象小老虎。尽管敌人兵多势众，但在黄昏前，我们还是安全的撤到青山套。
  到达青山套后，县委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正在会议期间，一部分区、乡的同志也突围到了这里。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我们才得悉，全县的六个区公所和全部的乡公所，同时遭到敌人的包围袭击，一部分区、乡同志突围到青山套，另一部分则突围到临沂和邳县方向去了。情况已十分明显，这是国民党投降派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敌人得势于一时，他们已暂时全面占领了边区县。
  我们估计敌人决不会罢休，他们一定拚全力来包抄青山套，以达到他们彻底搞垮边区县政权的罪恶目的。这里已不是久留之地，要马上离开边区县，向南突围，打到外线去，在更广阔的天地里与敌人周旋。因此，县委作出决定：将全体县、区和乡干部集中和组织起来，准备向南面突围。对那些在押犯人，将其罪大恶极者，当场枪决，一般犯人则立即开释。
  会后马上行动，我与邸历同志带领警卫排在前面开路，乘着夜色向南面突围。拂晓前到达邳县的吕家村，这时同志们困乏已极，便令大家原地休息，待天亮后继续转移。
  刚安排好休息，哨兵向我报告，说有几个人正向村边靠近。因为情况不明，我令他们加强警戒，但不一会就传来密集的枪声，其中夹杂着歪把子机枪的清脆响声，我立即判断出：我们被日本鬼子包围了。
  我们只得组织再次突围，突围的方向还是向南，因为听说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在邳县南部一带活动。我带着警卫员冲出村，看到遍野都是鬼子的骑兵，枪声和鬼子的嚎叫声混成一片。敌人来势汹汹，硬拚是不行了，我们只好躺在麦田里观察动静，等待时机。不久鬼子的骑兵陆续进村，我们利用敌人移动的空隙，突围出来，到了邳县南部。
  到邳县后，把突围出来的同志集合起来，这时我才知道，在这次突围中，县委宣传部长马弛同志与十几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了，我的警卫员，也被敌人俘去了。这是国民党五十一军勾结日寇，妄图消灭抗日政权的又一罪恶行径。我们掩埋了烈士的尸体，怀着满腔的悲愤，继续转移，终于与沂河地委、沂河军分区取得了联系。
  当时沂河地委和军分区驻在庄坞、涌泉一带，我们到了那里，地委书记杨涤生同志、军分区司令贺健同志和其他负责同志亲自接见与慰问，还带来大批的慰问品，如饅头、鸡蛋等，这些东西我们已经是半年多没有见过了。地委领导给我们安排了住地，并指示我们首先进行休整，今后的行动计划，须根据形势的发展，再研究决定。
  于是我们便住下来进行休整，总结经验教训。由于国民党投降派一手制造了“四·二五”事变，使边区县根据地失掉了，我们的心情是郁闷的。但是经过这次战斗考验，边区县的干部和全体工作人员，更加磨练了革命斗志，我们决心要把根据地夺回来，同志们摩拳擦掌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讨逆战役与“七·二五”事变
  一九四一年的六月，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同志对边区县的工作做了指示：边区县是南北交通的咽喉，又是战略要地，一定要夺回来。便决定进行一次讨逆战役，罗政委亲自调拨两个主力团组成一支讨逆军。任命教导二旅旅长曾国华同志为总指挥，任命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镈同志为政委。不久，赵镈同志找我和邸历同志开会，研究作战部署，交代任务。经过认真细致地研究，我们边区县区、乡武装和机关人员的主要任务是为讨逆大军当向导，一旦收复失地，我们便负责恢复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和惩办叛徒。
  讨逆战役进展顺利，国民党投降派张本枝之流最害怕我们的一一五师，主力部队一到，他们便闻风丧胆，讨逆大军所向披靡，张本枝部队全线溃退，很快就龟缩到北山上老巢里去了。边区县根据地又回到抗日军民的手里。
  我们尽快的恢复了抗日政权，重建党的组织，发展地方武装，抗日群众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可以说，在那艰苦的一九四一年，是边区县的兴旺时期。
  但讨逆战役结束不久，我主力部队奉命调走，到其他战场担负更重要的作战任务去了，坚持边区县斗争的仍是我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受到惩罚而贼心不死的国民党投降派张本枝，象毒菌似的适应气候的变化又冒尖了，他与日寇重新勾结起来，暗中策划一场新的阴谋。
  七月中旬，日寇开始对鲁南地区进行扫荡，其矛头仍是边区根据地和抗日军民。首先在根据地边沿设置据点，增加兵力，加紧了对我边区县的封锁和蚕食。当时的敌我态势是，南边的公路上林立着日伪岗楼据点，北边的山上则盘踞着国民党东北军，边区县根据地就是夹在日伪顽势力的中间，斗争形势出现了犬牙交错的局面。
  七月二十四日夜间，我们接到鲁南行署的通知：日寇将对边区县进行分路合击，要求我们马上做好反扫荡准备。当夜，边区县机关和县大队便跟随鲁南行署向抱犊崮山区转移。七月二十五日拂晓，我们到达边区县西北部的上村附近。
  就在上村的村头上，预先埋伏在这里的国民党东北军六八三团，向正在转移中的我抗日党政机关发起了突然攻击，我们立即投入短兵相接的战斗，打得十分激烈。这是东北军早已预谋的一场伏击战，情况突然，敌强我弱，我们虽以全力战斗，终因敌众我寡，造成较大损失，使十几人伤亡，数十人被俘，我们边打边撤，直至云间峪一带才摆脱了敌人。这就是国民党投降派制造的“七·二五”事变。
