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市图书馆

个体经营解放前，石城农业皆为个体经营。据民国二十八年（1939）统计，全县有农民22004户。其中：有自耕农4095户，占总农户的18.61％。自耕农多为中农、富裕中农，以耕作自己的土地为生；部分为地主、富农，多靠雇工经营；有半自耕农5791户，占26.32％。半自耕农多为贫苦农民，自己的土地不够，需租佃部分土地耕种；有佃农12118户，占52.07％。佃农为最贫困者，自己无土地，全靠租佃土地经营。佃租颇重，上等田每亩3石，中等田2石，下等田0.5石，不管丰、歉年成，都要依议照纳。
  解放初经土地改革，土地归农民所有，由农民个体自主经营，不再有租佃和雇长工经营的方式。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经营管理自主，生产成果为农民所有，农民除交土地税（公粮）和留足口粮外，尚有大量余粮交售国家或上市销售。
  互助合作经营 1952年开始，全县建立不同形式的耕作互助组。当年夏组织常年互助组97个，参加农户583户；季节性互助组769个，参加农户3592户。至1954冬发展到常年互助组424个，季节性互助组1219个。互助组实行劳力、耕牛、农具互通有无的合作，生产成果分户核算，自负盈亏。除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外，收入归己，自由支配。
  1954年6月，有兴隆、星光（东南村）、新兴（屏山）三地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至1955年8月全县有初级农业合作社180个、入社农户4078户，占总农户的14.8％。初级农业社实行土地入股，耕牛和农具作价入社，年终报酬，劳动评工记分，产品按土地、耕牛、农具、劳力比例进行分配。
  1957年10月，建立高级农业合作社129个，入社农户达97.23％，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生产、统一核算的经营体制。取消土地报酬（分红），耕牛和农具作价入社，以抵消劳动力入社的股分基金。
  人民公社经营 1958年8月公社化后，全县建立16个公社（镇、场），以高级社为基础编为151个生产大队（居委会），以自然村或联村为基础编为1373个生产队（小队），入社农户百分之百。管理区领导生产，生产队组织生产，劳动力由公社统一调配。初时实行军事化组织，分连、排、班，生产搞“大兵团”作战，以公社为单位统一核算，土地、耕牛、农具统归公社所有，社员无个人生产资料，废除私人厨灶，推行公共食堂，生产收入上缴公社，支出下拨，粮食由公社统一供给，劳动力评定工资加奖励。生产计划自上而下逐级布置，由于下达指标高，出现虚报产量，假报成绩的浮夸风和无偿调配劳力和物资、一拉平的“共产风”。 1959年2月，中央郑州会议后，实行大队包干，生产队包工、包产、包成本，劳动力统一出勤，评工记分的经营办法。
  1962年进行公社调整，解散公共食堂，分给社员自留地，落实平调退赔，准许私养家禽家畜。生产方式，或生产队派（分）工，统一出勤，按劳力强弱评定底分记工分；或由生产队划分固定或临时作业组，实行小段、季节或常年包工；或由生产队包工到劳动力。亦实行过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底分活评与定额计酬等多样化的经营方法。1964年6月，开始“农业学大寨”。1965、1966年又调整公社。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公开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宝”，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私养家禽家畜、从事小型工艺副业、甚至私人种菜、砍柴都被禁止。1968年收回农民自留地，限制农户私养家禽家畜和工余经营家庭副业，栽种实行“一刀切”的早稻化。一些山高水冷、不宜种早稻的地方，也种早稻，造成减产减收。1974年对劳力实行政治评分，降低按劳分配比值。1980年公社最后调整为15个，下辖134个生产大队，1777个生产队。
  自1958年公社化起，每年春生产开始时，公社干部分派下驻大队，大队干部分片包干生产队，生产队长具体领导生产，组织分工。经营管理全由干部安排，劳动力只按分工出勤。
  生产承包责任制经营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土地仍为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从1982年起，全县实行包产到户，耕地按人口分到户，耕牛、农具亦固定到户管理使用，全县有37121户、201669人实行联产承包制，人平承包耕地1.18亩。承包后，实行各户自主经营，农民除完成纳税和与国家签订的征购合同任务及交付集体提留（一般5—8元）外，其余全部归己。
  二、管理劳动生产管理解放前，农业为个体经营，概为自行管理。
  解放后，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自主安排，互助组时仍由农户自主管理。
  初级农业合作社时期，生产由合作社管理。实行劳动定额，以一个中等劳动力一天所能完成的农活指标，制定劳动定额，再按各种农活的强度、技术程度等订出评分标准。评分有个人或集体计件、死分活评等种。
