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图书馆

徐秀钧( 1879 - 1913) 字子鸿，清德化县（今庐山区）人。出生清寒，年少好学，弱冠之年，补为该县学员。年事稍长，颇具胆识。时逢中日甲午之战，清军被日军战败，丧师辱国，举国上下无不愤慨。目睹清廷腐败无能，秀钧认为“旧学误人误国，自强之道，当出洋求学，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光绪二十八年(1902)秀钧东渡日本，进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攻读。期问，开始与黄兴、杨笃生等革命党人接触，受到民主革命思潮熏陶，与黄克强等一起组织了“共进会”、“军国民教育会”，并秘密参加“同盟会”，以推翻满清专制，建立民主共和为己任。光绪三十二年，潜返九江续与九江革命志士林森、蔡公时、张世膺等在九江设立口文速成班，创办“浔阳阅书报社”，从海外运进大量革命书刊，在青年学牛中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同年，清政府密令江西地方当局取缔各种团体、搜捕革命党人，“随时获到，就地正法”。秀钧在九江遭通缉后，只身逃往香港，经友人资助，充任海轮佣工，随船抵欧。初学拉丁语，继进英国伦敦治斯密亚丹大学学习财政经济专业。当时驻英公使汪大燮见其天资聪慧，品行端正，刻苦学习，非常赏识，经常雇用徐到使馆整理公文、档案等。这样，在英国坚持半工半读4年，不仅基础知识扎实，而且对经济理论的钻研电很深。 光绪三十三年，秀钧学成嘲国，经汪大燮（时为清廷考察宪政大臣）推荐，前往沈阳，被黑龙江巡抚周树模聘为财政顾问。同年，徐世昌新任东北三省总督，四处延揽精英，见到秀钧，惊为奇才，立即聘为幕府参议。此间，秀钧对东三省的地方财政和经济建设出谋策划，多有建树，初露理财、管财锋芒，徐世昌则更加倚重。宣统元年(1909)，徐世昌调任邮传部尚书，不久，即推举秀钧率领人员赴德、奥等国考察邮政。在赴西欧期间，就近至德来比锡高等商科学校研究商学，进行实地考察。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秀钧经俄国、蒙古回国，任法制局参事。此时，各省纷纷通电，宣布独立，支持武昌起义。清政府惶惶不安，一面坚守丰（河北）、豫（河南），一面派袁世凯督师南下，攻打武汉。这时，北方空虚。秀钧与张世膺、王侃等人积极参与吴禄贞（清廷新建陆军第六镇统制）反清起义活动，准备袭击北京，一举捣毁清廷巢穴。可惜，主持石家庄起义和燕晋联军计划的吴禄贞、张世膺等遭旧军官马惠田等暗杀，起义计划流产。不久，他潜回九江，与陈忠瑞、蔡公时、吴铁城、林森等在九江八角坊创设“浔阳阅书报社”（秘密机关），与外省同仁联络，积极参加革命。江西光复后，秀钧被推举为赴武昌商讨军政大汁的江西4位代表之一。 民国元年(1912)3月，南北义和，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北迁，秀钧任总统府秘书。此时，革命党人李烈钧受孙中山之命同赣主政。光复后的江西，百业待兴，费用浩大，李烈钧又欲扩充军备，整编新军。但是，地方财政，人不敷出，每年亏银300万两。为稳定政局，李烈钧电邀秀钧回赣理财。他欣然应邀，就任江西都督府顾问。为解决江西财政严重亏损问题，他建议，以江西民国银行的名义，发行地方钞票和公债，禁废钱商典当发行的钱票，稳定金融市场，提高民国银行的信誉。同时开办公典，活跃金融市场；抓好盐运盐税，停缴中央税款。李烈钧一一采纳，并于同年7月，以都督名义委任秀钧为江西银行总理，“禀承都督管银行一切事宜，监督指挥所属人员”。他接任后，一面截留中央财政部发行的120万元公债款（由此结怨于袁世凯）；一面增加纸币发行量。据1913年统计，江西银行先后发行纸币合计银元近1500万元。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金融日益充实，使银行很快成为执握江西金融之枢纽，并为以后李烈钧扩充军备、讨袁起义打下了基础。 民国2年3月，秀钧被江西省临时议会推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再度进京。由于其饱学多识，见解深远，为人正直，又于上年8月由同盟会员转为国民党党员。因此，在北京的江西籍国民党人一般以其为核心加以联络。不久，他又当选为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那时，袁世凯自恃大权在握，阴谋复辟帝制。起初企图收买秀钧为其所用，但他不为所动，一方面在国会揭露袁氏不经参议院同意，私下与5国银行签订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一方面还利用议员的合法身分，进一步在议院据理力争，揭露袁氏妄图以此借款购买军械，增加军队，镇压革命的阴谋，力图通过国会和法律取消借款。于是又一次结怨于袁世凯。其时，袁世凯秘密召开军事会议，调兵遣将，加紧军事部署，并密令北洋制造局、福建造船局、德州制造局、汉阳兵工厂准备镇压革命的步骤。秀钧屡将所侦知的北洋6镇的军事情报和袁氏种种妄图称帝的黑幕，密告李烈钧，并为江西讨袁献计献策，积极筹划，动员就读于保定军校的江西籍学生，南下加入讨袁行列，以充实江西讨袁的下级指挥力量。还亲自奔走于京、津、宁、沪、汉等地联络，鼓动讨袁。二次革命爆发后，秀钧与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提出南下参战、助战。为维护共和国民党议员在国会中提议袁世凯应立即引咎辞职，以谢天下，得到多数议员响应，秀钧毅然在议案上签名。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控制了局势，随即着手解散议会，密令逮捕与二次革命有关的议员。以“乱党”、“逆谋”、“驻京刺探政情”等罪名，通缉在京的部分江西议员，秀钧亦在通缉之列。此时，有朋友劝他外逃，以避杀身之祸。他谢绝说：“我将赴法庭听法律裁决，以身许国，祸至而逃，非丈夫也！”友人说：“危在旦夕，今日岂容谈法律？”他回答说：“所谓危险，流血而已。共和国所恃以成立者，法律耳。法律不存，虽生何为？”不久被捕，证为“乱党”，解押九江禁锢在锁江楼里，袁氏军法处将秀钧施以重刑，以致体肤腐烂，蛆虫滋生，惨不忍睹。公审时，强令跪下，迫其招出“乱党”，秀钧顽强而立，慷慨陈浏：“除国贼袁世凯及其走狗外，都是我们的党人！我胸怀磊落，为国为民，何罪之有！我是国事犯，可杀不可辱！”。旋于民国2年9月1日在九江岳师门外英勇就义。 民国5年，袁世凯在万众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随后恢复国会，秀钧沉冤得以昭雪，并经国会倡议，追认烈士，予以表彰。 民国6年，九江各界人士在蔡公祠召开追悼会，并将其陵墓迁于九江大南门外山川岭。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为其撰写墓志铭，称其：“死国事，志虽不遂，视变节求利之徒远矣”。