  这次事变时间虽短，战斗规模亦有限，但造成的恶果极其严重，那就是助长了日寇的气焰，肆无忌惮地进行大扫荡，残杀边区人民，增设据点，进一步伪化。国民党投降派助纣为虐，使边区县的斗争进入更加艰苦困难的阶段。
  银厂惨案
  经过上述两次事变后，暴露了国民党投降派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它从反面教育了我们，更加激起了我党政军民的斗志。我们一方面要对付日寇的扫荡，另一方面还要随时准备与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不管生活多么艰苦，形势多么复杂，边区县广大军民在毛主席制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的指引下，满怀信心地与敌人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
  一九四一年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日寇更加疯狂地对解放区进行大扫荡，那年的十月份，我们每天都是在反扫荡的战斗中度过的。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推行投降媚外政策，日寇便加紧了对国民党的诱降。盘踞在鲁南地区的国民党五十一军，虽然表面上打着抗日旗号，但其本质是反共反人民的。他们中的某些顽固分子继续暗通日寇，狼狈为奸。继“四·二五”和“七·二五”事变之后，又丧心病狂的偷袭我鲁南区党委机关，制造了令人发指的银厂惨案，亦即“十·二七”事变。
  十月二十六日，我们边区县机关驻在小马头村，该村距银厂约五六里地。那时鲁南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张雨帆同志，正带着工作组住在边区县委。那天我向他汇报了工作，并研究处理了一些具体事务，晚饭后给他安排住处，我们还约好了第二天一起去区党委开会。
  十月二十七日拂晓，从银厂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我心中大吃一惊，因为我知道那里是鲁南区党委的住地，不知又发生了什么意外情况。我马上派人去侦察，并把机关人员拉到东山上，准备随时投入战斗。从银厂方向不断传来枪声，我们十分焦急，我们这个由机关干部组成的小部队都急于投入战斗，但又得不到区党委的指示，这是为什么呢？后来侦察人员回来报告，说是国民党五十一军偷袭我鲁南区党委，我一听知道坏事了，心中十分不安，大家都在担心区党委和赵镈同志的安全。中午以后枪声渐稀，我和张雨帆、邸历同志即赶赴银厂，那里的情景极为凄惨，残暴的敌人撤走了，银厂村已变成一片瓦砾。从突围脱险的同志那里，我们了解到事件的经过：残杀抗日军民罪恶昭彰的张本枝，收买叛徒，进行阴谋策划，乘我鲁南区党委机关在反扫荡后进住银厂休整之际，纠集顽匪荣子恒、王洪九部，共五千余人，于十月二十七日拂晓突然包围了银厂。我方由于寡不敌众，立即突围。区党委书记赵镈同志本已冲出村外，但他忽然想到，机要秘书因外出治病未归，装着机密文件的皮包无人带出。这位党的优秀领导干部在危难的关头，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让党的机密遭受损失，便毅然的又返回住室，找到皮包，将机密文件全部销毁。当他做完这一切感到放心的时候，再次突围，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匪军已冲进室内，他不幸被俘。和他同时被俘的还有十余位同志，当天被匪军解往九女山六八三团团部。
  银厂惨案后，区党委曾多方设法营救赵镈及其他被俘同志，但反动透顶的张本枝蓄意阻难，致使我方的营救工作未能生效。
  赵镈同志被俘后，敌人并未发现他的身份，后来在被俘人员中出了叛徒，出卖了赵镈同志，这才把他的身份暴露给敌人。诡计多端而又残暴的敌人，对他软硬兼施，起初是劝降，诱以高官厚禄，被他嗤之以鼻，敌人无耻地劝降遭到失败后，便连续对他施加酷刑，妄图让他屈服。赵镈同志以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忍受了一切痛苦和折磨，保持了革命战士的高尚气节。在敌人的法庭上，他大义凛然的阐述共产党人为国家为民族抗战到底的崇高愿望；怒斥国民党投降派助敌为虐，摧残抗日力量的滔天罪行，使敌人的法庭变成了赵镈同志的讲坛。
  敌人屡遭挫败，无计可施，终于向赵镈同志下了毒手。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的夜间，敌人把他绑赴刑场。他昂首阔步，正义凛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从容就义。万恶的国民党投降派把赵镈同志活埋在九女山下，时年三十五岁。
  银厂惨案后，共同经历了三大事变的亲密战友邸历同志，在调离养病期间，也在一次敌人的袭击战斗中，壮烈牺牲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的人民是杀不尽斩不绝的，经受三大事变严峻考验的边区县广大军民，满怀阶级仇、民族恨，更加斗志昂扬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革命烈士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用鲜血浇灌了大地。祖国大地到处盛开鲜花，结出了丰硕的胜利之果。我们缅怀先烈，继承他们的遗志，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