  高级农业合作社实行“三包一奖”制。一包工分：按种植面积，全年所需工量包工到组。二包成本：参照上年实绩，逐项包本，分期拨付，节余部分社、组各半分成。三包产量：参照历年产量，划片制订包产指标。一奖，即超产奖：超产部分的30％归组作积累，10％奖给干部，60％奖给社员。生产由社统一安排，以耕作组为单位进行生产。
  人民公社初期，生产由公社安排，生产计划自上而下逐级布置，实行军事化（劳动力分连、排、班），生产劳动搞“大兵团作战”。1961年起，实行“基本劳动日制”，规定劳动力每月出勤天数（男26天、女22天）。社员外出搞副业，须按定工天数回队交款评记工分。1962年起，实行“三包四固定”责任制，即包产、包成本、包工分，固定土地、劳力、耕牛、农具的使用。当时由于劳力与生产成果脱钩，个别生产队瞒产私分。1966年起，县社两级派工作组到农村“抓革命、促生产”，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大量平调劳动力。当时生产计划由公社安排，劳动评分推行“大寨式”政治评分模式，社员只记出勤天数，每月评记一次工分，造成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严重挫伤了集体劳动积极性。1974年起，实行政治评分，生产由大队安排。1975年起，实行劳动力有偿调配，生产计划开始逐步下放，由生产队安排。
  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生产管理由承包者自主，政府每年只下达指导性计划。1984年起，农村劳动力多的农户允许其开展家庭副业和兼营工商、运输诸业。农民劳动与生产效益直接挂钩，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挥，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收益分配管理现金分配解放前，为个体经济，各户自行核算。解放后1954年起，以农业合作社为分配核算单位。1958年起，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生产队收入上交，支出由公社下拨，生产成果由公社统一分配。1961年起，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队收入上交，大队统一分配。1962年起，以生产队或联队为核算单位。1966年取消联队核算制，均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
  分配方式：公社以全年总收入，扣除上交税金、各项开支（生产费用、管理费用等）、集体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后，再按劳动工分分配给社员。大队、联队及生产队分配亦照此办理。
  分配比率：1957年税金占6.99％，各项开支占22.34％，集体提留占5.32％，社员分配占65.35％。1958年后，各年分配率不尽相同，一般为国家税金占9％，各项费用占24％，集体提留占9％，社员分配占58％。1962年进行调整，集体提留下降为3.93％，各项费用提高为25.03％，社员分配为65.76％。1966年起，集体提留又上升为8.39％，社员分配下降为60.98％。
  分配效益：1958年起，长期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注重粮食生产，忽视经济作物生产，集体总收益增长缓慢。1958至1980年的22年中，全县农业总收入仅增长30.89％，而人口增长55.51％。加之历年外调劳力、干部职务补贴增多，每年有30％以上的非包工工分参加分配，劳动日分值降低，社员收入减少。因此，超支欠款户连年增加，至1980年达18403户，占总农户50.33％，欠款总金额达403万元，户平217.97元，致使每年分配时，有百分之二三十不能兑现。1982年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活提高，收入比1980年增长30.7％。是年欠款户下降为9835户，欠款总金额下降至192万元。此后农民收入逐年有所提高。
  粮食分配解放前，佃农要以70％以上的收成（粮食）缴纳田租，所剩无几。田主除交田赋外，所得仍然较多。解放初，农民除交公粮外，收成全部归己，粮食自给有余。1957年集体化后，所获粮食，先交公粮，留足集体提留粮（种子、储备粮、饲料），剩余作口粮分配。
  口粮分配：1958年“大跃进”期间，实行半供给制，社员在公共食堂用膳。当年由于出现“浮夸风”，虚报产量，上级进行高指标、高征购，翌年全年人平口粮仅有稻谷293市斤。1960年春，农村发生严重饥荒，政府号召“瓜菜代”。1961年起，按人定量供应粮食。定量标准：16至59岁者，按体力强弱分全、中、半劳力3等，15岁以下、60岁以上老小另分8等，60岁以上老人按最高等付给口粮。后出现食者众、劳动出勤者寡的现象，为鼓励多出勤，实行工分带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取消工分带粮，实行全队人平口粮一拉平。1975年起，恢复工分带粮。后工分带粮比率逐年增大，由30％增至60％。因此，又出现劳动力少的农户口粮大大低于基本口粮标准之弊。
  口粮发放：1958年食堂制时，口粮统归食堂掌管支用。1961年起由生产大队保管、发放，按月发给社员。1966年起改由生产队保管、发放，按月付给社员。1975年起，新谷登场后，全年口粮由队一次发给农户。1982年土地承包经营后，农民所获粮食除交公粮外，全部自由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